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李德林-“文贼”郭敬明？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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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总顾问、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领衔的心力之作《资管大时代》已问世，此书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市场发展逻辑与监管改革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监管体系的相关建议，对行业从业者和市场监管者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日前，吴晓灵女士就对外开放、过渡期延长、直接融资和牛市、金融科技、信用债、投资者保护等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接受了网易财经、界面新闻、财联社、虎嗅、学人Scholar、证券市场线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关于统一监管 资管新规出台已近2年，但各类机构的监管规则仍差异很大。比如基金免税但银行理财不免税、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比货币基金约束小很多等。您对此如何看，对后续安排有何建议？ 吴晓灵：资管新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监管标准。资管新规出台后，虽然中间有些曲折，有些市场机构也有过一些幻想和博弈，但统一监管的大方向始终明确。我们也能看到资管新规出台两年多来，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逐渐统一，这是个好的方向，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坚定不移的推进统一监管。 由于理念认知和分业监管等原因，统一监管的目标不会一蹴而就，而会是一个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前拱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对外开放背景下，外资机构进入中国需要有一个公平统一监管环境的倒逼，以及《九民纪要》等一系列司法标准的倒逼，这些都要求我们坚定统一监管的目标、加快统一监管的步伐，切实推进各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的最终统一。 一是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尽快推进统一监管。这里主要包括银保监体系下的公募理财产品和证监会体系下的公募基金，也包括问题里提及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二者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遵从信托关系，都面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募集，都需要经监管部门登记注册，都由专业的管理人管理，都为了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都由第三方机构托管，都可以投向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底层资产、都需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等。虽然在审批时效、代销渠道、投资资产类别、信息披露机制、集中度或资产久期、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本质区别，且一些差异主要由历史原因形成，其中还有不同机构自身禀赋的差异，因此二者实质上是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理应进行同样标准的监管，二者暂时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但监管标准应当统一。 在统一方向上，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提出的建议是，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应当加强合作，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基础，统一公募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则。监管规则统一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业务资质应当转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业务资质，新增公募业务以及符合条件的存量公募银行理财产品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要求注册为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在运行十多年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这些也可以引入进来，进一步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监管规则。在监管标准统一后，相关税收政策也顺理成章的应当统一。我们的新书《资管大时代》在这方面有较多论述，大家也可以重点看看其中的公募基金专章。 二是私募资产管理产品需要循序渐进推进统一监管。这里主要包括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和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前者主要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保险资管公司的保险资管产品（剔除股权投资计划和债权投资计划后）、银行及理财子的私募理财产品，后者是指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同理，这两类产品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由投资领域、股东背景资质、监管力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应成为本质区别，因此也应当统一监管标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业态的私募资管产品之间的差别较公募大，自律监管规则相对不够统一，且投资人偏好、投资标的类别、信息披露等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相关标准、推进进度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需要循序渐进的推进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的统一监管。 关于功能监管风险 要想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跳跃，有哪些风险？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吴晓灵：机构监管是指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持续的稳健经营、风险管控和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进行监管。功能监管是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监管部门监管。此外还有行为监管，即参与同类金融活动的各方均应遵守同样的规则，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 金融业务由于有外部性，因此需要持牌经营，这是一个基本规则。对有牌照的金融机构我们要监管，对没有牌照但从事了金融业务的主体更要监管，不能留有监管空白。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体系后，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应当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监管，否则就会产生监管套利。 我们有较长的分业监管的历史，因此监管理念也以机构监管为主，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各管一摊，这在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基本能胜任行业监管要求。近年来，随着监管政策的放开，也随着居民投资理财意识增强、以及个体和企业对多层次融资需求的提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小贷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互联网平台、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各类实体纷纷涉足信贷、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事实上形成了混业经营的局面。在这种大背景下，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理念不完全适用，因此我们要建立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并辅以配套的监管手段和工具，实现对金融业务的全面监管，对同类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监管，干什么活就应当持什么牌照。 当前在机构监管方面，银保监体系和证监体系各管条线，但很多银行机构介入了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管理、托管等业务和投资银行等业务，一些基金公司在创新业务的时候也涉足了资金的放贷业务，证券公司的融资业务实质上也是放贷业务。与此同时，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互相设立或持股，在机构和业务层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更应当基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理念予以监管。 对于涉及跨监管部门的监管，比如银保监体系下的商业银行通过理财子公司开展公募理财业务的，《资管大时代》一书中也有相应建议，即应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基础，统一公募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则，然后将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业务资质转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业务资质，新增公募业务以及符合条件的存量公募银行理财产品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要求注册为公募基金。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并不能被消灭，但可以被妥善的管理和有序释放。我们要从机构监管转向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就是要将实质上的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并对同类金融活动施加相同的监管标准，开展哪项业务就领取哪项牌照，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的识别、测量和管理风险。这个过程只要监管协调就不会产生风险。 关于过渡期延长 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资管新规过渡期从2020年底延长至2021年底，另外还有消息称，将采取一行一策的措施，最晚放宽到2025年。过渡期延长将带来哪些影响？有解读认为，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强监管的状态将有所改变，为深陷违约、暴雷风波的金融机构带来喘息空间，您怎么看？在过渡期延期背后，非标资产、乃至于整个债券市场会否再现生机？ 您此前建议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期两年，如今监管仅延期一年，即到2021年底。您认为当下各类资管业务如何利用好这一年的时间，当下最紧急和迫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2021年底，是否还有再度延期的可能性？ 吴晓灵：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里有延长过渡期的建议，我们要求的是资金端的规范，建议按照资金端逐年替换，资金端不能有资金池，必须自己来承担风险。资产端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证券化、标准化，不然老资产规模就很大。最后剩下一小点就只能够一行一策的逐渐来消化。资管乱就乱在资金池和刚兑。直接融资是自担风险一对一的。统一规则、规范管理是目的，年限不是目的。巴塞尔协议过渡期就很长。 防范化解“大资管”业务风险，推动老产品向新产品平稳转型，避免在“排雷”的过程中引爆系统性风险，是课题组的主要任务和本书的重要内容。课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和认真测算分析，对过渡期提出了政策组合拳建议。 在过渡期延长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宽严相济”。“宽”就是要适度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根据公开数据测算的整改进度，并考虑疫情影响，课题组认为过渡期延长两年留出了相对充裕的调整时间。在课题成果初稿完成时，监管部门还未做出延长过渡期的决定。课题组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为监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监管部门在综合各方面信息和因素后，最终做出了过渡期延长一年的决策，这既体现了监管部门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展现了监管部门治理乱象的决心。 “严”就是要增加过渡期本身和执行过程的刚性约束。过渡期不应该成为自由放任期，也不意味着监管空窗期。金融机构应该按照自身情况按照过渡期目标分解压降进度任务。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压降进度的过程考核和重要节点的检查，早达标的机构要给予正向激励，进度落后的机构要增加监管措施。通过监管的压力传导，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加快新老产品的转化速度，“跳起来摘桃子”，努力在过渡期内主动实现转型，确保2021年底的过渡期结束后，不会再度延长。金融机构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主动，早整改，早受益。 几十万亿资管产品的转型涉及金融资源和金融风险承担者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新老产品的转型路径牵动着资金端的广大投资者和投资端的融资项目，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在转型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个案式和局部性的风险事件，应当妥善应对，有序处置。但同时要认识到，结构化发债、非标资产是老产品的运作链条中的一环。信托违约、雷声滚滚就是一种警示，老产品的运作模式不可持续，不抓紧整改只会走向更大的危机。对此，课题组提出了“统分结合”、“新老划断”、“标本兼治”的政策组合拳建议。 建议监管部门把老产品规模作为整改考核的中间目标，在确保产品规模按进度统一压降的前提下，把投资端的老资产的处置交给市场主体自行决策。对于资管新规执行后新设立的产品，报告建议坚持高标准，干净起步。不能用新产品接续老产品，防止产品形态受到污染，避免风险接续传递。 对于老产品的出路，报告提出了回表、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机构股东等多方承担损失等多种措施。也就是要让以资产管理业务名义开展的信贷业务回到银行表内，按照《商业银行法》实施监管；以资产管理业务名义开展的证券发行业务交由证券公司执行，按照《证券法》实施监管；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应当按照《基金法》实施监管。通过监管套利方式掩盖的风险应当由金融机构股东等受益者优先承担。在加强功能监管，遏制监管套利的同时，应该针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推进“放管服”改革，既要强调金融业务持牌经营，也要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优化牌照设置，加强制度供给，减少金融抑制，释放市场活力。 关于私募基金监管 您在《资管大时代》书中谈到，私募基金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监管困难问题，这不仅有多个部门想管却管不好，还有多部法规涉及却没有正式法律规范。最近五年，资管新规出台、新《证券法》落地，然而《私募条例》正式稿却迟迟未出台。资管新规后，基金业协会“代替”证监会，层层加码监管，然而私募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监管、市场、投资人都不满。对于10万亿私募股权基金，您认为到底应该如何监管呢？ 私募基金行业风险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中点出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等问题在私募基金行业也有较多体现。书中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多措并举防范化解老产品和老资产风险、制定证券私募发行和交易规则、将在协会登记的小型私募基金管理人有序转为面向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顾问等建议，相信能有效化解包括私募基金在内的行业相关风险。关于私募基金应当如何监管，我补充谈一下。 监管部门在讨论和制定资管新规的时候，《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正在征求意见，因而资管新规中并没有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详细规制。资管新规中对持牌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按募集方式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并且规定私募产品面向合格投资者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其投资范围、信息披露方式等由合同约定，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机构可以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等。这些规定和私募基金有较多共同之处，体现了监管部门统一监管的理念和努力。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践行功能监管的理念，拉平持牌金融机构和非持牌机构私募产品的监管标准，实现统一监管。 私募基金，尤其是其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下同），和天使投资（个人以其自有资金直接开展的创业投资）一道，是支持我国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最佳投资方式，有效补充了银行贷款等风险厌恶型投资工具的欠缺，我们必须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环境，包括适用法律、监管逻辑、税收政策、自律管理等，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将非上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份额纳入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投资范围。 2012年修法时，由于认识的不统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范畴，因而在监管主体、监管理念、税收制度等方面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出现争端，给行业发展带来较大困扰。 我们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基金本身是投资管道而非经营实体，大部分投资收益也会分配给相关投资人，应当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一种，接受《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 根据2019年12月修订的《证券法》第二条，股票就是证券，股票包括已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即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是证券，将未上市股份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存在较好的基础。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范畴，需要开展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充分利用《证券法》中给国务院的授权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额是证券，这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布相关规则的方式实现。 第二，利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授权，在《私募基金管理条例》中明确，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非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份额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中非公开募集基金专章中已经给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保留了权限，因此也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布规则的方式予以补充确认。 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制范畴后，行业展业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能顺理成章的按照第八条规定，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安排。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建议明确私募股权投资人的所得按股息、红利20%的税率执行。 具体操作上，可以加强基金业协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等部门的联动。基金管理人在协会登记后，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法人登记和税务登记，基金产品仍在协会备案。当基金产品作为投资人进行股权登记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地方局应将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私募基金联名登记为股东，比如“XX基金管理公司-壹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产品的投资人变动时，只在协会变更，不涉及工商注册的投资人变更。基金产品分配时，协会通过税务信息系统将分配信息报送税务总局。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税务信息进行比对，从而落实按基金核算的税务规定，也不会产生税收漏损。 在上述原则框架下，可以再行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为了鼓励长期投资，可以将所得税率和持有期限进行反向挂钩，明确将持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三年及以上的个人按15%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二是要落实国务院“放管服”精神，落实政府监督和行业自律原则，抓大放小。 金融监管的宗旨是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保护小投资人，防范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效应。私募投资基金市场是合格投资人的市场，参与方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故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私募基金管理人是监管豁免注册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对管理的基金到达一定规模后的管理人要求进行核准或注册，但目的是对其行为进行监测，防范系统性风险。未注册的私募基金如有违规行为，监管机构仍有监管权。这种抓大放小的监管方法，能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并给小基金管理人以成长的机会。 2012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时吸收了国外的监管经验。一是授予证监会对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监管权。第十三章监督管理中对监管权有明确的表述，罚则中对违规行为有明确的罚则。这些规定在没有特别标注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于公开募集和非公开募集基金。二是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产品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要求。同时规定“对募集的资金总额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达到规定标准的基金，基金行业协会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从法律上明确了证监会的强监管权，即证监会应对大额私募基金特别关注和监管。对投资已上市证券的基金（对冲基金），也要特别关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 目前我国基金业协会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要求建立相关系统并开展相关工作。协会的登记系统在不断完善，基于此系统完全可以实现对大额基金管理人由证监会实行强监管，对小额基金管理人由基金业协会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监管部门与协会合作，抓大放小，也实现了金融活动的全面监管。 当前的问题是对系统的数据监测分析不够，监管权行使不够。为减轻市场负担，降低立法成本，建议在国务院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完善现有基金业协会的登记系统，并责成证监会对协会报送的管理大额基金的管理人及相关基金加强监管，同时向社会公布登记备案的项目、标准，并接受监督，做到公开透明、提高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对公募基金管理人、大额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小额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实行有区别的管理，并不改变基金管理人是金融机构的本质。国务院应明确基金管理人是金融机构，只有接受证监会强监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才可以参与持牌金融机构间的同业活动并接受同等监管。 关于资产管理促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房住不炒”、刚兑信仰的打破、理财产品净值化、社会“无风险利率”实际降低等趋势下，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兼顾安全的低风险投资渠道越来越少了，您对于普通百姓如何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有何建议？ 中国股市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企业提供融资，而发展资管行业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和增值，您认为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吗，如果它们存在冲突或者阶段性的不一致，应该如何来解决？ 吴晓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财富不断增长，也随着我国不断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强调房住不炒、推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政策不断出台，可以预见未来很多居民的财富将从存款、房子等转换为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资产。 居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他们参与到金融产品投资时，就变成了投资者。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我们分为普通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独立去开展股票、期货、私募等高风险产品的投资。大部分居民是普通投资者，本身缺乏金融专业知识，抵御投资损失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薄弱，因此不太适合独立去开展高风险投资。我更建议他们在留出生活、教育、保险、养老等事项的必备之用后，额外的钱可以通过基金、理财、公募投顾等方式开展投资，让专业人为自己打理财富。确实想自己投资的，建议可以投资诸如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国债等低风险品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其中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存款超过50万的部分，理论上也存在风险。 当前中国还有不少股民，股市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应该说，我们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沪深主板、新三板、地方交易平台、私募投融资等各居其位。特别是随着《证券法》修订和注册制等基础制度的相继推出，使得监管和市场各司其责，价格发现功能进一步得到体现。未来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建设更加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为买卖双方提供良好交易环境的场所，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应当尽量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规范、透明、公平、高效的交易环境，让融资方把自身的情况真实、全面、及时的说出来，让投资方各凭本事、各自判断和交易，既不能偏向买方、也不能偏向卖方。 现实情况下，由于诸多原因，资本市场财务作假、利益输送、信息披露违规等乱象时有发生。从统计上来看，大部分问题出在融资方，主要原因是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融资方往往负责实体的运营，对运行情况、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重大机遇等非常清楚，而当前信息披露规范尚不足以达到让投资方掌握和融资方相匹敌的信息，故融资方存在信息优势，并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当前股市中大量投资者是个体散户，很多个体散户其实不具备投资股票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一定付出时间去研究，很多是人云亦云。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监管层也不得不出台各种保护投资者的措施，有些甚至演变为大家又爱又恨的“父爱主义”。即便如此，资本市场各种乱象仍然屡禁不止，使得一方面股市中赚钱的投资者占比较低，另一方面也使得投资方对融资方的监督制约功能大打折扣，不利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加大投资者教育的力度，让他们真正意识到风险，在这种风险意识下，部分有兴趣有时间的散户投资者可以去认真研究，开展专业投资。对于更大规模的散户投资者，最关键的是要大力培育面向这些群体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钱要更多的通过公募基金等各类资管产品进入市场，让专业的人帮他们打理财富。这样散户就不再是散户，而是有着专业力量加持的专业买方力量了，就能和卖方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公平博弈，资本市场才能更加健壮和有韧性。 另外我们看到监管层也在呼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必要的信息披露之外，鼓励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有助于减少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更加合理的价值判断。我认为未来应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将来成熟后可以将更多的信息纳入法定披露范围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各国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2020年底甚至到春节之前，全球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表示。 颜色预计，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见效、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明年各项政策要逐步回归正常化。但是政策如何回归正常、采取何种步骤，尚需要严谨精确评估并相机抉择，不会一步到位收紧。 “财政政策明年将回归，速度要快于货币政策”，他认为，“明年的财政支出会以稳为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持续投入财政资金。明年的赤字率或将回归到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或将稳中略降。” 01 黑天鹅事件下的宏观政策 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跟此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美国GDP的波动率，其实在更早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波动很大，但是从80年代末到2008年左右，其实是有一段岁月静好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平稳，风险也很低。主要受益于两点，一是冷战结束，二是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比较大的技术革命，如互联网革命等。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深入合作。所以，这段时间即使有一些冲击都没有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从全球来看，基本上过两年就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技术红利在收缩，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在下降，以及前期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导致风险加剧，使得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是高债务的陷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似乎进入了还没走出上一个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的循环。 宏观调控政策被迫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操作，似乎“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常规化”，导致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比如说美国这次宽松，疫情期间美股涨得很厉害，美国房债涨得很厉害，但同时也与商品通缩的情况并存。这种情况就导致以邻为壑，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如地缘政治领域风险也有所增加。 遇到危机，美国就采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目标利率迅速降到“零利率”（指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今年疫情期间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也降为“零利率”。事实上这次疫情期间，美联储的扩表比以前大得多。 以中国为例，其实我们的经济也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比如说，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经历了低迷和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乐观起来，到2017年经济非常好了，但是第一次去杠杆，我认为去杠杆有一些过度，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18年下半年开始政策有一些转变，又开始乐观起来，但是2019年又出现第二次黑天鹅事件，中美原计划在5月份的时候达成协议，结果没有达成。再之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到2020年1月中美签订了阶段协议，这应该是乐观的事情，但是遭遇了第三次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次冲击得太厉害了。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世界不确定性越来越上升。 02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说到疫情，千万不要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现在每天增加26万例。中国相对而言还比较好，当然防控疫情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秋冬季的时候，我们始终有零散案例出现，外防输入的压力非常大。疫苗进展现在比较顺利，但是始终无法保证强制接种。由于疫情的压力在明年持续存在，所有经济和政策的研判当中都不能过度乐观，要非常审慎。 我们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萎缩4.9%，发达国家冲击更大。但中国是一枝独秀，IMF预测中国经济将增长1.9%，我们认为可能要达到2.3%以上，因为我们四季度表现会非常好，一枝独秀地增长。 疫情的冲击如此之大，面对疫情，最快速的经济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财政政策要国会通过会非常缓慢，美国的第五次刺激计划主要是财政政策，拖了很久，可能要等到拜登上台以后才行。应对疫情的全球货币宽松可能至少持续到2023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会稳定在0.1%左右。 新冠疫情还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幅下降。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从数值上来看没有回到历史高位，但是美国从别的国家进口却有下降，所以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当中的所占比重又达到历史新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为全球的抗疫工作生产各种产品。 出口作为一个巨大的推动，导致今年经济很快要回升到正常的轨道。我们知道，一季度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比下降了6.8%。这是史无前例的下降，二季度迅速回升到3.2%，三季度到4.9%，四季度按现在了解的情况同比增速预计会超过6%，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升。其中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出口，出口又带动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回升，消费也在稳步回升，所以今年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 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回升？我认为货币政策承担了非常主要的维稳功能。今年1月底暴发疫情，到5月20号才开两会，期间财政的盘子定不下来，从2月份到5月底，有4个月是靠货币政策维稳为主。我们做的事情跟美国的工具都差不多，但是力度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把利率调到0~0.25%，我们从头到尾只降了30个基点的政策利率，我们非常审慎。事实上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是松，但没有太松，利率其实就降了30个基点。我们的特点是信贷和流动性非常宽松，量上宽松。央行通过逆回购、MLF、降准与再贷款再贴现向市场注入近6万亿元流动性，还有三次降准。 如果政策利率基本保持不变，市场流动性很足，会导致市场利率大幅降低，结果就是市场利率严重偏离政策性利率。金融机构不需要到银行拿钱，市场上钱便宜得多。2020年4月份的时候央行还是2.2%，市场利率只有1%左右了，可以看到市场的回购利率是严重偏离央行提供的7天回购利率，这个情况是非常失常的。 从6月份以后，因为“两会”开过了，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今年赤字率目标一下提升至3.6%以上，发行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专项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可以看到，今年的债券发行相较去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所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导致市场流动性相对偏紧，6月份以后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总体来说，虽然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到今年年底甚至春节之前，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 03 明年政策渐进回归 明年政策的关键词就是渐进回归。我们需要回归，今年这么宽松，疫情防控总体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比如宏观杠杆率，疫情期间实体经济，非金融部门，居民的杠杆率都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延续，肯定要回归。正如近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明年的政策是渐进回归。 为什么？一是疫情的压力依然存在；二是全球经济可能长期低迷，明年同比增速反弹了，但是由于基数效应，从总量来说要回到正常，起码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所以全球经济低迷，长远来说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影响的；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超预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西方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可能出现剧烈调整，因为业绩无法支持股价，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输入性冲击；四是汇率的问题，中美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0个基点，就是因为我们降息降得少，美国降息降得多。所以，我们的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导致大量资本内流，人民币汇率不停往上走，这对我们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 并不是人民币越升值越好，我们的出口压力非常大，今年的出口情况是产业很不平均，跟疫情相关的出口非常好，但有一些行业的出口依然存在压力。所以并不希望汇率持续升值，因为没必要过快的收紧政策。对于明年货币政策与市场核心的预测，我认为明年全年都不会加息，跟大家相关的LPR利率明年可能会全年保持不变。到二季度有一个自然收紧的信贷和流动性。什么是自然收紧？有一些优惠政策不再延续了，但是并不会特意收紧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常态化。 下半年可能经济增长压力会略有加大，可能会有宽松一点的流动性和信用。很多人认为明年社融见顶了，我认为明年全年社融规模增速依然会保持在12%以上。汇率可能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到明年一季度末，还会有一波升值，可能会升到6.2-6.3，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很难到6左右。再比如今年市场很关注永煤事件，过高的收益率不利于化解信用债的问题。我认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十年国债收益率或难以突破6.5%。总体上，虽然不会像今年的股市这么火，但是权益市场依然有很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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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全球“宽货币”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正在动摇通胀目标制定的理论基础。近期，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当前低通胀率本身是否存在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疑问？是否需要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测度，并考虑将资产价格和居民福利等因素纳入广义通胀？面对这些问题，通胀度量以及货币政策框架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求解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举办“金思汇”，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通胀新度量”。与会专家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统计指标和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造成通胀测度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调查样本存在偏差导致权重不能反映实际支出结构，二是核算理念滞后无法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三是部分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价格失真。 而基于金融稳定和管理通胀预期两个层面的考虑，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同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跟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完善通胀测度指标 加强市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 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 通胀指标与居民实际感受有明显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是否应关注并干预资产价格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三大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国内个别城市房价出现显著上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CPI、GDP缩减指数反映出的通胀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这与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多方面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 第一，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取样层面有偏，通胀指标的权重分配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支出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的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中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住户调查样本对中高收入户代表性不够，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的权重往往偏低，如汽车和通讯类产品，化妆品和服务类消费等。 第二，部分指标核算理念相对滞后，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核算理念决定了如何理解并度量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以CPI中的居住价格为例，如果从实际成本角度考虑，那么住房支出涉及的费用主要是自有住房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这种核算方法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的实际居住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居住支出逐渐变为以房租为主的支出，这背后还蕴含了房价变化对房租的影响。因此，如果再从成本法去核算居民的居住支出及变化，就会低估其在CPI中的权重，同时也会低估CPI的变化幅度。 第三，部分服务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管制导致价格失真。目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各类管制，服务的价格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会导致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和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是市场化形成的公允价格，而是经过医保系统、医院、医药厂商和居民之间反复多次再分配后形成的价格，且受到管制。所以，虽然居民对医疗服务整体感觉是供不应求的，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部分成本。 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胀预期造成的影响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央行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 其一，央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并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资产价格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如果资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快速的上涨，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上升、金融杠杆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到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遏制投资者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此时央行有必要对资产价格作出适当反应。 其二，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房价上涨可能会带来房租上涨，而利用成本法核算出的居住支出无法体现这部分影响。养老服务的实际价格也会受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养老金是个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当下较高的资产价格就对应了更低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居民部门为养老服务提供的当期支出变“贵”了。但是，这种养老服务价格上涨是通过贴现方法体现到当期支出的，没有计入现行的通胀测度指标。此外，资产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通胀预期，比如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胀预期。此时，央行应加强市场沟通来稳定通胀预期，避免预期自我实现甚至自我强化的情况发生。 央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框架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 当前，中国央行应充分发挥双支柱监管的制度优势，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采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同时，央行应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优化市场沟通的机制和渠道，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监管信号，提高央行透明度并增强市场对央行的信心。 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虽然央行无法判断资产价格的波动是否合理，但央行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评估资产价格波动可能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潜在风险，并以此作为是否政策干预的主要依据。在工具选择方面，央行应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些政策工具可能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包括微观审慎政策。尽量避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 同时，央行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加强市场沟通，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以稳定通胀预期。具体实践中，各国央行普遍关注一些更具粘性的价格指数，如工资指数或服务价格指数，来判断通胀预期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管理通胀预期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市场沟通，向公众解释央行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确监管立场和决心，强化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并稳定通胀预期。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推出的《房地产周期》专著成为超级畅销书。本文是我们对《中国人口大迁移：2019》及2018年两篇人口迁移报告的进一步深化，采用的县级人口数据比2018年报告更加完整和准确，将在探讨多维人口指标的基础上，全景呈现全国近3000个县的人口大流动大趋势。 摘要 什么指标更能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1）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和数据缺失问题。常住人口可直接反映人口流动，其中尾数逢0的年份为人口普查，尾数逢5的年份为1%人口抽样，其他年份抽样比例仅1‰，存在统计偏差。非普查年份的常住人口存在一定缺失，比如2017年中国地级、县级行政单位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率分别为10%、21%。2）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户籍人口来自公安部门，比较准确，虽不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仍可间接推断部分情况；如某地户籍人口净迁出，表明该地区缺乏吸引力，常住人口也大概率流出。小学生数据来自教育部门，准确度较高，不仅代表着年轻人口潜力，也代表着背后的家庭，可通过与全国比较、城市分组大致控制人口结构、入学政策等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人口流动。3）对房地产市场，当某地常住人口减少或增长低于自然增长、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明显增长，则该地区的置业需求不一定下降，甚至可能会上升。 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1）地区层面，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2010年以来，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2）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并且，2010年后，一二三线城市外来人口日趋本地化，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增速的梯度分化更为明显。2016-2017年，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5%、1.4%、0.8%、0.7%、0.4%、0.3%，户籍人口增速分别为1.8%、1.9%、0.8%、0.3%、-0.2%、0，小学生数增速分别为2.4%、4.6%、3.3%、2.6%、1.3%、0.6%。3）从重点城市看，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2011-2015年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大多放缓，但户籍人口增长加快。受劳动力回流影响，东部地区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人口本地化明显，小学生数增速较高。2016年起部分重点城市因“抢人”大战常住人口增长加速，小学生增速显著跃升。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1）中国人口流动已从四六分化走到三七分化，表明人口流动越来越集聚化。扣除数据缺失导致难以识别的68个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持续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362、1385、1491个，占比从64.6%先增至65.7%，又继续增至70.7%；人口流入地区个数持续下降，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747、724、618个，占比从35.4%先降至34.3%，又继续降至29.3%。人口流出地区方面，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68.4%激增至97.7%，东部地区从57.8%增至68.5%，西部地区从65.9%增至69.4%，只有中部地区从67.4%微降至66.4%；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从73.6%微增至73.9%；分线看，一线城市中京沪由于控人近年人口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从18.3%增至52.1%，四线城市从45.5%增至57.3%，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人口流入地区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人口流动更加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高于50%。二是在农民工老化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皖川鄂宁湘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2）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因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 风险提示：官方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人口流动识别方法存在误差。 目录 1 什么指标能更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1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 1.2 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2 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 2.1 地区层面：中西部劳动力回流，东部外来人口本地化，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2.2 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人口大幅流入五六线流出，劳动力先行子女逐步随迁 2.3 重点城市：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3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3.2 3000个县人口流动全景：从四六分化到三七分化，人口流动更集聚化 3.3 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正文 1什么指标能更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1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 常住人口变化可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在非普查年份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问题。常住人口一般指实际居住当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扣除出生死亡的自然增长后，常住人口增长反映人口流入流出的机械增长。 中国年末常住人口是由统计局基于每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调查或人口普查统计的时点常住人口推算值。其中，尾数逢0的年份依据人口普查，迄今已分别在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开展六次，数据比较准确，但仍存在漏登，比如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分别为1.81%、0.12%。尾数逢5的年份依据1%人口抽样调查，俗称“小普查”，数据相对准确；其他年份依据约1‰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偏差相对较大，一些地区会根据小普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对中间的非普查年份数据进行调整。比如，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达207万，远高于2006-2009年54万的年均增量；但《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则将2006-2009年年均增量上调至81万，2010年常住人口增量下调至102万。并且，为提高数据准确性，部分地区开始提高对非普查年份的抽样比例，比如北京、上海在2015年小普查时采取3%抽样，北京在非普查年份采取3‰抽样。 由于抽样比例、数据调整及协调等问题，地区常住人口加总可能会与上级行政单位公布的常住人口有一定出入。比如，因全国总人口包括现役军人数和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一般会大于分省人口之和，但差额逐年缩小，2018年甚至比分省人口之和少115万；2005-2010年末各省年末常住人口加总平均低于全国人口近1842万，2011-2017年平均低约462万。《内蒙古统计年鉴2018》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问题较多，市辖区数据与县数据加总明显不等于全市。郑州市统计局公布2017年市区常住人口为506万人，但依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18》统计2017年郑州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加总为482.2万。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缺失，比如2017年全国地级、县级行政单位的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率分别为10%、21%。2017年，在全国338个地级行政单位中，有34个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占比10.1%；在2177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已合并地级市市辖区，未合并前全国有2851个县级单位）中，有453个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占比20.8%。从地域看，2017年数据缺失地区主要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青海、西藏等省份的多数地区，和山东、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 地方政府不公布常住人口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地方政府认为基于1‰抽样样本估计的常住人口准确性较低，无公布必要。二是当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担心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不愿意公布。在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如确需公布常住人口数据，一些地方甚至可能存在调整抽样样本及抽样比例以调整常住人口结果的动机，尽管当前统计作假被严厉防范和惩治，但调整抽样样本、抽样比例偏技术，存在模糊地带。 1.2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户籍人口来自公安部门，比较准确，虽不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仍可间接推断部分情况。户籍人口是指在某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登记常住户口的人口，不管是否外出和外出时间长短。1949年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当前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逐渐与地区粮食供应、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经济社会资源挂钩，由此控制了人口自由迁徙。1978年末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渐松动，人口开始跨越户籍限制大规模流动。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当前100万人以下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基本全面放开，100-500万人大城市落户需一定条件，500万人以上特大和超大城市落户仍被严格限制。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3.37%，尚有2.26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享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由于早期手工操作、分散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及部分不法行为等户籍管理问题，多重户口及无户口情况一度存在，导致户籍人口统计也存在一定偏差，但当前已基本消除。据新华社报道，在2014-2017年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中，全国公安机关共清理注销重复户口314.7万个，清理因死亡、入外籍等应销未销户口578.6万个，并为上百万无户口人员办理了户口登记。从数据完整度看，2017年全国只有7个地级单位未公布户籍人口，占比2.1%；考虑到地级市市辖区多存在汇总的户籍人口数据，缺户籍人口的县级单位仅有5个，占比0.2%。但在县级户籍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多数户籍人口数据仅精确到万人，精确度不够，且部分地区数据有误，需谨慎使用。 户籍人口间接反映人口流动情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情况判断。把户籍人口增长分解为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当户籍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时，该地区户籍人口面临净迁入；反之，则面临户籍净迁出。在不考虑落户限制的情况下，某地户籍人口净迁出，表明该地区缺乏吸引力，常住人口大概率面临净流出。比如，2001-2010年户籍人口流出且常住人口流出的地区数占户籍人口流出地区数的87%，2011-2015年为70%。不过，户籍人口净流入，则不一定意味着常住人口流入，比如外来人口规模减少、常住人口净流出，但同时外来人口中落户增加、户籍人口净流入，2001-2010年、2011-2015年在户籍人口流入情况下常住人口流入的概率分别为53.6%、40.2%。 二是通过与常住人口的比较。常住人口大幅超过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入，当前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京津地区；而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出，主要是川渝贵、湘鄂赣皖桂、冀豫、陕甘等中西部省份。但需注意，人口总体净流入流出与边际净流入流出存在差别，后者依据近期变化判断。 此外，公安户籍部门还存在暂住人口登记，按暂住当地时间可分为一个月以下、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上等，但现实中不少外来人口并未去登记，暂住人口规模与外来人口规模差距较大。 2）小学生数据来自教育部门，准确度较高，不仅代表着年轻人口潜力，也代表着背后的家庭，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分组大致控制人口结构、入学政策等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人口流动。小学生人数为教育机构的登记上报数，一般比较准确。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先后于1987年、1994年超过97%、98%，1999年后基本在99%以上，2018年达100%。尽管部分地区可能存在为获取义务教育补贴而虚假登记的动机，但比例较小。在学术研究中，小学招生数可用于修正人口普查对出生人口等低龄人口的漏登，2016年我国普通小学招生数1752.5万人，比6年前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多出164.5万人，意味着当时0岁人口漏登率不低于9.4%。从数据完整度看，2017年全国地级行政单位中仅有2个缺失小学生数据，占比0.6%：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存在汇总的小学生数据，缺失小学生数据的县级单位仅有6个，占比0.3%。 除人口流动外，在读小学生人数变动也受人口结构变化、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等影响。从人口结构看，与1949年建国后三波婴儿潮对应，中国小学在校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触底回升至2018年的10339万。该时期，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小学生数持续下滑，如北京从1994年降至2006年，上海从1993年降至2007年，因此不能简单通过数据纵向比较判断人口流入情况。从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看，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并不严格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2013年开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出于人口控制需要，严格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北京普通小学招生数2013-2016年从16.6万降至14.5万，2017年回升至15.8万人，其中2013-2015年非京籍招生比例从45.2%降至31.7%；上海2013-2015年从18.1万人降至15.6万人，2017年回升至16.4万人。此外，2011-2015年北京和广东东莞的小学生在校数年均增长率均为5.4%，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座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相近。北京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以严控人口，而东莞为发展制造业满足了大量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需求。因此，小学生数对人口流动的指示意义不能通过单个城市纵向比较、或城市两两之间横向比较得出，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或地区分组大致控制相关差异，以研究人口趋势。 3）对房地产市场，当某地常住人口减少或增长低于自然增长、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明显增长，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不一定下降，甚至可能会上升。其中的逻辑在于，户籍人口的置业需求一般高于常住人口中的常住外来人口。不少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只是来当地挣钱，并没有购房能力及需求，因此常住人口增长只是在个体同质化假设下代表名义购房需求上升。当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或将家属子女随迁后，真实购房需求或将上升。反之，若某地常住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也即常住人口流入时，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都减少，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也不一定必然上升。 2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 2.1地区层面：中西部劳动力回流，东部外来人口本地化，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2019》中通过常住人口数据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跨省人口迁移在2010年前后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的转折，并且跨省人口迁移因中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人口老化等明显放缓。加上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据后，我们将看到更为清晰、细致的人口流动画面。 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人口大量向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集聚，1978-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39%、0.86%、0.85%、0.73%，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4、-1.5、-1.7、-0.8个百分点。但东部地区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并未随常住人口大幅增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06%、1.14%、1.1%、0.69%，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1、0.8、0.5、-1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1.12%、-1.11%、-1.03%、-2.60%，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0.8、0.8、1.6、-3.2个百分点。 2010年左右以来，部分人口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2009年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比例分别比上一年下降2.4%和7.6%，2009年下半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明显的“用工荒”；2013-2017年高校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规模虽持续增长，但占比从65.7%降至56.7%（参见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面对用工压力，东部地区主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外来人口安居乐业。2011年起以鞋服产业闻名全国的晋江在福建率先实行零门槛“居住证”制度，并于2013年率先实行“无房也落户”政策。在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后，2015年福建宣布全面放开除福州、平潭、厦门外地区的落户限制；广东宣布，除广州深圳外，放开直系亲属投靠，放宽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毕业生及技能人才、特殊专业人才入户条件等。2011-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74%、0.48%、0.63%、-0.1%，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6、-0.1、0.2、-0.3个百分点。尽管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但其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长率却不降反升。2011-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82%、0.5%、0.48%、-0.54%，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7、0、-0.1、-0.6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2.38%、-0.72%、-0.83%、-2.69%，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5.2、-2、-2.2、-1个百分点。其中，2014-2017年东部地区在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11-2013年下降0.02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反而上升0.22个百分点。 分省看，2010年后苏粤闽浙等东部省份外来人口本地化明显，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明显，黔豫冀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也有所回流，东北三省中黑龙江人口形势最为严峻。2011-2017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为正的有贵州、河南、江西、江苏、广东、福建、河北、山东、浙江、云南、青海等11个省份。其中，贵州、河南、江西、河北、云南为传统农民工输出省份，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高于常住人口增速，2011-2017年只是延续这一态势，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收窄表明外出劳动力有所回流。人口回流更为明显的则是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于2011-2017年超过户籍人口增长。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在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小于常住人口增速，表明大量吸引外来人口流入；2011-2017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开始大于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表明外来人口户籍本地化。与此同时，2011-2017年江苏、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省份的小学生数年均增速明显高于0.2%的全国平均增速，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在东部定居后逐渐随迁子女到当地入学。此外，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速在2011-2017年均转负，黑龙江的小学生数增速更为全国倒数第一。 2.2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人口大幅流入五六线流出，劳动力先行子女逐步随迁 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中将当前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为更准确把握人口流动，本文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县、县级市为基本单元，把中国内地2850个县级行政单位（不含福建省金门县）进一步细分为2177个地区，并依据GDP、政治地位、常住人口等因素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由于重庆市辖区范围太大，我们将其特殊处理为主城九区和非主城九区市辖区两部分，这使得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增加1个至298个。 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7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发达地级市辖区，共33个，除部分实力稍弱、但区域中心地位突出的省会城市市辖区外，二线城市GDP多在4000亿元以上。三线城市为GDP多在1100亿元以上的弱小省会城市和部分较强的地级市辖区，以及少数实力突出的县级市，共74个。四线、五线、六线城市分别为GDP在420亿元以上、160亿元以上、160亿元以下的其他城市，主要是较弱小的地级市辖区、县级市及县，个数分别为256、607、1203个。在2177个地区中，有453个未公布2017年常住人口数据，占全部地区个数的20.8%；其中，新疆12个县级市、西藏双湖县因缺之前年份常住人口数据而不纳入分析，占比仅0.6%；其余439个地区的2000、2010、2015年常住人口均可得，缺最新数据对分析人口趋势影响不大，仅在分析2015之后的人口趋势时剔除。 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增长看，2001-2010年，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2.7%、1.3%，2011-2015年分别放缓至1.5%、1.3%、0.8%，2016-2017年亦保持同样增速，人口持续流入；四线城市在上述三个时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6%、0.5%、0.7%，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体的五六线城市受益劳动力回流，常住人口则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仍低于自然增长率，人口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占比看，2001-2010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上升1.1、2.3、0.5个百分点，四、五、六线城市则分别下降0.3、2.4、1.8个百分点（因各地区人口数据加总不等于全国，合计的上升与下降占比不完全相等）。2011-2015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继续分别上升0.2、0.5、0.2个百分点，四线占比保持不变，五、六线则分别下降0.4、0.2个百分点。2016-2017年，在剔除全部缺常住人口地区的情况下，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1、0.2个百分点，三、四线城市占比保持不变，五、六线城市均下降0.1个百分点，表明人口流动放缓但仍向一二线城市流入。基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人口流动逻辑，2017年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4、1.9、1.5、1.1、0.7、0.5。这表明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未来仍将持续流入，而五六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 2010年后，一二三线城市外来人口日趋本地化，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增速的梯度分化更为明显。2010年前，因户籍限制，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的梯度分化不如常住人口显著，2001-2010年一二三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1.5%、0.9%，均大幅低于其3.4%、2.7%、1.3%的常住人口增速；其中一线城市因落户门槛高导致户籍人口增速低于二线城市。四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0.7%、0.6%，均高于其0.6%、0、0的常住人口增速，大量人口外出但迁户较少。 在2010年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的梯度分化显化。2011-2015年一二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45%、1%，因户籍政策较严，稍低于同期常住人口增速的1.5%、1.3%；而三四线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9%、0.7%，已高于同期常住人口的0.8%、0.5%。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0.4%，对应的常住人口增速分别为0.2%、0.3%，表明户籍人口外流仍不如常住人口显著。2016-2017年，受城市“抢人”大战的影响，一二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8%、1.9%，较2011-2015年大幅提高，一线城市涨幅未超过二线城市是因京沪控人；三线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速为0.8%，较2011-2015年仅微弱下降；而四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3%、-0.2%、0，较2011-2015年明显下滑，且显著低于对应的常住人口增速0.7%、0.4%、0.4%，表明户籍人口加速流出且流出速度明显快于常住人口。 在外来人口向一二三线城市本地化的背景下，小学生增速的城市分化更为明显。2001-2010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2.7%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0.7%、-0.9%、-2.4%，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3.2%、-2.7%、-3.1%，分线城市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为3.9个百分点。而到2011-2015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0.5%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4.3%、3.8%、2.2%，而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0.6%、-2%、-2.4%，分线城市增速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扩大到6.7个百分点。2016-2017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2.1%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2.4%、4.6%、3.3%，一线城市因房价高企、学位供需紧张等因素而增速低于二三线城市，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2.6%、1.3%、0.6%。 2.3 重点城市：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2011-2015年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大多放缓，但户籍人口增长加快。受劳动力回流影响，东部地区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人口本地化明显，小学生数增速较高。从常住人口看，除天津外，2011-2015年其他重点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比2001-2010年下降。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乌鲁木齐、合肥、重庆（主城区）、南昌、郑州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在2%以上；而东部地区重点城市普遍低于同期中西部重点城市，其中杭州、南京、佛山、苏州、宁波、常州等市辖区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东莞、无锡等市辖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户籍人口看，有8个重点城市在2011-2015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上升，其中乌鲁木齐、南宁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深圳、厦门、成都、呼和浩特、北京、重庆等多个城市也有微弱上升，这表明2015年之前多数大城市户籍限制略有松动但不显著。结合小学生数据看，部分东部重点城市尽管常住人口流入微弱，但小学生增速较高，例如苏州、东莞、南京、无锡2011-2015年小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8%、5.4%、4.4%、4.3%。此外，重点城市中小学生年均增速高于4%的还有厦门、合肥、深圳、长沙、昆明、福州、北京、郑州、常州、石家庄、青岛、重庆、成都等。 2016年起部分重点城市因“抢人”大战常住人口增长加速，一些中西部核心城市小学生增速显著跃升。2016-2017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西安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11-2015年分别上升3、2.4、2.1、1.7、1.4个百分点；此外，佛山、宁波、东莞、成都、南宁、贵阳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增速也有明显上升，“抢人”效果较显著。一度人口增长低迷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市辖区2016-2017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提升到2%以上，但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改善不明显，表明这几座城市在“抢人”大战中放松户籍限制对新增外来人口影响有限。从小学生增速看，2016-2017年西安、郑州、贵阳、南宁、长沙等中西部核心城市市辖区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较2011-2015年跃升5.9、5.2、4.5、4.1、4个百分点。东部重点城市2016-2017年小学生年均增速普遍并未明显跃升，很多还出现下降，小学生增速的优势已被中西部核心城市赶超。2016-2017年小学生年均增速排名前十的重点城市除苏州、石家庄、无锡外均位于中西部。 3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我们总体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长是否高于本省或本地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小学生增速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判断全国21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县级市、县人口流入流出的识别标准。其中，采用地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10个省区；考虑到部分地区不同县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显著，新疆、宁夏两个自治区以及甘肃的临夏、甘南两个自治州采用县级人口自然增长率。考虑到各省及各地级行政单位内部各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存差异，本文的识别不可避免存在一定误差。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指标，人口流入流出的具体识别标准如下：1）若常住人口数据可得，则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识别人口流入流出。2）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出，则识别为流出。从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2001-2010年这种情况流出概率超过90%，在2011-2015年流出概率接近70%。3）若常住人口缺失、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只有一个流出，也识别为人口流出。从2001-2010年、2011-2015年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该种类型流出概率均接近七成。4）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入，从历史经验看难以判断其常住人口是否流入，2011-2015年流入概率仅为46.5%，因此将这种类型地区列为待定。比如，当前东部部分地区同时存在外来人口回流和本地化两种现象，即常住人口流出、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入；相反，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部分劳动力回流，但同时也有部分外出劳动力迁出户籍到就业地安家，即常住人口流入、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出。 总体上看，因数据缺失导致不能识别的地区个数从原来的453个降至68个，占比从20.8%降至3.1%。其中，有13个地区在2001-2010年同时缺失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数据，有10个地区在2011-2015年、2016-2017年缺失上述数据，不能识别；有55个地区在2016-2017年缺失常住人口数据、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入，不能识别。上述地区剔除重复后共68个，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山东、江西、吉林、辽宁等省份。 3.2 3000个县人口流动全景：从四六分化到三七分化，人口流动更集聚化 扣除数据缺失导致难以识别的68个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持续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362、1385、1491个，占比从64.6%先增至65.7%，又继续增至70.7%；人口流入地区个数持续下降，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747、724、618个，占比从35.4%先降至34.3%，又继续降至29.3%。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68.4%激增至97.7%，东部地区从57.8%增至68.5%，西部地区从65.9%增至69.4%，只有中部地区从67.4%微降至66.4%。东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逐步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290、313、344个，占比从57.8%增至68.5%；中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先升后降，三个时间段分别为377、395、371个，占比从67.4%微降至66.4%；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578、568、609个，占比从65.9%增至69.4%；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近年急剧上升，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17、109、167个，占比从68.4%增至97.7%，几乎全域人口流出。由于东北地区缺失常住人口地区最多，我们的判断标准可能存在少许高估，但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人口陷入负增长，核心城市人口也负增长或基本持平，高估的空间不大。分省看，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东北三省、江西、山东也有少量地区剔除），吉林、黑龙江几乎全境人口流出，然后依次为江西95.1%、辽宁92.5%、海南88.9%、山东85.6%、贵州82.1%、广东80.8%。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强省，其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主要是因为内部发展差距巨大，珠三角发达地区对粤西、粤东、粤北人口有强大吸引力。 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明显逐渐增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58、87、135个，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同样逐渐增多，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25、235、273个，占比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079、1063、1083个，占比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和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在近年显著上升。 分线看，一线城市中京沪由于控人近年人口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从18.3%增至52.1%，四线城市从45.5%增至57.3%，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一线城市前些年一直保持强劲的人口流入态势，但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近年常住人口已开始流出。二三四线城市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逐渐上升，二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0、2、5个（剔除城市也可能人口流出，低估），占全部二线城市个数的比例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3、24、37个，占比从18.3%上升到52.1%；四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16、135、146个，占比从45.5%增至57.3%。五六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总体上也有微增趋势，其中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可以看出，三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增幅最为显著，达33.8个百分点，远高于二线的17.2、四线的11.8、五线的1.0、六线的5.4个百分点。 从人口流入地区来看，近年人口流动主要呈现两类特征： 一是人口流动更加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50%。2015年后大城市大幅放宽落户，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激烈的“抢人”大战，人口更加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例如，广东省2016、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320万，仅广州、深圳合计增长高达215万，对全省人口增长贡献率为67.1%。广深较宽松的落户政策和超强人口吸引力是广东省近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达八成的重要原因，珠三角地区除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外的多数地区也处于人口流出状态。除了大城市化外，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化特征也越发明显。从人口增量贡献看，2000年后24个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以当前32%的常住人口占比持续贡献全国50%以上的人口增量，这主要由人口占比仅18%的人口流入地区贡献（剔除数据缺失地区）。从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看，人口流入地区中位于大都市圈的地区个数占比逐渐上升，扣除数据缺失地区，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7.7%、18.9%、20.9%。2016-2017年全国大都市圈内有37.2%的地区人口流入，而同期非大都市圈地区仅有27.8%的地区人口流入。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等都市圈周边县市的人口流入地区最为密集。此外，尽管北京近年控人导致人口减少，但人口外迁导致北京都市圈周边的廊坊固安、北三县等地人口显著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四县市合计年均人口增长分别为2.5、1.4、7.3万人。除北京外的其他大都市圈外围县市近年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人口增长，多数人口仍流入中心城市市辖区。 二是在农民工老化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皖川鄂宁湘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2010年后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老化和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2011-2015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01-2010年上升的13个省份中有9个来自中西部，其中安徽、四川、湖北、宁夏、湖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重庆、广西、贵州、山西也有一定上升；而东部省份除福建、山东外人口流入地区占比均下降。2016-2017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11-2015年上升的14个省份中有11个来自中西部，安徽、重庆、内蒙古、广西、甘肃、陕西、河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此外还有湖北、宁夏、贵州、湖南；而东部省份只有浙江、江苏、福建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上升，山东在经济转型困局中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下降17个百分点。未来随着农民工回流和产业转移的完成，以及中西部核心城市对本区域人口的虹吸效应更加显现，预计这些中西部省份的人口流入地区个数不会长期持续增多。 3.3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人口流入地区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是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即为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平衡，人口流动使得区域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1，即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工业时代，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由此带动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在后工业时代，因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圈迁移。 从全球和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人口流动经验看，人口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当前中国多数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虹吸效应仍然明显，但随着发展成熟将逐渐转为外溢效应主导，溢出资金、技术、产业、人口等，促进大都市圈内部的中小城市发展。 2）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在个体均质化及无户籍限购政策背景下，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购房需求相同，常住人口流入与户籍人口流入的含义一致，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且受区域住房限购政策制约。并且，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购房需求也存在明显影响，从各国购房需求曲线看，20-50岁年龄人口一般是主力购房人群。因此，对购房需求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分析常住人口，还要分析户籍人口、小学生，还要分析年龄结构等。 3）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但大城市落户限制仍然明显，这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进服务业发展。近两年，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等背景下，针对人才、年轻人口的城市“抢人大战”火热展开，主要城市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资源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但更重要的在于“抢人”之后通过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留人”。而且，低收入者对城市发展也同样重要，如果低收入者不足，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也必将上升，对中高收入者也将形成制约（参见恒大研究院报告《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 现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形成明显制约。一是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缺乏，农民多不愿意无偿放弃相关权益，财产权利不健全。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尽管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除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外，仍限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城镇住宅长期只能在国有土地上建设，高房价抑制城市化。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当前农村建设用地高达19.3万平方公里、大量闲置，而城镇用地仅9.6万平方公里、资源紧张。 4）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政策试图控制大城市发展，在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各种限制，但大多未达目标，反而造成了交通拥挤、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大城市集聚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及一二线城市高房价和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等问题。2016年9月，原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宣布推行“人地挂钩”，但其中的“人”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并非常住人口增量。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土地资源可跨省配置，但当前跨省配置机制、价格仍为国家统筹、市场化程度不足，土地优化配置仍受制约。 北京大学秦晓宇、南开大学李哲滔、杜光瑜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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