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伟大的国家和企业都是从大危机中分娩的。真正自信的管理者并不是满口正能量的领导，而是将危机时刻牢记并将危机管理付诸于实践的领导。 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演进过程来看，泡沫本身就是危机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危机经济学的时间，已经拉开了序幕．．．．．． 本文逻辑：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人类经济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去全球化、大流行病、国际冲突、社会暴乱、自然灾害、金融动荡等等，一改过去的和平安稳、岁月静好，让我们每天置身于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灾难信息的轮番轰炸中焦虑不安。从政府到企业，从高层到普通民众，“危机意识”、“过紧日子”、“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世界处在危机边缘”等话语，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即使是泡沫疯狂、大部分人的资产账面价值飙升的时候，隐约的不安和焦虑仍然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底。毕竟谁都知道，如此高水位的泡沫不可能持续，清算的一天早晚来临…… 然而，由于本轮债务周期的主体是各国央行，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金融利维坦”，这将导致资产大泡沫更加疯狂、持续时间更长——泡沫疯狂的时间，本质上也是危机的时间。每个企业、个人和公共管理部门，都需要提升自己的危机认知和危机管理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将风险降到最小化，并把握住危机大变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者说，在绚烂的泡沫掩盖下，总量衰退的危机短期内很难发生，但由于无节制的货币大宽松对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间、资本与劳动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体制的极大破坏和扭曲，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危机因素却在不断的累积…… 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常客，更是现代经济的常客。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人口过剩危机的形式，而是以资本过剩、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固然1929年大萧条也让资本主义世界长达数年处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长期失业的严重困境，但与以战争、动乱、饥荒、疾病、暴乱等人道灾难为爆发形式的马尔萨斯时代的危机相比，已经文明、舒缓了很多。加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能力的提高，处置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其烈度可以与大萧条相比，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果断救助，以及全球货币当局的紧密配合，使得原本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危机不到两年就恢复过来。美国股市不仅迅速恢复元气，而且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历史第一长牛。这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危机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体，都是不幸的、痛苦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经济学来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和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当然也是充满勇气的态度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机。回头来看那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人，哪个不是从危机和困难中淬炼出来的。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比尔．盖茨说微软离危机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说华为要“向死而生”，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华为要做的是让活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再长一些。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危机更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应对危机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自我成长迭代的过程。虽然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的教训里吸取教训。或许人类社会有遗忘的本能，但是终归有一些深刻的东西进入到历史记忆的深处，国家和人可能的确经常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但终归是在这波折和轮回中维持着进步。 危机代表着出清，也孕育着新生。危机意味着结束，也昭示着开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危机，那么就会化危为机，相反则成为苦难陷阱，永远在轮回中走不出来。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处理问题和应对未来，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而拥有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则是“未知死，焉知生”。如同任正非说的“向死而生”，时刻为华为出现危机的那一天做准备。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才能更长久更充实的活着。应对风暴的做好做法是勇敢的面对风暴，把最坏的情形想到了，恐慌和焦虑也就会慢慢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从容的理智。而在理性的认识和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都真正收获了经验和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大危机的结果。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没有人怀疑市场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逻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证明了经济系统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完全击溃了原教旨的市场自由主义，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或许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着现代经济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此为思想原点——或是继承，或是批判——诞生了种种延续至今的经济学学派。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危机经济学并不是新的提法。事实上，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熊彼特、明斯基、斯蒂格利兹和瑞．达里奥，这些经济学大师和知名投资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研究经济危机——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危机发生的成因、机理与后果，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学者，遗憾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谱系里，除了凯恩斯之外都无法归入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市场会发生重大危机，即使发生危机，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救助而很快自我修复。政府的救助和干预，不仅不会消除危机，还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和波动。所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内核：萨伊定律和自发均衡。 然而现实绝非如此。正是定期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开始让坚守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思和醒悟，从各个角度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困境。可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迭代更新的。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危机论发现了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基本生存生活资料”这一倾向造成的人口过剩危机，那么卡尔．马克思的危机论发现的则是“资本主义为逐利过度扩张与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劳动工人购买力不足”这一倾向造成的产能过剩危机。两者不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危机是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则需要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在这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终极批判，或革命性批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被视为异端。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西方世界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恐怕是每一位西方经济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美联储前行长伯南克才说“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这意味着，近一百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动摇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大萧条之前刚刚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完美的形而上体系，并否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大萧条前蒸蒸日上繁华无比的柯立芝繁荣似乎也在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即使大萧条发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市场主义的无为理念，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和复苏政策，导致经济继续恶化，直到强势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启动。这一记耳光打的的确是过于响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未来一百年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张。直到今天，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态度，对大疫情冲击的政策反应，其实都来自大萧条形成的经典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否则在美国这种制衡体制、否决政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印钞、扩表和撒钱呢？ 所以在此时此刻，危机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危机的成因、机理、过程和后果，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周期切换、金融波动变频、政治格局调整的国内外大变局时代，放下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均衡、稳态、理性、最优等形而上概念，去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解和洞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重要。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研究有足够多的学者大师给了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对危机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门派，而是综合各家之长，用更加靠近真实世界的通俗语言，对即将到来或已经身处其中的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本书起名为危机经济学，但绝非是传播末日情结的焦虑，而是告诉读者以一种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四季并不只有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还有风霜坚冰、天地萧条的寒冬。当我们把陷入经济低潮的危机看做一种周期现象的时候，过度的焦虑也就被理性知识“治愈”。所以首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播来消解人们的过度焦虑，尽可能的使人们理性而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还能再进一步，那就是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框架，来为危机时期的风险管理和机遇挖掘提供思路和方法。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自媒体社会，贩卖焦虑往往作为快餐知识产品的一种饥渴营销手段，显然这样的知识产品对正确的认知毫无作用。危机是一种客观现象，就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有智慧有勇气的组织和个体，都不会轻易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但是不同经济体对危机的耐受力也不相同，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经济体可以迅速在危机中修复，并能获取更强的免疫能力。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经济衰退、金融海啸出现，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运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危机成为问题重压下重新平衡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形式降低了贫富差距、消除了过剩的无效产能，是新周期来临前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以经济衰退泡沫破灭的代价，换取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结构，然后换取一个新周期的起点。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带领大家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视角看待危机。这在大变局、大疫情、大动荡的今天，显得格外切题、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系统的研究了危机，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增量工作需要做。首先，没有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比较、梳理和总结。不同学派众说纷纭，不同大师各有主张，有的从制度角度，有的从周期角度，有的从结构角度；有的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最终走向万劫不复，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认为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可以解决的技术和方法（明斯基、皮凯蒂、斯蒂格利兹）；有的却否认危机的内生性，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完美，危机是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天灾”，或者是政府干预不当所引起的“人祸”，与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关系（新古典与奥地利学派）．．．．．．那么这些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究竟谁是最符合真实世界的呢？本书要做出梳理，并谨慎的给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对危机思想史的梳理，而是以危机理论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审视当下、预见未来。我们总感觉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殊不知回头看过去的时间，哪一个阶段是绝对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呢？只是今天的变化和动荡，超出了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既有的认知，或者是仍然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有了新的节奏。本书的目的，是尽量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企业家、金融机构、投资者个人，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启示和知识框架，以便更好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现在发生的种种意想不到，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挖掘危机中的种种机遇。当然，在危机中的大部分时候，风险管理是抓住机遇的基本前提。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我们描述当下世界发生的种种“危机现象”，我们形容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断裂带”：大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断裂带、市场大恐慌下的金融市场断裂带、去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和产业链断裂带、大国冲突和种族文化间冲突导致的文明断裂带、金德伯尔陷阱下的全球秩序治理断裂带。全球各国在穿越断裂带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意外，由此构成了危机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我们聚焦于理论层面，梳理危机经济学思想史和提炼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大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三章分析第一大国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和政治困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固然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第四章我们聚焦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无危机增长的秘密。过去的“无危机增长”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怀有危机意识，提前做好准备，危机可以避免，即使不可避免，但是以一种可控的形式出清。而且可控的中小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只有过去积累的矛盾释放了，无效和低效资产被淘汰了，新的经济业态才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第五章是对策篇，将讨论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的管理，过度减记资产的估值管理，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与重组等。当然，我们还要重点讨论，组织和个人在危机期间的防御性生存法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心智结构和知识更新体系的优化和布局。 本书为赵建博士专著《危机经济学通识：这次真的不一样》的前言节选部分。本书正在写作过程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 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尽管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但是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日前，美国财政部披露了最新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本文拟据此粗略分析过去四年（2017~2020年）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变动情况。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增加但占比下降 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7.07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了1.07万亿美元，增长17.8%；美国未偿国债总额27.75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新增7.77万亿美元，增长38.9%。由于外资增持美债的速度跟不上美国政府赤字膨胀、美债发行扩张的步伐，到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为25.5%，较四年前下降了4.6个百分点（见图1）。 公平地讲，这不能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新世纪以来，小布什的两个任期（2001~2004年和2005~2008年）和奥巴马的第一任期（2009~2012年），外资持有美债占比持续上升。但到了奥巴马的第二任期（2013~2016年），外资持有美债余额增加9984亿美元，占比却回落了3.9个百分点（见图2）。而且，2015和2016年两年外资持有美债余额持续下降（见图1）。这部分反映了“8·11”汇改之初中国遭遇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储备下降的后果。不过，剔除中国因素后，外资持有美债占比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总降幅的45.0%；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下降了3.1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总降幅的68.5%（见图2）。 美联储接手了外国投资者退出的美债市场份额。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包括量化宽松和无限量宽在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扩大资产购买。在美债市场上，2013至2016年美联储持有占比上升了2.2个百分点，2017至2020年再提高了4.6个百分点，其中仅2020年一年就提高了6.9个百分点。到2020年末，美联储持有美债4.69万亿美元，较上年末翻了一番，净增2.3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债新增额的51.9%（外国投资者仅买走了新增美债的5.1%）（见图3）。 中国持有美债占比有所回落但并非因为主动减持 作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过去四年是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令市场对此关注度进一步提高。2020年12月份，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华尔街日报》刊文直言，将合法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除名会带来严重且被低估的风险。这么做选错了时机，在美国背负巨额债务急需中国购入美元之际却将中国赶走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没有反思自己持有美国国债的决定是否明智。 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末，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1.07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39亿美元；在外资持有美债中，中国持有占比为15.2%，较2016年末回落了2.5个百分点。过去48个月中，中国有27个月为净减持美债。尽管如此，但总体仍是净增持，美债仍是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见图4）。 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更多是因为美债发行量过大、中资持有被稀释造成的被动减持，同时也反映了“8·11”汇改以来中国央行逐渐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结果。故如前所述，奥巴马第二任期，中国因素贡献了外国投资者美债持有占比下降的1/2以上，但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因素的贡献率不到1/3（见图2）。 在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持有美债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过去四年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持有美债占比下降。类似中国情形的还有日本、瑞士、瑞典、爱尔兰、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六国投资者，加上中国，合计净增持美债2391亿美元（见图5）。其中，日本持有美债余额增加1606亿美元，重新超过中国成为美债第一大外国投资者，但日本投资者持有占比较四年前回落了0.5个百分点。而且，过去48个月中，日本投资者也有25个月为净减持美债，仅较中国少2个月（见图4）。由此可见，关于中国持有美债短期波动的炒作不排除是有些人想多了。 当然，也有因为经济和/或非经济原因主动减持美债的。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巴西、智利、丹麦、马来西亚和加勒比国家等1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四年合计净减持美债1888亿美元（见图5）。其中，俄罗斯投资者在2013~2016年减持美债755亿美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减持800亿美元，其持有美债占比在下降1.5个百分点后进一步回落1.3个百分点，降至仅占0.1%，实现了清仓式减持。这既反映了当期俄罗斯遭遇的国际收支危机，也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影响。 将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减少解读为去美元化恐过于武断 最大的“瓜”就是将外资持有美债占比变动与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份额直接挂钩。但其实二者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9月末，全球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余额6.94万亿美元，美元储备份额为60.5%，为199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较2016年末回落了4.9个百分点，这与同期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正相关。但2012年初至2016年末（奥巴马第二任期）全球美元储备份额上升了3.9个百分点，却与当期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是负相关。再往前三个四年美国总统任期中，外资持有美债占比持续上升，全球美元储备份额却连续下降，也是负相关（见图2和图6）。 实际上，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持有美债的外国投资者，除了外国央行，还包括外国民间部门，二者在同一时期的操作策略可能不尽一致。如过去四年，外国官方净卖出美国中长期国债8266亿美元，而外国民间净买入美国中长期国债1783亿美元（见图7）。 再者，外国政府部门（不限于外国央行）除了买国债以外，还可以买其他美国金融资产。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外国政府净卖出美国证券3479亿美元，其中，净卖出美国中长期国债8266亿美元，但分别净买入美国政府机构债、企业债和股票4430亿、134亿和224亿美元（见图8）。后三种金融资产如果为外国央行购买，就被计入官方外汇储备。 如果仅由外资持有美债变动就评判美元国际地位变化，就需要更加强大的内心了。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外国净买入美国证券8943亿美元，较奥巴马第二任期增长65.0%，其中，外国民间净买入美国证券1.24万亿美元，增长39.0%，外国政府净卖出美国证券3479亿美元，减少1.0%（见图9）。而衡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不仅要看官方使用美元投融资的情况，还要看民间使用的情况，切勿以偏概全。 注：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
昨天传来一个重磅消息，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为了解决东北人口减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在东北地区率先放开生育政策限制，其实这种建议经常会有，还有人建议全国取消限制，但是之所以重磅，就是因为全国卫健委给了答复，说是可以立足探讨研究，做好调整后人口变动的测算，研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后的配套文件出台，评估社会风险，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东北地区全面生育放开的方案。 这个回复引发了巨大争议，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孩子都死了，奶来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出生率极低，此时放开生育方案，难道大家就会生孩子吗？生了孩子谁来养，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已经吐血了，第二个孩子能生都不生了，那你放开生育政策还有何意义。无非也就是让有钱人多生几个而已。再说了东北人口流失，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即便退一万步，真是提高了生育率，生出了孩子，未来也肯定跑出去。不会留在东北。更有年轻人很有意思，说我愿意响应国家号召，愿意生孩子，请先发给我一个媳妇。 这事老齐也研究了一整天，我们在开喷之前，总得先搞清楚问题，老齐到觉得，国家卫健委的回复里话中有话，他说的探索可能是研究，而不是政策的放开，也就好比上学的时候，家长给老师提意见，说你们应该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孩子的性格，展开教学。培养他们的特点。老师听了之后，微笑的回复家长，您说的对，我们在研究研究，于是家长就理解成为，老师要因材施教了？下一步会针对我们家孩子进行专门培养。但其实老师心里想的可能是，就你事多，你们多提宝贵意见，反正我也不改。 从卫健委的回复来看，显然是还没有这个试点方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下手，而且他提出的那些条件，就是他重点在考虑的问题和难点，比如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公共服务是否能跟的上，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小事，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很可能，效果不大，还引来骂声一片。 其实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都能看得出来，专家们自然也更清楚，现在连二胎生的都不多，放不放开这个生育政策，意义真心不大。就好比说，放开成为亿万富翁的限制，你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吗？之前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是不升反降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现在养孩子跟几十年前可不一样了，又是上学，又是补习班，又是各种的兴趣课，养个孩子没有几十万真心下不来。要是有个二胎，那生活质量一下就下来了。大多都得跟老人一起住，无论是买个大房子还是租个大房子，都够孩子的爹妈喝一壶的。老齐认识的人里，除非家里特有钱的那种，觉得生二胎很好。大部分中产阶层，都被二胎拖累的不行。甚至很后悔，还不能说，生怕让老二知道了，以后会引发家庭矛盾。 所以这就是微观的现实，研究宏观政策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微观现实的，生育率这个东西一旦下降，就再也没有上升的可能。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欧洲那边，生孩子直接给钱，就这也没有提高生育率，从经济学上来讲，社会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多，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相反生儿育女的成本就会大幅升高。所以一个成本不断提升，收益不断下降的事，大家越来越不爱干，这事也就很好理解。未来这个趋势也还会继续。有人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也对但也不全对，阻挡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全方位的，不光是房子。原来晚上是没啥娱乐活动，只能生孩子，现在光加班就得到很晚，夫妻两个人甚至经常见不到面。 再说回东北地区，这里的老龄化最严重，但可能不光是生育率低，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失问题，在东北都是重工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非常惨淡负担非常重，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所以能够生育的年轻人都走掉了，他自然生育率就低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自然也就老龄化了。所以解决东北人口的问题，还在于经济本身，而不在生育政策。但从经济上破局又谈何容易，关系社会在这里根深蒂固，有人甚至调侃，东北只要一有振兴政策，海南的房价就涨。老齐一直认为，东北缺的是市场经济的文化。人情世故太浓重了，想要做生意真的很难。而要改变这种思维，真不是一两代人就能解决的。所以南北差异进一步拉大，将不可避免。那么人口问题，也基本无解。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那么这时候放开生育政策，只会惹来更多的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所以老齐并不认为，真的会在东北调整政策。甚至全国也一样，都到这个时候了，放不放开，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未来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已经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阻挡。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做好准备，于国家来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用机器替代人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同时解决社会化养老，多盖养老院。以后421的人口结构之下，居家养老几乎没可能。不是不孝顺，而是根本没这个精力。而对我们个人来说，多存点钱吧，等70-80-90后退休的时候，光靠国家的养老金肯定是不够的，估计养老院的费用，普遍会高于退休金，甚至会高出一倍，所以你要想活的体面一些，至少要准备你最低月开销240倍的存款。也就是说，你一个月最少花5000块钱，那么等你退休的时候，至少得有120万存款才够用。这还没有算上通货膨胀，如果算上通胀，可能得有360倍月开销，也就是你得准备180万，才能保证5000元月开销需求。
新冠疫情以后，欧美日都进入了无上限宽松，事实上践行了MMT（现代货币理论），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进一步质变，中国成为全球资产高地。投资者也看到了这个趋势，竞相追逐中国资产。 1 这是一个与印钞机赛跑的时代 当资产价格上涨时，每个人都会有焦虑感，这是人性。 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跟朋友吃饭、交流就两种情况，一是他说买的几支股票都涨停了，觉得自己是股神；另一种是让你推荐股票。 推荐股票是一件特别得罪人的事：你推荐给他，他挣钱了让你继续推荐，总有一支股票亏钱，你总会得罪这个人；第二种方式，你不推荐股票，立马就得罪了他。 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代表性资产（股票、房地产、比特币等）价格上涨确实给社会带来一种焦灼感。人性使然，导致大家只看到那些错过的机会或者不幸踩到的坑。 今天让我们暂时抛开作为投资者、个体的感受，靠近本质，去发现这轮资产价格波动的真相。 1． 冰山一角 首先描述一下现象。其实这些资产价格的波动只是冰山一角。 比如股市，我们看到一些头部股票大涨，茅台又创新高，另一方面大量的股票跌得很惨。2021年元旦以来，4000家上市公司，真正上涨的股票是1500家，涨幅超过20%的不过几百家；超过2500家股票是下跌的，有些股票甚至跌掉了50%-60%，这是股市上分化的表现。 房地产市场上，我们看到深圳涨价、上海涨价、北京的学区房涨价，另一方面也看到很多二三线区域的分化非常严重，像燕郊区域的房子卖不出去。 再说比特币，从8000美元涨到1万美元，然后跌到3000多美元，一路到去年年底又涨到4万美元，大部分人其实都错过了。现在让你买，可能你也下不了那个决心，搞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泡沫还是信仰。 有个段子说，这几年如果你没踩到坑，基本上不算高净值人群。 总体上人们都有一种财富焦虑感，从普通的打工人到中产阶层，企业家群体面临的投资机会多、诱惑多，身边的朋友又有成功案例，他也会觉得焦灼，搞一家上市公司还不如人家多买几套房、炒比特币。 什么是幸福？《自私的基因》书里说，幸福就是你对比邻居家之后的状态。 2． 流动性拐点 推而广之，是什么造成这个局面？原因或者动力在哪儿？发现事物的本质，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第一层面，疫情冲击造就了“半江瑟瑟半江红”。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正增长，宏观数据非常靓丽，而且可以预见，2021年持续复苏是没问题的，今年的数字可能会在8%以上。 同时我们也看到，疫情对交通、贸易、交流的影响仍在延续。以我自己的理解，今年是真正考验每一个企业、个体的关键时刻。 去年年底，很多产业都很火红，你看到身边一些朋友收入上了新台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疫情的冲击不可能没有影响，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已经退出市场。统计数据很好，非常真实，但是关门不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不在（规模以上企业）这个统计里。 这就出现了“幸存者偏差”。 无论做投资、做企业，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我们要全面地、完整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状态。 第二层面，疫情以后，全球都重新进入量化宽松。我们今天面临的金融环境和2008年不一样。实际上欧美日实行了无上限宽松，我称之为无底线宽松，只要机构出问题和经济需要，中央银行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往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好多人讲这种情况有问题，的确有问题，但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哪个更重要？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当命都保不住时，你得先保命，现在放水，后遗症再慢慢解决。 但是欧美日这种无上限宽松，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国内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这么放水我们的资产在稀释，不放水太吃亏；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学他们，后遗症太大。2017年以后，好不容易把金融风险整顿过来了，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货币政策正常化、常态化的空间。这是国内主流的意见，我个人也更支持这种观点。 所以你看，2020年疫情冲击这么严重，我们的宽松程度其实不高，2020年四季度末以后，货币政策在边际上已经收紧，银行业的市场利率在抬升。这也是很多人在探讨流动性拐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希望看到所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 中国的货币当局其实看得很清楚。 但是所谓的不放水是不跟着欧美日无上限宽松，当你经济差了，现在能动用的手段也不过是相对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这种宽松在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一部分用于中小企业的恢复生产，一部分用于民生，另一部分的流动性必然会跑到资产市场上。这也是2020年股票市场表现如此之好的原因。 股市好的时候，一般房市都会好。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淀区那片互联网公司聚集地，公司一上市或者股票一上升房价就跟着涨，因为大家手里有股票可以套现去买房，这是一种联动关系。 去年中国股市真正好的时候是2020年3月份到2020年三季度末，基本上估值抬升水涨船高，你不需要考虑什么，（买入后）股价就上涨。但是三季度末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从估值抬升转换为盈利拉动，通俗地说，这时候你得找盈利稳定、确定性强的股票。 去年三季度末以后，中国股市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已经不好赚钱，甚至把2020年赚到的钱全部亏回去了，有的还出现了巨额亏损。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货币环境层面，全球还在宽松，中国也在宽松，但是中国和欧美日处于两个“平行世界”。 从投资者角度讲，你看清这个问题就不用焦虑了，你也不要奢望跑过印钞机，没有人能跑过印钞机。能被印钞机甩下得稍微慢一点，就烧高香了。 2 羊群多的地方，别去！ 常识告诉我们：羊群多的地方，你是不能去的。 我不是鼓动大家逆潮流而为，我们确实需要看清大势，了解市场、资产的逻辑，不要意气用事，要勇于认错，经常自省。 我认识一个经济学家朋友，从2015年开始一直说中国股市有“泡沫”，简直不可理喻，当股市从3000点涨到4000点，说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泡沫”，你们都不要命了吗？涨到5000点时，他终于忍不住冲了进去，结果5100点股市到顶，然后发生了股灾，他深深地损失了一大笔钱。 专业人士也有他的盲点，经济学家也不是什么都懂，很多人问房产投资、资产配置、股票市场，找经济学家其实弄错了，经济学家不是干这事的，真正干这事的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但即使是这帮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成功，只是相比于其他群体，他掌握的信息可能更充分一些。 以前我在今日头条上会发些段子，调侃一下，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所有国家的韭菜都应该向中国的韭菜学习，只有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收割而痴心不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有一个国家的韭菜像我们这样百折不挠，前赴后继。 很多人希望自己一夜暴富或者抓住关键机会，这种机会是有，但是运气和概率太小了。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股市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一棵韭菜的视角去看待经济运行和市场变化，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机构。韭菜的自我修养的提高，很重要。 股票这个事就不说了。从专业机构出来，我们非常清楚监管的基本要求。你看过去这些年，很多所谓专家带着很多人在燕郊买房子，多少人套在这个市场上？多少人想到今天会如此惨烈？ 财富增值的决策，只能由你去做。通过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自己。你得了解市场机构、中国股市的基本情况，买标的公司时你得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企业的财务状况等。 1． 意识 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 在菜市场买菜时，所有人都会斤斤计较，为什么你买股票时不斤斤计较呢？ 对普通人来说，主要还是通过专业的学习，不断提升思维方式，以此超越群体的思维惯性。 举个例子，我们从小听父母的话，要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德，但在投资上，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量入为出，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放大杠杆，除非你第一桶金攒得足够大。问题是你都量入为出了，怎么可能把第一桶金攒得足够大？ 2． 本钱 第一桶金特别重要。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投资很成功？因为他撬动杠杆的第一桶金特别大。 我原来劝一些年轻同事，我可以教给你很多投资方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替代不了你，你必须有第一笔撬动杠杆的资金。 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手里有一万块怎么投资，我说不用投资了，或者你去澳门赌场掷骰子赌一把，亏了也就亏了。 打个比方，你学会了剑谱，但是手里拿着木棍和拿着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完全是两回事。 剑术很重要，剑也很重要。 作为打工人、普通中产阶层，赚取第一桶金有两种方式：一是你的赛道成长空间特别大，今年年薪30万，明年可能40万，后年到50万。 二是你有足够的条件换到一个成长更快的赛道。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央企到券商其实是换到了一个新赛道，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迅速积累第一桶金，很多年轻能干的同事，三年之内年薪百万是没问题的。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有差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状态。 为什么很多人听了投资课之后，仍然挣不到钱？不是你的方法不对，是你的本金太小。对于一个打工人或中产阶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时可动用资产至少要有100万，不然没法玩。 3． 赛道 为什么这两年，大家都在谈价值投资？ 一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更加严格，市场会越来越规范。 二是大家逐渐形成共识。投机时绝大部分人都是要亏钱的，最后发现还是买质地比较好的资产最好。 价值投资从理念上讲是不错的，但是实践证明，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正因为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绝大部分人赚不到钱。 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判断未来大概率经济处在什么阶段，什么行业更有优势和增量。 第一，以技术驱动为代表的科技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是确定的。无论国产替代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在这个确定的赛道上会衍生出很多细分行业和龙头。 第二，伴随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内需的启动是大概率事件。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百姓总要吃喝玩乐，要喝酒，要吃饭，要用酱油，在食品、饮料、教育等领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确定的。 第三，“碳中和”带来的机会。我们已经做出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围绕着减排、节能、植树造林、降耗，围绕着产业结构的改造，光伏、新能源电池以及整个产业链条对传统化工行业的改造是确定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一定还会跑出更多的公司。尤其互联网行业的迭代速度非常快，今天市值几千亿、上万亿的公司，可能两三年之内就会被其他行业取代。 3 如何把握关键机会？ 说实话，这些年踩了很多坑，经验谈不上，有很多教训，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第一，对于大趋势要有相对通透的把握，至少把握以后你可以不用焦虑。这个大趋势就是中美关系问题，对我们和世界都是巨大的挑战，涉及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经济、政策、资产等很多问题。前两年我有段时间很焦虑，后来我觉得想清楚了。 第二，选择确实比努力更重要。同样的人在不同的赛道上差距很大。同样是学霸，你进入一个传统行业和进入上升行业，结果完全不一样。 第三，要下决心突破自己，尽管这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无论是投资还是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你得寻找到能遵循你内心真实想法的状态。这一定是因人而异，有的人有选择的资本，有的人没有选择。 在面临不确定时，你要敢于尝试，也许会踩到一些坑，但这就是所谓的无怨无悔。 最后，关键时刻还是要抓住关键机会。也许你抓住的机会，周期比较长，10年或者20年，也许是3到5年。看准了就相对聚焦一点，而不是撒胡椒面，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耗散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在你选择的过程中，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帮过你的贵人。 很多东西基于我们的选择，很多东西又是我们决定不了的。 既然这些东西我们左右不了，那么就在自己能决定的因素上做功。
最近，老齐发现网上很多地方都在说通胀，认为去年很多国家，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都发了好多的钱出来，而现在这些钱，开始起到了推升物价的作用，到了年初，什么东西都在上涨，比如大宗商品中的，能源，工业金属，还有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股市也涨了，比特币更是大涨，很多人还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做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也就是说，富人的财富都在资产里，而资产价格随着货币超发，变得水涨船高，而穷人没有多余的钱来买资产，所以他们的钱更多都用于消费。那么财富也就越来越少。贫富差距也就越拉越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轮全球货币超发之后，是否又要拉开这种差距呢？会不会引发大的通胀呢？穷人是不是也得赶紧买点资产。 首先，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贫富分化是肯定会越拉越大的。但这其实跟放不放水关系不大。跟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关。以前人家占用的是人工成本，所以有钱大家一起赚，但现在机器越来越多，网络越来越大。用的人工越来越少，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大，所以贫富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更改的现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随着科技进步正在越来越高。在格雷厄姆那个年代，都是工业企业，基本用净资产，或者是几倍市盈率的价格就能买到，而现在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得是估值几十倍。 其次，这次全球大放水，并不会引发恶性通胀，因为周期没到，长波周期要30-50年才会变化一次，上一波周期是在2000年到2010年，所以没那么快再出现，这次只是代表库存的基钦周期以及代表资本支出的朱格拉周期向上而已。库兹涅兹周期和康波周期并未向上。所以是因为经济复苏，所产生的需求，带动的价格上涨，这个上涨是会有节制的。到达一定程度，他就会逆转。比如咱们国家，复苏的比较早，在今年中后期，周期就会开始下降。也就是商品涨价就会告一段落。而美国和欧洲这块，晚半年左右，年底到明年初，也会出现拐点。所以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通胀。放出来的那些水，随着货币乘数增加，他们也会主动开始回收的。同样举个例子，当年次贷危机之后，我们也没少放水，美国4轮QE，最终出现大通胀了吗？通胀最高峰，恰恰是在QE之前，和金融危机之中，当时油价达到了140美元以上。至于黄金价格，更是在欧债危机中达到顶点，随后欧美同时放水救市后，黄金价格不涨反跌。坑死了中国大妈。一套就是8年。 第三，穷人要不要赶紧买资产，总体来说，温和通胀之下，肯定资产会越来越值钱，而你的劳动力也肯定跑不赢资产价格，所以站在大的格局上，买资产是肯定没错的。但问题是买什么资产，有人建议大家去买股票中的核心资产，买房子，买黄金，这就有点扯了，我们有个比喻，你不能为了戒烟而吸毒，孰轻孰重你自己要清楚。温和通胀，要不了你的命，但是乱投资却可能让你血本无归。资产可以买，一定要买便宜的资产，这样未来你才能赚到钱，而如果高位接盘这些昂贵的资产，甚至在周期的尾端还去做买入，那么最后必然是损失惨重一地鸡毛，煤老板们是怎么覆灭的，不就是因为2010年之后，周期都结束了，还去大比例加杠杆的去买这些不赚钱的煤矿么，结果煤炭价格一直跌， 欠银行的钱越来越多，最后全都崩溃了。人民的名义里蔡成功是怎么失败的，不就是瞎倒腾矿，让人家给坑了吗。 所以综合来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主要的根源还是思维，你想想10年前为啥不买房，非要现在买，有人说10年前没钱，现在你就有钱了？现在买房差的钱多还是，10年前差的钱多？现在拼命要买股票了，为啥2年前你不买，当时创业板才1000多点，现在已经翻了2倍。所以这就是人性，那时候你不想买，是因为这些资产全都在赔钱，但那时候，恰恰是最便宜的时刻。随便买点什么，都能赚钱。而现在你想买的原因，就是因为看见别人赚钱了，那么你现在买进来，把别人放走了，他就真的赚钱了。投资中有很多哲学的问题，一定要想清楚，你进入这个市场要赚谁的钱，7赔2平1赚，你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可能成为那10%呢，还是更有可能成为那70%。你又何德何能从别人兜里把钱掏出来，是你先知先觉，还是你了解的知识更多，又或者你比别人有更丰富的信息途径？我们总说一句话，跟群众站在对立面上，你不一定能赚钱，但是跟群众站在一起，你一定会赔钱。当大家都想要买资产防通胀的时候，虽然脑子不太灵光，但是也得强迫他好好想想。买的这么晚，买的又这么贵，你以后还能赚谁的钱？这就跟打牌一样，如果你发现，没人替自己埋单了，那为整个牌局埋单的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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