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6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下为全文： 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国内国际经济正常运转，增加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和挑战。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沉着应对，迎难而上，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一、维护金融安全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疏忽懈怠。 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金融风险根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货币产生后，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商品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构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也可能相互背离，相互冲突。当生产结构失衡或信用偏离过度，就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国家形成后，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特别是货币从民间一般等价物转变为政府法定货币，在极大地方便生产交换的同时，也容易因政府行为失当带来新的巨大风险。 放眼世界，一些国家的崛起和衰弱往往同金融能力密切相关。十七世纪荷兰能够取得海上霸权，其初具现代特征的金融体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的英国兴起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助力其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同样，金融风险扩散引发经济危机、国家动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十六世纪西班牙大肆对外扩张积累巨额债务，最终引发财经危机导致盛极骤衰。1637年荷兰郁金香事件、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都重创本国经济和国家实力。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令世人至今心有余悸。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1930年发生银行挤兑倒闭风潮，蔓延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多国政府更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多次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在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也经常陷入热钱流入、外债高企的不利局面，多次诱发经济衰退。上世纪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十分深刻。本世纪以来，美欧为摆脱经济社会困局，不断扩张财政支出，放松货币供应，积累起巨额债务和资产泡沫，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此后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消除隐患，成功战胜80年代末严重通胀、9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多次外部风险等冲击，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也为世界金融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严峻的风险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敏锐判断、果断决策。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部署一系列“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的重大举措，发起了攻坚战的前哨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金融领域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系统方略，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在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靠前指挥下，各地区各部门和金融系统齐心协力，共同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 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至2019年，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2.1%和13.9%。而资产年均增速只有7.7%，不及2008年至2016年的一半，相当于向实体经济多投入64万亿元资金的同时，银行业资产少扩张88万亿元。保险业激进的投资理财型业务得到遏制，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扭转了2008年至2016年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的势头，最近三年总体稳定在250%左右。 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我国影子银行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影子银行层层嵌套，风险隐蔽，与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非法互联网融资等紧密交织。2017年开始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实施，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呈现根本性好转势头。2019年末，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最为显著，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 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针对较为普遍的资产质量不实问题，对金融机构开展多角度检查评估，严格要求风险资产审慎分级。坚决惩治掩盖不良资产，严厉打击做假账。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2016年一度超过128%，2019年末降至82%。3年时间里，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与此同时，加快补充资本，增提拨备，全面提升了各类金融机构应对外来冲击的实力。 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非法金融活动，有序推进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处理恶意操控金融机构的问题股东。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在充分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打破刚性兑付，促进信用分层，严肃市场纪律。依法处置安邦集团、华信集团等严重违法违规企业，及时重组、重整和破产清算数家涉嫌违规办理金融业务的控股公司。推动高风险中小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企一策”进行改革重组和风险处置。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我国一度存在大量“无照驾驶”平台违法从事金融活动，其中很多打着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旗号混淆视听。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有序化解。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立债委会约2万家，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1.4万亿元，帮助大量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渡过难关。一大批流动性困难企业的债券违约和股票质押风险得到缓释，相当一部分落后产能或管理不善的“僵尸企业”有序出清。约500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债务约束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隐性债务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近年来，我国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增量，严禁违法违规提供融资。同时，实施疏堵并举，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金融系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推动地方债在商业银行柜台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为法定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多种资金支持。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通过努力在制度上补短板，监管工作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2017年以来，共发布实施209项银行业保险业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金融机构重速度轻质量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2017年至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6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8万亿元、3.3万亿元和1.6万亿元。科研技术、信息软件、生态环保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31.2%、20.8%和19.5%，显著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实现“量增、面扩、价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23.2%。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接近99%。2019年大病保险覆盖11亿多城乡居民，农业保险风险保障金额超过3.8万亿元。保险赔款成为各种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完全正确非常及时。如果当初贻误战机，拖延整治，当前面临的困难会大得多，不良后果难以估量。 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金融领域出现新的重大挑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面临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困难。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增长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为遏制衰退，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时，金融活动反而必须扩大。原来的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略高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上半年高出10多个百分点。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多年快速发展背景下，各国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已达到很高水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国际社会合作氛围并不理想。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结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和对立，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退群”、“脱钩”、“断链”增多，并对我国公开采取打压和遏制战略。疫情发生后，有的国家自身应对不力，却以多种方式对外转移矛盾。美国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频频制造事端。这些做法危害了正常经贸合作，全球经济复苏平添更多变数，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都受到干扰。 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对冲政策十分必要，执行中如遇新的异常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力度。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最发达国家，采取了强刺激做法。有的国家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货币双管齐下，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向个人和企业直接融资或提供担保。短期看，这一做法有利于稳定经济与金融，但是中长期效果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当前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消耗着美元的信用，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更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 此外，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既为我们带来许多机遇，也带来很大挑战。我国金融科技在部分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在风险防控方面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传统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传染路径发生深刻改变，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风险日益突出。这些风险具有较强的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四、金融系统要努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我们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 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正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紧扣“六稳”、“六保”任务，充分利用我国市场潜力大、储蓄资源多、国际合作范围广等有利条件，发挥好中央与地方各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特别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扮演着“棋眼”角色。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动金融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矫正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 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影子银行风险“燃点低”、“烈度大”，如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贻害无穷。目前，影子银行经过不懈治理，风险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稍一放松监管，极可能全面回潮，导致前功尽弃。要保持战略定力，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突出简单、透明原则，规范交叉金融产品，做到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边界清晰，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风险隔离，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分账经营，储蓄产品和投资产品泾渭分明。努力实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职责清晰、分工有序。同时，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要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履行主体责任，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地方党委政府履行属地责任，要把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和机构体系，充分发挥早介入、早预警、早处置的作用。 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按照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在确保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加快构建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防控风险能力，及时发现并有效阻遏外部冲击向国内扩散。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监管规则制定，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提高国际话语权。 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加强金融知识普及，让城乡居民都懂得，投资是有风险的，世界上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更没有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要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弘扬契约精神，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办事，提高违法成本。简化产品结构，严格客户分层，如实通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金融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从近些年工作实践中我们看到，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风险事件和腐败案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严重弱化、缺失。近年来，拆除金融风险点的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凡实施风险处置和重组的金融机构，原则上都要成立临时党组织。对股权关系复杂的风险机构，首先压实党的领导责任。要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利益勾结，把查办案件、防控风险、挽回损失、堵塞漏洞、重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金融安全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8月16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刊文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段时间，围绕银行保险业公司治理与金融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内容，金融领域官员纷纷对外发声。 8月1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撰文称“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仍需加强”；7月15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指出，必须下大力气加强股权管理、规范股东行为；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近日也撰文表示，中小银行的风险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应从关键点入手，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 三年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 2017年至2019年，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2.1%和13.9%。而资产年均增速只有7.7%，不及2008年至2016年的一半，相当于向实体经济多投入64万亿元资金的同时，银行业资产少扩张88万亿元。保险业激进的投资理财型业务得到遏制，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扭转了2008年至2016年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的势头，最近三年总体稳定在250%左右。 市场普遍关注，下半年强监管节奏如何持续？整治重点又将在哪些方面推进？ 问题机构风险处置“精准施策” 随着蒙商银行完成设立，包商银行处置基本尘埃落定。 谈及包商银行的接管始末，周学东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剖析包商银行“六宗罪”时指出，包商银行的风险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全面失灵，包括：党的领导缺失、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监督职能弱化、管理层凌驾于制度之上、监管失效等。 而包括包商银行在内的多家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是近年来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也明显加速。 7月17日，银保监会一口气对8家金融机构进行接管。从公告内容看，8家机构公司治理存漏洞、经营管理不规范、风险控制不到位等共性问题突出，股权结构和股东行为深刻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谈及股权管理，梁涛表示，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小银行保险机构乱象丛生的根源。梁涛举例称，部分股东以信贷、理财或保险资金入股机构，甚至出资后又通过关联交易、违规质押、反担保等方式变相抽逃资本，形成虚假出资。股权代持和隐形股东现象在中小机构中较为严重，很多股东通过设计高度复杂且频繁变更的股权结构，刻意隐藏实际控制人、隐瞒关联关系，实现规避监管和幕后操纵银行保险机构的目的。 周小川近日也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华信系、安邦系等，包括正在“瘦身”的海航集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它们的高速膨胀明显存在巨大的缺陷：公司管理上没有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或者有也不发挥作用，很多都没有正常决策程序，都由少数人、家族中几个人或领头人说了算；财务上没有内审机构，也没有正常外部审计，各种会计科目随意挪用或乱用等等。 问题机构的风险处置仍需创造性推动。从当下情况来看，高风险机构区域集中度高等问题依然突出。《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2018年四季度的央行金融机构评级覆盖了437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24家大型银行、4355家中小机构（含3990家中小银行和365家非银行机构），评级结果为8~10级和D级的金融机构被列为高风险机构。4355家中小机构中，8~10级的586家，D级的1家，占比13.5%，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从机构类型看，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的结果较差，分别有43.3%和32.7%的机构分布于8~10级。 基于此，下大力气加强股权管理、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成为监管重点。 郭树清强调，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比如，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 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近年来，监管部门多项措施摁住隐患重重的风险苗头。 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郭树清指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 对于房地产金融政策，央行在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针对市场关注的P2P风险处置，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 此前，我国一度存在大量“无照驾驶”平台违法从事金融活动，其中很多打着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旗号混淆视听。 郭树清表示，目前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严监管仍不可松 严监管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市场乱象和违法违规行为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也在大步推进。 2019年末，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 不过，依然需要看到部分领域“顽疾”尚存，疫情后金融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重大挑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面临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困难。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增长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郭树清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比如，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针对此，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郭树清强调，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等，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受疫情冲击影响，金融资产劣变风险加大。针对当前不良资产持续攀升的状况，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称，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严格按规定确定资产分类，符合不良标准的必须划为不良，实质承担信用风险的其他表内外资产也应执行分类标准。这意味着，违规掩盖不良资产仍将是未来监管的关注重点。 “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郭树清称，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
2020（第八届）上海固废热点论坛于8月10日举行。此次论坛由E20环境平台、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主办，以“后疫情时代固废综合管理的全面升级”为主题，携手技术界和产业界，围绕医废、湿垃圾处理、垃圾焚烧、环卫等细分领域，共同探讨当前固废热点问题，探寻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在业内看来，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垃圾分类大潮产生交互影响，将带来固废细分领域的调整，甚至重构固废产业链。 协同化处置医废补缺口 疫情发生后，医废及危废处置成为业内热点话题。论坛现场，与会学者及企业聚焦医废处置，分享医废处置成果，探讨应急医废处置的可行性方案。 “武汉积累的192吨医废清零，来之不易！”谈及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医废处置情况，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华说，“清零离不开全国各地医废设施、当地生活垃圾设施的应急支援。”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1月20日以来，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12.3万吨。截至3月3日，武汉市医废处置能力从疫情发生前的50吨/天，提升至261.7吨/天。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朱琦坦言：“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当地医废处置量占总量的97.38%，异地处置量虽然占比不大，但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李传华看来，后疫情时代，医废处置应聚焦全过程风险防控，补齐处置设施短板，建设智慧收运体系，提升行业标准，进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有无必要建立独立的医废处理体系？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左健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这会放大医废处置能力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可行的方案是跨行政区划、跨设施利用危废处置设施，甚至跨行业利用市政垃圾焚烧设施处理。 陈朱琦补充道，应急状态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条件的危险废物焚烧炉、生活垃圾焚烧炉和其他工业窑炉，改造或协同处置医疗废物。 垃圾分类带来处置湿垃圾风口 “宅文化催生厨余新增量，垃圾分类新时尚成效开始显现，湿垃圾收集量显著增加。”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介绍。数据显示，2020年6月上半月，上海市湿垃圾日均分出量达9632吨，相较没有强制分类的2019年6月，湿垃圾日均产生量增加近2800吨。 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处置湿垃圾成为论坛的一大讨论焦点，盈峰环境、维尔利、万德斯等上市公司参与了讨论。 对于如何实现湿垃圾资源化，维尔利带来了渐进的解决方案：无害化技术，预处理为主；资源化技术，预处理+厌氧消化；资源化技术，预处理+厌氧消化+有机渣利用。维尔利在西安落地的西安餐厨垃圾处理BOO项目就采用了“预处理+厌氧消化处理”工艺，能够实现沼气发电等。 资料显示，维尔利经营业务涵盖城市环境治理，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及工业节能环保三大板块，成为餐厨、厨余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垃圾渗滤液、农业沼气新能源等细分领域龙头。 盈峰环境则发挥设备优势，带来餐厨+厨余+焚烧协同处置模式。盈峰中联环境城市服务事业部总工程师张斌介绍，该协同处置方案的核心设备包括收运核心设备智能收运车、餐厨垃圾处理核心设备双滚筒洗油筛分机、除砂器、破袋机、有机榨取机等。 科创板公司万德斯带来了3种厨余垃圾资源化模式，包括厨余垃圾独立处置模式，厨余、餐厨协同处置模式及厨余垃圾焚烧处置模式。 “技术方面，必须考虑适用性，考虑适应中国厨余垃圾特点的技术和设备。对企业而言，高水平的设施和运营是产业继续发展的生命线。同时，建议行业管理部门与有经验的企业一起，研究确定并支持资源化方向和途径。”维尔利固废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亚东说。 固废资源化成行业大趋势 资源化不仅是厨余垃圾处置的方向，更成为固废行业的大趋势。 “固废处置无害化是目标，资源化是手段，资源化是解决固废污染和缓解资源短缺的突破口。”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戴晓虎表示。 据悉，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固废被称为“再生矿产”，成为重大特色新资源，产品广泛用于能源环保、高端制造、绿色建筑等新兴领域。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已初步建成再生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对我国而言，深度推进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发展，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对于解决我国固废污染问题，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和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 戴晓虎介绍，固废蕴藏丰富的金属资源和生物质资源。我国生物质固废的衍生燃料开发潜力约2.78亿吨千物质，城镇矿产综合利用率每提高1%，相当于新增资源量8000万吨。预计到2030年，通过固废资源化可新增再生铜607万吨、钢铁4.7亿吨，替代约25%的原生资源量。 戴晓虎认为，在实现固废资源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的需求十分迫切，科创板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
13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媒体采访表示，预计今年全年中国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且明年处置力度会更大。 郭树清表示，当前中国金融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相较而言，中国股、债、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142.4%，资金支付能力充足；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14.21%，风险抵补能力较强。 郭树清表示，同时必须要看到，当前金融风险仍然易发高发，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极易反弹回潮等，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研判，未雨绸缪。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银行业新形成不良贷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郭树清说。 他表示，对此要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促银行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二是备足抵御风险“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充分揭示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贷款。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款损失。 郭树清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之下，原本经营很好的企业销售中断、订单压缩，不良贷款的反弹是必然的。“财政、金融、就业、产业各方面的政策要结合起来进行帮扶，多种手段把企业扶持起来，这样我们的经济大循环就会更正常、更容易一些。”
不良处置力度进一步加大，资产包供给或迎高峰，资产管理公司（AMC）正积极部署“抢包”工作。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受疫情影响，监管部门出台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银行不良容忍度有所提升，多位AMC人士告诉记者，从上半年情况看，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应量有所缩减，整体交易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但长期来看，供给将有所加大，交易转让收益面临收窄趋势。 在此背景下，各家AMC积极备战，部署下半年工作。下半年，中国长城资产计划出资800亿元收购金融及非金融类不良资产。中国信达提出，研究后疫情时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战略定位，看到了不良资产行业巨大市场潜力和广阔发展机遇。 “做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比的是资金实力。”一位市级地方AMC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大型银行“出包”并不太多，“出包”以农商行和城商行为主，“四大AMC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很难抢到资产包，因为价高者得，大机构资金成本比较低，给的收购价也相对高。” 充裕的资金流支撑四大AMC大规模收包。今年上半年，中国东方、中国信达分别发行两期共计100亿元、250亿元金融债券，中国华融获批发行300亿元金融债券。某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表示，由于下半年资本金相对富裕，因此将开展大规模收包计划。 围绕“大不良”拓展业务，股权投资也是不少AMC瞄准的方向。在年中工作会议上，中国东方提出，择机稳妥开展股权和债转股等业务；中国信达也提及“股权经营提升”的概念。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不受地域限制，他们也积极布局符合国家战略的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一位负责资本市场方向的华东地区地方AMC人士表示，他负责的业务范围包括股权质押、债转股、大股东纾困等业务。“今年二季度尽管市场资金相对充裕，但是大股东纾困仍然有不少需求，毕竟券商的股权质押业务有所收缩。” 不良资产处置是不少机构面临的难题。“资产多，变现难。”一位市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的高管坦言，由于变现回收存在压力，投资人都希望与AMC共同投资，“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二级市场不活跃，资产需求相对少，今年可能并非是不良资产处置的好时机。” 监管部门对不良处置提出了要求。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要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做到应核尽核，应处尽处。试点开展不良资产批量处置，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 从处置模式上看，自行清收、委托清收、风险代理清收均为AMC的主要处置模式。“不良资产处置周期很长，质量不错的资产包完整处置也要花两三年时间，我们公司大多数资产都是自行清收，依靠自行跑诉讼、执行慢慢形成回款。”华东某地方AMC人士表示。
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下，金融业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如何抵御自身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与金融机构深化改革的下一步怎么走？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接受了视总台记者的采访，透露出一系列核心信息： □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研究了一些储备性政策，看市场情况，如果恢复得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会把这些储备性政策用出来，加快经济恢复。 □ 下一步首先是做好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另外，还要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发展。上半年直接融资比重从32%上升到36%，希望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来支持企业。 □ 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引导信托、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做真正的专业投资、价值投资，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 □ 当前金融风险仍然易发高发，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极易反弹回潮等，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研判，未雨绸缪。 □ 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今年以来，信托违约事件频发。据第三方平台不完全统计，今年1-7月，信托行业共发生200多起违约事件，涉及的违约项目金额超过1100亿元。 信托项目出现风险时，资产保全成为首要任务。多位信托人士对记者表示，面对违约事件，一般的应对方式包括：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然后启动其他方式来处置风险资产；进行第二还款来源处置，比如，土地抵押、三方担保等；寻找第三方接盘，包括发行新的项目进行资金置换或是资产管理公司接盘；实行法律诉讼和司法拍卖等。 不过，若信托资金被大股东挪用，则另当别论。一位大型信托公司高管称，若信托公司存在“向大股东利益输送、违规自融”的情况，项目逾期后，处置起来非常困难。 违约事件频发 8月11日，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水创业”）在《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中称，其子公司天安财险认购新时代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284.44亿元，其中60.40亿元信托产品于2020年6月到期，逾期未收回。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逾期金额还在继续增加。西水创业称，截至8月11日，天安财险持有的新时代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行的“新时代信托蓝海信托计划”中共有11笔信托产品到期且未收到本金及投资收益，逾期本金增至126.5亿元。 上述126.5亿资产投向何处？ 西水创业称，天安财险所持新时代信托产品均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底层资产为非上市权益类资产，每一个信托产品对应的都有股权质押等担保增信措施。从初步核查情况看，底层资产的担保物可能存在担保不足情况，其担保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核实；天安财险正在对投资上述信托产品的合规决策流程进行核查，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待核实后将另行予以披露。 不过，上述11只产品在市场上很难看到公开信息。有业内人士称，新时代信托多只产品也存在违规自融、存在挪用的情况。此前，有监管人士称，一些集团惯用的操作手法是，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数量较大，多为闭环和内循环。例如，用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认购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用至集团的其他公司。 目前，另外一家信托公司四川信托也因底层资产存在大量风险、涉嫌关联交易、股东挪用，多个项目已经出现逾期。投资者和地方监管以及四川信托高管已经进行了多轮沟通，在8月11日的沟通会上，地方监管称，四川信托的问题不是其管理层能解决的，要求所有股东切实履行责任，依法合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属地政府在和监管部门一道压实股东责任，约谈了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共同推进工作。股东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出来面对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另外，召集了省内相关企业开了推介会，后续将继续推进该项工作，适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适格的投资者。”上述地方监管人士称。 根据用益信托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7月，信托行业共发生201起违约事件，涉及违约项目金额共超过1100亿元。 如何处置不良资产？ 信托项目出现风险后，一般有哪些应对措施？ 一位北京地区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有些信托公司会先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然后在启动其他方式来处置风险资产；另外就是项目延期，信托合同中通常会有关于延长信托项目期限的条款，大部分信托项目会约定6个月-1年的处置期，在这期间，信托公司通常和借款人协商进行分批归还信托产品本金和利息，投资者也比较认可上述两种方式，过去那么多年，不少信托公司也是这么做的。 “当然，也有信托公司会提前终止项目。有些信托公司的警惕性较高，当发现项目可能在未来存在风险时，在信托项目还未到期就停止信托项目，催促借款人提前还本付息。由于因信托公司对业务团队激励机制较为丰厚，一旦提前终止，有些项目团队担心被追回奖金，即使发现风险，这样做的动力也不大。信托公司在项目开展前期终止项目的情况并不多见。”上述人士称。 除了上述处置手段外，当项目发生风险，信托公司还可以进行第二还款来源处置，比如土地抵押、第三方担保等进行收回资金；此外，信托公司还可以寻找其他信托公司，通过发行新的信托计划，再融资实现资金置换。这种方式行得通的主要因为是受托人在做项目时抵押物价值较高，或者融资方手头上有其他的优质资产。 司法手段是处置资产的最后的防线。若融资方违约，出现纠纷，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融资方以物抵债由信托公司处置变现，通过司法途径拍卖抵押物，查封融资方、担保人的其他资产、进行拍卖变现等。不过，司法流程消耗的时间较长，资金短时间无法回笼。 一位头部信托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当项目发生风险时，处置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少项目通过处置，让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保护。但信托公司最忌讳的是“向大股东利益输送、违规自融”，安信信托、四川信托和新时代信托都出现这种情况，风险极大，当出现违约后，很难化解。 另外，记者发现，除了化解自身行业风险外，不良资产市场中，也出现了信托公司的身影。经济下行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信贷违约率上升，不良资产供给持续增加，也将吸引更多的市场机构参与其中，一些信托公司也开始试水不良资产行业。 “信托公司参与不良资产处置，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以财务顾问的身份为债务企业提供债务重组和债转股服务，为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和搭桥贷款服务；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收购不良资产，作为权利人处置不良资产；以机构投资者身份购买其他处置主体发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产品。”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对记者表示。 “不良市场具有一定机遇，不过这个领域对于资产定价、资产处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如何实现与AMC等机构的错位竞争是关键。”另外一位信托公司人士称。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