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是如何“印”出来的 在找出超发的货币去向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现代信用货币下，央行是如何印钞的。 根据货币银行学的教课书，央行印钞或“超发”货币，是指货币创造和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Money Supply）的通俗说法。广义货币供应量一般情况下指M2，少数国家存在M3（如欧元区）和M4（如英国），主要是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机关/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外币存款和信托存款等。这里的“广义”，是相对于M0、M1而言的，口径越宽泛，包含的存款流动性越差。 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基础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Bank Reserve），又称高能货币，是央行印钞的基础。货币乘数则是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利用从央行“借来”的基础货币，进行货币扩张的倍数。银行无论是将资金放贷至实体经济，还是投入到股市、房市，最后都会形成各种形式的存款，即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因此印钞规模的多少，不是由基础货币来衡量，而是由最终形成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衡量。 在基础货币一定情况下，货币乘数越高，则M2越高，即央行印的钱越多。因此，央行“印钞”无非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1）通过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一般情况下，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央行大胆进行政策创新，通过购买国债、机构债、MBS、企业债等方式，向市场投放巨量基础货币。这些操作形成的资产，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金融机构“卖掉”或出借给央行资产，获得的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记在“负债端”，即“准备金”，也就是基础货币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基础货币是央行可以牢牢控制的、货币投放的工具，理论上可以随心所欲。 2）提高货币乘数。主要手段有降息、降准等。降息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消费，即货币需求，进而提高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降准，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R），提高银行可自由支配的准备金数量，从而加速货币扩张。 西方央行疯狂投放基础货币 如上一篇《“超发”的货币与消失的“泡沫”》中所提到的，西方央行确实在疯狂底开动印钞机。2008年至今，美、欧、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布扩张684.5%、326%、513.6%和987%。四大央行过去十余年，合计扩张资产负债表近20万亿美元。 视频：20万亿美元什么概念？ 相应的，四大央行的基础货币在过去十几年也出现了大幅增长。2020年7月底，美、欧、日、英四大央行基础货币规模分别达到2007年底的561%、405%、600%和1119%（图1），这个幅度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基本一致。从增长幅度看，英国放水幅度同样最大。 图1、四大央行基础货币规模（2007.12=100） 资料来源：彭博、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IMF 但转化为“真正货币”的量非常少 截至2020年8月，美、欧、日、英广义货币供应量（美国、日本为M2，欧元区为M3，英国为M4），分别仅为2007年底的247%、162%、142%和166%（图2）。这个增幅远远低于同期基础货币增长幅度，显示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未转化为社会流通的真正货币。 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同期基础货币增长了1019%和500%，但同期货币供应量仅微增42%和66%，甚至低于同期名义GDP增幅。相比之下，美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最快，达到147%，但和美国461%的基础货币涨幅相比，也是远远不及。 图2、西方国家货币供应量（2007.12=100） 基础货币暴涨，但广义货币供应量不增。只有一种结果，即货币乘数下降。实际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和欧元区货币乘数从2007年底的9倍和10.3倍，大幅下降至当前的3.5和4.1倍。英国则从23.6倍，大幅下降至当前的3.6倍，降幅最大（图3）；日本则从1.14倍，降至当前的0.24倍（图4）。各国货币乘数绝对水平，受统计口径、金融体系结构等影响，但过去十年降幅均在60%以上。 图3、美国、欧元区和英国：货币乘数 图4、日本货币乘数 “印钞”接近完败，货币“少发”而非“超发”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央行开足马力投放基础货币，但由于货币乘数骤降，真正流入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货币大打折扣。从政策效果来看，西方不是“超发”，造成通胀或者泡沫；而是面临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扩张货币供应量，无法摆脱通货紧缩的宿命！ 通俗地讲，央行无论求生欲如何强，但其投放的基础货币在仓库内堆积如山，或者趴在商业银行准备金账户上睡大觉，但就是没有进入经济中去，发挥真正作用，和废纸没有任何区别。 如上图所示，与欧、日、英等国家地区比，美国货币供应量增加最快，货币乘数下降最慢，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最快。这是美国成功的表现，而非失败的表现。过去十几年，以伯南克为代表的美国央行精英，大胆进行政策创新，就是希望投放的基础货币转化为能够流通的“真正货币”，从而支持经济增长。 疫情之前，在美联储的支持下，美国正经历长达十几年、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失业率降至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因此，国内充斥的那种“美国失败、衰落和末日”论调，更多地是一种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自嗨自乐。这种对形势和“对手”的误判和无知自大，已使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位置。 相反，欧洲、英国由于行动迟缓，或者受制于欧债危机、脱欧等大环境，其宽松政策和印钞行为接近于失败，正在快速步日本1990年代的后尘，进入了“失去的十年”。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通过“QQE”拼命投放基础货币，旨在放手一搏，走出通缩。但从效果来看，几乎完全失败。除非发生大的战争或外部形势突变，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岁月静好”。 根据相当一部分专家的观点，央行印钞可以随心所欲。在他们眼里，“印钞哪有通缩，涨价不分贵贱”。教课书也告诉我们，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央行控制的外生变量。那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西方央行印钞却失败了呢？
利用“平价买，低价卖”的手段，虚构称“有低价购买中石化特价加油充值卡的渠道”，前后和10人交易三亿多元，兑付了大部分之后，最终导致10人共损失5860.22万元。最近，一起通过编织加油充值卡谎言，涉案超过三亿元的诈骗案被披露，被害人在文章中发声称，这场骗局套路环环入扣，就像是专门为他而设。在此，我们就来仔细分析案情，从行为人的角度看看他究竟做了什么？ 案情介绍 本案中最大的受害人也是这场“骗局”的最后一位入局者，此前，已经有9人前往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分局报案。 案件中，行为人正是依靠“出入高档小区”、“开保时捷”、“认识众多大人物”等标签，让被害人们都没法怀疑其口中渠道——能够通过中石化的高层领导获得低价的加油充值卡——的真实性。接着，行为人在一位又一位受害者间腾挪资金，一方面将“平价买、低价卖”可以得到的利润作为拖延被害人报警的工具，另一方面，这又是诱惑新入局者扩大投入的饵料。直到这场“骗局”走到没有下一位受害者，资金链彻底断裂，这最后的受害者自然就成了多层风险的承受者。 其实这场骗局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并不新鲜，即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的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仰赖伪装出的光鲜外表赢得信任，并用“内部手段”这几个字营造神秘感。从运作上，可能有大笔的资金在行为人的手头被控制，但最终这种形式只能走向破灭。 行为分析 诈骗罪是传统财产犯罪的一种，一般将其客观表现归纳为“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得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处分财物”，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表现，要求其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一、客观方面 本案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通过伪造干部女儿的身份骗取信任，甚至将视察的领导作为“工具”，从而进一步取信被害人，手段可以称得上是“高明”。满足客观要件。 二、主观方面 对于其主观方面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目的的判断。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既不能简单的从结果——大笔钱财在资金链中蒸发来判断，也不能仅从行为人片面的声称自己有归还意图来判断。 实际上，对于各种诈骗类犯罪，不论一般类型，还是集资诈骗、合同诈骗型，主观方面的判断都是重点。本案的细节并未完全披露，因此此处通过几个相关司法解释的解读来明晰。 01 根据19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携带对方交付的财产逃跑；挥霍对方交付的财产致使无法返还；使用对方交付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无法返还；隐匿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等等。该司法解释于2013年1月被最高法决定废止，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很大部分依旧参考这一文件。 02 根据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同样列举了：集资款项不用于生产经营、肆意挥霍、携款逃匿、用于违法活动等关键词，作为认定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现。 03 参考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使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做出判断”。 结合本案|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司法实务中使用的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在使用他人财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挥霍、犯罪等反映其不准备归还的行为；二是行为人的还款状况和意愿，即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或者是否具有携款潜逃的行为。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比较肯定的认定这一要件。 在本案现在披露的细节中， 1、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显然只会造成资金漏洞逐渐增大；行为人在此过程中，将财物花在奢侈消费上，也反映了她对财物的不负责任态度； 2、在进行最后一笔大笔交易后，行为人并没有积极的去购买油卡或退还款项，只是通过继续欺骗的手段拖延还款时间，也反映对这笔钱有占有的故意。 写在最后 加油卡的套路除了上述“庞氏骗局”的芯子，还有很多。有的假称与加油站合作，有的“真卡假卖”，通过卖出真的副卡，并在主卡冻结的方式，骗取财物，有的甚至将加油卡作为推广补贴，发展成一种传销的模式……在这些不知凡几的套路之中，只能提醒大家，警惕加油卡骗局，莫为了小便宜丢了大利益！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第一，双循环战略，是因为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它要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刚才范教授给大家展示了贸易依赖度这些年的变化，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达到60%多，近年来持续有一些下降，这种下降的变化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低级，而是因为内需比重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自身经济体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贸易中的体现就非常明显。自己本身体量很大，外部市场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了，一直总是在外面的市场上增加份额是不现实的。从全球来看，大的经济体的外需所占比重都是相对较低的，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美国更是如此，美国的出口占比在大经济体里相对来说比较低，虽然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是它的进出口总量占GDP比重低于日本和德国，尤其是相对外向型的德国，但其比重和我国目前差不多，比我国2007年时要小很多。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体量之后自然出现的，我们的内需比重上升，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大幅缩减。经济体越大，内需占比就越高，外部市场规模相对越小，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迫切的提出了转变生产模式，提出扩大内需，提出供给侧改革，今年又提出要加速要素市场的改革。我认为双循环的战略实际与最近十多年经济模式的转化及战略供给侧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的战略。 双循环战略是在过去渐变战略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广泛了，把过去战略的内涵全部都涵盖进来了，而且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这可能是它的特点。 双循环战略是为了顺应最近外部环境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新的变化就是全球化在放慢，而且有一些逆全球化的压力，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一轮新的打击，产业链重构的压力也在加大，而且产业链重构在加速，全球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在上升。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让过去十来年不断强调的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变得更加迫切，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双循环”战略的提出。 双循环战略有几个特点： 第一，习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内循环为主其实并不是说要封闭。开放一直都是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今后也仍然会是，只是相比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于国内经济大车来说，这个动力可能越来越不足，需要加大国内发展的动力和引擎。而且与外需有关的经济，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因为参与了全球竞争，跟外需有关的经济还是比较市场化，效率比较高，而国内以内需为主的一些经济依然有很多问题，急需改革。所以，内循环需要打通，因为之前打通了外循环之后，企业和产业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升，而内循环这块需要自己来练内功，因此国内循环更多提的是要发掘国内发展的潜力，要增长新动力。在新的时期则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从而提高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在内需方面，刚才毛振华教授也提到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前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供给、投资拉动，似乎很难消费拉动。但是，消费其实与需求和供给是一个自然的结合，因为消费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领和引导供给的有效发展。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消费，就会变成过剩产能，或者可以说是资源浪费。故消费的作用是用市场力量引领供给的有效发展，使得更多资源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市场变化向相关产业去配置，比如说向服务业发展，在服务业里更多的是养老、医疗、健康、数字经济等各方面，这并不是要推动计划和规划，而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来引领，这样循环才能打通。 第三，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到“双循环”和内循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主创新、发展科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再加上国外尤其是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加强了对我国的限制，发生了这两点：一是产业升级以后从外面可以学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二是想学习更高级的东西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自主创新是我们向产业链更高端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我们产业链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提出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科技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产业升级方面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另外一个不曾有过的重点。 我再讲一下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内循环绝对不是自成一体，大家也提到了，内循环很重要的是提高国内的效率，才能更高效的参与国际竞争，不管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供给侧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既是打通内循环的关键，也是保证我们继续高效高质量参加外循环的关键。 其次是我国未来五年、十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肯定是持续上升的，我们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平均下降到4.5%，通胀大概是2%左右，十年后GDP将达到28万亿美元，这是非常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来源。过去十年我们就已经是了，已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一数二的出口市场，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会更加提升，所以，把我们变得更加有效率也是进一步和世界经济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会吸引到更多的国际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下竞争，共同的发展，也会促进国内效率的提高。 关于实施内循环或双循环战略的重点、难点，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扩大内需也需结构改革。短期有财政刺激和减税等，长期有收入分配的一些政策。但是，扩大内需结构改革呼应一下刚才张明教授讲到的，其实很重要的是如何系统持续增加居民收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扩大就业，二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就业包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劳动力资源如何流动是很重要的；降低储蓄率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需要深化结构改革。 第二，实施内循环战略的堵点和难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很多改革目标和方针，这里面有几点：一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刚才也讲到了，包括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这需要打通养老医疗全国参保接续和办理，包括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如果农民工家庭在落户上得到解决，不仅解决当前消费的问题，也与未来子女教育、人力资源培育有很重要的关系。二是资本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竞争的中性，在资本获得上一视同仁，推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要素市场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点。 第三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怎样能够培育和创造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在准入各个方面包括土地和信用市场的准入、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应一视同仁，创造更公平的环境，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改革。改革的重点难点没有改变，过去十年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推进的，未来仍然需要推进。 第四，非常赞同刘元春校长刚才讲到的，讲“内循环”我们千万不要去建设所谓小而全、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这不就是要回到为什么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不成功，当时也是因为战略环境，也有很多教训。在目前中国已经参与到全球化，全面的竞争格局后，虽然面临挑战，也不要退回到之前那种体系，而是要在制度上、监管上、要素流动上、法律体制上统一实行全国的体制，所谓打通内循环，就是要在这些方面打通，在战略上要坚持市场导向，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各个地市县自己有一套内部规划循环。另外内循环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但是要提出一点，我们一直都在讲开放倒逼改革，但是开放不能代替改革。当下尤其需要直面深层次的改革，包括刚才说的要素改革、国企竞争的环境的改革。这些问题不是金融开放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讲开放比较容易，讲改革面临很多困难，推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停滞，因此开放不能代替改革。这里也呼应一下前面专家讲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更多的是要制度性而非功利性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水到渠成，切勿拔苗助长，需要科技实力、硬实力、金融体系健全在背后做支撑，在这些实力没有达到的时候，急功近利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五，科技创新也是一个难点，如果没有困难的话，大家都能去创新了。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突破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硬件等，这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尤其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怎样更高效的调动资源。我们，这里面有人才、有市场、有决心，更需要发展的是机制、产权保护和市场导向，这些方面要做的有更多。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另外，产业安全、科学创新并不需要都自己主做，要有所取舍，尽量利用外面的技术和产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攻坚“卡脖子”技术上，同时鼓励保护创新，并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自己做就是加大内循环了，这一点要特别提醒。 以下观点整理自汪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上的发言
数字人民币的推出，目前完全局限于替代现金，在管理制度、运行规则等方面基本保持不变，在技术上区块链技术也并不是必然选项，除对现金的表现形态产生影响外，不会对整个货币的表现形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等产生重大影响。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范一飞：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要按照现金进行规范管理），对数字人民币定位M0的理论内涵、运行方式、管理规则、职责定位等进行了详实阐述，对人们准确理解人民银行已经开展测试，有可能很快推出流通的数字人民币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有以下基本要点需要特别关注： 1．人民银行要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就是数字人民币 范行长的文章直接在标题上冠以“数字人民币”，就直接了当地明确其为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纸币和硬币所代表的人民币同质等价，而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套货币体系。 2．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 范行长文章强调：数字人民币必须满足《人民币管理条例》等现金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坚持央行中心化管理；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执行与现金一致的免费政策，相关的设计、兑换、流通、回笼、销毁等成本均由政府承担；数字人民币不计付利息，央行也不对兑换流通等服务收费；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兑出、兑回服务费，而参照现行现金发行相关安排，由央行划拨发行费用，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此可以明确，数字人民币作为现金的替代，只能用于支付，不能用于借贷，银行不能使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并相应派生新的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总量由人民银行实施严格的额度管理。由此，也就不会对M1、M2及其相关的金融业务产生影响。 3．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只能由指定的商业银行办理 人民银行将审慎选择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实力较为雄厚的商业银行作为指定运营机构，在人民银行的额度管理下，根据客户信息识别强度为其开立不同类别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数字人民币兑出兑回服务，非指定银行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客户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并提供数字人民币的兑换。 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的商业银行，可以与非指定商业银行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合作，在人民银行监督下，共同提供数字人民币的流通服务并负责零售环节管理，实现数字人民币安全高效运行，包括支付产品设计创新、场景拓展、市场推广、系统开发、业务处理和运维服务等，保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所有的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都可以从事数字人民币的收付流通方面的服务。 以上内容表明，数字人民币的推出，目前完全局限于替代现金，在管理制度、运行规则等方面基本保持不变，在技术上区块链技术也并不是必然选项，除对现金的表现形态产生影响外，不会对整个货币的表现形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等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数字人民币也可能是从替代M0起步，在基本稳定并总结经验基础上，完全可能进一步向替代所有货币延伸，从而推动整个货币表现形态、运行体系和管理机制的深刻变化。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 ------不应传播错误的数据 现在用百度搜索“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首先显示的数据如下：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 1955年：1965万 ．．．．．． 这组数据也不断出现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成为许多人对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的认知。由于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来龙去脉，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组数据中1949至1953年出生人口数据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其列出1949年的出生人口仅1275万，但根据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次人口普查，对应的33岁、41岁、51岁和61岁人口就分别有1428万、1301万、1391万和1303万。即使按当年被认为低估的25‰的婴儿死亡率计算，1949年出生人口也在1800万以上，根本不可能低至1275万。 如此错误的数据广为流传令人忧虑。这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关系到民族未来重大议题的基本认识上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清晰，而国内很多人依然是浑然不知。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在此，我们建议百度在搜索算法中剔除这组完全错误并严重误导读者的数据，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今后不要再转发这组数据。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 那么，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到底是多少呢？下面我们列出两组有明确来源的数据并简要讨论其可信度。 表1． 中国1949-2019历年出生人口（万人） 注1：第一列的出生人口由出生率*年中总人口计算而得，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http://data.stats.gov.cn/）。除1949年使用年末总人口代替外，其余年份年中人口为当年年末和上年年末总人口的平均。 注2： 第二列的出生人口数据在2010年以前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已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2010年和之后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 在上表中，有些年份的两组出生人口数据相差较大，那么哪组数据更为可信呢？从数据采集目的和方式来看，人口普查数据比年度数据更加权威，而实践经验也支持这种判断。 不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回测各年出生人口，需要使用不同年份的年龄别死亡率，而这些数据需要根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在一定假设下反推。这些都可能带来偏差，但综合判断，我们依然相信，上表中的第二列比第一列更接近实际出生人口。 最后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能够给出关于中国人口的真实准确数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汇率世界是一个相对论世界，在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绝对定价观念。或许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美元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在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哪个赛道可以跑的更快？还是最终各国都拥挤的进入了同一个赛道——债务大爆炸与货币大宽松。这个赛道的终点在哪里，或许无人知晓。但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只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 人民币正在以一种超出预期的势头升值。这一次升值，与其说是不同国家主权货币相对价值的异动，不如说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源于我们一直身处其中的全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直观的逻辑来看，这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市场对以“防疫物资”为发行锚的人民币的一种肯定，今年上半年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增长40%左右。同时也是对疯狂滥发的美元的一种失望和担忧。很显然，各国疫情防控成果，也在为汇率定价增减分数。当然，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还无法动摇，但是人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如果全球化断裂，全球贸易除了基于人道主义的防疫物资之外，其它国际贸易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间贸易支付中介的美元还有多大需求？ 如果脱钩引发中国经济内循环，那么原本大量需要美元作为支付手段的进口、企业投资、移民投资和出国旅游购物等消费需求，为什么还要兑换美元？反而那些急需防疫物资的国家和地区，更需要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这是防疫物资作为人民币发行锚的意义，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在货币定价的层面，却在边际和预期上引发变化。 与此同时，趋势在不断强化。不少持有美元的外贸企业则加大紧急结汇力度，避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导致结汇损失进一步扩大。 至于金融市场和资本项下，现在对外比拼的可能就是货币发行纪律，或者是央行承诺的可置信程度。央行行长们早就发现，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市场和投资者预期。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来？宽松空间一旦用完，就很难再重新创造，除非经济真实强劲的复苏能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而在当下时刻，能够坚守政策定力，为货币政策留下足够空间的可能就是中国央行了。数据表明，中美利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现实中，经常账户上防疫物资为主导的良好出口表现，叠加资本账户上不断走高并持续维持的中美利差，共同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戴维斯双击”。理论上，则是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模型的双重胜利。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指数与人民币汇率同时表现出强劲态势，这说明了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元弱势，而是她拥有了独立定价的能力。虽然这种态势可能并不会持续多久。 如果将汇率和利率管制也看做是一种国家金融能力，那么在这方面中国央行拥有的工具更多。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当然，汇率风险并不仅仅意味着贬值，快速的升值也是一种风险。最近一个月中，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快速升值的压力下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而在国际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今年以来北上资金涌入已经超过千亿。大量涌入的热钱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是为了博取短期的投机利润。这由此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需要引起警惕。但是在国家间核心资产的配置竞争力比拼上，究竟是美国股市贵还是中国股市贵，这些可能无法用传统的估值模型来评判。但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科技股泡沫正越吹越大。没有办法，疫情防控期间，实体经济被处于锁定状态，流动性除了可以线上交易的二级市场外似乎也无处可去。或者说，无处可逃。 更深层次的，则是投资者和各国央行对当前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担忧——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未来在哪里。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多重创伤，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的过度滥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可能引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国家主义、孤立主义和去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和治理真空，这一切都给美元体系的未来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旧的货币世界破败不堪、危如累卵，但新的货币世界却远远没有到来。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主宰的世界，人民币还有很远的距离。 因为从绝对意义上，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货币需求，我们常说的背后的“货币之锚”。美元为何可以成为世界货币，各国主权货币之定价基准？无外乎其背后代表的真实权力和财富，进而强化为一种类似语言一样的公共产品和信念网络。二战后世界权力格局的交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出，以及后来的黄金美元、石油美元、粮食美元、金融美元和科技美元，都是美元地位无法撼动的基础。储备在国库里的美元，成为非美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属于真金白银的“刚需”。 美元的权力之强大，即使在它脱离黄金储备体系，完全成为没有硬约束锚定的世界信用货币之后仍然不改。然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动荡的多事之秋。据经济学者们的统计，黄金美元体系崩溃后的三十年，全球各国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20余次。而之前到战后加起来都不到十次。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这段时间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但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缺乏锚约束的货币发行制度，大多数时间内有滥发嫌疑的宽松政策，恐怕都难逃干系。 虽然可能是无心，但客观上来说，“无锚”美元似乎的确在一直输出“危机”。从拉丁美洲、墨西哥债务危机，到俄罗斯、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美联储货币一收紧，代价是全球的金融动荡。这里面也有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为了延续理论的一致性，我称其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 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快速增长的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与美元受制于国内货币政策的矛盾。 简单的说，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货币属性，与美元作为美国单一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元是世界的，但美联储是美国的——尤其是在美国右翼大回潮，特朗普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盛行之后，美元的这种矛盾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美元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一方面在国内货币大放水，另一方面则在大肆执行重商主义去全球化。那么这些水漫金山的美元将流向何处？因去全球化导致的美元需求缺口靠什么弥补？ 更深的层面，如果说美元霸权是全球化的结果，那么去全球化则是美元“自掘坟墓”。 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这种困境。实际上，任何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都将面临这样的困境。而sdr、Libra、比特币等超主权货币，则离现实还很远。于是当美元体系出现危机，并没有强有力的货币可以替代——欧元和日元自身也是问题多多，大型货币集团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 因而，与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大断层一样，当美元体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全球货币体系也将面临着重构前的混乱。当然由于美元体系的根深蒂固，短期内撼动其根基似乎还不太可能——并不是因为美元太强大，而是其它货币自己也不比美元更好多少。 汇率世界是一个相对论世界，在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绝对定价观念。或许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美元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在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哪个赛道可以跑的更快？还是最终各国都拥挤的进入了同一个赛道——债务大爆炸与货币大宽松。这个赛道的终点在哪里，或许无人知晓。但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只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
沙乐乐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康桥集团执行总裁朱荣梅在现场接受了的专访。 朱荣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既智能科技革命的到来，对于所有行业来说都意味着一场新的变革，房地产行业和农业作为数字化率最低的两个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必然的趋势。她透露，康桥集团内部在几年前就坚信数字化浪潮必将到来，时至今日，数字化对于行业的改造也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功，如果不去主动做数字化改革和应用，就是基本功上的缺失。 作为一家拥抱数字科技较早的企业，康桥集团已经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数字化的应用。比如：通过“数据可视化运营指挥舱”精准锁定目标画像，实现数字化营销；在工地现场引入“智慧工地”，以场景化、信息化、数据化、可视化的智能系统，实行全方位的实时监管；与在数字化方面做得出色的企业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赋能智慧物业，提高对业主美好生活服务的质量等。 但在朱荣梅看来，康桥集团在数字化的应用方面还只是“点”式。她认为，数字化对于企业内部决策、客户服务、投拓、采购等全流程都有很大的应用空间，不仅能够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还能降低各项运营成本。所以，她希望康桥集团今后能从营销、社区生活、内部决策、智慧工地等各个专业领域着手，逐步深入，实现数字化的全面、理性的变革。 对于易居和阿里合作共建的地产线上营销和数字化全链路交易平台，朱荣梅表示非常期待。她直言，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你不做变化就会被淘汰，营销的数字化不只是交易，还要往前端延伸到客户需求的再挖掘，往后端延伸到对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甚至也应延伸到产品的研发上，应该是全链条的。采访的最后，她对阿里和易居表达了感谢，感谢它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变革作出的引领作用，同时，她也期待接下来三方在房地产数字化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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