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些银行接触，大家都聊到今年不良处置的压力很大。”一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业务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尤其是部分中小行，面临着转让亏不起、处置不得力的难题，有的农商行甚至一年的利润可能都不够弥补不良处置的损失。” 对于银行而言，加大不良处置是下半年的重任，银行正通过增加不良计提、提高不良核销力度、提前补充资本等方式备足抵御风险的“弹药”。根据监管要求，今年全年，银行系统计划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目前上半年已处置1.1万亿元，仅占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足见下半年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 而在不良资产处置加速推进过程中，还需注意的是，银行违规现象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银保监系统已发布近70张关于银行违规处理不良资产的罚单，涉及20余家金融机构，其中多数为农商行。 下半年不良处置压力大 疫情的到来，使得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着较大考验，而这一考验有可能持续到明年。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正在加大不良贷款处理的力度。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8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对于不良贷款上升，银行业持续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今年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去年是2.3万亿元。另外，“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更多的贷款延期，明年才暴露出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一位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通常而言，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理包含几大途径，一是进行清收和化解；二是出售或者债权转让，如转让给地方AMC等；三是对不良资产进行核销；再者还有发行不良资产ABS（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债转股等。其中，核销和转让是目前银行处置的主要方式。 这在数据上也有印证，据央行公布的上半年社融数据，今年1月至6月，贷款核销规模合计约4460亿元，同比上升6.1%，其中二季度贷款核销合计2917亿元，同比上升13.83%。另外，多家银行在此前发布的半年报中也明确提及上半年加大了不良贷款核销和转让力度。 除了核销和转让外，银行同时在加快发行不良资产ABS。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共发行了15只不良贷款ABS项目,发行金额达62.05亿元，发行机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从发行数量、发行规模来看，此均为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尽管如此，仍不可忽视的是，疫情带来的冲击还未缓解。“未来，不管是大行还是中小行，不良还可能加速暴露。”前述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说道，“因此对于银行来说，要提早谋划、未雨绸缪，在建立严格资产分类的基础上，加大坏账核销、拨备计提、补充资本等。整体而言，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相对可控。” 按照监管提出的全年处置3.4万亿元的目标计算，上半年已处置1.1万亿元，仅占全年的32.4%(去年同期占全年的40.5%)，那么下半年将处置2.3万亿元，是去年全年的处置规模水平，同比多处置接近1万亿元的规模。 这意味着，下半年银行面临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仍在加大，银行核销、清收、转让等处置力度均要有明显提升。华西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刘志平分析，下半年预计银行核销不良9300亿元，同比多核销约3000亿元；另若按照下半年同比多处置接近1万亿的规模计算，下半年其他不良处置手段将合计多处置7000亿元的规模。 刘志平还称，这将使得银行整体信用成本进一步提升，不过在不良压力边际缓和下，提升幅度相对有限。受此影响，预计2020年银行净利润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此外，下半年在处置力度加强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有望改善，伴随经济的逐步修复，不良拐点或将提前显现，预计最早三季度可以看到不良率的企稳。 中小行频现违规处置不良 在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银行违规现象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银保监系统已发布了近70张关于银行违规处理不良资产的罚单，涉及26家金融机构，其中，中小行占比超八成。 从中小行违规方式上来看，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贷款资金挪用于认购该行股份及不良资产；通过信托计划回购实现不良资产虚假转让出表；借道银行、企业进行不良资产非真实性转让，实现不良贷款虚假出表等。 前述地方AMC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小行成不良资产违规处置的重灾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亏损不起”。如对一些农商行来说，不良资产卖断打折力度很大，1个亿的资产能卖到3000万都算不错，相应的，银行将形成巨额亏损。 “有时候一家股份行的分行利润都扛不住，更别说这些地方小行了，甚至有的银行一年的利润不够不良处置的损失，因此只能先放到表外，再慢慢处理。”该人士进一步说道。 也即是银行的利润支持能力决定着该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程度。农商行主要由地方信用社改制而成，受限于法人治理能力和资产运营能力等多重因素，抗风险能力较弱，在面对不良资产时，多数小银行的经营利润覆盖不了亏损，直接影响了其进行资产转让的动力。再加上这些银行在资产处置方面的专业性差，人才匮乏，资产质量相对大行来说较差，因此处置效果并不理想。 而对于地方AMC来说，前述地方AMC业务负责人称，农商行不良资产的性价比相对较差，因此资产包的转让或出售较难。“通常而言，农商行资产情况比较复杂，牵涉了太多地方政府和地方担保公司，涉及到处置时，地方保护主义更强，难度更大。” 目前，业内的共识是，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中小行面临着更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某民营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一方面，中小行风控能力相对偏弱，资产出现风险的概率较大；另一方面，中小行区域性特点明显，区域性风险具有传染性，集中爆发对其影响较大；再者，中小行的整体客户质量相对较差，风险暴露偏多。 不过，中小行也在积极求变，拓展处置渠道，如广东四会农商行、山西泽州农商行、山东诸城农商银行等部分中小银行推出了“搭售”不良资产的定增方案，即在定向发行股份的同时，要求认购股份的投资人购买不良资产，利于银行在短期内消减不良压力。 此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日前发文称，讨论不良资产的处置，不应再继续局限于银行业，而应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要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早谋划、未雨绸缪，正督促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落实资产质量分类。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增提拨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今年预计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9月6日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 周亮称，监管正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的长效机制，对各类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压实三个责任，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稳妥地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同时落实资管新规的要求，防止影子银行反弹，通过打击违法违规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为努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紧扣“六稳六保”的要求，周亮称，银保监会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探索应急贷款和应急融资的机制，推动金融系统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下一步，周亮称，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监管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实现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督促城商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治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在减灾、防灾和救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有力引导理财、保险资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深化，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持续上升。 进入2020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信用风险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上升态势。 为及时化解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步伐，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将要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而明年的处置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到广义的特殊资产 在我国，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参与银行不良资产交易业务需要持有特定的牌照（如AMC），因此，人们在提及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时，基本都局限在银行业层面。但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再继续局限在银行业探讨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真实风险状况。与之相关的顶层政策设计，也可能因为关注范围狭窄，而难以充分发挥不良资产行业对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真正功能。 首先，违约风险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的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保理、典当等）以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证券资管、私募等），同样存在大量的违约风险。以信托业为例，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6月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除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中的证券质押、债券违约等风险近年来也快速增长，并对一些企业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民间金融活动（如P2P）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违约资产，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P2P未追回的资产仍有8000亿之多。 其次，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在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介入，不仅能有效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大幅减少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管理对象，不应局限于已经发生违约的不良资产，还需要扩展到仍未出现违约，但价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资产。 有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更有效地管理整体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角度，有必要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 所谓特殊资产，是指“在经济的特殊周期、宏观环境的特殊阶段，或发生特殊事件（如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事件）时，交易价值低于账面或实际价值的资产”。 在这个意义上，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与聚焦银行业的传统“不良资产”概念相比，“特殊资产”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将非金融资产也包含在内。 从资产所处的状态上来看，“不良资产”是已经发生风险的“特殊资产”，而特殊资产不一定已经发生违约，但资产价值处于困境和受压状态。总体上，特殊资产是广义的“不良资产”。 相应的，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模式，也要比传统的不良资产更为丰富、灵活和多元。 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特殊资产行业起步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剥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为主。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不良资产处置也从政策性剥离转变为市场化处置。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产业升级等政策环境变化也为特殊资产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年-2005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政策主导成立起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剧，为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紧接着，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承接了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年-2011年）。在这一阶段，四大AMC开始进行商业化改制，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2006年，四大AMC完成了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后主动拓展业务范围，开始收购和处置农商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升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无效资产，在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周期下行过程中，不良资产逐步涌现。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监管部门逐渐放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体要求。在这一阶段，特殊资产行业的纵向链条不断加深。一方面，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增加，出现了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措施。2017 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设立金融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AIC）承担市场化债转股任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五家AI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处置机构的种类也不断增加。2012年之后，地方AMC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2020年，第五家全国性AMC（银河资管）的设立以及外资AMC（橡树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 总体上看，2012年以后，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交易规模和活跃度也有大幅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投资人和专业处置机构）进入。在最初的政策性处置阶段，特殊资产市场参与方较少，主要是国企、银行和四大AMC。随着行业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参与其中，逐步形成了“5+地方AMC+外资AMC+AIC”的市场结构。 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而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产业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参与其中。 从业务模式看，当前特殊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催收、诉讼、折让等传统方式。由于后端资产运营方的业务前置，现阶段的处置围绕价值发现、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等关键环节，新增加了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随着特殊资产投资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行业协作化发展的趋势凸显，一个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的特殊资产管理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资产的一级市场（即银行不良资产的直接交易和转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从整个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所提供的终端处置能力，才是决定行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从顶层设计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格局，在防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特殊资产的跨周期性和存量价值挖掘的特点，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以及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我们预计，特殊资产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层面有必要从特殊资产行业生态整体出发，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引导和规范，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行业的社会功能。 在一级市场层面，要发挥银行和AMC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于银行，一是考虑扩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范围，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关注类资产也纳入与AMC交易的范围，以提高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前瞻性；二是进一步扩大近期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范围，特别是为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特殊资产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充分发挥部分商业银行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五大AMC，可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优化监管制度，对特定业务的资本监管要求进行调整，支持其提升处置能力；对地方AMC，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推动地方AMC聚焦主业，并支持有能力的特殊资产服务商获得AMC牌照，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此外，可继续推动特殊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成立外资AMC，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一级市场主体。 在二级市场层面，要重点推动特殊资产交易平台的发展。一是在推动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同时，适度扩大拓展银行不良资产挂牌转让的场所，引入适度竞争，提升市场效率；二是建立监管制度，确保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充分，设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要求，由信息披露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估值等服务，并通过做市、承销等制度安排来完善流动性机制；四是培育特殊资产市场的专业投资者。总体上看，通过促进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可以推动特殊资产交易的正规化、透明化、标准化，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特殊资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能力。 总之，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此外，积极探索便利跨境投资的各项政策，逐步提升特殊资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严防资产质量劣变和新一轮资产泡沫 加力压降影子银行等高风险业务 近期，全方位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政策信号不断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央行、银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正密集筹划，针对资产质量劣变、新一轮资产泡沫等潜在风险，研究更多防控举措，将加大不良资产、高风险影子银行等重点领域的处置力度。地方层面，多地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金融领域放贷等主要风险点部署专项整治。同时，监管部门正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短板，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改革措施将陆续推出。 监管部门密集谋划储备“弹药” 面对疫情给金融防风险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监管部门正密集谋划，为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储备“弹药”。 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此外，根据36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的业绩情况，上半年共有18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上升压力较大。对此，我们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 同时，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引发监管部门高度关注。郭树清指出，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地方层面也在加紧部署，加强重点风险防控。例如，江西省金融监管局局长韦秀长近日在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督查调研时表示，要强化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处置力度，持续推进高风险地方法人机构风险化解。浙江嘉兴市金融办近日召开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专项工作推进会，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若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风险整体可控，但仍需警惕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累积。其中，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显增大，处于持续暴露过程中。在宏观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以及宏观杠杆率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信用风险可能攀升。此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也需高度重视。 重点风险领域处置力度将加大 为防控资产质量劣变、新一轮资产泡沫等潜在风险，下一步，不良资产、高风险影子银行等重点风险领域处置力度将加大。 记者了解到，针对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将引导机构通过提前加大拨备计提等，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同时，将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在充分揭示风险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 机构层面也已为更多不良资产化解做好准备。在近日举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行、农行等多家银行均表示，下半年将充分运用批量处置、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各种手段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管公司下半年也将大力拓展业务，积极参与中小银行等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例如，中国长城下半年计划出资800亿元收购金融及非金融类不良资产。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和比率虽然走高，但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银行业规模以及金融体系的风险处置能力而言，仍可控可防，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实现对银行业不良风险的逐步化解。”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为防范高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反弹回潮，相关部门将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其中，将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监管部门还将精准有效施策，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实际上，“精准拆弹”重点领域风险一直是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的重点。例如，银保监会日前对天安财险、新华信托等六家保险、信托机构实施接管。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托管组将坚持分类施策，根据每家公司的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化解方式，坚持守住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快补齐风险处置制度短板 在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的同时，监管部门将加快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补足监管制度短板。 近期，一系列旨在强化风险防控的政策相继落地。例如，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深入整治股权与关联交易乱象视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整治资本质量不实、股权关系不清、股东行为不当等突出问题。“中小银行风险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应从关键点入手，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近日撰文表示。 此前，银保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推进城商行、农信社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多途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下一步，更多防风险补短板政策措施将推出，包括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并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以进一步实现对风险机构的精准施策。 “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郭树清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既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也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8月27日，中国信达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公告。截至2020年6月末，该公司总资产达15318.18亿元，较去年末增加1.2%；收入总额458.20亿元，同比增长0.8%；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1672亿元，较去年末增加1.4%；上半年实现归属本公司股东净利润63.41亿元；年化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和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别达到8.76%、0.96%。 中国信达集中优势资源，加大主业有效投放，探索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业务模式，保障了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整体稳定，强化了主业对公司业绩的有力支撑。截至6月末，不良资产经营总资产达9691.27亿元，较去年末增加2.5%；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收入和税前利润，在集团收入和税前利润中的占比分别达到65.0%、70.6%，继续保持绝对优势。 其中，收购经营类业务作为公司传统优势业务，上半年加强银行沟通合作，扩宽信托、租赁等非银金融机构收购来源，发挥估值定价专业优势，公开市场收购均价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时强化处置渠道建设，在国内主要大型线上平台实现成交158笔，成交金额84.7亿元，有效提升疫情期间处置效率，加快周转，着力提升资产价值，上半年收购经营类不良资产净收益63.3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为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业务积极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存量结构调整，进一步探索通过兼并重组、破产重整、夹层投资、过桥融资、阶段性持股等投行手段推动业务升级换代，大型企业集团危机救助、破产重整等特色业务占比逐步提升，加速培育核心竞争力，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中国信达密切关注疫情影响下经济金融领域新的风险形态，探索风险化解新路径。通过基金化处置模式、搭建网络化处置平台、发挥债委会作用等，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金融风险化解处置新方式；探索危机企业集团的重整重组和风险化解工作，运用产品组合模式，加快低效资产结构调整和盘活存量。 针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危机、债务违约事件等问题，将不良资产处置链条延伸至证券市场，积极探索证券市场不良资产风险化解，保护中小股民利益，综合运用重整置换、低效剥离、存债转化、多级重组等一系列手段，为上市公司纾困；深入开展中小银行风险化解调研，支持子公司市场化参与中小银行风险化解，助力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ST南化8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北部湾港集团发来的《关于筹划资产重组事项的函》，拟筹划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锡集团所持有的华锡矿业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目前，北部湾港集团旗下的南宁化工集团是ST南化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32%。 据披露，本次交易标的华锡矿业，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贵金属勘探、采选、加工等。早在2012年，华锡集团曾有意冲刺IPO，但最终折戟。 于2000年上市的ST南化，近十年来则在戴帽与摘帽之间兜转。据披露，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经营范围为氯碱化学工业及其系列产品，农药、消毒剂、食品添加剂等无机和有机化工产品生产，工业用氧、工业用氮、溶解乙炔、液氯、液氨气体等压缩和液化气的生产。2010年到2018年，公司扣非净利润均为负。 在本次收购前，ST南化对公司表现欠佳的资产进行了处置。回溯公告可知，2015年10月21日，ST南化拟将所拥有的涉及停产搬迁的资产出售给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到2019年末，南宁化工集团受让资产处置已全部完成，公司处置收入为6030.98万元，处置收益亏损3735.86万元。 最新公告显示，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股票自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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