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迅雷：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 明年政策如何破题】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令人侧目 自2015年末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补短板成为改革的具体目标，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中。然而，今年以来核心CPI的不断回落及PPI的持续为负，反映出我国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两边都需要调整，过去侧重用供给侧改革，如今，对需求侧也需要进行改革。 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上出现“需求”一词的频率较高，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否与今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低于预期有关？ 今年三驾马车中，出口远超预期，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全年估计在16%左右，这是历史罕见的高比例，二战之后几乎没有国家达到过。但国内消费却逐年下降，今年更不行，虽然这与疫情有关，但仍然偏弱。倒是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大幅增加，估计今年国内奢侈品消费总额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实际上，我们与很多主要经济体一样，内循环的难度大于外循环。 因此，扩内需除了靠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得靠缩小收入差距。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与萨伊定律在文字表述上一模一样，当然内涵肯定不一样。记得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提出过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肯定存在缺口，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小于供给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实际上，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提到的资本过度扩张而引发产能过剩问题，我国过去和当前都存在，毕竟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除了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外，还应对需求侧进行改革，如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进行税制改革、社保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富人捐款)的力度。唯有如此，会议提出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形成。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谨防只“瓜分蛋糕”的资本 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发社会热议，因为针对性看上去很强。关于反垄断就不多评论，因为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法，实际上是要对资本的投向加大管控力度。 这些年来，互联网巨头的市值已经成为国内上市企业中最大了，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 大约在三年前，我就对网上购物模式提出质疑：能否扩大或刺激消费，该模式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谁来承担？三年过去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超市、百货店、专卖店的部分流量从网下转移到网上，“线上就业”的劳动力增量小于“线下失业”的劳动力减量。同时，网购导致货品包装物件大量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其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事实上是社会而非企业承担了(见网购能促进消费增长吗——利弊如何看)。 这些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要限制存量经济下的少数企业通过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去抢占别的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资本扩张进行约束，从“无序”到“有序”，例如，用户信息的保护和隔离，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企业经营范围，应设定行业准入规则。 从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角度看，收入(供给)=消费(需求)+储蓄(需求)，我国居民储蓄比重过大，大约是西方国家的两倍左右，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且储蓄结构中，少数人的储蓄占比过大，例如国内住户的银行存款余额就达90万亿元，其中10%的储户占比多少呢，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超过60%是肯定的。 很显然，要增加消费，无非就是要改善收入结构(供给侧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使得需求侧的中低收入群体能消费、敢消费；同时，在需求侧要降低居民储蓄率(如鼓励富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增收资本利得税，限制资本过度扩张等)。 在2019年10月末四中全会上批准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明年的政策重心，尤其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则要鼓励民间资本流向科技领域，即能创造经济增量的领域，参与做大蛋糕的活动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动。通俗来讲，富裕阶层要么多消费、要么多捐款，不要做旨在“割韭菜”的资本运作了。 政策维稳：推进大消费，投资高科技 由于今年的较低基数，明年的GDP增速一定会大幅上升，目前的一致预期为9%，即便如此，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也不过5.5%，经济增长依然下了一个台阶。为此，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但明年的政策刺激力度应该低于今年，前期，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已经明确提出，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没有提“逆周期调控”，估计特别国债不会再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是否也会比今年减少？而一般预算赤字率水平则可能从今年的3.6%降低到安全警戒线的位置，即3%左右。 少数人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房住不炒”的提法，认为房地产政策是会松动，这显然毫无依据，因为松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显然属于饮鸩止渴、得不偿失。不过，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缺少了土地财政，则会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故如何去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显然是需要中央施出援手，否则明年信用风险压力会显著加大。 因此，这次会议对风险有一个新提法：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传统风险人们都清楚，增量风险是指什么呢？是否是有些领导指出的“大而不能倒”风险？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既包括大型国有的“僵死企业”，从股市看，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国企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今后其违约风险可能会加大；又包括高杠杆的新兴行业内的创新企业，由于对这类企业监管滞后，容易爆发风险。因此，明年市场或许存在信用收缩的压力。 如果说今年是实现全面奔小康的收官之年，则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相比财政政策受到预算约束更严，那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更大。因此，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货币政策在回归常态之后，应该不会再收紧，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利率上调基本没有空间。 明年在具体政策的落地上，应该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大循环和双循环为主线，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需求侧改革”为线索，继续推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的“大消费”。由于基数原因，加上促消费力度加大，估计明年消费增速将将创十年新高。 另一个还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方面的具体抓手，在五中全会上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领域，并涉及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失控，外部政治环境突变。
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变化与差距，是多年来的热门高频话题。 这个话题最近被引爆，是因为前三季度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扬南者因此得出“中国南强北弱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和“中国正式进入‘大南方时代’”的结论。 反对者则举出北方城市经济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国GDP50强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域在北京西城区等例证，证明北方GDP并未失守。这里要备注一下，西城区是中国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所在地，GDP当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从读大学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又因在全国各地调研，对南北经济演化有切身感受。虽然改革开放后南方北方的经济都在进步，但比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来越温暖、贴近，北方越来越寒冷、遥远，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1990年到广州工作，就听到各种关于南方北方的评价，如“南方会生孩子，北方会取名字”“南方找市场，北方找市长”“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组织”。后来听到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如十几年前一位银行家根据全国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说，“上海高收益低风险，广东高收益高风险，东北低收益高风险，西北低收益低风险”，至于企业界，流传最多的一句是“投资不过山海关”。 我认同经济意义上的南方越来越暖，北方越来越冷，但我从不认为是人的禀赋和素质问题。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质非常优秀。 2018年我去华晨宝马调研，当时有1.8万多名员工，98%是中国人，我采访的大东工厂厂长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专业，英语流利，是宝马全球第一位女厂长，最初是从华晨集团过来的。华晨集团造车，也用宝马的发动机，只是比华晨宝马的发动机要晚一代两代，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很大。 一样的人，在不同机制的企业里，其价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还采访了华晨宝马总裁兼CEO魏岚德（Johann Wieland），他说沈阳市市长姜有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市长之一，为宝马发展尽心尽力，比如在园区仅一次变电站就批建了3个，为未来预留空间。他有任何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姜市长都及时开协调会，一一督促解决。 所以山海关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北方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也不能说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更多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的那种信任、互惠性规范、契约精神等等。 也许有朋友觉得社会资本不太好理解，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北方提几条建议吧。 1、喝酒自愿，不劝酒。 2、尊重顾客，不强买强卖。 3、说话算数，合同要兑现。 4、当官的真心别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5、让投资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几条每一条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在此省略。我希望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价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能否让对方（如顾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检验的标准是对方的感受。 社会资本并不复杂，它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 前一段看到苹果公司在硅谷的米尔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万平方米仓库，据说要造车。这个城市我2001年去过，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 当时市长在介绍经验时说，一是要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网上可以申请创办公司，圣诞节当天也可以申请； 其次是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机构。市长亲自回复给他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也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他。电话也一样，一定接听，而且48小时内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空间，大片草地，有让孩子嬉戏的公园，有好的治安和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内反应。 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经验。并不很特别，但是很贴心，完全站在顾客立场思考问题。 今年我到长三角几个城市调研，如苏州、宁波、湖州、嘉兴、无锡，都是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交往的良性可预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点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为社会资本不足，让很多游客、投资者，包括离开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体验，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温暖贴近，不是赢在单个人的素质强，是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可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这里的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单位。 接下来继续探讨的是，北方社会资本的发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前一段和欧洲专业咨询公司埃非索的中国总经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上班在上海虹桥，常在全国出差。2012年前，像他这样在外企干到总监级以上、住苏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计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业配专车和司机。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车，改发补贴。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沪苏之间通勤。有的坐高铁，有的开车，有的打车（好处是点对点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经常要从上海的两个机场返回苏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苏州一位河南籍司机的服务，虹桥机场到苏州的家280元，浦东机场到苏州的家350元。这位司机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专车而自由的司机们组织起来（他原来也是其中一员），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从上海的机场回苏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荐越来越多）和司机进行匹配，他抽几十块钱佣金。司机们很专业，高管出差回来很累，所以他们不在车上说话，也没有一个司机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单线联系。 我和王利平对这一“共享经济”现象讨论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机从苏州到上海后，返程时不空车，两三百块钱也很满意。另外，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乘客一直找某个师傅就好了（他不行也会帮助安排好别的司机），不用每次去想办法。司机的单次收入没有在机场漫天要价的拉客司机高，但稳定，且刚好是回程。拉客司机一次可能拉个高价，但没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会产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费时间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车…… 最终，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规模（scale），因为一开始就存在着800-1000名有潜在需求的高管，他们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社会网络），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础性的市场需求，从而支持专业分工，让共享经济模式成立。 绕了这么远，想说的道理如下： 1、上海、苏州的经济、人口、人的流动提供了市场机会和市场规模。 2、一定的市场规模让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3、互信机制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机制越持久，利益相关方越受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上海、苏州这样的地方因为开放得更早，与人相关的经济活动更活跃、更充分，创造出的机会就更多。在机会甘霖下，会产生许多活生生的，同时非常有效的自发经济和自由经济模式。 相比起来，北方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个北方煤矿可能也有很大经济产出，但主要是靠机器和资本投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费、出差、互动、跨界交互产生创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会资本发育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北方在向国际化、市场化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网评论员的一句评论很准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当开放带来了客户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市场交换意识等等（你不按规则和契约办，达不到客户要求，订单就不会给你，你就挣不到钱），而南方在培育这些意识时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就会激励他们把这些意识固化下来，变成社会资本…… 长此以往，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就形成了——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向南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没有南方那么多机会，于是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就恨不得逮到一个什么机会就吃干榨尽，外来投资者来之前千好万好只要你来，来之后弄得你遍体鳞伤甚至死无完肤。表面看逮着了一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一个无辜的受伤者能让十个想来的朋友知难而退，实则是一笔亏大发了的买卖。 在朋友圈的讨论中，我说，北方的问题不是人不行，就像东北，是周边的国际环境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利于开放。而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一个地方发展的金钥匙，开放接轨国际市场，订单驱动加工生产，迈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场化、人口流入等等效应，持续强化。 投资家王维嘉回应说，哪里和发达国家地区交流贸易成本低、时间短，哪里就发达。“历史上，秦国发达是因为铁器战车马匹都是西亚产生，秦离西亚最近；北京发达是因为元代内蒙到哈萨克大草原就是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天津发达是因为水旱两路的交汇；满洲占中国85%的GDP是因为接近日本，山东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韩国。而现在的东北周边靠近什么呢！天还是那么冷，人种还是那个人种，但邻居从发达变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很穷的地方，但改革开放后抓住了‘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等等带来的机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过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的观点，他说：“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有很多长处，如务实勤奋，敢闯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时地利的机会的作用。如果不是先开放，先和市场对接，先搞民营经济，喝了头啖汤，形成了先发效应，单靠自己的才干和奋斗，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至少成绩不会这么突出。简单说，机会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产生信心，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要是机会少，总是失败挫折，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开拓呢？ 最后来讨论一下，未来北方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永远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机会。 第一点，北方有多种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有要素成本优势，也有市场。无论是南方向北方投资、转移产能还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北方，北方是有投资价值的。 这两年我去过北方不少城市，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烟台、沈阳、鄂尔多斯，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发展精气神、CBD风貌、标杆企业素质、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亚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联网的普及，让北方年轻人的视野和知识也不比南方年轻人差到那里，他们有些特长南方还难以企及。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在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双循环”背景下，北方有机会成为开放高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利好东北和山东；“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利好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1至11月的开行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欧洲方向就开行了2510列；郑州不沿边不靠海，但“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让河南这一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22%，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其中国际地区同比增长49.4%…… 可以预见，凭借资源、腹地等优势，加上交通进一步改善，一旦和开放对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长潜力将极大地爆发出来。机会增加了，北方整体社会资本的增益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会资本可能已经在悄悄崛起，只是因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举一个例子。 辽宁阜新市有个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风积沙（砂）。多年前这里的沙化面积占辽宁省沙化面积的25%，按7级至8级风速测算，沙尘仅需1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沈阳。所以彰武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建设防护林，成功固定了6座万亩流动沙丘，保护了百万亩良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但光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彰武的工业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几年前，彰武深刻意识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宝”，因为全国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风积砂不在此列，而风积砂中的硅砂是生产各类优质砂及相变砂、覆膜砂等铸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县走上了发展硅砂产业的道路，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了沙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制了“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叫响了“中国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两个产业园，用自身的砂矿资源吸引投资者投资，产出原辅料，再找铸件企业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产品已占国内铸造用砂市场10%以上，是华晨宝马、奇瑞、潍柴等企业发动机壳体铸造专用供应砂。 过去因沙受害，今天变废为宝。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家、科研学术机构、社会上上下下的多种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上，把路找对，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生态。 我在北方的调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告诉我北方的故事，让我发现，给我启发和信心。 问题讨论完之后，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对越来越暖，北方相对越来越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不是因为人的素质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开放序列的差异，以及与国际市场连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的差异，进而带来了社会资本发育水平的差异。 由于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调研时发现，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为早在15年前孙金龙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当时沿海制造业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向内地转移的机会，打下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举投资合肥的，它们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投资。 我们总是喜欢发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是系统工程，即使给人突然爆发的感觉，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实的根基的。 不过，差距不可能迅速缩短，并不等于不能缩短。 既然看到了社会资本是发展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和开放带来的机会高度相关，北方就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开放（尤其是国外企业和国内先进企业），一手从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的角度，抓营商环境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服务意识建设。每个市民都是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更不用说握有权力的官员了。有些投资者，可能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伤害就离开了，永远不来了。 通过开放，把好的投资标杆和知识标杆引进来，立在眼前，其价值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外溢出来，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质以及对know-how的掌握。这些无形资产不计入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但至关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会资本的温暖。同时，作为出生在黄河边的孩子，我的内心会永远祝愿北方。
近日，平安健康险迎来新的掌舵人。平安健康险11日宣布，杨铮于12月7日由平安健康险调任平安人寿之后，原平安产险副总经理朱友刚接棒出任平安健康险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述相关任命除党委书记即刻生效外，其余均需获得有关监管部门的核准。朱友刚1964年生，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EMBA工商管理硕士专业，于1994年加入平安。曾任平安产险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带领安徽分公司构建了扎实的经营管理和队伍基础，充分发展“双优”优势。2003年，作为平安集团发展改革中心“卓越工程”改革项目组负责人，朱友刚参与推动平安产险从“产品导向”向“个团客户分设”全面转型。2006年进入平安产险总部后，朱友刚先后任职平安产险总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平安产险总公司运营中心负责人、平安数据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构建了产险经营对标市场和“三分成本”考核、“产品+渠道+客户”多维度核算体系，推动了数科集中化运营和产险运营整合改革。2012年起，朱友刚进入平安产险班子，担任平安产险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平安产险理赔、客服、运营车代等多个重要条线工作。朱友刚在平安任职26年，是一名平安老将，对保险行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业务能力过硬，且有创新精神，有着极强的战略规划统筹能力、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前线业务销售经验等。近年来，他通过领导产品优化、极致服务设计来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其中推出了AI智能闪赔和一键理赔、“极速”510查勘服务和“iCare”创新服务标准等重点项目，使平安产险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中处于领跑地位。平安健康险方面表示，此次调任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动力，相信在他的带领下，健康险将会持续发力，不断冲刺，再创佳绩。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据秦风网消息，西安市政公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毛浓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公司下黑手的背景下，英国富时罗素公司（FTSE Russell）近日也采取了跟进措施，决定将从相关指数中删除8家中国公司的股票，后续可能视美调查结果删除更多企业股票。这一决定将从12月21日起开始生效。 对于富时罗素公司的这一决定，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复称，这显然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相关行政命令的影响。华春莹表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正日益提升，国际投资者配置中国公司股票日趋便利，个别企业不在一些国际指数之内，并不妨碍国际投资者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资于这些企业。 华春莹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华春莹的表态中不难看出，富时罗素删除8家优质中企股票的做法，对于这些企业基本上不构成负面影响。而就我个人的看法，富时罗素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自宫”行为，损害的是富时罗素相关指数投资者或会员的利益。 富时罗素对中国公司下手的做法虽然并不出人意料，但却是非常不可取的。为了打压中国公司，今年美国政府已将35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由于英国政府一直看美国的脸色，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因此，作为英国公司的富时罗素对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出手，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 但富时罗素的这种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美国政府打击中国公司完全是基于政治化的目的，而富时罗素作为一家英国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其实大可不必看美国政府的脸色。而且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应该贴上“政治化”的标签。特别是富时罗素是经过巨大努力才将中国市场纳入指数的，如今却因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化原因把一些中国公司排除在外，这是富时罗素自我打脸的一种行为，损害的也是富时罗素自身的形象。 富时罗素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的做法，丝毫并不影响这些中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地球人都知道，被删除的8家中企股票是因为政治化的原因被删除的，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发展存在问题，所以8家中企股票被删除并不改变全球投资者对这8家中企公司的任何看法。另一方面，8家中企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富时罗素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只是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进出而已，与公司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关系。 而且，富时罗素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并不妨碍投资者包括境外投资者对这8家中国公司股票的投资。遭到美国政府打压的中国公司都是优秀的公司，如富时罗素删除的8家中国公司分别是海康威视(行情002415,诊股)、中国铁建(行情601186,诊股)、中国航天卫星公司、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中国核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行情601766,诊股)股份有限公司、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发展不错的公司，富时罗素不投资这些公司，有的是投资者来投资这些公司。包括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QFII、RQFII以及沪港通、深港通的途径来投资这些公司的股票，至于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外资更是占据了主力军的角色。富时罗素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并不妨碍境外投资者对这些中国公司股票的投资。 不仅如此，富时罗素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受到损害的是其自身的利益，也包括其相关指数投资者以及会员的利益。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后，这些指数也就不能投资这8家公司的股票了。由于这8家公司都是优秀的中国公司，甚至是有较好发展前途的中国公司，富时罗素指数不能投资这些股票，这当然是其自身的损失。如此一来，那些希望投资这些中国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也就不会认购富时罗素指数产品，或要从富时罗素指数产品中退出了。因此，将8家中企股票从其相关指数中删除，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富时罗素自己。
据最高检官网消息，天津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邢连华（正局级）涉嫌贪污、受贿一案，由天津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邢连华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鉴于大家都已经说腻了打工人的各种职场苦逼，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被困在交通里的打工人，当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 12月4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报告》以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计算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以及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报告》主要依照城市规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来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为36分钟。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具体来看，在4个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通勤距离9.3千米，而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上海通勤时耗42分钟已远高于平均数值。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许多特大城市通勤时长也远超通勤36分钟平均线，其中南京市、青岛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时耗均在39分钟，而重庆市以时耗均长40分钟“拔得头筹”。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具体来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分别占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过1小时的占据数据榜之首，占比26%，上海以占比19%的数据比率“紧随其后”。 看到这些数据，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曾经网上有个经典的例子，燕郊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与通州隔着一条潮白河。由于离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据点。数据显示燕郊在2007年的时候只有10万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数高达75万，几十万的北漂占据了一半多，大多数人都必须忍耐了每天好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间。 同样的例子其实在笔者身边也都存在，笔者有个朋友在苏州火车站附近买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铁当地铁坐，穿梭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较高的房价。 二、打工人为什么被困在交通里？ 说实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而在这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开始显现开来，因此，我们要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要知道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仅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让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的超级特大城市。由于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毕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么少，人口又那么多，这种矛盾要解决就只有城市不断扩张，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区面积一般认为是660平方公里，而上海的总面积则达到了六千多平方公里，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区，也就是常说的外环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确只有这里还有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是只有这里的房子价格还能接受了，所以极端通勤现象出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加剧了极端通勤。如果说人口集聚带来了整个城市人数的增加所以导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区的话，那么恶劣的交通环境则加剧了这个过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93.4万辆。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153.6万人，算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了汽车，过大的汽车保有量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北京城市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其交通规划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汽车，其实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城市变得日益拥堵，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通勤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趋势还是相互叠加的，越是年轻人越生活在城市远郊，而越是城市远郊的公共交通情况就越差，对于汽车的依赖就越高，最后反而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让极端通勤问题进一步变成恶性循环。 第三，被困在交通里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当前的极端通勤问题需要的是多方解决，从最宏观的角度出发，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专门加强城市的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城市拥堵。从房地产的角度出发，城市需要从民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住房成本压力，虽然从目前来看大规模降房价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从而降低居住压力，提供廉租房等进一步让居住不再那么困难，这也成为了一种解决极端通勤的策略。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降低员工成本，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将企业总部搬到一些较为交通方便、远离城市拥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从而压缩通勤时间。 极端通勤正在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关键问题，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的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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