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国际收支呈现基本平衡格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79亿美元，较去年11月上升123亿美元，升幅0.4%；较去年年初上升352亿美元，升幅1.1%。从全年环比来看，有8个月回升，4个月回落，整体呈现稳中上升态势。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解释了2019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的原因：“去年12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局。受全球贸易局势、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立场、英国大选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还有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估值变动对去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回升起到一定作用。 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美元指数贬值，从去年11月末的98.3贬至去年12月末的96.4，贬值幅度达1.9%。我国外汇储备中以非美元货币计价部分折算成美元计价后形成估值增加。 从债券收益率和价格上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去年11月末的1.78%升至1.92%，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小幅下跌0.2%，导致我国持有的主要债券价格下降，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减少，抵消掉一部分估值增加后，预计估值因素整体对2019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起到正向影响。 温彬认为，贸易对去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回升形成了贡献。12月我国领先指标新出口订单PMI和进口PMI环比都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PMI从48.8%回升至50.3%，18个月之后重回荣枯线以上；进口PMI回升0.1个百分点至49.9%，达到2019年最高水平，已接近荣枯线，说明贸易有所好转。 王春英表示，2019年全年，面对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增长动力持续转换。在此基础上，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呈现基本平衡格局，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认为，2020年我国外储规模仍将有所增长，增长原因可能主要来自汇率折算，“预计欧美货币宽松政策将告一段落。如果今年经济增长好于去年，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债券价格预计维持稳定。而今年美元汇率有可能出现回落，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有望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王春英强调，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加大。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并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将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文/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近期市场在3000点附近展开了拉锯战，显示出多空分歧加大。而从中线来看，当前市场仍然处于历史大底的位置，3000点之下估值具有吸引力，是投资机会较多的一个区域，在3000点之下进行布局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10月2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社保基金和部分保险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指出，将逐步推动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社保基金和险资是我国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也是A股市场中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提高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将有效的改善我国投资者结构，提升机构投资者的占比，从而为A股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现在险资入市的比例上限是30%，如果能够上调10个百分点到40%，将可能释放出七到八千亿左右的增量资金，当然最终有多少资金能够入市，还要根据市场的状况以及险资本身的投资决策。现在大多数险资入市的权益占比大概在15%左右，离之前30%的上限还有很大的加仓空间。 我国经济现在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速高质量增长阶段，行业龙头股的股权价值将会越来越高。我在2016年提出的白龙马股的概念，即白马股加行业龙头，这部分股票是我国各行各业中的一些优胜者，他们的投资价值非常突出。近三年来已经受到很多包括外资在内的机构资金的关注，对于险资、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增加对于这些优质股票的配置比例，将有利于提升长期投资回报，分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成果，提升中长期的回报率。 现在价值投资已经逐步深入人心，随着机构投资者占比的不断提升，价值投资将成为最主流的投资理念，也是最有效的投资理念。投资者必须认识到当前市场生态的变化，摒弃过去那种炒消息、炒短线的做法，逐步的转向从基本面进行选股，配置优质股票，来分享企业的成长。基本面研究也会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方法。 我在喜马拉雅上线的价值投资实战课，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如何看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如何研究行业的增长趋势，判断一个行业在哪个发展阶段。同时给大家介绍了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受到很多投资者的欢迎。 现在中央对于资本市场的定位，提到国家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高度，金融委也提出为人民群众财富保值增值，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变过去那种重融资轻投资的状况，为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加大对于优质股票的配置比例，将会提升投资者中长期的投资回报。 10月23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出炉，这也是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制度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法规，填补了一直以来在营商环境方面的空白。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而法制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发挥法治顾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通过法制化手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微观主题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增强微观主题的活力，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促就业的目标，是有重要意义的。作为我国营商环境领域的首部法规，该条例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定固化下来，既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有利于逐步探索出更好的营商环境，这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都是十分有利的。对于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优化营商环境都属于比较大的利好，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 10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推出十多条稳外贸稳外资的新举措，为我国经济启稳助力，面对现在外部复杂的环境，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好稳外贸的工作，推动进出口稳中提质，确定优化外汇管理措施，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近两年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出口企业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外贸非常重要。加大农产品、消费品、设备零部件的进口，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 近期政策面的利好接踵而至，但是市场走势依然疲弱。究其原因仍然是市场在3000点附近多空分歧较大，市场的信心不足。很多投资者在等待不确定性逐步消除，才愿意果断加仓。而当前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一个是贸易谈判何时能够签署协议；另一个就是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在四季度是否能够企稳，这些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建议投资者在当前历史大底的位置，要保持信心和耐心，通过配置优质股票来应对市场的波动，不要理会市场短期的波动。通过做好公司的股东，持有优质股票来穿越市场波动，通过淡化对市场短期走势的关注，强化对于个股的选择，是比较好的投资策略。事实上，以茅台、格力为代表的这些白龙马股，他们在过去十年A股市场大起大落中，虽然股价上也有波动，但是长期趋势都是向上的，为长期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回报。
获国务院发文鼓励 消费金融未来空间如何 消费金融再获政策利好。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推动专业化消费金融组织发展。”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消费金融对于拉动消费被看重，特别是对于环保智能产品的消费，起着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消费金融小额分散，贴近居民生活的特点，也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居民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持，故消费金融成为监管部门近期鼓励发展的重点对象之一。” 事实上，这几年，消费金融市场已经迎来众多参与者，包括银行、电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等均在发力消费金融。 不过，多位分析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金融渗透率相比，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广阔。 消费金融再获政策利好 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广阔 投资、消费、净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贡献率的角度来看，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达到60.1%。 对此，马上消费金融方面表示，在处于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要实现由政府主导、投资密集、出口导向，向依靠消费驱动和实体企业支撑的经济转型。 不过，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也指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当前流通消费领域仍面临一些瓶颈和短板，特别是传统流通企业创新转型有待加强，商品和生活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消费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城乡消费潜力尚需挖掘。 而为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商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等，上述《意见》提出了20条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其中一条为“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推动专业化消费金融组织发展。” 对此，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及不确定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而消费金融有利于促进消费，满足消费需求，提升消费体验。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也认为，《意⻅》专⻔指出发挥⾦融机构和消费金融的作⽤。联系到前段时间社会上对消费⾦融的一些质疑声⾳和部分地⽅对消费金融的排斥性做法，此次有望正本清源，利于保护正规消费金融合规展业的积极性，通过信贷⽀持消费增长。 陈嘉宁亦分析指出，消费金融成为监管部门近期鼓励发展的重点对象之一。一方面，是看重消费金融对于拉动消费，特别是对于环保智能产品的消费，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消费金融小额分散，贴近居民生活的特点，也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居民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持。 事实上，政策利好等背景之下，这几年来，银行、电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消费分期平台和其他消费金融平台等纷纷发力消费金融，我国消费金融增长迅猛。 不过，易观报告认为“目前我国消费金融行业尚处于市场启动期”。我国消费金融行业发展时间并不长，2018年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占GDP12.5%的比例相比美国19.6%的比例仍然有着一定的差距，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信贷市场未来仍然拥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陈嘉宁亦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指出，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金融渗透率，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消费金融挑战与突围 “近几年，随着消费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市场空间的打开，参与消费金融业务的机构也比较多元。”于百程坦言，不过，由于业务界限不清晰，规范程度不够，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 易观报告也分析指出，随着消费金融行业（尤其是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无场景放贷自建资金池，暴力催收等一系列行业问题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而本报记者注意到，在消费产品及消费场景方面，上述《意见》明确，鼓励金融机构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信贷支持，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发展绿色产业一直是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殷切希望。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也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消费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探索必不可少。”马上消费金融方面指出。 沈建光也表示，⼀方⾯仍要加强监管，避免假借“消费⾦金融”之名将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民间借贷等⻛险领域；另⼀方⾯也要通过“技术 驱动+金融创新”的模式推动消费⾦金融⾏业的供给侧改⾰，尤其要借助⾦融科技头部企业的⼒量，⼤力发展侧重于绿⾊、普惠⽅向的消费金融。 除此之外，监管的趋严、各方面成本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也使得消费金融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不同的市场参与者自身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据易观不完全统计，虽然披露增长率的持续消费金融公司（2018年）全部实现营收正增长，但受到业绩基数增大，监管趋严、成本上升、资本金约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大部分披露业绩的消费金融公司营收增长率相比2017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这种情况，布局消费金融业务的参与者如何突围？ “从未来看，客群的下沉，业务的开放，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降本增效，提升智能水平，将是消费金融业务突围的关键。”于百程表示。 陈嘉宁亦向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突围之道应该是如何利用好各家的优势和资源，顺应市场和监管的态势，差异化经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消费金融服务。
从跨境视角看数字货币Libra [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 [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全球五六千亿美元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给弱势群体。] 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充分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就无需担心Libra这样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影响了。 今天的主题是从跨境资金流动视角看数字货币，主要针对Libra。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二是如何应对。背景主要是基于目前已经公开的关于Libra的技术框架。 Libra对外汇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假设Libra运用于中国境内市场，那么首先可能会挑战我国现行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对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资金跨境可以无因划转，只要遵循“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要求。在我国，资金跨境目前还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应的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要审核交易的真实性。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商业银行在一线，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的，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的审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此外，从技术上看，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交易还是跨境交易？即交易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之间？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其次是非法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增加。地下钱庄可能会如虎添翼。 三是Libra可能会强化美元的统治地位，不排除我国部分境内交易Libra化。Libra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化。中国国内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是人民币。但是如果说我国境内允许交易，或者是无法完全禁止Libra的计价结算，那么在数字环境下一部分境内交易不可避免可能会Libra化，也就是美元化。 四是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五是可能会扩展美国长臂管辖的范围。从Libra的储备金看，50%是美元。根据美国长臂管辖“最小限度联系”的原则，可以推测所有使用Libra进行交易的实体和个人必会被纳入美国长臂管辖范围。简单来说，如果现在的交易用欧元，和美元没关系，美国长臂管辖则管不上，如果欧元这部分交易改用Libra，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可以覆盖。 最后，全球来看，数字货币可能会在跨境小额汇款业务中具有现实的生存空间。例如侨汇，这里涉及普惠金融，也是G20关注的一个话题。一部分欠发达经济体的劳务者在发达国家打工，定期把钱汇回国内供家属使用，可能给家里每个月汇几百美元就够了，小额跨境汇款比较频繁。 G20和世界银行在2010年左右做过调研，全球侨汇规模每年五六千亿美元，跨境汇款成本高达12%，非正规渠道的侨汇成本高达30%。2011年G20提出到2014年要把全球侨汇成本从10%降到5%，到今年二季度末全球侨汇成本降到了6.84%。联合国有一个2030规划，在2030规划中要把全球侨汇成本降到3%。全球五六千亿美元的侨汇，如果成本从8%或10%降到3%，每年就会有300亿美元让利给弱势群体。侨汇成本降下来，就相当于国际援助。要从其他渠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而现有银行体系要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个难度并非来自技术原因，而是缘于管制成本，现有的银行技术和汇款机制可能无法突破外汇等管制。而根据Libra所公开的技术特点，它很可能会突破外汇管制，发挥其成本低、时间短、效率高、覆盖面更广的特点。当然它可能牵扯一个C端到B端，B端到B端，B端到C端，有更复杂的落地网络问题。 如何应对Libra 一是将其视作外币，必须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 Libra很可能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市场化进程。首先，Libra和人民币（即法币）之间的兑换，必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必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技术上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实现这些管理，同时国际收支（BOP）统计、数据采集如何跟上。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如果无法实现以上管理要求，个人认为应在中国境内禁止使用Libra。 二是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情况外，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美元化。 三是跨境金融服务必须持牌经营，金融牌照必须要有国界。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绝不能说只拿着国外的牌照而没有我国的牌照，在我国境内“无照驾驶”。从一线实际工作接触的各类非法跨境交易的各种类型看，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现有的非数字货币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已经给监管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比如，一个机构拿到境外牌照，在境外建一个数字平台，在我国境内不拿金融牌照，然后就为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实践中，已经有此类提供跨境证券服务的公司在境外上市，还有专门提供此类跨境保险服务的公司在筹划境外上市。这些非法跨境交易涉及外汇、证券、保险、支付、银行开户、贵金属交易，还有跨境的买房金融服务、跨境财富管理等等。 对监管者而言，首先，一定要强调持牌经营，牌照要有国界。美国监管部门2018年处罚一个爱沙尼亚公司6亿美元，就是因为其没有拿美国牌照而给美国人提供服务。对一些高风险产品，境外服务提供商即使不拿美国牌照，也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美国也要求必须在网站上清楚写明“不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上周，我们登录了做此类证券业务的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的网站，在其中文页面，如果选择是美国公民，下一步开户交易就走不下去，而选中国公民，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此类服务商不敢给美国人提供服务，但可随意给中国人提供服务，这种情况以后不应该出现。其次，监管理念一定要改变。“过去不管，所以现在不管，先看看”“牌照不是我发的，所以我不管”，这样的思路需要反思，事实上，这样的思路正是导致目前金融乱象的原因之一，再不能让其成为跨境交付模式下、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金融服务乱象的原因。功能监管需要落地。 四是积极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Libra与法定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谁的市场份额大，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监管部门的限定，很可能无法奏效。一定程度上，目前我们面临的那些非法跨境金融服务，也是金融管制过多的结果，由于管制，才出现了黑市和非正规渠道。Libra或许会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股新的推动力。设想一下，当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我们有充分信心相信全球市场会选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就无需担心Libra这样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影响了。
原标题：老吾老②国研中心|中国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十条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时报 范建军 （一）促进经济增长 讨论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不仅要从“怎样分蛋糕”角度着眼，而且更要从“怎样把蛋糕做大”的角度着眼。具体地说，政府要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和风险基本可控的前提下，最大化经济的实际增速。 影响实际经济增速的因素包括需求侧因素和供给侧因素两个方面。 从需求端看，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应该和需求侧“真货币”供应不足，致使供给侧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低位，经济的增长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有很大关系。自2011年起，由于货币部门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导致我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80%—85%的正常值水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从供给侧看，近几年我国国内储蓄率相比2010年50.9%的峰值虽有所下降，但降幅并不大，目前仍保持在46%左右的较高水平。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本届政府一直在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创新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由于劳动力的绝对年增速大都维持在千分之十之内，且非常稳定，因此，其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通常较小。对于我国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农民工人数增速的变化，因为它反映的是我国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速度。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我国农民工人数增速出现明显下降，但这种下降并非因农村劳动力枯竭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的下降，而是由于近几年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下降所致。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大致得出结论：近几年我国最大潜在经济增速虽有所下降，但降幅可能并没有实际经济增速的降幅那么大。而且，国内储蓄率的下降主要与需求侧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供给侧经济的平均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低位有关。 从以上分析可知，近几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下台阶”主要与需求侧“真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供给侧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低位，经济的增长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关。因此，应通过调整总量政策（货币政策），尽快把经济的平均产能利用率拉升至正常值水平，最大程度地发挥我国经济的增长潜能，只有这样，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制度才能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二）多举措推动全民参保，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要通过改革和完善缴费基数以及缴费基数上下限、适当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建立养老账户跨地区和跨制度的转移接续机制、改进基本养老金发放的调整机制等政策措施，推动全民参保，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实缴率。 首先，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有较大下调空间。建议社保部门在核定缴费基数标准时，不仅要将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纳入统计样本，而且应将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雇员工资纳入统计样本，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真实平均工资水平。据测算，如果按上述方法核定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则缴费基数可较目前水平降低22%。 其次，可适度放宽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如果改用新的城镇平均工资核定方法，将会使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区间整体下移，导致缴费收入在短期内出现下降。为了降低调低缴费基数对缴费收入的冲击，可考虑将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适度放宽：将缴费工资基数下限调整为上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将缴费工资基数上限调整为上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倍。这样做，不仅可进一步强化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制度的“互济性”和“代际供养”，而且还可进一步强化高收入人群的“自我供养”。 第三，适当调低养老保险费率。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将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费率设定为12%和8%。2016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对企业缴费费率超过20%的省份，将费率降至20%；企业缴费费率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将费率降低至19%。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再次宣布，自2019年5月1日起，将企业缴费的最高费率统一下调至16%。以上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参保，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第四，进一步完善养老账户跨统筹区域、跨制度的转移接续机制。2009年底，由国务院转发的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基本解决了流动就业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跨统筹区域转移接续的问题；2014年2月，人社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基本解决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但是，上述转移接续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转移接续手续繁琐、办理成本高、转出地和接收地利益分配不均、对不同年龄段转移人群的制度歧视以及跨地区和跨制度养老套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调动个人、企业乃至地方政府的参保积极性，需要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养老保险信息网络、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以及推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更为终极性的制度变革来彻底加以解决。 第五，改进基本养老金发放的调整机制。要综合考虑工资增长、物价指数和地区差异等因素，完善城镇职工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以此吸引更多城镇就业人群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通过实施市场化、多元化和专业化投资，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2018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累计结余资金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如何实现这一大块资金的保值增值一直是社保部门和财政部门非常关心的问题。2015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而拉开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序幕。《办法》要求通过实施市场化、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投资，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四）渐进延长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龄 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建国已经近7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6岁，城镇职工的预期寿命则已超过78岁。尽管人口预期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国的退休政策却未作出大的调整。截至2017年底，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数已达11026万，但平均退休年龄不足55岁。可以说，我国是平均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过低是导致我国“供养比”不断下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新增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加上近几年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在制定延长退休年龄政策时，也应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国情和社会各界的可接受程度，从长计议，增进共识，稳妥推进。 （五）适时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城镇职工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由于我国城镇职工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实际工作年限不断延长，现行15年的法定最低缴费年限明显过低。据社保部门统计，目前我国退休人员平均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到26年，其中缴费年限15年的约占四分之一，20年以下的占比超过40%。法定缴费年限过低，将客观上削弱参保人员缴费的“积极性”，不利于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和可持续发展。从提高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出发，建议立法部门适时修订城镇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初期可由目前的15年上调至20年，之后可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六）建立基本养老保费统一由税务部门征缴的制度 在2018年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并轨之前，社会保险费征收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社保经办机构独立征收”“社保核定、税务征收”“地税机关全权负责征收”。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社会保险费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由于税务部门对企业工资信息掌握得更为清楚，征收手段更为先进，因此，社会保险费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不仅可简化流程、降低征收成本，而且还可大幅提高征缴率和征缴基数的合规率。 （七）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特点是：就全国而言，总体上收大于支，基金结余也比较多，制度运行基本平稳；但是，由于各统筹地区基金收支状况不平衡，如果不借助财政补助，一些统筹地区当期征缴已经收不抵支，特别是东北三省尤其困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2019年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地区间养老基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财政的支付风险，终极化解之道还在于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从近期情况看，似乎远水救不了近火，个别省（市）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出现赤字，因此，为确保困难省份养老金的持续发放，国家2018年及时出台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因此，中央和地方在积极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同时，近期还需通过进一步完善养老金的中央调剂制度，以此化解困难省份养老金的持续支付难题。 （八）建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有资本划转和国有资产变现等多种社保基金补充机制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有效机制。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成国有资本划转工作，充实社保基金，提升基金的抗风险能力。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发展、强化国有资产监管，提高国有资本回报，多途径建立国有资本补充我国社会保险的战略储备机制。各省（区市）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建立地方性的社会保险战略储备机制，以地方财政补贴，土地出让金部分划拨，地方国资利润上缴、资本变现和资本划转等多种方式，充实地方社会保险战略储备基金。 （九）建立养老保险的多支柱保障体系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2004年我国开始建立企业年金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行。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机关事业单位应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2017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修订出台了《企业年金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年金相关政策。截至2017年底，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8万户，参加职工2331万人，积累基金12880亿元，当年平均收益率5%。在积极推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工作的同时，拓展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和商业性养老保险体系。2018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在上海、福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为期1年的试点，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十）全面放开并建立鼓励生育的政策 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6年出生人口增长率由-1.9%提高至7.9%。但最近两年，我国出生人数连续两年下降，2018年降幅更是达到11.6%。因此，从应对老龄化加速，保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建议国家尽早全面放开并建立鼓励生育的政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本文原题为：“中国养老金的可持续性研究”。本文首发《中国经济时报》 ）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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