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 ■“商行+投行”可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 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是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主要以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为主。 ■实践证明“商行+投行”战略有利于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从国外案例看，硅谷银行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企业、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商行+投行”战略下硅谷银行获得了长期超额收益，2001-2019硅谷银行平均ROA、ROE分别为1.18%和11.98%，高出行业0.18和2.3个百分点。 从国内案例看，招商银行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成为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常年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 ■投资建议（略）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目录 一、走近“商行+投行” 二、“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2.1模式一：投贷联动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三、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硅谷银行简介 3.2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四、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4.1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五、投资建议（略） 六、风险提示 报告正文 01 走近“商行+投行” “商行+投行”又称商投联动，其本质是商业银行突破传统存贷汇业务，进行综合化转型，这是经济转型升级到一定阶段后银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面临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脱媒”、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等多重挑战。 （1）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产业向互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主的成长型产业升级转型。伴随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抬升，当前我国传统低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现产业链转移、过剩产能出清现象。而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重知识技术、轻固定资产模式的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正在快速兴起，需要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尤其是投行服务。 （2）“金融脱媒”程度加深，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快速崛起冲击银行的传统存贷汇业务空间，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叠加金融开放，银行机构间同质化服务竞争激烈，传统盈利空间遭受严重挤压。 （3）直接融资占比提升，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要求银行向综合经营发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内在意愿与外在压力正不断增强。 在此背景下，我国不少商业银行提出向“商行+投行”转型的策略。例如，兴业银行在2016-2020 年五年规划中提出建设“结算型、投资型、交易型”三型银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并举的经营战略。工商银行提出“大投行”战略，深入推进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良性互促、境内与境外有机联动、银行与非银行业务融合发展。平安银行提出要在推进零售战略转型的情况下，走“商行+投行+投资”道路，大力发展综合金融。中信银行提出“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发展愿景，明确强化商行与投行联动、表内与表外联动的发展思路。招商银行在“轻型银行”发展战略引领下，持续推进“投商行一体化”策略，围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两大场景运用的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但什么是“商行+投行”？从定义来看，“商行”是指银行从事的传统存贷汇业务，主要是赚取息差收入，同时银行需要承担资金的信用风险并且形成资本占用。“投行”则包括投资银行、资金交易、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在内的大金融市场业务，重点是银行以资金服务商的身份来满足客户的直接或间接融资需求，主要赚取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收入，实现较少的资本占用甚至不消耗资本、不承担信用风险。从本质来看，“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综合性经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商行业务与投行业务的协同配合，可使银行全面提升对顾客的服务水平，逐渐成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优质供应商，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提升高价值客户比重，并获得更多综合收益、分散财务风险、降低资本消耗。 国际上银行业实现“商行+投行”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以美、英、德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银行控股公司和全能银行模式。具体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即纯粹性、管理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只从事对附属机构的股权运作和股权管理等，附属子公司经营包括商业银行、保险承销、投资银行等在内的金融业务。银行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公司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可以从事具体的银行业务，其他领域的非银金融业务则由其所控股的子公司进行。全能银行模式则允许商业银行直接从事所有金融服务业务，即“一个法人、多块牌照、多种业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行+投行”的综合性经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银行盈利来源、扩大市场份额、并提升一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从分业走向混业，在此期间，银行非利息收入持续增长，非银金融服务业务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推动商业银行ROE水平大幅提升。1991-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平均ROE、ROA水平分别达到14.3%、1.22%，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950-1985年美国商业银行ROA平均水平为0.72%）。贡献商业银行ROE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于非息收入，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重达43.7%，较1986年提高16.1个百分点。此外，进一步分析非息收入的构成，可发现包含证券化和投资银行业务等非银金融服务的“其他”非息收入项，是推动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尤其在1999年后美国商业银行全面迎来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代表的综合性经营模式，非息收入迎来快速上升期。 02 “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总体来看，“商行+投行”开展形式可主要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其中，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则为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 2.1 模式一：投贷联动 在以财务顾问为主要身份参与的“跟投”“跟贷”模式下，商业银行在收取服务费、托管费增厚非息收入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优质客户融资过程中的沉淀存款和优质高效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财务顾问”的身份，筛选优质信贷客户后，对其推荐品牌实力较强、专业水平较高或紧密合作的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机构，搭建平台以便双方沟通、协商，为PE/VC与优质客户牵线搭桥。在此过程中，银行不直接承担资产风险，但可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托管，而企业募得资金也有望在银行进行沉淀。另一方面，对于已有合作的PE/VC投资的优质企业客户，商业银行可提供特殊的信贷支持，即“跟贷”模式，通过建立“绿色通道”对合作PE机构投资的企业适当放宽信贷投放标准。 认股权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在助力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能通过合作机构代持的方式获取股权溢价，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与 PE/VC的重要合作模式。认股权贷款在我国又称选择权贷款，是指银行与PE/VC合作，将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业务相结合，为企业提供的结构化融资产品。一方面，银行与PE/VC进行合作，对具有高增长潜力、但抵押质押资产不足的企业进行放贷。另一方面，PE/VC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代理银行与企业签订认股权协议。认股权协议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期权、股权、收益权三种协议，协定中银行的贷款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转换成企业股权、期权，共享目标企业股权溢价。当被投资的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并购、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股权的价值增值时，代理PE/VC可以代表银行抛售或者转让所持有的认股权份额，并按照约定的协议把所获得的收益分配给银行，由此银行实现对股权溢价的分成。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商业银行可通过参与结构化定向增发，在获取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得到一定浮动收益。在定向增发业务中，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基金子公司、信托子公司等机构下的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上市企业的“定向增发”，投资股票、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等公开交易市场标准化金融工具。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不同设置优先级与劣后级，理财资金投资优先级产品。此外，在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上市企业定增难度加大的条件下，可将投资结构设计成固定收益+浮动收益。锁定期满后，若市场行情不佳，上市公司大股东以现金补足固定收益的差额部分；若市场行情向好，投资管理方可以择机抛售股票，获取二级市场投资收益。 股权直投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投资子公司绕道监管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实际是“明股实债”模式，银行与合作投资机构首先成立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再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其中，银行凭借出资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获得优先级份额，即承担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得较低的固定收益，而第三方合作投资机构则成为普通合伙人拥有劣后级份额，即获得位于商业银行后的剩余收益分配。银行在此期间还可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提供项目推荐、基金募资、项目管理、资金托管等财务顾问服务。同时由于银行拥有内部评优系统，通过此系统银行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优质客户提供包括贷款、财务咨询等在内的经营管理服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以债券股票承销为代表的投行业务，有利于银行在授信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赚取中收，同时减轻资本消耗压力。以债券承销为例，对银行而言，其对有贷客户的资产负债情况掌握已较为全面，为此类客户进行承销有助于发挥协同效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及披露成本。同时，传统授信支持也为银行拿下项目承销打下重要的基础。 并购重组服务不仅包括并购贷款，还涉及到并购前估值、并购中融资、并购后整合等全程顾问服务。具体来看，一是为有并购重组需求的上市公司提供并购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企业持有的上市企业股权或其他股权设立股票收益权信托，并用表外理财资金池与其对接，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融资。而相关股票按照一定的折扣率质押给信托，到期由企业或第三方以约定的溢价回购该部分股权收益权。二是为拟上市公司提供“Pre-IPO基金+并购贷款”服务，主要是由银行、VC/PE等战略投资者组成并购财团，银行在这其中通过贷款、子公司股权直投提供融资服务。同时银行还可为拟上市公司以及Pre-IPO基金等提供投资顾问、融资顾问、托管顾问和并购重组顾问等中介服务收取服务费，提高中收。三是为国际化企业在境外融资上市提供“财务顾问+境外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自身境内外金融平台优势，由境内分行担任并购顾问，境外分行提供境外并购贷款，境外投行子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培育并保荐上市等方式实现商投联动。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当前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仍以银行内设控股子公司之间协同为主，同时银行往往将投行业务定位于辅助商行存贷汇传统业务发展的工具。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近年来监管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元化的渠道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不少银行早已经通过子公司等方式获得多种金融牌照，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银行控股集团。截至2020年末，已有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9家银行控制或投资了证券公司，13家银行机构出资参与设立或控股了基金管理公司，7 家银行机构出资设立保险公司，4 家银行机构投资信托公司。但在业务品种上，银行发展投行业务仍相对较少，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三个领域，但整体定位仍然在于辅助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发展。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内“商行+投行”模式对银行利润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更多体现为间接影响。从体量来看，当前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体量远小于银行。以2019年数据计算，证券行业的净利润为1231亿元，仅占全部商业银行的6%。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角度来看，银行仍需探索实现高效业务协同的方式，商行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考核分润、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或影响最终的实际效果。 从长远来看，更广义的商投联动正在我国逐步发展。无论是近年来各银行不断推出的选择权贷款，还是银证合作创新的持续发展，商业银行正在逐步推进实现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的整合、联动和协同，“以顾促融”全面获取商业银行的投行服务收益、实现综合化经营的时代正在到来。 03 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 硅谷银行简介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是一家典型的美式金融控股公司，也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最为成功的金融机构之一。硅谷银行于1983年成立于美国加州，并逐步由一家区域性银行发展壮大成覆盖存贷汇业务、估值服务、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总资产约710亿美元，规模相对中等偏小。根据公司官网披露的数据，VC投资过的美国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中有大约50%是其客户。 从业务划分来看，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将其业务划分为四大板块。其中，硅谷银行Commercial Bank（GCB）负责商业银行业务，SVB Private Bank负责私人银行业务，主要服务于PE/VC背后投资人和中小科创企业高管。SVB Leerink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在2019年新收购的业务，主要从事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股权、可转债、并购、股票研究与销售交易等投资银行业务。SVB Capital为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旗下的风投基金，可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3.2 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大力发展认股权贷款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传统投行等业务，开发信贷风险审批系统，处理企业融资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问题。在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凭借其多年来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模式、资金需求、现金流结构、生态网络的深入系统化认识，将贷款的适用性、针对性和贷后管理的细致性发挥到极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贷款，在获取高于一般贷款利息收入的同时，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同时，硅谷银行还通过对企业发放认股权贷款来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来弥补业务的高风险，一般为企业总股本的1%~2%，由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持有，在企业公开上市或被购并时行使，通过认股权证来有效对冲不良贷款甚至坏账的损失。此外，对于非常看好的创业企业，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会安排旗下SVB Capital进行小规模的股权投资，一般每家企业的投资金额为100~400万美元，以便在企业成功创业实现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对高风险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和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以PE/VC背后的投资者中长期承诺付款为担保向PE/VC提供授信（此类贷款专有名称为capital call line of credit）。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向风投基金提供开户和基金托管等金融服务，并通过兄弟公司SVB Capital直接投资优秀风投基金。截至2019年，SVB Capital已投资入股约500家风投基金公司，而反过来硅谷银行为其投资的风投基金的托管规模已超过45亿美元。与创投机构之间深度的合作与绑定，也使得硅谷银行与大量优质PE/VC形成战略联盟，银行可以根据合作中获得的企业信息，来基本判断创业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是否得到认可，并进一步降低对企业融资的风险。 整体来看，根据企业“起步、成长、上市准备、成功上市”四个典型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与PE/VC建立深度合作，并将投行业务与商行业务灵活搭配，满足高成长性企业的全方位、各个时期的融资需求。 （1）在企业起步期，硅谷银行通过自身深耕科技企业贷款业务多年获取的历史数据，开发信贷风险评级模型，进行资产组合和风险定价，在传统商行业务中实行特殊便捷的小企业贷款流程，为企业设计保证、抵押、信用的组合融资方案，且可通过认股权贷款业务分享或有股权溢价。对特别看好的公司，通过SVB Capital进行股权投资。 （2）在企业成长期，硅谷银行的贷款品种和额度也将有所提升，可提供期限较长的项目贷款支持（通常为12-24个月），同时配合经营规模的成长贷款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如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等。在投行方面，硅谷银行通过担任企业私募引资顾问，协助企业引入PE/VC等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扩大融资的空间。 （3）企业上市冲刺期，硅谷银行在过去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夹层融资、并购贷款等多品种融资业务满足企业复杂的资金需求。同时，硅谷银行还为企业提供上市前重组、报表优化等财务顾问服务，调整企业资产和负债结构，提升利润水平，并通过SVB Leerink覆盖企业上市承揽承销、提供上市服务等顾问咨询业务。 （4）企业上市成功期，针对企业跨越式发展的资金需求，硅谷银行提供循环贷款、银团贷款等商行服务。在投行业务方面，硅谷银行提供二级市场再融资顾问、股权市值管理等服务，解决上市公司股东参与配股、增发、增持等资本项下或并购、投资等资金需求。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从贷款业务来看，硅谷银行目标客群主要集中在高成长企业和PE/VC等战略投资机构，贷款主要投向科技和生命科学/医疗健康贷款、PE/VC贷款、私人银行消费贷款三个方面。截至2019年，硅谷银行向PE/VC发放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4%，而科技类、消费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分别为30%和11%，其中消费贷款全都是向私人银行客户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住房、购买限制性股票，同时硅谷银行发放的消费贷款中，87%都有房地产作为抵押，信用风险得到一定覆盖。 从营收来看，硅谷银行贷款收益率相对同业较高，同时非息收入是硅谷银行重要的盈利来源，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益是推动硅谷银行进一步取得超额收益率的重要因素。2019年硅谷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营收的比重为36.8%，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入、投行业务占非息收入比重分别为11.3%和16%。由于硅谷银行专注服务于高成长企业及PE/VC，其发放贷款收益率因风险溢价高而显著高于同业。此外，认股权证相关非息收入还能进一步为硅谷银行带来额外收益。 从存款来看，硅谷银行专注PE/VC与高成长性公司，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带来大量低成本存款。尽管近年来硅谷银行无息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但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存款中仍有66%是无息存款，而全美商业银行中这一比例仅为16.5%。 硅谷银行特殊的客群和一以贯之实行“商行+投行”战略，使得其实现了资金的良性循环，以较低成本获取了相对高收益，自2001年以来硅谷银行ROE、ROA平均水平始终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04 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招商银行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银行之一，秉承“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在业务和理念创新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效果。在向“轻型银行”转型的背景下，招商银行通过业务的聚焦、客户的聚焦，致力于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专业化体系，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创新业务，加速投行化转型，打造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板块，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4.1 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一是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早在2010年6月，招商银行已推出“千鹰展翼”计划，通过与PE、VC等机构合作，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具体来看，针对一家初创公司，招商银行信贷方案由分行小企业条线发起申请，由总行小企业金融部门的专业团队负责投资决策，在提供选择权贷款的同时，还可负责PE等风险投资机构推荐，同时投行部负责提供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的角色，私人银行部为企业提供财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获得利息收入、托管费、财务顾问费等多种业务收入。截至2019年末，招商银行“千鹰展翼”入库客户已达2.6万户，客户授信总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2547亿元和419亿元。此外，为更好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和发展需求，招商银行还和各类基金合作设计投贷联动系列产品，包括投联贷、科创贷、三板贷、高新贷等，并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投资企业。 二是通过旗下投资子公司进行股权直投，并与银行各部门进行业务联动。招商银行提供的投贷联动不仅是为企业提供匹配其发展周期的信贷融资方案、覆盖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顾问服务等，还包括小额股权直投业务。具体来看，招商银行基于其与企业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充分了解，由招商银行旗下机构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境外子公司招银国际，对企业提供股权资金支持，并提供全流程资本市场综合金融服务。以2015年招商银行与光伏亿家SLARZOOM的战略合作为例，SOLARZOOM作为光伏电商和分布式电站的融资交易平台，是分布式光伏市场中承载小微贷款的国内重要载体。在SOLARZOOM平台上申请融资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通过SOLARZOOM的资质审核之后，可获得招商银行五年期的无抵押贷款（单个项目的贷款额度为50万~3000万）。同时招商银行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持有SLARZOOM一定比例股权，通过这种更加稳固的股权关系加强双方的合作意愿与强度，此外SOLARZOOM亦可通过上述股权质押向招商银行获得额外贷款。 三是持续推进传统投行债券承销业务，深化业务全流程改造，为客户提供多方位融资服务。持续多年在“投贷联动”“投商行一体化”方向上的发展创新，为招商银行债券承销打下了坚实的客户基础。据WIND统计，2020年招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债券金额为5205亿元，同比增长44.6%，排名银行类主承销商第一。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招行的ROE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拉长周期来看，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始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11-2019年招商银行年均ROA、ROE分别为1.29%和19.44%，分别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0.17和2.54个百分点。 从杜邦分析来看，高“利息收入/平均资产”、低“利息支出/平均资产”、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从2020年前三季度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其ROE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将36家A股上市银行杜邦分解数据转换为排名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位居全部上市银行第1名，反映了招商银行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净息差逐步收窄的背景下，“轻型银行”转型取得一定成效，收入结构更加平衡。 当前招商银行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均位于上市股份行前列。目前招商银行手续费收入仍以托管、代理和银行卡手续费为主，其中托管业务收入主要受到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推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招商银行在收入端财富管理类中收的增长，不仅与招商银行在零售业务持续发力密不可分，也从侧面反映了招商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体系充分发挥效用：客户财富管理需求能得到满足，表外理财充实优质可投资资产，同时可为投行项目寻找到匹配的资金方，促进了资金在零售业务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良性循环。 05 投资建议（略） “商行+投行”战略的推出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商投联动将有助于银行实现客户资源、资金成本、销售覆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以资金中介的身份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并跟进高风险高收益的融资业务。 06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董登新：茅台三大危机冷思考 ——深度剖析茅台三大“硬伤” 作为A股第一高价股、第一市值股，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已无敌手，并且遥遥领先，地位不可撼动。在A股市值前五大公司中，它们依次排序为：贵州茅台（白酒）、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五粮液(行情000858,诊股)（白酒）、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其中，白酒企业占据两席，这是A股的特色，但绝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特色。 截止2021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贵州茅台A股收盘价2601元，再创历史新高，其市值更是高达32674亿元，超过了工行、招行、中行三家银行A股市值的总和。其中，工商银行A股市值为14155亿元，招商银行A股市值11253亿元，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A股市值6745亿元。 在2020年第三季报显示，贵州茅台共有14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此外，还有许多神秘的私募基金重仓其中；同样，五粮液也有11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当然也少不了大量的私募基金重仓其中。 基金集中扎堆贵州茅台，是否有“抱团取暖”的嫌疑？不论答案是什么，但公募基金在投资理念与投资组合上确实存在“同质化”现象，这对“基民”来讲不是好事，肯定是有风险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茅台股价还能走多远？“头部”在哪里？谁是最后一棒的“接力者”或买单者？在此，我们要重点讨论贵州茅台的三个“硬伤”或称三大危机：第一，走不出国门；第二，价格双轨制；第三，权力寻租与腐败。这也是长期投资者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一）茅台简史：30年规模扩张与营收暴利 1986年，“贵州茅台酒厂”正式挂牌。 1989年，全面恢复人工踩曲，当年茅台酒销售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199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贵州茅台酒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 1999年，茅台集团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 1999年，“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台”）成立。2001年，贵州茅台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上市，募集资金20亿元。 2007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 2010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 2012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 2013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300亿元。2012年12月“塑化剂事件”爆发，白酒行业元气大伤，盲目杠杆扩张势头受阻。2013-2015年贵州茅台营收一直徘徊在300多亿元。 2016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400亿元。 2017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600亿元。 2018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700亿元。 2019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800亿元，为888.5亿元。 2020年贵州茅台原定营收要突破1000亿元，但年报预披露贵州茅台预计2020年营收977亿元左右，净利润455亿元左右。 不过，贵州茅台“暴利”，确实是名符其实。据2019年报，贵州茅台毛利润率高达91%，净利润率接近50%。2020年可能继续维持这一盈利水平。 与我国先进制造业相比，贵州茅台的“暴利”程度更是令人叹服。贵州茅台的营收虽不及格力电器(行情000651,诊股)的1/2，但其净利润却接近格力电器2倍；同样，贵州茅台的营收不及宝钢股份(行情600019,诊股)的1/3，但其净利润却接近宝钢股份的4倍。这足以表明贵州茅台作为一家传统酿酒企业，其行业“暴利”能力远超先进制造业企业。 （二）茅台知名度：出口外销比例仅为3%左右 2021年1月21日，胡润排行榜发布，200强中国品牌价值总和9.2万亿元，其中，贵州茅台品牌价值上涨63%，首次突破1万亿元，连续第三次成为“最具价值中国品牌”；排行榜第二位天猫品牌价值仅4900亿元；五粮液品牌价值翻了一番，达到2950亿元，排名上升至第五。与A股市值前五排名“惊人相似”：两家白酒企业竟入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前五名！再次重申：这样的排行榜，绝对代表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水平！ 贵州茅台是中国最知名的白酒酿造企业，并号称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可口可可乐”。然而，大家不要忘了，作为世界品牌，在国外必须要有足够的知名度和销售量，否则，只能关起国门号称“第一”。 事实上，从出口外销规模来看，茅台出口只相当于威士忌、白兰地的一个零头。 2019年，苏格兰威士忌出口达到49.1亿英镑（约合70亿美元），在全球106个市场出口（按70cl瓶装规格）数量相当于13.1亿瓶。 另据法国科涅克管理局发布统计报告，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1日一年时间，科涅克（Cognac）白兰地出口达2.111亿瓶，出口总值达34亿欧元（约合41.5亿美元）。 2019年贵州茅台出口总值约为4亿美元，大体相当于英格兰威士忌出口总值的5.7%。2019年贵州茅台外销比例只有3.15%，海外华人是其主要消费者，当然，也有一些国人借出国之机，再从国外“回购”一些茅台带回国内。据传，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贵州茅台在配方上作了若干改良，使其口感更甘甜、更柔和，但效果不佳。 由此可见，贵州茅台要想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它离跨国公司的差距更遥远！所谓品牌价值，不能只是关起国门来“大概加估计”。 （三）短缺经济+饥饿营销模式：价格控制与配额销售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茅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袭了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配售、凭票供应模式：经销商按计划分配，定量供应，计划指导定价。很显然，贵州茅台并非国计民生之类的基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其销售模式却仍保留计划配售、凭票供应、定价管制，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与怪胎，它与市场经济精神格格不入！ 1981年至1985年，贵州茅台零售价指定为18元。 1986年至1987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128元。 1988年至1989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140元。 1990年至1999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200元。 200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185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220元。 2001年至2002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26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260-280元。 2003年至2005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26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320-350元。 2006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30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400元。 2007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35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500元。 2008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43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650元。 2009年至201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499元，零售指导价不变。 2011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619元，零售价一度上涨至2000元。 2012年至2017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819元，零售价大约在2000元左右，其中，2014年贵州茅台零售价曾一度跌破1000元，逼近出厂价。 2018年至202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969元，零售指导价1499元/瓶。但茅台实际卖价保持在1600—1900左右，多地零售店、烟酒店标价到了2200左右并且货源紧张，茅台经销商单瓶利润过千。 根据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茅台国内经销商为2401家，国外经销商106家。一直以来，贵州茅台直营渠道营收比重大致在5%至10%之间，经销商渠道营收占比高达90%以上。目前茅台拿货渠道及价格体系有好几种：一是经销商拿货价格969元；二是商超拿货价格1299元；三是大集团的团购价1499元。 2019年以来，茅台酒价格持续上涨，市场流通价格从1900元，上涨到2200元以上。茅台酒的销售除了直营外，主要依靠遍布全国的经销商渠道。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手中以969元的出厂价拿货，再加价卖给终端渠道。从经销商手中拿货的价格是2300元，然后再加三、五百元出售。照此计算，经销商每瓶茅台酒的毛利润超过1300元，终端销售环节则不超过500元。 贵州茅台在生产环节“暴利”的前提下，经销商在整个流通环节也是十分“暴利”的。这就催生了一套非常固化的经销商“套利”模式：假设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提货10吨，只需要出货5吨便可以收回成本，剩下的5吨囤货待涨，成本就此锁定，剩下的全部是利润。 （四）贵州茅台“价格双轨制”：钱权交易与权力腐败 众所周知，价格双轨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它是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它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差价暴利，滋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也就产生了“官倒”、“倒爷”腐败现象。 时至今天，贵州茅台却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的“价格双轨制”模式来定价和销售，人为主观制造“饥饿营销”的市场环境与氛围，让消费者在正常价格下很难买到茅台酒，但茅台经销商囤货惜售、黄牛党炒货、串货与假货等各种乱象频发。 特别申明：以下有关“腐败”表述直接引用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文字材料。 在“价格双轨制”营销模式下，谁掌握了贵州茅台的配额权、配售权、审批权，谁就握有贵州茅台的生杀大权，就会拥有谋利、腐败的机会。一瓶500毫升装53度飞天茅台酒的出厂价是969元，市场指导价是1499元。然而，由于供需关系紧张，想以指导价买到茅台酒很难，商超、专卖店的价格大多在2000元以上，只要拿到酒就能挣到钱。于是，在权力染指下，茅台专卖店成了酒中“4S店”，严重污染了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近12年来，茅台集团共有五轮高管因涉嫌违法被抓捕，所涉及的职位越来越高。茅台集团屡出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自2019年5月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被通报“双开”至今，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一系列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茅台“靠酒吃酒”腐败的根源在何处？存在哪些制度漏洞？管理混乱背后是怎样的政治生态？ 2020年1月12日，反腐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第一集首次曝光了贵州茅台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 袁仁国从2000年起就先后担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重大事项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批“后门酒”，谋取巨额私利，最终走向违法犯罪。袁仁国一方面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搞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办理茅台酒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另一方面，袁仁国靠“批酒”大肆谋取私利。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其多个亲属甚至司机也在袁仁国的帮助下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并为其他不法商人牵线搭桥，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片中披露，有个经销商为了讨好袁仁国，送给袁仁国一个定制的5公斤金鼎，上面还刻了一句诗：“酒冠黔人国。”金鼎上这个“人”换成了袁仁国的“仁”字，“酒冠黔仁国”，来讨好他。2019年5月，袁仁国被“双开”。他说：“我知罪、认罪、悔罪，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对茅台集团的整改提供一些制度上的反思，从制度上铲除腐败的土壤。” 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家中有一间房子堆满了茅台酒，数量达到4000多瓶，请注意，不是40瓶，也不是400瓶，而是4000瓶！落马前，王晓光觉得家里名酒太多不安全，为了销赃，他把年份茅台酒分批倒入了自己家里的下水道。 王晓光还是一位“股神”副省长，他和关系密切的企业主先是违规操纵所控制公司的股票价格，提前获知内幕消息，而他则以所谓“借款“名义找企业主拿来本金入市，盈利后返还。经查，王晓光股市交易额达4.9亿元，盈利达1.6亿元。此外，王晓光还长期做着卖茅台酒的无本生意。他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为家人和亲属办了四张茅台特许专卖经营权，7年获利4000多万元。 2018年9月，王晓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9年4月，王晓光一审被判20年，并处罚金1.735亿元。 以袁仁国案为突破口深挖，贵州省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自力、原副总经理高守洪等一批以酒谋私的高管，仅2019年就先后有8名集团原高管被逮捕，罪名均涉及“受贿罪”。其中，李明灿于2015年7月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家齐从2011年3月起担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7月7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对其进行审查调查。 销售系统也是茅台集团腐败的高发地带。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马玉鹏、原董事长王崇琳、原副总经理雷声、原华东大区经理罗爱军相继因涉嫌受贿被逮捕。早些时间，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聂永、原总经理肖华伟、原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王静也分别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其中聂永、肖华伟已被判刑。这个腐败高发地带的产生，与茅台酒营销体系异化导致的价格背离有关。 身为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崇琳之妻的李太明，为茅台酒经销商在签批零售茅台酒、增加合同计划量、专卖店日常管理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名牌手提包、手镯、珠宝项链等财物。王崇琳、李太明夫妻双双受贿暴露出的茅台“近亲繁殖”、家族式腐败等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茅台集团是贵州的财税大户。2018年，茅台集团实现税收380亿元，上缴税款约占贵州省税收总额的14%。记者了解到，以前由于担心影响财政收入，对于茅台暴露出的问题，应对性措施多、根本性措施少，不愿、不敢触及深层矛盾，未能动真碰硬。2018年8月赴任的贵州茅台集团纪委书记卓玛才让坦言：“茅台此前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监督缺失。集团党委这个层面不愿意让纪委去履行职责。” 2019年，贵州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办公室挂牌成立，权力的笼子进一步扎紧。2020年4月27日，贵州纪委监察委网站披露，该省2019年狠抓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牟取私利问题，已严肃查处利用茅台酒牟取私利问题397起，处理379人，党纪政务处分284人，移送司法机关80人，督促取消通过违规违纪违法手段获得的茅台酒经营权。 （五）建议贵州茅台废除固定渠道和价格管制 贵州茅台是垄断专卖品吗？当然不是！它比国计民生的石油还重要吗？为什么要垄断销售和定价？为什么要专卖？ 贵州茅台真的是稀缺品、奢侈品吗？它比黄金、钻石还稀缺、还珍贵？黄金与钻石的销售与价格不受任何管制，为什么贵州茅台还要采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分配、价格管制？ 贵州茅台既然是奢侈品，而非基本消费品，更不是消费必需品，就应该完全放开市场和价格，由国家税务局开征高额奢侈品消费税，让奢侈品消费者多纳税、多消费。这难道不好吗？ 目前我国白酒（包括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消费税从价比例税率为20%，这对普通白酒（比方，每瓶价格在100元以下）而言是适当的，但对纳入奢侈品的白酒系列（比方，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则应提高其消费税率，可以参照烟草消费税率来执行。 我国现行香烟消费税税率：在生产环节，甲类卷烟为56%、乙类卷烟为36%，雪茄烟为36%，烟丝为30%。批发环节，对所有卷烟按11%的税率征收从价消费税。 只要将贵州茅台的消费税率提高至香烟水平，就可以完全放开茅台酒的销售和价格，废除经销渠道，废除统一定价，废除销量配额，所有烟酒商店均可采购销售，价格自定，利国利民。 不过，直至今天，贵州茅台仍然没有找到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的办法，很是苦恼。 在2021年初的经销商大会上，茅台提到了第三方渠道直销投入的问题。茅台方面表示，茅台将把市场统筹作为关键任务，持续优化自营体系，统筹实施非均衡精准投放，同时以商超、电商、团购等渠道为重点，加大直销投放力度，实现新老渠道的错位发展、互为补充。 但这只不过是换了个花样，依然是“新瓶装旧酒”，毫无意义。目前，单瓶53度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为2800元以上，直奔3000元，这与1499元的市场指导价相去甚远。 贵州茅台按计划配额投放在苏宁、京东、天猫电商平台上，更是加大了草根炒酒的侥幸。你打开近期的短视频搜索，就有许多播主分享线上抢购茅台的技巧和攻略。比方，苏宁非会员只能在每周一、三、五抢购茅台，但只要每年缴纳149元会费就可以成为苏宁普通会员，每周一至六均可以参与抢购茅台的活动，抢中者按固定价格1499元付款。有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内从苏宁和京东共抢中5瓶53度飞天茅台，他在天猫没有抢中。他说成交价1499元，转手可卖2500元，5瓶可赚5000多元，比打工划得来！还有一位神秘播主说一次下单抢到了200瓶。 长此以往，如此下去，贵州茅台将成为继“房住不炒”后的第二个反面典型：“酒炒不喝”！从全民炒房转向全民炒酒？ 由此可见，贵州茅台三大危机之首是“价格双轨制”，这是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的根源所在。因此，贵州茅台必须砸碎“饥饿营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全面、彻底放开酒价和销路，还奢侈品本来面目，还有钱人消费的自由与公平！切莫以照顾穷人为借口，管制价格和销量！ 贵州茅台如果不能彻底废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营销模式，则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难以根除。更何况，茅台毕竟只是烧酒，其销量与价格的完全市场化，不会有任何阻力，只会对贵州茅台更有利，而且也绝对动摇不了国之根本，其酒价完全市场化也不会影响国计民生，甚至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最后提醒各位：请不要过度“神化”贵州茅台！让它安静地揭开面纱、走下神坛，还原烧酒的实质。 附：贵州茅台股票上市20年来的年K线图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刚刚过去的鼠年，无疑是白酒股逞英豪的一年。从2020年2月3日到2021年2月10日的鼠年交易中，酿酒类公司的指数上涨了181.74%，堪称是牛气冲天。投资白酒股的投资者当之无愧是鼠年行情的大赢家。 鼠去牛来。进入牛年，投资者还要不要买进白酒股，白酒股又要把A股市场带向何方，这无疑是市场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牛年股市需要正视的问题。进一步说，放任白酒股在A股市场里发酒疯真的好吗？ 照直说，我是不建议投资者买进白酒股的。虽然白酒股属于大消费概念范畴，但喝白酒显然是一种“有害的消费”，是损害消费者人体健康的。因此，这样的消费并不值得提倡。希望国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都远离白酒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置身资本市场也不要买进白酒股，让白酒股在资本市场难有立足之地。 不建议投资者买白酒股，也是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毕竟经过鼠年的疯涨之后，目前白酒股的风险已大。像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的股价都上破了2600元，市盈率超过70倍。已明显失去了必要的投资价值。目前市场对白酒股只剩下投机炒作。由于白酒股股价大都处于历史高位，因此，这样的投机炒作，其投机风险显然太大。故而不建议投资者买进白酒股。 实际上，白酒股的炒作除了大幅增加白酒股的投资风险之外，带给市场乃至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有误导实体经济的可能。由于沾酒即涨，某些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地向白酒公司靠拢。如牛年伊始，在港上市的“信阳毛尖”将公司名称改为“国龙茅台”，究其原因在于“信阳毛尖”的全资子公司牡丹江龙晋酒业收购了北京耀莱龙微酒业，而这家公司的业务伙伴上海高诚，又是卖名酒的，所以改名中就带有“茅台”二字，这显然有蹭热点之嫌。 而在A股市场更不乏“信阳毛尖”这种蹭热点甚至改行进军白酒的公司。如中小板上市公司怡亚通(行情002183,诊股)，是国内知名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领域涵盖快消、IT、通讯、医疗等等行业。今年2月5日晚间，怡亚通发布公告表示，公司拟出售9家子公司各60%股权，并出资1700万元成立酒业公司，以增进公司在白酒产业的布局。 而更早一些的时候，去年11月24日晚，沪市上市公司大豪科技(行情603025,诊股)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一轻控股"）持有的北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京泰投资"）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股份"）45%股份。红星股份主营业务为白酒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红星"品牌系列白酒。一轻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红星股份55%的股份，京泰投资持有红星股份45%股份。如果资产重组完成，大豪科技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红星股份100%的股份。这也意味着红星股份实现借壳上市。 白酒股的疯狂炒作，引来上市公司纷纷蹭白酒的热点，让一些上市公司相继进军白酒行业，导致白酒业的“兴旺发达”。而上市公司大兴酒业的结果，就是将更多的白酒推向市场，最终都喝进了国人的肚子里，让更多国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可以说，白酒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国人的身体健康成反比的，因此，为了国人的身体健康，进军白酒行业的上市公司越少越好。而白酒股的炒作，明显将更多的上市公司引向到白酒行业中来，这于国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不仅如此，更加重要的是，白酒股的炒作还将科技公司变身成了白酒公司，如大豪科技收购红星股份，这更是对行业方向选择的重大误导。中国要走向强大，就必须振兴科技，大力提倡科技强国，科技兴国，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而白酒股的炒作引导大豪科技收购红星股份，让一家科技公司醉卧在一家白酒公司的怀抱里，这实际上正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最乐意看到的事情。封杀中国科技公司，打压中国科技公司，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事情。特朗普没有做到的事情，A股市场通过白酒股的炒作却做到了，这样的结局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因此，A股市场白酒股的炒作可以休矣！
1 风向‘反转’ 春节之后，金融科技监管持续加码。 昨天下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下简称‘通知’）。 作为对于去年下发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补充文件，通知正文虽然只有短短684个字，但已经足以令不少从业者彻夜难免——头上的紧箍咒又加码了。 通知里最具杀伤力的要求落在了几个量化标准上面，包括：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应严格落实出资比例区间管理要求，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与单一合作方（含其关联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 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50%。 此外，地方银行的‘跨区经营’被‘一刀切’——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业务的，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 层层加码，几乎已经堵死了联合贷款的发展空间。而‘跨区经营’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另一种‘助贷’模式下的放贷规模。 联合贷款：商业银行与具有贷款资质的机构按约定比例出资共同发放的贷款。 助贷模式：助贷机构利用自身掌握的获客、风控及贷后管理优势，向资金方（包括持牌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推荐借款人，经资金方风控终审后，完成发放贷款，并获取相关服务费的业务。 事实上，《暂行办法》的颁布之所以获得了市场极高的呼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剔除和弱化了‘量化限制’，没有‘一刀切’的表述。 比如，只要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对贷款余额采用限额管理，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采用区间管理；对于合作机构，只强调适度分散，避免对单一机构过于依赖而产生风险；对于跨区经营则只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应主要服务当地客户，审慎跨区经营。 彼时，市场认为，疫情刺激下联合贷款的需求增加，以及监管部门鼓励‘开正门’的意图使得互联网贷款有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对于缺乏网点优势和科技能力的中小银行而言，可能是一次实现数字化、赶上新浪潮的机会。 然而短短半年之后，风向就有了彻底的转变。 2 存贷‘双杀’ 新政之下，整个市场的‘缩水’已是必然。 国盛证券测算显示，截止到截止2020 年末，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净额整体规模为20.05 万亿元，假设全部与一家互联网巨头合作，按‘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的比例粗略估算，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规模预计不超过5万亿元。 考虑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的因素，其促成的联合贷整体规模预计不超过7.14万亿元。 这已经是在非常理想状态下测算出的市场规模‘天花板’，实际情况是，净资本规模较大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在联合贷款业务方面的占比远不会达到如此高的占比，‘天花板’只低不高。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联合贷款相关的各方都被套上了层层枷锁，我们一一来看。 一类是以网商和微众为代表的巨头系互联网银行，他们在流量、场景和技术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并以此拓展了许多合作方。也是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他们在每笔贷款中出资比例较低，因而杠杆较高。 尽管监管给予了过度期，但控制增量、调整存量的压力不容小觑。前述对于出资比例的要求直接卡住了巨头们的‘咽喉’——规模扩张必须以补充资本金为前提，这与网络小贷的控杠杆监管趋势相吻合。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补充资本金能否获批，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 一类是消费金融公司等，目前从头部几家公司披露过的数据，以及私下了解的情况来看，参与联合贷款的规模和占比有限，所以受到新规的影响也有限。 还有一类则是缺乏场景与流量，寄希望于依托这种模式拓展业务的中小银行们。 无论是跨区经营被禁，还是限额与机构集中度限制，都非常致命。在过去几年银行的数字化与线上化浪潮之中，中小银行由于在技术、网点、流量方面的不足，大多选择了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依托外部机构加速发展线上业务。 不久前，互联网存款‘新规’下发，已经切断了其负债端拓展的一条重要渠道——商业银行不仅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获取存款，甚至不能由其他平台提供营销、展示和宣传服务，互联网存款也被‘一刀切’。 如今，在资产端再次遭遇种种限制，对于那些苦寻出路的中小银行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典型如新兴的一批民营银行。截至目前，我国正式开业运营的民营银行数量，达到了19家。 除了有巨头加持的几家之外，其他的十几家银行既没有场景、流量和用户优势，甚至不像城商行、农商行一样有本地网点可以依托，遭遇互联网的‘存贷双杀’之后，无异于被斩断一双‘翅膀’。 3 分化加剧 客观来说，联合贷款+助贷模式的蓬勃，在推动互联网贷款、消费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不少风险。‘大干快上’的背后难免会有乱象，何况是在银行业，面对高昂的利润说不动摇是很难的。 代价就是，近两年，这部分贷款的不良蹿升很快。这其中有疫情的因素，但更多可能还是过度借贷、风控不严的结果。所以，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银行主动压降这部分业务。监管出手，也有这重考量。 但眼下，这种全面严控的局面也是超出了很多从业者的意料之外。 毕竟，对于很多十八线的小银行来说，借助金融科技公司或互联网银行等外部力量，可能是它们拓展业务半径和提升自我能力的唯一途径。 对于银行来说，数字化早已不是意愿问题，更多是能力问题。如果缺少了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一大批小银行也就更没有了创新的空间和可能。与此同时，资源和机会再次向头部银行聚集。就如这轮互联网贷款新规，间接利好国有大行、股份行等头部银行。 这也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处。银行业两极分化的趋势本就愈发显著，互联网、数字化，原本可以调配资源，让在地域、网点、规模上处于弱势的银行得以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博得一些发展的空间。 没曾想，绕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主要观点 线索一：PPI价格加速上行信号开启 根据PPI 宏观四象限模型，PPI 加速上行信号已经开启，PPI 成为2021年通胀年的首条线索。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预计5 月PPI 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 1、 国内基本面：M1指引明确，生产热度延续。M1同比预示一轮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启动。同时二次疫情和就地过年虽然可能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形成负面影响，但预计有限，不改变中长期生产积极的态势。 2、 国内资金面：前期杠杆作用持续，当前资金边际转向。以实体经济宏观杠杆率前瞻资金驱动的投资意愿，按照1年左右领先性，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抬升，意味着2021年初 PPI 将开启加速上行。当下央行货币政策转弯初期，资金面未必持续的剧烈收紧，但波动必然放大，然而并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类似2016 年四季度）。 3、 国际基本面：房地产如火如荼，疫苗财政双管齐下。以全球贸易增速同步观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去年底全球贸易同比实现正增长，2021年初航运价格指数高位震荡。再者，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热，房屋建设和销量再创 2007年以来的新高。最重要的是，当下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的抬升，以及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进程的提速，完全提振了对海外经济复苏的预期。 4、 国际资金面：taper风波暂平，各国央行宽松不改。以美元指数判断全球美元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大致反向领先6个月左右。前期美联储天量放水引发的美元指数下跌，意味着从2020年Q4开始可能有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历史经验亦证明，同期的强美元未必压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走势的核心仍在于经济基本面。再者，当下美联储再度偏鸽，英欧日央行宽松不改的表态，坚定了市场的信心，奠定了充裕的全球流动性环境。 线索二：非洲猪瘟再意外，CPI攀升斜率上修 跟随PPI，CPI将成为2021年通胀上行的第二条线索，尤其是非洲猪瘟变异毒株的出现，可能导致2021年上半年CPI攀升斜率上修，上调2021年全年CPI中枢至1.3%左右（此前为1%）。 如何理解非洲猪瘟变化可能对猪价带来的变数？非洲猪瘟变异后，传播力增强，早期临床症状减少，但毒力减弱。预计4-6月猪肉价格再次回涨（当下50-80 公斤存栏下降影响3 月底出栏，同时夏季高温多雨为南方疫病高发期），7-10月猪肉价格加速回调（生猪产能修复，疫病干扰少），11-12月价格再次上行（当下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影响年底生猪出栏，冬季为北方疫病高发期）。 线索三：消费渐进修复，核心CPI向上依然可期 在PPI与CPI之后，我们预计核心CPI亦将逐步从低位回升，并于下半年回归正常水平，成为2020年通胀年的第三条主线。宏观角度自上而下观察，无论是居民活期存款的增速还是居民杠杆率的同比变化，均说明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未削弱，核心CPI同比回到1%左右难度不大。当前核心CPI的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消费环境的持续缺失。 资产价格影响：利率上行，顺周期反攻 利率方面，预计由于PPI价格加速上行+工增节后修复，工业经济名义增速将进入由价格因素为主要推动的二次冲高期。10年期国债利率可能上摸3.5%的高位。权益方面，PPI-CPI剪刀差于1月再次翻正并将持续走阔，意味在工业企业盈利分配上中上游企业占优，景气度向好。而利率走高对成长风格的压制也将凸显，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美联储表态转变，新冠疫情变化超预期，非洲猪瘟传播超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线索一：PPI 价格加速上行信号开启 1月PPI同比翻正至0.3%，为2019年下半年来首次。同时，根据我们的PPI四象限模型，宏观层面PPI加速上行的信号已经开启，PPI成为2021年通胀年的首条线索。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5月PPI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 （一）国内基本面：M1指引明确，生产热度延续 作为库存的领先性指标，我们一直在四象限模型中以M1同比前瞻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变化。按照9-12个月的领先度，2020年M1同比持续抬升（由4.8%至10%），意味着2020年底2021年初有望看见一轮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启动，PPI或将加速上行。 当下，尽管二次疫情和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影响有限，更多的是短期扰动，而不改变中期生产积极的态势。譬如部分生产信号：1、挖机销量处于历史季节性的最高点，对比2020年同比增长97%，对比2019年同期增长67%；2、工业机器人产量12月同比增长32.4%；3、租赁塔吊吨米使用率接近2019年同期；4、春节内建筑不停工项目同比增长53%。 （二）国内资金面：前期杠杆作用持续，当前资金边际转向 作为资金作用的领先性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实体经济宏观杠杆率来前瞻资金驱动的投资意愿——基建（政府杠杆驱动）、制造业（企业杠杆驱动）、房地产投资（企业杠杆和居民杠杆驱动）。按照1年左右的领先度，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抬升（23.6个百分点），同样意味着2021年初PPI将开启加速上行。 当然，当下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弯”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转弯初期对于大宗价格的负面拖累其实非常有限。转弯初期，央行货币政策更着重在精准和适度，资金面未必持续的剧烈收紧，但波动必然放大，详细的货币政策解读请参见报告《转弯进行时，怎么理解货币政策2021年的调控方向？》。这一阶段或类似2016年四季度的资金面状态，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2016年四季度正是上一轮周期中PPI翻正加速上行的时期）。 （三）国际基本面：房地产如火如荼，疫苗财政双管齐下 作为全球生产的替代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全球贸易增速同步观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020年四季度以来，尽管全球疫情出现反弹，但全球贸易同比已经实现了正增长。并且，1月中旬以来全球的航运价格指数高位震荡，也在高频上反映了全球贸易并未因疫情明显遇冷。 再者，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海外楼市正接近历史高点。2020年末，美国房屋建设和销量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再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的火热程度已经和2002年相当。从去年4月至12月，建筑许可季调折年数上行至170.9万套，较4月上涨60%，并领先带动住宅建造支出同比上升至16%的水平。结合建筑商信心扩散指数来看，后期建筑施工对上游商品的需求还将持续扩大。 最重要的是，当下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的抬升，以及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进程的提速，完全提振了对海外经济复苏的预期，疫苗接种为“根”，财政刺激为“肥”，复苏的果实正待成熟，成为目前最大的变量。参考我们在去年底搭建的海外情景矩阵，美国“疫苗顺利+财政落地”的情境正对应真实复苏路径，全球市场演绎的是实际利率回升、通胀预期回升、大宗商品上涨，美债大跌、美股风格切换、黄金跌，美元反弹的复苏逻辑。 （四）国际资金面：taper风波暂平，各国央行宽松不改 作为全球美元流动性直接的观测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美元指数判断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大致为反向领先6个月左右。一则美元指数的回落，基本意味着美元流动性宽松，有利于刺激全球生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二则美元本身为全球大宗商品的计量单位。据此来看，前期美联储天量放水引发的美元指数暴跌，意味着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可能有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 强美元一定和大宗商品价格呈反向关系吗？同期而言，未必。我们在报告《美元反弹能阻挡大宗上涨吗？》曾做过详细的历史复盘和讨论。大宗商品走势的核心在于经济基本面，如果基本面带来大宗商品需求端旺盛，则大宗商品牛市不会因美元指数上行而终止。1月中旬美联储对“taper”的讨论，超出市场预期，在短期内遏制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走势，但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需求改善依然是重要的支撑。 再者，当下美联储再度偏鸽，英欧日央行宽松不改的表态，坚定了市场的信心，奠定了充裕的全球流动性环境。美联储官员重申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充分支持，并表示目前讨论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为时过早；欧央行持续表示宽松立场，英央行官员表态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可能实施负利率。预计上半年全球央行宽松仍可延续。 （五）情景猜想：5月高点有多高？ 综上来看，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同时，2月沙特正式执行减产与美国寒潮在供给端形成冲击，成为原油价格突破前期瓶颈的催化剂。 额外的，在统计层面，3月开始受低基数影响，PPI翘尾因素的快速上冲本身也是PPI上行的一大动力（1月翘尾-0.4%，5月翘尾2.8%）。这意味着即便从2月开始大宗商品价格零上涨，PPI 5月高点也将达到3.5%左右。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尝试推算不同情景下5月PPI高点，以供投资者参考—— 自上而下，根据宏观四象限模型，2021年的PPI高点有望接近2017年高点水平，预计5月高点在6%左右。 自下而上，根据三类大宗价格的不同情景做推算，2021年的PPI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这里我们主要是参照了2016年和2017年三类大宗价格上涨对PPI环比的拉动。 二 线索二：非洲猪瘟再意外，CPI攀升斜率上修 跟随PPI，CPI将成为2021年通胀上行的第二条线索，尤其是非洲猪瘟变异毒株的出现，可能导致2021年上半年CPI攀升斜率上修，上调2021年全年CPI中枢至1.3%左右（此前为1%）。 （一）非洲猪瘟变异增加上半年猪价变数 我们在本系列开篇报告《三视角看2021年CPI趋势》中，曾经讨论2021年猪周期将正式进入下半场，但价格难以完全回到疫情前，主要是考虑到了产能、需求、成本三因素。而现实比预期更捉摸不定，2月初非洲猪瘟自然变异毒株的发现，以及近期亚急性型流行的非洲猪瘟的传播，证明生猪产能恢复周期将进一步拉长，尤其是2021年上半年猪肉价格的调整可能有限。 非洲猪瘟变异后有何不同？一方面是传播力增强，早期临床症状少，导致早期甄别和定点清除更为困难。但另一方面，变异后病毒的毒力有所减弱。 非洲猪瘟变异毒株如何冲击产能？根据涌益咨询数据，能繁母猪方面，存栏量已经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1月份存栏环降4.99%。商品猪方面，1月份不同体重段均有所受损，其中80-130公斤、50-80公斤、50公斤以下的生猪存栏环比分别下降9.22%、7.11%、6.61%。 如何理解非洲猪瘟变化可能对猪价带来的变数？春节前，养殖户本身就有响应需求增加供给的意愿，叠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提前出栏的情况较多，导致1月下旬以来价格快速下行。春节后，预计4-6月猪肉价格再次回涨（当下50-80公斤存栏下降影响3月底出栏，同时夏季高温多雨为南方疫病高发期），7-10月猪肉价格加速回调（生猪产能修复，疫病干扰少），11-12月价格再次上行（当下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影响2021年底生猪出栏，冬季为北方疫病高发期）。 （二）原油价格在CPI中的连锁效应需要关注 原油价格除了主导PPI价格外，在CPI当中也影响甚广。除了交通工具用燃料、居住水电燃料直接由原油价格决定外，我们提示注意原油价格上涨对生物燃料产业链上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例如与燃料乙醇相关的玉米、白糖，与生物柴油相关的豆油、棕榈油、大豆。而玉米与豆粕又是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材料，将进一步抬升饲养成本。 三 线索三：消费渐进修复，核心CPI向上依然可期 在PPI与CPI之后，我们预计核心CPI也将从低位回升，并于下半年回归正常水平，成为2020年通胀年的第三条主线。 宏观角度自上而下观察，无论是居民活期存款的增速还是居民杠杆率的同比变化，均说明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未削弱，核心CPI同比回到1%左右难度不大。当前核心CPI的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消费环境的持续缺失。 长期来看，类似M1之于工业企业库存和PPI，我们可用居民活期存款前瞻居民的消费积极性、零售业的库存周期和消费品价格变化。从我国的历史数据看，居民活期存款同比稳步领先于零售业库存周期1年，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除此之外，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也基本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居民杠杆率抬升往往意味着居民对可选消费品、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将有明显增长，典型如地产后周期（家电）、汽车、高端手机等等。2020年稳定持平的居民活期存款增速以及快速抬升的居民杠杆，均说明长期视角核心CPI完全可能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而短期内，1月核心CPI加速下行穿负，主要还是受到了就地过年和基期轮换的影响，预计2月虽然核心CPI同比将开始回升，但环比或仍低于季节性。疫情反复下春节调控手段加严，多数服务价格涨幅受挫。1月多项服务价格下跌（飞机票-33.2%、旅行社收费-9.9%、美发-1.3%），2月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较2019年仅增长4.9%。 四 资产价格影响：利率上行，顺周期反攻 三大通胀线索将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我们预计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半年将继续冲高，或上行至3.5%左右，权益中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重视，周期股有望再获超额收益。 利率方面，预计由于PPI价格加速上行+工增节后修复，工业经济名义增速将进入由价格因素为主要推动的二次冲高期。10年期国债利率可能上摸3.5%的高位。甚至在经济数据低基数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市场情绪推动下，不排除利率短暂突破3.5%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本轮经济修复的基础并不扎实，补库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有限，下半年高基数下数据转向的斜率仍不明确，货币政策完全收紧乃至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 权益方面，PPI-CPI剪刀差已经于1月再次翻正，唱响“顺周期”反攻号角。PPI-CPI剪刀差走阔意味着在工业企业盈利分配上，中上游企业利润分配占优，景气度向好。而利率走高对成长风格的压制也将凸显，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关注。 五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春节消费偏弱，节后数据尚不明朗 春节黄金周消费数据偏弱。商务部数据，“今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28.7%，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9%。”（注：2019年商务部数据是，“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8.5%。”）。一些更详细的春节消费数据的情况，参见报告《【华创宏观】城市分化、纠偏不够、出口仍强——春节的三个核心词&每周经济观察第6期》。 汽车方面，节前一周的零售不如2019年阴历同期。2月1日-6日，日均零售为54344辆。2019年春节比今年早一周左右，2019年1月26日-1月31日，日均零售为74453辆。 地产方面，节后数据尚不明朗。目前仅公布两个工作日的三十大中城市成交数据（2月18-2月19日），平均为22.14万平米，2019年同期（阴历，正月初七-初八）是18.7万平米。 螺纹表观消费方面，也尚不明朗，由于2月12日是正月出一，当周螺纹生产、库存相关数据并未公布。2月19日的库存数据实际是两周累计的结果。据此测算，2月6日至2月19日表观消费量合计大概是157万吨。2019年阴历同期（2月2日至2月15日）是114万吨。但由于未能区分出节后一周的表观消费，螺纹节后消费否是明显强于2019年同期尚不清楚。 （二）生产：螺纹周产量仍低于节前 生产端，水泥价格微跌。2月19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相比节前（2月8日）下跌0.02%。 螺纹生产仍低于节前，与2019年趋势一致。2月19日当周，螺纹周产量为308万吨。低于节前2月5日当周的322万吨。2019年节后，2月8日当周，螺纹周产量为293万吨，2月15日，螺纹周产量为292万吨，均低于节前2月1日当周的297万吨。 螺纹价格方面，偏强。HRB400 20mm上海2月20日价格为4480元/吨，2月10日为4300元/吨。汽车批发数据，2月1日-2月6日，日均批发量为43967辆，低于日均零售量。 （三）通胀：蔬菜、猪肉价格双双回落 全国大部地区回暖，蔬菜价格下降。截至2月20日，菜篮子价格200指数收于142.97，较上周环比下跌3.7%。节前受消费需求和冷空气影响，蔬菜价格在上周三达到峰值6.4元/公斤，节后伴随需求边际回归平淡和天气大幅回暖，蔬菜价格较春节前（2月10日）环比下跌9.36%，报5.8元/公斤，水果价格环比上涨5%。春节过后，疫病抬头，猪肉价格继续回落。猪肉价格较春节前环比下行7.07%，平均批发价报42.18元/公斤。春节过后，需求减弱。同时供给侧猪瘟疫情抬头。预计3月底猪肉价格将再见反转。本周豆粕、玉米等饲料主要原料价格涨跌不一，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动-0.5%和+1.5%。 （四）资金：资金面平稳，中短端利率下行，长端利率上行 截至2月20日，DR007收于2.0122%，DR001收于1.4384%，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化-19.61bps、-38.81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2.6249%、3.0783%、3.2605%，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化-3.1bps、-0.41bps、+1.56bps。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3300亿资金，但资金面维持宽松。受春节期间商品价格大涨影响，叠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大量回收资金和MLF等额续作，节后第一天收益率曲线大幅上行。随后央行转发金融时报的文章，再次强调市场更应关注利率而非操作数量，“当前已不应过度关注央行操作数量，否则可能对货币政策取向产生误解，重点关注的应当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利率等政策利率指标，以及市场基准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情况。”从央行所说的价格指标来看，当前逆回购和MLF利率保持不变，DR007运行平稳，或体现出货币政策稳字当头态度。 （五）地方债：2021年新增专项债范围明确，土储专项债将恢复发行 2月初，国家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梳理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要求省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于2月21日前完成材料报送。 从资金投向看，2021年新增专项债仍重点用于七大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新增可用于租赁住房建设的土储项目，不安排一般房地产项目，不安排产业项目。土储专项债2019年发行曾占逾新增专项债3成，2020年全年禁止发行，2021年恢复发行料将使全年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占比有所下降。从发行条件看，必须是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优先安排在建项目、纳入相关规划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项目，要求按照项目建设工期和年度建设任务合理提出资金需求。此外，保持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不变，以省份为单位，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券规模的比例上限保持25%不变，政策范围仍为此前国务院确定的10个领域。 （六）贸易：春节期间港口吞吐量同比提升 本周CRB现货指数环比+2.1%，工业原料价格指数环比+1.8%，增速进一步提升；BDI指数本周环比+22.9%，增速进一步大幅提升；本周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环比增速有所放缓，欧洲航线、美东航线、综合指数分别环比下降1.1%、7.6%、0.6%，不过仍维持高位；上海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环比提升24.2个百分点，本周大幅提升 根据中港协数据，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港口吞吐量同比有所提升：天津港春节期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2万标准箱，同比+18.6%；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47万吨，同比12.8%；营口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67.8万吨，其中散杂货相比去年同期增幅17%、油品同比增幅23.8%、集装箱同比增幅37%。今年春节期间由于提倡就地过节，港口吞吐情况或不弱。 （七）汇率：美元指数震荡，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2月以来，美元指数小幅回落，在90附近震荡，主要受到疫情缓和+经济修复预期提升，带来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的影响；本周公布的美国1月零售销售数据环比+5.3%，大幅超出预期值1%，1月建筑许可折年数188.1万套，同比+10.4%，创2006年5月新高，预计后续随着美国疫情缓和，服务业加速开放、工业企业复工提速，经济加速修复，美元指数有望反弹。春节后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主要受CFETS（模拟值）小幅走低影响。 （八）国际油价冲高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持续上涨 春节前后国际油价大幅上行，布油和WTI原油均突破60美元/桶，既有需求侧的因素，也有供给侧的影响。需求侧，疫苗接种进度和美国财政刺激推动全球风险偏好提升、需求预期向好。海外疫苗接种进度超预期，美国疫苗接种速度提升至200万剂/日，Q3有望实现全民免疫；韩国、日本等也相继发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拜登1.9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取得进展，参议院通过预算和解法案。供给侧，美国原油供给受创，OPEC+减产执行力强。美国遭遇奇寒天气，石油产能遭受重创，库存大幅减少。根据彭博本周四报道，美国最大油田二叠纪盆地产量比正常水平减少了65-80%，全美原油日产量减少了超400万桶。此外，OPEC+减产执行力强，1月减产执行率达到103%。 本周国际油价冲高后回落，2月19日，IPE布油期货结算价收于62.84美元/桶，上涨0.21%；WTI原油期货结算价收于59.24美元/桶，下跌0.31%。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汽油表观需求同比降幅收窄。2月12日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25.7万桶，环比下降1.5%；美国汽油表观需求约893.5万桶/周，同比下降8.9%，环比上涨11%。 国内方面，本周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2月上旬主要石化制品价格齐涨。国内成品油方面，汽油价格收于6863元/吨，上涨5.08%；柴油价格收于5736元/吨，上涨4.2%。其他石化制品方面，2月上旬，石油苯价格上涨11.7%，苯乙烯价格上涨7.1%，聚丙烯价格上涨0.1%，涤纶长丝上涨7.5%，聚氯乙烯价格上涨1.7%。
我们近期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全网5.7亿阅读。2020年10月的2万人生育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24%反对，16%中立。一些网友反对放开的理由在于养不起，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淡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提法。未来我国生育政策面临重大变化。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称，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我们先后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老龄化少子化加快——中国人口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四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20.5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总和生育率在1.30-1.75之间，大致相当于1.0-1.4的实际生育水平。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现生得起、养得起。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20年出生人口或大幅下滑超200万，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仅1003.5万，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15%。2019年公安部新生儿登记数为当年统计局出生人口的80.5%，按此比例反推2020年出生人口或较2019年下降超200万。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以及城市化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曾先后发起四次生育意愿调查，样本总计达20.5万，但分别只有33.9%、37.1%、30.5%、3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只有23.0%、22.6%、11.3%、14.5%的人愿意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更需注意的是，四次调查中有约15%-30%的人选择一个不生，其中包括部分人的真实选择，但应该也反映了不少年轻人对生育压力和生育成本的恐惧。总的来说，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下，简单基于四次调查计算的意愿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3、1.75、1.30、1.44，生育意愿非常不容乐观。根据2020年10月调查，有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16%的人中立，24%的人反对。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27.3万对、降幅31.2%，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70.1万对、增幅34.3%，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0.7%。“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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