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行上海总部消息，近日，国家外汇局上海市分局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展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在临港新片区内开展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不再逐笔办理外债签约登记。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3月末外债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近期我国外债形势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问2020年一季度我国外债情况如何？ 答：2020年一季度我国外债规模稳中有升。截至2020年3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0946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长373亿美元，增幅1.8%。主要由银行货币与存款余额增长推动，体现为非居民机构存款和同业存放余额的增加。 外债结构持续优化。从币种和期限结构看，本币外债占比38%，中长期外债占比42%，分别较2019年末上升3个和1个百分点。 问：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外债形势？ 答：近年来，外债规模平稳增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进程。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2020年2月28日，中国国债被正式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 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外汇局出台多项跨境融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借用外债空间，便利企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是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将企业借债空间从原来净资产的2倍提高至2.5倍。二是扩大外债便利化试点，支持试点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并扩大一次性外债登记试点范围。三是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企业可在线上申请外债登记。数据显示，便利化措施未引发外债规模大幅上升，外债风险总体可控。随着政策效应逐步显现，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当前，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然坚实，有利于外债继续平稳运行。下一步，外汇局将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 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在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有效防范跨境融资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外汇局：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和3月末国际投资头寸表。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2020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如何？ 答：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活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在此环境下，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呈现小幅逆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1%，继续处于相对均衡的合理区间；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平稳，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体现了较强的稳定性。 一是货物贸易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收窄。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231亿美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春节假期影响，1至2月货物贸易呈现小幅逆差，3月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以及稳外贸政策效应显现，货物贸易恢复顺差。服务贸易逆差470亿美元，同比收窄26%。其中，旅行项目逆差415亿美元，同比收窄28%；运输项目逆差117亿美元，同比收窄6%，主要是疫情期间出境旅行收缩致旅行支出减少、货物贸易进口下降致货运支出减少。 二是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呈现顺差，证券投资在短期波动后迅速企稳。一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163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出532亿美元，存贷款等其他投资净流入277亿美元。具体来看，一是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343亿美元，反映出在全球吸收直接投资低迷的背景下，国外资本仍有较强意愿在华投资兴业。二是证券投资呈现净流出，主要是3月境外疫情蔓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短期动荡加剧以及部分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吸引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投资。同时，来华证券投资中以配置中长期人民币资产为目标的债券投资净流入89亿美元。3月下旬以来，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投资整体恢复净流入，境内投资者对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也明显趋稳。 总体来看，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稳步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没有改变，这些基本面优势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 问：2020年3月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状况如何？ 答：2020年以来，我国国际投资头寸状况保持稳健，对外及来华各类投资有序进行，3月末，储备资产规模位列全球第一。 一是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较2019年末略降。受资产价格和汇率折算等因素综合作用，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76354亿美元，较2019年末略降1%；对外负债54981亿美元，略降1.7%。 二是我国对外净资产略增。3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资产减负债）21373亿美元，较2019年末略增1%。我国对外净资产规模总体保持平稳，储备资产保持在3.1万亿美元左右。
又一项跨境金融创新率先落地。近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批准，招商银行可自行融入外债资金并自行结汇，直接贷款给全国的实体企业，无需外汇局逐笔批准，目前试点金额60亿美元。 这是外汇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决策部署，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又一具体举措，也是在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率先落地的又一项跨境金融创新。 据悉，试点借助银行的专业化优势,实现“三替”功能，进一步便利境内中小微实体经济企业使用境外低成本资金。 一是替企业寻找境外低成本资金。企业可借助银行资金筹集优势，综合选择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资金，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替企业办理外债登记手续。银行融入外债资金时，已自行登记外债信息。企业仅根据与银行签订的人民币贷款协议，即可进行人民币提款。虽然企业实质使用的是境外低成本资金，但无需再向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和流程更加便利。 三是替企业管理汇率风险。企业与银行签订的是境内人民币贷款合同，提款和还款币种均为人民币，试点业务在跨境融资环节所涉及的汇率风险完全由银行管理，企业无需关注和承担。 9月8日，招商银行以“跨境债融通”产品，为5家境内企业（深圳3家企业，湖北2家企业）完成首批试点业务项下境内贷款，金额合计2.4亿元人民币。试点企业平均借贷成本较企业之前境内人民币贷款下降约50个基点，预计可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100万元人民币。 该项创新政策，进一步丰富了外汇局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政策工具。下一步，深圳外汇局将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的指导下，继续围绕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要求，加强政策宣传，在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开展，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题：《程实：外债合意规模之“扩”与局部风险之“防”》 作者 程实(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然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极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基于国别(nationality-based)估算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详见图1)。 图1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科学原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100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58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31次是本币违约，比如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15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BIS的统计，从2016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2003年-2013年，14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15%上升到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外币外债占GDP比重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30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8300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83%(详见图2)。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整体风险可控。但BIS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4880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40%)，而2021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800亿美元和165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图2 程实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然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极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基于国别（nationality-based）估算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详见附图）。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学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100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58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31次是本币违约，比如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15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BIS的统计，从2016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2003年-2013年，14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15%上升到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外币外债占GDP比重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30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8300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83%（详见附图）。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整体风险可控。但BIS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4880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40%），而2021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800亿美元和165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参考文献 [1] Bertaut， Carol C．， Beau Bressler，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1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 Flows，”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ptember 6， 2019 [2] The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20）． “US dollar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IS． 18 June 2020． [3] Jeanneret， A．， & Souissi， S． （2016）． Sovereign defaults by currency denom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60， 197-222． [4] Du， W．， & Schreger， J． （2016）． Sovereign risk， currency risk， and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GIE Unit Working Paper， （17-024）．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者姚进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外债规模稳中有升。截至3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0946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长373亿美元，增幅1.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一季度外债增长主要由银行货币与存款余额增长推动，体现为非居民机构存款和同业存放余额的增加。外债结构持续优化。从币种和期限结构看，本币外债占比38%，中长期外债占比42%，分别较2019年末上升3个和1个百分点。 王春英表示，近年来，外债规模平稳增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进程。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外汇局出台多项跨境融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借用外债空间，便利企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在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有效防范跨境融资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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