评级机构穆迪今早发报告将复星国际(0656.HK)的企业家族评级(CFR)下调至Ba3，评级展望为负面，穆迪称下调评级和负面展望主要是反映新冠病毒所引发经济低迷的预期，穆迪预测复星业务将面临极具挑战的经营环境，公司流动性压力或会增加。 事实上，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许多上市公司的业务受到疫情影响出现大幅波动，短期来看，我们并不否认复星国际受到了疫情牵连，但这种不可抗力是在所难免的。而此次穆迪调降复星国际评级的事件，我们认为是对复星未来发展有了过度悲观的预设或估计，一方面高估了复星所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同时又低估了复星“抗逆+抗疫+抗风险”的能力，以及其基本面和业务板块结构所具备的韧性。 目前，复星的业务在聚焦和产业运营的战略指导下快速且有计划有序地恢复，同时凭借复星国际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相信公司有望率先摆脱疫情不利影响，充分把握疫情后出现的变化和新机遇，并最终回归其既定的发展轨道。 牛市大利投资和融资，复星金融资产公允值的下调将得到修复，流动性压力是不存在的 面对全球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复苏明显比起其他国家快速，A股市场在资本市场改革及宽松货币预期下，迈进新一轮的牛市周期。随着6月份国内资本市场开始复苏，复星此前受疫情导致旗下若干金融资产公允值下调的影响将会修复。 我们认为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见底，从6月底至目前的欧美主要股市表现来看，继二季度的大幅反弹后，再出现了10%左右的增长，短期内全球再次大规模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和全球股市再次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因此随后复星的杠杆率下降的概率反而更大。复星在投资方面向来执行力强，精于寻找并把握良好资产，因此受此因素拖累的中期业绩，毫无疑问仅属暂时性。 复星国际的现金储备一直相当充足，截至2019年底，集团总债务占总资本比率为53.5%，维持在稳定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复星的资金安全性高，虽然穆迪认为复星主要靠短期债务来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货币资金不足以覆盖公司的短期到期债务。但从上半年的公开信息来看，在整个复星控股集团的层面，公司在香港通过银团和美元债融得中长期债务18亿美元，复星高科发行40亿人民币中长期债券。同时，复星高科有近100亿中长期债券的发行额度，复星国际在2019年末的未用银行授信额度1747亿元。这些银行授信及债券发行额度，能有效帮助复星应对短期债务偿还压力。 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债券市场发行人，复星国际一直以来都会主动管理债务久期，2019年6月和2020年6月，复星国际分别发行7亿美元和6亿美元债券，用于要约回购即将到期的债券。其中2020年6月发行的这笔债券，是市场在疫情后出现的要约回购债券总量和回购上限最大的一笔中资美元债。复星国际的长期债务占比由于境内部分中长期债券临近到期日，会有所下降。据相关报道指出，公司管理层曾多次对公开市场投资人表示，结构性的长期债务占比低不是常态，会秉持一贯稳定的资金管理原则，提前管理债务久期，将长期债务占比恢复到60%左右。 这也意味着，复星国际结合自身多年穿越周期经验、多元产业经营反馈及全球联动的独特优势，早已形成了对债务风险识别、有效控制和主动利用的风险管理风格，因此，单凭数据的高低和债务结构变动来判断复星对债务风险的实际感知，更象是“纸上谈兵”的伪专业误判，同时又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我们始终相信，对于优质的公司和优秀的管理层和执行团队，只要能够长期稳健风格保持，不过分冒险及重视经营或运营能力和业务，追求自由现金流创造的蓝筹公司，会比其他股东或投资者，甚至是局外人，更加谨慎地维持债券及风险的平衡性，对于复星的债务结构和债券流动性问题，要以长期视野去匹配，掌握更多动态的消息才能作出判断。若只有静态的短期数据是会更容易产生误判和误解的。 复星战略聚焦，重视投退平衡，流动性高且抗险力佳 市场资料显示，复星上半年有几个交易，基本实现了投退平衡，现金储备相当充裕，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安全边际提高。 虽然穆迪认为复星的投退资金之间有巨大的差距，导致复星资金缺口的产生，但根据之前媒体报道，复星拟以200亿美元估值全部或部分出售菜鸟6.7%的股份。我们保守估计这部分股权的价值在13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的处置资金可有效改善复星负债水平和维持投退的动态平衡。 此外，复星以前投资的项目，比如乐鑫科技、劲嘉股份、酷特智能以及最近参与投资的中芯国际等，都将会在未来12个月内陆续进入解禁期。比如，招金矿业的H股全流通已经获批，资产的流动性持续改善。我们不知道公司是否会有处置计划，但如果有新的投资机会，预计上述资产能有效维持公司的投退平衡的问题。 穆迪在报告中一再指出复星的流动性较弱，主要体现在控股公司层面的（经营现金流+利息）/利息的指标在未来12-18个月，会持续低于1。 复星从2020年以来，提出“聚焦”的战略方向，要聚焦现有的核心产业，目标把每一个核心产业都做到行业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今年以来，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各企业的业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考虑到公司投资标的本身资产质量就比较好，只要复星坚持自己的战略方向，未来旗下公司的分红收入会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从投资角度来看，当前市场环境下，我们认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或许会更加关心和聚焦在上市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上面，（经营现金流+利息）/利息的公式重要性甚至还不如转向跟踪公司的经营现金流的同比恢复情况。穆迪的逻辑也有点奇怪，如果流动性差，经营层面一直在“失血”，假设公司在各种财务风险及投退失衡之下，为什么还要融资来发股息？能够发放股息的复星，反倒而可印证自身业务和流动性的健康，对经营现金流的恢复情况和进度是有信心的，这一点可拭目以待。 新冠病毒mRNA 疫苗获批人体临床实验，复星通过合作与创新抗击疫情 我们都知道，疫苗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只有合作和创新才可以共同解决问题，更好地抗击疫情。因此，复星积极开展国际研发合作与市场开发，其健康板块旗下获德国BioNTech授权许可的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已获批于中国境内开展人体临床实验。 该疫苗 I 期临床试验由江苏省疾控中心（江苏省公共卫生研究院）负责。Ⅰ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FDA）的快速通道资格（Fast Track designation），在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批件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启动了临床基地，迈出了该款mRNA疫苗在中国临床试验的第一步，临床效果及反馈也相当理想，这意味着复星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进入到新阶段。 今年3月，公司获得德国BionTech SE授权，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商业化基于其专有的mRNA技术平台研发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产品。根据 BionTech 最新公开信息显示，其基于 mRNA 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 1/2 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其中最先进的两款基于 mRNA 的候选疫苗BNT162b1和BNT162b2于近期获得美国 FDA 的快速通道资格。待监管部门批准后，BionTech 预计最早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全球多中心 2b/3 期临床试验，预计全球将有多达 3 万名受试者参加。 原研药方面，复宏汉霖已成功上市国内首个生物类似药汉利康（利妥昔单抗），另2个产品（HLX02曲妥珠单抗、HLX03阿达木单抗）上市申请正在审评中，并获得优先审评审批资格，有望于今年国内上市。HLX02（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首个欧盟订单产品已经踏上奔赴欧洲市场的征程。 通过这次疫情，更加明确了复星未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发展目标。未来复星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科技创新领域，也将与更多的全球顶尖创新药研发团队合作，承担更多为全球家庭生活带来幸福和健康的社会责任。 复星旅游业务陆续恢复，下半年大幅增长可期 疫情对全球旅游行业的影响巨大，这也在投资者们的预期之内，随着市场风险的释放，目前，已经逐步构筑底部。以复星旅文为首的旅游文化业务，其国内业务正快速恢复，3月底起其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已全面复工，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在重新开园当日，入园人数近2,500人。五一小长假期间，亚特的平均入住率达84%，最高达到94%。6月起营业额恢复至95%，根据暑假火爆的预订情况，收入有望恢复成长。 近日文旅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三亚亚特兰蒂斯所在的海南三亚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有望得到进一步提振。亚特兰蒂斯于暑期推出夜场嘉年华活动，7月18日入园人次已经破万。复星旅文上半年的营业额虽然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大负面影响，但疫情后中国旅游行业恢复很快，海外度假村也先后重启。截至7月15日，海外已重启15家度假村。 虽然疫情对复星上半年业绩带来影响，但也加速了复星围绕数字化、健康化和家庭化三大战略方向的产业转型升级。凭借复星资产布局的多元化及极速的执行力和修复能力，以及随着国内疫情危机逐步平息，复星已全力推进业务回归正轨，捕捉疫情后的全球消费需求的反弹机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瞿芃 左翰嫡 侯颗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将于7月28日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本届年会以“互联互通，面向未来”为主题，将围绕与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市场、建设绿色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和应对未来挑战等议题展开研讨。 从2016年1月正式开业，到本届年会召开，亚投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其间，如何践行“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在加强自身廉洁建设的同时，推动廉洁丝绸之路建设？记者就此采访了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记 者：在您看来，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意义在哪？在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亚投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金立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得益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双边的金融支持。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也愿意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中国发起成立了这样一个国际多边开发银行。 成立亚投行，首先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再次，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在各成员的积极支持下，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亚投行的机构建设和运营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树立了一个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形象。亚投行的成员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由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目前的102个成员。在即将举行的理事会年会上，亚投行还将吸收一些新成员。成员数量的不断上升，是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一张信任票。 记 者：您曾说过，如果亚投行在反腐败上面没做好，将会是最大的败笔。亚投行自身的廉洁建设是怎么做的？您口中的亚投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金立群：亚投行是中国倡导成立的首个多边机构，中国是第一大股东，可以说，亚投行办得好不好，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反腐败决心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中国人，我在管理亚投行时，把反腐败和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 从制度层面看，作为“基本大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了亚投行必须按照国际高标准、良好财务准则运营。针对廉洁建设，亚投行董事会批准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包括《关于禁止性行为的政策》、《项目影响人群对争议问题的申诉与解决政策》、《采购政策》、《员工行为准则》等，都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保证。 从治理角度看，亚投行的“纪检委”可以分为三个部门。一个是廉政与效益评估局，主要开展项目执行中的反腐败，确保我们对外项目的贷款中，资金不被挪用，不出现贪腐行为。第二个是道德风纪办公室（ethical office），主要监督我们银行内部，包括董事会成员在内的道德操守和纪律情况，如果有人向这个部门举报或反映问题，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我是绝不干预调查的，我会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对确证事件作出处理，绝不姑息养奸。第三个是内审局，我告诉董事会，还有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过，内审局有权力审查任何一个部门，任何负责人如果拒绝提供信息或者隐瞒信息，我会根据有关规定除名他。此外，我们还积极推广廉洁和诚信，亚投行网站上设有专页，提供对舞弊和贪腐行为的举报渠道。我们会认真对待投诉，有相关制度确保这些投诉得到倾听。 制度是重要的，但如何把制度执行好，关键在于一把手，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层。我一直对亚投行的高管强调，绝不能谋私利。对于一些小事，比如出差时在费用报销时捞好处，我都不能容忍，只要发生类似行为，立马开除。这就像一座大堤，如果你放任一个小漏洞在那里滴水，总有一天这个堤会垮掉。我向全行宣布，我接受所有员工的监督。我在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过，亚投行负责“纪律检查”的部门可以监督行长，如果行长违规违纪，道德风纪办公室可以直接向董事会报告，由董事会作出处罚决定，包括弹劾行长。 记者：说说您自己吧，从财政部副部长到国企董事长再到亚投行行长，您感觉工作上有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又经历哪些新的挑战和考验？ 金立群：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要留在北外的，因为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我接受财政部的邀请到部里工作，一干就是30年。后来组织上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在财政部一步一步做到副部长，2003年又推荐我去竞选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等等。这一系列工作机会都是非常宝贵的，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没有组织上的培养，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们个人什么也不是。 我在财政部工作近三十年，在担任司长和副部长期间，主管世行和亚行对中国的贷款业务，数额达几百亿美元。由于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财政部负责这些业务的工作人员无一人涉案。我深感当领导的只有做到自身清廉，才能够对下属从严管理。 作为一个国际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得到董事会和机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的普遍支持，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之外，待人要有礼貌，尊重同事，就是《周易》所告诫的“劳谦，君子有终。”但是，国际社会更加看重的是职业操守和品行，尤其是能否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国际机构里不乏丑闻，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近5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管理亚投行，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也取得了亚投行成员的信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挑战将会频频出现，绝不能掉以轻心。法语中有两句谚语，我常常记着。一句是“鱼烂先烂头”，鱼的腐败是先从鱼头开始的。一个机构发生腐败，问题首先出在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另外一句话是“信任的丧失快如飞马；信任的恢复步履艰难”。亚投行要取信于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实为不易，只要有一件事处理不好，丧失了国际上的信任，再要挽回是非常困难的。亚投行是中国领导人倡议成立的，中国是亚投行的最大股东，为此，我们必须要从国家声誉和威望的高度，来坚持亚投行的国际性和多边性，始终保持亚投行这块锃亮的牌子。 记者：新冠疫情为全球化合作带来挑战，在抗议疫情方面亚投行做了哪些工作？您怎么看“一带一路”的前景？ 金立群：亚投行是国际组织抗击疫情的一只重要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对成员带来的冲击，亚投行管理层迅速调整业务战略，采取超常规方式快速灵活响应各成员应对疫情危机的需求。近期，亚投行董事会批准管理层建议，宣布建立一支初期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新冠危机救助基金，向成员提供快速紧急融资，帮助成员防控疫情和克服经济社会面临的困难，并考虑为最不发达成员提供优惠贷款。为了满足成员的需要，我们将基金的规模提升到130亿美元。亚投行还积极参与抗疫国际合作，参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应对新冠疫情协调机制，在国际组织集体协调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亚投行还积极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大力推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联合融资项目。 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成立以来已批准近2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均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亚投行会同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财政部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不久前，亚投行正式决定成为多边开发合作融资中心资金机制的管理人和执行机构。多边开发合作融资中心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其主要任务是推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 亚投行积极支持《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在机构建设和项目融资等方面始终秉持廉洁的理念，对腐败实行零容忍。 亚投行愿同中国等成员以及国际组织等加强合作，分享廉洁反腐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实践，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共同推动地区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提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这充分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期待。我坚信，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定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和促进长远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 者：作为在国际机构工作的中国人，您怎么看文化的作用？ 金立群：我从小就喜爱祖国的语言文学，学习英美语言文学则是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延伸，而不是取代。网上传言我只喝咖啡，不喝白酒，言外之意是我崇洋过甚，对传统文化不以为然，此乃大谬不然。我还真是不喝咖啡，只喝绿茶。几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需要大量阅读英语材料和用英语写作，即便如此，我从来也没有放松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 我认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历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是肤浅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中国具有灿烂的文明，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言必称希腊”，把自己的老祖宗忘了，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有文化的中国人。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注重系统性和统一性，重视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二是重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置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一切从大局出发；三是讲究做人的规范和道德标准，讲信用，重礼仪，重义轻利，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就是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这也是我从传统文化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记 者：不少年轻人把到亚投行工作作为自己的目标，您觉得对他们来讲，首先要做好哪些方面？ 金立群:目前到亚投行工作需要有3到5年的工作经历，今后我们也会考虑直接到高校招聘应届生。我认为首要的标准就是品学兼优，来亚投行工作要能够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工作，不谋私利。一个应聘者哪怕有再大的能力，如果不把亚投行作为他最重要的事业来做，我们是不会考虑的。 我希望年轻人始终记住，不仅要专业强、操守好，还要有一种为社会、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精神。我也经常跟年轻人讲，当你把自己的一生为公众谋福利时，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最丰富的。一些在国际机构工作的员工看到因为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贫穷的国家把路修好，为贫困地区的妇女们提供好的就业机会时，他们会有一种充实感，会发自心底感到高兴。当你为集体，为整个社会，甚至为全人类服务时，你才会感到最充实，你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
7月28日，据港交所文件披露，Beij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京投（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了一笔60亿美元中期票据。 据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该期票据由高盛(亚洲)、海通国际、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担任安排人和交易商，农银国际、中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建银国际、光大银行香港分行、招商永隆银行、星展银行、德意志银行、方正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工银国际、工银(亚洲)、华侨银行、丝路国际、法国兴业银行担任交易商。 同时，该期票据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维好协议、流动性支持协议和股权回购承诺函或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 据文件显示，该中期票据于7月28日起生效，注册有效期为一年。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 在7月25日召开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用来度量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达到3.03，同比增长13.2%，在世界经济贸易结构变迁和国际货币格局调整中保持定力。 在十年前，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几乎完全空白，RII只有0.02。十年来，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把握住了全球格局变迁的历史机遇，在市场主导与政策推动的综合作用下稳步发展，RII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2019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人民币跨境政策和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叠加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外部利好，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推进。目前，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的主要计价货币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报告指出，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总体稳中有进、呈现以下特点：人民币贸易结算与直接投资实现平稳增长，金融计价交易功能显著增强，国际储备地位进一步夯实。 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方面，在去年全球贸易萎缩和我国对外进出口低速增长的情形下，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逆势扩张至6万亿元，贵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实现突破，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份额达到2.41%，较上年提高17.9%。 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继续担当RII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到4.72%，同比增长15.2%。其中，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中有升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人民币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信贷表现出明显的季度波动特征。 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方面，全球已有超过60家中央银行宣布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年底人民币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176.7亿美元，占比为1.96%。 2019年，我国加速金融业双向开放，RQFII取消额度限制，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时，金融市场加速与国际接轨，相继纳入国际主流指数，带动外资跑步进场，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年末，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人民币股票与债券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报告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程度与使用范围，强化了人民币的国际金融计价交易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降息潮也为人民币国际投资增添了吸引力。2019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美联储三次降息，欧洲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政策(QE)，40余家央行投入再宽松浪潮。报告指出，在全球“低利率+量化宽松” 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利率、汇率相对坚挺，人民币成为国际资金更高收益、更加安全的金融资产选项。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动荡中，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人民币资产开始呈现一定的避险特征，境外主体与资金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9年流入中国股市、债市的外资规模约为1344.1亿美元，约占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外资流入总量的58%。 报告还探讨了建设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和路径，并提出七方面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上海建成金融功能完备、五个中心协同发展、综合竞争力强劲的全球金融中心，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突破人民币网络效应瓶颈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二是提升机构创新和竞争力，强化上海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三是打造“上海价格”，掌握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权。四是加大税制改革创新，营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五是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建设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六是协调创新监管模式，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七是健全金融治理机制，提高重大风险管理能力。
（阿里巴巴国际站大工业负责人戴贤文介绍今年的机械出口形势） 7月27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中国重工新外贸峰会”上，阿里巴巴国际站线上工业展和全球数字化（机械）售后平台同步启动。 阿里国际站线上工业展将持续至8月9日，涵盖机械、金属原料、五金工具、电工电气、安防等领域，通过B2B直播，让全球买家直击中国的机械车间。 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机械）数字化共享售后平台，则整合全球各地售后服务资源，本地工程师预约48小时内上门服务，提高中国机械企业的远程服务能力。 当天，湖南两大全球50强机械巨头都有“大动作”。 中联重科阿里巴巴国际站店铺开通，成为继徐工机械、三一重工、山东临工、山河智能、柳工集团、山推股份之后，入驻平台的第7家中国本土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 山河智能则在全球首发根据国际站大数据指引研发、专供互联网的17U型小微挖掘机，它的性价比高，发展中国家买家负担得起，而发达国家买家则可用在私家花园和农田里。 “重工机械是中国的硬实力代表，数字化新外贸将为它注入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表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B2B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依托沉淀21年的大数据、数字技术，和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打造数字化新外贸。 疫情之下，数字化新外贸持续逆势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阿里巴巴国际站交易额同比增长80%，订单数同比增长98%，支付买家数同比增长60%。 工程机械产品是中国外贸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同时也是阿里巴巴国际站的第一大行业。上半年，工程机械类产品在国际站的订单数月均增速达119%，6月份增速升至175%。 阿里巴巴国际站大工业运营总监戴贤文表示，从趋势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工程机械的主要出口地，东南亚是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阿里巴巴国际站排名靠前的机械产业带中，以“工程机械之都”长沙的行业龙头聚集度最高。 “新外贸‘新机无限’。我们要布新‘机’，售新‘机’。”阿里巴巴国际站中西部大区副总经理周海龙宣布，在湖南机械行业落地数字化转型方案，助力湖南机械加速转型新外贸。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原发于中国经济周刊
据隆众咨讯消息，由于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窄幅波动，预计本轮（7月24日24时）汽柴油或因上调幅度不足50元/吨而搁浅。 本次调价是2020年第十四次调价，本次调价过后，2020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两涨三跌九搁浅”的格局。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0年8月7日24时开启。 隆众资讯表示，以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计算，下一轮成品油调价开局将呈现下行的趋势，幅度在50元/吨左右。近期国际油价窄幅波动，但利空因素有所增强。 “海外疫情仍有恶化迹象，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再起，加之欧美经济数据仍有趋弱表现，均带来利空抑制。”隆众资讯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下调的概率较大。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创三周以来新高，海外疫情持续恶化令市场担忧需求前景，加之全球贸易摩擦迹象再现，国际油价继续下跌。 截至7月23日收盘，WTI 09合约41.07跌0.83美元/桶；布伦特09合约43.31跌0.98美元/桶。中国SC原油期货主力2009跌3.0至299.7元/桶；截至7月23日原油综合变化率1.36%，预计对应上调幅度30元/吨。 从7月24日国内各大加油站的92号汽油零售价格来看，仅海南、西藏、深圳三地的零售价格高于6元/升，其余地区仍处于“5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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