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太阳报》网站报道，当地时间12月14日晚，英国柴郡欧威尔皮（Over Peover）发生了一起疑似人为纵火案，包括一辆价值120万英镑（约合1055.64万元人民币）法拉利跑车在内的80辆汽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报道称，这些汽车据信是一位老爷车经销商所有，停放在农场的两间车库里，其中不乏兰博基尼、保时捷、捷豹等豪车，而那辆法拉利跑车更是十分稀有的限量款。 照片显示，这些豪华汽车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消息人士透露说：“（车辆的）主人悲痛欲绝，因为大多数汽车都是经典款，有些更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而且，即便保险能够赔付，但也无法弥补汽车史上的损失。” 柴郡警方表示，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对起火原因进行联合调查，据信是有人故意纵火。
构建以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举措。这既是应对国际环境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举措，也是转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在要求。值此之际，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国家等15国正式签署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的签订将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重大机遇。本文将从贸易、金融、开放、机制四个方面，探讨如何利用RCEP实现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贸易层面：结合RCEP重塑产业链 截至2019年，东盟10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截至2017年，RCEP区域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球比重的26.1%，高出美加墨区域11.8个百分点。自2000年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而欧盟则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RCEP区域内关税障碍的解除、区域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有利于东亚区域内产业链的重塑。 我国政府与企业应抓住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发生调整（缩短与区域化）的时机，借助RCEP的签订，加强与中日韩及东盟10国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尽可能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强化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发挥两个“雁阵模式”优势：一是国内的“雁阵模式”，即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雁头，以中三角与西三角为第二梯队，以国内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韩为雁头，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为第二梯队，以“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RCEP的签署为“双雁阵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契机。“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既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洲地区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亚洲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金融层面：在RCEP范围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RCEP有助于增强东亚内部伙伴国的贸易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东亚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和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将会降低东亚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地，美元、欧元和英镑在亚洲的货币地位将会受到影响。 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看，2010—2015年，中国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旧“三位一体”策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2018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转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新策略也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包括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人民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加稳定、更可持续地发展。 将RCEP与新“三位一体”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相结合，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表现为，第一，推动RCEP内部的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所建设，并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来增强人民币的计价货币功能。第二，通过RCEP实现中国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的东亚产业链重塑，有助于培育人民币真实需求。第三，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与RCEP结合起来，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此外，新“三位一体”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也可与上述“双雁阵模式”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贸易与金融目标的相互联动和相互促进。 开放层面：将RCEP与中国自贸区自贸港相对接。 东亚区域有劳动力和资本优势，RCEP的签订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具体表现为，其一，RCEP区域有人口存量和人口红利的优势。从人口规模来看，截至2018年，RCEP区域人口占全球比重为29.7%，分别超出欧盟（6.7%）和美墨加（6.5%）23.0和23.2个百分点。从年龄结构看，截至2018年，RCEP区域拥有全球31.6%的15—64岁人口结构，分别高出欧盟（6.7%）及美墨加（13.2%）区域24.9及18.4个百分点。其二，RCEP区域有资本优势。截至2018年，RCEP区域的FDI净流入占全球净流入比重为38.3%，超出美墨加区域10个百分点。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都在RCEP范围内。 下一步，可将RCEP与中国自贸区自贸港有机结合起来。中国超过一半的省与直辖市已经建立了自贸区或自贸港。在自贸区自贸港下一阶段建设方面，需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对接RCEP区域相邻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出台具有鲜明特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例如，与日韩较为邻近的自贸区自贸港可以通过与日韩政府及企业的技术合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东盟较为邻近的自贸区自贸港可以通过与东盟国家的生产合作，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自2018年年初至今，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参与者、更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拓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RCEP的签署也会催生东亚区域内更高层次与更新形式的金融合作。 然而，近年来中国市场也越来越体会到跨境投资大进大出对国内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同时，也应积极监测与防控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在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机制层面：进一步加强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建设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之一，中国应该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作用，例如联合国、G20、WTO、贸发会议、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另一方面，继续推动由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例如RCEP、“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在后者的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引民间力量参与，提高市场化程度。此次RCEP的签署，赋予了东亚国家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未来的区域内部经贸问题可不用交给WTO仲裁，通过内部机制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这也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秩序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A股长期以来，退市公司少之又少，就在于退市制度设计太温柔，另外也缺少量化标准也就缺少可执行性，退市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如果退市制度指标依然是高标准，那就是纵容财务造假，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退市制度依然会裹脚不前。 美国从1985年到2008年，美国纳斯达克有11820家IPO，但同期退市数达到12965家，从2001到2013年，美国资本市场近百年的发展的历程中，已超过3万家上市公司退市，退市率维持5%左右是常态。可是截至目前，A股市场退市公司仅有124家，其中由于连续三年以上亏损、因吸收合并退市、不符合挂牌情形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退市公司仅占整个A股上市公司家数的3.05%。几十年的累计的退市率还不如美国一年的退市率。大量该退市的公司没有退出市场，结果就是挤占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和上市资源，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特别是财务造假公司不能退市，更是纵容了大量公司前仆后继的财务造假来到资本市场，或者是利用财务造假保住上市地位，接着寻机买壳退出市场，捞走最后一笔资本市场的财富，这种制度不是惩治财务造假者，而是协助财务造假者从股市捞钱完成资本积累或者干脆就是帮助财务造假者利用资本市场完成暴富。 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已经实施，注册制即将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是资本市场发自灵魂深处的制度改革，如何保障注册制改革成功，深改委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做出了回答，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安排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 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最近证监会指出在总结科创板、创业板退市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在六方面提出了改革举措，包括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标准，健全退市多元渠道。 沪深交易所跟随有关精神，快速制定了退市指标，可是欲速则不达，退市指标设计并没有反映出强化退市的要求，不可否认，交易所重大违规违法退市和财务指标多元化退市指标设计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市场关注的财务造假退市，笔者认为指标设计太宽容，不足以震慑财务造假者，也很难让财务造假公司退市。 交易所新增新增财务造假类指标：过去3年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100%，且总额超10亿元，从这一指标看，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100%和总额超过10亿元，是两个并列指标，也就是说财务造假公司退市需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而不是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因为财务造假而退市，这样财务指标设计明显太过宽松，会带来绝大部分财务造假公司难以退市。据一位记者的统计数据，目前有4107家存量公司，近三年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有1046家，目前有3000多家公司就算过去三年净利润全部是造假的，也够不上这个标准，难以触及退市机制而退市，这种财务造假退市指标设置有何意义？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下，亏损企业也可以上市，科创板和创业板都实施几套上市标准，科创板和创业板两年扣非利润达到5000万元就可以上市，即使按照以前创业板隐形门槛，年度利润要达到5000万元，如果业绩不增长，三年利润也只有1.5亿元，就是造假上市或者是造假保住上市地位，也远远达不到10亿元的财务退市标准，这显然是不足以威慑财务造假者的，既然财务上市门槛降低，那么触及退市财务造假的门槛也应该降低，只要三年累计虚增利润达到7500万元，就应该被退市，而且只要过去3年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50%也应该被退市，而不是100%. 财务造假是A股一个大毒瘤，之所以财务造假频发，就在于处罚太轻，现在修改退市财务指标，就应该从严掌握，A股从来不缺少等待上市的公司，缺少的是增量资金，就绝对不能容许财务造假公司留在资本市场，加快财务造假公司的出清，是注册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当然要用技术，用什么技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怎样用数字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普惠金融，不是为了发展数字技术。 所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不能只是在数字技术名词上打转，要研究普惠金融本身的金融问题，进而研究解决这些金融问题的金融方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 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首先必须明确普惠金融的目标人群。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我们不应该泛化普惠金融的对象，个人并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小企业也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总体上，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相对的弱势群体。 比如学生群体，是无收入群体，但不能简单地归入弱势群体，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家庭条件并不差。 数字技术要着力研究通过什么方式，收集什么数据去精准发现这些客户，并且把金融服务触达这些客户。 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提供的是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也说明金融服务是丰富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贷款。 每一个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或许需要不止一项金融服务产品，但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对象都需要所有的金融服务产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所需要的适当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 一些困难家庭、老弱病残人士，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的人群，银行账户、支付结算、社会补助、医疗保险等，才是他们需要的适合的普惠金融服务。给他们发放贷款，只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数字普惠金融要研究通过收集什么样的数据，精准地确认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真实和有效的需求。 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认识需求的合理性和提供服务的合法性及安全性。 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我认为既是针对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也是针对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 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当然要让服务对象承担得起成本，高利贷、过度服务等，有失普惠金融本义。同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成本金融机构自身也应该承担得起，确保自身能不断发展壮大，可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事业。 对于客户的需求，要进行合理性分析，这是提供适当、有效服务的前提。 以信贷为例。个人生活消费缺钱，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都是资金需求。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必须要贷款满足？我们还是要分析，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有效的。所谓合理、有效，就是具有还款能力的贷款需求。 再以学生为例，学生缺钱消费，不一定是家庭困难，往往是家长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给这样的学生贷款，显然是不合理的。有些学生确实是家庭有困难，这需要的是救助，不是贷款，因为他的家庭无法承担他的贷款本息。再进一步说，学生贷款的还款来源不是学生自己，而是家长，在没有征得真正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学生贷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数字技术应该要有助于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有一种说法，互联网金融服务了许多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服务的对象和覆盖不到的对象。现在来看，这个说法至少有失偏颇。覆盖不到的确实有，不愿意服务则不一定，实际上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了不该服务的对象。 找到了合理的需求，满足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就是对的、合理的？那也不一定。 首先，满足需求的方式需合法合规。作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必须是持牌机构。数字技术，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工具，给客户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不是技术，必须接受相应的金融监管。不能用“白马非马”的方式混淆视听。机构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的金融业务也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其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是在自身安全可控范围内的。 再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不可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总之，普惠金融，要对需求和供给两方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满足普惠的需求就是合理的，就应该鼓励。也不能因为应用了数字技术所以就认为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数字技术有助于分别合理与不合理需求，确保提供的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有效，而不是为普惠金融冠以“数字”的名头。 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技术可以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效率、成本、体验等，但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应用技术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区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性。以提供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为例： 首先，银行是基于客户高度信任的机构。客户把钱存到银行，相当于是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银行。所以，经营和维护信用是银行的第一要务，没有客户的信任，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其次，银行提供的大多数业务和服务都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一次性买卖，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转移或所有权转移，而是持续的服务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管理过程。简单的获客营销不适合于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更不能以流量考核搞所谓的降维营销。 第三，客户办理银行业务有很强的目的性。客户只有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才会到银行网点或打开银行APP，而且要办理银行业务一般也只会在自己的开户行办理。所以，一般企业的线上获客方式，对于银行业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四，除了支付结算，大多数银行业务对于客户来说不具有高频性。 数字普惠金融，银行数字化转型，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应用，不至于走许多弯路。 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的相关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包括数字金融，用什么技术不是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公共技术，关键问题是如何应用技术。如果经过这十几年的正反经验教训，我们还是以这些技术名词和口号来谈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 现在是到了充分、深入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只有研究透这些关系，各类技术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从而创新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前段时间关于大数据应用的介绍，往往失之于笼统模糊甚至泛化和简单化，大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也与此有关。 首先，要分析，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识别有效客户。进一步，要将数据分类，哪些数据在识别有效客户中具有普遍性，哪些数据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有效，哪些数据只针对某类客户群体才有应用价值。 其次，要分析，各类数据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在信贷额度确定和信贷风险评估中，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的强相关性和精准性才是关键所在。同样的，不同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在不同的客户群体中，其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进行精细的分类，形成不同的算法和风控模型。不存在所谓最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控模型。 再次，要寻找对于借款人还贷具有强约束力的数据。借款人有还款能力、过往的信用记录良好，都是金融机构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保证借款人今后有必然还款的意愿，因此需要有强约束条件。担保、抵押等就是此类强约束条件。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同样需要有这样的强约束条件，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准。因此，找到这些数据，还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四，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业务模式。一方面，所谓智能风控模型、算法模型，都需要在找出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及其相关性后才能建立。同时，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场景，各类数据的相关逻辑不尽相同，风控模型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风控模型没有最优，只有最具针对性。 第二方面，正因为客户群体不同、场景不同，业务模式也是不同的。有些业务从获客到风险评估、贷款、贷后管理到收回贷款，都完全可以在线上的闭环中完成。有些业务模式可能需要在线下获客，线下与线上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在线上完成贷款、贷后管理和收回贷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数字技术”概念。 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数字化创新的节奏。 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但监管必须追上市场创新的节奏，不能因为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就认为创新干脆不需要监管。 监管落后于市场创新的所谓落后，不是先进与落后的落后，只是时间顺序的先后。更何况，市场创新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提倡市场创新，不等于市场创新相对于监管有处于道德高地的基础。 对创新需要宽容，宽容不是不监管。对监管，同样需要宽容，因为监管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如果方向是确定的，那么，创新就要有接受监管的信心。前述关于收集数据的技术、确认客户的分析模型、风控模型等，都是应该透明可监管的。 对各类技术和模型，要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要进行技术运行安全性监管。这方面在IT系统监管方面已经有不少经验和机制；一些要进行数据逻辑的监管。 比如，客户标签参数设置是否合理、风控模型的设计是否符合逻辑等；一些模型要进行人格化监管，即模型也要持证上岗，运行中出现问题随时责令下岗，某些还需要与设计人员连带追究责任，比如智能投顾模型、风控模型等。 其他如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合规合法等，讨论很多，此处不赘。 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向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开放平台场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会产生更多面向不同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产生与平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必然现象。 所以，不能以传统产品、行业的垄断来看待平台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平台的垄断与否，不是看集中度，而是看平台的服务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作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平台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 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而言，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充分向金融机构开放，让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为平台上的各类主体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这是各类平台能够扩大发展、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有人或许会说，平台上的主体都是平台企业的客户，它们有需求，应该由平台企业来满足。和对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认识一样，这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对平台企业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缘故。 比如，某人到理发店理发，用银行卡付款，这时，他人在理发店，既是理发店的客户，也是银行的客户，两个角色互相并不冲突。当平台上的客户需要金融服务时，他们就是金融机构的客户。为了让客户更好地享受平台的服务，平台就应该向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开放。 平台企业可否为平台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当然可以，但必须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办不了的，还是需要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平台。开放，包括开放客户及相关数据。平台企业到处呼吁要打通信息孤岛，到头来自身却成了信息孤岛，这不得不说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 因此，数字平台的开放，或者说大型科技企业如何与社会相处，是下一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乃至整个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11月中国经济各项数据继续向好，多项指标增速升至全年最高或年内首次转正。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复苏态势，体现了疫情“先进先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生产端：工业部门复苏持续 工业部门是中国下半年以来经济得以向潜在增速快速接近的主导力量。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03%。其中，制造业增长7.7%，引领工业部门复苏。 疫情以来，工业部门的复苏经历了三个逻辑转换：一季度，政策推动下的复工复产，率先从供给端修复工业活动；二季度以来，信贷政策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加上减税降费政策，企业现金流和资金压力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三季度，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链拉动工业制造业持续复苏，制造业盈利情况持续改善。四季度随着补库周期重新开启、投资活动回暖，工业部门复苏有望进入年内第四轮逻辑转换，即内生性的复苏。从11月份的数据看，工业部门确实在政策逐渐退出后，表现出稳定的自身修复趋势。 不过，少了积极宽松政策下的强力刺激，内生性的复苏速度是受限的，货币政策甚至减税降费等托底政策都有可能较疫情期间继续弱化，这也将压低工业部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预期。但未来似乎还可以期待的是财政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促进基建产业链需求回升托底工业部门需求。 需求端：消费缓慢爬升，投资存在掣肘 11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5.0%，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略低于预期，但仍保持了平稳复苏态势，环比增长1.31%。与工业部门和投资领域不同，疫后消费的复苏一直遵循内生修复的逻辑。一方面，尽管速度相对较慢，反映了消费对政策的不敏感，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体现了消费的顺周期性，只要经济不存在新的明显外生冲击，消费仍将继续复苏，并有望在明年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同时，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也将支撑消费进一步回暖，11月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降至5.3%，远低于今年的目标上限6.0%，同时低于去年的目标上限5.5%。未来随着反垄断政策加强、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居民收入公平化和就业的增长仍然是可期的。 前期消费复苏过程中的薄弱部门，限额以下消费增速在经过短暂波动后，在11月同比再次转正，支撑了消费增长，同时限额以上消费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增速已经达到近几年高点，背后是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网上消费的持续回暖。 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3.5%，降幅较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有所加快。背后有两大因素：一是信贷扩张过程中，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继续增长，在前期的股市、房市、结构性存款等投资渠道弱化后，这些贷款中企业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可能是提高的，这将支撑未来制造业中长期投资继续回暖；二是出口高增加速了工业部门开启新一轮补库周期，促进制造业库存投资增加。此外，未来消费的继续回暖也有望从下游向上游继续传导需求，最终刺激企业增加产能投资。 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虽然经过几年的“房住不炒”“一城一策”的严格和精准调控，但始终保持较强的韧性，明年这种韧性并未看到明显的弱化，因此房地产投资仍然会在严格调控的压力下保持一定的增速。从资金来源看，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但下半年以来主要房企仍然保持销售的平稳增长，自有资金相对充裕，预计将有效支撑未来投资活动的平稳增长。三四五新规预计明年会在有限范围内开展试点，但大概率不会普遍实行，因而不会造成行业系统性的资金紧张。 11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较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近几个月基建增速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和前期财政资金淤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根源在于资金快速进入最前端的县市域财政环节后，并未找到足够多的合适项目。11月、12月北方进入冬季，对基建实务工作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明年可能会对财政资金效率进行针对性的提高，以及重大项目的规划，基建依然有持续稳步回暖的可能。 经济复苏未到拐点，货币政策如何走？ 经济复苏持续，市场对货币政策退出的预期渐强。但12月15日央行超额续作MLF，投放规模达到9500亿元，创下单日MLF投放新高。尽管市场对此次MLF投放量有乐观预期，但规模如此大的投放规模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一方面，调节同业存单的利率，降低银行中期资金成本，是MLF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在预期信用将逐步放缓扩张速度、信用债市场波动、信用开始分层的情况下，维护流动性，尤其是维护中小银行的流动性，是央行近期比较关注的事项。 然而，正是因为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信用端的收缩才变得更加可能。流动性的充裕，更像是为了信用的收缩而做的托底工作。2020年，实体经济为抗击疫情和重启复苏，增加了大量的信贷和债务，在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的债务不能再继续快速地积累了。同时由于银行间流动性需要维护，央行不愿意通过减少基础货币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来牺牲流动性，同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市场对货币政策明显转向的恐慌性预期，因而只能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窗口指导的手段，让商业银行直接减少信贷业务的拓展，而这种信贷收缩的速度很可能是比较快的，因此有可能看到信贷增速在2021年一季度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在证监会例行召开的最新一期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回应了近期市场的热点话题，她表示，近期部分企业IPO被暂缓，是交易所依法依规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刻意收紧IPO的情况。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IPO节奏放缓作出上述回应，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因为近日有舆论称，上市节奏放缓了。四季度，创业板企业从提交注册到拿到批文平均耗时59天，而三季度平均耗时不足19天；科创板企业四季度从提交注册到拿到批文平均耗时66天，三季度平均耗时42天，上半年平均为47天。 数据同时显示，今年10月至今，共有21家科创板企业拿到IPO批文，而三季度有56家企业获得科创板批文。创业板四季度有21家企业拿到批文，三季度则有45家。数据表明，批文下发速度放缓了。所以，有舆论称，IPO节奏放缓了。 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回应来看，有关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显然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从证监会来说，并没有刻意收紧IPO的情况。事实也是如此。虽然企业拿到批文的平均耗时以及拿到批文的家数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与IPO的节奏形成一定的正相关，但IPO节奏是否放缓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那就是每周安排新股发行的数量，而从近3周的情况来看，新股发行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比如11月30日到12月4日，安排有10家新股发行；12月7日到11日，安排有12只新股发行；12月14日到18日，同样安排有12家新股发行，何来IPO节奏放缓之说呢？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明显是在误导市场。 IPO节奏放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真的出现IPO节奏放缓，那也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会是管理层的刻意收紧。毕竟最近几年，管理层一直都在推行新股发行常态化，新股发行节奏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管理层并未刻意干预新股发行节奏。特别是从去年科创板推出注册制以来，新股发行实际上一直处于高速发行状态，今年创业板又开始试点注册制改革。而注册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快新股发行，让更多的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到股市上市融资。很显然，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是与注册制的初衷不符的。 尤其重要的是，最近高层在一些重磅会议上一直都在强调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包括“十四五”规划直接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写入其中，为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还写下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文章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所收录。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政治，而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显然是与这一大背景不相符的，是不懂政治的表现。 并且从目前的市场来说，也根本不需要放缓IPO节奏。一方面是新股发行仍然还是供不应求，任何一只新股的发行都受到市场的抢购，新股发行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一方面从新股上市的表现来看，新股上市都让中签者有着较大的获利，近期上市的新股，仍然延续着“新股不败”的神话，还没有哪只股票上市就破发，这表明市场对新股充满了投资热情，投资者是热烈欢迎新股上市的。 不仅如此，从目前大盘的行情来看，不仅不低迷，甚至还很火爆。以上周五上证指数的收盘指数来看，沪指位于3347.19点的位置，相对于今年的行情来说，这是一个较高的指数位区域。也就是说，目前的大盘并没有救市的必要。也就更加没有必要通过放缓IPO节奏来调节股市行情的发展了。因此，放缓IPO节奏的说法完全是某些人的自以为是，遭到证监会的“打脸”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通胀还是通缩， 已成为阶级性问题了 对于同一组数据，不同的受众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面临通缩考验，要高度警惕，理由是CPI时隔11年首次负增长-0.5%，上次负增长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可见当前整体需求不佳，更严峻的是本轮短暂的复苏结束后通缩压力会进一步凸显；第二种观点是要警惕通胀风险，理由是如果看PPI环比增速，增长了0.5%，是近两年以来最高值，经济复苏后企业补库存力度加大，对中上游原材料需求较为旺盛，铁矿石创下七年新高，螺纹钢年涨幅超过30%，大宗商品再现疯狂，股市和核心城市楼市也有不错的表现，再次催生资产泡沫；第三种观点是物价相对合理，既没有通胀风险也没有通缩危机，CPI主要是受高基数和猪价扰动影响，特别是猪价是负增长的主要拖累项，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势平稳合理，连续五个月都维持为0.5%，无需过度紧张。 之所以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选用了不同的度量指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通胀度量指标不够全面，甚至会有些失真，这也是上月底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文完善通胀度量体系，要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更真实反应通胀水平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关心通缩还是通胀，其实更关注的是物价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群体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完全不同，存在利益分歧，都希望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穷人希望看到的是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胀，避免资产价格飞上天；富人希望看到的是通缩，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催生资产价格，从中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或资产增值，但实际上是穷人通缩，富人通胀。 当前物价水平相对合理， 对货币政策影响不大 其实只有在两种极端情况下，物价才会影响政策取向。一是通缩信号明显需要刺激，比如2015年CPI同比仅增长1.4%，PPI连续四年负增长，且跌幅不断扩大，所以当年货币政策加力宽松，出现了5次降准和5次降息来助力稳增长。二是通胀势头较猛需要遏制，比如2016年的复苏，11月PPI超过3%，2017年2月达到7.8%的高点后，央行紧急行动，一季度就两次上调了逆回购利率，12月继续上调逆回购率，实现变相加息。 目前的形势和上面两种情况不太相同，虽然CPI和PPI均为负，CPI在下行，但CPI主要受猪周期扰动，有些失真，而且经济在复苏，PPI在上行，势头还不错。所以现阶段不用过度纠结通胀还是通缩，整体物价水平还相对合理，政策环境也会相对友好，不会太松，但也不至于太紧，只是降准降息暂缓。 2021年经济复苏延续， 二季度后其实更应该担心的是通胀 2021年经济前高后低，上半年复苏仍将延续，警惕通胀抬头风险。从经济先行指标PMI来看，11月为52.1%，已经连续9个月在荣枯线之上，并创下三年来新高，复苏节奏明显加快，大超预期。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由于复工复产，供给端复苏明显快于需求端；三季度需求回补成效显著，供需两端都很旺盛，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另外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下游需求大增带动中上游回暖，补库存力度加大，价格指数出现跳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都回升了3个百分点以上，预计明年一季度PPI年会转正，并受低基数效应和复苏惯性影响，PPI会显著上行，待通胀出现，流动性环境将会趋于收紧，短端利率上行。 长期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生产过剩， 宽松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但阶段性复苏大部分归因于前期刺激生效，只是暂时的，不具备持续性，长期经济终将回归基本面，萧条性因素将重回主导。从大环境看，全球都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高速增长乏力，逐渐转向中低速增长。更严重的是，逆全球化盛行、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的地产和基建刺激空间接近饱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还在孕育过程中，生产严重过盛和需求明显不足并存，所以长期更应该担心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风险，这也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昨天的政治局会议聚焦“需求侧改革”的根本原因。 但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都是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我们的确应该把握难得的窗口期全力以赴，坚定改革的决心，释放长期增长潜力，但也可能会远水解不了近渴。比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货币宽松就成为不得已却最有效的对冲手段，全球央行再次开启宽松潮，美联储紧急实行“零利率”和无上限QE，并提高通胀容忍度，欧央行在负利率的基础上加大资产购买力度，英国央行两次降息并增加资产购买规模，已实行负利率的日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ETF来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中国3次降准2次LPR降息，全球资产负债表加速膨胀。 零利率负利率是最终归宿， 要学会保卫财富 经过数十年大宽松后，全球各国货币政策退出都非常困难，出现了明显货币宽松依赖症，宽松根本停不下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货币宽松会造成资产泡沫、脱实向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但货币宽松后，可能未来就很难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像今年疫情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资产价格、股票市场、房价都涨起来，传统的机构破产情况基本消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零利率负利率已是最终归宿，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财富保卫战已经打响。 虽然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正利率时代，还是全球资产高地，也有改革在释放潜力，在为正利率争取时间。但拉长周期看，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将成为常态，负利率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负利率这场资产战争已经打响，尽可能地持有核心资产是保卫我们的财富的一个明智选择，头部的股票、核心的房产、保值的黄金都是值得关注的投资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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