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3日从国新办举行的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上获悉，我国主汛期将延续到9月底，下阶段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防汛抗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指出，6月份以来，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汛情，防汛救灾工作面临严峻考验。国家防总加强统筹协调，各个有关部门、各个地方通力协作、积极应对，形成了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据介绍，目前各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00.6万人，为近年来最多。 周学文表示，我国主汛期要延续到9月底，下阶段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防汛抗洪任务还很重，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预计后期台风降雨、局地暴雨、华西秋雨等仍可能造成严重汛情。水利部将继续以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灾害‘三大风险’防范为重点，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表示。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指出，8月至9月仍是我国地灾高发期，随着降雨向北移动，北方地区地灾防治仍是工作重点。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推进地灾1：5万的风险调查和高风险地区的1：1万的精细化调查，继续完善地灾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滑坡监测仪器试点建设，提高装备的实用性、可靠性，持续提高我国减灾防灾能力。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1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2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3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4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参考文献：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步全面恢复，经济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在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下取得这一系列成就难能可贵，再次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复苏基础扎实。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将大大提升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这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 二季度经济指标明显改善，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基本形成 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3.2%，环比增速达到11.5%，大大超过国内外市场预期。 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的作用下，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三大产业生产水平和产能利用率同步回升，特别是工业生产开始步入常态化水平。二季度3.9%的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增速、4.4%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9%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表明企业和各类商场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供给侧复苏态势已基本稳定。 内需逐步回暖。在助企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作用下，内需逐步回暖，降幅明显收窄。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在“两新一重”等投资项目的推动下出现了快速提升，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5.91%，为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奠定了良好基础。 外贸好于预期。在稳外贸、稳外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政策的作用下，外贸外资明显好于预期。二季度出口额连续3个月正增长、使用外资连续3个月正增长、外汇储备规模连续3个月上升。我国稳定住了外贸基本盘，抵御住了疫情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多重冲击，正在于变局之中开新局。 市场运行内生动力显现。在供求两端稳步回升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供需对接比较顺畅。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处于温和上涨区间，表明宏观经济供需对接较为顺畅，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循环的断点和堵点得到较好疏通。企业利润和收益率持续回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4月份同比下降4.3%转为增长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2%，比4月份提高1.1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国内市场正步入良性循环，市场运行的内生动力开始全面复苏。 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在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同时，新动能保持强劲支撑作用，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一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无接触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全面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势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9%，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4.7%、4.0%和3.8%；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由负转正，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3%，而一季度为下降12.1%。 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提升 二季度的各类宏观经济指标说明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复苏基础扎实。下半年，虽然仍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各类先行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复苏态势将持续。一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5个月位于50%的荣枯线之上，说明企业生产活动的扩张基础十分扎实。二是上半年挖掘机销量高达两位数增长，预示着下半年各类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迅速增长。三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外贸先行指数在6月份明显反弹，表明各国出台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开始产生效果，国际贸易可能会走出上半年深度下滑的困境。四是二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和经济学家信心指数都明显反弹，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将大大提升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 全面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将保证供需两端得到持续改善，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一是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力度足，将有效拉动下半年国内需求。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困难群众之急。这不仅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奠定了财政基础，也对有效需求扩张给予最直接的财力物力支撑。二是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将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市场稳定，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为经济稳步复苏创造条件。今年将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问题，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三是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将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撑。 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上半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的实施效果，将在下半年陆续显现。这不仅能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提高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而且将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经济稳步复苏再次证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步全面恢复，经济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在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下取得这一系列成就难能可贵，再次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根本保证。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赢得了抗击疫情的战略主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提供了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疫情、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果断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等8点要求；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这一系列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把握住了我国经济重启时机，确保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障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保障复工复产快速顺利推进。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打通资金流、人流、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堵点与断点，成功实施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全面加速供应链复苏和供给侧恢复；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为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奠定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较高的宏观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水平为疫情防控和保持良好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二是健全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体系，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等，使我们有条件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保证了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就能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本文原发于人民日报
当前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好时机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日前表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协调推进，目前又迎来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较好时机。 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利率水平也远高于海外各国，外资投资中国的热情较高。同时，外国投资者也关心资金流出和利润汇回，国内投资者也希望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在8月8日以“外部环境与汇率政策”为主题的CF40内部课题评审会暨“双周圆桌”讨论会上（传送门➡“8·11”汇改五周年，我们距离清洁浮动还有多远？），余永定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汇率和相关问题，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 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余永定提出以下四条：一是汇率浮动；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 他强调，“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为作者对CF40课题报告《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所做的评审发言 外部环境发生两大变化 警惕六类金融冲突 《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这一课题的主要论点是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灵活的汇率制度、外汇市场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国际环境种种挑战的必经之路。课题的基本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对此表示100%的支持。 对于该问题的论述，课题主要沿着四个节点展开： 第一，只有灵活的汇率体系才能对各种外部条件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从而发挥减震和缓冲作用。 第二，应该建立并完善外汇衍生品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企业在灵活的汇率体制下规避风险、趋利避害，才能真正使我国灵活的汇率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 第三，只有开放外汇管制，我国才能放手发展在岸国际金融市场，摆脱对离岸中性的通道依赖，实现双循环。 第四，要尽快实行或者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课题组强调的是逐步开放，最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但我认为，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论证应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沿此四个环节展开是合乎逻辑的。前两点我完全同意，后两点在逻辑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2015年-2016年，如果没有资本管制，中国丢掉的外储恐怕就不只是1万亿美元了。单靠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是否能够抑制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呢？我很怀疑。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只有汇率浮动，人民币兑美元是不会止步于7的。 不仅如此，短期热钱的跨境流动的弊远超过利，凭什么仅仅因为教科书说不应该干预，我们就不干预了呢？我想，对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干预恐怕永远是会存在的。 我注意到，课题所主张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渐进的、边际的，对此我表示赞成，重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是否可以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各种“通”道是否可以增加额度？是否可以开辟新通道？所有这些问题不仅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应该讨论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没有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取得一些局部零碎的进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开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恰恰由于现在一些条件不太成熟，资本项目自由化还不能马上实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还不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香港特区资本项目是完全自由化的，但港币不是国际化货币。日本资本项目是自由化的，但日元也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事实上，日本是主动放弃了一度推行过的日元国际化政策。 由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恣意妄为，我本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过去谈论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希望打破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别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减少美国转嫁危机、薅别国羊毛的机会。而现在出现一个新维度：如何降低被人扣押金融资产的概率。 稍感遗憾的是，课题虽有“外部环境恶化”这个前置，但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将这个前置同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更多结合起来。给人的感觉是：课题未能充分说明，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同正常情况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到底有什么重大不同。 我认为，当前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这种衰退基本上是个周期问题。然而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正在步入新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变化是中美贸易冲突和金融冲突。这种金融冲突至少包括六方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勒索。事实上，早在2016、2017年，美国就对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进行过勒索。现在又对抖音进行勒索。 第二，美国现在在推动资本回流，推动美国企业撤资回国内。与此同时美国又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规，对中国在美高科技领域投资设障、驱赶中国在美企业，威胁中国在美上市公司。 第三，做空中国，推动资本外逃。2014年、2015年，中国就曾出现过严重的资本外逃，当时导致资本外流和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但在未来，作为美国对华金融战的一个部分，美国是否发动一场类似于1997-1998年对泰铢、港币那样的攻击？不能排除美国做空中国、诱发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债权国，美国也有可能通过美元贬值，稀释中国对美国的债权，把负担转嫁给中国。美联储一直在狂印钞票，超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遥遥无期。如果不能顺利退出，美国就一定会把债务危机转嫁给它的债权国。 第五，以各种借口把中国的重要金融机构踢出SWIFT和CHIPS，使中国企业无法进行美元交易。 第六，随着中美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美国可能会扣押中国的海外资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总结来看，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我国汇率政策、汇率改革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更多思考。也要看到，即便没有上述外部条件的恶化，我国也必须大力推进汇率体制改革，而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使我们对汇率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了解。 外汇干预代价巨大 应让汇率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国际收支的及时调整，并会使外汇储备大幅波动。在中国，2003年—2014年，汇率不能及时升值，国际收支不平衡迟迟得不到纠正；2015年—2016年，由于对汇率的干预，我国流失了一万亿外汇储备。这些事实说明，外汇干预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课题指出，在升值压力下的外汇干预，对外部投资收益会产生不利影响。确实如此。我国外汇投资净收益长期处于负区间，净债权国向债务国付息的现象早就该结束了。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由于这种干预，中国形成了低收益资产，高成本债务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此，为尽快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及早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中美贸易冲突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如果在十几年前，人民币汇率具有灵活性，就根本就不会出现每年对美国2000多亿甚至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而美国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从汇率政策上讲，中美巨额的贸易顺差，是我们过去长期干预人民币汇率造成的。 课题指出，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我国的外汇资产较大规模地集中在美国国债上，这会使得我国在大国谈判战略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像凯恩斯说过的：你欠银行一万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一百万镑，银行受你支配。我一直担心美国在一定情况下会扣押我国的美元资产。关于这种威胁，马丁·沃尔夫2013年底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就已经明确指出。从近期美国政客威胁扣押中国资产以赔偿美国冠新肺炎疫情损失的鼓噪声中，就可以听到这个危险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不得不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被动局面与过去采取的汇率政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建设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长期以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这与汇率是互为因果关系的。由于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从而保证汇率稳定，风险全转嫁到了国家层面，而企业不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如此，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购买外汇产品，也没有人愿意发展外汇衍生产品。 所以，必须加速外汇市场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这样的话，市场主体才有积极性发展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而衍生产品市场反过来又会对灵活汇率发挥促进作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如，2005年—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我国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外汇干预对稳定名义汇率有效，但对稳定实际汇率效果有限。外汇干预国的实际汇率实际上会因通缩快于名义利率的调整而有所上升。 实际汇率之所以会上升，其具体机制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当外需突然减少，我国的贸易逆差会因为这种外部冲击而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随之出现，为了让人民币不贬值，我国就会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这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紧缩，如果不对冲的话，那就是一种紧缩政策。于是，利息率就上升了，这是一个可能的影响渠道。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干预外汇市场，出售美元买人民币，会直接导致物价下降，物价下跌也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也就是说，外汇干预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渠道可能是多样的，应该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具体说明。 课题对超调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中国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发展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同登布什的超调模型不分轩轾的理论模型。 课题组认为，外汇干预会使人民币贬值预期实现的进程放慢，延长套利的时间，使资本外流持续，这一点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2003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通过缓慢升值或不升值打破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这种一定要打掉人民币升值非理性预期的说法，打了十多年都没打掉，缓慢升值，热钱不断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资产泡沫。 反过来说，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实际上在汇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贬值趋势），但由于我国不肯让人民币贬值，就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损失了一万亿的外汇储备。有些人认为，后来汇率之所以趋于稳定，是因为外汇干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2018年后，美元已经停止了升值，所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都已经开始趋稳回升，我国的汇率趋于稳定并不是干预的结果，相反，干预不但没有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反倒加速了资本净流出。 市场上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应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这种观点是失败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关于“破7”的争论。去年年中，关于“破7”的争论再度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破7，人民币就会一泻千里，贬值20%甚至30%，所以不能让人民币贬值。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面对人民币破不破7，央行保持了值得赞赏的定力，没有进行干预，结果是人民币并没有剧烈贬值，而是趋于稳定了。对此，学界应该认真反思总结。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的宏微观条件，课题组提出，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对外部门失衡、财政失衡、金融部门和企业失衡。我认为，这三个失衡不是特别重要。虽然我们确实应该尽可能地保证上述三个平衡，因为在平衡的情况下，汇率改革的冲击会更小，但是它并不是汇率从干预转向浮动的必要条件。现实中，许多国家的这三项失衡都非常严重，因为没法维持固定汇率才最后转向了浮动汇率，比如泰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也不是特别重要。 此外，外汇期货市场产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这事情做好。 讨论汇率问题 应与国家战略调整相结合 第一，理论研究还需要更细致。比如关于预期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2005年之前，汇率稍有上升，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就起来了，从而造成了升值压力，于是就出现了反向操作声音，有预期升值，就偏不让人民币升值，反而还要贬值。媒体一度赞扬央行时，会说“央行的这个措施打爆了做空者”，打破了他们的预期，这个做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对预期理论的研究，应该更深入。 第二，中国汇率政策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讨论比较利益，研究借外债还是引资等，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发展理论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中采取重商主义倾向，积累外汇储备，发展创汇经济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对我国的汇率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 现在中央提出来了“双循环”这个问题，我认为它的核心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更多依赖国内市场，在走出去投资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是不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投资？ 事实上，从2008年以后，中国贸易占GDP之比已经从2006年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2%多，净进口占GDP之比从2006年的9%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0.8%，相应地，出口占比也从2006年的35%的高位下降到现在的17%。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主要依靠内循环这样一种观点，说明我国的整个发展战略可能会发生比较巨大的变化或调整。这不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会发生变化，而是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与时俱进，发展战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在讨论汇率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和这些大的战略调整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对一些技术性细节做更多讨论。比如2016年初形成的“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里面包含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后来又加上了逆周期因子，这背后反映的是，央行逐步地、渐进地使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最终实现清洁浮动的努力过程。 第四，应该加强利用数字对观点的支撑。 第五，中美贸易战为汇率问题的研究增加了新维度，应该予以更充分讨论说明。 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细节问题，应该更加深入地讨论，需要一步步地研究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序和路线图，以及具体的操作细节问题。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汇率浮动。汇率没有充分浮动之前，不能进一步加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在时序上，汇率一定要放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当然也存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对应来讲的问题。 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经济学家往往不太愿意讨论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但这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产权不清晰，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就很难制止资本外逃。这个问题不解决，贸然开放资本项目是危险的。 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虽然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国债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也严重妨碍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短期热钱的流动对投资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好汇率和相关问题之后，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应该弥补其中的一些漏洞，并沿着自由化方向执行一些具体措施，由此可以向外界传递出我国不打算闭关锁国，而是持续推动资本跨境自由化、对外开放的态度。 总而言之，我完全赞成课题组所主张的观点：我国要加速汇率体制改革，尽快实现清洁浮动。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如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口粮即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均大于消费量，进口量仅占国内消费量的2%左右，主要用于品种余缺调剂，口粮供应并不依赖国际市场，饭碗仍然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我国已实现谷物基本自给，谷物自给率超过95%。近几年，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2001年至2018年年均进口的粮食总量中，大豆占比为75.4%，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品种合计占比不足6%。 从库存家底看，我国粮食库存总量持续高位运行，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安全警戒线水平，稻谷、小麦均能满足1年以上消费需求。 单从稻谷来看，卓创资讯稻米行业高级分析师陈晓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口粮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我国稻米总供应充足，种植面积广、产量大、库存量足是保障我国稻谷供应的基石。 “稻米需求也较为平稳。稻谷作为最大的口粮品种，近几年口粮消费量在1.3亿吨至1.6亿吨之间，通过供需对比可以看出，其年度盈余量大。”陈晓珊解释道，“截至8月10日，全国大米均价为4036元/吨，目前储备稻谷持续投拍，米市需求总体清淡，预计稻米价格仍将保持稳定。供应充足、市场运行平稳，稻米粮食安全足以令人放心。”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增速达到3.2%，环比增速达到11.5%。对此应当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且复苏基础扎实，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大大提升，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 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基本形成 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3.2%，环比增速达到11.5%，大大超过国内外市场预期。 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的作用下，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三大产业生产水平和产能利用率同步回升，工业生产开始步入常态化水平。二季度3.9%的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增速、4.4%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9%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表明企业和各类商场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供给侧复苏态势已基本稳定。 内需逐步回暖。在助企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作用下，内需逐步回暖，降幅明显收窄。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快速提升，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5.91%，为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奠定了良好基础。 外贸外资好于预期。二季度出口额连续3个月正增长、使用外资连续3个月正增长、外汇储备规模连续3个月上升。这表明我国稳定住了外贸基本盘，抵御住了疫情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多重冲击。 市场运行内生动力显现。市场运行的内生动力开始全面复苏。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处于温和上涨区间。企业利润和收益率持续回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4月份同比下降4.3%转为增长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2%，比4月份提高1.15个百分点。 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无接触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全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势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9%，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4.7%、4.0%和3.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由负转正，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3%。 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提升 二季度各类宏观经济指标说明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复苏基础扎实。下半年，虽然仍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各类先行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复苏态势将持续。一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5个月位于50%的荣枯线之上。二是上半年挖掘机销量高达两位数增长。三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外贸先行指数在6月份明显反弹。四是二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和经济学家信心指数都明显反弹。这些先行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全面落实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一是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困难群众之急。这不仅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奠定了财政基础，也对有效需求扩张给予了最直接的财力物力支撑。二是今年将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问题，缓解企业资金压力。这些政策将有力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市场稳定，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为经济稳步复苏创造条件。三是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将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撑。 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上半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改革举措实施效果，将在下半年陆续显现。这不仅能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提高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而且将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国制度显著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在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下取得这一系列成就着实难能可贵，再次证明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根本保证。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赢得了抗击疫情的战略主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提供了前提基础。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把握住了我国经济重启时机，为确保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障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保障复工复产快速顺利推进。疫情防控中，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我们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打通资金流、人流、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堵点与断点，成功实施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全面加速供应链复苏和供给侧恢复；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显著优势，为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较高的宏观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水平为疫情防控和保持良好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二是健全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体系，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等，使我们有条件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保证了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央行网站显示，截至2020年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544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421亿美元，升幅为1.4%。中国7月末黄金储备报6264万盎司（约1948.32吨），与上个月持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并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上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整体走强，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展望未来，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加快形成，有利于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