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年做研究、做投资与各行各业企业家的切磋交流的经验，我发现大部分企业遇到的创新与转型难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特定阶段的经济背景的重大变化，跳不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商业模式。 通过对几百家创新和转型企业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创新的方向突破还是成功的转型方法，都不是从管理上“练内功”，而是必须以发现或创造新需求为前提。在走过快速工业化阶段之后，新需求方向不再是重复满足基本物质需要，而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要：农产品不仅要满足温饱的生理需要，还要满足绿色、环保等精神需要；在传统消费品领域，消费品要具有高质量的物质价值，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品牌故事还要为消费者带来社交满足感，以及美感和时尚感；对于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消费品来说，通常消费者购买的80%以上都是软件的价值，硬件价值则不足20%……这些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的创造，与知识、信息、文化娱乐、高端服务业的软价值创造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而与其物质部分的价值创造规律则完全不同。 事实上，很多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转型难题，本质原因都在于盯着饱和的老需求，在不断萎缩的老市场里进行竞争，结果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从财富创造的本质来看，所谓“农业”，就是利用动物和植物的繁殖和生长规律来创造财富；所谓“工业”，主要是在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知基础上，用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加工自然资源。如今，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产品，其中越来越多的价值都是“研发、设计、创意、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在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中，其价值主体更是软价值——用创造性思维的非物质价值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一个产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研发、设计、创意、品牌、流量、体验等非物质价值。 那么，新时期“软价值创造新需求”的理论如何在新经济企业和转型企业中付诸实施，进而收获丰硕成果呢？ 第一，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风险投资，如何提高研发创意的有效性来创造新需求？与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物质财富创造不同，软价值创造过程中研发创意的大部分投入注定都是无效投入，这也是让很多企业家无法接受，从而不能下决心从“硬价值制造”转向“软价值创造”的主要原因。如果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风险投资，那么创新和转型的问题首先就是怎么愉快地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并找到提高有效投入的方法。其实，在软价值制造、信息、知识、文化娱乐、高端服务等不同产业，提高“有效研创”的原理既有差异，也有很多共同规律，只要研发创意的有效性提高了，新需求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第二，所有的销售问题都是流量转换，如何通过经营流量创造新需求？对老产品而言，所有的营销都是流量转换。人们选择在大街上开店，就是要转换大街上的人流；选择在机场或购物中心开店，就是要转换机场或购物中心的流量；选择到商超陈列商品，就是要转换商超的流量；选择到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就是要转换央视的观众流量；选择到互联网做广告、做电商或做直播，就是要转换互联网的流量。对新产品而言，它们既要找到流量入口，还要提高流量转换效率。如果不能创造相应的认知群体，新需求就是零。与传统产业用来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的市场相对稳定不同，软价值产品其实都是可选消费，对应着可有可无的精神需要。换句话说，如果有了需要这个产品的消费者群体，那也是企业创造了这个产品的“认知群体”。因此不能把软价值的“认知群体创造”等同于传统物质产品的营销。那么，就“认知群体创造”和“流量转换”而言，软价值制造业产品、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娱乐产品、高端服务产品各自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第三，每一次购买其实都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创新生活方式，提升体验，创造新需求？有人认为喝可口可乐、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喝豆浆、吃油条也一样。如果所有的购买行为背后都对应着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就无比重要。如何改善客户体验，适应或创新引领生活方式，让新的体验价值创造新需求呢？比如，传统零售业的体验价值主要在于商品的可获得性、价格和质量，而新零售业的“体验价值”除了这些，还包括快捷送货、便利选择、可点评、可互动、有社交功能等；又如，在知识产业，一个权威人物对一本书或一幅画的点评、推荐和解读，并不是仅仅让消费者了解这本书或这幅画，点评、推荐和解读本身就是读者的消费对象，有时候这种点评、推荐和解读的消费体验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原来作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按照软价值创造方程V = （其中，V为软价值，C为产品有效投入因子，N为传播群体广度，m为软价值乘数），m在软价值创造中处于指数位置，其影响自然是指数级别的。那么如何创造不同的体验价值，进而创造新需求呢？ 第四，兑现价值的道路不止一条，如何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创造新需求？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都是靠直接出售产品或服务来获取收益的，而软价值的实现路径通常是弯曲的。除了服务费、会员费、专利费这些多元价值实现方法，无论是“硬件引流，靠软件和内容赚钱”，“先有公众价值，后有赢利模式”，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向狗收费”，这类出其不意的方式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都是可能不断推陈出新的。所谓商业模式创新，都离不开价值实现路径的创新。那么，如何通过弯曲的软价值实现路径来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创造新需求呢？ 第五，以“软价值创造新需求”为核心的组织变革。“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方面，实践探索总是走在理论前面；另一方面，好的实践探索也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在社会上大范围推广。在软价值原理提出前，很多先进企业早就从实践中发现了软价值创造与管理的新方法。比如，华为公司20年前就从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引进了可以极大提高“有效研创”的IPD（集成产品研发）战略；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先生多年前提出了与软价值原理高度吻合的“人单合一”“创客模式”等量子管理组织模式；产生于英特尔、1999年在谷歌全面落地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很快在硅谷流行开来，2015年以来风靡全球和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所有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其背后都具备同样的原理和逻辑：软价值的源泉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因此，围绕管理创造性思维的软价值创造方法所需要的不再是普通的管理提升，而是彻底的人才、组织和激励机制的变革。一旦企业家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就一定能引起更系统、更深刻、更广泛的创新和转型思考，并引出更有价值的实践探索！ 2020年是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年份。展望未来10年、20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仍将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软价值创造新需求”方法既是新时期企业创新与转型的利器，也是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困境的“新需求经济学”。 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比较普惠的增长，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不同层次的企业都搭上了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而下一个40年的增长，恐怕是更不平衡的增长。只有那些掌握“软价值创造新需求”原理和方法的企业，才能搭上未来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快车。 （作者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摘自2021年2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创造新需求：软价值引领企业创新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序言部分。）
摘要：消费修复的背后，是前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政策成效的体现。展望2021，消费能否延续复苏态势，社零增长何日能够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关键需要解决好五大挑战。 伴随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统筹推进，消费复苏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2020年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当月同比已恢复至4-5%的水平，当季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2.6%，较三季度提升1.2个百分点。线上消费大数据显示，2021年1月消费复苏态势良好。消费修复的背后，是前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政策成效的体现。 展望2021，消费能否延续复苏态势，社零增长何日能够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在笔者看来，关键需要解决好五大挑战。 一是疫情反复仍存较高不确定性，服务消费恢复周期拉长，恢复速度滞后于商品消费。当前服务消费恢复程度明显不及商品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餐饮收入当月同比仅为0.4%、低于商品零售4.8个百分点；2020年全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有所下降，居民在食品烟酒和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较2019年明显上升，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分项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服务消费已损失份额无法回补，一旦疫情多点散发，防疫措施常态化，服务消费增长就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恢复周期拉长，恢复速度仍将滞后于商品消费。 二是疫情推动居民网上消费快速提升，依赖线下场景的零售消费将持续受到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为24.9%、较上年提升4.2%，疫情推动居民网上消费上台阶。其背后是居民消费线上化水平快速提升和线上渠道快速向下沉市场渗透。线上消费大数据显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5月，线上消费的活跃用户数量月度同比增速明显抬升，且农村用户数增速更快、韧性更强。疫情在加速消费线上化转型的同时，依赖线下场景的零售消费将持续受到冲击，其发展面临不小挑战。 三是限额以下单位销售增速不及限额以上单位，消费供给侧恢复不均衡可能传导至收入端和需求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增速为-1.9%、高于社零总额的-3.9%；估算可得，限额以下单位约为-5.7%，明显低于限额以上单位。疫情冲击导致部分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大型企业占比提升。消费供给侧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影响不容小觑，如进一步传导至收入端和需求侧，居民总体消费活力将被弱化。 四是各线城市可选消费仍在下滑，疫情或将继续放缓居民消费升级步伐。线上消费大数据显示，疫情显著冲击各线城市可选消费，2020年全年线上消费必选消费增长较快，但可选消费部分城市出现负增长。当然，随着经济的改善，可选消费降幅幅度缩小，从季度数据来看，一、二、四线城市2020年年四季度人均可选消费的环比下降额均小于三季度，可选消费降幅已在收窄；但2021年一季度疫情反复之下，居民消费升级步伐放缓之势或将延续。 五是中低收入群体风险抵御能力差，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有待加强。疫情期间中低收入群体遭受较大冲击，线上消费大数据显示，2020年除了高收入人群的年度人均消费额增速表现好于2019年以外，其他各收入群体的消费表现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且整体上符合收入水平越低、品类消费表现越差的规律。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20%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0%低收入户的10倍，低收入群体暴露于疫情等风险之时更加脆弱，消费增长基础存在较大隐患。 为确保消费反弹的可持续性，近期中央层面的消费政策仍不断出台，2020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11月国常会部署提振汽车、家电大宗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等相关措施。近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从进一步发挥消费品牌引领作用与完善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消费市场体系的具体要求。积极的政策面将推动居民就业、收入状况进一步改善，为消费延续回暖态势提供良好基础。 下一步政策，应对提振消费的五大挑战，应巩固前期消费券的发放效果，继续扩大消费券支持力度，特别是可结合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协同落地；更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尽量避免“封城封路”对商品流通和消费的冲击；发力可选、下沉消费市场，强化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收入保障；加快提升品质消费、线上服务消费供给，大力鼓励新型消费发展等方面重点部署，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推动消费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助力。
科技浪潮风起云涌。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人配送快递、纯电动无人汽车发布等消息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很多人担心，一旦人工智能科技对配送、出行行业的改变成为常态，会造成现有劳动力的失业吗？ 实际上，这种担忧并不新鲜，2016年AlphaGO大败人类顶级棋手后，机器取代人类的担忧就达到了顶峰。 尤瓦尔在《未来简史》中提到牛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预测了2033年的人工智能替代率：电话营销员99%、保险代理人99%、运动赛事裁判员98%、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生94%、律师94%、导游91%、面包师89%、公交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86%、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员76%、木匠72%、救生人员67%。各行各业的总体替代率是47%。 这些职位都有共同的特征：高度标准化、规则性强、体力劳动居多。 实际上，这些职位由机器来完成也并不一定是坏事。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人们对资本利用算法压榨劳动者的担忧，在现有的算法语境下，外卖员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如果机器人取代外卖员送餐，通过大数据计算红灯和机车行走的路线，理想状态下是不是能解决这一困境？科技发展的目标不就是把人类从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类发挥创造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提升吗？繁重的工作由机器来完成，人类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理想社会。 有人会问，工作被机器人抢了，外卖员和司机怎么办？ 在互联网外卖平台和出行平台出现之前，中国的外卖员和共享汽车司机远没有今天这么多，他们原来可能是其他产业的从业者，因为新型技术和平台的出现，被优厚的待遇吸引，从落后的小城市走出来，成为大城市建设中的一员。他们对于产业是没有什么忠诚度的，一旦有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出现，转行是很自然的选择。如果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未来的职业将更加注重劳动力的软技能，如领导力、人际交往能力、逻辑思维、主动学习和创造力等。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淘汰一些人，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业而拒绝进步。 而且，人工智能也有其局限性，它无法从事需要大量经验和创造性的职业，比如医生，设计师，画家等。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用过去的大量历史数据去近似的模拟人的经验，它的长处在于可以储存大量的数据，用优化的算法快速地运算。 但是，人工智能和人的大脑比，其实一点都不“智能”，人工智能无法举一反三，无法突破自己的数据和算法框架。 所以目前的人工智能只能算弱人工智能，指的是专注于且只能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人工智能，无自主意识；而相对应的强人工智能指的是可以胜任人类所有工作的人工智能，有自主意识。很多科学家并不相信，人类能像上帝一样，造出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 尽管科技企业一直宣扬机器人的作用，但我们尚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应用场景存在很强的局限性。 比如，机器人配送快递只局限于特定的区域或是数字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城市，有平坦的道路、有限的面积和固定的运行路线，可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即便未来机器人送快递能全面推进，也只能是从数字化程度高的城市开始，慢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硬件成本。 纯电动无人车的产品已经上市，但现在的自动驾驶效果实在是难言满意，普遍自动级别到第三级L3，也就是目前无人车还需要驾驶者主导，自动驾驶系统还只能起到辅助驾驶功能。无人汽车全面实现民用，完全取代司机这个职业，还早得很。 在可预见的未来，机器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工作，我们更愿意相信机器和人类协作去完成复杂的工作。劳动能彰显人的价值，激发人的创造力，提升人的学习能力，即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完全依赖机器进行劳动也是不可取也不可能的。
繁华落尽，盛宴不再！ 华夏幸福终于宣布自己不再“幸福”了。 2月1日晚间，华夏幸福发布公告，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债务逾期涉及的本息金额为 52.55 亿元，涉及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债务形式，未涉及债券、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而与逾期债务相比，截至2021年1月31日，其可动用资金仅仅为8亿元。 于是，这家一度排名进入国内前十的房地产企业，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债务逾期。 “红线”刚刚发布，“停贷”传言四起，在房地产形势并不十分美妙的情况下，华夏幸福的遭遇可以说是我们房地产行业大部分企业的缩影。 华夏幸福，不幸福了！ 华夏幸福为何会有今天的窘境，它如何脱困，其未来会走向何方，都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华夏幸福的“隐患”由来已久。 虽然在努力的跳出“环京”区域，但华夏幸福的主要“根据地”，还是在环京区域。华夏幸福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报告期内房地产储备主要集中在固安区域、霸州区域 、涿州区域 、大厂区域、香河区域等环京区域。而华夏幸福2020 年 7-9 月经营情况简报中，“京津冀”都市圈在投资、建筑面积上还是占据优势。 但是，环京区域的房地产“虚火”早就不再。 既然那个异常火爆的时期早就过去，那么华夏幸福依然致力于此就有些费力了。 在2020年7-9月，华夏幸福的销售面积，销售额都大幅下降；其中销售面积下降68.74%，销售额下降49.74%。 对于这种隐患，华夏幸福并非没有努力过。早在2018年，华夏幸福就“脱手”过部分环京项目，它2018年10月9日的公告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就部分项目的合作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就前述合作项目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事宜分别签署具体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合作开发位于涿州、大厂、廊坊和霸州的项目，交易价款约为32.34亿元。”“本次交易的标的：涿州公司80%股权、裕景公司80%股权、裕达公司80%股权、廊坊公司80%股权和霸州公司65%股权。” 那时的力度可谓不小，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当时的力度还是略显不够。如果断臂求生，局面或许不是今天这样。 第二，华夏幸福的“自救”与“被救”。 谁都不会甘心如此。 根据华夏幸福过往的财报，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以来，华夏幸福都在积极的“自救”。 1，2020 年 12 月 2 日，华夏幸福审议通过了《关于永续债融资的议案》，同意华夏幸福向中融信托申请永续债融资，金额为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投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 2，2020年12月18日，华夏幸福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完成境外发行3.4亿美元的高级无抵押定息债券，债券期限为364天，票面利率为10.875%。 3，2021年1月29日的公告显示，华夏幸福拟筹划以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朗森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玉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3.34%股权。 努力“自救”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华夏幸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根据报道为最高95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的有条件的财务援助。 除此之外，针对流动性紧张问题，“华夏幸福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组建暨第一次会议已召开，确保金融机构债权人形成合力，以‘不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华夏幸福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第三，华夏幸福可能会走的路。 并非无路可走，华夏幸福的出路很多，且均值得尝试。 1，打折售房回笼资金。 当下，房地产行业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恒大的打折售房。去除这一举措的“噱头”色彩，其在回笼资金方面确实有着巨大的意义。华夏幸福，可以复制这一做法。 2，“债转股”，度过危机。 之前，华夏幸福已经这样做过。几日前，有消息称华夏幸福债委会由中国平安和工商银行牵头，还将包括其他三个金融机构。这样看，“债转股”的可能性很大。 3，出售资产。 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有传闻称华夏幸福将打包出售孔雀城，资产涉及近200亿元，这一传言后来不了了之。目前的情况下，是时候开启这个资产出售计划了。 4，引入投资者。有传言称华夏幸福想要引入华润集团为股权投资者，无风不起浪，这不是没有可能。除了华润集团，其他亦可考虑。或许，大体量的房地产企业重组会从此开始。 这几条路，值得尝试。 总之，华夏幸福不“幸福”了。这，值得整个房地产业警惕！
导读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没有出现生育高峰，反而出现生育断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之后连年大降。2017年出生人口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降为1465万。2020年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不少地方披露当地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0%-30%。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20年必再创历史新低。当前面临的生育形势是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快速减少，生育率大幅下滑，生育意愿明显降低。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速度远超欧美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挑战：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年轻人口减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等等。人口红利加速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终于逐渐松动：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这些年，倡导“新5%比旧8%好”“新基建”“城市群”“人地挂钩”“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放开生育”“放开三胎”，作为学者，通过客观专业科学的研究，推动社会进步，是最大的成就。 建议“十四五”时期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
上周末参加了关于流动性的讨论会，由于股市出现了调整，而央行又在节前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回笼货币而非投放货币。于是市场都在担心货币政策会否转向问题，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是既成事实，稳健仍是总基调，但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边际收紧对存量的影响不大，换言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有限。比较中美之间的货币宽松模式，发现差异巨大，尽管美联储天量扩表，但其创造的货币规模却远不如中国。 1 流动性拐点已现——社融减速符合预期 对流动性边际收紧或社融、信贷的增速拐点出现等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降准降息都发生在去年上半年，去年的7月份以后，债券价格开始下跌，紧信用早已成为事实。而去年12月份的金融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就预示着今年的信贷增速、社融增速乃至M2增速都将比2020年下降。 从1月份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看，边际收紧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上周央行没有预期的去释放流动性，往年的话，都会通过14天逆回购，或者通过MLF等方式来释放流动性。因为每逢春节前都是大家要用钱的时候，再加上缴税因素使得流动性收紧。 央行如此操作，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12月份银行间的流动性过于宽松。另一原因则可能它想调整市场的预期。因为，一月下旬以前，不仅股市大幅上涨，而部分城市如上海楼市也大幅上涨，大量热钱去抢购楼盘。这种背景之下，通过货币的回笼来表明央行的态度。 易纲行长表态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这个话肯定是对的，但市场理解的货币政策松紧往往是相对或边际概念，即相对于去年上半年降准降息的举措，今年则完全不同。这与疫情得以控制，整体流动性相对宽松，或预期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大幅增长有关。 故2021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有所转向，而且这种转向在去年的年末的时候已经形成一致预期了。如今年的信贷或社融增速肯定要比去年有所回落，虽然去年的名义GDP增速约为3%，对应10%的M2增速肯定是足够宽松了，但主要是为了应对疫情。今年估计M2增速会回落到9%左右， 但这一增速还是属于不低的增速。 因此，货币边际收紧合乎逻辑，不过选择当下这一时间窗口上，更多为了提示人们对楼市和股市的强烈上涨预期要降温，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多个城市实际上已经上调了房贷利率，相当于结构性加息。一线城市银行，均暂缓按揭贷款，严控购房贷款，像上海、深圳都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广州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更是率先上调了贷款利率，在LPR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的加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全国楼市也非常及时地降温了。 2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加息可能性不大 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因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灵活和具有时效性，它往往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刚刚公布的1月份PMI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指数双双回落，供给端和需求端指数也均回落，说明疫情原因导致往年的春节效应要大打折扣，这将下调今年GDP高增长预期。若经济真的不及预期，则货币政策还是要做出宽松反应，故对货币政策的边际调整不要担心，总体看都是以稳健作为主基调。 今年通胀压力估计不大，从过往一些年份看，年初或者上一年的年末，市场人士都习惯于把通胀预期提得比较高，反映了大家对于货币持续超发的担忧。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去年的M2都大幅度的上升，于是通胀都提升了。但历年的实际通胀都要比大家预期的低，无论是CPI还是PPI。 如果今年通胀压力不大，则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结构性加息如提高房贷利率可能会有，但也不排除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种背景下房贷利率还有可能再下调。 从过去两年看，不论股市还是楼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去年近一半股票甚至出现下跌，且大部分地区楼市的涨幅并不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去年平均涨幅5%左右，远低于美国14%的涨幅和英国7%的涨幅，所以都局部性的过热，而不是全面过热。鉴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楼市、股市上涨都是结构性的，对于这种结构性上涨采取总量收紧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采取加息举措。 利率应维持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货币政策应该把利率和汇率政策系统考虑，如果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的话，利率上调的难度会比较大。汇率上升主要原因还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有它自身的周期的因素，即美国经济走下坡路了，再加上拜登上台还会继续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故美元指数可能还会继续走弱。 在全球经济经历这轮疫情之后，还将继续减速，发达经济体先后都会进入负利率时代，估计中国经济到2022年，增速仍然会回落的5%左右，这就注定了货币政策难有收紧的时间。 3 美元洪水滔天了吗——兼谈中美宽松模式差异 记得五年前，我和前同事王晓东深度探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背后的中国式宽松”。王晓东发现，美国的QE是央行驱动 中国是信贷驱动。 例如，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可谓是不遗余力，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从08年8月末的（雷曼倒闭前夜）约0.9万亿美元，急剧膨胀至2015年末的4.5万亿美元。而相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高达400%的扩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同期仅增长了60%（从7.7万亿美元至12.3万亿美元）。 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远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乏力，同期增幅仅20%多（大致是年均增幅3%）。显然，在经济面临诸多困境之际，美国的商业银行作为极其谨慎：另一个或许更有意义的数据是，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增幅竟然是760%。 此次美联储的宽松模式也不例外。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美国于2020年3月重回零利率，并重启了QE措施，尤其是此后实行了无限QE模式。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飙升至7.4万亿美元，扩表了3.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76.8%。 而同期美国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了25.4%，增加了3.9万亿美元，尽管这一增幅创了历史新高；美国商业银行信贷仅增长9.0%，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竟增长了86.4%。可见，尽管美联储放了很多水，但美国的商业银行把这些货币中的很大一部分存放起来，并没有用于放贷。 无独有偶，欧洲和日本的宽松也同样由央行驱动。2020年欧央行总资产增长49.5%，扩表2.3万亿欧元，折合美元3.3万亿美元；而同期，欧元区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11.0%，银行信贷也仅增长9.4%。2020年日央行总资产增长22.6%，扩表129.5万亿日本，折合美元1.5万亿美元；同期，日本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9.2%，银行信贷也仅增长5.9%。 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的“中国式宽松”是信贷驱动。与海外央行大放水不同的是，我国央行扩表则比较收敛，2020年人民银行总资产仅较2019年增加了1.7万亿元，折合美元0.6万亿美元，增速4.5%，增幅远不及美联储、欧央行和日央行。那么，我国没有实行量化宽松吗？其实不然，我国宽松不是主要由央行驱动，而是由商业银行信贷驱动。当然央行也起到重要作用，如降准，表面看是央行缩表，实际上是向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 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也带来了银行总资产的膨胀。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62.4万亿元，到2020年末，达到了312.7万亿元，增长了整整4倍。 2020年我国M2较2019年增加了20万亿元，折合美元5.1万亿美元，增速升至10.1%，远高于央行总资产的增速4.5%。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上升，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高达12.8%，增加了19.6万亿元至172.7万亿元。2009年的特征也是如此，09年央行总资产仅增长9.9%，而同期M2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分别增长了28.4%和31.7%。 拉长时间看，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8月末的20万亿元，扩张至2020年末的39万亿，增长不足1倍。而同期的货币供应量（M2）却从45万亿元大举扩张至2020年末的218.7万亿，增长3.9倍。 如今，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33.5万亿美元，略少于美国加欧盟之和36.3万亿美元。 可见，美联储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虽然扩表，当经济好转之后，也采取了缩表举措。如今再次扩表，主要是为财政赤字买单，即财政赤字货币化（依据MMT）。并没有产生与此相对应的、非常强烈的货币乘数效应。 而我国名义上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这也是央行从未认为货币超发的理由），但商业银行在“窗口指导”下却在大量放贷，这主要是自2009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稳增长政策，进行巨额投资；同时，作为土地财政重要源泉的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土地的不断增值也创造出巨量货币。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先后进入了存量经济时代，存量博弈的结果就是分化，即所谓的K型经济。美联储的空前大扩表，实际上主要是支持美国财政举债补贴给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尤其是大量补贴给居民部门。虽然此举不能让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毕竟让代表消费的零售与食品服务销售额有3%的名义增长，而我国去年社会零售消费却是负增长。 在和平环境下全球货币泛滥，并没有导致高通胀，这是因为和平环境足以让全球产能大幅提升，但在收入分化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供给相对过剩。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却大幅上升，他们消费倾向低而金融投资动力足，从而助推资产价格的上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对此，我们认为靠MMT来拯救经济或缩小收入差距属于异想天开。货币泛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低收入者的掠夺，尽管短期可以缓解流动性压力，但解决经济结构扭曲和分化的难题，不能靠货币体量的不断扩张。 从过去10年看，我们的M2增速显然比2000-2010年的增速放缓，这是因为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了。但过大的货币规模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如今全球性的资产泡沫均已十分明显，但泡沫化的水平则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似乎与M2/GDP存在一定相关性。 如中国的M2/GDP已经从十年前的1.8倍，上升到现在的2.1倍，美国则从0.7倍上升到0.9倍，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资产泡沫的持续上升的原因。而中国的住宅租售比估计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即中国约2%，美国4%，，是否说明货币的相对规模对资产定价也会带来一定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只要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能守住，则无论是权益资产还是房地产的估值水平很难下移。 风险提示：疫苗进度不及预期，中美贸易，经济下行，疫情发酵，政策变动。
作者：崔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建银国际证券公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核心观点 近几个月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强势，一篮子汇率也突破近几年的高位。去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受到经常项顺差回升和美元走弱的推动，与我们之前的预期一致。 这些周期性推动力量今年开始预计有所消退。疫苗接种后，全球恢复生产和再通胀将抑制中国贸易和经常项顺差的进一步提升，减少对汇率的边际支持。美元虽仍有中期走弱压力，但受财政政策刺激和美国利率上升影响，预计将迎接更多的波动和阶段性反弹。 综合这些因素，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未来两年升值速度趋缓，而双向波动加大。 基本面尚不支持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加快升值：过去五年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减速，与决定均衡汇率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贸易顺差总体温和，以及国内政策收紧、通胀压力下降的基本面一致。双循环框架下这些趋势预计持续，意味着名义一篮子汇率大体持平与内外均衡一致，新的升值趋势尚未开启。市场开放有望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对中期汇率形成新的利好，但进展仍需时日。 境内外利差持续下，跨境资金预计继续流入，资金面可能带来汇率超调的风险。预计央行一方面继续收紧资金流入，抑制“热钱”，另一方面放开资金流出。加大汇率的双向弹性、央行重启扩表对冲短期资金流入也是减少单向预期的可能政策选项。利用汇率升值的窗口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则有利于减少民间部门的外汇敞口，提升国际收支韧性。 ——崔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建银国际证券公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人民币汇率还有多少升值空间？ 人民币汇率去年下半年以来升值明显，符合我们对汇率较为乐观的预期。我们的前期观点是：美元高估将趋弱，中国国际收支反弹，叠加贸易战下中国贸易顺差保持坚挺等背景，均是人民币汇率走强的支持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响，去年二季度全球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美元飙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贬值达到近7.17，但资本外流并未由于贬值而上升，资金流入反而开始提速。随着美元去年下半年重回弱势，中国顺差回升，海外资金持续配置境内资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不断攀升。 这些因素在近期延续：美元指数DXY在12月单月下跌2.3%，市场看多人民币情绪累积。同时中国出口超预期上涨，12月贸易顺差达历史高位，均支持人民币汇率年初走强。新年第一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为18个月来首次跌破6.5。之后随着央行和外管局小幅放松资金外流并收紧资金流入，叠加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升势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境内外利差和升值预期吸引企业结汇上升，境外资金流入。上周境内流动性趋紧，更加大了利率和汇率的上行压力。 未来市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明显走强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空间有多大？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大幅升值，破“6“指日可待。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在目前水平再升值10%以上。并突破近三十年的高位。而目前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已在过往三年区间的强端（图 1）。除非美元大幅走弱，人民币兑美元的进一步强力升值意味着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将显著突破近年的区间。 预估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必要对支持汇率的宏观基本面，影响国际收支的周期和政策因素，以及美元周期做出综合判断。国际收支和美元周期影响外汇市场的供需，决定汇率的边际推动力；基本面则着眼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给出中期的合理区间。结合考量有助判断汇率发展。 图1：人民币一篮子汇率近期升至三年高位 数据来源： 彭博，建银国际证券 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大体在 均衡汇率区间 首先探讨中期基本面和均衡汇率。一篮子汇率的中期走势与一国宏观趋势密切相关。由于名义汇率会受到政府管控的影响，而调整价格因素后的实际有效汇率（代表本国货币相对其他国际货币的相对价格）则与基本面的变化更为贴近，因此通常作为分析均衡汇率的基础。 影响中期汇率的宏观变量有几类： 第一类是增长和效率因素。低收入国家增长潜力大，效率提升的空间高，可能推升实际汇率升值。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升值通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高增长国家的贸易部门与他国的生产率的差距（相对于非贸易部门）更大。而由于贸易部门效率提升快，相应带动本国更高的工资上涨和非贸易部门更大的通胀压力，实际汇率趋向升值。这一效应多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升值，但其实证支持则好坏参半。 第二类是国际收支和净资产因素。对外净资产上升提高来自境外投资收入的资金流入，结构性利好汇率。跨国数据显示对外净资产变化和实际汇率变动高度相关，经常项目顺差则是积累净资产的主要途径。一国的贸易条件（出口和进口价格之比）的持续变化对此有影响：例如大宗商品出口国可以持续受益于商品价格上涨周期，提升国际收支并推动汇率升值。 第三类是政策和内需因素。特别是财政政策取向。扩张性政府支出多增加对国内建筑服务业等行业的需求，非贸易部门的通胀超过贸易部门，导致升值压力。而国内政策紧缩则有实际汇率的贬值压力。 上述宏观框架，特别是中国国际收支和国内政策的变化，可较好解释过去二十多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1990年代末到2014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年均升值5%。以均衡汇率框架衡量，2008年以前人民币的增值主要是受中国贸易顺差和净国际资产的推动，彼时财政较为紧缩，对汇率有抑制作用。2009-2014年期间人民币升值则主要是由于中国采取大幅扩张性财政政策，推高国内非贸易行业通胀和内部升值。 2014-2016年期间受热钱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趋向高估。2016年后随国内政策收紧，通胀降温，内部升值压力减弱，叠加贸易顺差和对外债权较平稳，结构性升值压力大幅减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年均升值下滑至1%左右 （图2）。 以此框架衡量，人民币的一篮子货币目前大体在均衡汇率区间，最新的IMF汇率评估也证实这一判断。 图2：近年来一篮子汇率升势趋缓 数据来源： BIS，建银国际证券 宏观趋势尚不支持有效汇率 加快升值 宏观趋势是否将推动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加速升值？我们的分析显示动力有限。 首先，增长和生产效率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全球水平较高，对中国汇率升值较为乐观的观点多以此为依据，认为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推动汇率升值。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上文提到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不过，有必要在此作细化分析。 首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一理论在跨国研究中的验证结果参差，即使存在其规模也较小。包括IMF在内的研究发现，即使在2000年代初的高增长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只能解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20%。究其原因，“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设定条件较多，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反映在贸易品升级，而非工资上升、非贸易品通胀和汇率升值，对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尤为如此。 另外，即使人民币汇率过往的升值部分体现了较高的生产率增长，未来中国生产率增长相对贸易伙伴的优势未必进一步提升。受区域贸易带动，越南菲律宾等低成本亚洲邻国的增长和效率近年来提速，与中国的差别收窄（图3）。 未来跨境产业合作贸易加深，有望进一步推动东南亚等邻国的经济和贸易，中国的创新升级将致力提升高端制造业的产出，而低端制造业将继续受到低成本国家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相对贸易伙伴的生产率的总体优势会受到后者抑制，难以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加速升值。 图3：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优势相对东南亚国家收窄 数据来源： Conference Board，建银国际证券 第二，经常项顺差和国际头寸走势预计仍然温和 相比劳动生产率和增长，国际收支与实际汇率的关系更为直接，跨国数据显示贸易顺差和国际资产上升将推升实际汇率。 中国的情况是：加入世贸后的开始几年，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产业的参与度迅速扩围。强劲的出口和进口替代大幅提升产业链贸易顺差和对外净资产，是推动人民币汇率结构性升值的主要因素。 然而，2008年后顺差和对外投资头寸在GDP中占比均大幅下降（图4）。一方面，总体出口走缓；另一方面，内需提速支持进口需求。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产业链向中上端攀升，进口替代难度增加，体现在中间产品进口的比例不再下滑（图5），限制产业链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提升。 2018年-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的零部件进口有所下降，伴随着芯片等中间品的国产化率提升。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后，2020年零部件进口（特别是集成电路和芯片）再度大幅上升，显示高端进口仍是支持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 这些结构性趋势预计将持续：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已经较高，出口大幅提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产业链进口的需求将保持高位。 十四五强调自主创新以减少未来在关键领域的进口依赖。但由于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仍需时日，增强国际产业链合作对中国而言仍是优选。在中美技术竞争不确定性持续的情形下，中国近期加入RCEP，也为中日韩三方深化产业链合作，提升中国在高端产业的进口和产业升级奠定了条件。产业链合作深化下，中国的产业链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的一半）预计尚不会结构性大幅上升。 当然，国际收支会受到周期的影响。例如去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反弹，源于出口在疫情下的率先恢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疲软，对国际收支有短期的利好。后文会对这些周期因素做进一步分析。但去除周期和临时条件对顺差的边际影响，影响中国贸易顺差和国际对外净资产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性改变。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经常项顺差（占GDP比重）在2%附近波动，也与中国经济再平衡，储蓄下降的基本面一致。对外净资产则略有复苏，对均衡汇率升值的边际推动有限。 图4：中国经常项顺差和对外投资头寸2008年后下滑 数据来源： CEIC，建银国际证券 图5：近年中间品进口比例持稳 数据来源： CEIC，建银国际证券 第三，稳杠杆的背景下，内需推动的通胀和汇率升值压力不大 内需因素影响实际汇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升内需并增加国内通胀压力，促进实际汇率的升值。 如前所述，2008-2014年间的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升值主要源于金融危机后国内的扩张性政策，带来信用扩张和通胀上行，内部汇率趋向升值，体现在非贸易类通胀（例如交通租金家庭服务）相对贸易类通胀大幅上涨 （图 6）。 2016年后随着经济政策收紧，国内杠杆增速趋缓，非贸易通胀和服务业价格转向相对疲软，内部升值压力下降。去年国内宏观政策在新冠疫情下短暂放松，信用提速，但幅度相对较小。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稳杠杆”，十月以来信用周期见顶，预计今明两年继续回落。从内需走势来看，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有限。 图6：“稳杠杆”意味着内部通胀引起的升值压力不大 数据来源： CEIC，建银国际证券 综上，实际汇率升值近年来趋缓，与贸易顺差水平回落和国内稳杠杆的政策基本面一致。未来几年在双循环的框架下，中国注重产业链合作、提升区域贸易、控制杠杆和金融风险等趋势将持续，对外贸易顺差的中位水平难以大幅反弹，对内国内经济通胀压力不大，并不支持实际汇率加快升值。 如果贸易部门生产效率大幅提速，或是开放下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逆差结构性收窄，体现在经常项顺差持续走高，将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更快地升值。目前看这些趋势尚不明显，进展有待时日。 当然，作为对外顺差国，坚挺的国际收支下人民币汇率也仍将保持强势。我们的估算显示，与过去几年相似，未来实际有效汇率平均每年升值1%左右，名义一篮子汇率大体持平，仍符合均衡汇率的基本面。因此，中期基本面尚不支持一篮子汇率快速升值。 国际收支带来的升值动力将回落 与此同时，过往两年周期状况和海外流动性状况发生大幅变化，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包括： 1）全球制造业周期2019年底开始走强，疫情中进一步上升，中国和亚洲出口由于国内产能率先恢复而格外受益，全球市场份额有所增加。中国四季度出口创双位数增长； 2）大宗商品价格在2018年后步入疲软期，疫情中更进一步下滑，大幅提升中国的贸易条件。我们估算去年贸易顺差上升的一半以上来自大宗商品价格下行； 3）发达国家在疫情下的货币宽松和弱美元周期，叠加各国央行的避险需求和国内资本项目开放，增加海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前两个因素支持经常项顺差强力反弹，后者则意味着海外资金持续流入。 迄今为止，外汇储备大体企稳，显示海外资金流入的同时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也有所上升。但周期环境无疑是利好人民币的，是去年以来人民币强力升值的市场因素。未来外汇市场的供需取决于周期的持续性，全球环境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 预计推动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因素今明两年将有所消退： 一方面，中国经常项的提升开始步入平稳期。后疫情时期中国国际收支的正面因素有所消退：IMF预测今年开始全球贸易将恢复正增长，我们的科技周期先行指数也仍维持强劲。中国出口预计继续受益于全球周期。而与此同时，全球生产的疫后恢复意味着疫情下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大幅提升的市场份额可能不会持续。同时，随全球全面复苏和再通胀趋势重启，大宗商品价格预计继续反弹，中国贸易条件相对去年将有所恶化，全球复苏后尤为明显，对中国国际收支相对负面。今年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预计大致与去年持平或有所回落，对汇率升值的边际推力减弱。 另一方面，美元虽然仍在弱周期，但阶段性反弹动力加大，全球流动性环境可能边际收紧：疫情下美国的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叠加美联储的无限量量化宽松进一步弱化了美元的基本面。继去年的大幅财政救助之后，1月中拜登进一步提出1.9万亿美元的抗疫救助计划，未来数月还可能提出更多中长期的财政方案，增加基建投资等支出。虽然推出的财政计划最终金额仍需协商斡旋，但较为肯定是在未来几年民主党掌握参众两院多数的情形下，拜登任上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大幅上升。 大幅财政扩张政策叠加经济复苏， 对美元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双赤字的基本面继续对美元不利。从历史经验来看，未来几年美元有空间继续震荡回落5-10%。但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财政支出政策出台支持经济，美国利率预计继续走高，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利差走扩，对美元有阶段性支持。特别是如果欧洲国家加大货币宽松，美元反弹动力则更强。 过去几周已预演这一可能情形：佐治亚州选举确认民主党赢得参议院多数后，受财政扩张的预期影响，美债长息跳升，美元反弹。未来随着财政计划出台，伴随疫苗接种后的经济复苏，美债利率上行预计更为持续，对美元则会有更多的支持。 联储的取态将是关键：如果美国利率上升太快，增加市场压力，联储可能进一步加码QE以压低利率和美元升势。但最近联储表态显示在财政政策发力，通胀预期走高的情形下，联储更愿维持目前政策而非加码宽松，并容忍利率的温和上行。事实上，大幅财赤下通胀的明显上行也会限制联储的宽松空间。 因此，疫情受控后美元可能由于利率上行而有反弹压力，也意味着全球流动性环境边际收紧，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资金流入可能阶段性减弱。由于央行管理人民币汇率以一篮子货币为其主要参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可能有所回落。 央行的跨境资金管理 重回焦点 即使如此，全球的货币环境叠加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国际资金对国内资产的配置将长期持续。 新冠疫情后境内外利率差进一步加大。吸引海外投资债券的资金大幅流入。虽然近期国内政策收紧趋缓以缓和债市存量风险。但基于稳杠杆的政策思路，预计未来国内利率不会趋势性下滑。这一背景下，虽然海外利率预计低位回升，美元阶段性走强，中国债息的吸引力仍会吸引海外资金继续入场。 全球资金流入利好汇率，但也可能带来汇率超调的风险，目前的国际环境与2009年-2011年间类似：发达国家加大货币宽松以支持经济减少市场冲击，新兴市场则面临资金流入汇率升值的压力。 近几个月泰国、波兰、智利、瑞典等国已相继收紧资金流入，宣布加大外汇市场干预，以避免汇率过快上升。 对中国而言，未来一个挑战是在提升汇率中长期弹性的同时，如何避免汇率走势由于资金流入自我强化而大幅偏离基本面。过快升值将增加之后的调整压力和对外负债部门的偿债风险。 人民币汇率和政策展望 综上，人民币汇率的上行空间受几方面制约：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已在近几年的高位，而结构性因素尚不支持均衡汇率加快升值。除非美元继续大幅走弱，或是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继续大幅回升形成长期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大幅升值的动力不足。中期市场开放和经济创新可能对汇率升值带来新的推动力，但相关动能的积累仍需时日。 我们的基础情形是随着疫苗接种普及和全球经济复苏，经常项目周期和美元走势对人民币汇率的利好今年开始边际走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未来两年或再升值3%-5%，反映美元的可能走势，与之前比步伐放缓。 美元走势是主要的不确定性。在去年大幅下行后，美元走势面临不同情景：如果美国新的财政支持不能顺利出台，或是经济恢复不及预期，联储QE可能加码，美元有压力进一步大幅走弱，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能加快。而如果拜登计划成功提振美国经济使其走出低谷，疫情后经济复苏，联储退出QE提上日程，未来两年美元则有望止跌回升。美国政策和美元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可能加大。 与此同时，境内外货币政策周期与海外的差别意味着短期套利资金可能加速进场。去年12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升至4267亿元人民币，创2014年1月以来新高，显示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利差下企业换汇加快。上周的境内流动性收紧推动汇率上升，均显示资金面对汇率的上行压力。 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1）跨境资金管理：包括收紧跨境短期资金流入，避免热钱推动汇率超调，同时放开对外投资。2）加大汇率弹性：在一篮子汇率已经较强的背景下，央行可能引导汇率双向波动，保持兑美元汇率的双边弹性，避免单边预期。3）在全球流动性盛宴下央行重启扩表对冲短期资金流入。此外，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窗口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有利于减少民间部门的货币错配，更好地控制跨境资金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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