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随着城市养宠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饲养的种类千奇百怪，人们渐渐不再仅仅满足于将宠物看作是“动物”，而是将其视为家庭中的一员，对爱宠进行营养辅食的搭配、打扮自己的宠物、买智能器具陪宠物玩耍，而其中最新兴的爱宠方式便是宠物保健。甚至如何给“毛孩子们”补钙、补血这项技术研究也延伸到了兽用药品和兽用企业上。 1、动物保健领域龙头上市，领域内收入规模多年稳居前十 武汉回盛生物(行情300871,诊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创业板上市委员会通过，将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以“致力动保科技，提升生命质量”为使命，主要从事兽用药品（包括化药制剂、原料药、中药制剂）、饲料及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深耕兽药市场多年，积极布局家禽药、水产药、宠物药和反刍动物药板块，发展新型兽用原料药领域的业务。 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2019年度，回盛生物营业收入分别为39,971.59万元、42,187.42万元、42,721.7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8,840.95万元、7,140.16万元、6,876.64万元。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1.35%、43.45%、39.41%，公司经销模式收入主要为猪用兽药和原料药业务。其中2018 年度，公司收入已达4.22亿元，在国内市场销售收入规模稳居兽用化药制剂企业前十名。 2、创始人抓住国内第一批浪潮，决心用中国品牌摆脱限制 公司创始人张卫元，男，1969 年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学硕士及畜牧兽医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兽医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武汉种鸡场技术员、武汉华星饲料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卫元2002年1月创立回盛有限至今，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8年前后，张卫元抓住了国内兽药发展的机会，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兽药品牌合作。三年后，张卫元成为了药商在湖北的最大销售代理商。但是张卫元并不满足于此，与其将国外品牌越做越大，不如做出中国市场自己的品牌，摆脱限制。 2002年，张卫元与台湾回盛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组建武汉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他的第一个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牌--万特肺灵诞生。2009年，由四个子公司和一个技术研发中心组成的统盛集团也顺势而生。 3、国内兽药行业起步晚缺少领军人，微型、中小型企业鱼龙混杂 据了解，我国兽药行业起步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90年代起养殖业的发展才带动了兽药产业的快速增长。到2006年起随着兽药GMP、兽药GSP等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兽药行业生产经营逐步规范化，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兽药企业1600余家，行业实现总销售额超过450亿元。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统计，2008 年至2018年我国兽药产业销售额从138亿元增长到45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8%。这样看来，近年来我国兽药市场平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际兽药市场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在我国兽药行业中，具有主要以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行业进入门槛低等特点，行业中急需真正的领军者。在我国兽药生产企业中，化学药品企业数量众多，目前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大型企业较少。其中中型企业最多，销售额占比过半。盈利能力方面，毛利率随着企业规模而逐渐增加，大型企业毛利率最高，小微型企业毛利率最低。生物制品企业数量相对较少，集中度相对较高，大型企业销售额占比超过70%，同时大中型生物制品企业毛利率较高，普遍超过50%。 4、宠物药成兽药行业新潮流，回盛生物有望成为中国动物保健领军者 同时，目前我国兽药行业中，兽药产品的应用对象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是大有不同的，兽药产品大部分被用于养殖业中。而根据美国动物健康产业协会发布的年报，应用于宠物药品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 60%。回盛生物在招股书中明确表示，可以预期未来宠物药品的需求将成为兽药行业的新增长点，未来的规划中也已经确定了在宠物药方面的发展。 近几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民对宠物健康问题的逐渐重视，宠物药品在我国的市场也越来越大。未来我国宠物药市场明显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回盛生物未来将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提升市场占有率，有望成为中国动物保健领域的领军者。
华泰证券指出，8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宣布全对华为新一轮禁令，旨在限制华为在未经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获得半导体，包括由外国公司以美国软件或技术开发或生产的芯片，简而言之这次禁令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华为向第三方采购芯片。在如此严苛的制裁的条件下，华为此前先后启动“南泥湾计划”、“塔山计划”，或开始自建晶圆厂，以加速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等关键环节的国产替代进程。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逆全球化条件下未来需要提前防范中美信息技术的脱钩，我国原先基于美国科技龙头公司建立的信息技术生态或将重构，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
原证监会主席肖钢说，我国熔断机制失效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磁吸效应”叠加涨跌停板，客观上影响了市场流动性。其次，熔断机制的风险参数偏严。再次，我国以中小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使熔断机制很难发挥作用。(上观新闻)
“双循环”战略是国家“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指引，我国汽车产业要在消费、生产和科技的三大环节，破除自主品牌认同度低、部分关键零部件缺失、智能化和电动化新兴科技领域发展不足等方面的痛点。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施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物资、人员、资金流转不畅，我国提出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全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目前，我们国家发展处在跨越工业化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发展处在从外向型发展模式逐步演化成以内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汽车产业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任务下，要在消费、生产和科技三大环节，破除自主品牌认同度低、关键零部件环节缺失、智能化和电动化未来新兴科技发展不足的发展痛点。 从消费大循环看，我国汽车产业要突破自主品牌低端锁定困局，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在消费环节的汽车产业国内大循环，最终应以消费本国汽车产品为主。我国以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长城、江淮等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近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但发展并不顺畅。中汽协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840.7万辆，同比下降15.8%，占乘用车销量的39.2%，占比较上年下降2.9个百分点，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十年来首次跌破40%，进入2020年，跌势为止，自主品牌7月销量58.5万辆，全国市场份额跌至35.1%。 自主品牌消费不畅，主因在于自主品牌汽车低端锁定品牌形象，品牌价值被严重低估，尤其我国汽车消费升级大潮流到来，自主品牌未能适时实现品牌升级。 进入2010年，我国汽车消费进入普及阶段，自主品牌凭借着高性价比，涌现出一批微型汽车、经济型轿车等高性价比车型。但我国汽车消费升级，中产阶层购车比例提升，二次购车群体换车，带动高端品牌销量增长。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国产豪华品牌销量221.5万辆，同比增加12.4%。2020年以后，国内汽车消费继续加快，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汽车市场逐步恢复，销量开始回升，6月全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79.8万辆和176.4万辆，环比分别增长8.3%和5.4%，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8%。从主要车系市场分化趋势继续加大，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等合资品牌市场销量快速回升。其中，华晨宝马第二季度产量7.69万辆，同比增长37.4%，创下历史新高。 从新能源汽车看，自主品牌上升趋势有被明显遏制态势。2020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39.7万辆和39.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6.5%和37.4%，特斯拉、大众、宝马等四家国外品牌，进入全国新能源销量前十名，其中，特斯拉销量5.03万辆，与比亚迪销量仅差7000辆，若考虑单车售价，特斯拉已是今年上半年销售额最高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下半年销量仍将持续释放，特斯拉上海工厂年产量已经达到20万辆，冲击国内市场。 推动汽车产业的国内大循环，要打破国产品牌低端锁定陷阱，打造中国知名汽车品牌，加快支持企业推出高端自主品牌，实现本土品牌崛起及其对海外高端品牌的替代。要做好需求侧的大文章，比如，要加强政府采购的支持力度，优先购买自主品牌汽车产品，脚踏实地的支持自主创新产品。 从生产大循环看，汽车产业要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占领产业链中中高端。 从汽车供应链条看，发动机、变速箱、车桥等核心零部件及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我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相对薄弱，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或合资生产，很难通过合作引进或者在短时间内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突破，以至于在很长的时期内被锁定在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 具体到企业环节，在“2020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从上榜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看，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与德、日、美企业存在一定差距。德、日、美零部件企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汽车电子、变速器等高端领域，我国企业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汽车内外饰、座椅等外围部件领域，产品附加值不高，即使是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延峰集团、海纳川等企业，主营业务也主要是内外饰、座椅等低附加值产品，发动机管理系统（包括电喷）、防抱死装置等一批核心零部件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 外商品牌零部件企业也在加快推动在我国生产，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工厂和研发机构，国外疫情加重，德国、日本等汽车零部件企业加大了生产力度，但这些企业一般都采取外商独资，防止技术泄露。 因此，要打破零部件短板，实现零部件产业的技术自主可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支持企业开发汽车关键零部件，可引导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对接，强化国产零部件产品的适配性和适用性检验检测，给予部分已取得突破的国产技术适配空间，提升国产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形成国产化替代，破解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还要加快对国外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技术的收购，消化和吸收相关技术。 从科技大循环看，我国汽车产业要加快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新兴科技发展，占据未来汽车产业发展主赛道。 汽车产业推进“双循环”战略，不只立足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尤其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样的技术趋势的大潮下，全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 总体看，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领域已有一定储备。比如在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环节，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并培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企业，2019年宁德时代的营业收入455亿元（合65亿美元），是全球销售额最高的动力电池企业。 但中国的优势并不明显，短板却很突出。具体看，一是电池领域的前沿技术研发较慢。虽然我国在三元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具有产业化优势地位，但由于国外品牌和整车的牵动带引下，美、日、德发展速度迅猛，比如美国资助特斯拉攻关纯电动汽车、日本支持丰田开发燃料电池汽车、德国引导电池企业瓦尔塔研发固态电池等，取得了较好的产业成果，总体看，国外氢能源电池汽车技术和固态锂电池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化的成果应用。二是在智能化这块，产业链短板明显，传感器、智能决策系统、控制器处理芯片、主动制动与主动转向系统等自动驾驶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据高工智能汽车统计，2019年中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一级供应商主要被博世、大陆等6家国外品牌垄断，市场份额高达97.8%。 开拓未来技术，要突出企业在行业重大技术攻关中的主体作用，加大企业对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关键性技术突破的国家和科技奖励，提高资助资金的使用效果，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同时，要重视吸收国外技术成果，扶持企业投资和并购海外企业。应出台对外投资的便利化政策，支持企业投资和收购国外新能源汽车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企业。
近段时间，疫苗及相关产业链被轮番炒作。尽管新冠疫苗还未面世，但是聪明资金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 以正川股份、山东药坡为代表的疫苗玻璃瓶股，2020年初至今股价分别上涨了426%、137%，丝毫不亚于疫苗股的涨幅。 与此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忧：疫苗玻璃瓶是否够用？相应公司被炒得过热，后市是否还有投资价值？ 1 疫苗产业链：药用玻璃 众所周知，资本市场不仅擅长“讲故事”，还熟络商业模式。 以苹果手机产业链为例。真机还未发布，手机壳就先批量生产。反过来，通过手机壳的造型也能得知这一版本苹果手机的外形设计、尺寸等。像这种“真机未出，配件先行”的情况，就是资本市场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钱的有力武器。 同样地，疫苗产业链也是如此。比如，本文要谈到的“主角”药用玻璃。 疫苗瓶，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装载疫苗的玻璃瓶，一般称为药用玻璃，属于一种医药包装材料，常用于注射剂、输液药物、口服剂、保健品等的包装。 工艺技术上，药品玻璃的耐水性越高，其储存的药品安全性和稳定性越好。按耐水性由低到高，药用玻璃可分为：钠钙玻璃、低硼硅玻璃与中硼硅玻璃。 中性硼硅玻璃是国际公认的最佳药用包装材料，具有膨胀系数小、机械强度高、化学稳定性好等优势。因此，新冠疫苗使用的正是品质最高的中硼硅玻璃管。 除了按照耐水性的分类，按照制作工艺不同，药用玻璃还分为：模制瓶与管制瓶。其中，模制瓶是直接将玻璃液注入模具制成药瓶；而管制瓶则先将玻璃液制成玻管，然后切割玻管并制得药瓶。 目前，我国仅有山东药玻、正川股份等几家公司有能力生产中硼硅玻璃管。 其中，山东药玻是国内第一家、全球第六家掌握中性硼硅玻璃模制瓶生产技术的龙头企业。2019年，模制瓶系列实现销售收入12.52亿，占据总营收的半壁江山（52.24%）。而且，一类模制瓶占据国内80%以上市场。 2 行业现状：供求失衡 现如今，除了新冠疫苗研发以外，全球疫苗玻璃瓶的供求失衡问题也急需解决。 4月30日，牛津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Bell在接受BBC采访时曾说：“目前全球只剩2亿个疫苗玻璃瓶。”7月4日，张文宏教授也表示：“装疫苗的玻璃瓶的产量比疫苗还困难。”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9年全球中硼硅药用玻璃总用量约为25万吨。在国外疫情仍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产能远远不够。 不过，好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传来了好消息。据8月5日披露，“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通过国家生物安全检查”。这就意味着新冠疫苗可以投入大规模生产了。 据报道称，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两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武汉）的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后，将能够保证新冠疫苗年产能合计达到2.2亿剂次。 不过，我国药用玻璃行业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根据国际Reportlinker报告，全球药用玻璃市场2025年将达到220.5亿美元，印度和中国的新兴市场的增长率将达到9%，中国将成为药品玻璃包装瓶的主要消费国之一。 近年来，我国医疗行业发展突飞猛进，使得医药包装和药用玻璃的市场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医药包装行业市场规模达1068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总体高于全球增速。其中，药用玻璃市场规模达219.4亿元，占医药包装行业20%左右。 从需求端来看，目前国内药用玻璃每年需求共约800亿支左右，其中模制瓶和管制瓶需求各约150亿支、安瓿瓶（管制工艺）需求近400亿支。可见，需求量不是一般的大。 而我国药用玻璃产能最大的公司是山东药坡和正川股份，分属模制工艺和管制工艺龙头。 其中，山东药坡是国内最大的模抗瓶生产厂家，截止2019年底，拥有模抗瓶年产70多亿支的产能。目前，拥有8条模制瓶生产线，产能约15亿支，2019年销量约10亿支；另外，公司管制瓶的销量一直维持在12-14亿支左右、安瓿销量一直维持在12亿支左右。 而正川股份的管制瓶年产能为80亿只、药用瓶盖40亿只。 对比海外巨头，德国Gerreshiemer公司主要生产管制和模制药用玻璃包装年收入约6.9亿欧元；模制I/II/III类产品大约35亿支，管制大约40亿支；德国肖特公司主要生产管制产品包括安瓿年销售量大约70亿支，销售额约5亿欧元。 不过，从2019年制造业收入体量（27.3亿元）对比来看的话，山东药坡仅次于Gerreshiemer和肖特公司，步入第一梯队阵营并成为全球前三强。但整体来看，我国药用玻璃企业仍有很大上升空间。 另外，根据全球玻璃网披露，虽然我国2018年全年药用玻璃使用数量在30万吨左右，但是中硼硅使用量占比仅有7%-8%，约2.2吨-2.3万吨。 最关键的是，目前我国能够生产疫苗所需中硼硅管瓶的企业少之又少。 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原因。 尽管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向国外企业采购中硼硅玻璃管，再进行加工制作。但是，毕竟生产技术主动权在国外企业手上，不管是产量、技术成熟度、稳定性等，都有较大差异。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药用玻璃行业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所致。 由于之前我国中硼硅玻璃的需求较小，造成行业产品一直以低端的钠钙玻璃和低硼硅玻璃为主，从而制约了相关工艺的研究投入和技术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山东药坡和正川股份会澄清说，没有接到新冠疫苗瓶批量采购订单的原因。 不过，新冠疫情也的确给我国药用玻璃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加速了行业变局。 3 行业的几大变局 近年来，在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原辅包关联审评审批、环保要求趋严等政策影响下，我国药用玻璃行业面临诸多变局。 1、低硼硅玻璃向中硼硅玻璃转型 正如前面所言，目前我国仍以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为主，占比超过90%。其中，大部分仿制药注射剂使用的是低硼硅或钠钙玻璃瓶，而原研药大部分使用中硼硅（或高硼硅）玻璃瓶。 反观国外市场，由于美国、欧洲、日本与俄罗斯均强制要求所有注射用制剂和生物制剂使用中性硼硅玻璃包装，因此早已普遍使用中硼硅玻璃。 不过，我国也同样进行了政策管制。 根据《2019版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征求意见稿》指出，“注射剂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质量和性能不得低于参比制剂，以保证药品质量与参比制剂一致”。 由于参比制剂基本均使用中硼硅玻璃，加上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推动，无疑加速了药用玻璃的产品升级，逐步由钠钙玻璃与低硼硅玻璃向中硼硅玻璃转型。 2、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很显然，在我国药用玻璃市场中，经历多轮市场洗牌的山东药玻，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形成绝对的龙头优势。 目前，我国生产低硼硅玻璃的企业非常多，而且规模普遍较小，竞争激烈。截止2019年7月，国内市场上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低硼硅玻璃注册证共有278个，钠钙玻璃注册证204个。 未来，“大鱼吃小鱼”的并购游戏会成为市场发展的趋势。而且，随着中硼硅管制瓶渗透率的提高，将会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 一方面，以低硼硅和钠钙玻璃为主的低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也导致毛利率较低。而且，受到药用塑料包装替代的挤压，市场规模也难以提升。另一方面，高壁垒的中硼硅玻璃不仅促使龙头企业分化加大，而且高利润也吸引着众多企业入局。 为了应对竞争激烈的管制瓶市场，山东药坡不断扩充产能。目前已购置有10条安瓿生产线，2条玻璃套筒（卡式瓶）生产线，10条管瓶生产线，合计共22条生产线，形成年产6.87亿支一级耐水药用玻璃瓶的产能规模。 正川股份则选择投入中硼硅玻璃。7月30日发布公告称，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中硼硅药用玻璃生产项目、中硼硅药用玻璃与药物相容性研究项目，分别拟投入募集资金3.75亿元、3000万元。 另外，国内浮法玻璃龙头旗滨集团也宣布入局药用玻璃领域。2019年12月发布公告称，拟在湖南郴州投资建设药用玻璃项目，总投资6亿元建设规模为3窑8线100吨/天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及深加工。 4 结语 总结来看，目前药用玻璃行业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助推下，产品不断升级，行业也在加速变局。 不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基于山东药坡、正川股份等龙头均没有接到新冠疫苗瓶采购订单基础上的股价暴涨，炒作意图非常明显。因此，投资者要更加注意风险，尤其是概念炒作。 但长远来看，药用玻璃仍然是个优质赛道。特别是那些具有产能优势、技术优势的龙头企业，随着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其投资价值仍会不断显现。
总部位于上海的携程集团日前发布报告分析，随着我国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叠加暑期出行旺季，我国旅游市场进入复苏通道。由于人们对出行安全性、私密性要求明显提升，以休闲旅游为主的个人短租、租车自驾游等细分市场发展迅速。 基于携程大数据，租车用户最为活跃的城市往往也是热门的目的地或者客源地城市。在租车目的地方面，最热门的城市为三亚、成都、上海、海口、西安、重庆、昆明、广州、大理、深圳；最热的客源地城市则为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广州、重庆、杭州、西安、南京、天津。 越来越多新用户、年轻人尝试租车。今年携程租车用户中，65%为新用户。其中，24岁至40岁的用户占比达51%，24岁以下的用户占比12%。 疫情也导致用户租车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人们的租车决策周期变短，相比2019年，决策时间缩短了23小时。同时，用车时间也有所缩短，2天内订单占比增长7%，这也是因为更多新用户在今年开始体验租车出行。 在租车信息的获取方面，在线旅游平台、社交媒体等影响用户的强度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在用户做租车出游的决策时，最终选择一站式平台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可以给用户提供车辆以外的更多服务，传统专业租车公司的比重有所下降。 在租车阶段，用户对租车过程中的各项保障最为关心，超过90%的用户希望改变传统的租车押金模式。同时，在车况、租车价格、车型等传统关注点外，租车保险赔付披露是否清晰透明、取车门店服务是否可靠、是否有客服提供全程服务、订单能否支持退改等的呼声也很强烈。 据介绍，携程租车已成为各大旅游业务板块中复苏最快的业务线，成交总额已超越去年同期，今年增长率有望达到30%，用户同比增长也将达到40%。携程租车COO江文介绍，目前携程租车已与全国2000多家租车企业建立了合作，产品覆盖700多个城市；携程从用户的痛点与需求出发，联合租车公司正式发布了“无忧租”九大服务标准，“无忧租”首批响应的供应商已经超过了500家，覆盖了200多个城市。 从全行业来看，携程预计，2020年中国汽车租赁市场增长率将达到10%，有望在年底突破1000亿元。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1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2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 3 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4 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参考文献： 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 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 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 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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