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金融如何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助力“30·60目标”？日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开展了一系列讨论。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提出四条建议：一是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二是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逐步将披露要求扩大到金融机构，碳排放和碳足迹应该成为披露的基本要求；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并适时要求其披露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压力测试或情景分析结果，尤其是煤电行业的风险；四是强化碳市场金融属性，金融机构要参与进来，需要有碳远期和其他金融产品来作为管理工具，也希望通过这些工具来提升碳市场流动性。此外，要注重发挥绿色科技在农业、工业领域的运用；要利用多边开发机构催化器的作用，撬动更多其他方面的资金和资源。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表示，为实现“30·60目标”，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个很好的抓手和切入点。2017年12月，作为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成果，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启动。工商银行与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分别担任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三年来，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参与机构已增至15家，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态，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及首席财务官莱斯利·马斯多普（Leslie Maasdorp）表示，“绿色”和“可持续”越来越受到金融机构关注，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已经成为趋势。除了中国，其他金砖国家及许多其他国家也开始关注绿色金融，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逐步深化。多边开发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在金砖国家及更广泛的范围内助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些挑战，例如，绿色金融的创新和科技手段的使用仍需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绿色金融标准尚未统一等。 香港能源交易公司首席执行官黄杰夫表示，推进中国碳市场和碳金融的发展，要充分借鉴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碳市场和碳金融方面的经验。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强化碳市场在碳减排和配置绿色金融资源中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发展碳金融产品和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提高市场流动性，帮助管理碳价格；另一方面，在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碳定价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现状与国际实践的差异性，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能力建设。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孟萌表示，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比如与香港建立了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成立合作小组，制定2020年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计划；在环境信息披露、碳标签等方面与港澳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还与港澳一道组建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为大湾区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提供支撑。未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将在跨境人民币通道参与广东碳市场的实践基础上，为粤港澳投资机构参与广东碳市场提供支持，并探索以碳普惠等自愿减排产品为切入点，推动大湾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淡马锡新加坡总部企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及管理常务董事吉姆·赫里（Gim Huay）分享了淡马锡在实践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三类经验。首先是测量投资组合当中的碳排放，淡马锡已开始测量和管理碳足迹，在关注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关心ESG影响；二是追随可持续发展的脚步，尤其是在农业、工业和材料等行业，发展和利用新兴技术、黑科技等，通过全球行动减缓气候变化、减少全球碳排放；三是通过融资支持碳市场发展，推动碳减排。
王鸿 12月22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深圳大学和力高集团联合举办的首届健康建筑论坛暨力高新东方健康建筑2.0产品发布会在深圳召开。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杨卫江提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为实现这一目标，房地产业要全面提升产品品质，新建建筑和改扩建建筑要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设和运营，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的住房、绿色健康的社区。 他提到力高集团在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是提出新东方健康建筑体系理念，传承东方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是提出健康建筑的防疫设计标准，在建筑中把防疫设计系统提炼形成企业标准，据了解在房地产中还是第一家。 三是提出“健康双管家”的概念，把养成服务作为力高健康建筑的标准管理，把物业管理和社区健康合二为一，这是服务模式的创新。 关于健康建筑他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把规划设计与配套设施结合起来，通过社区合理规划，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和健康设施，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 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健康需求、生活习惯、交流方式，细化健康设计、健康设施、健康服务。 三、优化户型设计，提供合理起来居空间，房子好不好，品质高不高，户型的设计很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对户型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的户型设计也要与时俱进，要有新的设计理念。 四、加强技术创新和集成应用，推广新型建造方式，提高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 他最后提到力高集团在健康建筑方面有自己的理念和体系，还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希望力高集团、房地产行业的同仁们共同努力，提升创新能力，提升住房品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健康的优质产品。
图片来源：微摄 汗青 摄影 题：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谈2021年金融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吴雨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金融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如何？怎样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如何织密金融安全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就2021年金融领域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2021年人民银行如何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易纲表示，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在结构方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同时，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疫情期间特殊的、阶段性的政策在完成使命后将退出，如何避免政策退出的叠加效应？对此，易纲表示，中国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没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退出问题较小。宏观杠杆率增速预计今年回到基本稳定轨道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新的一年，人民银行将如何平衡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从宏观上，要稳住宏观杠杆率。”易纲表示，2020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使得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易纲强调，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要稳妥处置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风险处置过程坚持依法合规、稳妥有序。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加强行为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金融系统始终关注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发展，2020年已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今年如何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易纲表示，金融系统将进一步强化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型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今年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工具支持力度保持不变。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支持商业银行扩大“三农”、小微企业、制造业贷款投放。鼓励银行综合评价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水平，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引领作用，支持银行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推广供应链票据和应收账款确权，促进企业发债融资。引导市场推出更多供应链金融产品，支持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融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金融服务，保持对脱贫地区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加大对种业发展等农业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拓宽农业农村抵质押物范围，优化风险评估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通过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已在2020年顺利完成，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也引起了较多关注。2021年，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还将推出哪些举措？易纲介绍，2021年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疏通LPR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通过深化LPR改革推动存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存款和异地存款的管理，维护存款市场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进一步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和货币市场基准利率。“2020年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地起到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提高了货币政策自主性。”易纲认为，去年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主要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反映。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基本面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时，人民币汇率呈现较强走势也和美元指数走弱有关。易纲表示，2021年将继续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注重预期引导。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过去一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未被疫情打乱，惠誉成为第二家进入中国的国际评级公司、中国债券纳入富时罗素指数有了明确时间表……下阶段，人民银行将如何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易纲表示，下一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转变开放理念，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各项配套制度，促进监管模式和制度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统筹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扩大开放之后，相应的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易纲强调，要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风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管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维护好金融稳定。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三大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金融业在服务绿色发展、促进相关目标实现方面有哪些安排？易纲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转变。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是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的绿色金融起步较早，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目前，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余额1万多亿元，居世界第二。”易纲表示，下一步，关键是做好绿色金融政策设计和规划，发挥出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三大功能——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为此，他提出，要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一是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做好统计、评估和监督等工作；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对社会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三是构建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增加碳减排的优惠贷款投放，科学设置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等；四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建设碳市场，发展碳期货；五是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金融标准要“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争取年内完成《中欧绿色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卓泳 强制披露环境信息、建立绿色金融管理制度、投资项目需进行绿色评估，深圳的金融机构明年起将迎来这些变化。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已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绿色金融法规。 该法规从金融机构的管理、投资、信息披露等方面明确了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的主体责任，规定了政府部门和中央驻深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并在诸多领域开创了全国甚至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先河。 在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方面，条例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内部绿色金融管理制度，包括银行绿色信贷管理制度、保险绿色投资管理制度、机构投资者绿色投资管理制度等。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专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分支机构、营业部、事业部等，并建立健全组织架构、绩效考核、激励约束和内控制度。 在金融机构的投资方面，为落实金融机构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完善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的评估和管理制度，条例创设了绿色投资评估制度：针对投资项目总额达5000万元或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期超过3000吨的项目，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投资前评估和投资后管理，在投资环节严把绿色关。 而条例的重要亮点是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据了解，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低、标准不统一，不能满足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需求。而监管部门对银行、公募和私募基金等传统金融机构（非上市），也鲜有对其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性要求。因此，条例借鉴国际绿色金融前沿实践经验，突破现有规定，要求在特区内注册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和已经享受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的金融机构履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责任，并明确规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时间和方式等要求。 绿色产业和项目通常具有投资期限长、回报率偏低等特征，与现有金融体系存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期限错配等矛盾，因此需要政府采取财政、金融、税收、产业等激励引导措施，为绿色金融提供充足的驱动力。201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就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18条绿色金融支持政策。此次条例优化了政府的引导激励作用，确立相应制度，明确了政府服务和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多项措施。 绿色金融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各类产品和服务将持续涌现，但是如何在创新与风险管理之中取得平衡，成为困扰金融监管部门的难题。条例严格按照中央和地方相关职责划分，规定了绿色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加强了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 同时，条例强有力地赋予了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绿色金融领域的部分行政处罚权限，对金融机构在建立内部绿色管理制度、开展绿色投资评估和环境信息披露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规范和强化了绿色金融领域的监管职能，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创造优良法治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14日转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将让快递业迎来“绿色风潮”，网购包裹“里三层，外三层”的过度包装行为将逐渐成为历史。 据可循环中转袋使用超过250万个、末端网点铺设超过2.1万个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上述负责人表示，循环袋的使用不仅助力环保工作的开展，还降低了网点的经营成本。“以前使用的编织袋，5毛钱一个，但只能使用1次；现在可循环中转袋可用1年，核算下来，单次使用成本只要1毛多，每个可循环中转袋的装载量还提升了30%。”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已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建言绿色物流，呼吁加快推进城市绿色物流建设。“绿色物流的最终目标是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准则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所以，绿色物流是一个全链路的概念，不仅要在快递包装上实现绿色、可回收、可循环，在物流配送上也要加强对新能源配送车辆的利用，以及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张近东认为。 早在2014年，苏宁物流便正式启动绿色包装研究与应用，从包装回收、电子面单、“瘦身胶带”到共享快递盒等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预计到明年底，苏宁物流42毫米以下‘超级瘦身胶带’封装比例为99%，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99%，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90%，回收体系覆盖全国超99个城市。”苏宁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 顺丰控股则正在尝试通过使用“丰BOX终端循环包装箱”来取代一次性包装。“丰BOX循环体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快递包装的循环使用，目前主要应用于To C业务中。”据顺丰控股工作人员透露，丰BOX目前已在全国投放约65万个，累计循环次数达2000万次以上，这意味着丰BOX已替代传统纸箱2000万个以上，相比等量、同型号纸箱，丰BOX累积节约碳排放约6000多吨。 背靠阿里“大树”，菜鸟选择通过联手天猫超市、零售通，在物流仓内推广原箱发货和回收纸箱发货，大幅减少了快递纸箱和包装材料的使用。“目前天猫超市50%以上的包裹不再二次包装。”菜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从商家源头解决快递包裹“大材小用、过度包装”问题，菜鸟与雀巢、薇诺娜、宝洁等500多个品牌合作，在“双十一”（11月1日至14日）期间，菜鸟仓的包裹使用原箱或无胶带纸箱发货，减少的胶带长度超过8600万米。 作为国内首个全面推行绿色包装的物流企业，京东物流在绿色包装、绿色运配、绿色仓储和绿色回收等方面已有诸多实践和成果。 “以京东物流在生鲜业务中推广使用的全生物降解包装袋为例，采用生物降解材料，可在堆肥条件下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产生白色污染。”京东物流相关人员表示，从社会角度来看，推广“绿色快递”，依靠一两家企业是远远不行的，需要建立社会化机制，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十四五”规划文本中明确地提出关于新时代新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其中有两点值得大家格外关注、分析和研究。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这两点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最近我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讨论、交流和阐释。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转移和淘汰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或者不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行业、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要按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去实现这些行业、产业和企业的转移，以及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价值链的跃迁。具体而言，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上面的观点。 第一，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应该仍然着眼于全球，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分工、参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分工格局和产业链构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成为最大的受益国。今天，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而此刻内外部环境、调整的逻辑以及调整目标都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但在这一轮调整转移中，我们首先仍应着眼于全球。资源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才符合中国目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最大进出口国的利益；而下一步中国更深度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也离不开全球化。 第二，与过去相比，这一轮调整的一些基本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化、WTO主导的资源配置规则、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等。但是今天来看，这些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基本规则不再由WTO完全主导，新的规则，如我们最近加入的RCEP、USMCA美加墨贸易协定、TPP、CPTPP等正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替代WTO。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最近，欧元已经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最大的结算货币，大湾区9个城市对外经济活动中人民币已成为第一大结算货币。 此外，有两个新的要素出现并成为影响和决定新一轮全球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数字经济和虚拟经济，基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来讲。另外一个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我今天侧重讲一讲这个因素对新一轮供应链调整的可能影响，以及金融业怎么去应对，尤其是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更好地支持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调整。 首先，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项硬约束。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甚至对某一个国家的约束力其实不强，更多依靠大家用情怀去改善、维护和推动，因此，有些国家甚至公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举个例子，很多知识界的精英、企业家都很有情怀，每当说到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风险，大家都愿意参与其中，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呼吁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是，有些人出行可能并不愿意乘坐经济舱，住酒店不自带洗漱用品，天气热的时候也不能不开空调。所以，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真正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很多“搭便车者”，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公共产品通常要由政府来提供，私人部门来提供是无效的。 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今年9月，总书记明确地对全世界庄严宣布我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30·60”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也让全世界欢欣鼓舞的决定。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不管是已经实现的还是有测算的，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对于中国产业升级、供应链调整和价值链跃迁而言，这将是一个硬约束。在我国，一旦一项政策、一项决定成为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它就一定能实现，就像过去我们提出三年攻坚战，到三年年底我们就能骄傲地宣布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绿色金融能在全球独占鳌头，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 接下来，基于上述判断，金融领域应该如何作为？其实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比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引领者，基础很好。从下一步绿色金融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转型、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实现总书记提出的“30·60”目标来看，我认为，还应当对绿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励。我刚才说过，绿色金融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让它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加强外部激励约束，比如税收、补贴或者处罚；二是诉诸“科斯定理”，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界定这些产品的产权，让它可交易、可定价，从而实现私人部门可生产。从激励约束的角度讲，我认为监管部门和政府在税收、补贴等方面还大有可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强调和呼吁一下，探索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特别是针对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金融资产都要按照一定的风险权重去计算其所需的资本金。根据现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而对绿色资产没有特殊的资本金管理规定。如果我们能够对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给予适当优惠，将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降低50%，降低其经济资本占用，从而释放更多信贷资源，降低商业银行从事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提高其回报率，可能会对金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形成更强的正向激励。我们做过测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约为11.55万亿。按照现在10.5%的平均资本金的要求，如果将绿色信贷风险权重降低至50%，可以释放6000多亿的资本金。在理想情况下，如果释放出的资本金全部用于绿色信贷投放，理论上绿色贷款规模可能放大一倍至23万亿，这是相当可观的。再进一步讲，如果激励对象扩大至银行表内持有的绿色债券等产品，在计提相应风险准备时也给予相应优惠，激励作用将更加显著。 事实上，这个政策也有较强的可行性。第一，总体而言，银行机构的绿色贷款质量比较高。据统计，2019年末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不良率为0.73%，比全部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低1.54个百分点，比银行全部贷款的不良率低1.13个百分点。这为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有良好社会共识。中国在绿色金融发展上存在广泛的国内共识，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名望。所以，它有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基础。第三，我国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标准清晰，不容易混淆，不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四，良好的统计基础。2012年我们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开始进行绿色信贷统计。绿色债券也有比较完备的统计指标和非常完整的统计数据。6个国家级绿色金改试验区已经实现了绿色信贷的逐笔统计。基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好的核算，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综上，我认为降低绿色贷款等的风险权重在我国有较好的基础。即使这在国际上开创先河，尚无成功经验，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认识，我国也可以先行尝试。为了控制风险，一是可以考虑在6个国家级绿色金改试验区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二是可以考虑缩小业务范围，先针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行业，如风电、光伏领域，对于这些行业的绿色贷款及其它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权重给予适当降低，比如降低50%，从而更好地激励银行投放。当然，降低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的工作除了需要国内相应监管部门、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形成广泛共识外，还需要得到国际金融监管界的支持，因为银保监会及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资本管理都有相应的要求，所以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做一下推动。 绿色金融本身就是一项从无到有的事业，就是在不断的探索和不断的凝聚共识的过程中才形成了今天这个良好的局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我认为，这将有助于获得更多正向激励、实现绿色金融自身的更好发展，同时也将更好地支持新发展阶段提出的高质量和双循环发展格局，更早、更全面地实现总书记提出的“30·60”目标。
于2020年12月10日获悉，新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力控股”或“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股份代号：2103.HK)今日宣布发布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融资框架("框架")。该框架设立了新力控股发行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债券、贷款及其他债务类工具时的治理机制。 该框架列出了各种合格绿色和社会责任专案类别，包括但不限于绿色建筑、能效提升、污染防治、保障性住房。新力控股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融资工作组，负责监督专案遴选，保证强有力的监控和治理。 领先的独立评级机构Sustainalytics出具了第二方意见，证明该框架符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2018年绿色债券原则》、《2020年社会责任债券原则》、《2018年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南》。 关于该框架和Sustainalytics的第二方意见，可访问新力控股网站获取：http://sinic-live.todayir.com/html/spo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reports.php 新力控股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张园林先生表示：“该框架加强了新力控股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并使我们的融资战略向ESG债务发行的全球最佳实践看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市场参与者，新力控股致力于为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创造和维护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我们的ESG治理结构代表了我们的正式承诺，即通过主动管理我们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监控绩效来实现这一愿景。我们的目标是扩大ESG报告的范围，以符合其年度报告的范围以及行业惯例，以提高ESG管理的透明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在江西省、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华中华西核心城市以及其他具高增长潜力地区开发物业专案，进一步巩固现有市场地位，致力于实现'根植江西，布局全国'的战略性发展。2020年是新力控股成立10周年，也是新力控股上市后的第一年，新力控股已开启新的征程，通过5S健康住区驱动全新健康人居体系，升级居住生活体验。针对购房到居住的全服务周期，升级打造领先行业的客户服务保障体系，让资本市场和客户对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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