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 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坚守科创板定位，突出“硬科技”特色，评估完善注册制试点安排，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增强监管的全面性、一致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监管不到位的金融改革举措不能贸然推出。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金融改革行稳致远。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对触及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对恶意规避退市标准的予以严厉打击。 中国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在持续增大。仅2021年1月，北上资金净流入就达992.15亿元。就在资本市场逐步绽放光彩之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简称《方案》)发布，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把资本市场发展放在整个大市场体系中加以谋划和部署，以完善资本市场“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 用金融的眼光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是“钱跟物走”；但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下，配置方式变为“物跟钱走”。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的含义。血脉通，增长才顺畅。而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资本市场。按照新发展理念，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要向更加有效、更具创新性、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这需要通过资本市场中的投资交易活动来甄别发展方向。因此，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及时高效，形成“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机制，对于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此次《方案》重点强调了资本市场入口关——股票发行注册制，出口关——常态化退市机制，理性定价者——机构投资者，并且强调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金融改革行稳致远。这些都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前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亟需完善的“补短板”之处。 基础制度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底座。当前，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初步确立，新证券法正式实施，科创板推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退市机制正在健全等一批标志性的基础制度改革落地实施……一批一揽子基础制度改革次第落地，基础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进一步增强，“建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和发达市场比，我国资本市场还有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在市场机制领域，一些和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注册制改革不配套、不协调、不连续或者缺乏操作性、不简化的制度还亟需完善。 根据《方案》要求，2021年，资本市场“建制度”将要向更深更广处发力，更强调制度的完备性以及公平竞争；更强调发挥市场内生机制作用，完善“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机制，统筹推进投资端和融资端改革，以改革稳定市场预期。 在市场建设方面：在融资端，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投资端，大力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并将夯实市场内生稳定机制，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在监管方面：以新证券法的落地为引领，加大了相关制度供给，下一步重点是抓落实。监管一方面要“退一步”，全面清理“口袋政策”和“隐性门槛”，减少管制，还权于市场；另一方面又要“进一步”，落实监管“零容忍”，立体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消除监管真空，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当然，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产权保护机制、公平竞争体系、信用制度、整体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匹配。因此，需要各有关方面密切沟通，加强协同，形成合力。也正因如此，《方案》强调了“大监管”理念，规划了“大监管”格局。相信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随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夯实，市场发展将迎来春色满园。(祝惠春)
“扎实推进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实落地”。1月28日召开的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下称“会议”）上定调了今年资本市场的重点工作之一。具体内容包括“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稳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等。 笔者认为，上述工作重点不仅是资本市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具体体现，同时也表明了“改革”和“开放”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承担着资本市场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任。 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条件逐步具备。会议提出，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 “经过科创板、创业板两个板块的试点，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去年10月份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时表示，“选择适当时机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着力提升资本市场功能。” 笔者认为，随着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落实落地，注册制在全市场推进的速度也会加快。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优化市场环境的重要抓手。会议提出，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 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质量来体现的。因此，一直以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都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证监会也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年10月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正式发布，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其中明确提出“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深化退市制度改革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12月31日晚间，上交所、深交所发布了修订后的退市规则，这份被市场形容为“史上最严退市制度”的实施将加速A股市场的优胜劣汰。 稳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形成与国际金融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全面放开，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顺利落地。QFII/RQFII全面取消额度限制…… 在2020金融街(行情000402,诊股)论坛上，易会满表示，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证监会将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从管道式、单点式向制度型、系统性转变。笔者认为，制度型开放是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阶段性成果。在“十四五”时期，制度型开放将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推进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融合。 可以预见，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将相互促进、协同发力，共同护航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之旅。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下称“方案”），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特别是，把资本市场发展放在整个大市场体系当中加以谋划和部署，有助于增强改革合力，达到协同促进效果。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是2020年11月2日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当时一起审议通过的还有《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等。出台这些改革文件，目的是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所以，我们务必从全局高度来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任务，坚持务实有效、力求高效，防止走偏或力所不及。 第一，资本市场与其他四大要素市场都有紧密联系，具有极高的信息敏感度，要发挥好资本市场价格机制的反馈作用。 把资本市场与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市场放在同一章节安排部署，体现了对要素市场发展的系统性思考和长远规划，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应当充分考量与整个要素市场体系的协调。 资本市场的主体主要是上市公司和各类投资者。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配置，只是基于行业属性和市场定位的不同，五大要素配置的比例和情境不同而已。可以说，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成果；而经营者需要对这些要素价格变动的曲线熟稔于心，随时调整经营策略。投资者主要基于上市公司价值判断，以资金进出的方式参与资源配置。同时，资本市场价格波动也会作用于其他要素市场，促使其他要素市场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及时有效，对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所以，此次出台的“方案”重点强调了资本市场入口关——股票发行注册制、出口关——常态化退市机制、理性定价者——机构投资者，并且强调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既要把合适的投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也要防止买卖双方非理性博弈，通过信息透明、监管透明、严刑峻法保证市场秩序稳定，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 第二，全面性市场体系建设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将与资本市场内部改革形成呼应效果。 资本市场发展需要产权保护机制、公平竞争体系、信用制度、整体营商环境的匹配。“方案”在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方面，明确了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要求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在海南省、深圳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行准入特别措施，并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放宽准入试点；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增强审查刚性约束，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这些措施将促进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在准入平等、标准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真正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调整生产和流通，提高效率，优胜劣汰。 “方案”在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方面，明确了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措施，这将倒逼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服务机构等聚焦主业，加快创新步伐，提高生产、经营、服务质量。这与证监会推动的上市公司提质行动、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行动是一致的。很多上市公司是行业领先者，这一群体在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肩负着重任。上市公司在提升经营绩效的同时，还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稳定回报，这也是改善和提升市场环境的重要内容。 所以，中央部署全面性市场体系建设，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条件，有望形成资本市场内外联动、相互促动的改革发展局面。 第三，“大监管”部署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守法意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方案”强调了“大监管”理念，规划了“大监管”格局。在推进综合协同监管方面，规定了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明确了对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强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方案”还就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体系作出规定，对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监督作用、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等制定了基础性条款，还重点规定了对监管机构实施监管的措施。这些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制定细则，织牢行政监管、自律监管、舆论监督、市场主体自我约束的监督体系，与严格执法形成相互衔接配套的依法治市体系，促进各个市场主体和监督部门依法办事、依法行权、依法维权、依法竞争。 “大监管”与“大市场”是相互匹配的，各个市场环节都依法有效运转，才能建立平等、公正、开放、诚信的大市场，各个市场主体才能有更大的获得感。我们相信，资本市场也将在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进程中取得新的成就。
“扎实推进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实落地”是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之一。在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实施注册制的关键之年，这一中心思想意味着资本市场既要在制度上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经验，又要在实践中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地行稳，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闸门”，并吸引红筹企业回归。由此，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有望得到强化，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融资需求之间的适配性。 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 2020年10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时表示，经过科创板、创业板两个板块的试点，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截至2020年年底，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超过200家，IPO融资额突破2900亿元，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占比约55%，产业集聚效应凸显。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下已有74家IPO、131家再融资、6家重大资产重组注册生效，63家公司成功上市，成长性、创新性特点突出。 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证监会在系统工作会议中明确，要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就是将股票发行上市完全交由市场决定，监管部门将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在维持基本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运行的合理性；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就是要借鉴他山之石，完善现有制度不健全之处，完成市场彻底性的改革，保证注册制下的市场安全稳健运行；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就是要依循中国实际国情和中国经济特点，按照“十四五”规划，借由注册制的全面推行构建一个更加高质、有效、绿色的金融体系，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退市新规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 “注册制改革全覆盖需要对市场和监管生态进行整体重塑，关键点在于两大外部条件和三大内部支柱。”田轩进一步表示，两大外部条件分别是完善的法律法规环境和投资者保护环境，三大内部支柱则包括事前公平的准入制度、事中完善的信披制度、事后严格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建设方面，应该要丰富相关退市指标，完善配套机制，落实强制退市政策，畅通后续通道。通过多维度、循序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注册制股票市场。 2020年12月31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退市新规并实施。“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在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上被提及。 到2月2日，史上最严退市新规运行已满月，这一个月中，4家上市公司走到了退市的边缘。其中，*ST航通选择了主动退市，*ST金钰进入退市整理期，*ST天夏、*ST长城触发“一元退市”标准已停牌，多元化退出渠道畅通成效逐渐显现。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对此表示，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一进一出”的有效实施，需要资本市场有“优者进、劣者出”的功能，因此无论是新股发行制度还是退市制度都应该是高效的，否则资本市场难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新一轮的退市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完善“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市场生态的重要路径。 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 注册制对新股发行条件的逐渐放宽，使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成熟资本市场靠拢。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同时，使得海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回归的障碍被扫除，稳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活力。 2020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证监会已与65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并于2007年签署国际证监会组织《磋商、合作及信息交换多边谅解备忘录》。 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对资本市场跨境监管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因此，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中强调“积极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实际上是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打下基础，体现的是中国证监会对于打击财务造假行为、防范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维护各国投资者权益的决心，也是对外开放、共同发展的诚意。 “在国内资本市场日趋国际化，同时，国内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频繁在外投资的大背景下，境外上市的公司如果在国内发行CDR、投资者在境外投资以及境外投资机构在国内市场从事投行等中介服务乃至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的公司在境外涉入违法行为，都会涉及到跨境监管执法、司法及国际协作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吸引力不断增强，监管手段和司法程序需要与之相适应。跨境监管执法协作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必然手段。
进入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进行资本补充延续了去年以来的热度。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已有多家银行成功发行二级资本债，无论是发行数量还是发行规模均较去年1月份有所增长，尤其是今年1月份的发行规模高达410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14亿元。 国海证券(行情000750,诊股)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靳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1月份以来，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延续了增长态势。2020年疫情发生后，银行资本金消耗较快，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已成为不少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方式。在监管层关于“拓宽银行资本金发行渠道”政策的引导下，发行二级资本债仍将是众多银行后续融资的重要工具之一。 3家上市银行合计发行 410亿元二级资本债 刚刚过去的2020年，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范围和力度持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共有57家银行发行71只二级资本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6000亿元大关，达6112.9亿元。 进入2021年后，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热情不减。据中国货币网披露的信息显示，今年1月份，已有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港股01398)、渤海银行(港股09668)和晋商银行(港股02558)成功发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分别为300亿元、90亿元和20亿元；3家银行合计发行二级资本债达410亿元。 与之相比，2020年同期发行二级资本债的银行仅有2家，合计发行规模仅为14亿元。对比可见，不仅今年首月发行二级资本债的银行数量超过去年同期，发行规模更是出现激增，达到去年同期的29.29倍。 信息显示，上述3家发债银行的评级均较高，主体信用评级均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此外，工商银行及渤海银行此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晋商银行此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在加快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背景下，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补充资本的形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所重视。邮储银行(行情601658,诊股)(港股01658)日前对外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同意在取得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未来两年内发行不超过15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 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港股03328)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需要提升资本充足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二级资本债作为银行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虽然无法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但因其发行相对便利，仍是银行补充资本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已发行二级资本债的银行也在发行公告中表示，二级资本债的市场化发行具有一定的资金成本优势，将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快速补充资本总额。 今年1月份发行二级资本债的3家银行均为上市银行，除“A+H”股上市的工商银行外，渤海银行与晋商银行均为H股上市银行。靳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解释称，前期受“包商银行减计”的影响，机构在投资银行二级资本债时要求变高，导致部分中小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受到一定影响。未来，打破刚兑信仰是银行业发展的大方向，中小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也会相应出现分化。“但也不必过分悲观，随着市场信用风险的下降，后续中小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数量也会边际性回暖。” “补血”工具多样化 银行补充资本屡有斩获 除了二级资本债方兴未艾外，进入2021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对资本补充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外源性资本补充的IPO、定增、永续债等发行途径也在1月份各有斩获。 2021年1月21日，重庆银行(行情601963,诊股)(港股01963)完成A股上市申购，近期将上市交易。此次重庆银行公开发行A股约3.47亿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每股发行价格为10.83元，远高于该行每股6港元的H股发行价。通过此次A股发行，重庆银行实际募资37.63亿元。 2013年11月份，重庆银行完成H股上市。此次成功发行A股后，不但使A股上市银行数量增至38家，重庆银行也将成为第15家“A+H”股上市银行。此外，上海农商行、齐鲁银行、绍兴瑞丰农商行的A股IPO均已过会，年内或将有更多中小银行登陆A股市场。 另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永续债和定增方案在1月份成功发行或获批通过。在监管部门大力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补血”工具也愈发多样化。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银行的“补血”途径越走越宽，涵盖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一方面有利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提升自身资本实力，另一方面有利于银行开展中长期业务，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张歆 1月下旬，虽然京沪粤的气温相差悬殊，但是其金融“热力图”却十分相似。在三地各自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资本市场是三地金融关键词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注意到，北京“两会”的部署“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这也是北京市连续数年的坚定表态；上海“两会”从制度建设和企业培养的中观、微观两个维度入手，表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广东“两会”对于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划涉及最广，包括“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肩负着资源调配的枢纽职责，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功能的发挥，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增效和产业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成份股”，其质量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沪粤可谓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共性颇多。2020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56.9%和58.5%；金融、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全国共有32家企业作为第一批精选层企业集体挂牌，北京市占据6家，挂牌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的精选层45家企业中，北京市企业为8家，占比18%，仍排名第一位。 上海市去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日均新设企业1665户、增长12.8%，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正是上海市支持“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底气。 广东省2020年GDP已经超过11万亿元，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金融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广东省肩负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将更为直接、高效。 此外，京沪粤作为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场的“地理意义”所在地，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内部的重要枢纽，自然需要更多的肩负起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区域职能。其中，由于转板制度即将开启，新三板的承上启下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因此，新三板市场改革被北京和广东“两会”直接点题，被上海“两会”纳入题中应有之意。 笔者认为，对于京沪粤而言，未来三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同频共振，同时应充分发挥其对于各自经济发展辐射区域的引导、带动作用，让资本市场“热效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广度充分发挥。
1月下旬，虽然京沪粤的气温相差悬殊，但是其金融“热力图”却十分相似。在三地各自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资本市场是三地金融关键词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注意到，北京“两会”的部署“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这也是北京市连续数年的坚定表态；上海“两会”从制度建设和企业培养的中观、微观两个维度入手，表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广东“两会”对于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划涉及最广，包括“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肩负着资源调配的枢纽职责，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功能的发挥，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增效和产业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成份股”，其质量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沪粤可谓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共性颇多。2020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56.9%和58.5%；金融、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全国共有32家企业作为第一批精选层企业集体挂牌，北京市占据6家，挂牌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的精选层45家企业中，北京市企业为8家，占比18%，仍排名第一位。 上海市去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日均新设企业1665户、增长12.8%，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正是上海市支持“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底气。 广东省2020年GDP已经超过11万亿元，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金融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广东省肩负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将更为直接、高效。 此外，京沪粤作为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场的“地理意义”所在地，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内部的重要枢纽，自然需要更多的肩负起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区域职能。其中，由于转板制度即将开启，新三板的承上启下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因此，新三板市场改革被北京和广东“两会”直接点题，被上海“两会”纳入题中应有之意。 笔者认为，对于京沪粤而言，未来三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同频共振，同时应充分发挥其对于各自经济发展辐射区域的引导、带动作用，让资本市场“热效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广度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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