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GDP增长破100万亿的事实，很快有了另外一种解读方式。2020年，到目前的统计为止，全国已经有了23个万亿GDP城市，简单加总，就超过了100万亿总GDP的四分之一，甚至接近了三分之一。中心城市，都市圈，以及新兴的万亿GDP城市，正是撑起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根据陆续揭晓的各地2020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已经有6座城市宣布GDP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分别是福州、泉州、南通、合肥、西安和济南，这个数字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在2019年，“万亿俱乐部”城市的“会员”数还只是17个。可以看一下这些城市的“入会”时间：2006年上海，2008年北京，2010年广州，2011年深圳、天津、苏州、重庆，2014年武汉、成都，2015年杭州，2016年南京、青岛，2017年无锡、长沙，2018年宁波、郑州，2019年佛山。虽然2020年总GDP全年同比增长不过2.3%，但万亿GDP城市从17到23的增长却显然更为突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GDP的增长，我们不再简单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是围绕着新兴城镇化的新格局来看待。“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关键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又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要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越来越热闹的万亿GDP城市俱乐部，将起到明显的核心作用——先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牵头，打通小堵点，完成小循环；然后再全国一盘棋，打通大堵点，实现大循环；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就是要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这些万亿GDP城市形成的都市圈为抓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除了形成一批新的增长极，还让中国的城市群具备了和全球大城市群一较高下的竞争力。在新增了合肥和南通之后，长三角的万亿GDP城市已经达到了8个，根据复旦大学吴波教授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的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前五大城市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五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都不到一亿，地域面积也远小于长三角城市群。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群，不仅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更是国际大循环的基础。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目标就是培育一个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在国际大循环的开放领域，该规划提出了大力吸引外资，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等等。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去年底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详解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内涵及其实施路径。其中就阐述了，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并且，刘鹤还进一步强调，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围绕着阵容越来越大的万亿GDP城市，建设一批现代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不仅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增长极，更是国际大循环的桥头堡。
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商业是一本值得反复翻阅的书籍。12月8日，被商业界誉为“首都商业发展指南针(行情300803,诊股)”的2020年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隆重举行。在危机中探索，在争议中调整，在机遇中顺势，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以“国内大循环·消费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北京商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思路。 2020年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是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公益性品牌评选活动“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论坛以强大的嘉宾阵容、鲜明的主题、极具实战性的内容、生动的会议形式，全方位读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北京市商务局等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来自零售、电商、生活服务业、文化、旅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企业嘉宾悉数到场，激辩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新的发展趋势与动能。 抽丝剥茧、去繁从简，商业高峰论坛选取代表性领域和标杆性企业，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洞察北京商业过去一年的发展脉络。 过去一年，商业历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商业主体、商业模式实现了彻底的跨界和破圈。对于实体零售和制造业企业来说，消费互联网辐射产业互联网，商业企业在全领域的竞争加剧，倒逼从业者寻找更多能够握在手中的“筹码”，将更多关注度和资源投向线下，实现线上线下更为紧密的融合。实体零售企业也将成为互联网巨头竭力争取的对象，后者在数据乃至技术上提速赋能输出。
最近常有朋友询问，人民币5月下旬以来的持续强势是不是与“国内大循环”战略有关。言外之意是，在新战略提出后，监管当局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乃至主动拉升人民币。 朋友们的理由主要有二： 理由一：人民币升值的启动时间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时间十分接近。 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月23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人民币在5月28日开始止跌回升，与5月14日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双循环”和5月23日总书记再次强调在时间上非常接近。 理由二：因为出口不行了，所以才会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在“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前提下，出口的重要性将有所降低，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自然会提高。 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细想一下，其实很牵强。 第一，“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出口不重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要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是老百姓钱包里要有钱，而且要在可预期的未来能够不断挣钱。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扩大就业。 而出口和就业的关系太密切了，商务部2014年的研究认为，与货物出口密切相关的就业岗位至少在1.2亿以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每次都把“稳就业”和“稳外贸”放在一起。这么多人靠出口挣工资，如果出口垮了，国内消费市场会遭遇什么可想而知。 对于GDP增长而言，净出口的贡献的确已经很小。2019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3%。但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17%。所以，将净出口对GDP拉动作用的降低等同于出口不再重要是不对的。 即使将来，随着我国内部市场的扩大，出口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也必须看到，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出口的绝对规模可能继续上升，只是增速相比名义GDP低一些。 过去20年，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外贸产能，船大难掉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为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政策层面肯定要尽可能地保护外贸行业的就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要闭门造车，也不是要主动削减出口规模，更不是要主动放弃国际市场，所以也就和容忍人民币升值挂不上边儿，更不会因为提出“国内大循环”而刻意拉升人民币，这是自废武功。 第二，纵容甚至刻意拉升人民币对国内科技创新不是好事 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有不断的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创新中最根本的无疑是科技创新。如果没有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等重大科技创新，人类可能还在农业社会里徘徊。 所以扩大内需最终要落实到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上来，否则在中长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经济驱动力，也就谈不上扩大内需了。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谁？无外乎政府、大学、企业。其中企业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又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但请注意，科技创新是很烧钱的，而企业是逐利的。在汇率升值的环境下，国外的东西自然就显得便宜，如果能便宜地引进技术，国内创新的动力一定会下降。 假设某企业，使用国外的技术，每年付完1亿美元专利费和其他成本，税前利润还剩6亿人民币。假如汇率从1：6变为1：3，专利费的支出将减少3亿人民币，税前利润变为9亿人民币。但如果汇率从1：6变为1：12，专利费支出将增加6亿人民币，税前利润清零。 哪种情况会激发企业独立创新的热情？不言自明吧。 强调一下，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排斥引进技术，只要是对我有利的，能够减少我们走研发弯路的当然是能买尽买，能用尽用。但从激励创新的角度看，拉高汇率绝对是危害巨大。而创新起不来，国内大循环就是无源之水。 第三、资本外流压力会增大，恶化国内就业 汇率升值不但意味着国外的东西便宜了，同时也意味着在本国生产然后销往海外的难度增大了，这会增强企业到海外投资设厂的动力。汇率升值本身也降低了去海外投资的成本，这可能对国内就业造成冲击。 以内循环为主首先是要尽可能稳定和扩大国内的就业，尽可能让企业在国内增加投资，而不是鼓励它们向外跑。 当然，对于正常的海外投资，特别是能够获取优质资源的投资，政府是没有理由阻止的。但在内需市场亟需扩张的背景下，恐怕政府不会有意地通过拉升汇率给自己找麻烦。 总之，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个长期的发展战略，外需市场遭遇增长瓶颈是这一战略提出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主动放弃出口市场。 5月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与国际市场达成中国经济将率先复苏的共识恰好在时间上重叠，是外汇市场情绪好转催生了人民币的快速攀升，与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并无必然联系。 一个基本事实是，年初以来，外汇市场的总体供求是大体平衡的，结售汇市场甚至是小幅度顺差的。春节之后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行情源自疫情冲击导致的信心恶化，而非基本面的全面恶化。当信心好转，汇率自然会回调。 以五月末人民币贬值势头逆转为起点，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从7.17一路攀升，直至逼近6.70。但如果我们从春节之前算起，忽略疫情冲击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起点则是6.93，升值幅度远没有5月以来那么惊人。这种升值态势与幅度与市场总体的结售汇格局也是基本匹配的，完全可以用市场正常波动进行解释。
对于目前“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国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国家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很多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从5月14日到现在已经在八九个重要的场合进行了深度的说明，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很深刻的表述。通过学习，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内生动力、发展格局、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所呈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大变局中拔得头筹、赢得胜利，必须以内为主，必须要扎稳自身的基本盘，必须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卡脖子”技术的全面突破，才能够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 第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它的战略基点。同时，要达到这样的几个要求所依托的必须是以国内分工体系、以国内技术动态良性发展、以国内大循环畅通为载体，而不是将我们的运行重心依托于国际大循环，依托于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以及整个政治格局之上，要把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的主要目标放在更好的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上。因此，“双循环”格局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格局。 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封闭循环。内循环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内循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它本质上要依从于更高水平的开放，更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以内部循环的畅通、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作为落脚点。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以内为主”不仅不拒绝国际大循环，并且要求我们要以更好的、更有弹性、更为安全、更为深入的国际大循环参与作为前提、补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展开。 第四，内循环必须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它的动力源。目前处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民族复兴的窗口期，最为重要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力以及整个技术创新和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双循环不是静止的循环，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它不仅要满足静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更要满足跨期资源配置的有效，这一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技术创新、技术革命上的显著制度优势。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检验的根本标准依然在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5年期间就体现为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卡脖子问题，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必须以内为主，必须以内生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来进行重构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我们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是必须要有自身的能力、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源于简单地参与国际，而是来源于内部大循环的畅通，来源于自我生产力的快速突破。当然，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大循环也要适应国际分工在新形势特别是在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格局、新规律下的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在进出口战略上的安排，在资本输入输出上的定位，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上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布局，不是简单地依托于美国市场，简单地依托于美国技术。我们要顺应目前这种全球化周期性、趋势性、结构性的变化，在洞悉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布局，通过新的国际布局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形成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这种新的制度基础、新的战略举措。 所以，理解新发展格局应当从这五大方面来进行深入把握，而不是把它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成为个别错误思潮、激进理论的代言词。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国民生产循环体系的规律，加大对于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构建和解读，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基础上，强化思想共识和行动的合力。 目前大家对于“双循环”的意义、内涵、概念已经做了很多的解析。我个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主导理论和主导思想。因此，下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怎么落实“十四五”战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要点必须要把握住。 第一，我们必须对于目前理论上的噪音和杂音进行准确的理论批判，防止一些错误思潮、激进人士利用“双循环”来表达他们错误的理念。目前我们会看到在思想界和各个层面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新闭关锁国论、新内卷论、新出口转内销论等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思潮，这是目前大家形成的共识！总书记也专门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对于“双循环”理解得很狭窄。一是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时一地的短期应对举措，而不是中长期的战略，没有理解到新发展格局是面对一些持久性问题和长期性问题所做出的新的行动纲领。这种错误理解很容易产生 “战略问题战术化”的问题，简单地把双循环理论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内需，理解为为应对外部短期冲击实行的出口转内销，这可能就理解偏了。二是把全局战略理解成局部区域的措施。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学习双循环理论，很多地方领导都纷纷表态，“一定要用“双循环”理论加速构建本地区的大循环，使本地区经济成为完整统一的循环体系”。这种表态表面上这是在拥护中央，但实际上却南辕北辙了！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循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形成不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局部区域必须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目前在学习领会贯彻“双循环”新思想、新理论中间的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二，战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中长期和短期的战略战术衔接，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理论下加速理论完善和理论理解，同时推出从中长期所制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三，在短期衔接上，必须要把在疫情常态化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复苏当成当前的一个基本要点。最近中国出口已经实现连续五个月正增长，外资实现了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超预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的不同步给予了目前全面启动内循环、构建双循环很重要的战略战术契机。近期，我们利用国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的战略空档期，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量及其弹性和韧性有一个全面的摸底、全面的考量。 第四，要与前期战略和前期政策对接。汪涛首席、毛振华所长、管涛教授都谈到，双循环战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2008年以来顺应逆全球化趋势性、格局性的变化，中国从外向内进行转移，进一步提升深化的产物。一是新发展格局要与新发展观相契合，要在新发展观里增加安全的思维；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疏通对接，三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几大要点、几大关口，把国内大循环真正做成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本盘和核心基础，要与他们进行对接。四是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同时要把改革开放作为这种动力源，基础性改革依然是营商环境改善，依然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依然是打通各种“断点堵点”的关键。 第五，我们要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突破，没有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双循环”也是无本之源，无法在内部大循环提升的基础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上来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战略。 第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我们对于前期“一带一路”这种战略要有所调整和布局，必须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不是原来的“大写意”。金融开放也要坚持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我们在全球的资本布局也一定要按照新的格局和风险控制来进行。因此，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外部大循环，而是更进一步适应目前国际大循环的新冲突、新格局、新规律、新挑战。 这几大方面是我们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在下一步逐步推进的几大步骤。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很可能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双循环”的提出，特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过去我国也是双循环，不过是以外循环为主，来带动内循环；这是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需要外部产品和技术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但随后由于我国工业逐步完善，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5%，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前海开源基金 美国极限施压和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未来极限施压可能会是常态。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提高“内功”，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外部投资者，就不怕美国的极限施压。今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导致了国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客观条件。 “双循环”是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6亿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为59.15%；我国城市化率是从2000年后加速进行的。但在进行过程中是比较粗放的，各地都出现了将农村直接并为县的一个区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进一步进行城市化。我国现在正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对于“双循环”，我希望补充几点看法。在此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对一些关于背景的理论讨论进行回顾。在1987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因为我是1988年离开到牛津的，那年我还在国内，因此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与我的领导浦山所长就讨论过王建的建议，他在《光明日报》也发表过一篇长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讲，由于受劳尔·普列比什、萨米尔·阿明等第三世界左翼经济思潮的影响，我当时对“大进大出”的建议是有疑虑的。 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的构想，用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标准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理论。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构想。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国学界提出过不少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但就对政策的影响而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成功，是其他建议难以比拟的。当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经济发展战略，不涉及体制改革等领域的问题。 另外，也应该看到，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也日益显露出来。事实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理论界对如何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2009年，人民大学贾教授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见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国内学者首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概念。 应该看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对现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国际大循环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而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到了2008年，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同了，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了。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66%。 当中国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无论是引资、出口、还是贸易顺差的情况，别国都不在意。但是当国家真正强大了，到了现在这个局势，中国依然实行“大进大出”，可能就有问题了。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巨大竞争压力，所以矛盾就出来了。 总之，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放弃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以为这种调整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略感遗憾的是：在2006年之后，我们没能更为坚决、全面的落实十一五规划的要求。 关于“双循环”的概念，我自己的理解与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在当下，考虑到我们的国内国外形势，我想强调以下数点。 第一，中国应努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20多年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关于农业的问题，不少人说，18亿亩红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并不适宜产粮。 那么粮食安全如何保证呢？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遭到嗤笑，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粮食可能会遭到别国封锁、禁运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认为增加进口粮食就行了，节约下来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 其实，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考虑都是第二位的。 十多年前，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太低。相比之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很早就超过50%，现在是60%左右。印度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都拥有占比超过60%的服务业，中国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服务业？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占比更是超过70%、甚至80%。在服务业中，除了高科技，大家又特别强调金融服务。提高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事实上，当时中国服务业的占比确实过低。但是，当前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5%左右，相当多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恐怕已经是发展过度了。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在现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这种环境之下，尽管我们依然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它的IT产业非常不错，但它没有强大的制造业，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发达国家打杂，所以它是个“泥足巨人”。美国和英国制造业的衰弱，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 既然中国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就必须不但具有生产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且具有生产生产机器设备的机器设备的能力。简言之，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 “双循环”的转变，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并不需要主动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内需，比重自然会下降。从全世界看，在大国中，中国的GDP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GDP比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应该肯定的是，在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35.2%，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因此，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无论是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来衡量，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还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国应该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在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世界第二位是德国的贸易顺差2752亿，远低于中国。日本在2014年之后基本就是贸易逆差国。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这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引起了中美之间新的贸易顺差。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 第四，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国应该尽快取消退税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我们必须防止被美国政府的贸易战带错节奏，尽可能把它们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实行国民待遇，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因为出口导向的国家，特别是小国都是成功的。以后，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在进口替代方面下工夫。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映，对这样的意愿应该给予支持。 如果说在2018年我们还犹豫是不是“中国制造2025”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因而应把它束之高阁。而经过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2025只不过是美国打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制造2025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实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计划。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一个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缺陷的产业政策。 第五，中国需要对海外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在十多年间我们的投资收益每年都为负，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想办法纠正。 第六，现在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同时要求我们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清华、北大成为了为美国提供预备生的补习班，这不完全正确，相信大多数海外留学生是会回国服务的。但是，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工厂有没有好的工人以及这个工厂能否做好，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很多工人是能工巧匠，但是也有一些工人能力较差，这就要求企业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 第七，留住本国资本。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 第八，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总之，现在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调整是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经济学者应该全力支持这种战略的转变，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为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使美国少数鹰派遏制中国的谋划无法实现。中国的百年梦想是什么？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我们的梦想不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问题事实上透照出了解决的路径。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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