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昨日公布的《关于对池燕明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2020〕186号）显示，池燕明作为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豆神教育”，300010.SZ）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自2016年3月18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因被动稀释和主动买卖公司股票，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19.35%下降至12.43%，累计减少比例为6.92%。 池燕明在持股比例减少达到5%时未停止买卖公司股票并及时编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对池燕明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池燕明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2020〕186号 池燕明： 你作为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自2016年3月18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因被动稀释和主动买卖公司股票，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19.35%下降至12.43%，累计减少比例为6.92%。你在持股比例减少达到5%时未停止买卖公司股票并及时编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务必严格遵守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违法违规交易问题。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20年12月10日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鸿达兴业(002002.SZ)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3.42元，跌幅10.00%。 12月11日，鸿达兴业公告称，公司于日前收到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通知，获悉鸿达兴业集团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数量为13.1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0.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 截至公告披露日，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禧公司”）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鸿达兴业集团累计质押数量为4.08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2.5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77%；成禧公司累计质押数量为1.75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9.7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76%。两者合计质押数量为5.8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7.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53%。 截至三季度末，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鸿达兴业4223.35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634%，是其第四大流通股股东。海通证券资管－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海通证券资管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鸿达兴业2453.0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0.949%，是其第六大流通股股东。 资料显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8日，注册资本48.46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大股东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1日讯奥飞娱乐(002292.SZ)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7.22元，跌幅9.98%。 12月8日，奥飞娱乐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东青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837.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4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蔡东青累计质押1.16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0.71%；蔡晓东累计质押3417.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1.21%；李丽卿无质押。蔡东青与蔡晓东合计质押1.51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1.73%。 截至三季度末，华安基金旗下混基、信泰人寿保险、高毅资产与迎水投资旗下私募基金现身奥飞娱乐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具体来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量分别为2529.11万股、1724.85万股，占流通股比例分别为3.106%、2.119%，为第二、第五大流通股股东。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持股数量为1732.53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2.128%，为第四大流通股股东。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持股数量为1700.0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2.088%，为第六大流通股股东。该基金成立于2015年11月17日，截止2020年11月30日，其最新净值为5.0376元，今年来收益率为44.81%，累计收益率为403.76%。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翡玉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量为688.0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0.845%，为第八大流通股股东。该基金成立于2019年7月26日，截止2020年12月4日，其最新净值为1.9760元，今年来收益率为82.31%，累计收益率为98.72%。
事隔数月，山西省内最大的农商行再次增资旗下村镇银行。日前，山西尧都农商行入股北票盛都村镇银行获得监管部门批复同意。增持后，前者持股比例将增至81.06%。 记者发现，尧都农商行旗下已拥有高达22家村镇银行股权，且21家村镇银行去年实现了盈利。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07年我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开业以来，目前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已逾1600家，县域覆盖率达70%。由于村镇银行业务限定于在一个县域内经营，造成其规模相对较小，且过于依靠发起行。他认为，只有具备盈利能力的村镇银行才能保证自身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生存并发展，从而为持续提供农村发展所需资金奠定基础。 增持村镇银行股权获批复 根据银保监会官网本周披露信息显示，辽宁银保监局同意尧都农商行入股北票盛都村镇银行3000万股，此次增持后，尧都农商行持股数量将达6485万股，持股比例增至81.0625%。 该项批复中同时指出，北票盛都村镇银行应加强股权管理，进一步完善股权结构，严格控制股东关联交易，完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机制，防范和化解风险。在全部入股资金到位后及时提出注册资本变更申请。 作为总部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的一家农商行，尧都农商行成立于2010年12月21日，是山西省首家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经过十年的发展，该行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国1000家农商行排名第25位。 尧都农商行2019年度财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实现净利润(合并口径，下同)7.91亿元，同比增长6.07%。截至2019年年末，总资产910.88亿元，较2018年年末小幅增加1.76%；不良贷款率2.38%，增加0.26个百分点。 尧都农商行在临汾市金融体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截至2019年年末，该行存贷款在临汾市银行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40.68%和43.08%，均位居首位。在中诚信今年7月份发布的尧都农商行跟踪评级报告中，该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旗下21家村镇银行去年盈利 尧都农商行成立以来，大力度布局村镇银行。该行去年年报显示，在省内外已发起设立22家村镇银行。 去年，该行坚守“深耕县域、支农支小”的发展定位，为22家村镇银行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指导和科技支撑。2019年，21家村镇银行实现盈利，11家村镇银行实现分红。 尧都农商行在年报中预计，2020年，其旗下村镇银行不良率将控制在2.5%以下，分红达到2200万元。 记者梳理尧都农商行所持股的村镇银行数据发现，该行旗下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在20%-69.7%之间，有2家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在50%以上。而除了22家村镇银行外，尧都农商行还分别持有山西浮山农商行、山西永和农商行及黑河农商行3家农商行股权，持股比例分别为55.56%、51%和7.69%。 而此次增资获批的北票盛都村镇银行，正是尧都农商行持股比例最高的一家村镇银行。目前，持有北票盛都村镇银行3485万股，持股比例高达69.7%。 记者注意到，除了此次增资北票盛都村镇银行最新获批外，今年8月份，尧都农商行受让武乡县泽都村镇银行其他股东持有的200万股股份就曾获批。受让前，尧都农商行持有武乡县泽都村镇银行700万股，完成受让后，持股数量增至900万股，占该村镇银行总股本的45%。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设立村镇银行有助于农商行实现跨区域经营，但另一方面，设立村镇银行将导致农商行管理半径拉长，可能会对农商行经营管理形成压力。 他同时指出，村镇银行在经营中还面临一系列问题。由于村镇银行普遍成立时间较晚，存在网点布局少、规模小、业务类型单一等问题，竞争力薄弱。此外，村镇银行客户以三农及小微企业为主，借款人经营效益下降会对贷款质量形成冲击，且有的村镇银行自身风险管理意识弱、不良贷款处置措施单一，信用风险管理压力较大。
中国网财经9月14日讯 据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消息，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将优先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住宅用地占经营性用地比重不低于60%，供需紧张区域不低于70%；提高公证摇号中棚改、无房居民家庭优先的比例，棚改优先最低比例由10%提高到20%，无房居民家庭优先最低比例由棚改优先后剩余房源的50%提高到60%。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 以下为全文：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继续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土地市场调控 （一）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优化供应结构，住宅用地占经营性用地的比重不低于60%，供需紧张区域不低于70%，优先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二）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有效调控土地价格，引导市场主体理性拿地。 （三）全面清理已供未开发的土地情况并向社会公布，加大已供未开发土地的促建力度，严格落实闲置土地处置规定，坚决打击捂地、捂盘行为。 二、落实金融审慎管理 （四）继续执行好差别化信贷政策，严格审查购房首付资金来源，严防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等违规挪用于购房。 三、支持合理自住需求 （五）大力实施租赁补贴扩面提标，将公交、环卫、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保障住有所居，实现应保尽保。 （六）进一步培育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方式切实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租购并举解决新市民居住问题。 （七）加快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提升居住品质。 四、完善住房调控政策 （八）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政策，加强购房资格审核，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 （九）提高公证摇号中棚改、无房居民家庭优先的比例，棚改优先最低比例由10%提高到20%，无房居民家庭优先最低比例由棚改优先后剩余房源的50%提高到60%。 （十）加强热点楼盘销售方案审核，合理确定房源和认购人数比例，优先保障无房居民家庭购房需求。 （十一）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 五、加强市场监管监测 （十二）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整顿工作，对涉嫌存在捂盘惜售、价外加价、虚假广告、捏造和散布不实言论、哄抬房价、违规挪用各类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各类贷款主体等，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十三）完善房地产市场监测评价体系，强化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进一步提高监测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六、强化舆论宣传引导 （十四）建立常态化信息发布机制，准确解读市场走势和政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稳定市场预期。 （十五）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发布信息的约束管控，规范房地产领域自媒体，严厉打击各种炒作行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9月12日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也有深刻的转变。正如易纲行长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中所言，“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映射，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对比不同时期中国金融结构的差异，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特别是时间跨度超过10年以上的对比更有启发意义。 上次易纲行长分析的数据是截止到2007年，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达到14%，而且连续6年经济增速上行。文章中最新的数据是截止到2018年，在那之前连续多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从2007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欧债危机，房地产的迅速发展，热钱大量的流入和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等等重大事件与变革。此期间多年份经济增长总量上有差别，结构上的差别也非常大。2005年到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而201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差异，都会在金融资产结构上得到反映和体现。文章从总体、分部门和风险承担的三个视角分析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最后提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2018年与2007年相比，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上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从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银行贷款增速超过整体水平，而直接融资占比减少。表外和资管业务在2007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8年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60%。与资产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负债变化。金融资产占GDP比例上升反映的是金融深化，而负债占GDP比例快速增长则反映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国外的经验表明，杠杆率快速上涨往往蕴含着风险。因此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制定者到金融市场参与者，分析国内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多数会提到直接融资较少而间接融资较多。直接融资占比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票融资增长的放缓。 2007年国内股票市场处于牛市上涨阶段，当年企业从股市的融资规模占GDP比例达到1.6%，2007年末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达到120%。2018年国内股市进入熊市，当年企业的股票融资占GDP比例只有0.4%，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仅45%，明显低于2007年。与整体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相比，股票融资和股市市值增长缓慢。当然，200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多家大型国企上市，IPO规模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18年也较为特殊，资管新规的实施与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带来较大影响，当年股票的融资规模也创下了多年的低点。从2007年到2018年，平均来看每年股票的融资规模占当年GDP的比例为1%左右。今年新冠疫情虽然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国内股市整体上表现较好。科创板的迅速发展为科技类成长型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沪深两市的融资规模有望超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中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全球股票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全年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融资规模与从银行借贷相比仍然相距甚远。过去几年企业从银行的借贷占GDP的比例在7%左右，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2007年之后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每年企业的债券融资占当年GDP平均达到3%。个别年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接近。可以预计未来10年直接融资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之后，发展直接融资意义更大。 2007年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此后十年明显减弱，而地产和基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两点在金融资产结构上体现为居民的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快速增长。 对于房地产来说，以每年销售的房地产金额占GDP的比例来看，2000年到2007年从2%逐渐上行至11%，2009年到2015年在13%左右，2016年至2019年在16%左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居民债务的快速增加高度相关。截止到2019年末，居民房贷余额占居民的贷款余额比例接近60%，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占比接近10%。居民每年新增加的贷款占GDP比例的中枢在2007年之前为3%，2009年之后上升到6%。其中在2009年和2016年即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两年，国内居民新增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接近9%。 总结过去40年全球发生过的几次房地产泡沫，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房地产泡沫，以及2003年到2007年的美国、英国、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房地产市场最狂热的阶段，居民新增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都超过（略高于）9%。在那个阶段居民有大量的借贷是用来买房，而且其中投机的比例可能较高。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作为参照，过去10年国内两次房地产市场过热其实已经隐含着一定的风险。作为应对，国内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政策调节下，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已经明显减小。居民信贷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缓。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财政收入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税收制度的改革有较大关系。在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盈余。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以相对GDP来衡量，2010年到2016年国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21%左右。2016年营改增的政策实施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渐降低，2019年为19%。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或降低到18%。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直保持稳定。中间的收支缺口就要通过发债来弥补。从结构上来看，近年来政府债务管理更趋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使得政府部门贷款余额下降，通过债券发行融资的规模上升。 回顾从2007年到2018年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未来的政策制定也有很多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过去十年在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时候，信用宽松，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是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杠杆率快速上升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景气度下行阶段政策以稳增长为主，而在经济景气度上行阶段政策强调的是防风险。 对于国内杠杆率的问题，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总量看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从结构上看，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有上升的空间，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债券加大发行规模成为了对冲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在2018年之后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与其他国家比较高，这里面又要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企相对容易获得信贷资源，杠杆率较高，而民企的融资相对较难。这与国企背后有政府信用和财政的支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部分国企的生产经营效率偏低，这种情况下应对国企的杠杆问题应该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出清“僵尸企业”的力度，清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资金占用。而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普惠小微企业，仍然要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 今年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调节，最近易纲行长也表示“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笔者认为，跨周期调节与平滑杠杆率的波动有着紧密联系。前者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后者更多关注金融资产结构。只有兼顾经济增长与金融资产结构，才能更好的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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