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2月27日公布数据显示，1月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1月至10月提高1.7个百分点。专家认为，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继10月实现由负转正后稳步回升。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显示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改善。11月产成品存货有所增加，可能与企业主动加快生产、积极备货有关。 盈利改善趋势延续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继10月实现由负转正后稳步回升。总体看，工业利润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生产销售保持较快增长；二是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三是部分传统行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四是单位成本首现下降，盈利水平持续上升；五是企业亏损面缩小，亏损额大幅下降。 朱虹介绍，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增速比10月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回落主要是由于10月同期基数较低，11月低基数效应减弱。 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制造业盈利增速进一步加快，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营业收入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单位成本首现下降，共同带动了营业收入利润率明显改善。 广发证券(行情000776,诊股)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展望未来，企业盈利改善趋势将延续。2021年上半年，预计在疫苗落地影响下，服务业将显著修复，海外经济可能进入供需两旺阶段，中国制造业补库存和资本开支过程也会形成。总体来看，基数效应下的企业盈利增速顶部将出现在2021年3月。 产成品存货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存货仍在增加。”朱虹称，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6.5%，增速较10月末提高0.6个百分点，自5月以来持续两位数增长并波动上行；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7.3%，增速比10月末提高0.4个百分点。 诸建芳认为，11月产成品存货有所增加，但周转天数环比减少，或与部分企业主动加快生产、积极备货有关。 郭磊表示，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较10月回升0.4个百分点，但低于9月。实际上，自6月起这一数据一直在变化，很难按传统标准判断当前属于补库存还是去库存阶段。分行业看，受上游影响较大的制造业行业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一直在去库存；制造业较为分化，通用设备、汽车等行业库存一直在上升，但另外一些行业受需求脉冲式分布的影响库存时升时降，如计算机电子、电气机械；有些行业需求短期过于集中，导致供给跟进，库存先升后降，如纺织业。
由于中外疫情控制效果差异，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中外间存在很多差异。中国自三季度后已基本步入了后疫情时代，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完全处于可控状态，经济进入全面复苏，社会生活恢复正常。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自然会在货币、信贷增长的组合结构上表现出来：受货币政策临时性宽松边际后撤的影响，信贷增长稳中趋落，但市场经营主体活跃度的提高，使得金融机构同样信用创造带来的货币创造效应上升，使得两者间的差距缩小。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底部徘徊”阶段，信用创造的货币增长效应下降，货币增速持续低于信贷增速；伴随经济低迷程度的上升，两者间的差距也在扩大，2017年下半年后最为明显，2016-2019年间，信贷增长超越货币增长的间距分别为2.2、4.6、5.4、4.6。2020年二季度后，中国经济强劲反弹，信贷增速和货币增速间的差距迅速缩小，2020年上半年（6月份为2.1），随后企稳在2.1-2.6之间运行，11月份差距为2.1。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回暖的态势没有改变，因此预期两者的差距仍会缩小，2021年两者间将会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否会形成稳定的“宽货币、紧信贷”组合，还有待后续经济和政策运行的变化。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宽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信贷增速超越货币增速，二是指社融增速超过信贷增速。第一层含义下的“宽信用”，通常体现经济运行状态；第二种含义则更多地体现了当下意义上的“宽信用”，即资本市场功能增强带来的金融发展和流动性宽松。随着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货币环境将重新回归中性，从而将带来“紧货币、宽信用”的完美组合状态。因为通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提高货币积极性；就意味着，未来货币积极性提高，有赖于货币中性下“宽信用”的发展。货币存量过分充裕的状态，使得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效力的逐渐发挥，资本市场在实体经济中的融资作用进一步增强，使得中国流动性环境得以实现“紧货币”的同时，“宽信用”得到发展。在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的导向下，经济的疫情后强劲反弹，信贷增长的放缓的同时，社融就继续保持了增长回升的态势，就带来了“宽信用”局面的来临。2020年8月，社融增长开始超越信贷增长，11月份货币增长在信贷增长平稳下的回升，实际上就是宽信用发展的进一步印证。 实际上，自2020年初货币的临时性放松以来，中国“宽信用”的回升趋势就得到了加速。2020年8月份，中国社融增长结束延续2年多（自2018年4月起）的同比增长持续低于信贷增长状态，超越信贷增长，9月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大，信贷余额同比增长受货币政策影响保持平稳的同时，社融增长持续回升态势并没有收到政策临时性放松政策回撤的影响，表明中国“宽信用”发展已然来临，说明中国结构性政策改善流动性结构的效力正在呈现，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将得到延续。 从货币层次结构看，2020年以来狭义货币增速（M1）持续回升，虽然截至目前M1增速仍低于M2增速，但两者间差距已迅速缩小。剔除2020年1月份的异常值，M1低于M2的增速差，已由年初2月份的4.6缩小到11月份的0.7；2018年以来，M1增速低于M2增速的程度在持续扩大，最终稳定在4.0-6.0之间，并贯穿2019年全年。2020年下半年后，M1和M2间增长差距开始缩小，表明货币整体平稳中货币层次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从货币层次结构的变化进程看，结合经济层面变化，货币层次结构改变的变化趋势，逐渐呈现了“货币金叉”状态——M1从下方上穿M2。2020年以来货币增长最大的变化，不在于M2增长跟随因疫情改变政策的变化的，而在于货币层次结构的改变：M2保持相对平稳的同时M1出现了了快速回升的态势。M1超越M2的增长，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货币金叉”现象。当经济周期走出底部，处于上升阶段时，企业经营活力上升，货币活性增加，故而M1会快于M2上升，在统计上就会表现为M1上穿M2的“货币金叉”现象。显然，疫情虽然延后了中国经济走出“底部徘徊”阶段的时间，但疫情后经济迅速复苏，使得经济持续回暖态势逐渐成形，使得M1持续超越M2增长，不仅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且成了一种趋势性特征。 未来金融机构中性政策基调回归下，信用创造速度将放缓。由于“宽信用”的发展，相同信用创造带来的货币增加效应提升，故货币增长仍将维持平稳。 （作者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
上周末参加了关于流动性的讨论会，由于股市出现了调整，而央行又在节前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回笼货币而非投放货币。于是市场都在担心货币政策会否转向问题，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是既成事实，稳健仍是总基调，但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边际收紧对存量的影响不大，换言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有限。比较中美之间的货币宽松模式，发现差异巨大，尽管美联储天量扩表，但其创造的货币规模却远不如中国。 1 流动性拐点已现——社融减速符合预期 对流动性边际收紧或社融、信贷的增速拐点出现等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降准降息都发生在去年上半年，去年的7月份以后，债券价格开始下跌，紧信用早已成为事实。而去年12月份的金融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就预示着今年的信贷增速、社融增速乃至M2增速都将比2020年下降。 从1月份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看，边际收紧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上周央行没有预期的去释放流动性，往年的话，都会通过14天逆回购，或者通过MLF等方式来释放流动性。因为每逢春节前都是大家要用钱的时候，再加上缴税因素使得流动性收紧。 央行如此操作，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12月份银行间的流动性过于宽松。另一原因则可能它想调整市场的预期。因为，一月下旬以前，不仅股市大幅上涨，而部分城市如上海楼市也大幅上涨，大量热钱去抢购楼盘。这种背景之下，通过货币的回笼来表明央行的态度。 易纲行长表态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这个话肯定是对的，但市场理解的货币政策松紧往往是相对或边际概念，即相对于去年上半年降准降息的举措，今年则完全不同。这与疫情得以控制，整体流动性相对宽松，或预期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大幅增长有关。 故2021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有所转向，而且这种转向在去年的年末的时候已经形成一致预期了。如今年的信贷或社融增速肯定要比去年有所回落，虽然去年的名义GDP增速约为3%，对应10%的M2增速肯定是足够宽松了，但主要是为了应对疫情。今年估计M2增速会回落到9%左右， 但这一增速还是属于不低的增速。 因此，货币边际收紧合乎逻辑，不过选择当下这一时间窗口上，更多为了提示人们对楼市和股市的强烈上涨预期要降温，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多个城市实际上已经上调了房贷利率，相当于结构性加息。一线城市银行，均暂缓按揭贷款，严控购房贷款，像上海、深圳都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广州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更是率先上调了贷款利率，在LPR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的加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全国楼市也非常及时地降温了。 2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加息可能性不大 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因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灵活和具有时效性，它往往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刚刚公布的1月份PMI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指数双双回落，供给端和需求端指数也均回落，说明疫情原因导致往年的春节效应要大打折扣，这将下调今年GDP高增长预期。若经济真的不及预期，则货币政策还是要做出宽松反应，故对货币政策的边际调整不要担心，总体看都是以稳健作为主基调。 今年通胀压力估计不大，从过往一些年份看，年初或者上一年的年末，市场人士都习惯于把通胀预期提得比较高，反映了大家对于货币持续超发的担忧。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去年的M2都大幅度的上升，于是通胀都提升了。但历年的实际通胀都要比大家预期的低，无论是CPI还是PPI。 如果今年通胀压力不大，则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结构性加息如提高房贷利率可能会有，但也不排除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种背景下房贷利率还有可能再下调。 从过去两年看，不论股市还是楼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去年近一半股票甚至出现下跌，且大部分地区楼市的涨幅并不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去年平均涨幅5%左右，远低于美国14%的涨幅和英国7%的涨幅，所以都局部性的过热，而不是全面过热。鉴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楼市、股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对于这种结构性上涨采取总量收紧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采取加息举措。 利率应维持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货币政策应该把利率和汇率政策系统考虑，如果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的话，利率上调的难度会比较大。汇率上升主要原因还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有它自身的周期的因素，即美国经济走下坡路了，再加上拜登上台还会继续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故美元指数可能还会继续走弱。 在全球经济经历这轮疫情之后，还将继续减速，发达经济体先后都会进入负利率时代，估计中国经济到2022年，增速仍然会回落的5%左右，这就注定了货币政策难有收紧的时间。 3 美元洪水滔天了吗——兼谈中美宽松模式差异 记得五年前，我和前同事王晓东深度探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背后的中国式宽松”。王晓东发现，美国的QE是央行驱动 中国是信贷驱动。 例如，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可谓是不遗余力，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从08年8月末的（雷曼倒闭前夜）约0.9万亿美元，急剧膨胀至2015年末的4.5万亿美元。而相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高达400%的扩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同期仅增长了60%（从7.7万亿美元至12.3万亿美元）。 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远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乏力，同期增幅仅20%多（大致是年均增幅3%）。显然，在经济面临诸多困境之际，美国的商业银行作为极其谨慎：另一个或许更有意义的数据是，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增幅竟然是760%。 此次美联储的宽松模式也不例外。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美国于2020年3月重回零利率，并重启了QE措施，尤其是此后实行了无限QE模式。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飙升至7.4万亿美元，扩表了3.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76.8%。 而同期美国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了25.4%，增加了3.9万亿美元，尽管这一增幅创了历史新高；美国商业银行信贷仅增长9.0%，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竟增长了86.4%。可见，尽管美联储放了很多水，但美国的商业银行把这些货币中的很大一部分存放起来，并没有用于放贷。 无独有偶，欧洲和日本的宽松也同样由央行驱动。2020年欧央行总资产增长49.5%，扩表2.3万亿欧元，折合美元3.3万亿美元；而同期，欧元区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11.0%，银行信贷也仅增长9.4%。2020年日央行总资产增长22.6%，扩表129.5万亿日本，折合美元1.5万亿美元；同期，日本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9.2%，银行信贷也仅增长5.9%。 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的“中国式宽松”是信贷驱动。与海外央行大放水不同的是，我国央行扩表则比较收敛，2020年人民银行总资产仅较2019年增加了1.7万亿元，折合美元0.6万亿美元，增速4.5%，增幅远不及美联储、欧央行和日央行。那么，我国没有实行量化宽松吗？其实不然，我国宽松不是主要由央行驱动，而是由商业银行信贷驱动。当然央行也起到重要作用，如降准，表面看是央行缩表，实际上是向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 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也带来了银行总资产的膨胀。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62.4万亿元，到2020年末，达到了312.7万亿元，增长了整整4倍。 2020年我国M2较2019年增加了20万亿元，折合美元5.1万亿美元，增速升至10.1%，远高于央行总资产的增速4.5%。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上升，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高达12.8%，增加了19.6万亿元至172.7万亿元。2009年的特征也是如此，09年央行总资产仅增长9.9%，而同期M2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分别增长了28.4%和31.7%。 拉长时间看，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8月末的20万亿元，扩张至2020年末的39万亿，增长不足1倍。而同期的货币供应量（M2）却从45万亿元大举扩张至2020年末的218.7万亿，增长3.9倍。 如今，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33.5万亿美元，略少于美国加欧盟之和36.3万亿美元。 可见，美联储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虽然扩表，当经济好转之后，也采取了缩表举措。如今再次扩表，主要是为财政赤字买单，即财政赤字货币化（依据MMT）。并没有产生与此相对应的、非常强烈的货币乘数效应。 而我国名义上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这也是央行从未认为货币超发的理由），但商业银行在“窗口指导”下却在大量放贷，这主要是自2009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稳增长政策，进行巨额投资；同时，作为土地财政重要源泉的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土地的不断增值也创造出巨量货币。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先后进入了存量经济时代，存量博弈的结果就是分化，即所谓的K型经济。美联储的空前大扩表，实际上主要是支持美国财政举债补贴给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尤其是大量补贴给居民部门。虽然此举不能让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毕竟让代表消费的零售与食品服务销售额有3%的名义增长，而我国去年社会零售消费却是负增长。 在和平环境下全球货币泛滥，并没有导致高通胀，这是因为和平环境足以让全球产能大幅提升，但在收入分化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供给相对过剩。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却大幅上升，他们消费倾向低而金融投资动力足，从而助推资产价格的上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对此，我们认为靠MMT来拯救经济或缩小收入差距属于异想天开。货币泛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低收入者的掠夺，尽管短期可以缓解流动性压力，但解决经济结构扭曲和分化的难题，不能靠货币体量的不断扩张。 从过去10年看，我们的M2增速显然比2000-2010年的增速放缓，这是因为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了。但过大的货币规模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如今全球性的资产泡沫均已十分明显，但泡沫化的水平则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似乎与M2/GDP存在一定相关性。 如中国的M2/GDP已经从十年前的1.8倍，上升到现在的2.1倍，美国则从0.7倍上升到0.9倍，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资产泡沫的持续上升的原因。而中国的住宅租售比估计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即中国约2%，美国4%，，是否说明货币的相对规模对资产定价也会带来一定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只要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能守住，则无论是权益资产还是房地产的估值水平很难下移。 风险提示：疫苗进度不及预期，中美贸易，经济下行，疫情发酵，政策变动。
上周末参加了关于流动性的讨论会，由于股市出现了调整，而央行又在节前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回笼货币而非投放货币。于是市场都在担心货币政策会否转向问题，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是既成事实，稳健仍是总基调，但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边际收紧对存量的影响不大，换言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有限。比较中美之间的货币宽松模式，发现差异巨大，尽管美联储天量扩表，但其创造的货币规模却远不如中国。 1 流动性拐点已现——社融减速符合预期 对流动性边际收紧或社融、信贷的增速拐点出现等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降准降息都发生在去年上半年，去年的7月份以后，债券价格开始下跌，紧信用早已成为事实。而去年12月份的金融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就预示着今年的信贷增速、社融增速乃至M2增速都将比2020年下降。 从1月份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看，边际收紧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上周央行没有预期的去释放流动性，往年的话，都会通过14天逆回购，或者通过MLF等方式来释放流动性。 因为每逢春节前都是大家要用钱的时候，再加上缴税因素使得流动性收紧。 央行如此操作，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12月份银行间的流动性过于宽松。另一原因则可能它想调整市场的预期。因为，一月下旬以前，不仅股市大幅上涨，而部分城市如上海楼市也大幅上涨，大量热钱去抢购楼盘。这种背景之下，通过货币的回笼来表明央行的态度。 易纲行长表态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这个话肯定是对的，但市场理解的货币政策松紧往往是相对或边际概念，即相对于去年上半年降准降息的举措，今年则完全不同。这与疫情得以控制，整体流动性相对宽松，或预期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大幅增长有关。 故2021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有所转向，而且这种转向在去年的年末的时候已经形成一致预期了。如今年的信贷或社融增速肯定要比去年有所回落，虽然去年的名义GDP增速约为3%，对应10%的M2增速肯定是足够宽松了，但主要是为了应对疫情。今年估计M2增速会回落到9%左右， 但这一增速还是属于不低的增速。 因此，货币边际收紧合乎逻辑，不过选择当下这一时间窗口上，更多为了提示人们对楼市和股市的强烈上涨预期要降温，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多个城市实际上已经上调了房贷利率，相当于结构性加息。一线城市银行，均暂缓按揭贷款，严控购房贷款，像上海、深圳都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广州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更是率先上调了贷款利率，在LPR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的加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全国楼市也非常及时地降温了。 2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加息可能性不大 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因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灵活和具有时效性，它往往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刚刚公布的1月份PMI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指数双双回落，供给端和需求端指数也均回落，说明疫情原因导致往年的春节效应要大打折扣，这将下调今年GDP高增长预期。若经济真的不及预期，则货币政策还是要做出宽松反应，故对货币政策的边际调整不要担心，总体看都是以稳健作为主基调。 今年通胀压力估计不大，从过往一些年份看，年初或者上一年的年末，市场人士都习惯于把通胀预期提得比较高，反映了大家对于货币持续超发的担忧。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去年的M2都大幅度的上升，于是通胀都提升了。但历年的实际通胀都要比大家预期的低，无论是CPI还是PPI。 如果今年通胀压力不大，则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结构性加息如提高房贷利率可能会有，但也不排除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种背景下房贷利率还有可能再下调。 从过去两年看，不论股市还是楼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去年近一半股票甚至出现下跌，且大部分地区楼市的涨幅并不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去年平均涨幅5%左右，远低于美国14%的涨幅和英国7%的涨幅，所以都局部性的过热，而不是全面过热。鉴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楼市、股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对于这种结构性上涨采取总量收紧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采取加息举措。 利率应维持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货币政策应该把利率和汇率政策系统考虑，如果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的话，利率上调的难度会比较大。汇率上升主要原因还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有它自身的周期的因素，即美国经济走下坡路了，再加上拜登上台还会继续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故美元指数可能还会继续走弱。 在全球经济经历这轮疫情之后，还将继续减速，发达经济体先后都会进入负利率时代，估计中国经济到2022年，增速仍然会回落的5%左右，这就注定了货币政策难有收紧的时间。 3 美元洪水滔天了吗——兼谈中美宽松模式差异 记得五年前，我和前同事王晓东深度探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背后的中国式宽松”。王晓东发现，美国的QE是央行驱动 中国是信贷驱动。 例如，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可谓是不遗余力，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从08年8月末的（雷曼倒闭前夜）约0.9万亿美元，急剧膨胀至2015年末的4.5万亿美元。而相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高达400%的扩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同期仅增长了60%（从7.7万亿美元至12.3万亿美元）。 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远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乏力，同期增幅仅20%多（大致是年均增幅3%）。显然，在经济面临诸多困境之际，美国的商业银行作为极其谨慎：另一个或许更有意义的数据是，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增幅竟然是760%。 此次美联储的宽松模式也不例外。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美国于2020年3月重回零利率，并重启了QE措施，尤其是此后实行了无限QE模式。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飙升至7.4万亿美元，扩表了3.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76.8%。 而同期美国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了25.4%，增加了3.9万亿美元，尽管这一增幅创了历史新高；美国商业银行信贷仅增长9.0%，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竟增长了86.4%。可见，尽管美联储放了很多水，但美国的商业银行把这些货币中的很大一部分存放起来，并没有用于放贷。 无独有偶，欧洲和日本的宽松也同样由央行驱动。2020年欧央行总资产增长49.5%，扩表2.3万亿欧元，折合美元3.3万亿美元；而同期，欧元区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11.0%，银行信贷也仅增长9.4%。2020年日央行总资产增长22.6%，扩表129.5万亿日本，折合美元1.5万亿美元；同期，日本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9.2%，银行信贷也仅增长5.9%。 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的“中国式宽松”是信贷驱动。与海外央行大放水不同的是，我国央行扩表则比较收敛，2020年人民银行总资产仅较2019年增加了1.7万亿元，折合美元0.6万亿美元，增速4.5%，增幅远不及美联储、欧央行和日央行。那么，我国没有实行量化宽松吗？其实不然，我国宽松不是主要由央行驱动，而是由商业银行信贷驱动。当然央行也起到重要作用，如降准，表面看是央行缩表，实际上是向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 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也带来了银行总资产的膨胀。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62.4万亿元，到2020年末，达到了312.7万亿元，增长了整整4倍。 2020年我国M2较2019年增加了20万亿元，折合美元5.1万亿美元，增速升至10.1%，远高于央行总资产的增速4.5%。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上升，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高达12.8%，增加了19.6万亿元至172.7万亿元。2009年的特征也是如此，09年央行总资产仅增长9.9%，而同期M2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分别增长了28.4%和31.7%。 拉长时间看，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8月末的20万亿元，扩张至2020年末的39万亿，增长不足1倍。而同期的货币供应量（M2）却从45万亿元大举扩张至2020年末的218.7万亿，增长3.9倍。 如今，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33.5万亿美元，略少于美国加欧盟之和36.3万亿美元。 可见，美联储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虽然扩表，当经济好转之后，也采取了缩表举措。如今再次扩表，主要是为财政赤字买单，即财政赤字货币化（依据MMT）。并没有产生与此相对应的、非常强烈的货币乘数效应。 而我国名义上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这也是央行从未认为货币超发的理由），但商业银行在“窗口指导”下却在大量放贷，这主要是自2009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稳增长政策，进行巨额投资；同时，作为土地财政重要源泉的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土地的不断增值也创造出巨量货币。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先后进入了存量经济时代，存量博弈的结果就是分化，即所谓的K型经济。美联储的空前大扩表，实际上主要是支持美国财政举债补贴给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尤其是大量补贴给居民部门。虽然此举不能让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毕竟让代表消费的零售与食品服务销售额有3%的名义增长，而我国去年社会零售消费却是负增长。 在和平环境下全球货币泛滥，并没有导致高通胀，这是因为和平环境足以让全球产能大幅提升，但在收入分化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供给相对过剩。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却大幅上升，他们消费倾向低而金融投资动力足，从而助推资产价格的上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对此，我们认为靠MMT来拯救经济或缩小收入差距属于异想天开。货币泛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低收入者的掠夺，尽管短期可以缓解流动性压力，但解决经济结构扭曲和分化的难题，不能靠货币体量的不断扩张。 从过去10年看，我们的M2增速显然比2000-2010年的增速放缓，这是因为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了。但过大的货币规模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如今全球性的资产泡沫均已十分明显，但泡沫化的水平则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似乎与M2/GDP存在一定相关性。 如中国的M2/GDP已经从十年前的1.8倍，上升到现在的2.1倍，美国则从0.7倍上升到0.9倍，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资产泡沫的持续上升的原因。而中国的住宅租售比估计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即中国约2%，美国4%，，是否说明货币的相对规模对资产定价也会带来一定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只要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能守住，则无论是权益资产还是房地产的估值水平很难下移。 风险提示：疫苗进度不及预期，中美贸易，经济下行，疫情发酵，政策变动。 作者： 李迅雷；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 李俊：中泰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预测2021年不设具体GDP目标 时代周报：今年支撑中国经济强力反弹的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四大因素支撑2021年中国经济常态化： 首先，中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稳定轨道，内生复苏的力量已经出现。其中，企业利润已呈现正增长。202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71.1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月份加快4.6个百分点；财政增长实现正增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三大主体收入的正增长，决定了附属的内生动力。 其次，宏观政策不进行急转弯，此前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效果将持续显现。同时，扩内需的政策会进一步出台，将支撑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三，全球疫情的控制会使全球经济得到复苏，从而使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得到常态化的支持； 最后，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按照新发展格局来进行布局，会产生比较强劲的拉动效应。 时代周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2021年会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吗？ 刘元春：首先，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第二，我国现在进行高质量发展，对于速度性的指标要有所弱化，要综合平衡质量、效益、速度、可持续性和安全等综合性指标。不过，速度依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全面强调增长速度，但不等于说政府工作报告和实际工作不会强化增长速度的一些底线指标。 2019年GDP增速设定的是区间目标，去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原因，未设定明确的GDP增速目标。我们认为，2021年不会对GDP增速提出具体目标，但会强化底线管理，比如规定增速不能低于多少。此前疫情令经济增速下滑，考虑到基数因素，叠加疫情超常态政策向常态化政策的转变，按照疫情前的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各类宏观经济参数将全面反弹。我们预计，今年的GDP增速会超出大家的预期，显著高于疫前水平。 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按我们目前的测算，2021年正常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以上：第一季度增速预计达到11.4%，第四季度下滑到5.4%左右，呈现“总体偏高、逐季回落”的基本走势。如果今年GDP增速低于6%，整个经济复苏的进程就达不到预期，中国经济也很难在今年持续政策的作用下步入常态化区间。 时代周报：“十四五”期间会不会设立具体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多少比较合理？ 刘元春：第一，从增速目标来讲，未来五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地跨越12，37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第二，根据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速。这几项速度折合一下，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剔除今年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在5.5-6%之间。但如果考虑到今年的经济增速（由于去年的基数因素）会有过高表现，应该在6%左右就挺好。 宏观调控不能从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 时代周报：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目前来看，你不赞同这种观点？ 刘元春：对。即使是欧美国家，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管理宏观调控目标，自2008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 过去美联储主要是盯住单一目标即通胀目标值，认为只要通货膨胀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就会处于很好的区间。这是单一目标、单一规则。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异。只监控通货膨胀，很难监控到就业水平和GDP水平。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在目前这种大调整、大改革、大冲突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 目前整个世界最基本的发展趋向，是要从过去的单一目标、单一规则、单一工具这样一种理想的宏观调控模式向一种多元目标、相机决策、多种规则的框架进行转变。中国同样面临这种情况。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上来了，其他参数都好办。发展到现在，中国处于结构性调整时代，宏观调控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单一指标，而应该采取多元指标和多元工具。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就不能从过去的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的目标上来，必须多元化，并且是多途径的。 更具体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目前的就业数据很不完整。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都没有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纳入其中；第二，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异。大量的零工就业、弹性就业，导致传统的就业统计口径，很难对新就业形态、新就业模式进行统计。如果用一个错误的就业指标来指导中国经济，可能比唯GDP带来的问题还要大；第三，就业与GDP增长、与通胀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被打破。就业与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实施对几大经济主体、市场主体运行情况的监控，只简单监控就业，也是不充分的。 时代周报；多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指标，应该怎么设定？ 刘元春：首先，要有底线管理的目标值，比如就业和风险指标。就业维系民生、维系收入、维系市场运行，要强化就业指标的重要性，作为底线管理的重要参数之一；此外，设定区间目标，包括GDP、通胀的区间管理。 这几个目标都需要，不是简单地要不要谁的问题。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从过去的常态化、稳态化运行，向大改革、大调整、大冲突时代的运行进行转变，更多地强调底线思维，在设定底线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再进行区间管理。 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 时代周报：近期一线城市的楼市调控政策频出，这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这是普遍现象，现在全球都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面临疫情和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大家对于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相比之下，金融和房地产的整体收益率还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肯定要强化监管。在楼市采取三道红线，根据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成五档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限制流动性向特定部门流动，从而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所遵循原则就是：没有项目，就不会进行相应的流动性支持。 最近一些流动性偏紧的趋势，是国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趋势所采取的、定向化的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急转弯。 时代周报：1月26日，“地量级”逆回购叠加货币政策委员发声，市场利率显著上升，不少人士开始担忧货币政策趋紧。这些是货币政策的拐点信号吗？ 刘元春：2020年的货币政策，在5月份两会之后，操作都是非常宽松的。除了降准降息，更重要的是，在名义GDP增速很低时，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9月末广义货币（M2）增长达到10.9%已经很宽松了。 尤其在去年三季度，投放得相对较多，四季度名义GDP增长6.5%，货币供应量适度向名义GDP增速靠拢，在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做出一些相对调整，这是很正常的操作，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回归。我们不可能延续去年三季度持续扩张的状态。 时代周报：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从近期央行释放的诸多信号来看，货币政策“不急转弯”。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政策转弯已成定局？ 刘元春：是的，在经济增速开始趋于正常时，货币政策继续像2020年三季度那样宽松肯定是不正常的，对经济发展也不利。“不急转弯”意味着不会在短期内实施过度甚至全面转向的调控。 现在货币政策的定位，第一要持续支持经济复苏；第二在支持复苏的基础上，要从去年超常规的政策，向常态化逐步转向。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复苏、2020年四季度呈现加速状态、今年1月份的先行指标还在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资金投入手段和投入量都要进行调整。 货币政策已开始调整 时代周报：目前，货币政策是不是已经开始转弯了？ 刘元春：对，已经做出一些调整了。第一，结构性上，对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进行全面收紧，避免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状况；第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在逐步进行调整和回收；第三，整个信贷和货币投放的速度开始进行微调。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转弯要注意什么？应有哪些配套政策稳定市场担忧？ 刘元春：首先，国家会进行预期引导。比如易纲行长重申，货币政策不会过早退出，还在支持中国经济的复苏。这是货币政策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明确。 其次，实体经济相关项目，会得到持续、全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通过直达和普惠的模式持续进行； 最后，对房地产的管控和流动性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普遍收紧的预期，但这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逐步缓慢转弯，是不是意味着整年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刘元春：目前简单来说，货币政策的定位就是国家所提的“稳健”。但实际上稳健的内涵非常丰富，不能简单化它要朝哪个方向进行，只是说它在什么样的框架中来进行决策。 第一，货币政策本身不是规则性调整，处于相机决策的状况； 第二，由于经济复苏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基础不是很扎实，货币政策未来的调控幅度和路径，要根据复苏的进程决定；如果复苏进程非常顺畅，货币政策将会从过去总量相对偏宽松，回到真正适宜的状况； 第三，货币政策将会配合财政政策和一些大型项目，进行相应的总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幅度会有所调整和收缩，但不是太大，并不像市场人士所解读的，会出现过度的调整。原因很简单，2020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信贷增速12.8%，社融规模13.3%。预计2021年，这些数据都会分别回落至10-11%左右。 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时代周报：如果今年GDP增速在8%以上，是否需要保持去年的赤字率和发债规模？ 刘元春：2021年，整体宏观政策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但是会从过去超常规的操作模式，向常规偏扩张的方向逐步转变。 一方面，赤字率要从2020年3.6%以上的规模收缩到3.1%左右。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收缩，但也不能再坚持去年抗疫纾困的超常规规模； 另一方面，发债在保持规模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有所收缩。一方面保证去年5月份以来所布局的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为“十四五”开局做好铺垫。 时代周报：地方债的规模大概会收缩为多少？ 刘元春：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会进入还债高峰期。地方债和专项债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这是测算的基准。另外还要考虑到一些重点项目和工程的布局。预计2021年专项债规模在3万多亿，保持去年的规模水平相对稳定，但不再增长。 目前信贷、专项债和各种融资规模已经比较确定，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那么社会融资总额除以名义GDP的比值应该相对稳定，这样倒算出来就很简单：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本文刊发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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