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举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而早在2018年，习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给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刻影响着大国关系。此时形成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是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局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要求。 从产业链层面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并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使得国际大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国反思缺乏基础医疗设施自主生产能力、过度依赖我国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力度，这可能导致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目前，我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在减少，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来自美国近邻墨西哥的竞争。三是东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美关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且博弈不断升级。 在政治方面，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为由，授权行政当局针对我国相关人士及金融机构，实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在内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 11 位香港及内地驻港高级别官员。从目前的博弈态势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拥有的法律授权，扩大制裁范围的可能。 在技术领域，最近一段时间，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我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接二连三，不仅针对“硬科技”，还加大对“软科技”企业出手的力度，加速与我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领域，美国就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会计准则和审计合作之争加剧，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公司到 2021 年年底，需从美国退市；而之前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亦对我国赴美上市企业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国还可能会加大对部分中资金融企业的制裁。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笔者总体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二季度，我国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走出了疫情阴霾。然而，尽管迎来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反弹，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给经济反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生产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复要相对缓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1%，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二是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三是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7月，限额以下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7%，连续五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之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流入股市现象显著；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我国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不少高品质商品还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获得满足；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常常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弱于国有企业。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环，实现双循环的政策着力点 内外部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以及我国经济面对的长短期的挑战与压力，使得我国决策层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这也可能成为贯穿我国未来5—10年发展的战略纲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为了促进双循环，如下五大政策发力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应保持积极开放态势。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在产业链转移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仍应通过加大开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外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包括：鼓励出口转内销，在电子、医疗、高端制造等关键行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力推动进口替代；以多边主义稳定贸易投资，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框架的谈判；在保证产业链不过快流出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助力外贸企业寻找替代出口市场。 第二，培育高质量的国产服务供给，扩大国内最终消费。短期内，应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国内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进而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零售市场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未来，应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应链的韧性。短期而言，应对美国对中方的技术封锁，应当筛查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海外供应链，查明上游设备、零部件、软件等受美国管控的部分，对其中不能自产的，要提前准备非美国的替代品。长期而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是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创新科技领域，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 第四，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还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五个“必须”，其中两个“必须”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下称“‘8·24’座谈会”）重申，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这两次会议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领土、生命及政权等传统国家安全，而是指非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 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是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初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外需不行内需补、内需不行外需补”的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给了我们承受和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冲击的信心和底气。如去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全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又是因为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重新转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或“自循环”，显然是断章取义。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和发展了新优势。人为切断内外经济循环，不仅是走回头路，更是自断其臂。 过去，我国主要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外循环格局。现在，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客观上此消彼长。而且，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逐步接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开放的“双循环”将支持我国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利用开放的“双循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经贸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压舱石”、“稳定器”。“8·24”座谈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际需求不振、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为我国经济“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思维下，我国经济被脱钩乃至拖入新冷战风险的重大部署。 二战之后，因为形成北约同华约组织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经互会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全球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然而，经历四十余载的相互开放，中外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就连美国最鹰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发起冷战、脱钩的难度远大于从前。 如果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政客言论，尽管两国关系风波不断，但中美经贸联系在某些方面却是更加紧密。在政客鼓吹制造业回流、与中国脱钩的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却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杀，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公司越来越大的阻力。况且，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封锁，除了倒逼中国公司加快自主创新外，还可能将市场对其他外国公司拱手相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城镇化、都市圈建设还有较大潜力，扩大内需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为此，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要在开放过程中，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均提及，必须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可见，扩大内需在开放的“双循环”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鸟”。 我国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复市。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的热土。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编制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的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跌幅预计在25%至45%之间，但中国市场不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还有可能逆势增长10%。正因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在经贸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才没有显著发生政客们鼓吹的脱钩现象。 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如面对中概股退市的威胁，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支持中概股回归，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时，也可以弥补当年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经营在中国，融资却在境外，境内投资者错失高成长企业红利的遗憾。更长远地看，推进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中长期投融资需求，还有助于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风险，是我国应对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热钱流入冲击的“先手棋”。 再如，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风险，除了自主创新或自给自足外，还应该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当年，日本正是由于对海外出口市场依赖过大，导致处处受制于人，在经贸摩擦中步步退让，最终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收场。
内容摘要 民生福祉：重点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增进民生福祉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话题，建议增加调查失业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规划目标。 经济发展：与GDP相关的目标建议取消设定，更侧重质量和结构 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部分取消与GDP相关的目标设定，应着重强调“质量”和“结构”，建议选取以下指标设定目标值：“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直接融资比重及资本化率。“三新”占比2019年数值为16.3%，建议2025年目标为17.5%；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2019年为11.5%，建议2025年目标为1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为60.6%，建议2025年目标为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为44.4%，建议2025年目标为50%；直接融资占比2019年为12.2%，建议目标值为25%；股市市值占GDP比重2019年为59.8%，建议目标值为80%，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占GDP比重2019年为7.4%，建议目标值为8.5%。 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是十四五增长动力的重要引擎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科技发展将是我国实现这一转变、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引擎。我们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将R&；D投入强度、基础研究强度、每万人口发明专利量、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数字产业增加值作为衡量科技领域发展目标的重要维度。其中前三者主要衡量我国在科技研发等原动力领域的投入强度及产出成果，后二者主要衡量我国对于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 资源生态：可持续发展仍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安排 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增长模式也从粗放式向包容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资源环境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愈加重要。进入十四五阶段，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仍将是五年规划的重点安排，参考日本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我们建议将循环经济作为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之一。 防控风险：建议关注宏观杠杆率及粮食能源安全 2017年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三大攻坚战首次提出，我们建议除了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等指标设定，十四五期间应更关注防控风险，设置相关预期性指标。除了宏观杠杆率外，保粮食能源安全居于“六保”之列，建议重点关注。据BIS数据，我国宏观杠杆率2019年为258.7%，建议2025年目标值为280%；粮食安全方面，人均粮食占有量2019年为474.9公斤，建议2025年目标为480公斤，谷物自给率2019年高于95%，建议2025年目标为维持95%以上；能源自给率2019年为81.7%，建议2025年目标值为85%，随着能源战略深化，对能源安全较十三五可提出更高要求。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再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正 文 十四五资源环境生态文明规划目标 进入后次贷危机时代，我国面临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压力，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增长模式也从粗放式向包容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资源环境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愈加重要。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重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二是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三是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四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可以看到，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工作，进入十三五时期也仍是规划安排重点，十三五要求加快生态环境改善，在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积极推进。截至2019年末，节能减排、环保治理等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均已完成，森林覆盖率距离目标仅一步之遥，压力不大。 我们建议，进入十四五阶段，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仍将是五年规划的重点安排，参考日本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循环经济也可以成为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后文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探析。 国土开发 国土开发是我国五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五规划主要强调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力求在五年内推动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健全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体系，并建立空间治理体系，强调强化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 在此基础上，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发〔2017〕3号文《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后称《国土纲要》），提出四大基本原则、六大主要目标，全面推进国土开发、保护和整治，加快构建安全、和谐、开放、协调、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国土。 《国土纲要》范围涵盖我国全部国土（暂未含港澳台地区），规划基期为2015年，中期目标年为2020年，远期目标年为2030年。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2025年建议不低于18.45亿亩 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我们常谈及的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际对应的是耕地保有量，是指一定区域内的耕地总量，等于上一年结转的耕地数量，扣除年内各项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和农业结构调整占用及生态退耕的数量，加上年内土地开发、复垦和土地整理增加的耕地数量。 21世纪初期，由于城镇化和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国人的吃饭问题和现代化进程，2006年春天，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此后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成为铁律。十三五时期，规划要求到2020年耕地总量不低于18.65亿亩，2017年《国土纲要》则提出了更长的远期要求，要求2030年届时我国耕地总量不得低于18.25亿亩，综合政策文件，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要求不得低于18.45亿亩。 新增建设用地适当降低、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之比提高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建议适当降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持续演进、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持续走高、配套设施不断丰富，我国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长，过快增长也伴随着潜在问题。总书记也曾指出，我国推进城镇化不可避免的需要占领土地，但过去我们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2000年至2012年增长了约70%，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下降，脱离了人多地少的国情。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国土开发更加强调质量。总书记曾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城镇建设用地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十三五及国土规划纲要对此均有具体安排。十三五规划强调“合理控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增加生态空间。推动优化开发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优化空间开发结构，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17年国土纲要则进一步要求“科学推进国土集聚开发、分类保护和综合整治，进一步优化开发格局、提升开发质量、规范开发秩序”。 提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国土纲要》提出远期目标，到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控制在4.62%以内，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面积之比调整为3.9∶6.1左右。 新增建设用地与国土开发强度存在勾稽关系，其计算方法如下：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 期末建设用地面积 – 起初建设用地面积 国土开发强度 = 建设用地总量 / 全国行政区域面积 城乡建设用地之比 =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 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考虑国土开发强度与新增建设用地的关系，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目标可以是，新增建设用地规模2736亿亩，比十三五环比减少520亿亩，国土开发强度达到4.43。2020年至2030年共新增建设用地规模5475亿亩，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达到4.62。 此外，我们建议城镇与乡村建设用地之比也可以纳入十四五规划目标，2018年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江华安发文表示“2009年～2018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从38585万亩增至43863万亩，增长了13.68%；农村建设用地从2.77亿亩增至2.92亿亩，增长了5.22%。”据此，笔者估算2018年我国城镇与乡村建设用地之比为3.3：6.7，结合《国土纲要》的远期目标，我们建议城镇与乡村建设用地之比的十四五规划目标可以是3.7：6.3左右。 节能减排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成为政策核心，增长方式向可持续、集约化、高质量方向发展，节能减排、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成为重要目标。 十九大强调“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十三五规划也将节能减排设为重要的规划目标，要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实施锅炉（窑炉）、照明、电机系统升级改造及余热暖民等重点工程。大力开发、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开展重大技术示范。实施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和节能自愿活动，推动能源管理体系、计量体系和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开展能源评审和绩效评价。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和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 十三五规划主要从四大指标进行判断：单位GDP能耗降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耗量/GDP。随着我国经不断发展，单位GDP能耗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很难进一步大幅下行，经济增长需要一定规模的能耗支撑，十三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耗下降-15%，我们预计能耗总值增加较慢，略低于名义GDP增速，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大概率将单位GDP能耗设置在-10%。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十三五规划要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在2020年达到15%，事实上我国在2019年已经达到了15.3%，根据我国履行的国际公约——需要在2030年达到20%以上，我们建议按十三五规划的提升增速，十四五规划时期大概率可以提前完成目标，如果适当降速也可以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十四五规划目标设置为18%。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方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名义GDP的比值。2015年我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中国确定了到 2030 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目前，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完成了提前完成了2030年的目标，只要在2030年以内，单位GDP二氧化碳比率不会进一步增长就可以履行国际公约，因此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可以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设立为0。 环境保护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十三五规划则从五个方面予以布局：1、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能源节约、节水型社会建设、土地集约化利用、矿产资源集约等。2、加大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污染防护行动计划实施，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减排等。3、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修复，扩大生态产品供给，维护生物多样性。4、健全生态保障机制。5、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政策的连续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十四五规划仍将对环保较为重视，核心规划目标可以使生态改善、水质治理、空气治理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具体的指标涉及森林覆盖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等等。 森林覆盖率 十九大要求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强调要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十三五规划要求“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保护培育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是反映生态保护的重要指标。森林覆盖率是指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是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 森林资源和林地占有的实际水平的重要指标。木材蓄积量亦称森林蓄积量、木材蓄积或蓄积量。即一定面积森林中现存各种活立木的材积总量。测定中常以某类型有林地单位面积上活立木材积之和乘以该类型总面积得此类型的森林蓄积量，各类型森林蓄积量之和为统计单位的森林总蓄积量。 森林覆盖率方面，截至2019年，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22.96%，2020年达到十三五规定的23.04%几无问题，根据2017年《国土纲要》的安排，2030年森林覆盖率需达到24%，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大概率将2025年森林覆盖率目标设定在23.5%左右。 森林蓄积量方面，2015年我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中国确定了到 2030 年的自主行动目标：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2005年森林蓄积量为124.6亿立方米，则2030年需达到169.6亿立方米。截至2018年，我国已经拥有175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未来10年只要保障生态平衡，不出现森林蓄积量大幅下降便可完成任务，因此，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的森林蓄积量不低于175亿立方米。 空气治理 空气治理是我国环保的重要任务之一。十九大提出“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十三五规划则要求“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25%，加大重点地区细颗粒物污染治理力度。构建机动车船和燃料油环保达标监管体系。提高城市燃气化率。强化道路、施工等扬尘监管，禁止秸秆露天焚烧。” 针对空气治理，十三五规划提出两项重要指标，分别是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和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期间这两项指标仍将继续沿用。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是指：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优良空气天数占全部天数的比例。我国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情况计算空气优良天数比率，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简称API）是一种反映和评价空气质量的方法，就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的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数值形式、并分级表征空气质量状况与空气污染。 十三五目标要求2020年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2019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已经达到82，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改善和排污降低，2020年上半年已经达到85。我们以2019年数据为基础，假设截至2025年，优良天数比例在70%以下的城市提升10个百分点，优良天数比例在70%至80%之间的提升7个百分点，则预计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85%以上压力不大，若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空气治理要求，将该指标提高到87%，大概率也可以实现。 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是指：未达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PM2.5的年平均值下降幅度，其中，未达标是指PM2.5年度均值在35以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视，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PM2.5浓度逐年下降。根据我们对超过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2.5浓度数据计算，2015年至2019年，未达标城市的年均浓度分别为60.19、51.81、52.52、49.39和48.51。 展望十四五，由于达标线为35，部分未达标城市PM2.5控制在年均35以内时，就将被剔除统计样本，因此考虑样本调整的因素和十三五期间空气治理的经验，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可以将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目标设定为-10%。（十四五规划期间，年均浓度在60以上的城市，下降20点；年均浓度在50至60的城市，下降12点。年均浓度在40至50的，下降7个点。年均浓度在35至40的，下降5个点。） 水资源治理 除了森林保护、大气治理外，水资源治理也是我国环保的重要工作内容。 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十三五规划则强调“加强重点流域、海域综合治理，严格保护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水源，加强水质较差湖泊综合治理与改善。推进水功能区分区管理，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0%以上。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和综合防治。”为更好的反映水资源治理的情况，十三五规划提出两项重要指标，分别是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和劣V类水体比例。 我国主要依据中国水质现状、人体健康基准值及水质量保护目标，并参照生活饮用水、工业、农业用水水质最高要求，将水质量划分为五类。 一、地下水水质量分类是：Ⅰ类，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低背景含量，适用于各种用途；Ⅱ类，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适用于各种用途；Ⅲ类，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Ⅳ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外，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Ⅴ类，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二、地表水水质量分类是：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贵鱼类保护区、鱼虾产卵场等；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2015年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和劣V类水体比例为66和9.7，十三五规划目标要求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和劣V类水体比例2020年需达到70以上和5以下，事实上，我国在2019年已经分别达到了74.9和3.4。2020年上半年，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生产受阻带来的污染排放降低，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和劣V类水体比例已经达到80.1和1.1，由于该项数据具有较大波动性，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目标设立为，2025年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和劣V类水体比例为80以上和小于3。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情况 改革开放至今，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粗矿式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为实现绿色发展，防治污染、节能减排成为重要工作任务，也成为三大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规划强调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预警体系和协调联动机制，削减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并针对性提出要降低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是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目标方面，化学需氧量、氨氮要求每年降低2%以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年降低3%。 由于排放量数据较难获取，我们整理了2012年至2019年的相关部门政府官员的发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9年每年均完成了相应的减排任务。考虑节能减排的必要性和包容性增长的客观要求，十四五规划中我们建议仍保留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减排目标，与单位GDP能耗等数据相似，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一定的经济规模必然需要一定体量的污染物排放，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不符合实践经验。 因此，我们建议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目标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年均降低1-2%，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则年均降低2-3%。 循环经济 我们建议十四五可以将循环经济的重要性提升。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有重要参考意义，20世纪70年起，日本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旷式的增长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开始强调资源集约、环境保护等绿色发展经验，梳理日本的绿色增长方式、1962至2008的六次全国国土开发计划，我们发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演进，循环经济逐步成为重点任务。事实上，我国也再积极探索循环经济发展，力求进一步实现社会的绿色转型。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对“十三五”期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工作做出统一安排和整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综合和专项指标，旨在推动绿色循环低碳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城镇循环发展体系基本建立、新的资源战略保障体系基本构建和绿色生活方式基本形成。 考虑十三五规划奠定的良好基础、我国绿色发展的未来演进历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有可以将主要资源产出率、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纳入目标。 主要资源产出率 主要资源产出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比值，可以反映出单位实物消费量带来的产值，这一比值越高，则说明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主要资源产出率（元/吨）=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不变价）/ 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亿吨） 其中主要资源包括：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钢铁资源、有色金属资源（铜、铝、铅、锌、镍）、非金属资源（石灰石、磷、硫）、生物质资源（木材、谷物）等，具体计算方式为： 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化石能源+钢铁资源+有色金属资源+非金属资源+生物质资源 每项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测算，国家层面主要是采用表观消费法测算，省域层面的资源实物消费量可采用统计或测算的方法获得，具体统计报表和测算方法适时加载。 2015年主要资源产出率为5996元/吨，十三五期间目标达到6893元/吨，考虑边际效率递减因素的扰动，我们建议十四五目标可以为7582.3元/吨左右。 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 主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是一个集成加权指标，主要废弃物包含农作物秸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再生资源、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具体计算方式为： 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1/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1/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1/5*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1/5*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 1/5*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 各个分项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如下： 1、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是指：秸秆肥料化（含还田）、饲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燃料化、工业原料化利用总量与秸秆产生量的比值。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重量÷秸秆产生总重量×100%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3、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是指废钢铁、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废纸、废塑料、废橡胶、报废汽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七类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与产生量的比值。 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各类再生资源回收量÷各类再生资源产生量（权重均为1/7）×100% 4、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是指城市建成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总量占产生量的比率。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含弃土） 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建筑垃圾回收利用量÷建筑垃圾产生总量×100% 5、城市建成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总量占产生量的比率。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总量÷餐厨废弃物产生量×100%；餐厨废弃物产生量可用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0.14千克/日进行估算。 结合十三五期间的表现，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可以将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的目标定为61.4，较2020年环比上升6.8个百分点。 十四五防控风险规划目标 2017年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三大攻坚战首次提出，此后各项会议持续强调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性，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我们建议除了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等指标设定，十四五期间应更关注防控风险，设置相关预期性指标。除了宏观杠杆率外，保粮食能源安全居于“六保”之列，建议重点关注。 宏观杠杆率 宏观杠杆率是衡量我国经济总体债务水平的核心指标，是指实体经济总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具体细分为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位居全球较高水平，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债务水平过高，可能成为一项“灰犀牛”风险因素，构成经济不稳定性。目前有三个数据来源，分别是BIS、社科院测算及我国央行发布，其中BIS发布的数据序列最长、定期发布，也更具国际可比性，与我国央行发布数据相差也不大，建议十四五规划以此为准设定目标。 受金融危机后逆周期政策影响，2009年我国杠杆率大幅上行，当年相比2008年涨幅达36.1个百分点，此后持续波动上行，2019年末达到259%。据我国央行披露，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提升了14.5个百分点，假设BIS口径数值也提升相同幅度，则截至一季度末已上行至273.2%，今年逆周期政策发力，经我们测算，预计至年底杠杆率约为280%，十四五期间建议目标设定为280%，维持杠杆率基本稳定。 粮食安全：人均粮食占有量和谷物自给率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粮食安全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各项会议工作也持续强调粮食安全重要性。2015年1月，国务院出台首部全面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的文件《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及“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数量质量并重”，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2019年10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这是继1996年后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二部粮食白皮书，202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六保，保粮食能源安全为位列其中。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设置粮食安全指标，可以选取人均粮食占有量和谷物自给率。 人均粮食占有量（产量）即粮食总产量除以总人口，其中，粮食总产量是指农业生产经营者日历年度内生产的全部粮食数量。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波动上行，2015年峰值达到481.8公斤，相比2003年的底部数值362.2公斤，累计涨幅达到33%，近几年该数据在高位进入平台震荡期并有小幅回落，2019年降至474.9公斤，但仍显著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们预计2020年仍可维持在475公斤位置。 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食品消费升级，粮食需求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粮食生产供给又面临耕地和水资源硬约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国外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等挑战，未来粮食供需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十四五期间将继续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供给保障能力，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底线，我们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建议十四五目标为480公斤。 粮食自给率是一项评估国家粮食自给程度的指标，即当年粮食产量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比重，常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我国常使用谷物自给率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就是完全自给；在95%—100%之间，属于基本自给；在90%—9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90%，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三大谷物中，稻谷、小麦自给率超过100%，玉米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建议十四五期间维持谷物自给率目标为95%上方。 能源安全：能源自给率能源安全：能源自给率 作为“六保”之一，保障能源安全不仅是短期目标，也是使我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关键一环。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可控，我国的能源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石油和天然气两个品种上。我们用能源自给率度量能源安全，即能源生产总量/能源消费总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1985年以来，我国能源自给率波动下行，1985年为111.6%，2019年降至81.7%，其中，2016和2017年已经降至80%以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对能源安全保障要求“十三五”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我们认为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难度不大。 近年来，我国逐步布局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步伐、提高石油储备水平以提升能源安全，我们建议十四五规划对能源自给率目标设定为85%左右，随着能源战略的深化，对能源安全较十三五期间提出更高的要求。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再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26日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目前全国稻谷、小麦库存水平大体相当于城乡居民一年的消费量，玉米库存虽然消化较快，但市场供给有保障。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影响和国际粮价震荡传导，我国粮食市场运行出现了阶段性波动，受到广泛关注。唐珂当天在农业农村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我国粮价稳中有涨，品种间走势有所分化，不同环节价格波动有所差异。其中稻谷价格涨幅最小，小麦次之，玉米价格涨幅较为明显，收购、批发环节粮价涨幅偏大。 唐珂表示，我国粮价总体保持稳定，有三个基本面因素支撑。一是生产稳中向好，二是粮食库存充裕，三是消费较为平稳。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适时加强了储备投放和应急保供，市场供给平稳有序，市场上不缺粮、不缺油。 针对部分地区小麦价格上涨，一些种粮大户有惜售囤粮的现象，以及小麦收购进度晚于去年等问题，唐珂提醒广大农民朋友，特别是种粮大户，密切关注市场行情，警惕一些炒作“粮荒”的舆论，不要盲目跟风囤粮，把握好售粮的时机，实现丰产又丰收。 而对于日前有报告称到“十四五”期末我国大概会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唐珂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稻谷、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可以说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一战略目标。报告里提到的粮食缺口，应该指的是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产需缺口，而不是实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我国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将继续立足国内，以我为主保障供给。
8月20日，笔者在发表《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避免实体经济脱钩》一文，提出目前我国又迎来了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窗口期。拙文引起了较多讨论。对资本外流的担忧及如何防范风险，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一、当前资本加速流入我国的趋势正在形成 受益于率先控制疫情蔓延，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V形”复苏，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国际资本从货物贸易、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三个主要渠道流入，使外汇储备余额连续4个月正增长。尤其在证券投资方面，二季度外资净增持境内上市证券规模逾600亿美元，7月份同比增加14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显示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第一，货物贸易有望继续复苏，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世界贸易和产出将出现局部上升。第二，由于我国社会稳定，营商环境继续改善，FDI流入将稳中有升。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达第31位；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显示，上海已位列全球第4，今年1~7月，上海举行了三次外资项目集体签约，总项目达183个，总投资额319亿美元，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第三，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双方将在金融服务领域提供更多机会。今年以来，我国已大幅降低对美资进入保险、证券、基金和期货服务领域的限制，对金融资产管理（不良债务）服务也将予以国民待遇。近日，全球最大不良资产投资机构Oaktree（橡树资本）成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AMC）首家外资机构。可见，在全球贸易投资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正在进入我国这个“避风港”。 二、当前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双顺差”压力 我国曾长期保持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自1994年至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带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顺差，外向型经济特征凸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季度）从最高10.23%回落至1%附近的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稳定在1.3%。2014年以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协调推进，跨境资本由持续净流入转变为双向流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开始持续逆差。在2016年末再次实行“宽进严出”的外汇管制措施后，2017年~2019年该账户又持续顺差。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我国首次出现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二季度转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 在当前资本加速流入的趋势下，我国很可能再次出现“双顺差”。“双顺差”本质上是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这在以前我国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干预时是利大于弊的。“双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使我国具有较强的国际收支支付和外债偿还能力，经受住了三次外部冲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2016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但近年来，人民银行逐渐退出汇市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利率市场化也取得明显进展，我们未必需要持续“双顺差”。“双顺差”甚至会带来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使人民币过快升值。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疫情冲击下，我国的出口复苏十分不易，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冲击出口行业，经常项目顺差将缩窄，甚至可能再次出现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 二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目前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持续扩表、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元开启弱周期。我国市场利率较高，可能吸引大规模的热钱流入，甚至离岸人民币回流套利，并将推高我国国内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侵蚀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三是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面对美国在金融层面的“脱钩”威胁，我国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以跨境贸易渠道输出的人民币规模仍十分有限。2019年，我国贸易总额约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11%，而以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在全球范围还不到2%；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额6万亿元，仅占我国总进出口额的20%。可见，仅依赖跨境贸易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跨境资本渠道，尤其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人民币，将显著扩充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维持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小幅逆差的相对平衡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也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这不符合我国国情。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本加速流入的压力，改变“双顺差”格局。 三、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还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消除跨国公司对资金进出的疑虑。来自跨国公司的长期资本主要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利润留存三种途径流入。OECD研究认为，我国对FDI限制程度仍较高，主要体现在对外国股本、外资分支机构、资本汇出等的限制。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较以往更加关心资本流出和利润汇回。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使我国的营商环境更加友好，通过损失小规模的利润留存吸引大规模的长期资本，保持跨国公司基于我国超大市场的“消费地生产”模式，支持我国经济的国内循环。 二是有利于我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放宽对某些资本流动的限制。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美加墨协定等近年来主要国际贸易协定的条款看，开放资本账户是服务贸易合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国际收支困难”等例外条款也说明开放是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我们应看到资本账户开放在贸易协定中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即将在今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积极推动中。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我国提高未来国际贸易话语权非常重要。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对资本流动毫无管制。2008年至今，仍有大量国家实施不同程度和内容的资本管制。根据IMF最新公布的2019年全球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分类，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征收印花税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房地产，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韩国则通过对外资银行收取高额外汇衍生品交易手续费限制资本流入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家主要在银行外汇交易头寸、金融机构海外投资、银行持有央票比例等方面限制资本外流。 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管制效率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可以看到，2015年~2019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规模，并没有因为2016年后收紧对外投资而改变。不少资金可能绕过资本管制，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而流出。这也是各国的资本管制工具数量寥寥可数的原因。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对短期资本流动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测度（包括标准法、百分比法和阀值法），可以观察到跨境资本短期“激增”、“外逃”和“撤回”等异常状态，从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防范风险。例如，针对资本流入短期激增的状况，冰岛曾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储蓄1年后降至40%。这一政策在2017年收紧，2018年放松，2019年5月将准备金率降至0。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时间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6个月，税率提高至1%。 当前市场对我国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风险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担心如果资本流动渠道扩大，短期资本会加速流入，热钱可能“激增”。对此，可以考虑实施上述“托宾税”或“宏观审慎税”，来限制资金快进快出的套利。 二是担心资本外逃。简单地说，资本外逃是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大量资产或资本外流。从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看，资本外流是一个中性词。一旦其他国家利率大幅高于国内利率，资金就会流向海外，以获取更高回报。如果国内通胀上升、国内外利差扩大、恐慌指数提高等，资本外流可能转变为资本外逃。可见，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基本面恶化。 三是担心资本流出后再返回冲击我国金融市场。如上所述，受外资冲击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国经济基本面而非资本是否管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过热，泰国尤为明显。由于日本经济衰退，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持续上升，泰铢又与美元挂钩，泰国贸易账户由此受到较大冲击，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同时，泰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银行坏账十分突出。这才为国际资本攻击泰铢提供了机会。 我国当前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坚持“房住不炒”、稳定房地产价格，同时防范输入性通胀，这些才是避免资本外逃以及国际资本冲击的有效举措。进一步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最近有几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 日前，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8月12日，央视新闻点名批评部分“大胃王”吃播存在浪费严重的现象，有的人居然是吃了再把食物吐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8月17日发布报告称，到“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 这些文字，将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了粮食安全上。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始终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但凡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动市场情绪。而近期的种种迹象，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呼吁，一些紧张的人甚至开始担心“粮食危机”的渐行渐近。 难道粮食真的不够吃了吗？我们来好好扒一扒这件事。 1 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供给的确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疫情的不断蔓延。 尽管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早已持续向好并趋于稳定，但其他不少国家的疫情依然没有得到较好控制。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海外累计确诊病例多达2225.7万人，当日新增病例一直在20万人以上（见图1）。受此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遭受冲击，不少地方仍处在停工停产状态。 在此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迎来了严峻考验。 需知，粮食生产是一个严重依赖供应链的生产活动，而供应链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既涉及到农场主、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又需要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物资，还离不开加工厂、运输公司、批发零售商等合作伙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这一庞大的网络体系，进而抬升粮食生产运输的压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会同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或导致全球遭受严重饥饿人口数量增一倍，到2020年底这一数字将超过2.5亿；同时，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行动，到2020年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会有约2.65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境况，比2019年的1.35亿增加1.3亿，近乎翻倍。 然而，如果从全局角度看，当前全球粮食供给总量是比较充足的。 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的数据，2019/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而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还有将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接近30%。 Wind数据则显示，2019年全球小麦、大米、玉米和大麦的供应过剩率分别为62%、46%、41%和29%（见表1），这意味着即便是全球粮食完全无产量，各类粮食储备也能满足70多亿人近半年的需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处在“严重粮食不安全”的边缘呢？只因全球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 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在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群，主要来自那些受到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动荡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最严重的国家有10个，分别为也门、刚果、阿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叙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和海地，其人口总数占全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约9000万人；其中，南苏丹有61%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或更严重状态，其他国家如也门、中非、津巴布韦、阿富汗、叙利亚和海地也有至少35%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疫情冲击之外，蝗灾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尽管目前印巴地区的蝗灾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非洲之角地区和南美的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家依然面临着蝗灾的威胁。按照FAO的统计，蝗灾爆发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若不能尽快防治，蝗灾恐将继续威胁当地的粮食安全。 正因上述种种，出于优先保障国内需求的考虑，自今年3月份起，很多主要的稻米、大豆、小麦出口国家都采取了部分粮食出口限制的举措（见表2），这对于那些粮食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好事——出口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其粮食短缺程度，进而让本就处在粮食不安全境况之下的人们更加不乐观。 2 相比于海外，国内粮食安全形势就要明朗多了。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始终都将粮食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历届政府更是一直把粮食安全作为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比如自2004年起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绕不开“三农”主题、反复强调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等等。 得益于此，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创纪录的“十六连丰”，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384.34万吨（合13277亿斤），比2019年增加了594万吨（119亿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见图2）。 从结构上看，虽然我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是除了大豆等个别品类之外，作为主粮的大米、玉米和小麦几乎不需要进口，且当年总产量基本都能覆盖总需求。从库存上看，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165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的消费需求；玉米库存和粗粮库存都在2.04亿吨左右，无产量的情况下能满足全国8个多月的消费需求；小麦库存1.52亿吨，无产量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14个月的消费需求（见表3）。 因此，我国粮食储备非常充足，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也不存在粮食短缺之忧，即便是其他国家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举措，对我国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虽然今年夏粮播种面积略有减少，但得益于夏粮主要作物小麦的生长期天气与墒情的良好态势，全国夏粮再获丰收，单位产量同比增长1.6%、总产量同比增长0.9%，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生产的上半程基础。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按照我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夏粮只占全年粮食生产总量的1/4左右，占比约75%的秋粮才是关系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大头。对于秋粮而言，眼前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南方洪涝灾害，自今年入汛以来，席卷南方的洪水对粮食生产的局部影响较大，甚至不排除个别地区粮食产量暴跌的风险。不过根据华泰证券(行情601688,诊股)的研究报告，目前洪灾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地区，而我国秋粮产区60%位于北方，受洪涝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南方受灾严重区域也及时采取了抢种扩种晚稻等措施加以补救。 另外，由于近些年我国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使得防汛减灾工作一直处于可控状态，洪涝灾害给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供给带来的负面影响被抵御了不少，所以预计今年洪灾不会对全年粮食产量带来太大的挑战。 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几大主粮自给率较高、库存较为充实，洪灾风险整体相对可控、影响范围有限，这些便是我们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粮食危机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3 既然国内形势要好得多，为什么还会有本文开篇的几则消息出现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尤其是当前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内外形势，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们更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并非始终都是万无一失的，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在的隐患需要重视起来： 一来，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并不算高。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至今已达成“十六连丰”的壮举，当前粮食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可是均摊到14亿人的头上，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业内普遍认为，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是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国201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公斤，如果剔除饲料消费、工业用粮消费等，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会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则超过1300公斤/人，巴西也超过了560公斤/人。这便意味着，粮食生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出现供需紧张的局面。 二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偏少，中低产田比重较大。 纵然我国地大物博，但耕地面积占比却不高，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开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其中，中低产田占比超过70%，不少优质耕地都在城镇化过程中被占，反映出我国粮食生产保障能力稳定度不够。同时，伴随着人口总量的渐增与城镇化的深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大概率还将继续下降，再加上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务农人员老龄化加剧等问题，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靠政策和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来确保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有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研发投入力度，强化农业科研资源整合，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及产量； 第二，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市场意识、有生产技能、有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现代农业的生产条件，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务必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并强化对耕地资源、水资源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解决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以此来增进粮食的生产质量。 如今，国家正式定调“内循环”的经济发展主线，而粮食问题恰恰又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方为明智之举。粮食生产更是如此，无论是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还是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都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 毕竟，没人能依靠老天爷赏饭吃，饭碗端牢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自己。
最近有几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日前，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8月12日，央视新闻点名批评部分“大胃王”吃播存在浪费严重的现象，有的人居然是吃了再把食物吐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8月17日发布报告称，到“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这些文字，将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了粮食安全上。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始终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但凡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动市场情绪。而近期的种种迹象，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呼吁，一些紧张的人甚至开始担心“粮食危机”的渐行渐近。难道粮食真的不够吃了吗？我们来好好扒一扒这件事。1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供给的确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疫情的不断蔓延。尽管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早已持续向好并趋于稳定，但其他不少国家的疫情依然没有得到较好控制。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海外累计确诊病例多达2225.7万人，当日新增病例一直在20万人以上（见图1）。受此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遭受冲击，不少地方仍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在此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迎来了严峻考验。需知，粮食生产是一个严重依赖供应链的生产活动，而供应链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既涉及到农场主、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又需要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物资，还离不开加工厂、运输公司、批发零售商等合作伙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这一庞大的网络体系，进而抬升粮食生产运输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会同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或导致全球遭受严重饥饿人口数量增一倍，到2020年底这一数字将超过2.5亿；同时，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行动，到2020年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会有约2.65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境况，比2019年的1.35亿增加1.3亿，近乎翻倍。然而，如果从全局角度看，当前全球粮食供给总量是比较充足的。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的数据，2019/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而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还有将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接近30%。Wind数据则显示，2019年全球小麦、大米、玉米和大麦的供应过剩率分别为62%、46%、41%和29%（见表1），这意味着即便是全球粮食完全无产量，各类粮食储备也能满足70多亿人近半年的需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处在“严重粮食不安全”的边缘呢？只因全球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在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群，主要来自那些受到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动荡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最严重的国家有10个，分别为也门、刚果、阿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叙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和海地，其人口总数占全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约9000万人；其中，南苏丹有61%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或更严重状态，其他国家如也门、中非、津巴布韦、阿富汗、叙利亚和海地也有至少35%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状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疫情冲击之外，蝗灾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尽管目前印巴地区的蝗灾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非洲之角地区和南美的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家依然面临着蝗灾的威胁。按照FAO的统计，蝗灾爆发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若不能尽快防治，蝗灾恐将继续威胁当地的粮食安全。正因上述种种，出于优先保障国内需求的考虑，自今年3月份起，很多主要的稻米、大豆、小麦出口国家都采取了部分粮食出口限制的举措（见表2），这对于那些粮食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好事——出口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其粮食短缺程度，进而让本就处在粮食不安全境况之下的人们更加不乐观。2相比于海外，国内粮食安全形势就要明朗多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始终都将粮食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历届政府更是一直把粮食安全作为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比如自2004年起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绕不开“三农”主题、反复强调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等等。得益于此，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创纪录的“十六连丰”，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384.34万吨（合13277亿斤），比2019年增加了594万吨（119亿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见图2）。从结构上看，虽然我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是除了大豆等个别品类之外，作为主粮的大米、玉米和小麦几乎不需要进口，且当年总产量基本都能覆盖总需求。从库存上看，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165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的消费需求；玉米库存和粗粮库存都在2.04亿吨左右，无产量的情况下能满足全国8个多月的消费需求；小麦库存1.52亿吨，无产量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14个月的消费需求（见表3）。因此，我国粮食储备非常充足，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也不存在粮食短缺之忧，即便是其他国家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举措，对我国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虽然今年夏粮播种面积略有减少，但得益于夏粮主要作物小麦的生长期天气与墒情的良好态势，全国夏粮再获丰收，单位产量同比增长1.6%、总产量同比增长0.9%，奠定了稳定全年粮食生产的上半程基础。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按照我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夏粮只占全年粮食生产总量的1/4左右，占比约75%的秋粮才是关系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大头。对于秋粮而言，眼前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南方洪涝灾害，自今年入汛以来，席卷南方的洪水对粮食生产的局部影响较大，甚至不排除个别地区粮食产量暴跌的风险。不过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目前洪灾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地区，而我国秋粮产区60%位于北方，受洪涝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南方受灾严重区域也及时采取了抢种扩种晚稻等措施加以补救。另外，由于近些年我国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使得防汛减灾工作一直处于可控状态，洪涝灾害给农业发展与农产品供给带来的负面影响被抵御了不少，所以预计今年洪灾不会对全年粮食产量带来太大的挑战。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几大主粮自给率较高、库存较为充实，洪灾风险整体相对可控、影响范围有限，这些便是我们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粮食危机的信心和底气所在。3既然国内形势要好得多，为什么还会有本文开篇的几则消息出现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尤其是当前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内外形势，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们更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然而，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并非始终都是万无一失的，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在的隐患需要重视起来：一来，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并不算高。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至今已达成“十六连丰”的壮举，当前粮食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可是均摊到14亿人的头上，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业内普遍认为，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是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国201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公斤，如果剔除饲料消费、工业用粮消费等，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会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则超过1300公斤/人，巴西也超过了560公斤/人。这便意味着，粮食生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出现供需紧张的局面。二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偏少，中低产田比重较大。纵然我国地大物博，但耕地面积占比却不高，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开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其中，中低产田占比超过70%，不少优质耕地都在城镇化过程中被占，反映出我国粮食生产保障能力稳定度不够。同时，伴随着人口总量的渐增与城镇化的深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大概率还将继续下降，再加上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务农人员老龄化加剧等问题，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靠政策和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来确保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有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加大农业研发投入力度，强化农业科研资源整合，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及产量；第二，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市场意识、有生产技能、有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现代农业的生产条件，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务必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并强化对耕地资源、水资源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解决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以此来增进粮食的生产质量。如今，国家正式定调“内循环”的经济发展主线，而粮食问题恰恰又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方为明智之举。粮食生产更是如此，无论是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还是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都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毕竟，没人能依靠老天爷赏饭吃，饭碗端牢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参考文献：1、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0年；2、东兴证券：《粮食危机来了吗？》，2020年；3、华泰证券：《如何看待粮食安全问题》，2020年；4、国开证券：《粮食安全：短期有保障 长期需重视》，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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