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话现在用在维持货币政策中性上，并不为过。 尽管，理想或理论上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现实中，物价水平的变化更多影响货币的需求与供给，而非货币投放更多地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财富价值的信用基础之上这一事实逻辑。 不只是囿于此次新冠疫情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爆发后，随着陆陆续续国家性、区域性、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所涉及的国家往往都大量投放货币进行救市或者进行经济刺激，全球范围内货币总量增长越来越超出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得不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信用货币体系似乎已经走上了一个越来越偏离维持币值稳定的本源和宗旨，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甚至可能彻底摧毁整个货币信誉和踏上货币体系的不归之途。 由此，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这是影响巨大、需要准确把握的最基础的货币理论问题；甄别是非，厘清方向，方能洞悉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 货币中性及其背后 货币中性其实是很难成立的。“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而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调节来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由此必须维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也成为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经典理论。 但这种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只是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的观念其实并不准确，在理论和实务上都很难成立。因为物价水平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供求关系的变化，并非仅仅受到货币供应变化的影响，而是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般物价水平只能用少量有代表性的物品或服务的价格予以表示（如CPI）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 更需要看到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化更多地影响到货币的需求与供给，而不是货币投放更多地影响到物价水平的变化。信用货币体系下，没有货币需求，要扩大货币投放，其实并不容易。 要弄清楚这一点，还需要弄明白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货币投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 信用货币投放主要存在两大渠道或方式： 其一，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进行基础货币投放。货币投放机构主要是购买以往曾经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如黄金、白银），或者购买国际硬通货（主要国际货币）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储备或支撑物，据以确定货币币值并增强货币信誉。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按照约定的条件将货币出借给借款人进行派生货币投放。货币投放机构通过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将货币投放给借款人。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在“基础货币”之上衍生出来的“派生货币”。 这种以借款方式派生货币背后的原理是： 信用货币体系下，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充分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就需要保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价值规模相对应，保持同步增减变化。 这样，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由于其供应受到其自身开采、加工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难以跟随全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也需要用新的货币加以表示。 货币则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物理价值，但需要以整个国家可交易社会财富的价值作为支撑，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建立在整个国家总体财富信用基础之上，所以被称作信用货币，也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由此，通过购买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而应该尽可能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否则，货币就可能倒退回金属本位制了。 在基础货币之外，社会主体如果需要货币，就可用其已经拥有，或者在约定期限内将会拥有的可交易财富，并能够及时变现以偿还借款本息为条件，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由此就引入整个社会主体与货币投放机构一道，共同对可交易社会财富的价值规模进行评估，据以投放货币，就可以做到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基本对应。如果借款人不能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并由此形成坏账损失，意味着货币超出财富真实价值形成超发，需要及时识别坏帐损失并予以核销，将超发的货币消除掉。由此造成资不抵债的借款主体和货币投放机构，则必须及时进行重组或破产处理。 其中，为防止货币投放机构破产造成整个货币体系崩溃，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印制和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的监测与调控，同时作为银行的银行，负责银行之间的资金清算和必要的资金供应；面向社会公众的各种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的业务，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接受中央银行和专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理。 这样，货币投放机构对外借出货币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越来越重要的货币投放渠道或方式。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主体对货币的需求就成为扩大货币投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社会主体货币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货币投放机构要控制货币投放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社会主体货币需求萎缩情况下，货币投放机构要扩大货币投放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甚至可能出现货币投放机构以零利率、负利率发放贷款，但由于借款人对能否归还本金都没有把握，也难以刺激其扩大贷款（货币）需求，从而陷入持续通货紧缩难以自拔的困境。 中央银行难以保持独立和维持币值稳定 实物货币之所以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保持货币总量与社会财富规模相对应，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是信用货币产生的本源和初衷。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为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加强全社会物价总指数的监控并据以调节货币投放。由此就形成了包括物价指数构成与调整、物价指数变化（通货膨胀率）目标确定和监控、物价指数变化超出预期的调节工具与具体实施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体系。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并因此需要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避免政府对货币投放的行政干预。 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可交易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而且又大量处于流通和再加工过程之中，不断转换所有者和表现形态，要全面准确地掌握全社会所有财富价格整体变化情况极其困难，几乎难以做到，所以实践中只能选取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按照其影响程度赋予不同的系数，形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似地反映社会物价及货币币值变化。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他一些影响因素，据以进行货币投放和总量的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在经济步入上升阶段，投资消费需求旺盛，带动物价加快上涨情况下，通过提高政策利率、提高准备金率或限制贷款规模等方式抑制货币投放；而在经济进入下行阶段，投资消费需求萎缩，带动物价加快下降情况下，则通过降息、降准或放松贷款限制等刺激货币投放。 这种调节最终体现为社会利益或社会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利率水平提高，意味着财富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提供一方，而会减少货币需求一方的收益（或增加其成本）；利率水平降低，则出现反向调节。这就使得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财政功能，或者说具有税收调节的功能了，而且还比税收调节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实施。 同时，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财富价值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是国家将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的职责赋予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货币不再是中央银行自身的负债，由此也就很难完全脱离国家意志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 国家要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执政党为赢得民心，维护执政地位，往往更愿意刺激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更容易选择降低利率、扩大货币投放，并由此无形之中压低货币币值，将社会财富更多地配置给愿意借款并扩大投资消费的群体。这样，确实很容易推动通货膨胀。 但从结果看，这实际上会实现社会财富从货币性资产持有方（财富储蓄方）更多地转向扩大借款增加投资消费的群体，从而激活社会财富，不断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还可以因此实现财富从境外债权方向国内债务方的转移。即使由此推高了通货膨胀，只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支持扩大社会就业，保障社会最低生活水平，避免引发社会动乱，其影响就是可控的，总体上就是利大于弊的。 当然，由于社会对投资消费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顺周期的，越是经济发展向好，财富价格上涨，投资回报率提高，就越容易增加货币需求，促进扩大投资和消费。这又很容易推动投资发展走过头，最终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陷入持续低迷状态。此时政府或国家宏观政策自然的选择还是加大刺激力度，不断降低利率、实施减税让利。最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步入零利率、负利率困境，不得不实施越来越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得不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提供透支），现代货币理论（MMT）因此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货币政策的真实写照与理论总结。这在很多曾经参与全球化高速发展，产能超出本国需求，但国际竞争力又转弱，需求严重不足，特别是货币大量流入金融市场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这种状况更加突出。 结论：真正需要做的…… 在货币转变成为国家信用货币或主权货币，不再是投放机构自身负债的情况下，要维持货币币值稳定，维护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刻意去做甚至也难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应有的积极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从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这个时候，把握好最基础的货币理论问题更显得尤为重要。 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需要推动整个国家转变发展理念，改进治理机制，合理确定发展目标，避免追求短期暴发而刺激过头，造成经济暴涨暴跌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一前提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国家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应该努力维持在正常区间内，既要合理分工，又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发挥应有作用，维护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还应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推动法定货币数字化发展，在坚持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的业务，仍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实施市场化运作，并接受中央银行与专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努力防止虚估财富价值而相应超发货币的基础上，实现数字货币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在中央银行的大集中，帮助中央银行全面准确地掌握数字货币的总量与分布情况，从而实现对数字货币运行全流程、全方位的严密监控，大大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推动信用货币体系趋利避害，更好地发挥作用。
2020年，中国因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率先恢复，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6.5%，全年增长2.3%，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2020年经济恢复最超预期的是出口，12月出口同比18.1%，全年同比3.6%。然而去年二季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中国的出口能扛起增长的大旗，当时大家都觉得经济增长得靠基建。 但实际上，出口比想象得好，基建比想象得弱，基建市场预期的是当月增速怎么都得两位数以上，但最高的当月同比是6月的8.3%，到了年底降到了只有4.2%。 正是因为出口的强势，才降低了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因为出口好了，带动和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好了，所以制造业投资也恢复得比较快，经济就有顺周期动能了。 这就提高了政策的回旋余地，在融资需求端，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可以控制房地产有息债务增速；在融资供给端，可以持续压降影子银行的规模，比如加强对融资类信托的治理、比如资管新规截止日可以定在2021年等。 出口之所以好转，有两方面的原因：1）需求端有防疫物资、线上办公、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海外直升机撒钱，财政货币化极大的提高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2）供给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产能是停摆的，所以只能依靠中国产能输出。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国内的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去年11月新出口订单是51.5，是去年的最高点，随后就开始下降，到了今年1月就只有50.2了。现在PMI的需求端主要靠在手订单做支撑，可能是去年排得过满的出口订单还没来得及消化。显然，没有新订单，需求端的好转是没有持续性的。 为什么会出现出口新订单的下降呢？现在来看，美国还在加码财政刺激，房地产复苏的势头也在延续，所以，当前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供给端发生变化，海外产能似乎在加快恢复。 从美国的PMI数据来看，PMI产出分项在加速复苏，但进口分项在12月却出现下降了。从越南的出口同比数据来看，越南出口在加速上升，今年1月越南的出口已经高达46%。 这表明：不仅发达国家的自有产能在恢复，新兴市场产出端的竞争者产能也开始恢复了。 海外产能恢复，一方面是疫情对经济的边际影响在下降，更重要的是，海外现在疫苗接种的速度在加快。分国别来看，以色列接种比例已高达55%，英国接种比例也接近了14%，而且接种人数近期有加速的趋势，拥有3.32亿人口的美国接种比例也接近10%。 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迅速普及，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虽然疫苗保证的是不入院或轻症，而不是不被感染。但一旦海外通过快速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这就会导致海外生产端会复苏得比较快，而如果我国不能迅速尽可能地同步完成普及疫苗接种，为了防范疫情不在国内继续零星反复，继续采取封闭隔离式防控控制疫情，那么，很可能将在全球疫情防控拐点来临时，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就会变得比较被动了。 去年全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生产强而消费弱的格局。生产强是因为出口强，消费弱无非两个原因导致的：1）经济好转向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表现在数据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远比不上工业增加值的修复的速度；2）关键是消费“缺场景”，学生在学校被封闭管理，零星的疫情反复也压制了人们外出的意愿，网购要比线下消费好得多。 好就好在去年出口好，所以生产比消费多的那部分是可以通过外需消化的。外需消化了过剩的生产后，还积累了贸易盈余和国内储蓄，再叠加信用宽松环节和不可证伪的复苏预期，股票市场在2020年全年表现也相当给力。 目前“就地过年”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线下消费、交运、文娱这些行业，但生产可能因为不返工短期还有加强，生产和消费缺口会继续放大。 去年靠的是出口消化生产，但现在生产和消费产生的裂口扩大后，出口消化不了的只能转变为库存，所以从2021年1月PMI数据里还看到了产成品库存和原料库存都在快速积累的现象，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的裂口也在快速收窄。 如果需求不起来，库存持续积累，生产是无法持续的，到后面只能是去库存，到了这一步，生产好向就业、居民收入进而向消费和储蓄传导的链条就变得不那么顺畅了。 短期来看，因为房地产调控加码，同时由于新房限价与二手房有倒挂，一手房销售不会断崖式下滑，预售条件越来越严格以后，房企还不如加快开工，让房子符合预售条件，回笼现金流，短期房地产开工和施工对经济总需求都有支撑。 但问题是这个支撑的时间不会太长，由于房企有息负债被控制住，土地市场已经开始冷却，这意味着中长期的新开工是有下行压力的。为了防止中长期经济结构扭曲，当前毫无疑问是要避免继续刺激房地产的。 所以，消费的问题是要靠消费去解决的。 之前提到消费之所以低于预期，是因为生产环节没有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为什么不能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呢？是因为线下消费弱。我们提到过，消费弱不完全是因为消费能力弱，很大程度上是缺消费场景。疫情没完全控制，导致出行意愿受到了抑制。线下消费起不来，导致消费-中小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继续消费的闭环无法建立。 实际上，线下消费环境是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而且这类企业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小，比如随处可见的小卖部、小餐饮店，这些都是需要政策支持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2019年在城镇单位（不包含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4.8%、1.5%、4.7%，总人数也就1910万人，占比并不高。 但是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中，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达到了38.0%、8.1%和2.6%，就业人数合计达到了1.97亿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无疑会更大一些。 我们提到过，去年之所以在压基建和地产的时候还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是基于外需强-主动补库存-制造业资本开支扩大的顺周期动能基础之上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GDP与实体杠杆率也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如果顺周期动能开始减弱，消费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回到杠杆驱动的路径上。 并且，如果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普及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很可能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将对我国的出口带来压力，甚至不排除其要求我国尽快开放人员来往，将对我国的疫情防控造成困扰。 而据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估算，中国需要接近10亿人完成接种，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的门槛。2021年1月31日，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数量已经超过2400万剂次。相对于10亿人这个目标来说，疫苗的接种进程才只是刚刚开始。 理论上来说，疫苗接种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控制疫情。如果疫苗能大规模普及，就能抢在病毒发生更多变异前，解决疫情忧虑。那么，人们出行意愿和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消费有望加速释放。2020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没有太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拿去做了储蓄或者投资，财富效应也能把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需求带起来。 最后，也只有消费需求回归才能让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政策端一直在强调小微企业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上游价格上涨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需求没有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大量的小微企业群体受冲击，对就业也产生影响。 不过从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措施目前来看，应该也是有副作用的，因为部分小微企业经营没有回归正常化，流动性淤积会导致资金外溢到金融市场。市场也知道宽松的原因是因为广谱的复苏还没看到，这就导致在宽松预期下把流动性堆积在头部，形成了所谓的“抱团效应”。 如果疫苗大面积普及，群体获得了免疫效应，消费信心能获得显著恢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就能都能逐步回归正常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流动性向金融市场外溢和与之对应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简而言之，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在确保疫苗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产能，扩大接种面积，让经济加速回归正常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摘要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自提出以来，长期被奉为圭臬，是主流的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但是由于传统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的有效性不高，在我国应用受到质疑。 我们认为美林投资时钟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有其假设前提及逻辑，而由于我国政策制定框架及流动性具有特殊性，与美林时钟的假设前提有所不同，导致其有效性偏低，但不应因此认为美林时钟无效。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改良的美林时钟，依然有较高的准确性。 美林时钟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投资思路。经济周期对于大类资产走势的影响，看似每个周期各有不同，实则压着相同的韵脚，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依然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4年，美林证券基于对美国1973年到2004年的30年历史数据的研究，将经济周期与资产轮动及行业策略联系起来，提出“美林投资时钟”。美林投资时钟以产出缺口和通胀两个指标，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资产类别划分为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四类。从美林投资时钟的左下方开始，顺时针转动，经济依次沿“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循环轮转，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现金的收益依次领跑大类资产。美林投资时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背后的主要逻辑认为，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短期经济周期，从而影响大类资产走势。投资者可以通过识别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拐点，在周期变换中把握趋势获利。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在美林证券报告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把时间范围扩展至2020年9月，检验美林时钟的适用性。我们将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4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1）在周期轮动方面，21世纪前基本遵循美林时钟周期轮动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持续低利率、超前宽松等导致复苏时长远超其他三个周期，轮动规律减弱；2）大类资产表现方面，美林时钟整体正确率为88%，其中衰退期正确率为57%，债券平均收益率最高，达6.3%，复苏期正确率为100%，股票平均收益率最高，达20%，过热期正确率为78%，商品平均收益率最高，达26.7%，滞涨期正确率达100%，现金平均收益率最高，达5.1%。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有效性不高。我们同样按照美林时钟的方法逻辑检验其在中国的运用情况。我们将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3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1）在周期轮动方面，仅少数周期遵循美林时钟的周期轮动规律，大部分周期呈现前后跳跃或逆时针转动现象，“过热”和“衰退”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2）大类资产表现方面，美林时钟整体正确率为40%，其中衰退期正确率为30%，复苏期正确率为50%，过热期正确率为50%，滞涨期正确率为33%。 为什么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1）中美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存在差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是围绕泰勒规则，基于产出缺口和通胀变化情况，制定政策利率，与美林时钟划分周期的主要因素基本相同。因此美国政策利率与产出缺口及通胀之间存在较为清晰的等式关系，进而通过市场利率影响大类资产走势。而我国货币政策需兼顾多重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内外平衡、防范金融风险等，不同目标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制定提出方向相反的要求，增加货币政策的决策难度，也与美林时钟背后逻辑有所差异。2）我国大类资产表现除受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影响外，还受金融监管、改革等政策影响。如2016年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的商品牛市是基于供给端变化，与美林时钟需求端逻辑相左；再如2015年股市行情，是由于大量资金加杠杆入市，行情变化与实体经济周期脱节，出现政策市、资金市。3）通胀作为美林时钟周期划分的主要变量，由于其概念、范畴和度量上的不足，可能与实体经济的实际运行出现偏差，因而对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 基于我国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可以对传统美林投资时钟在我国的运用进行改良。由于我国从经济增长和（港股00001）通胀到大类资产表现的逻辑链条非线性，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观测变量，缩短逻辑链条，提高对于大类资产预测准确性。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部分输入变量，而“货币”和“信用派生”是货币政策主要的输出变量，与大类资产之间的逻辑链条更为直接。从逻辑上来说，货币和信用也可以与产出缺口和通胀构建的经济周期形成统一：1）衰退期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放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弱，对应“宽货币+紧信用”；2）复苏期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货币政策稳健，实体融资需求回升，对应“宽货币+宽信用”；3）过热期产出缺口向好，通胀上行，央行收紧流动性，而此时实体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对应“紧货币+宽信用”；4）滞涨期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央行难以放松货币，实体经济需求不振，对应“紧货币+紧信用”。 我们以货币和信用周期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主要变量，把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26个周期，发现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整体准确率达到73%，显著高于传统美林时钟，其中：宽货币+紧信用（衰退）周期，大类资产配置于债券的正确率达83%；宽货币+宽信用（复苏）周期，配置于股票的正确率达100%；紧货币+宽信用（过热）周期，配置于商品的正确率为57%；紧货币+紧信用（滞涨）周期，配置于现金的正确率为43%。 进一步，我们从中观视角出发，发现在四大周期中，股票（不同行业）、债券（不同久期）、商品（不同品种）三类资产细分领域同样出现明显轮动： 股票：1）衰退期，金融和消费板块抗跌能力最强；2）复苏期，周期和金融板块是最佳选择；3）过热期，周期和消费板块表现最为强势；4）滞涨期，消费和成长板块最为抗跌。 债券：1）衰退期，债市100%走牛，但收益率曲线形态各有不同；2）复苏期，债市以震荡市为主，收益率曲线形态整体趋于平坦；3）过热期，债市100%走熊，收益率曲线整体偏平坦；4）滞涨期，债券缺乏明显趋势，需要相机抉择。 商品：1）衰退期，贵金属表现最佳；2）复苏期，工业品整体表现不错，金属板块是最佳选择；3）过热期，金属板块表现最佳；4）滞涨期，贵金属最为抗跌。 风险提示：经济波动超预期。 目录 1 投资时钟理论回顾 1.1 早期投资时钟 1.2 美林投资时钟 2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2.1 美国美林时钟的阶段划分 2.2 1970-2020年美林投资时钟下美国大类资产表现：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3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还灵吗？ 3.1 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检验：有效性偏低 3.2 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3.3 改良的投资时钟 4 周期轮动下的大类资产表现 4.1 股票市场投资时钟 4.2 债券市场投资时钟 4.3 商品投资时钟 正文 1 投资时钟理论回顾 1.1 早期投资时钟 最早的投资时钟在1937年的《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上发表，其展示了各类资产在几十年经济周期循环中的收益轮动。 在最早的投资时钟里，大类资产包括现金、固定收益产品（债券）、股票、海外资产、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经济周期在12个刻度的时钟上轮动，不同时刻对应着不同的经济阶段，其中12点代表经济最繁荣的阶段，而6点代表经济最萧条的阶段。 总体来说，早期投资时钟看待经济背景的方式较为粗糙，但其价值在于创新了经济周期指导资产配置的研究框架，为后续分析经济周期与投资决策提供指导意义。 1.2 美林投资时钟 “美林投资时钟”是2004年由美林证券在一篇研报“The Investment Clock”中提出，美林证券基于对美国1973年到2004年的30年历史数据的研究，将经济周期与资产轮动及行业策略联系起来，是资产配置领域的经典理论。 与最早投资时钟不同，美林投资时钟模型以产出缺口和通胀两个指标，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资产类别划分为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四类。从美林投资时钟的左下方开始，顺时针转动，经济依次沿“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循环轮转，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现金的收益依次领跑大类资产。 在衰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趋松，债券的表现最为突出。债券>；现金>；股票>；大宗商品。 在复苏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经济转好，货币政策稳定，企业盈利改善，股票获得超额收益。股票>；债券>；现金>；大宗商品。 在过热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继续向好，通胀上行。通胀上行增加了现金的持有成本，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加息的可能性降低了债券的吸引力，商品受益于通胀的上行，明显走牛。大宗商品>；股票>；现金/债券。 在滞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由于通胀压力，此时货币政策难以放松，同时经济下行对企业盈利形成拖累，对股票造成负面影响，基于长期配置需求，债券的吸引力提升。现金>；债券>；大宗商品/股票。 美林投资时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背后的主要逻辑认为，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短期经济周期，从而影响大类资产走势。投资者可以通过识别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拐点，在周期变换中把握趋势获利。从长期来看，长期经济增长与劳动、资本、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相关；从短期来看，经济不会完全遵循长期经济增长路径，顺周期的行为产生的惯性会导致经济短期偏离潜在产出水平，而宏观调控政策则引导经济向潜在产出回归。比如，当短期经济疲弱，产出缺口恶化时，经济面临通缩压力，此时货币政策放松，刺激经济需求回升；当短期经济强劲，产出缺口向好时，经济面临通胀压力，此时货币政策收紧，需求回落。在经济短期波动与宏观调控共同作用下，经济周期形成不同阶段，大类资产出现趋势性轮动。 投资时钟可以帮助投资者制定行业战略，通过观察经济周期的变化，分析判断周期性、成长性、利率敏感性等行业的获利机会。经济增长变动影响投资周期性和防守性资产的收益，如经济增长加快时，有色、钢铁等周期性行业对应的股票和大宗商品表现好。通胀水平变动影响投资成长型或价值型的股票收益，通胀水平下降、贴现率降低时，久期长的成长型股票表现好。从衰退期中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时，银行类、消费类股票等利率敏感型股票将率先反应。 2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美林证券2004年的报告使用美国1973年3月至2004年7月的数据来实证检验理论的效果，本文参考美林投资时钟的方法，把时间范围扩展至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检验美林时钟的适用性。 2.1 美国美林时钟的阶段划分 依照美林投资时钟，本文仍然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胀走势判定经济所处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四大类资产表现进行统计。 以产出缺口衡量经济增速，产出缺口是表示经济偏离可持续增长路径百分比的指标，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及2009年前后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其它时候大多是较小幅度的震荡。由于数据是不断震荡的，因此对每一次上升或下降都做区分没有意义，我们主要对6个月以上较长时段的趋势做上升或者下降的判断。 以同比CPI衡量的通胀数据，CPI是美联储和其它央行盯住的目标和划分通胀等级的依据，投资时钟要依此来预测央行的政策变动。美国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80年代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此后整体呈下降趋势。自2012年美联储明确2%的通胀目标以来，大多数时间未能实现该目标，因此2012年至今，除个别区间通胀明显上升至2%以外，CPI主要表现为下行趋势。 按照经济增长与通胀变化周期划分四个阶段，产出缺口与通胀同时下行为衰退，产出缺口上行通胀下行时为复苏，产出缺口与通胀同时上行时为过热，产出缺口下行通胀上行时为滞涨。为保持结果纵向可比性，本文使用的周期划分方式与美林投资时钟的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主逻辑是从衰退走向复苏，直至过热，考虑美国CPI的情况，结合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直至2017年才达到，2017年下半年开始退出量宽，2009-2017年中的经济周期主要以复苏周期为主。 我们将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4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与美林证券原文的检验结果相同，美国经济周期并未时刻呈现“衰退—复苏—过热—滞涨”依次循环轮转的现象，外部冲击、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或造成理论与现实偏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协议瓦解，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港股00662）危机等，都对美国的经济和通胀产生影响，但21世纪前基本遵循明显美林时钟轮动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持续低利率、超前宽松等导致复苏和衰退成为美国经济主旋律，轮动规律减弱。 美国的复苏期和过热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34个经济周期中，衰退期7个，复苏期11个，过热期9个，滞涨期7个。从总周期时长来看，复苏期和过热期最长，分别达274个月和139个月，滞涨期次之，达105个月，衰退期最短，为90个月。从周期平均持续时间来看，复苏期平均达25个月，过热期平均为15.5个月，滞胀期平均为15.0个月，衰退期最短为12.8个月。 2.2 1970-2020年美林投资时钟下美国大类资产表现：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按照周期划分，校验美林时钟不同时期各类资产表现，可以得出， Ⅰ衰退：债券是衰退阶段的最佳选择。债券的收益率达到6.30%，高于债券长期平均收益3.23%。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大宗商品表现最差。 Ⅱ 复苏：股票是复苏阶段的最佳选择。股票收益率达到20.02%，高于股票长期平均收益9.25%，现金收益远低于股票，大宗商品表现糟糕。 Ⅲ 过热：大宗商品是过热阶段的最佳选择。大宗商品年收益率为26.74%，高于大宗商品长期平均收益7.57%。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债券表现糟糕，年收益率只有2.87%。 Ⅳ 滞胀：现金是除大宗商品以外表现最好的。现金年均收益率为5.09%。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股票表现最糟糕，年收益率为-8.05%。大宗商品的年均收益率高达22.56%，主要受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比较大，而同时期非石油类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呈下跌趋势。 观测大类资产在各个阶段的表现也基本符合美林投资时钟结论， 1）在7个衰退期中，4个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投资对立位置的大宗商品表现最糟糕。其中，1970年经济延续60年代末过热趋势，仍然体现为大宗商品收益率最佳。1974年12月至1975年3月，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延续此前滞涨，因此现金收益率仅次于股票，而股票收益于宽松政策，强劲反弹。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80年代末储贷危机引发股市崩盘，因此90年代的修复使股票收益高企，远超债券收益。 2）在11个复苏期中，所有阶段股票收益率均最高。 3）在9个过热期中，7个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8个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远高于债券收益率。其中，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正处于80年代第一轮大规模减税、通胀问题解决阶段，经济强劲反弹，大类资产表现改变。1994年5月至1996年12月间，1995年美国防范海外市场风险的保险性降息预防衰退，助长股市繁荣，因此股票表现超过大宗商品。 4）在8个滞胀期中，所有阶段现金收益率远高于股票收益率。与美林时钟原文结论相同，滞涨期现金是除了大宗外表现最好的资产。大宗商品的年均收益率较高，主要受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比较大，而同时期非石油类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呈下跌趋势。 3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还灵吗？ 3.1 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检验：有效性偏低 我们同样按照美林时钟的方法逻辑检验其在中国的运用情况，即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胀走势判定经济所处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大类资产表现进行统计。 在产出缺口方面，原版美林时钟在经济指标上主要采用的产出缺口指标来自OECD统计数据，由于我国暂无官方统计的产出缺口指标，我们选取统计局公布的GDP现价当季值，使用X-12&；ARIMA模型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得到季调数据，然后通过HP滤波法得到潜在产出趋势值，产出缺口定义为=（实际GDP-趋势值）/实际GDP。 在通胀方面，我们采用统计局公布的CPI当月同比值。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将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3个经济周期，其中衰退期10个，复苏期6个，过热期8个，滞涨期9个。从特征来看： 过热期和衰退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从总周期时长来看，过热期和衰退期最长，分别达85个月和60个月，滞涨期次之，达47个月，复苏期最短，仅为22个月。从周期平均持续时间来看，过热期平均达10.6个月，衰退期平均为6个月，滞涨期平均为5.2个月，复苏期最短为3.7个月。中国的经济周期受政府的影响比较大，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周期。当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对经济进行频繁调控时，容易导致经济波动较大。当经济过热时，政府采用抑制性的政策进行调控，会使经济迅速走向衰退。当经济衰退时，在政府的积极刺激下，经济可迅速复苏过热。“过热”与“衰退”成为主流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周期的一大特色。 仅少数周期遵循美林投资时钟的周期轮动规律，大部分周期呈现前后跳跃或逆时针转动现象。根据美林投资时钟，“经典”的经济周期是从时钟的左下角（衰退期）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轮动，经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但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2003年以来，仅有三个时间段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轮动规律，分别为（1）2002.12-2003.6，（2）2008.7-2011.7，（3）2018.11-2019.9。 我们按照周期划分，分别检验传统美林投资时钟的大类资产收益率表现，在收益率指标方面，现金选取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债券选取中债新综合指数收益率，股票选取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商品选择CRB现货指数收益率，测算结果如下： Ⅰ 衰退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仅为30%，10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债券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衰退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现金（3次）、股票（3次）、商品（1次）。 Ⅱ 复苏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为50%，6个小周期中有3个周期股票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复苏期表现较好的资产主要为现金（3次），其他资产则均表现较差。 Ⅲ 过热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为50%，8个小周期中有4个周期商品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过热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股票（3次）、现金（1次）。 Ⅳ 滞涨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仅为33%，9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现金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滞涨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股票（4次）、债券（1次）、商品（1次）。 3.2 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整体来看，传统美林时钟在我国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正确率为40%，较美国数据明显偏低。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3.2.1 中美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存在差异 传统美林时钟的基本假设和逻辑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相近，因而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意义更强。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考虑多种因素，造成在部分时期，宏观条件与大类资产表现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低。 1993年7月起，美联储开始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核心思想，运用类似泰勒规则来设定联邦基金利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联邦基金利率波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根据泰勒规则，央行应该根据产出和通胀的情况实施货币政策，利率决定公式为： r=0.5*（π_t-2%）+0.5*y ？+π_t+2% 其中π_t 代表通胀，y ？代表产出缺口，在美联储的目标利率决定框架中，实际通胀与目标通胀的差值（π_t-2%）占50%权重，产出缺口y ？占50%权重，如果通胀高于目标，以及产出缺口提升，美联储应该加息，反之则应该降息。当不存在通胀偏离以及产出缺口时，联邦基金利率应该等于名义利率，也即通胀加上长期实际利率（π_t+2%）。 泰勒规则后，美联储利率政策规则经过一系列修订，先后有伯南克规则、埃文斯规则、耶伦规则等，三者均是在泰勒规则基础上进行部分权重调整，或增加就业指标。但从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机理来说，基本与传统美林时钟假设与逻辑相同，是基于对产出缺口以及通胀情况变化，制定政策利率，利率与产出缺口及通胀之间存在清晰的等式关系，进而通过影响市场利率，影响大类资产走势。 而我国货币政策需兼顾多重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内外平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不同目标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制定提出方向相反的要求，增加货币政策的决策难度。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因素不仅仅包括产出缺口的通胀，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传统美林时钟的背后逻辑有所差异。 3.2.2 我国大类资产表现除受货币政策影响外，还受金融监管、改革等政策影响 如2016年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的商品牛市。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导向下，落后产能持续退出，供给收缩造成商品在2016年走出一波牛市。供给侧改革对商品产生的影响是基于供给端，在逻辑上与传统美林时钟需求端逻辑相左。因此据美林时钟的周期划分，2016年经济周期先后处于滞涨、复苏以及过热期，指向大类资产配置现金、股票，直到2016年4季度才指向投资商品，与实际投资收益率产生偏差。 再比如2014-2015年股市行情，在经济周期整体处于“滞涨”及“衰退”期，由于政策驱动叠加监管宽松，大量资金加杠杆入市，我国股票市场走出一波大牛市。但是随着监管关注配资风险，严查杠杆入市，大量资金撤离，造成股市快速下挫。行情变化与实体经济周期脱节，体现政策市、资金市特征，对传统美林时钟准确性造成影响。同样，2016年债券市场走出一波行情，而主要驱动因素为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下，理财-委外加杠杆等市场行为催生债券投资需求，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相左，因此债市走势和传统美林时钟背后逻辑出现明显偏差。 此外，2012年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下降，加上政策微调进一步熨平经济波动，经济周期表征不明显。2012年以来，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周期短期波动逐步被消化，我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器、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经济波动率明显下降，周期特征不明显。根据我们的测算，2012-2016年间，经济周期在“滞涨”与“衰退”之间来回轮动，宏观调控进一步熨平经济波动，基本面+政策调控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意义减弱。 3.2.3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存在不足，造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划分存在偏差 首先，当前通胀的表现形式多样化，而通胀指标的涵盖范围有限。周小川在央行政策研究专栏撰文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会面临几个方面的不足和挑战，第一就是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特别是长周期比较的失真，“对于住房，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CPI；后来则租房可计入，但在篮子中的权重偏小；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当全球人口上升到70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总之，通胀在长期度量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应到生活质量、支出结构上。此外还有长期投资回报应折现入当期通胀的问题。” 其次，经济金融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产生了显著影响（张晓慧、纪志宏和李斌，2010；李斌，2010），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出现全面通胀的可能性较低，“结构性通胀”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抑制一般性商品的通胀，主要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整合，规模经济效应和外包等强化了低成本优势与产出能力，竞争性商品的供给弹性显著增加。因此，在CPI内部主要表现为食品、农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价格则相对稳定。 因此，通胀作为传统美林时钟周期划分的主要变量，由于其概念、范畴和度量上的不足，可能与实体经济的实际运行出现偏差，因而对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 3.3 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 美林投资时钟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建立在三大前提及逻辑基础上，一是短期经济围绕长期经济趋势波动，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三是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决定大类资产表现。但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独特性等因素，美林时钟在我国的传导渠道受到一定阻碍，但这并不代表美林时钟的逻辑是错的，其逻辑依然有效，只是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不合适。 基于我国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可以对传统美林时钟在我国的运用进行一些改良。由于我国从经济增长和通胀到大类资产表现的逻辑链条非线性，影响因素较多，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观测变量，缩短逻辑链条，提高对于大类资产预测准确性。 如果说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其中一部分输入变量，“货币”和“信用派生”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输出变量，其中“信用派生”也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与大类资产的之间的逻辑链条更为直接。 我们在这里，把“货币”定义为货币政策的意图，即狭义流动性水平，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调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把“信用”定义为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形成的结果，即广义流动性水平，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广义流动性，但狭义流动性是否能传导至广义流动性，还要看市场主体的加杠杆行为、金融监管等因素。 从逻辑上来说，货币和信用因素也可以与产出缺口和通胀构建的经济周期形成统一： 1）在衰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趋松，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弱，广义流动性仍然较紧，对应“宽货币+紧信用”格局。 2）在复苏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随着经济转好，企业盈利改善，融资需求提升，广义流动性提升，对应“宽货币+宽信用”格局。 3）在过热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继续向好，通胀上行。经济存在过热风险，央行收紧流动性，货币政策趋紧，但是此时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广义流动性短期难以回收，形成“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4）在滞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由于通胀压力较大，央行难以放松货币，叠加实体经济需求不振，狭义及广义流动性均较紧，形成“紧货币+紧信用”格局。 但是实际上，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部分输入变量，而货币与信用是输出变量，且受金融监管等因素影响，在实际划分中，两者得出的经济周期结论有所不同。但我们通过测算，发现后者对于大类资产指导的正确率显著更高。 3.3.1 货币与信用的指标选择及周期划分 货币：判断狭义流动性的松紧，最简单的方式是观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如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强时，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同样趋紧，影响对于宽货币政策意图的判断。因此我们还是采用最基础的方法，即通过典型的货币政策转向操作，判断货币松紧意图的转变，作为定性判断。 结果显示，从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我国货币政策共经历14个周期，其中7个宽货币周期，7个紧货币周期，宽货币周期共计89个月，平均持续12.7个月，紧货币周期共计126个月，平均持续18个月。 信用：我国自从2002年开始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数据，其涵盖了主要的信用派生渠道，可以作为衡量广义流动性松紧的主要指标。但是在2016年前，社融增速的公布频率较低，难以捕捉具体月份的社融增速走势，因此我们共同参考社融增速与M2增速，判断信用走势。 结果显示，从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我国信用周期共17个，其中9个宽信用周期，8个紧信用周期，宽信用周期共计83个月，平均持续9.2个月，紧信用周期共计132个月，平均持续16.5个月。 3.3.2 基于周期划分的大类资产收益测算 我们以货币周期与信用周期特征取交集，把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26个周期，分别为“宽货币+紧信用”（衰退期），“宽货币+宽信用”（复苏期），“紧货币+宽信用”（过热期），以及“紧货币+紧信用”（滞涨期），分别检验大类资产收益率表现，测算结果如下： Ⅰ 宽货币+紧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债券的正确率达83%。6个小周期中有5个周期债券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仅2014-2016年周期，股票收益率超过债券，但主要因素是2015年股市杠杆牛，对股票收益率造成扰动。 Ⅱ 宽货币+宽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股票的正确率达100%，6个小周期中，股票收益率均明显优于其他资产。 Ⅲ 紧货币+宽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商品的正确率为57%，7个小周期中有4个周期商品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在紧货币+宽信用的周期组合下，股市也具有较好表现，在两个周期里收益超过商品。 Ⅳ 紧货币+紧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现金的正确率仅为43%，7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现金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在紧货币+紧信用的周期组合下，大类资产表现缺乏明显特征，商品、债券、股票都曾出现较好表现。 整体而言，以货币及信用因素进行划分的周期，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整体准确率达到73%，在宽货币紧信用时期、宽货币宽信用时期、以及紧货币宽信用时期，均对大类资产配置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仅在紧货币紧信用周期，缺乏明确的资产配置指向。 在美林投资时钟的逻辑框架基础上，我们认为，观测货币与信用因素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有着较好的指导意义。 4 周期轮动下的大类资产表现 我们通过前文研究，得出了在宏观视角下，不同的货币与信用周期组合中表现最优的大类资产类别。在这一部分，我们从中观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在四大周期中，股票（不同行业）、债券（不同久期）以及商品（不同品种）三类资产下，具体哪一细分领域表现更优。 4.1 股票市场投资时钟 我们将申万一级行业剔除国防军工和综合后分类成周期类、大金融类、消费类、成长类四大板块，其中周期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游。根据前文货币与信用周期的时间划分，按照市值加权平均数计算区间板块年化收益率，以探索板块间轮动规律。 Ⅰ 衰退：金融和消费板块在衰退阶段抗跌能力最强。衰退期时期宽货币，银根放松，利率敏感型的金融、消费类股票领跑。在6个衰退期中，3个阶段金融板块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第2，二者均值分别为-8.9%、-3.9%。成长板块受2019年11月-2020年2月5G牌照发放、科创板推出等利好影响，均值超过金融和消费板块。 Ⅱ 复苏：周期和金融板块是复苏阶段的最佳选择。宽货币宽信用下，各大板块同时受益于盈利改善和估值上升，股市呈现普涨。因此，对景气度上行弹性最大的周期板块，对流动性宽松弹性最大的金融板块收益率最佳。在6个复苏期中，4个阶段金融板块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周期板块收益率第2，二者均值分别为64.9%、55.5%。 Ⅲ 过热：周期和消费板块是过热期表现最佳的。过热期对应紧货币宽信用，实体经济仍然景气，但是流动性转向，利率抬升导致金融资产估值下行，股市呈结构性行情。周期板块盈利仍处高位，消费板块现金流较为稳定，对流动性收紧相对不敏感，收益率较高。在7个过热期中，5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靠前，消费和周期板块收益率远高于其他两个板块，高达55.9%、44.5%。 Ⅳ 滞胀：消费和成长板块在滞胀阶段相对抗跌。紧货币紧信用阶段，实体景气下滑，企业盈利恶化，利率上升、估值收缩，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糟糕。其中，伴随政策对通胀的控制，折现率有所下行，长久期的成长股价值提升明显，相对抗跌。而消费板块由于现金流较为稳定，表现相对抗跌。在7个滞涨期中，4个阶段成长板块收益率相对更好，6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靠前，二者平均收益率的负值远小于其他板块，最为抗跌。 具体来看， Ⅰ 衰退：大金融板块中，房地产业表现最佳，平均收益率达6.65%；消费板块中，仅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收益率为正，分别达1.11%、7.5%。其他非重点行业大多表现为负值，但仍有结构性行情，如2008 Q4的电气设备、建筑材料、建筑装饰，2020年Q1成长板块等。 Ⅱ 复苏：周期板块中，周期上游>；周期下游>；周期中游，上中下游平均收益率分别为79.3%、40.5%、60.1%。其中上游有色金融、下游汽车行业收益率位于周期板块1、2位，远高于板块中其他行业。大金融板块中，非银金融>；房地产>；银行，阶段平均收益率分别为79.3%、71.4%、54.3%。其他板块内行业也有很好行情，收益率均在30%以上 Ⅲ 过热：消费板块中，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各阶段收益率靠前，平均收益率高达64.9%、65.0%，远高于板块中其他行业。周期板块中，周期下游>；周期上游>；周期中游，周期板块内部有所轮动，其中下游汽车、上游有色金属仍然是板块内表现最佳的。其他板块内行业也有较好行情，收益率均在20%以上。 Ⅳ 滞胀：成长板块中，电子和计算机行业较为抗跌，平均收益率为-5.3%、-6.1%，损失小于其他行业。消费板块中，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相对更抗跌，平均收益率为-7.3%、-10.1%。其他板块内行业大多跌幅高达20%以上，表现糟糕。 4.2 债券市场投资时钟 从理论上来说，债券市场在不同周期下，由于债券短端利率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大，长端利率取决于基本面，利率走势及曲线形态存在明显特征。随着经济周期从衰退期依次轮动至复苏、过热、滞涨期，债券利率走势及曲线形态依次经历牛陡、熊陡、熊平、牛平。 Ⅰ 衰退：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陡形态。衰退期经济触底，货币转为宽松，宽货币紧信用，短端利率快速下行，债券市场走牛，短端利率下行幅度显著高于长端利率，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陡形态。 Ⅱ 复苏：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陡形态。经济逐步复苏，货币政策宽度幅度收敛，短端利率下行幅度收敛，同时市场预期经济基本面逐步恢复，长端利率上行，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陡形态。 Ⅲ 过热：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平形态。随着经济增速持续加快，货币政策转向，紧货币宽信用，短端利率快速上行，而长端利率上行幅度收敛，导致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平形态。 Ⅳ 滞胀：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平形态。在经济过热期结束前，市场预期经济将由盛转衰，长端利率开始下行，而此时货币政策相对稳定，收益率因此呈现牛平形态。 现实中，债券收益率形态较少严格遵循从牛陡、熊陡到熊平、牛平的周期轮动。我们以10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与1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数据，及10年期-1年期期限利差，确定期间内的利率走势以及曲线形态。阶段划分显示，仅2008-2010周期，2019-2020年周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较大，货币政策逆周期对冲特征明显，债券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轮动规律。 我们进一步选取中债中短期债券全价指数，及中债中长期债券全价指数，对比在不同货币与信用周期下，不同期限债券的收益率情况。数据测算显示， Ⅰ 衰退：债市100%走牛，但收益率曲线形态各有不同，配置长久期债券可以博得更高的利率下行收益。衰退期（宽货币+紧信用）严格对应债券牛市（100%），长期债券收益率显著好于短期，拉长债券久期可以博得更高的利率下行收益。 Ⅱ 复苏：债市以震荡市为主（占比50%），收益率曲线形态整体趋于平坦，缩短久期有利于平衡风险收益。在复苏期（宽货币+宽信用），震荡市占比50%，熊市占比33%，牛市占比17%。中短期及长期债券在不同周期表现分化，但整体来看，宽货币宽信用周期下的震荡市，后续较多演变为熊市（2/3），调整投资组合、缩短久期有利于平衡收益风险。 Ⅲ 过热：债市100%走熊，收益率曲线整体偏平坦，中短期债券更加抗跌。过热期（紧货币+宽信用）严格对应债券熊市（100%），中短期债券相对长期债券更加抗跌。 Ⅳ 滞胀：债券缺乏明显趋势，需要相机抉择。在滞涨期（紧货币+紧信用），牛市占比43%，熊市占比43%，震荡市占比14%，债市缺乏明显趋势。此时债券市场无明显的配置策略，从历史周期划分来说，紧货币紧信用周期下，无论当期为熊市、牛市或震荡市，有5/7的情况在下一周期演变为牛市，因此结合基本面情况，如果预期经济下行，货币政策放松，此时拉长久期有利于博得未来超额收益。 4.3 商品投资时钟 我们通过计算南华商品指数区间收益涨幅来探究大宗商品内部板块轮动。商品一级分类指数包括南华工业品指数、南华农产品指数、南华金属指数和南华能化指数，其中，工业品指数由金属指数和能化指数品种构成。由于南华贵金属指数数列时间区间较短，我们采用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的价格涨幅表示贵金属板块。 Ⅰ 衰退：贵金属在衰退阶段表现最佳。衰退阶段，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一方面可以避险，另一方面可作为组合资产改善风险收益特征。而传统商品资产受经济放缓影响，需求回落叠加产能过剩，工业品暴跌，但衣食等消费刚需支撑农产品板块相对较强。在6个衰退期中，3个阶段黄金收益率第一，黄金年平均收益率为4.3%，工业品、农产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23.0%、-14.0%。 Ⅱ 复苏：工业品整体表现不错，金属板块是最佳选择。经济景气度复苏，地产、汽车和基建的拉动下，工业品需求旺盛，但产能不足，价格上涨。金属与地产等板块等相关性强，表现优于能化。而此阶段，居民收入增长有限，消费能力不足，农产品表现较差。在5个有数据的复苏期中，4个阶段金属板块收益最好，1个阶段收益第二，工业品、金属、能化的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43.8%、60.0%、25.9%，农产品仅为0.2%。 Ⅲ 过热：投资时钟配置商品阶段，金属板块表现最佳。经济景气度持续，通胀上行，工业品价格继续上涨。金属需求仍然强于能化，表现更好。在7个过热期中，4个阶段金属收益靠前、3个阶段能化收益靠前。各商品平均收益率均在10%以上，其中金属收益率为35.6%，表现相对最差的黄金收益率也高达15.6%。 Ⅳ 滞胀：贵金属在滞胀阶段最为抗跌。经济景气度下滑，工业需求放缓，产能由于过度乐观处于扩张，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下跌。这一阶段，贵金属的避险属性凸显，抗跌能力强。在7个滞胀期中，6个阶段黄金收益表现靠前，年平均收益为5.8%，是五大板块唯一正值。
“随便买个股票型基金，一年下来少的赚10%，多的赚30-40%，守着3%的银行理财，能有什么出息？” “我炒股10年了，今年的收益还不如女儿在网上随便买一只基金高，她还劝我要改变投资理念。郁闷，难道我真的out了？” “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基金经理为了研究股票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头都熬秃了，你不相信他相信谁？自己配资产做投资，可能干得过人家嘛？”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基金抱团绩优股，收益不菲，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吐槽便越来越多。股基齐飞，对银行理财就产生了挤出效应。作为与基金公司既是竞争对手、是合作伙伴的银行，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愉见财经”听闻了好几家银行，今年的内部政策都是，加码基金以及信托、保险等产品代销。与代销高歌猛进的氛围相比，银行理财由于历史遗留和现实标的原因，短期内做高收益率并不现实，因此显得有些许落寞。 理财不香了 Y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四季度，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3.77%。 3.77%……额，银行理财经理流下三滴汗。这样的表现与近期火爆的股、基市场相比，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好嘛。他最大的指望可能就剩下搞基金代销了。 牛市之下，投资者赎回理财转而购买基金的情况屡见不鲜。 我们听说，有股份制银行紧急对他们行的短期理财产品进行“升级”。以前产品到期后，投资人未赎回的钱就只能算成活期收益，但现在，可以继续享受理财收益。 无非就是为了留住客户：老乡，别急着走。 1月29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0年）》显示，2019年开始，理财存续规模企稳并保持稳健增长，2020年年初一度保持10%以上的同比增速，不过随后放缓，全年同比增长6.9%。 大家可能会问了，股市好么，银行自己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呀，也去掺和出一杯羹嘛。 可是，他们貌似正在冷启动，需要时间。各位耐心。 为啥呢？银行理财子公司不是都纷纷表示增配权益类资产是大势所趋了吗？ “愉见财经”觉得吧，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在权益类产品的投研能力和竞争经验等方面相对不足，现有的薪酬激励机制也不支持银行理财子公司高薪“挖”明星基金经理。 另一方面，理财产品过去面向的客群主要为中低风险偏好客群，对净值波动更为敏感，缺少像基金客户那样多年来市场涨跌带来的投资者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理财子公司开发权益类产品的积极性。 截至年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近26万亿元。具体投向按规模排序，依次是债券类、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权益类资产、公募基金。其中，权益类资产余额占比仅为4.75%。并且，混合类理财产品和权益类理财产品存续余额均同比下降，权益类理财产品存续余额仅为800亿元。 2020年初，央行宣布将资管新规的过渡期继续延长至2021年底。原先银行理财的“池子”里有大量期限长、流动性差的非标资产，过渡期一延再延，也足见存量理财产品的承接和迁移并非易事。 卖理财不如卖基金 Y 不过上帝是恩慈的。他给你关了一扇门吧，并没有去洗洗睡，还是想到去开一扇窗的。 就像“愉见财经”听某位深耕房地产类业务的银行管理层说的，虽然楼市过热引来了加码调控，房贷业务停掉了（虽然对外不说一刀切，其实他们最近都在搞自查，不放房贷了），但怕啥，这过热底下客户排队摇号抢一手房，各个要押个几百万来验资，他们行有相应业务资质并竞争到了这笔钱的托管！那都是妥妥的低息负债！ 所以理财也是这样。本行理财产品本身没竞争力的话，就卖基金呗。基金那么火，银行代销渠道功不可没啊。 今年1月，公募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的发行规模超过4500亿元，刷新单月发行规模记录；其中易方达发售的爆款基金——易方达竞争优势创下近2400亿元的“天量”单只基金认购规模，为本就火爆的基金市场再掀波澜。 爆款的诞生，除了有平台和明星基金经理光环的加持、有市场热度的追捧，背后还有银行代销渠道的给力。 在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发售前几日，我朋友圈里那名敬业的某股份行客户经理就不停地发推广文案进行预热，比我这干公号的还能刷屏，1月18日当天更是连发6条朋友圈，实时播报基金认购进度，提醒客户抓紧“上车”。 此外还有更牛的操作呢。据说有那么一小撮银行客户经理，甚至鼓励客户先将所持有的基金落袋为安，转而参与新基金认购。啊哈哈哈，这券商鼓励股民频繁交易异曲同工嘛，说白了，新基金的认购费高呗，这些客户经理想赚更多的尾随佣金呗。 不过后来，上头说到的这只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为150亿元的基金，配售比例只有不到6.3%。好多客户没抢到啊。于是乎，我朋友圈里那位银行客户经理就更加忙碌了：一边安慰客户，一边又推荐了两只基金——富国成长领航和泰康优势企业混合，说是等认购款一退回就可以购买。 然后，他的朋友圈又刷屏了！ 以饥饿营销诱导超额认购，以爆款为噱头吸引更多人气，超募的资金还可以营销其他产品，可谓一举多得。 数据显示，代销基金等中间业务正成为银行增收的重要来源。仅从2020年部分银行在半年报中披露的数据来看，招商银行代销基金收入达到48.08亿元，同比增长105.03%，超过2019年全年；农业银行基金代销收入11.88 亿元，同比增长80%；光大银行代理基金收入同比增长32.52%；华夏银行公募基金代理销售额同比增长21.29%；北京银行公募基金销量同比增长137.9%…… 从另一角度来看，天相投顾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基金公司向销售渠道支付客户维护费97.49亿元，占到管理费收入的24.17%，同比提升明显。 赚钱效应能否延续？ Y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公募基金的利润总额达到1.98万亿元。而从1998年到2019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的累计利润为2.77万亿元。也就是说，2020年一年就相当于过去20年所赚的70%，财富效应爆棚。 仅四季度，公募基金的利润总额就超过8200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一骑绝尘，达到2232亿元，其次分别是混合基4889亿元、债基525亿元、货基452亿元、QDII基金111亿元。 今年以来，基金火出圈。仅上半年就新增“基民”突破2000万，其中90后是主力军。微博热搜、超话一个不少，基金和明星八卦一样，成了90后的社交工具和茶余饭后谈资。就连许多老股民也不得不靠基金收益填补股市上亏损的“坑”。 那么，买基金就一定赚钱吗？答案显然是“未必”。就在上周，股市回调，白酒等板块受挫，基金也相应回调。一方面，绩优股估值回归是必然。另一方面，股市和基金的上涨与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2021年货币政策恢复常态化，且在指数已经处于近4年高点的情况下，权益类基金保持年化40%以上的收益，就连明星基金经理都承认，难度是很大滴。 遥记得，2018年，全球各大投资品类万马齐喑，上证指数全年跌幅近25%，权益类基金全军覆没，股票型基金全年平均收益为-19.25%，无一只合格股票型基金为正收益。如今被粉丝封神的“坤坤”，当年其管理的易方达中小盘也亏损了14%。 回到正题。这篇文章是分析银行业务风向的，本无意于评论基金。但怕我说多基金的好吧，你们就盲目跟风。别哈。 这么说吧。买主动型基金，最重要是对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和风格的了解以及信任程度，“韭菜”不一定会买错，但会盲目，在震荡市中一样是拿不住的。在眼下这个时点去接新基金，各位请确认调研清楚了再下手。
预测2021年不设具体GDP目标 时代周报：今年支撑中国经济强力反弹的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四大因素支撑2021年中国经济常态化： 首先，中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稳定轨道，内生复苏的力量已经出现。其中，企业利润已呈现正增长。202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71.1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月份加快4.6个百分点；财政增长实现正增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三大主体收入的正增长，决定了附属的内生动力。 其次，宏观政策不进行急转弯，此前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效果将持续显现。同时，扩内需的政策会进一步出台，将支撑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三，全球疫情的控制会使全球经济得到复苏，从而使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得到常态化的支持； 最后，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按照新发展格局来进行布局，会产生比较强劲的拉动效应。 时代周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2021年会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吗？ 刘元春：首先，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第二，我国现在进行高质量发展，对于速度性的指标要有所弱化，要综合平衡质量、效益、速度、可持续性和安全等综合性指标。不过，速度依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全面强调增长速度，但不等于说政府工作报告和实际工作不会强化增长速度的一些底线指标。 2019年GDP增速设定的是区间目标，去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原因，未设定明确的GDP增速目标。我们认为，2021年不会对GDP增速提出具体目标，但会强化底线管理，比如规定增速不能低于多少。此前疫情令经济增速下滑，考虑到基数因素，叠加疫情超常态政策向常态化政策的转变，按照疫情前的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各类宏观经济参数将全面反弹。我们预计，今年的GDP增速会超出大家的预期，显著高于疫前水平。 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按我们目前的测算，2021年正常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以上：第一季度增速预计达到11.4%，第四季度下滑到5.4%左右，呈现“总体偏高、逐季回落”的基本走势。如果今年GDP增速低于6%，整个经济复苏的进程就达不到预期，中国经济也很难在今年持续政策的作用下步入常态化区间。 时代周报：“十四五”期间会不会设立具体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多少比较合理？ 刘元春：第一，从增速目标来讲，未来五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地跨越12，37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第二，根据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速。这几项速度折合一下，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剔除今年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在5.5-6%之间。但如果考虑到今年的经济增速（由于去年的基数因素）会有过高表现，应该在6%左右就挺好。 宏观调控不能从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 时代周报：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目前来看，你不赞同这种观点？ 刘元春：对。即使是欧美国家，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管理宏观调控目标，自2008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 过去美联储主要是盯住单一目标即通胀目标值，认为只要通货膨胀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就会处于很好的区间。这是单一目标、单一规则。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异。只监控通货膨胀，很难监控到就业水平和GDP水平。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在目前这种大调整、大改革、大冲突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 目前整个世界最基本的发展趋向，是要从过去的单一目标、单一规则、单一工具这样一种理想的宏观调控模式向一种多元目标、相机决策、多种规则的框架进行转变。中国同样面临这种情况。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上来了，其他参数都好办。发展到现在，中国处于结构性调整时代，宏观调控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单一指标，而应该采取多元指标和多元工具。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就不能从过去的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的目标上来，必须多元化，并且是多途径的。 更具体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目前的就业数据很不完整。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都没有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纳入其中；第二，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异。大量的零工就业、弹性就业，导致传统的就业统计口径，很难对新就业形态、新就业模式进行统计。如果用一个错误的就业指标来指导中国经济，可能比唯GDP带来的问题还要大；第三，就业与GDP增长、与通胀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被打破。就业与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实施对几大经济主体、市场主体运行情况的监控，只简单监控就业，也是不充分的。 时代周报；多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指标，应该怎么设定？ 刘元春：首先，要有底线管理的目标值，比如就业和风险指标。就业维系民生、维系收入、维系市场运行，要强化就业指标的重要性，作为底线管理的重要参数之一；此外，设定区间目标，包括GDP、通胀的区间管理。 这几个目标都需要，不是简单地要不要谁的问题。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从过去的常态化、稳态化运行，向大改革、大调整、大冲突时代的运行进行转变，更多地强调底线思维，在设定底线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再进行区间管理。 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 时代周报：近期一线城市的楼市调控政策频出，这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这是普遍现象，现在全球都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面临疫情和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大家对于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相比之下，金融和房地产的整体收益率还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肯定要强化监管。在楼市采取三道红线，根据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成五档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限制流动性向特定部门流动，从而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所遵循原则就是：没有项目，就不会进行相应的流动性支持。 最近一些流动性偏紧的趋势，是国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趋势所采取的、定向化的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急转弯。 时代周报：1月26日，“地量级”逆回购叠加货币政策委员发声，市场利率显著上升，不少人士开始担忧货币政策趋紧。这些是货币政策的拐点信号吗？ 刘元春：2020年的货币政策，在5月份两会之后，操作都是非常宽松的。除了降准降息，更重要的是，在名义GDP增速很低时，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9月末广义货币（M2）增长达到10.9%已经很宽松了。 尤其在去年三季度，投放得相对较多，四季度名义GDP增长6.5%，货币供应量适度向名义GDP增速靠拢，在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做出一些相对调整，这是很正常的操作，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回归。我们不可能延续去年三季度持续扩张的状态。 时代周报：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从近期央行释放的诸多信号来看，货币政策“不急转弯”。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政策转弯已成定局？ 刘元春：是的，在经济增速开始趋于正常时，货币政策继续像2020年三季度那样宽松肯定是不正常的，对经济发展也不利。“不急转弯”意味着不会在短期内实施过度甚至全面转向的调控。 现在货币政策的定位，第一要持续支持经济复苏；第二在支持复苏的基础上，要从去年超常规的政策，向常态化逐步转向。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复苏、2020年四季度呈现加速状态、今年1月份的先行指标还在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资金投入手段和投入量都要进行调整。 货币政策已开始调整 时代周报：目前，货币政策是不是已经开始转弯了？ 刘元春：对，已经做出一些调整了。第一，结构性上，对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进行全面收紧，避免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状况；第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在逐步进行调整和回收；第三，整个信贷和货币投放的速度开始进行微调。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转弯要注意什么？应有哪些配套政策稳定市场担忧？ 刘元春：首先，国家会进行预期引导。比如易纲行长重申，货币政策不会过早退出，还在支持中国经济的复苏。这是货币政策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明确。 其次，实体经济相关项目，会得到持续、全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通过直达和普惠的模式持续进行； 最后，对房地产的管控和流动性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普遍收紧的预期，但这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逐步缓慢转弯，是不是意味着整年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刘元春：目前简单来说，货币政策的定位就是国家所提的“稳健”。但实际上稳健的内涵非常丰富，不能简单化它要朝哪个方向进行，只是说它在什么样的框架中来进行决策。 第一，货币政策本身不是规则性调整，处于相机决策的状况； 第二，由于经济复苏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基础不是很扎实，货币政策未来的调控幅度和路径，要根据复苏的进程决定；如果复苏进程非常顺畅，货币政策将会从过去总量相对偏宽松，回到真正适宜的状况； 第三，货币政策将会配合财政政策和一些大型项目，进行相应的总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幅度会有所调整和收缩，但不是太大，并不像市场人士所解读的，会出现过度的调整。原因很简单，2020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信贷增速12.8%，社融规模13.3%。预计2021年，这些数据都会分别回落至10-11%左右。 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时代周报：如果今年GDP增速在8%以上，是否需要保持去年的赤字率和发债规模？ 刘元春：2021年，整体宏观政策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但是会从过去超常规的操作模式，向常规偏扩张的方向逐步转变。 一方面，赤字率要从2020年3.6%以上的规模收缩到3.1%左右。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收缩，但也不能再坚持去年抗疫纾困的超常规规模； 另一方面，发债在保持规模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有所收缩。一方面保证去年5月份以来所布局的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为“十四五”开局做好铺垫。 时代周报：地方债的规模大概会收缩为多少？ 刘元春：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会进入还债高峰期。地方债和专项债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这是测算的基准。另外还要考虑到一些重点项目和工程的布局。预计2021年专项债规模在3万多亿，保持去年的规模水平相对稳定，但不再增长。 目前信贷、专项债和各种融资规模已经比较确定，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那么社会融资总额除以名义GDP的比值应该相对稳定，这样倒算出来就很简单：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本文刊发于时代周报
中国经济网滨州1月30日综合报道1月29日下午，在山东省滨州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上，经投票选举，宋永祥同志当选滨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宋永祥简历 宋永祥，男，汉族，1967年5月生，山东莱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 毕业于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机电系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历任济南市政一公司干部、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济南城建局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济南市水质净化一厂厂长、党委副书记；济南市排水总公司经理；济南市水质净化一厂厂长、党委书记；济南市排水总公司经理；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党委委员；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总队）局长（总队长）、党委书记；济南市历下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济南市市中区委书记；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0.11―2020.12 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提名候选人、市政府党组书记；2020.12滨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现任滨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
中国经济网昆明1月30日综合报道 据高检网消息，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厅原党组成员孙？（正厅级）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受贿、贪污、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一案，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孙？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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