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6日电（秦雪璠）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玉玲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 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 支持企业正常经营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在流动性总量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凸显，其中既有近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也是经济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一些企业难以达到贷款条件，单一化融资产品难以满足企业的多样化、个性化需要。为此，王玉玲提出如下建议：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和疫情短期冲击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注重“四个区分”：一是区分前景企业与僵尸企业，切实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区分疫情风险与道德风险，避免搭政策便车；三是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支持企业正常经营；四是区分正常溢价与不当收费，发挥好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增强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围绕优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主体和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间接融资方面，组建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允许吸收少量存款，专门针对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融资服务。推行面向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由银行深耕特定行业和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脉搏，避免多家银行对同一客户重复审贷、多头借贷。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大资本补充、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功能定位，增强信贷服务能力。直接融资方面，鼓励创新介于优先级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类夹层融资形式。积极发展包括IPO、种子基金、天使基金、VC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广义股权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发展垃圾债市场，专门为信用等级较低的公司发行债券。 第二，增强财税金融的联动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一是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专项保障基金，专门为难以满足贷款条件的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二是整合地方各类财政增信资金建立“资金池”，在贷款风险补偿、应急转贷、财政贴息、增量奖励等方面集中管理，放大资金运用的协同效应。三是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扩大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对于信用状况优、经营管理好的担保机构，可适当降低保证金缴存比例。 第三，增强信用信息的可用性。着眼解决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扩充企业信用信息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促进扩大信用贷款规模。一是形成“能放信用贷款”的环境。推动整合政府各部门信息数据，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完善经有关部门认定的与银行审贷有关的中小企业“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或普惠领域的“三单”（电费单、水费单、纳税申报单）信息。推动省级地方大数据管理机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或行业协会与银行机构数据共享。二是形成“会放信用贷款”的文化。推动银行顺应要素市场化改革新要求，从过度依赖“抵押担保”的惯性思维，逐步转变到依靠“信用信息”等数据要素价值上来，大力推广金融科技手段，增强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建立企业非金融主要信用信息评价（比如纳税信用评级等）和金融信用信息评价（融资状况等）“双评价”融合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三是形成“敢放信用贷款”的机制。出台针对“信用信息贷”的多元化风险缓释措施，设立专项风险缓释基金、风险补偿资金，或者保险公司专项信用信息贷款保证保险资金。建立线上强制执行公证机制，提高“信用信息贷”风险处置效率。强化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并嵌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系统。 第四，增强监管政策的引导性。丰富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培育和设立包括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在内的专营金融机构，成立主要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如区域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等）。在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方面，适当调整信用贷款权重，以市场化方式激励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生动力。优化现有借贷便利工具，比如放松金融机构的抵质押品要求，或者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进行无质押融资便利，延长中期借贷便利期限。继续推动LPR改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市场化水平，发挥好利率价格信号作用，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高效配置。 对“堵”污染保持必要信贷投入 注重优化绿色融资结构 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应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一些障碍。王玉玲认为，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具体可以采取完善绿色融资政策支持体系，开展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为绿色企业上市及发展服务、建立辖内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完善考核机制方面的工作；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支持绿色消费、明确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此外，财政税收积极配合，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市场发展，最终形成绿色融资优化发展，绿色产业与绿色消费良性互动的局面。具体建议如下： 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上市融资后备企业库。以是否有利于绿色技术研发为核心标准，完善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合理确定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建立工作激励机制。二是完善推动绿色企业上市的服务体系。建立对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辅导机制，引导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基金、金融监管机构四方与库内企业对接，采取办理培训班、“一对一”结对子辅导等方式推动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上市，鼓励绿色上市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强强联合和集聚核心科技竞争要素。三是建立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统筹协调各类政府背景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及市场化风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加大对接支持，重点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萌芽期、初创期绿色创新企业；四是完善对国有背景基金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重点完善尽职免责标准，调动基金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重点对生态环境薄弱地区的治理、修复、保护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创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化运用，做大绿色产业。加大非绿色企业绿色化转型技改信贷投入，设立传统产业海外转移专项贷款。二是明确政策性融资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政策性金融以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项目为支持重点，商业性绿色信贷以具有市场应用潜力的绿色企业或项目作为优先支持对象，建立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绿色信贷政策。三是加大对绿色消费支持力度。建立绿色技术产品标识标准，出台优惠贷款支持政策，为购买、安装、使用绿色技术产品提供优惠贷款，做大绿色产品消费市场。四是加快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服务能力建设，采取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成立绿色分行等方式为绿色企业提供专门服务，提高审贷效率。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一是完善财政支持体系建设。推出绿色直接融资奖励政策和绿色贷款贴息政策。建立完善推动绿色直接融资工作先进机构、个人和单位现金奖励规定和职务晋升激励措施，完善对绿色上市公司的财政奖励措施和标准；适当提高贴息比例，适当延长贴息期限，建立绿色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合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推动金融机构扩大对绿色产业贷款。二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对绿色创新企业的税收支持，对消费绿色技术产品给与税收减免或抵扣等优惠措施。如，对初创绿色企业提供“三免两减半”税收优惠、对企业开发绿色技术提供研发费用抵扣所得税等。 采取小范围试点，逐步推广的渐进施行方式。建议选取湖北省作为绿色金融优化发展的试点省份，探索实现绿色信贷稳健发展、绿色直接融资和风投基金等加快发展的可行路径，推进绿色技术研发，促进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可供复制和推广的经验。 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构建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风险处置经验，但与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乃至国际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王玉玲认为此前以国有机构为主的风险处置做法亟需改变，要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实现正常时期高风险机构的常态化有序处置，以及特殊时期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处置，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王玉玲建议在近期银行风险处置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机构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建议统筹考虑现有法律法规中关于银行风险处置和破产的规定，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明确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银行的处置当局，明确其在早期纠正、处置措施以及破产中的职责等，重点要赋予强制转移资产债务、成立过桥银行等必要的处置权力，同时允许其依法承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首先，有必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对银行进行风险监测，确保其全面并持续获得反映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在问题出现早期对银行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其次，如果早期纠正无法降低问题银行的风险状况，该机构仍然面临倒闭风险且需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应当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接管组织。在遵循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前提下，存款保险机构可及时制定处置方案，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银行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处置。 最后，如果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银行仍无救活的可能，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存款保险机构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银行的破产财产，并就个人债权偿付部分优先受偿，最小化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此外，鉴于农村信用社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殊性，王玉玲认为有必要对这两类机构的风险处置做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央行行长易纲12月9日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视频演讲表示，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 易纲说，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我们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近期，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决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四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趋同。 易纲说，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场景融合进行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近日举办的国际金融论坛第17届全球年会上，碳中和以及绿色金融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应激励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制定严格的规范并形成有效的碳定价，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同时金融系统也要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将资金引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绿色经济要求相一致的企业和项目中来。 加速完善碳市场建设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希良表示，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覆盖了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预计未来将加速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并覆盖其他的行业和领域，为低碳能源转换和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奠定基础。 国际金融论坛(IFF)大会主席周小川指出，二氧化碳排放市场在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市场，也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二氧化碳排放分配使用的一种机制，更多是以供求关系为基础，涉及到多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定价市场，更是一种跨区配置投资以及风险管理的市场。 “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要明确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应该来自于碳市场。”周小川说，未来的碳中和计划需要许多行业参与进来，需要给各个行业有关碳排放和未来减排的计划以及有关新技术、新工艺的减排效果制定参数。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邹骥表示，在进一步推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需要把碳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有机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真正把碳排放量作为要素去进行配置的市场，也才会真正利用市场来发现和形成价格。只要有市场形成的碳价，资本就会流向碳减排或为低碳技术的开发提供激励，投资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碳排放配额节省，就是收益。当下有很多潜在的投资和创新机会，为碳金融和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方向。 关于碳市场国际合作方面，周小川表示，中欧之间、亚欧之间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也有很大必要性。他建议，碳市场要进行连接，并建议在中欧或亚欧之间研究建立一个专项基金，专门处理跨欧亚交通的排放问题，按照碳排放价格将收入交给基金，用于减排、零排放的新型交通或其他减排、碳沉降方面的应用。张希良认为，中国、欧盟也可以携手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当我们谈绿色金融、碳中和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谈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际上也是在谈如何重构我们未来的增长路径。”邹骥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在疫情背景下重启全球经济，要与新型发展模式并行，要在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金立群指出，最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是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这些可以减缓资源枯竭进程的领域、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科技，仍然遭到忽视，原因仅仅是投资者认为这些领域投资风险较高、难以预料，甚至没有投资回报。他强调，金融机构应负起责任，重新思考发展融资的途径。 全国政协常委、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青表示，“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激励机制、环境信息披露、产品创新、地方试点等领域均取得了全面进展，初步建立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综合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居世界第一位；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强调，金融机构应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他指出，气候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对金融业的影响、对风险的影响都是全面、持久的。金融机构在授信和管理制度上，包括客户的筛选、尽职调查、评审、贷后投后管理、合同约束方面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风险，在资产配置上要尽可能减少高碳资产的配置，同时注重气候融资创新，促进金融业的绿色转型。
近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2020-2021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名单，由河北建设承建的“新建华能山西低碳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榜上有名。至此，河北建设已累计荣获24项主承建鲁班奖。 此次获奖的新建华能山西低碳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科技创新城核心起步区，总建筑面积66475㎡，平面呈两个“回”字型互相咬合的布局，是集实验、研发、办公、会议及其他科研配套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智能建筑、绿色建筑。项目先后荣获“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河北省建设行业科学技术进步奖”“河北省建设工程安济杯奖”等多项荣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该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河北建设集团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行绿色施工技术。应用和创新先进适用技术，在节材、节能、节地、节水和减少环境污染取得了显著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了和谐的绿色和公益空间，推动了人、建筑、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简称鲁班奖，创立于1987年，是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每两年评审、颁奖一次，授予创建出一流工程的企业。 进入21世纪，河北建设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弘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鲁班精神，坚持过程精品的质量文化，实施了以鲁班奖工程为代表的精品工程战略，对工程项目实施全过程精品管理，确保每项工程经得起历史和客户检验。公司曾先后两次荣获“创建鲁班奖工程突出贡献奖金奖”，并获评国家住建部“全国工程质量管理优秀企业”，通过一座座以鲁班奖为代表的精品工程的创建，带动了全公司乃至全行业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
在天津宁河七里海湿地，飞鸟碧水相映成趣。500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迁徙至天津，其数量超过全球现存总量的50%。 “上万只野鸭，数千只燕鸥、反嘴鹬、黑尾塍鹬聚集在一起飞翔，场面太震撼了。”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管委会顾问于增会介绍，七里海目前有鸟类258种，云淡风轻、水清河净的生态环境留住了这些候鸟，显示多年来天津铁腕治污、环境修复的成果。 近年来，天津植树造林、涵养湿地、破解钢铁围城，实施了拆迁与生态修复、水生态环境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等“十大重点工程”。 如今，一副“天”字骨架撑起了京津冀生态防护的“南大门”。这片736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向北与北京通州生态公园、湿地公园遥相呼应；向南伸展与河北雄安新区比邻相接。 天津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曾经有27家“散乱污”小作坊。纳入绿色生态屏障管控区后，前进村进行绿色“革命”。72岁的赵西明大爷回忆说：“过去水沟上都漂着垃圾，村民们都不愿出门。”如今，前进村的小作坊已全部关停，800亩农田统一开发，建设高标准农田，并打造周末亲子游、学生户外教学基地。前进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比3年前增长了1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年前提高了4000多元。 今年11月份，国内首个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工厂迁入天津宝坻开发区，并完成复建正式投产。从此京津冀的废旧饮料瓶将实现规范化高值回收再利用。盈创汇智工厂总经理常涛介绍，搬迁后新工厂不仅规模扩大，还升级了废气废水处理系统，一年可处理约20亿个废旧饮料瓶。盈创汇智除了服务京津冀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还将为我国应对塑料污染探索方案。 3年来，天津以建设绿色工厂为核心，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绿色数据中心。截至目前，天津市已有108家单位入选绿色制造“国家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4.6%，“绿色制造”的比重大幅提升。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说，“‘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将坚持制造业立市，建设制造强市。天津制造业将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向新体系、新动能、新智造、新基建、新主体这‘五新’发力”。（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2月9日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了以《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低碳发展》为题的视频演讲。他表示，近期，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的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易纲说，当前，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等全球共同挑战的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依然紧迫。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危害持续时间将更长，影响范围也将更深远。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 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易纲指出，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易纲举例，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易纲表示，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 易纲介绍，4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今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 在他看来，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政策逐步落地。 易纲透露，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彰显坚定履行减排承诺的担当和决心。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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