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很可能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双循环”的提出，特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过去我国也是双循环，不过是以外循环为主，来带动内循环；这是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需要外部产品和技术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但随后由于我国工业逐步完善，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5%，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前海开源基金 美国极限施压和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未来极限施压可能会是常态。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提高“内功”，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外部投资者，就不怕美国的极限施压。今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导致了国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客观条件。 “双循环”是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6亿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为59.15%；我国城市化率是从2000年后加速进行的。但在进行过程中是比较粗放的，各地都出现了将农村直接并为县的一个区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进一步进行城市化。我国现在正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9月22日农历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庆丰收、迎小康”，主场活动设在山西省运城市。 会上介绍，运城地处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底蕴深厚。从今年开始，我国计划将每年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安排在不同地方，既展示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有助于为更广大农民群众搭建创业创新的平台和风采展示的舞台。 今年农民丰收节将在国家层面组织一系列节庆活动，如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丰收、迎小康”系列重点活动、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金秋消费季等。其中，金秋消费季活动拟于9月在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启动，随后将在山西、上海、湖北等地组织系列活动，并持续到11月下旬，充分发挥农民丰收节的节庆效应。
摘要 进入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小家电整体行业受其影响有限，截止2020年8月16日，整体板块上涨28.1%，其跑赢大盘指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及城镇化率进一步推进，小家电的产品线及受众群体逐渐扩大。传统小家电整体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新兴小家电，其整体市场渗透率较低，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社交电商崛起，千禧一代的个性需求显现，叠加居民改善性需求凸显。一方面，随着社交电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作为可提升生活品质及多样化的小家电，消费增量可期。另一方面，千禧一代因追求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将成为推动小家电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产品力、营销力及渠道力一并创新，优质小家电企业脱颖而出。产品端，成熟单品市场进一步扩容，持续创新打造“爆款”小单品。经营模式方面，小家电企业全渠道布局，抢占新渠道窗口红利，在新流量的获取基础上，加强对用户的留存，实现口碑的沉淀，积累品牌价值。 正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及城镇化率进一步推进，小家电的产品线及受众群体逐渐扩大。小家电一般是指除了功率较大的电器以外的家电，通常其都占用较小的电力资源，部分产品机身较小。根据其使用功能来划分，可以分为厨房小家电、家居小家电及个人护理小家电这三大类。细分来看，电饭煲、电磁炉及豆浆机等，因较早进入市场，整体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像便携式榨汁机、面包机、扫地机器人及多功能料理机等新兴小家电，其整体市场渗透率较低，未来发展空间较大。进入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小家电整体行业受其影响有限，截止2020年8月16日，整体板块上涨28.1%，其跑赢大盘指数。 随着我国消费水平提升，小家电市场市场规模逐年提升。根据《2019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近9000亿元，但家电行业国内销售规模同比下降2.2%。随着我国人均GDP逐年提升，其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叠加新势力群体消费能力崛起，在整体传统家电行业进入瓶颈期背景下，我国小家电行业市场规模依旧逐年提升。2012年至2019年，我国小家电销售收入从1673亿元提升至4015亿元，CAGR达到13.32%，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成熟小家电市场扩容，新兴小家电市场正崛起。根据小家电市场容量占比来看，厨房小家电占据份额最大，数据显示其市场规模已在2000亿级别，而生活小家电及个人护理小家电市场规模均处在400亿级别左右。细分至子品类，不管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厨房小家电，还是以吸尘器为代表的生活小家电，在渗透率逐年提升的基础上，市场份额均超百亿，成为较为成熟的小家电品类。而随着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单品需求进一步提升，以破壁机、便携式榨汁机、电烤箱、扫地机器人等小家电单品市场规模正在壮大。我们认为，在市场消费需求逐步转向品质化、多元化，叠加小家电普及率逐步提升的背景下，成熟小家电品类将有望进一步扩容，而新兴小家电市场发展空间或将迈入新台阶。 当人均GDP在6000-15000美元区间时，日本家庭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提升。对应不同时期日本消费特征的转变，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家电的需求随之改变。当城镇化率在56%-76%，GDP复合增长高达双位数，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5000美元时，人们对于家电需求主要是以大型家电为主，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家庭普及率开始提升。随着GPD复合增长仅有个位数增长，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1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传统小家电出现，电饭煲、暖风机、微波炉等开始出现在家庭家电消费中。而随着日本GDP增长几乎为零，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人均10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于生活需求更加享受化及品质化，一些非必需但具有改善生活品质的小家电开始兴起。 日本小家电呈现多元化发展。根据数据显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小家电，其家庭普及率由1960年28%提升至1975年的94%。可以看出消费水平的提升及需求的转变，小家电消费增量呈现明显上涨趋势，且普及率提升显著。同时，根据日本城镇小家电每户家庭保有量来看，整体小家电保有量较高，且呈现多元化发展。 对比发达国家，尤其是邻近国家日本的小家电市场来看，我国小家电市场不管是从产品种类还是家庭家电拥有数量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根据CBNDATA数据显示，欧美发达市场小家电品类约有200多种，而我国仅不到100种。再从家庭普及方面，我国家庭实际保有量仅不到发达国家1/3水平。细分子品类看，我国传统厨房小家电城镇家庭保有量较高，但细分品类仍处在较低水平。而生活小家电及个护小家电，较日本而言，整体普及率较低。随着我国小家电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类不断延伸及增加，以及根据借鉴日本消费市场的演变，我国目前消费已进入第三消费时代，叠加我国新势力消费群体正崛起，小家电行业将朝向多元化、高端品牌化发展。未来，不管是小家电家庭保有量还是人均小家电消费额均有较大发展空间。 社交电商崛起，市场规模可期。从社会消费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来看，在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13.19亿背景下，自2015年起，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由原先占总的社会零售额的10.8%已提升至目前25.24%的水平。截止2020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商品网上零售额已达到43480.7亿元，线上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社交电商行业在互联网红利下正在快速崛起，像是以小红书及蘑菇街为代表的社交内容电商；以云集及爱库存为代表的社交零售电商；及以拼多多、淘宝特价版及京东拼购为代表的社交分享电商，这三个类型的社交电商将互联网用户的时间逐渐从PC端迁移至移动端。根据艾美咨询数据显示，我国社交电商行业已从15年47.9亿元的市场规模上升至2019年12903.1亿元的万亿市场规模。 新流量下，个性化及多样化需求增加。社交电商的崛起，将过去传统的“以货为中心”的用户消费模式转向现在新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卖货方式，通过内容、零售及分享的社交电商模式进行卖货变现，从而满足当下消费者个性化及多元化的需求，同时缩短用户决策周期，扩大品类品牌选择面。根据数据显示，小家电在社交电商变现产品中，其依靠产品多元化以及自身多样化的功能性优势，成为社交电商变现的潜力产品。我们认为，随着社交电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作为可提升生活品质及多样化的小家电，消费增量可期。 80、9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造就千禧一代消费观念独特。我国GDP在80到90年代中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因此出生在这一时间段（1984-1995年）的千禧一代均享受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由于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影响，造就千禧一代养成较为个性化、敢于尝试及接受新鲜事物、品牌意识较强的一代。 千禧一代因追求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将成为推动小家电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埃森哲数据显示，65%的千禧一代对待商品同意注重个性化消费习惯，而对待商品选择具有较强品牌意识习惯，86%的千禧一代受商品品牌主导，仅有14%受商品价值主导。此外，根据数据统计，不管是互联网分期消费、信用卡还是互联网小额借贷方面，年轻人更愿意为提高生活品质和提升自我进行借贷提前消费。未来，朝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以及品牌化发展的小家电将会在千禧一代（正处在22-34岁的年龄段）消费能力逐步增强的带动下，迎来市场扩容。 小家电产品不断升级，产品线逐步扩大。近年来，各小家电优质企业，随着需求端需求转变，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将产品线逐步升级。具体来看： 1）厨房小家电，一方面，像是以电饭煲、电压力锅为代表的成熟小家电，其市场规模均已突破百亿，且城镇普及率较高。而以 “美九苏”为代表的厨房小家电品牌，因进入市场较早，已在传统厨房小家电产品市场上站稳市场。目前，此类成熟大品类则是已产品结构升级及全面产品线布局的模式抢占市场份额，以苏泊尔的电饭煲的内胆为例，从推出至今技术已升级到第十代，总体来看，传统单品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市场渗透率仍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厨房小家电是整个小家电行业中，是唯一一个规模突破千亿的市场。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一些新兴的厨房小家电，以小熊煮蛋器、空气炸锅及摩飞多功能锅、便携无线果汁机为代表，通过其产品便携性、轻巧、多功能及人性化设计等多方面优势，成为小家电市场的“爆品”。但由于新兴的厨房小家电单品并不像传统产品，其是作为提高生活品质及非刚需性的品类，“爆品”更新较快，因此各类单品市场规模天花板各不一，市场渗透率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而能做到快速创新及快速响应供应链支持的小家电品牌才有望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2）生活小家电，随着千禧一代的消费能力逐步提升，以及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在生活家电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除了拥有一定市场规模的吸尘器、空气净化器以外，延伸出烘干机、暖风机、扫地机器人及除螨仪等改善生活品质的小单品。根据市场渗透率及近年来渗透率快速提升边际表现来看，生活小家电有望进入需求快速增长阶段。 3）个护小家电，随着整体消费市场升级，其个护小家电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叠加产品逐步智能化，在加强塑造核心品牌背景下，其小单品市场渗透率可期。 渠道在布局全渠道基础上，抢占新流量红利。过去，传统小家电品牌主要是以第三方渠道（KA、NKA、3C及专卖店等）为主。根据数据统计，2012年，三大龙头企业美的、苏泊尔及九阳在线下渠道占比已达到77%，基本垄断线下渠道。截止2017年，小家电线下渠道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至90%，“美苏九”在线下零售渠道构建极高的进入壁垒，新品牌基本无法进入。但随着线上电商渠道打开，受早期进入门栏较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在社交电商去中心化背景下，更多新流量小家电品牌不断诞生，脱颖而出。目前，小家电线上渠道的较线下渠道而言，呈现更加分散化态势。未来，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转变，在对小家电品牌了解及选购小家电产品是通过不同渠道完成的背景下，龙头小家电企业将不断深耕全渠道市场，依靠具有丰富经验的渠道管理团队，其市场销售份额占比将不断巩固。 在消费者趋向品质化及品牌化消费背景下，叠加我国新势力消费群里正崛起，不管是我国小家电保有量还是人均消费均有较大发展空间。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建议把握以下两条主线：1）传统小家电品牌：像是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刚需成熟单品，龙头企业通过产品结构升级，及供给端积极改革，布局全渠道，借助新流量营销，有望开启第二次创业。2）新兴小家电品牌：市场新需求给予新兴品牌从小家电市场崛起的机会，而那些优质企业将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布局，提高消费者复购率，沉淀品牌，不断打造市场“爆品”。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我国正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引进更多外国投资，也需要提升我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 货币的双循环是实体经济双循环的支柱。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和人民币的海外循环就是我国实体经济国际循环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利率、汇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现在需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新的时间窗口。 一、需要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学者提出我国金融改革需符合“先内后外”的次序，即首先实现国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才能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就会遭受严重的外部冲击；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步都需要以资本账户开放的某个特定步骤作为先决条件”。 2012年，笔者曾明确提出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认为各项金融改革应“成熟一项、推进一项”，互相创造条件。“次序论”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利率和汇率形成并不由套利资金决定，而是分别取决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和国际贸易条件，我国的货币政策还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还可能引起利率、汇率超调，导致金融指标频繁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汇率制度选择的两极化对应关系也并不显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选择软盯住汇率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被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持续增加，其占比由2008年的39.9%上升至2019年的46.4%，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则从39.9%降至34.4%。 表1 IMF成员国不同汇率制度占比分布（%）（2008-2019） 硬钉住 软钉住 浮动 其他 2008 12.2 39.9 39.9 8.0 2009 12.2 24.6 42.0 11.2 2010 13.2 39.7 36.0 11.1 2011 13.2 43.2 34.7 8.9 2012 13.2 39.5 34.7 12.6 2013 13.1 42.9 34.0 9.9 2014 13.1 43.5 34.0 9.4 2015 12.6 47.1 35.1 5.2 2016 13.0 39.6 37.0 10.4 2017 12.5 42.2 35.9 9.4 2018 12.5 46.4 34.4 6.8 2019 12.5 46.4 34.4 6.8 数据来源：IMF 我国的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改革整体上是协调推进的，尤其是2012年后，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相辅相成。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2013-2015年，我国依次放开贷、存款利率上下限，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由2013年集中报价改为2019年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明显提高。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过渡到由做市商参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提供中间价报价，弹性明显增强。从2018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在6.4-7.1区间波动，外汇储备却一直稳定在3.1万亿美元的水平，说明了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在资本账户开放上，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推进，即“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2011年起，重点提高了“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直接投资”和“金融信贷”三大类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各种资本市场互通业务成为境外市场主体进行人民币投资和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2018-2019年，我国A股和国债等主要证券产品相继被纳入MSCI、彭博巴克莱、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投资指数，这些都是对近十年来我国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成果的认可。 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没有遵循“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储备货币”的次序，而是在三大领域同步推进。在2016年加入了SDR后，人民币相继被70多个国家纳为储备货币，2020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增至2.02%，超过了在国际支付结算领域的占比1.97%。同时，人民币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二、为什么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与2011年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自2009年推出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以来，境外人民币规模持续扩大。为增加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我国自2011年起逐项推出RQFII、沪深港通、直接入市、债券通、基金互认、黄金国际版等制度，吸引全球投资者用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的资本市场。这些措施本质上是通过额度限制或资格限制，鼓励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单向流入，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而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应更强调双向开放，鼓励资本“走出去”，而非仅仅“引进来”。 一方面，要避免对中资企业两头“卡脖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在2016年达到顶峰后，已连续3年下滑。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9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为802亿美元，同比下降34%；今年上半年，上述指标分别同比下降4.4%和4.3%。尤其是对美国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19年仅为48亿美元。原因之一，是我国当年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主动收缩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11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而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我国要实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重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规避部分国家对我国产品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也有利于直接吸收先进技术和品牌，完善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高中资企业的国际声誉；还有利于获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海外市场需求日益增加，需打破只依赖经常项目输出人民币的“单条腿”方式，建立起资本项目输出渠道，共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2009年-2014年，人民币总体处于净流出状态，在2014年末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1.6万亿元的历史峰值时，基本都是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方式从境内市场获得的。但货币的长期流动性如果依赖于跨境贸易结算通道，就容易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这就是2015年“8.11”汇改后香港人民币存款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2015-2019年，全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始终停留在1万亿元左右的规模。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渐成熟，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以跨境贸易结算为单一人民币输出方式不可持续。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引导人民币以投资资本金的形式进行跨境支付，在海外形成长期资本，才能在离岸市场沉淀并循环起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支付、计价、交易和储备职能。 三、为什么当前是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有利时机 一方面，新冠疫情使我国与大多数国家经济走势出现分化。我国上半年GDP同比仅下跌1.6%，第二季度更是实现了3.2%的正增长。而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二季度美国环比下跌9.5%，英国下跌20.4%，日本下跌7.8%，德法等欧洲大国均萎缩10%以上。标普最新报告显示，截至8月9日，美国今年已有424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超过了自2010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其中，工业和能源行业近100家，负债超过10亿美元的达21家。这为中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资源能源提供了契机。 同时，“一带一路”作为我国联通国内国际的重要合作平台，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增长点。2019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总规模的13.6%；今年上半年提高至15.8%，为历史最高。在此基础上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利于培育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支点。 另一方面，全球货币增发，我国与主要国家利差较大，是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的好机会。2015年10月，我国正处于物价下行的降息周期，为放开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创造了改革良机。因为放开上限可能会导致某些利率定价上升，但配合降息就可以部分对冲甚至完全对冲短期利率上升的压力。 当前我国再次迎来类似的时间窗口。受疫情影响，各国普遍通过若干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支持就业、救助企业、支撑金融市场，全球央行一方面大幅扩表，另一方面大幅降息，并表示至少要将低利率延续至2022年，非常规政策已向“常规化”转变。截至7月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至6.95万亿美元，英、欧、日等央行分别扩表至7000亿英镑、6万亿欧元和600万亿日元，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最高峰时规模的3-10倍。当年的救市经验证明，超大规模的增量货币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造成了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通胀，各国国内的对冲成本极高。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美元流动性恢复，美元开启了弱周期，增量资金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高收益货币。而我国货币政策保持正常，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与2016年时相当，利率水平远高于主要经济体，输入性通胀风险加大。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虽然会出现资本流出现象，但内外利差决定了资金流出的规模将十分有限；同时也能对冲掉“以邻为壑”的大水漫灌，有利于调节、平衡中短期资本流动，减少国内未来的政策成本。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却是我国多年以来金融改革效果的一块试金石。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稳定，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此次疫情后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在三次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开展MLF操作和再贷款、再贴现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通过 LPR 下降推动降低企业贷款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8月13日，我国五大行明确将个人住房贷款统一调整为LPR定价方式，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MLF 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日趋成熟。以前，我国外汇市场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干预过多与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的矛盾上。2015-2017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最近一年来，人民银行没有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通过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截至今年8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9274,较去年底升值0.7%，是唯一对美元升值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并已成为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向标，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V型”反弹的事实，套利资金流动难以对汇率形成决定性影响。 三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外汇储备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保障。1-7月，由于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北向资金净流入，叠加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增至31544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加465亿美元。同时，2015年以来，外汇储备结构逐渐优化，美元储备占比已降至50%上下。 值得指出的是，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与管理。从主要新兴经济体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来看，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反而有利于让之前游离于非正规渠道的资本项下的资金通过正规统计登记渠道被监测。我国应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系，遵循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原则，对流动规模、期限结构、流经渠道和流向领域进行全过程监测，特别关注和识别具有较强投机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以及投资海外房地产或高价值艺术品等大额资金。同时，借助多边化协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 总之，我国目前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是为了从资金层面支持配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家战略，使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避免实体经济脱钩。同时，资本账户稳步开放是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各项风险防范。 （本文作者盛松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孙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大鹏扶摇展宏图，时代新越启伟业。近日，国铁集团正式颁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未来三十年我国铁路发展道路，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规划纲要》内容提出，到2035年要率先建成服务安全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领先的现代化铁路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路强国，为我国交通发展做好规划，开辟出新时代铁路发展的新方向。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铁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基本措举。从最初要向苏联学习先进的铁路科技，借助国外力量来发展我国交通，再到如今从铁路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以及铁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建设，我国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步入新时代以来，“一带一路”的建设成为联通周边国家的经济运转枢纽，是欧亚大陆上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路”，为促进国际友好关系，共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规划纲要》第一阶段分为九大方面，从科技引领到铁路运输安全治理再到支撑引领作用面面俱到，以推进供给侧性结构改革为主线，扩大交通运输网络，以绿色发展为前提，认真落实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六稳”“六保”工作。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2050年要迈上更高的新台阶，在保证铁路货运量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保持产业链水平的领先地位，实现增强产业链供应的目标。 随着“六稳”“六保”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铁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规划纲要》的发布，保证中国铁路发展道路的科学性、正确性和相容性，将铁路运输和其它交通相互发展结合起来，构建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科学体系，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笔者相信《规划纲要》的发布和实施，必将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扎实基础。（马琳） （责任编辑：佟明彪）
公司近期的各种努力和尝试能否平稳走出困境还需拭目以待 风口浪尖上的瑞幸咖啡似乎正在恢复平静。 有接近瑞幸咖啡的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目前仍有300多家大学店暂未营业。但除去未营业咖啡店，其他已恢复正常营业的瑞幸咖啡门店均已实现现金流转正。 据瑞幸咖啡方面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瑞幸咖啡直营门店数量为4507家。这或许意味着，超4000家瑞幸咖啡门店已恢复正常运营。 “目前看来，瑞幸咖啡门店运营正常，还在推出新品。近期也推出了哈根达斯系列，从市场反应来看，消费者反响不错。”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瑞幸咖啡仍在探索新模式 日前，有多家媒体援引一位密切接近瑞幸咖啡的知情人士透露，8月上旬，深陷财务造假风波的瑞幸咖啡召开了2020年“年中全国会议”。会议披露，截至今年7月份，瑞幸咖啡单店现金流已转正，根据目前经营状况，管理层预计，2021年将实现整体盈利。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尽管财务造假事件的影响远未结束，但这次年中会议肯定了新管理班子最近3个月的战略调整行之有效，即叫停过去2年快速扩张占领市场的策略，转向通过精细化运营创造盈利。今年上半年瑞幸咖啡客户满意度也达到99.89%。今年下半年，瑞幸咖啡的主要管理目标就是保持运营稳定，持续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另有接近瑞幸咖啡的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情况属实，目前公司运营正常、人员流动稳定，进入夏季以来加速推出新品，并受到消费者认可。 记者亦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瑞幸咖啡门店频频张贴出新品海报，部分新品出现售罄情况，记者走访的门店工作人员仍是“老面孔”，店员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不时有外卖人员进出取餐。 此外，瑞幸咖啡方面仍在探索新的模式。记者注意到，除了推出新品，该公司还在试水私域流量，通过在微信群中发放专属折扣券并及时分发新品信息的方式增加与消费者的接触，激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瑞幸咖啡分优惠券的方式也出现变化，由折扣券转变为饮品抵用金。 但目前瑞幸咖啡面临的问题还有债务重组等。面对这些压力，瑞幸咖啡能否乘风破浪化解危机？瑞幸咖啡近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能否助力公司平稳度过这段时光还需拭目以待。 “瑞幸咖啡是能够获得资金认可的。”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告诉记者，“瑞幸咖啡此前能够成功上市就证明了这一点。”朱丹蓬表示，我国咖啡市场的发展逻辑是走得通的，我国咖啡产业市场前景广阔，足以养活一两家头部企业，“我对瑞幸咖啡有信心。” 千亿元规模咖啡市场有前景 我国的咖啡产业正在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内地地区咖啡人均消费量仅为德国的0.71%，美国的1.6%。全球咖啡市场规模超过12万亿元，而我国目前只有约700亿元，与人口比例差距较大。 前瞻产业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13至2019年，我国人均咖啡消费量逐年上升，中国咖啡消费年均增速达15%，预计到2025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将达到2171亿元。 朱丹蓬对记者表示，“我国早已进入了咖啡大国的队列，即便不是瑞幸，我国也一定会出现咖啡产业的国产龙头。” 我国咖啡上下游产业链同样在等待我国咖啡产业的龙头品牌。 有云南热科所相关工作人员援引相关数据告诉记者，2019年，我国咖啡豆产量大约在13万吨左右，但国内咖啡豆的消费量则在15万吨左右。 “这意味着即便完全自产自销，当下国内咖啡豆产量尚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述热科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咖啡消费量不断增长，相比2012年，2018年生咖啡年消费量提升250%，尽管体量仅占全球咖啡消费量的2.4%，但中国咖啡消费量年增长颇具势能，中国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不断提升。 在朱丹蓬看来，我国咖啡市场前景广阔，上下游产业资源丰富。只有瑞幸咖啡或者其他龙头品牌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成长起来，我国咖啡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从而推动咖啡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丰富。但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目前，我国应当加强法制化建设，夯实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基础；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发力金融数字化，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20年5月，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超60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超105万亿元，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大资管行业规模约117万亿元，约占201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17%。资本市场和资管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政府和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居民资产分散风险、保值增值提供了多样化的配置渠道。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成效与问题并存 在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丰富。除传统的银行外，还存在券商、基金、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银行贷款余额约160万亿元，券商、基金、信托等机构主导的大资管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约117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2.2万亿元、信托资产21.6万亿元、保险资管18.5万亿元、公募基金14.8万亿元、私募基金14.1万亿元、证券公司资管10.8万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8.5万亿元等。 但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股票市场发育不足、影子银行规模过大、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等问题，且违规和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因为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居民投资理财发展也较为滞后，如股票配置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权益保护不足、科学的投资理念薄弱等。为克服以上问题，需要从法制化、市场化和数字化着手，建设良好金融市场生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加强法制化建设，夯实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基础 相比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法治化建设明显落后。以股票市场为例，法制化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不合规、财务造假、内幕信息交易仍然存在、违法的惩罚力度不足等多个方面。信息披露不合规、财务造假使得市场难以对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做出及时准确的把握，从而难以进行准确的资产定价；内幕交易损害了除少部分人之外的广大投资者利益，严重违背了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违法收益给定的情况下，违法成本过低，其实是变相激励上市公司违法违规。 例如，证监会近期披露的獐子岛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件显示，獐子岛2014-2017年先后多次通过“扇贝跑路”等难以验证的事项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违法违规明显，且涉及的利润调整金额巨大。但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对獐子岛公司的处罚也仅仅是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这些法治化建设方面的短板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实体经济融资、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等功能的发挥。 需要看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在法治化建设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从不足到不断完善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但是其制度和运行方式却和1817年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股票投机、价格操纵、内幕交易盛行，著名的“庞氏骗局”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经济和股市的繁荣掩盖了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使得这些行为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 也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启了资本市场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变革，通过设立证券法规、统一会计准则等方式规范资本市场发展。1933年通过了《联邦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禁止虚假陈述；193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限制保证金交易，防止过度投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出现，从会计层面规范之前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乱象。1940年通过了《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针对共同基金做了规定，限制关联交易，加强信息披露。 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近年来也在持续进步中。2020年4月，针对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国务院金稳委召开专题会议强调：“最近一段时间，某些上市企业涉及财务造假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恶劣行为，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确保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6月，国务院领导在陆家嘴论坛表示，资本市场建设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推动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7月11日，国务院金稳委召开会议，强调从加大资本市场违法成本、加强监管执法力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 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市场化程度不足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痼疾。以股票市场的上市制度为例，经比较可以发现，A股严格的上市要求并没有创造价值，很多公司上市后盈利能力单边下滑，而在上市要求更加宽松的美国股票市场上中国公司的长期表现则更佳。 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GICS行业分类方法对A股及美股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信息技术及医疗保健两个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进行跨市场间盈利能力的对比。结果显示，上市前后“变脸”现象严重。例如，绝大部分的A股上市科技企业都能实现纸面上盈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亏损企业比例不断抬升，上市7年后，科技企业已有10%出现了亏损，没有亏损的公司也出现大范围的净利润率严重下滑。 美股市场则与A股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中概科技股公司盈亏比例在上市的后几年均是基本稳定的，基本维持在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的比例在1：1左右的态势。此外，中概科技股公司的净利润率也大多呈现稳定态势，从上市前二年到上市第七年，盈利平均值基本维持在18%-21%，并未出现A股式的上市后即盈利下滑的现象。 由此可见，学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先进经验，深化市场化改革是助力优质企业成长，并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从而强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这方面的进展也在加速，如科创板在开板之初即实现了有一定核准的注册制，如上市门槛采取5套标准，未盈利科技企业满足市值/收入等一定要求后即可上市；发行价不设限制，全面采用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定价，取消23倍市盈率限制等。又如创业板已经完成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换，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7月16日，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通过审核，成为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上市企业。 发力金融数字化，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态 金融业数字化是通过金融科技的使用，实现从销售、投资交易等前台业务到清算交割、风险管理等中后台业务的全流程的数字化，实现金融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以财富管理行业为例，当前我国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交易，进行投资理财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科学的投资观念，在投资过程中难以保持理性、正确分析和管控风险。具体地说，一是资产配置不合理：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不具备通过配置不同类型、低相关性的资产来分散风险的意识或是该意识不到位，导致其往往对某种资产配重过高。二是投资操作不理性：例如热衷于炒概念、追涨杀跌、规避损失等非理性行为。 不久前发生的“原油宝”事件充分反映了普通投资者在理财中的种种误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与深刻思考。首先，投资者对于期货市场交易规则的理解过于浅显，在不确定性相当高的环境下就盲目入市，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要求。其次，不少投资者抱着侥幸的投机心理将大笔钱财，甚至是全部家当购买了原油宝，也违反了“风险分散”的理财铁律。当原油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需求大跌，导致原油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价格，大量投资者最终赔得血本无归，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保护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我国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一直以来在投资者教育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方面，针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不合理问题，金融机构不仅为其补充最基础的证券知识，讲解分散配置的理念，也帮助投资者明确了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针对投资者的投资操作不理性问题，金融机构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给予投资建议，可极大程度上纠正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此外，金融机构也通过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为不同风险属性的投资者匹配适合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从源头避免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投教过程中仍面临着人力、物力的高成本，想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仅靠自身是有一定困难的，此时便需要充分整合外部资源，而金融科技公司是金融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的良好伙伴。通过数字化手段，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实现对投资者教育的全流程触达、全时空覆盖，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投资者教育成本高、触达点少、教育成果不彰的诸多弱点。 我国金融科技公司在支持金融企业数字化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经验，例如，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以不同形式嵌入投资交易的全部流程当中，实现了投入产出最优化。例如，在投资流程最初始阶段开设投资者教育直播平台，让公司内部专业人士或邀请业界专家进行讲解，既可保证内容的专业性和多样性，同时直播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也更易被接受，受众群体覆盖率高。再如，在投资决策环节，基于金融行业多年来的数据积累，数科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客户画像，提炼客户需求、分析客户行为；进而助力机构为广大投资者打造定制化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客户的不同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将会更加密切，并帮助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优化。 （本文首发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20年第8期，原题为《“三化”并举，打造良好金融市场生态业务网》。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孙志鹏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策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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