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海关总署披露了今年1至4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前4月进口原油1.7亿吨，增加1.7%，进口均价为每吨2906.7元，同比下跌8.9%；进口天然气3232.8万吨，增加1.5%，进口均价为每吨2702.5元，下跌15%。 值得一提的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前4月的原油加工量相较去年出现下降，库存持续升高，在这种情况下进口依然实现了正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的需求恢复持续加快，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国内企业趁原油低价扫货的力度。 “从4月份的数字来看，中国的汽柴油消费量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95%和100%，中国炼厂的开工率也正在加速恢复中。”一位石油央企人士告诉记者，“理论上，会进一步加大原油购买力度，但是因为前期的高价库存目前仍未消化完毕，所以体现在数字上没有那么明显。” 而中国的现状，已经成为国外公司眼中未来全球原油需求恢复的模型。 中国需求支撑全球 国内五一放假期间，国际油价度过了一个“黄金”5天。 截至记者发稿，WTI主力期货合约报27.13美元/桶，相较放假前的13美元，涨了一倍有余；布伦特原油报31.53美元/桶，相比放假前上涨超过50%。 时间进入五月，首先的一个利好消息，就是OPEC此前达成的减产协议即将实施。市场乐观地认为目前产油国的减产将有效缓解当前原油供过于求的情况，同时市场对原油仓储危机的忧虑也有所缓解。 根据4月13日欧佩克达成的减产协议，自2020年5月1日起欧佩克减产970万桶/日；自2020年7月1日至12月减产770万桶/日；自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减产580万桶/日。 “现在市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市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上述石油央企人士向记者表示，“沙特、阿联酋等国提前减产，美国那边的钻井活跃数从今年三月超过600口降到现在的325口，产量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明显的下降。” 但尽管如此，他告诉记者，油价趁势向上的空间仍相对有限，其原因就在于当前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供应过剩的情况，同时需求端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上周，国际石油巨头壳牌、BP和埃克森美孚分别发布了各自的第一季度报告，在各家公司的发布会上，均提到了目前石油需求面对的困境，但他们却几乎一致发出声音，认为中国将会是此轮油价崩溃后崛起的先锋。 埃克森美孚在上周的一季度发布会上表示，虽然中国复苏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有限的初步销售数据令人鼓舞；荷兰皇家壳牌CEO范伯登则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一些地区零售网点的需求甚至高于疫情发生前的水平；BP首席执行官陆博纳则认为，来自亚洲国家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了需求复苏的道路。 但是，全球能源需求能否彻底恢复，目前还是未知数，有一部分悲观的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原油需求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状态，并且加速全球原油需求到达顶点，因为这一场疫情永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石油企业求生存 此前，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石油集团又一次走到了生存发展的紧要关头；而在日前他又发表文章称，中石油集团公司应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努力发挥中央企业大国重器和顶梁柱作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双胜利”。 当下，中国的三家石油公司将削减支出，以部分缓解低油价带来的影响。目前，“三桶油”的上市子公司均已发布一季度业绩，一季度“三桶油”受到下游业务亏损的严重影响，而二季度将出现上游业务的亏损。 “三桶油”均调整了2020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以保留现金：中国石油宣布的降幅最大，较原本预算的2950亿元人民币下调30%至2000亿元。中国石化宣布资本支出计划较2019年的实际资本支出额1470亿元下调20%-25%。中海油调整后的资本支出计划较原本预算下降11%，从850-950亿元降至750-850亿元，且资本支出削减额度均来自境外项目，境内项目资本支出计划保持不变。 “中海油资本支出下调幅度较小是源于该公司相较于其他两家公司成本较低。”标普全球评级分析师黄晓丹告诉记者，“如果4月份25美元/桶的油价保持到六月底，二季度‘三桶油’的上游业务或将出现亏损，中国石油和中海油仍能录得现金利润，而中国石化将实现收支平衡或出现小幅现金亏损。” 尽管大幅削减资本支出，“三桶油”并未大幅调降2020年的预期产量，以保证国内的能源安全。 具体来看，中国石化计划维持产量水平，中国石油则将根据石油价格做出调整。不过两家公司都计划提高2020年的天然气产量，分别提升7%-8%和5%。中海油计划下调其油气总产量3%至5.05-5.15亿桶油当量。一如资本支出，中海油的全部产量削减均来自海外业务，国内产量将维持在3.33-3.40亿桶油当量。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金融网讯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快工作节奏，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以“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安邦咨询 01 什么是危机三角模型 危机三角模型，虽然叫模型，实际揭示的是一种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循环关系。说它简单，是指形式上很简单；说它复杂，是指的内涵极为复杂。实际上这个危机三角模型是陈功先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模型建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在2016年，现在据说盗版的价格也已经不低了。 现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有人用经济昏迷来形容，有人用休克来形容，总之美国出现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政治持续陷入混乱，联邦指责州政府，州政府指责联邦。此情此景，让欧洲人不禁开始感叹，二战后的大西洋主义正在破产，美国要丧失世界领导力了。 这么严重的危机和萧条，不由得让人再次想起了危机三角模型。 究竟什么是危机三角？ 危机三角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城市化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过后再次进入城市化的循环进程。陈功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是在这个循环进程当中持续往复，无法挣脱。为什么这样说？ 从人类的历史和进化来讲，从寻找安全感开始，人类就开始营造城市，实现了人口的积聚。此后，人口的积聚又导致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社会组织的需要，进而又产生了皇权，城市逐步壮大。 除了生产之外，扩大城市的方法，历史上更多是依靠战争，战争可以毁灭城市，但也促使更多的人重新积聚到城市，寻求安全感和落脚地，而且战争还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推动城市走向华丽和壮观，这以古罗马最为典型。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2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 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 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 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 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 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 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 （Strabo）在公元前 9 年至前 6 年写道：“实际上，庞培、 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 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 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 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 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 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价格是在上涨的，这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三国演义》中刘备占领了成都，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封赏群臣，赐予他们宅邸和金银，当时只有富有远见卓识的赵云一人反对，其他人都赞成。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辉煌壮丽的城市就是这样出现的，那是胜利者的凯歌，带来的是价格上涨。如同现在一样，在城市扩张的同时，争抢土地资源带来的是 “地王”现象，只不过今天的房地产价格疯涨，还带来更多资产价格上涨，扩张的竞争性催动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拉高价格，甚至是虚高的价格。 狂欢之后，紧跟着到来的噩梦就是危机。价格上涨及竞争性增强，鼓励的从来不可能是理性和均衡，虚高不仅仅是价格表现，更是一种诱惑，引诱着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生产，进而实现疯狂的过度生产和超级供给，最后在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造成问题，而熨平这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一场重大危机。 如雪片般纷扬而至的违约、合规标准的破坏，还有如山的债务和库存，这是让账本数字以一种可接受理由消失的默认选项。从过去到现在，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冥冥中存在的上帝之手都在以这种方式涂抹账本，而危机过去之后甚至就在危机进程中，总会有人或者无数人站出来大声呼叫，声称为了让灾难性的危机不再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建设更大的城市以及随城市而扩张的基础设施。 从古到今，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 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 02 危机三角模型与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 于是，一切从头来过，循环在继续。 现在的美国，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失业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万人，而且失业率还在升高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办法是发钱，用美联储的公告来说，就是无限量的发钱，因为“我们要支撑流动性”。 特朗普总统在新闻简报会上强调，他希望在第四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非常大手笔和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总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集中用于就业和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现在无人怀疑，需要惊人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犹如1933年的美国，争议只是建在哪里、建设些什么项目。 早前，投资银行高盛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当前美国经济从结构上已不再倾向于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已近乎对衰退免疫（The Economy Is Nearly Recession-proof）。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9年10月9日曾表示，经济衰退是繁荣的副产品，但美国经济没有哪个板块特别繁荣，所以，他不认为美国经济十年的扩张，一定要让位给经济衰退。根据鲍威尔的观点，2007-2009美国的经济衰退，是由2000年左右的房地产泡沫所引发。 基于危机三角模型，安邦智库认为，高盛有关“美国经济对衰退近乎免疫”的判断，目前还难以确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并且在陈功先生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都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导致的资本过剩。“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与金融危机”所构成的危机三角关系，是影响甚至控制经济脉动的重要原因。从“危机三角”来看，资本过剩不仅是理论认识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还是造成过度生产的重要原因。在过度生产的世界里，资本过剩不会表现为通胀，而是会表现为债务和库存；此外，资本过剩还会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高企（如股票价格上涨）。 美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最快复苏，表现出高盛所认为的“对经济衰退免疫”现象，在安邦的部分研究人员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结构有关，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已经高度资本化，不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高度发达，很多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紧密相关。 这种情况下，资本过剩的局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美国市场的繁荣。即使是靠泡沫支撑的繁荣，在下一轮泡沫大破灭造成危机之前，资本过剩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衰退免疫”的表象。 03 高度富丽堂皇背后的巨大危机 危机三角模型的基本原理用一种简洁的形式告诉我们，大危机之后，就是一轮更大规模的建设潮，规模要大到能够覆盖原来的损失，而且还能满足和实现更加辉煌壮丽的“梦想”。这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带来了毁灭，而且还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国家能够拥抱这种可能性，有的国家则一沉不起，永远失去了再次起飞的机会。这种区别取决于政策的创造力，美国的地缘资本主义已经决定它肯定有条件去实现这一切，但其他国家则未必是这样。争议和冲突，建设窗口期的错位，都可能导致一些国家与新一轮的机会失之交臂。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决定了在大危机之后，明智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进一步的巨大投资会导致什么问题，而是要看谁能在后危机中存活下来，走的更远，而让别人先死。残酷吗？的确残酷，但别无他法，除非世界能够振作理性，在舍财取义方面达成书本上的那个几乎不可能的共识。 现实就是这样，就像美国病毒大封闭当中，众多示威者们打出的口号，病毒不会杀死我，饥饿会杀死我！不理性的做法，在看懂了之后就会发现，实际就是最理性的做法，争取“死在别人之后”的竞赛，已经鸣锣开跑，沉沦者留下的空间和市场，等待明智者去享有，账本上的数字也会跟随改变，一切又会显得再度光明而令人鼓舞。 至少有机会，继续向前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 经历疫情大动荡，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波动剧增，纷繁复杂的数据指标使得宏观的判断容易陷入“盲”海，在波涌大海中什么是相对值得关注的灯塔信号？笔者认为金融、基本面、跨境资本流动三大领域中分别有一个细节需要投资者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决定了货币政策所处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变化）、基建投资的统计核减（意味着一定的基建增量投资可能带来更高的同比增速）以及出境游政策的变化（出境游政策已经不仅是一个行业政策，其对跨境资本流动会有显著影响）。 一 金融领域：需要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目前脱实向虚和金融杠杆的个别衡量指标已经突破历史极值位： 脱实向虚而言，三月下旬AA一年期中短期票据利率（3.2%）相对一年期理财收益率（3.8%）出现倒挂且仍在加剧中，倒挂幅度已堪比2015年最深处。也就是说企业发债买理财（同期限，根本没有期限错配风险）已经有了确定性的套利空间，且套利空间仍在扩大中。 金融杠杆而言，三月下旬以来，随着超低短端资金利率的出现（低到1%以下），通过隔夜回购交易量占全部回购交易量比例所衡量的债市加杠杆行为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表明债市加杠杆成为了其主要的交易策略，而非资质下沉与加久期。 以上二者都表明，货币政策需面对的金融环境已经复杂化。三月中旬之前，货币政策的任务是“救死扶伤”，避免经济出现休克、流动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因此可以不顾一切的“宽松”。但是当下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需要在控制脱实向虚、继续降低融资成本以及系统性杠杆的稳健性之间取得平衡。2015-2016脱实向虚的后果直到今日仍未完全处理好，当年的一些疯狂行为仍历历在目，因此，央行需要做好全社会的宽松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二 投资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核减可能造成基建增速超预期 基建投资2020年的同比增速=2020年基建增量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在这个公式中，分子是明确加码的，预计2020年新增基建投资资金有望达到2-4万亿（专项债3.5万亿左右，70%用于基建；特别国债5000-8000亿用于基建），分子虽有分歧，但至少的清晰的，目前的关键在于分母的不清晰。目前整个资本市场都在用18万亿这个数据来代表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统计局都停止公布了行业投资规模细项，只公布同比增速，这个数据是根据2017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投资规模乘以两年同比推算出来的。 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最大的统计环境就是挤水分（即核减）。按2017年固定资产规模63万亿，2018年5.9%的增速，2019年5.4%的增速，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该为70.5万亿，但是实际公布仅为55.1万亿，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计核减掉了15万亿，那么基建核减掉了多少？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细节有什么影响？其实对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核减了（它占GDP权重就低了），同比增速必然要高（一样的增量资金分子，分母变小了），但是二者相乘才是对于经济的拉动，这一点可能变化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社会和舆论对此并不会了解这么详细，如果因为分母核减，而出现了一个超预期比如20%左右的基建增速，这可能对社会预期的引导有偏差，相关部门和学者应该提早吹风和解释，避免不必要的舆论波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三 跨境资本领域：当下跨境资本平稳的重要缓冲池是禁止出境游带来的 疫情发生后，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缓冲池——由于暂停出境游所带来的旅行逆差缩窄达600亿美金/季。 中国的服务逆差每个季度近800亿美金，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旅行逆差600亿美金，（即中国人出去旅游所花在国外的钱，本质是资本流出），出境游的暂停等于每个季度额外多了一个资本缓冲池（600亿*7约等于400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疫情严重但是我国一季度整体跨境资本、结售汇以及外储大体平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三月上旬全球离岸美元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人民币相对贬的幅度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常时期，外汇储备的季度波动大概就是200-400亿美金；2019年外资史诗级大幅增持中国资本市场，平均一个季度流入600亿美金左右；因此可知600亿美金体量不小）。 因此，对于出境游的放开或停止，这并不单单是一个文旅部的事情，这对金融市场也有重要影响，有两种考虑。 1、求稳。在海内外经济和资本市场动荡完全消退之前，虽然所有的疫情管控措施都将随着疫情缓和而逐步放开，但最稳健的做法是最后放开出境游，这样为国内争取跨境资本平稳的时间稍长一些。 2、尊重规律。另外一个视角，如果疫情早已消退但最后很迟才放开出境游，很可能造成出境游的报复性反弹，从而加大的前后一个季度的资本波动，可能达到千亿美金幅度，因此出境游的放开不应太迟。 政策到底选择哪一种，需要综合评估当时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但无论如何，出境游放开已经不是简单旅游行业的事了，需要纳入金融考量。 四 未来一个月，两大关注点 第一，5月22日的两会定调以及重要的逆周期参数的确定。目前的市场预期比较清晰的是赤字率3.3%-3.5%左右、专项债3.5-3.6万亿左右，特别国债的预期分歧较大。赤字率和专项债的数字如跳出预期区间将会产生预期差效应，特别国债主要是预期落地； 第二，6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review释放的中美关系信号，如能展期和结构变化（两年增加2000亿美元进口总量不变，但今年少买一些，明年多买一些）都算是非常难得的情绪利好；如不然，恐有表态上的情绪利空。基于今年美国大选+疫情冲击经济的交织背景下，特朗普可能的做法是在贸易协议上积极推进（做的好的需要成绩单——稳定经济外需同时获得中美两年谈判的阶段成果来助力大选），同时疫情问题上对华施压不断（做的不好的需要撇责——民粹主义下的政治泄压和撇责动能增强），弱市之中更关注利空，因此下半年仍有风险偏好受中美关系压制的担忧。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引人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回应”了近期资本市场的热点事件，比如金融委明确提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金融1号院”现将会议重点内容梳理如下，供投资者参考： 重点一：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以“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 重点二：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 重点三：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重点四：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重点五：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重点六：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创造有效需求保持流动性充裕 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将继续加强逆周期调控力度，激活经济增长点、释放经济潜力。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和加大公共支出。此外，一系列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政策将出台实施，大力促进内需加快恢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因为目前来看，疫情对经济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前期，国内消费、投资受影响比较大；后期，全球疫情尚未结束，预计二、三季度外需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未来提振需求的关键在于保就业，而要保就业就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就需要适当扩大内需。从这个角度来讲，继复工复产之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将是创造有效需求。 恒大研究员任泽平团队也认为，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成为全球复产复工最快的避风港，二季度经济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恢复，全球投资者对A股、中国经济的信心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任泽平团队也提到，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建议从以下几大方面着手：一是在推进防疫常态化的同时，尽快有序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防止一刀切、不计代价控制疫情的倾向。二是启动以新基建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三是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增信等力度，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并确保落实到位，特别是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活服务业行业和出口企业。四是通过以工代赈、加强创业支持、研究生扩招、开发临时岗位等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稳就业工作。五是推进房地产政策回归稳健中性，要充分发挥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功能。六是以落实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已制定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方案 会议提到，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资料显示，我国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超过50%，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长期以来，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增加金融供给主体，有助于填补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市场，从而优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从长远看，要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加大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中小银行更好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包括加大了股东股权违法违规乱象治理力度，稳妥开展高风险机构违规股东股权清理整治。 不过，曹宇也强调，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加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仍任重道远。他介绍，当前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加强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开展公司治理评估，强化“三会一层”履职监督和问责，优化股东结构，严格把关股东资质，规范股东行为。而银保监会发布了股权管理办法和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也为推动相关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 近日，个别中概股财务造假事件备受瞩目。对此，近一个月来，金融委已三次重磅发声，要求坚决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 此次会议也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曹宇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性质恶劣、教训深刻，银保监会将坚决支持、积极配合主管部门依法严厉惩处，对财务造假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共同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环境。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合规、诚实守信是我国法律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真实、完整、如实地反映企业财务会计情况，是所有企业的法定义务。 尊重契约，理清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近期，“原油宝”产品投资出现较大亏损，引起市场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对此风险事件高度关注，第一时间要求中国银行依法依规解决问题，与客户平等协商，及时回应关切，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中国银行尽快梳理查清问题，严格产品管理，加强风险管控，提升市场异常波动下应急管理能力。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国银行方面也回应称，我们将以对客户认真负责的态度，持续与客户沟通协商，在法律框架下承担应有责任。同时，中行正在全面梳理审视产品设计、业务策略和风险管控等环节和流程，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隐患。与此同时，中行继续与客户保持诚挚沟通协商，始终与客户站在一起，尽最大努力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受当前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提醒金融消费者进一步增强投资风险意识。银保监会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银行进一步加强账户类产品风险管控，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闫立良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在4月28日下午召开的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新证券法背景下的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线上研讨会”上，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我国的银行、资管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已经取消外资限制，外资机构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很愿意参与进来。图片制作/郑凯鹏 康勇认为，国内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一定会加速增长。外资机构像一些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现在最大的顾虑不是中国市场够不够大，而是能不能有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实，今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等法律和政策，也都强调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我们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宣传和沟通，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政策。” 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新证券法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康勇提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资本市场的改革，必须要循序渐进。 康勇认为，《证券法》的修订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去年科创板正式试点注册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年3月1日，发改委和证监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发行开始施行注册制，近日深改委也宣布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注册制改革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未来中小板和主板全面实行注册制也将并不遥远。同样，《证券法》的全面落地实施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要与整个市场发展步伐相一致。 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尽职尽责。 康勇表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监管机构，也包括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等各个参与主体。注册制的核心就是高质量的信息监管和信息披露，需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这是新《证券法》实施包括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基础，需要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共同维护好。 新《证券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责任监管，包括加大对这些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康勇介绍，中介机构普遍认为加强监管有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定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康勇提出，创新型的新经济、数字经济包括像AI、大数据等，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次疫情当中，可以看到AI、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力量对整个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咨询机构发展最快的一块业务就是帮助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康勇介绍，数字化转型包括公司战略、公司运营、公司财务、组织架构等各个方面，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步推进的注册制改革，对帮助高科技公司融资，促进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编辑 上官梦露）
[摘要]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快工作节奏，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以“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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