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新冠疫情强化的历史趋势之中，数字经济可谓最为亮眼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对实体产业的冲击非但没有影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因其带来线上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后者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然而祸福相依，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垄断问题日益凸显，侵害消费者权益，危害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久前甚至因为不满政策监管，出现了一司（脸书）锁一国（澳大利亚）的奇观，平台企业的影响之深之广十足令人侧目。 如此情况不能不引发多方面的强劲反弹。在汹涌民意的支持之下，全球范围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浪潮席卷而来。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2021年2月7日，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制定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部分大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业已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过程中。从二十年平台经济发生发展的趋势看来，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驱动则为技术进步，外观呈现网络效应，对于我们而言，反垄断已由“远在天边”前驱到“近在咫尺”，需要认真对待。 反垄断法：动态演进的政策性法律 应当说，垄断对于东西方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先贤孟子就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画，“有贱丈夫焉， 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点出了其不当利用优势开展竞争的本质，而当时确实也已经“有司者治之、征之”。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垄断、反垄断法并非由此而来，而是源于对西方法律的引入继受。因此，判断反垄断的行业影响首先需要对这套反垄断法律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维护一国（一个司法区域）市场竞争秩序稳健有效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向来有着“经济宪法”的美称，不过其定位也需辩证看待。 回顾历史，某项法律之所以能被认可而广为执行，或者是国家对市场约定俗成原生秩序的接受（如民法等），或者是立法机构对百姓心中道德律令的挖掘转化（如刑法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律是被发现而非发明出来的，即使这样，其有效性也需要时间的考验与锤炼，类似民法刑法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法律条文，其渊源可追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反垄断法则与此不同。以全世界反垄断法的“母法”——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例，彼时，底层民众、中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纷纷掀起了诸如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格兰奇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等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抗议浪潮，政府也不得不以相关法律的出台予以回应。但是这部以回应政治诉求为主的法律也始终充满了政策性质，并将其影响带给了前来学习的其他国家，政策性质也因此成为了反垄断法的底色。 当一部法律充满了政策色彩时，它又会主要呈现哪些面貌？首先，不同于一般法律，反垄断法充满了政策的时效性，其制度要素因“与时俱进”而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制度规范与规制对象的脱节并不仅仅是平台经济的个案，事实上，早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之初，法律就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而是将其留给司法机关进行个案判断。当我们衡量反垄断法对行业影响时尤其需要关注此点，按照一般法律执行“套路”回应则有可能南辕北辙。 其次，也因为其政策性质，反垄断法还与其他政策存在竞合关系，过去主要是产业政策，现在更多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安全等。在竞合过程中，反垄断的一些精神和原则有可能会被其他政策吸纳并贯彻，但也存在其作用被杯葛的现象，比如先前各国执法机构对大型平台的“姑息”就源自保护创新的考量。并且在实践中，反垄断与其他政策各有专门的执法机构落实，其执行力度也需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配合。 最后，同样是由政策性质决定，甚至这种政策还具有“经济宪法”的性质，这往往会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是高层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很多时候是由民众短期内集中反映引起，执法机构本身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则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高强度作业。二是非常态化，垄断是市场秩序失衡的病态反映，然而这种病态的认定与否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病态不可能长期持续，带有主观色彩的病态则更不能。 除了规范文本外，对法律的透彻理解还需要观察制度执行。在反垄断领域，主要的执法类型包括罚款/征特别税、拆分和公有化，威力固然不小，但也各有缺陷。对于罚款/征特别税来说，由于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支付的成本很容易被转嫁出去，并且对于政府来说，只获取收入而不真实解决问题也是对公信力的伤害打击。 对于拆分来说，前提是对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市场有充分了解甚至是具备“上帝视角”，考虑到平台企业结构的复杂性，纵使其负责人也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另外，即使做了拆分，其作用也不好确定，比如在为数不多的前期案例中，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曾被认为是推动了通讯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反垄断目的，然而真相却是技术创新而非行政执法才是打败垄断的真正功臣。不仅如此，拆分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也被各种非议，这种执法措施也就因此在大多时候被束之高阁。 罚款、征税、拆分都不好使，公用化是不是个好的出路？在美国，已有学者提出由各类公共组织而非私人掌握对大型平台的控制，我国前期也有类似声音传出。然而，一方面，公有化并不适合于所有领域，特别是需要市场进行充分竞争的领域，另一方面，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众、乃至反垄断法自身的价值追求相悖。 不过，执法措施过于“刚猛”的意思并不是不能用，而是不会常态用，在具备民意基础的当下，反垄断执法也确实是悬于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另外，实践中也出现了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对特定技术产品编写专门规范等新的执法趋向，总之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短期承压与长期平稳是看待反垄断的一体两面，需要辩证把握。 平台经济：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波澜不惊最多小打小闹数十年后，反垄断领域突然风云际会，狼烟再起，主要因素就是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崛起，并且其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而呈现为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而这正是反垄断所面临的新问题。 过去，反垄断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节点日益丰富，网络化趋势明显且呈现强大的自我演化能力。一方面，以大型平台为代表平台经济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吸纳整合网络化资源而自我强化。因此，反垄断所面对的其实已经是作为网络化的社会现象，其问题并不仅在于个别大型平台及其行为。 本来，反垄断已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理论革新对垄断状态的再解释而归于沉寂。这是因为，在早期反垄断观点看来，市场是实现充分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方式，所以才要打压害群之马，维系理想市场结构。然而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并论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经历诸如“泰勒革命”、“福特流水线”等管理革新之后逐渐成为创新和效率的倡导者而非过去的阻碍者，害群之马因此成为宝马良驹，企业与市场并列而为组织经济的两大有效手段，上述理论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行为于是替代结构成为反垄断的关注对象，后来还由于行为及其后果判断的不确定性（不能精确判断哪些行为构成垄断、对其规制是否有效等），反垄断在行为主义指导下走入冷却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今，这一行为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替代潮流因平台经济的崛起而遭逆转，平台快速崛起而为新的组织经济手段，不但与市场、企业三足鼎立并且呈现旺盛的发展潜质。以欧盟《数字市场法》法案为代表，大型平台被赋予“守门人”等特殊角色，结构主义以新的形式再次回归，同时也代表反垄断执法在当下一段时间内将更趋严厉。 反垄断的上述转向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大型平台的出现并不仅是企业类型的简单增加，其所代表的平台经济不仅代表了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是日益活跃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具体到反垄断领域，平台经济的优势早已不是体量规模，而是技术及其商业应用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渗透并因此成为公共设施甚至是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经济的触角极大延伸，结构日益复杂，并且由此建立的优势还会自我强化和发展。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首先在于打破了垄断优势不可传导的经验。过去反垄断放松管制的一个理由在于企业在原有市场的优势不可在领域之外无限复制，当其扩展至发展的“天然边疆”后就自然停顿，市场效率也在此时达到“最优”。然而平台经济往往是双边甚至多边，在原本规模优势的加持之下，当基础生态搭好之后，对周边领域的蚕食鲸吞自是水到渠成之势。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第二重挑战在于数据要素的加入。一则，各国现行法律对于数据权利的归属并没有理想的规定，理论阐释也还未臻于完善，对大型平台的反垄断执法很难做到“口服心服”；二则，数据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也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价值上也有安全与效率的两难；三则，大型平台将数据与算法、算力优势结合，对中小企业建构护城河，对消费者进行歧视待遇；不仅如此，大型平台如苹果等甚至反向操作，利用数据安全（隐私伞）作为竞争优势，反垄断由此还可能面临与数据安全政策的竞合。 另外，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还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文化以及资本对这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传统企业对当下利润的追逐，平台经济更重视所谓“长期价值”，在资本的加持下，国外如亚马逊国内如淘宝等都忍受了长期的亏损期，并因此造就了其成功的神话。本来，价格是触发反垄断的重要信号，然而在可以长期亏损的平台经济面前，这一信号却失灵了。并且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被排除在这个资本游戏之外，成为砧板上待价而沽的鱼肉，这无疑对市场创新生态有着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最后，平台经济垄断优势的“坐大”也离不开技术因素的影响。一则，平台经济的驱动因素是技术，社会规范的进步源泉是经验，相对于经验，技术的推动作用无疑更强，在很大程度上，平台经济垄断就是技术等因素推动下自我演化的网络化趋势得不到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规范有效治理所产生的后果。 再者，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一直面临着促进创新的压力，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各国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不同，但在需要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当今世界，执法者普遍对大型平台尤其是本国平台“投鼠忌器”。毕竟，未来技术发展主要呈现为融合创新，大型平台无疑最有实力和动力来推进。这也意味着反垄断立法执法未来可以考虑“去道德化”，不一定以企业状态或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否负面为前提条件，而是以发展后果是否侵害反垄断保护法益为主，“对事不对人”。 具体到各个国家，反垄断所面临的平台经济挑战还是有强有弱，笼统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挑战要大于我国。一方面，其司法区域内的平台经济生长于私有制的土壤之中，缺少公有制经济和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大型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组织和运用能力甚至优于政府，这对兴起仅一两百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国平台经济仅投资端依赖全球市场，国外大型平台如脸书、推特、亚马逊等投资和消费都在全球开展，对其反垄断规制不仅涉及多国协调，其中甚至还存在大型平台向相关国家寻租乃至勒索的情况。这样，在维护竞争、促进创新和保障安全等多重价值的纠结中，在本领恐慌和地位替代的忧思中，欧美国家平台经济反垄断将不断“进两步、退一步”，其影响不仅直接涉及我国企业海外业务，也会以法律继受的方式间接作用于我国其他相关市场和企业。 金融反垄断：外部挑战内部化 无论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还是因为在跨时空、跨主体调配社会资源对国计民生的服务作用，亦或是因为收益获取与风险暴露时间错配产生的财富幻影，金融都是平台经济志在必得的“流奶与蜜之地”，由此也意味着平台经济反垄断风险也将顺势传入金融领域，对从业企业合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行业此前并非反垄断的传统领域。在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之初，反垄断规制领域仅包括贸易及商业领域，生产制造甚至都不在其中。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公有制在传统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金融行业长期没有经受反垄断的压力（仅有零星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金融领域与反垄断的正面遭遇正是起于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的“野蛮人”叩门。 因为反垄断压力主要是从外部而来，其影响大小轻重也就主要沿着传导的作用链条而展开，这样，在相关业务领域中，支付自然首当其冲。首先，由于与电商、社交、文娱等交易的密切结合，支付最易从互联网领域向金融领域渗透，其次，进入金融领域后，支付也最容易向信贷、理财等业务延伸，其持牌也最具有性价比，第三，支付作为金融领域少见的高频交易，能够留存大量且有价值的数据，这点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中尤为关键，最后，也由于支付的上述作用，其也可被看作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竞争手段而成为平台企业的“标配”。 从平台企业优势投放的路径来看，渠道将成为反垄断关注重点。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专业能力和品牌信誉，大型平台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平台及其产品生态，并且由于金融并非高频交易且此次商业模式革命（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主要由大型平台定义，这种优势鸿沟甚至难以跨越。 结合前期情况，大型平台的发售渠道对于线上渠道薄弱、地理上偏居一隅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意义尤其重大。在大型平台借此扩展生态、补充资金的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同样摆脱了监管基于物理条件的控制，看似两全其美的同时却也滋生了相应风险，其与大型平台的联姻在过去是资产，在未来则可能是负担。 总之，由风险产生路径决定，反垄断在金融领域的压力首先会由大型平台承担，但其他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或者是因为模式相似、或者是因为业务合作、甚至是因为整个监管环境的进一步趋严而同样承受压力。但从结果来看，反垄断结合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归科技、金融的归金融”这一趋势，科技企业需要回归理性，金融机构则需要抢抓先机。 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的反垄断及其影响 诚如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斯纳法官所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反垄断既面临有效规范外部对象的压力，也存在从理论建构到执法手段全面革新的需求，其处理的案例虽然立足当下却也影响长远。放眼未来，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历史进程中，相关行业领域可能存在如下趋势： 首先，从制度执行情况看，反垄断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只针对若干企业，但所有相关企业乃至行业都将承压。然而反垄断毕竟还面临与保护创新等的协同，并且作为将来创新主要模式的融合创新也还需要大型平台的参与支持。事实上，针对作为网络现象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措施自身也需要网络化，需要与其他政策执法结合而常态化，考虑到成本及确定性，其近期可能的方向是行为监管（包括行业反不正当竞争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另外，对大型平台监管的经验也会沉淀，行业在经历疾风骤雨之后，可能迎来连绵不断的梅雨时节。 其次，沙盒监管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监管沙盒一方面固然为企业提供了业务创新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促使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随之同步进化，这对规则执行变动不居、平台经济问题丛生的反垄断来说不啻一曲福音。另外即使是已经成熟的业务，在大型平台加载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在大而不倒及根治问题的取舍中，沙盒监管确实能提供效率最高、影响最小的解决之道。 最后，市场化监管辅助机构，特别是监管科技企业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一直存在所谓律师与经济学家之争，能将其有效结合的专门机构凤毛麟角。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反垄断执法当局资源有限，其作用发挥自然少不了类似机构的辅助。另外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问题由科技产生，自然也主要应由科技解决，一些新的规制措施，比如前文提及的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如数据等）就需要智能合约等前沿科技的支撑。有理由相信，在解决了可用性、安全性和商业可持续等问题之后，监管科技有望搭乘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东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没有好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何以健康发展，投资者又何来长期投资回报，很多专家诟病审核制，认为证监会本末倒置，从监管者变成审美者，带来监管不到位，造假公司盛行，一直呼吁改革新股制度，实施注册制，证监会回归监管本位才能遏制造假公司的存在，可是注册制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新股质量都难以令人满意。 20年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统计数据尚没有出来，19年有一组统计数据，90家科创板公司均披露了2019年业绩快报。其中，70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其余20家公司则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有接近30%公司出现业绩变脸。上市公司面对业绩变脸，说法各异，有的是研发投资加大、有的是认为大环境变化、有的是竞争加剧，缺少部分公司有无法抗拒的因素存在，但少数公司问题在于上市前很多公司都是业绩高增长，少数公司怎么上市以后，拿到了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有了大把的钱就业绩更差了呢？这与上市前夕财务粉饰存在某种关联。 20年1月20日上市后一个月，优刻得(行情688158,诊股)没有使用募集资金就上演了业绩大变脸，根据其2月22日发布的2019年业绩快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2亿元，同比增长27.35%；但增收不增利，实现归母净利润2106.76万元，同比下降72.71%；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570.75万元，同比下降92.84%。《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无论是业绩与成长性，还是IPO募投项目，优刻得都有不少存疑之处，存在烧钱刷数据的可能。 注册制到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又如何呢？是不是有长足的进步，还是裹脚不前，截至目前，尚没有业绩统计数据出来，但是11家创业板拟上市企业被抽检，5家赶紧撤材料，近50%的企业禁不起证监会的现场抽签，选择临阵脱逃，缘何临阵脱逃？总会有上市公司的难以告人因素，等待上市的公司质量之差令人忧，究竟有多少公司是想乘机浑水摸鱼或者是滥竽充数，令人生疑。等待上市公司质量如此之差，而上市过会率又如此之高，鲜有否决上市的案例，上市公司的质量又会好到哪儿去，这不是坑投资者吗？ 注册制以后，上市公司上市审核权下放到沪深交易所，可是注册制下，对于交易所审核人员的审核质量缺少有效的监管，这种法律制度下，审核人员很自然会放松审核尺度，只要不是存在明显的硬伤，可能就不会出现否决上市，这就难免带来交易所层面的把关不够严格，带来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像科创板就出现交易所通过，证监会否决注册的案例，19年8月31日消息，证监会日前对外发布了《关于不予同意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恒安嘉新也成为第一家被证监会不予通过的科创板注册企业。 注册制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降低上市门槛增加包容性成为市场共识，并采用5套标准，包括从市值、营收、现金流、净利润和研发投入等指标，对业绩波动给予更高的容忍度，只要符合5套标准中的一套，就可以成功注册上市，这等于是放宽了原有的财务标准，可能隐藏着更多的业绩波动风险，另外科创板和创业板定位于高科技初创型公司，审核人员缺少专业知识，实际上也很难甄别问题公司，因此美国注册制聘请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 正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才让很多问题公司愿意冒着风险，希望放手一搏，妄图蒙混过关，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依靠证监会现场抽检提高排队公司质量，化解IPO 堰塞湖不是治本之法，毕竟不可能经常现场抽检，关键是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证券法已经颁布实施，最大看点就是大幅度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对于主动撤回的公司也要进行继续核查，如果存在问题，需要严厉惩治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才能避免问题公司前来浑水摸鱼赌一把，反正过会上市就是一夜暴富，没有上市也不会有大的损失，对于业绩变脸的公司需要进行抽检，出现财务粉饰蒙混上市，一律退市处理，并严厉惩治中介机构，可以处以暂停1年以上的保荐承销业务，敦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1月18日发售的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基金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达到6.25%。根据此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为150亿元人民币测算，约有2398.57亿元资金抢购该基金，成为公募基金史上首募认购金额最高的产品。 这场基金申购的火爆，背后反映的是2020年基金的高收益。据Wind数据统计，2020年全市场7438只基金共盈利1.93万亿元，有40家基金公司旗下产品的盈利突破100亿元，易方达和汇添富公司的基金产品盈利更是突破1000亿元。2020年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超过了40%。 很多吃瓜群众都按耐不住了，对基金市场跃跃欲试，那么作为非专业投资者，如何去挑选基金呢？ 挑选基金的基本原则是用确定性去赢取不确定性。 对于投资者来说，个人资产总量、每月的收入、所在的年龄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是确定的。这些确定的信息决定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举个例子来说，小红今年28岁，有一份高薪工作，收入稳定，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也没有家庭的羁绊，那么小红承担风险的能力就相对较高，同时小红期望通过买基金，实现一个年入百万的梦想，那么她的风险偏好就会比较高。 如何理解风险？风险本身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东西。具体来说：一是收益的不确定性，即收益的波动性；二是成本的不确定性，即本金丢失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资产配置来控制总体风险。 对于基金大类来说：货币型基金，收益低，但风险也低；债券基金的收益比货币基金的收益高一些，但风险也大一些，股票基金的风险最大，但获得高收益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些基金资产的性质是去确定性的。 那么无形中就形成了风险偏好与资产配置的映射关系。风险偏好高的年轻人应该多配置一些股权类的资产，风险偏好低的中老年人比较适合多配置一些债权类的资产。 根据确定性高的来赢取确定性相对低的原则，合理的基金投资顺序是先做资产配置，再选市场、行业，最后挑选具体基金。 刚才讲了资产配置中的确定性，现在来聊一聊市场的确定性。 2020年中国GDP过了百万亿元，GDP实际增长2.3%，是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逆势增长的国家。短期来看，中国的疫情控制得不错，早已完成全面的复工复产，但是欧美国家仍然受疫情的困扰，仍没有全面开工，中国出口持续高增。长期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拉动内需等政策指导，都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整体的经济情况是向好的，大盘指数上涨也是众望所归。中国市场的稳健发展是确定的。 举个行业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例子： 经历过疫情的磨炼，短期内医药行业必然受到全球政府的重视，另外目前中国人口老年化的趋势明显，对于慢性病的医治长期需求明显，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趋势是确定的。高端数控机床、芯片等高新产业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些是明确的。在这些崛起的行业中，哪家公司会成为龙头，竞争局面何时会稳固下来，这些是不确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医药、高科技、新能源等行业基金来购买一揽子的行业公司股票来控制这些不确定性。 落实到具体的基金，笔者认为基金产品的历史业绩、基金的规模、基金经理的背景及历史业绩等，这些历史指标是确定的。 下面简单介绍下这几个历史指标，希望对读者挑选基金有帮助。 基金产品的历史业绩：一般观察3-5年比较合理。短期业绩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基金的规模：一般来说，二级市场中规模越大的基金，越难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市场流动性，大资金买卖会影响到市场价格，其次资金量越大需要挑选的标的也就越多，增加了投资经理选股难度，基金的业绩会逐渐靠近大盘的业绩。 基金公司：一个靠谱的公司会有规范的流程、合规的法务、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护投资者权益。举个例子来说，交易员在买卖股票的时候多按了个0，系统会判断预期损失或者买卖量是否超过了限额，自动促发风控，交易就会被终止，极大程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基金经理的背景：挑基金经理要挑经验丰富、历史业绩高的，最好是穿越牛熊的基金经理；有名校背景的，研究能力强的；同时也要关注其稳定性，执掌基金的基金经理3-5年不换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基金的星级：市场上比较成熟的是晨星公司的评级。评级的维度涵盖了资产配置情况、选股能力、择时能力。常用的指标有收益、业绩波动、最大回撤等。 说完了基金的确定性，我们来聊聊基金的不确定性。 对于基金来说什么是不确定的？今年涨的好的基金，明年未必就涨的好，据笔者测算，2019年收益排名前10%的基金，到2020年有近70%的基金都跌出了基金收益排名前10%名单；基金什么时候开始涨，能涨到多少，基金今年的收益率会是多少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根据以上确定的历史值的分析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获取收益的胜算。 很多投资者在面对市场板块轮动时，总想高抛低吸，但最终却变成了追涨杀跌。基金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基民却没怎么赚钱。这主要是基民热衷于追求市场爆点，根据极其不确定的基金涨跌来买基金，造成购买基金的风险远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经不起市场波动，草率清仓。最终的结果常常是选的基金不涨，涨的基金拿不稳。 以2005年成立的富国天惠精选为例：2008年因大盘影响产生了较大的回撤，但在2011年创下新高，之后有短期的波动，在2015年再创新高之后，因大盘影响再一次产生了较大的回撤，但如果继续持有至今，从2005年至今的累计回报超过了20倍。从富国天惠精选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基金不仅要选得好，还要拿得稳。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风险承受能力是极其确定的事，通过资产配置（面对股市大涨，投资者通过资产再平衡，锁定收益；面对股票大跌，投资者通过资产再平衡，控制总体风险）将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确定了，然后根据大势研判，选择向好趋势的市场、行业，最后再根据各个基金指标选择理想的基金。这样面对市场风险，投资者会更加自信，不会被超出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波动打的措手不及，乱了阵脚。所以判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用确定性去赢取不确定，是在基金暴涨情况下，判断是否上车的最好逻辑。
流动性的“风向标”？ 节后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净回笼资金，引起部分人士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节后2个交易日，MLF和逆回购集中到期5800亿元，除等额续作MLF外，央行仅投放400亿逆回购，净回笼资金3400亿元。尽管货币市场利率已明显回落，资金大幅净回笼仍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衡量杠杆行为的隔夜质押回购成交占比，较节前大幅回落至47%，除春节因素外，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机构行为的偏谨慎。 经验显示，节后资金压力一般趋于缓解，公开市场多净回笼；为避免市场误解， 近期央行还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经验显示，随着资金逐步回流银行体系、跨期需求下 降等，节后资金压力一般趋于缓解，央行多回笼资金。但 2021 年节前资金异常紧张， 使得机构对公开市场操作关注非常高，央行也加强与市场沟通、引导预期，通过多个渠道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公开市场操作数量、个别机构成交利率等。 相较于货币市场变化，市场或低估了政策对防风险的重视度，“资产泡沫”、“补齐监管短板”等表述频现。节前，政策借助短端资金波动上升，来“警告”市场过度杠杆行为，已释放一定信号。事实上，2020年10月开始，当局对“资产泡沫”等风险的关注明显上升，只是“永煤”事件的出现，对政策操作和市场预期形成扰动。近期央行明确强调，抓紧补齐监管短板、坚决遏制各类风险反弹回潮。 结合相关表态、措施来看，当前政策或聚焦在房地产“泡沫”、区域债务风险等。2020年政策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违规流向等问题凸显，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大幅上涨；使得国内疫情刚平复、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新一轮地产调控的落地，及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措施的加强等，均是政策对防风险重视度提升的具体体现，也是理解2021年政策的关键点。 房地产“泡沫”等决定了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但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宜采用总量政策的收紧。随着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等增多，央行重提把握“货币总闸门”，更加注重政策精准、适度。不同于传统周期，解决地区、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收紧不一定有针对性、甚至可能出现“负作用”。“双支柱”框架下，房地产问题更多依靠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查经营贷等措施陆续落地，上海、深圳等地区也有针对性出台了一些措施。 政策“退潮”、信用“收缩”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也不具备趋势性收紧的基础。政策“退潮”下，信用环境已进入收缩通道，社融增速连续2个月明显回落。我们判断，中性情景下，社融增速仍将加速回落，年底或回落至10%左右。如果货币流动性持续紧张，可能会加速实体融资收缩、债务风险暴露，不利于经济、金融体系稳定。经验显示，信用“收缩”阶段，政策搭配以“宽货币”和“紧信用”为主，并适时适度采取对冲措施。近期央行也明确强调要防止信用收缩。 伴随信用加速“收缩”，下一阶段需关注，贷款展期和债券等集中到期，对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环境潜在影响。2020年共有7.3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使得很大一部分贷款到期偿付压力延期到2021年，仅五大行2021年上半年贷款到期规模同比多增近1.8万亿元。同时，信用债和地方债到期规模也明显增加，尤其是3月和4月，信用债合计到期超1.6万亿元、较2020年同期多增近5000亿元（详情参见《信用“收缩”年，再融资压力的结构分化》）。 总体来看，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中短期或相对平稳，资金波动或有所加大、但无需过度反应。随着压降结构性存款等影响减弱，银行“水位”回归正常，12月超储率回升至2.2%；结合最新政策表态来看，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中短期或维持相对平稳，资金利率或宽幅区间震荡。重申观点：债市不必过于悲观，短期调整提供了更好的配置时点，伴随信用“收缩”影响逐步显现，长端利率或重回下行通道。 研究结论： 不必过度关注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流动性不具备趋势性收紧的基础 （1）随着节后资金压力缓解，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属于常规操作，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相较于货币市场变化，市场或低估了政策对防风险的重视度，“资产泡沫”、“补齐监管短板”等表述频现。 （2）房地产“泡沫”等决定了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但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宜采用总量政策的收紧。政策“退潮”、信用“收缩”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也不具备趋势性收紧的基础。 （5）伴随信用加速“收缩”，下一阶段需关注，贷款展期和债券等集中到期，对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环境潜在影响。总体来看，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中短期或相对平稳，资金波动或有所加大、但无需过度反应。 风险提示：金融风险加速释放，及监管升级。
2021年一定要点个在看才走哦！ 今年过年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产业可谓是迎来了久违的超级红利期，史上最强的春节档，让多部影片创造了影史记录，连续多天票房高居10亿以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票房最火的《唐人街探案3》却并不是口碑好的好片，开分以来可谓是的口碑一路下滑，但是就是口碑扑街，但唐探3的票房却是一路高歌猛进，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唐探3口碑不行却票房凶猛 2021年春节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强档期。2月12日（大年初一），全国春节档票房超过17亿元，打破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国家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2月11日除夕至17日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比2019年增长32.47%；观影总人次为1.6亿，比2019年增长21%；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 据统计，《唐人街探案3》以近36亿元成春节档假期票房冠军，且首映周末票房高达3.97亿美元，以4000万美元的优势打破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在美国创下的纪录。猫眼专业版实时见证2月21日17:46:28，电影《唐人街探案3》总票房破40亿，中国影史第5部四十亿电影，创中国影史票房最快破四十亿纪录。目前《唐人街探案3》与第四名《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只有2.5亿元的差距，不可不谓之成功。 《唐人街探案3》在上映当天票房就达到了6.6亿，当时的豆瓣评分还有6.8分，不过随着票房步步高(行情002251,诊股)升，接连打破各种票房记录，但其口碑却是一天比一天低，目前已经豆瓣评分跌到了5.7分。截至目前，国内共有11部电影的总票房突破了30亿，其中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豆瓣评分最高，达到了9.0分。“30亿俱乐部”中评分倒数第二的影片是《唐人街探案2》，该片的豆瓣评分是6.7分。 谁也没想到唐探3的票房会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就唐探3虽然口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其票房的表现却是极好，这在口碑扑街票房凶猛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二、唐探3票房凶猛的资本局是什么？ 说实在，笔者也是在春节去看了唐探3，客观地说，如果单纯从搞笑与剧情的角度来说，唐探3和之前两部其实差距并不太大，先说整体观感，搞笑的效果还不错，整体的制作也很精致，很多交代也做的不错，拍摄的手法非常老到，基本上和前两部的水平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可以说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影片。 不过，放下搞笑、贺岁的逻辑不说，我们从探案片或者说侦探片的角度出发，唐探3的问题也很明显，整体的设计是为了搞笑而搞笑，很多地方不够自然，演员的表演用力过猛，案情的细节交代的过于粗糙，最后十分钟虽然一股脑把各种信息直接涌现到观众面前，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破案快感，但是过多背景和线索的交代都非常草率、粗糙，表面上看的不错，但是实际上不合理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观众的观感都会有比较大的违和感，最终的结果口碑崩塌也就意料之中了。 只是，这样的票房的确有他的问题，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影片获得一个中规中矩的票房似乎不是问题，但是如此高的票房其实有些出乎大家意料了，不过当我们分析其背后的资本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票房似乎也并不让人意外： 首先，电影票全面涨价是资本的阳谋。说实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唐人街探案3最直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贵，我们之前就曾经写过，与电影百亿票房相辅相成的则是票价的涨价，上网一搜关于电影票涨价的百度话题达到了459万个，经济学者付一夫更是直接撰文表示“就拿最火的《唐探3》和《你好，李焕英》来说，在北京，随便一个电影院的票价都是八九十元甚至是一百多元，照平时价格直接翻倍，让人直呼“看不起”。这还不算啥，个别影院的票价居然卖到了680元一张，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付老师这样的话背后，其实就在彰显这次票房的核心阳谋就是涨价，当然电影院的理由冠冕堂皇什么亏损、什么防控，反正都是涨价的理由，有了高票价支撑，想要高票房还难吗？影院的集体涨价为票房提供了上涨的基础，更何况这在集体涨价也能让电影院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出品方的资本力量极其强大。我们仔细梳理这次唐探3的背后资本力量，基本上是三大家：主出品方万达电影(行情002739,诊股)、中影股份、北京壹同传奇影视，除了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是导演陈思诚的力量，另外两家可谓是大名鼎鼎。 此前，万达集团公布万达电影业绩显示，2020年，万达电影全国票房市场占有率达15.4%，比2019年提升1.2个百分点，是疫情影响下整个影视板块市占率提升份额最大的公司。当然，这不是最厉害的，第二个中影股份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中国电影，根据中国电影的官网显示，中国电影下辖七条控、参股院线及百余家控股影院，票房收入超过全国票房总额的四分之一。2018年，我们查到的数据是中影股份票房前十位市占率已经达到了 68.52%。 那么，唐探3的问题就变成了一道数学题，万达电影的票房市场占有率是15.4%，中影股份自己说是超过25%，这两家加在一起就超过了40%以上，如果按照18年的数据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占有率很有可能远超过40%。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两大资本巨头极力捧红的影片，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配合一致行动，唐探3想不红都难。更何况，唐探3是这两大巨头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做宣传，两大巨头压抑了一年就等这个时候发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宣发还是院线布局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唐探3票房成功的关键。 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电影其实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排片就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东西，院线手上直接掌握了哪部电影到底排多少片场，你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开开心心去看电影，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排片都是一部片，其他想看的要么是安排在凌晨或者午夜场，或者是排片太少，一天就两三场，那么怎么办？也就只能看大家都看的了，但是大家都看的并不一定是大家都想看的，很有可能就仅仅是资本想让你看到的。 其实，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也就注定了唐探3大火的根源，不过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有资本支撑更何况唐探的确有像漫威一样做一个系列宇宙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资本力量其实也是壮大我们电影市场的一种有力手段，这不也挺好的吗？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2020年工作总结 2020年，中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严峻形势。一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停摆，湖北最为严重，其他地方也基本陷入暂停。一季度中国经济负增长6.8%，这是有GDP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过去大家认为全球经济将会是同1929-1933年大萧条那样的衰退。但目前看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三是美国的打压持续升级。2018、2019年美国主要通过关税手段打压中国。但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持续升级，包括制裁企业、关闭领事馆、限制人文教育交流等，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句话总结了2020年的成就：“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虽然面临三重风险和挑战，但中国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实现2%以上的增长。第二，“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两个翻番”外，还有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我们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彻底根除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第三，科技进步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到，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第四，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居民收入增长预计超过2%，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同步。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果。总的来看，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如何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应该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5项主要指标。其中，如果今年增长2.2%，“十三五”平均下来可能年均达不到6.5%的规划目标，与之相关联的研发投入占比、能源消耗强度等指标的完成，可能也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全国人民都会理解。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有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上述指标，其他指标都能顺利完成。总体上看，25个指标基本完成，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也基本落地。 关于五个规律性的认识。 我理解：一是领袖的作用。在危难时刻，领袖、党中央的权威是全国人民能够迎难而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根本依靠。这方面，中美对比最为典型，如果防控不住疫情，经济发展都是空谈。我国防控疫情当中很多重大的决策都体现了领袖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价值观和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而非把经济增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党中央决策的根本价值理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决策是最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三是制度。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除了领袖、价值理念外，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民众长期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所以党中央的号召，老百姓都会配合去做。 四是科学决策。疫情突如其来时，先暂停，待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时开始推动复工复产，再过一个阶段推动复商复市，接下来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两会时出台一揽子的政策等。党中央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动态性地做出科学决策。 五是科技。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能够保持大局稳定的一个根本支撑。早期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行，就马上进行攻关。中国还提早开始研制疫苗。这些都体现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根本支撑。 关于2021年形势的判断 总体来看，2021年稳增长的压力不大。因为2020年的增速只有2%左右，基数比较低。但今年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财政、金融方面去年出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政策，一些方面的潜在问题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 2021年总体上还属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从增长速度来看，即使超过6%，高于2019年的增速水平，就说明中国已经完全走出疫情了么？我觉得不是。疫情对生产力的破坏虽然不大，但对消费力、就业质量和投资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是一年就能恢复过来的。此外，疫情本身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今年形势的判断，不能仅看今年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就认为形势较好。我们应该乐观，但是不能盲目乐观。 从国际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很难实现正增长，能控制住疫情、不让经济继续下滑就已经很难得了。另外，去年以来全球货币放水、负利率等，都会带来一些冲击。 从国内来看，疫情反复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河北、黑龙江等地区一季度经济增长都比较困难，也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一些影响。中国还存在不少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去年采取这么大力度，宏观杠杆率有所攀升，这会对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虽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也要注意不能再出现“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21年的宏观政策 一、宏观政策总体方向 在宏观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提法。第一，指导思想中增加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新”展开。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班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第二，提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现在疫情反复的特殊时期，中央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一定会有数量要求。此外，报告中也强调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年”，这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性要求。 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其中“可持续性”是第一次提出，有深刻含义。连续性、稳定性是要求和过去保持一致，不做太大改变。但去年政策的规模和力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讲，还是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但力度要减小。 “精准有效”“不急转弯”的要求也和持续性密切相关。首先肯定要“转弯”，否则，不可持续，但不能太急，不能转得太大，不能影响经济恢复。现在地方最关心的政策转弯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2020年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扩大财政赤字1万亿，地方政府的日子才能过下去；如果2021年这些政策被取消，中央直达县市的财政支持没有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强调转弯不能太急。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状况，把握好政策的时序、力度和效果，尽可能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减少负面效果。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是指在稳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要集中力量去推进改革创新，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今年将是一些重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 二、财政政策导向 财政政策强调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强度其实暗含对财政赤字率的考虑。2020年我们将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扩大到3.6%，今年肯定会有所回缩。 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其中“调节收入分配”是新加入的，主要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十四五”规划以及有关年度工作中落实。共同富裕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需要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久久为功。在构建新格局的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不是最核心的，但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收入分配关系处理不好，新发展格局很难实现。 三、货币政策导向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是要保持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同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去年M2和社融大大快于经济增长，所以今年肯定要收一些。二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去年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今年不能大幅提升。三要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用扩大风险的办法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银行端特别是中小银行，要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货币政策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四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出口状况较好，因为只有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但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出口企业是难以赚钱的。所以要保持汇率稳定，这个难度较大，但十分重要。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宏观政策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和财政、货币政策并列的地位上，强调构建新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构建发展新格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对供需两方面的判断。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加以解决，PPI持续下滑，企业就会失去信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主要矛盾转移到需求侧了呢？也不能这样认为。需求侧管理强调的是宏观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不是一回事。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通堵点”，所以重点是“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改革。刘鹤副总理的解读文章中也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改革是做不到的。 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新发展格局不等于“双循环”，社会上用“双循环”来替代新发展格局，这是不准确的。“双循环”只是其中一个定语，新发展格局才是落脚点。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三，新发展格局要贯通循环中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但不是单纯地转为扩大内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金融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循环不畅的问题。 如，就“双循环”而言，从进口来看，按照42个行业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的中间投入中都必须有进口产品才能保持100%的生产。不同行业中间投入的进口品，即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占中间投入的比例不同，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占38.9%，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占32.46%。从42个行业的中间投入看，没有一个行业是纯粹内循环的，都是双循环的。从出口来看，42个行业中，只有水、燃气、房地产、技术服务、教育等5个行业的出口为零，是完全内循环，其他行业都有出口，所以绝大多数行业本来就是“双循环”的。 2021年的工作重点 今年的工作部署有六个特点。第一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第二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纲举目张，以小见大；第四是任务更明确，举措更可操作；第五是符合实际，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第六是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 第一，落实“十四五”规划。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前四个任务，如，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内需、改革，这些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任务基本一致。后面四个任务，种子和耕地问题、反垄断问题、大城市住房问题、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虽然做了部署，但没有具体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此进行了具体化。当然，除了上述8个任务，“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其他任务也是今年经济工作需要落实的， “十四五”建议是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了今后五年每一年的任务。 第二，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统领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首先，在总体要求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强调“三新”，即新阶段、新理论、新思路。其次，三大宏观政策中专门增加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三大任务中均强调了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比如产业链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第四，八个重点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围绕新发展格局展开的，比如科技创新、产业链、种子、碳达峰等任务，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怎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住房，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和反垄断，是从体制机制上讲如何构建新格局。 第三，纲举目张，以小见大。在中国这么多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年度工作要抓重点，带动全局。比如农业始终是基础，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要抓重点，今年的重点抓两点，一个是种子问题，一个是耕地问题。耕地问题还属于原则性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种子问题。这也和五中全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总的来讲，我国的农产品供给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其中口粮和粮食都是有保障的。但种子的保障程度要远低于农产品和粮食甚至口粮，自主能力差。 对于市场不规范、市场秩序乱的问题，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垄断。它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关系到共同富裕。分配问题跟产权，特别是要素产权密切相关。如果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分配到的肯定更多。事实上，谁控制最稀缺要素的能力越强，谁得到的分配越多，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分配的就会少一些。所以要处理好资本分配和劳动分配以及与其他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 房地产问题到底应该抓什么？是管制房价、约谈，还是什么？这次抓到了本质。中国的住房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超大型城市住宅供不应求。这里的大城市主要是指北上广深，再加上几个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太高，而且不只是住房贵，租房也贵。原因在于，房子确实是不够用的。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关键在于“租购并举”，把租放在前面。未来这些大城市的房子肯定是以租为主，要大量建设租赁住房。 第四，任务更明确，举措更有操作性。要根据“十四五”规划精神，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直接可以落地的政策。比如，加速城市更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国企改革也提出实施好三年行动计划。 第五，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目前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垄断。解决住房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这些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以租为主。我们有三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益，否则供应链、产业链、高技能员工等都很难实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高度重视住房问题，提出了“以租为主”的基本思路。 关于反垄断问题，这是我们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平台垄断，不要将其过度解读为针对全体民营企业。要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认定平台企业垄断的标准。总的来讲，这项任务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是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反映的强烈问题提出来的。 第六，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这次专门讲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分别是2030年、2060年的目标，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这项任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的 重要思想，就是长远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才能久久为功，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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