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与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不同，我国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增添了各界对于我国贸易前景的担忧。但超出预期的是，近年来面对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占比逆势上升。未来我国外贸能否保持如此韧性，与全球究竟会脱钩还是融合？ 2.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商品“转出口”凸显，还是新冠疫情时期我国防疫物资出口攀升，都彰显出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似乎并非政治力量可以左右。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在出口的门类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优势明显，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3.从需求层面看，我国国内零售市场的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随着消费的扩大，我国进口规模也水涨船高，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4.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也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过后，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正文： 与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不同，我国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增添了各界对于我国贸易前景的担忧。但超出预期的是，近年来面对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占比逆势上升。未来我国外贸能否保持如此韧性，与全球究竟会脱钩还是融合？ 图1.我国外贸份额逆势上升 来源：WIND，WTO 一、贸易韧性背后：市场的力量？ 虽有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但市场似乎总能自发维护贸易的某种韧性。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下滑了约600亿美元，但我国对东南亚出口却上升了近400亿美元，“转出口”等市场行为很大程度对冲了加征关税的不良影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虽然全球需求断崖式下滑，但防疫物资、居家办公等需求的迅速增长却使得我国出口具有韧性。 图2.市场似总能自发维护贸易的韧性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出口数据均为同比增速。 二、脱钩还是融合：供给的力量 从供给层面来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参与国际贸易中行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出口产品已具备较强的技术复杂度和规模效应，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图3.产业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的优势 来源：UNCTAD，WIND，笔者整理 注：出口行业数量为海关行业数经各国出口占全球的权重调整。出口复杂度参考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2007）。 三、脱钩还是融合：需求的力量 从需求层面看，我国零售市场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进口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从而积极拉动全球的总需求。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维持在2%以内，属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图4.我国零售市场引领全球需求 来源：WIND，IMF，笔者预测 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近期提出通过补贴等方式推动有关产业回迁国内。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领域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表1.疫后部分产业或全球分散布局 来源：根据各国官员发言整理 四、基本结论 一是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商品“转出口”凸显，还是新冠疫情时期我国防疫物资出口攀升，都彰显出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似乎并非政治力量可以左右。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在出口的门类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优势明显，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二是从需求层面看，我国国内零售市场的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随着消费的扩大，我国进口规模也水涨船高，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三是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也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过后，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四，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改革已进行40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第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第六，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核心观点： 1．与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不同，我国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增添了各界对于我国贸易前景的担忧。但超出预期的是，近年来面对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占比逆势上升。未来我国外贸能否保持如此韧性，与全球究竟会脱钩还是融合？ 2．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商品“转出口”凸显，还是新冠疫情时期我国防疫物资出口攀升，都彰显出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似乎并非政治力量可以左右。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在出口的门类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优势明显，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3．从需求层面看，我国国内零售市场的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随着消费的扩大，我国进口规模也水涨船高，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4．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也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过后，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正文： 与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不同，我国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增添了各界对于我国贸易前景的担忧。但超出预期的是，近年来面对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占比逆势上升。未来我国外贸能否保持如此韧性，与全球究竟会脱钩还是融合？ 图1．我国外贸份额逆势上升 来源：WIND，WTO 一、贸易韧性背后：市场的力量？ 虽有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等轮番冲击，但市场似乎总能自发维护贸易的某种韧性。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下滑了约600亿美元，但我国对东南亚出口却上升了近400亿美元，“转出口”等市场行为很大程度对冲了加征关税的不良影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虽然全球需求断崖式下滑，但防疫物资、居家办公等需求的迅速增长却使得我国出口具有韧性。 图2．市场似总能自发维护贸易的韧性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出口数据均为同比增速。 二、脱钩还是融合：供给的力量 从供给层面来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参与国际贸易中行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出口产品已具备较强的技术复杂度和规模效应，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图3．产业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的优势 来源：UNCTAD，WIND，笔者整理 注：出口行业数量为海关行业数经各国出口占全球的权重调整。出口复杂度参考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2007）。 三、脱钩还是融合：需求的力量 从需求层面看，我国零售市场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进口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从而积极拉动全球的总需求。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维持在2%以内，属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图4．我国零售市场引领全球需求 来源：WIND，IMF，笔者预测 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近期提出通过补贴等方式推动有关产业回迁国内。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领域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表1．疫后部分产业或全球分散布局 来源：根据各国官员发言整理 四、基本结论 一是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商品“转出口”凸显，还是新冠疫情时期我国防疫物资出口攀升，都彰显出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似乎并非政治力量可以左右。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在出口的门类齐全性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优势明显，跨国数据对此都有印证。东南亚等后起之秀仍难撼动我国的地位。 二是从需求层面看，我国国内零售市场的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实现赶超。随着消费的扩大，我国进口规模也水涨船高，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此外，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我国与全球正在融合而非脱钩。 三是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诸多国家生产供应的恢复也有待时日。而我国率先管控住疫情并积极复工复产，短期内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过后，基于风险分散等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生产效率的考虑，部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在所难免，但或是慢变量。 【作者】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央行货币政策部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曾获浦山政策研究奖。 徐剑、文若愚、高莉：长江证券研究员。 田野、郝宁宣、张菁、孟煜朝、高童、李晟：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最近有几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 日前，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8月12日，央视新闻点名批评部分“大胃王”吃播存在浪费严重的现象，有的人居然是吃了再把食物吐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8月17日发布报告称，到“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 这些文字，将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了粮食安全上。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始终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但凡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动市场情绪。而近期的种种迹象，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呼吁，一些紧张的人甚至开始担心“粮食危机”的渐行渐近。 难道粮食真的不够吃了吗？我们来好好扒一扒这件事。 1 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供给的确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疫情的不断蔓延。 尽管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早已持续向好并趋于稳定，但其他不少国家的疫情依然没有得到较好控制。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海外累计确诊病例多达2225.7万人，当日新增病例一直在20万人以上（见图1）。受此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遭受冲击，不少地方仍处在停工停产状态。 在此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迎来了严峻考验。 需知，粮食生产是一个严重依赖供应链的生产活动，而供应链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既涉及到农场主、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又需要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物资，还离不开加工厂、运输公司、批发零售商等合作伙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这一庞大的网络体系，进而抬升粮食生产运输的压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会同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或导致全球遭受严重饥饿人口数量增一倍，到2020年底这一数字将超过2.5亿；同时，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行动，到2020年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会有约2.65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境况，比2019年的1.35亿增加1.3亿，近乎翻倍。 然而，如果从全局角度看，当前全球粮食供给总量是比较充足的。 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的数据，2019/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而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还有将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接近30%。 Wind数据则显示，2019年全球小麦、大米、玉米和大麦的供应过剩率分别为62%、46%、41%和29%（见表1），这意味着即便是全球粮食完全无产量，各类粮食储备也能满足70多亿人近半年的需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处在“严重粮食不安全”的边缘呢？只因全球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 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在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群，主要来自那些受到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动荡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最严重的国家有10个，分别为也门、刚果、阿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叙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和海地，其人口总数占全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约9000万人；其中，南苏丹有61%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或更严重状态，其他国家如也门、中非、津巴布韦、阿富汗、叙利亚和海地也有至少35%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疫情冲击之外，蝗灾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尽管目前印巴地区的蝗灾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非洲之角地区和南美的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家依然面临着蝗灾的威胁。按照FAO的统计，蝗灾爆发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若不能尽快防治，蝗灾恐将继续威胁当地的粮食安全。 正因上述种种，出于优先保障国内需求的考虑，自今年3月份起，很多主要的稻米、大豆、小麦出口国家都采取了部分粮食出口限制的举措（见表2），这对于那些粮食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好事——出口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其粮食短缺程度，进而让本就处在粮食不安全境况之下的人们更加不乐观。 2 相比于海外，国内粮食安全形势就要明朗多了。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始终都将粮食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历届政府更是一直把粮食安全作为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比如自2004年起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绕不开“三农”主题、反复强调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等等。 得益于此，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创纪录的“十六连丰”，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384.34万吨（合13277亿斤），比2019年增加了594万吨（119亿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见图2）。 从结构上看，虽然我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是除了大豆等个别品类之外，作为主粮的大米、玉米和小麦几乎不需要进口，且当年总产量基本都能覆盖总需求。从库存上看，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165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的消费需求；玉米库存和粗粮库存都在2.04亿吨左右，无产量的情况下能满足全国8个多月的消费需求；小麦库存1.52亿吨，无产量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14个月的消费需求（见表3）。 因此，我国粮食储备非常充足，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也不存在粮食短缺之忧，即便是其他国家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举措，对我国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虽然今年夏粮播种面积略有减少，但得益于夏粮主要作物小麦的生长期天气与墒情的良好态势，全国夏粮再获丰收，单位产量同比增长1.6%、总产量同比增长0.9%，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生产的上半程基础。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按照我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夏粮只占全年粮食生产总量的1/4左右，占比约75%的秋粮才是关系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大头。对于秋粮而言，眼前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南方洪涝灾害，自今年入汛以来，席卷南方的洪水对粮食生产的局部影响较大，甚至不排除个别地区粮食产量暴跌的风险。不过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目前洪灾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地区，而我国秋粮产区60%位于北方，受洪涝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南方受灾严重区域也及时采取了抢种扩种晚稻等措施加以补救。 另外，由于近些年我国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使得防汛减灾工作一直处于可控状态，洪涝灾害给农业发展与农产品供给带来的负面影响被抵御了不少，所以预计今年洪灾不会对全年粮食产量带来太大的挑战。 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几大主粮自给率较高、库存较为充实，洪灾风险整体相对可控、影响范围有限，这些便是我们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粮食危机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3 既然国内形势要好得多，为什么还会有本文开篇的几则消息出现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尤其是当前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内外形势，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们更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并非始终都是万无一失的，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在的隐患需要重视起来： 一来，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并不算高。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至今已达成“十六连丰”的壮举，当前粮食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可是均摊到14亿人的头上，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业内普遍认为，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是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国201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公斤，如果剔除饲料消费、工业用粮消费等，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会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则超过1300公斤/人，巴西也超过了560公斤/人。这便意味着，粮食生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出现供需紧张的局面。 二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偏少，中低产田比重较大。 纵然我国地大物博，但耕地面积占比却不高，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开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其中，中低产田占比超过70%，不少优质耕地都在城镇化过程中被占，反映出我国粮食生产保障能力稳定度不够。同时，伴随着人口总量的渐增与城镇化的深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大概率还将继续下降，再加上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务农人员老龄化加剧等问题，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靠政策和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来确保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有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研发投入力度，强化农业科研资源整合，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及产量； 第二，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市场意识、有生产技能、有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现代农业的生产条件，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务必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并强化对耕地资源、水资源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解决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以此来增进粮食的生产质量。 如今，国家正式定调“内循环”的经济发展主线，而粮食问题恰恰又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方为明智之举。粮食生产更是如此，无论是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还是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都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 毕竟，没人能依靠老天爷赏饭吃，饭碗端牢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自己。
关于我国企业的债务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很严重，但到底有多严重，并没有进行科学与认真的研究。 现在大家都喜欢应用“企业债务额/GDP”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企业债务水平。目前我国的这一比率为160%左右， 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这是很多人认为我国企业债务问题异常严重的依据。 但很少人考虑过， 以这一比率来衡量一国的企业债务水平是否合理呢？实际上是不尽合理。除了债务总额与GDP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债务额，一个是生产总值；一个限于企业部门，一个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等概念与统计上的不吻合之外，关键在于，这一比率的高低受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即，供给侧工业比重高的国家这一比率必然高，需求侧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的国家这一比率也必然高。 这是显然的，因为基于行业与需求的性质，工业与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相比于服务业与消费，更需要借债并能够借债。众所周知，我国是工业大国，工业佔GDP比重仍为40%左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左右，也是投资大国，固定资本形成佔GDP比重仍为45%左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左右。所以，我国160%的高“企业债务总额/GDP”比率起码部分地是由于工业与固定资本形成佔GDP比重高所造成的，并不能表明我国企业债务的真实水平，真实水平应该低于此。 实际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指标可以衡量企业的债务水平。 如果可将存量和流量相比并在不同涵盖范围相比的话， 一个类似的指标是“企业债务额/工业增加值”比率。数据显示， 2017年这一比率内地为535%，而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新加玻、印度、俄罗斯分别为630%、952%、465%、357%、256%、1413%、1290%、751%、632%、301%和393%，我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从变化趋势来看，2006至2017年， 该比率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由6.26上升至8.8，发展中国家由2.37上升至4.1，而我国则由3.32上升至5.36，上升速度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当然，这一比率， 与”企业债务额/GDP“比率一样，由于概念及涵盖范围的差别与经济结构等因素， 也是不科学的。 其实，衡量一个企业债务水平的直接与明确指标就是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衡量全体企业债务水平的直接、明确且又有现成统计数据的指标就是全体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数或中位数。相比于”企业债务额/GDP”比率，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或中位数在数学逻辑上更为严谨，负债与资产，均为存量指标，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端，涵盖范围都相同，尤其是，在经济逻辑上不会被上述的经济结构因素所扭曲。 那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以上）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或中位数进行国际比较是什麽水平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为56.6%，在国际标准范围50-60%的靠中间位置，与60%的国际警戒綫仍有相当距离。另，2016年全国30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3.7%，与世界3，000家最大企业的63.5%相差无几；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为43.0%，明显低于美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的54.6%（2016），48.52.1%（2015），56.7%（2014）及46.4%（2018）。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国工业企业整体的负债水平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所以不应被高估。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所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都不高。从平均资产负债率来看，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高于60%，房地产企业更超过70%。这些企业的债务水平，即使是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也是值得担忧并应该降低的。 同时也不是说，以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整体企业债务水平不高就意味着整体而言可以高枕无忧。“企业债务额/GDP”比率高而平均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其实意味着，我国企业的高债务额是由高资产额所支撑的。的确，这是我国的债务问题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发达国家的债务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债务，大多数是没有资产支撑的，而我国的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大部分是由资产所支撑的。 那麽，高债务额由高资产额所支撑，是否就不用担心了呢？如果两者都是实在的，确实是没有什麽可担心的。但问题在于是否如此。高债务额应该是实在的，债权人一般不会含糊。但高资产额是否实在，是一个问题。资产额的实在与否，在于这些资产是否都能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还债。也就是说，这些资产中到底有多少是优良资产，又有多少是不良资产。如不良资产太多，则以资产负债率衡量来负债水平也会失真。而若不良资产不多，便大可放心地使用资产负债率。 这就是说， 要研究我国的企业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一是要搞明白排除掉经济结构因素后的真实债务水平到底有多高， 这需要进行认真与科学的定量比较分析， 二是应该弄清楚真实的不良资产率有多高，这更需要做大量的调研甚至是普查， 而不能仅根据”企业债务额/GDP“比率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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