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国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国家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很多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从5月14日到现在已经在八九个重要的场合进行了深度的说明，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很深刻的表述。通过学习，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内生动力、发展格局、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所呈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大变局中拔得头筹、赢得胜利，必须以内为主，必须要扎稳自身的基本盘，必须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卡脖子”技术的全面突破，才能够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 第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它的战略基点。同时，要达到这样的几个要求所依托的必须是以国内分工体系、以国内技术动态良性发展、以国内大循环畅通为载体，而不是将我们的运行重心依托于国际大循环，依托于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以及整个政治格局之上，要把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的主要目标放在更好的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上。因此，“双循环”格局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格局。 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封闭循环。内循环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内循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它本质上要依从于更高水平的开放，更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以内部循环的畅通、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作为落脚点。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以内为主”不仅不拒绝国际大循环，并且要求我们要以更好的、更有弹性、更为安全、更为深入的国际大循环参与作为前提、补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展开。 第四，内循环必须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它的动力源。目前处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民族复兴的窗口期，最为重要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力以及整个技术创新和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双循环不是静止的循环，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它不仅要满足静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更要满足跨期资源配置的有效，这一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技术创新、技术革命上的显著制度优势。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检验的根本标准依然在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5年期间就体现为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卡脖子问题，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必须以内为主，必须以内生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来进行重构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我们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是必须要有自身的能力、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源于简单地参与国际，而是来源于内部大循环的畅通，来源于自我生产力的快速突破。当然，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大循环也要适应国际分工在新形势特别是在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格局、新规律下的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在进出口战略上的安排，在资本输入输出上的定位，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上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布局，不是简单地依托于美国市场，简单地依托于美国技术。我们要顺应目前这种全球化周期性、趋势性、结构性的变化，在洞悉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布局，通过新的国际布局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形成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这种新的制度基础、新的战略举措。 所以，理解新发展格局应当从这五大方面来进行深入把握，而不是把它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成为个别错误思潮、激进理论的代言词。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国民生产循环体系的规律，加大对于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构建和解读，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基础上，强化思想共识和行动的合力。 目前大家对于“双循环”的意义、内涵、概念已经做了很多的解析。我个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主导理论和主导思想。因此，下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怎么落实“十四五”战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要点必须要把握住。 第一，我们必须对于目前理论上的噪音和杂音进行准确的理论批判，防止一些错误思潮、激进人士利用“双循环”来表达他们错误的理念。目前我们会看到在思想界和各个层面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新闭关锁国论、新内卷论、新出口转内销论等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思潮，这是目前大家形成的共识！总书记也专门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对于“双循环”理解得很狭窄。一是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时一地的短期应对举措，而不是中长期的战略，没有理解到新发展格局是面对一些持久性问题和长期性问题所做出的新的行动纲领。这种错误理解很容易产生 “战略问题战术化”的问题，简单地把双循环理论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内需，理解为为应对外部短期冲击实行的出口转内销，这可能就理解偏了。二是把全局战略理解成局部区域的措施。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学习双循环理论，很多地方领导都纷纷表态，“一定要用“双循环”理论加速构建本地区的大循环，使本地区经济成为完整统一的循环体系”。这种表态表面上这是在拥护中央，但实际上却南辕北辙了！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循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形成不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局部区域必须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目前在学习领会贯彻“双循环”新思想、新理论中间的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二，战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中长期和短期的战略战术衔接，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理论下加速理论完善和理论理解，同时推出从中长期所制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三，在短期衔接上，必须要把在疫情常态化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复苏当成当前的一个基本要点。最近中国出口已经实现连续五个月正增长，外资实现了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超预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的不同步给予了目前全面启动内循环、构建双循环很重要的战略战术契机。近期，我们利用国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的战略空档期，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量及其弹性和韧性有一个全面的摸底、全面的考量。 第四，要与前期战略和前期政策对接。汪涛首席、毛振华所长、管涛教授都谈到，双循环战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2008年以来顺应逆全球化趋势性、格局性的变化，中国从外向内进行转移，进一步提升深化的产物。一是新发展格局要与新发展观相契合，要在新发展观里增加安全的思维；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疏通对接，三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几大要点、几大关口，把国内大循环真正做成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本盘和核心基础，要与他们进行对接。四是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同时要把改革开放作为这种动力源，基础性改革依然是营商环境改善，依然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依然是打通各种“断点堵点”的关键。 第五，我们要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突破，没有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双循环”也是无本之源，无法在内部大循环提升的基础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上来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战略。 第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我们对于前期“一带一路”这种战略要有所调整和布局，必须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不是原来的“大写意”。金融开放也要坚持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我们在全球的资本布局也一定要按照新的格局和风险控制来进行。因此，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外部大循环，而是更进一步适应目前国际大循环的新冲突、新格局、新规律、新挑战。 这几大方面是我们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在下一步逐步推进的几大步骤。
6月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从7.13升至6.76，不到4个月，升幅达5.5%。这被解读为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或美元进入长期贬值）的信号。 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内、外多个政经变量的相对变化，如通货膨胀、劳动成本、融资成本（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松紧程度，税收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潜在或真实GDP增速，还包括地缘政治等“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所以，预测汇率对错的概率基本上是50-50，尤其是短期走势，更加难预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任何有意义的预测，都应该是条件预测。条件决定结果，故条件更值得关注。 固定汇率制度中的汇率是一个外生变量，在经济解释中，是作为原因而存在的；在向浮动汇率制转型过程中，汇率的内生属性越来越强，应将其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 从2005年“721”汇改至2015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10年。人民币逐渐与美元脱钩，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日间波动弹性越来越大，也从之前的单向升值转为双向波动（图1）。早在2015年评估报告中，IMF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再低估。2019年8月，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单边政治行为，并未获得国际认可。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能否长期升值，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升级，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人民币若能长期升值，将代表一种好的结果。 人们担心，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但也要看到，汇率低估不利于进口和国内的消费。只要汇率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它就是强制储蓄和压抑内需的力量。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解释，已不再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当然，人为提高人民币汇率以鼓励消费的方式也非理性选择。这类似于真实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与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更为密切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可以从平均出口价值（或价格）、单位劳动成本和消费者价格（或GDP平减指数）这三个维度分别度量。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竞争优势下降，反之则反之。 历史经验显示，实际有效汇率与一国在世界中的贸易份额的关系并不明确。林德拉（Lindlar，1997）考察了OECD中6个大国在1950-1993年的情况，研究表明，联邦德国是唯一不能用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来解释其世界贸易份额变化的国家。50到60年代，联邦德国实际有效汇率整体上是稳定的——60年代以前低于100，而后高于100，但其贸易份额却从1950年的3.76%增至1961年的8.8%，1973年代进一步升至10.62%。1974年至1991年维持在8%到11%之间波动。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实际汇率贬值是意大利和日本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解释。 从德国马克与美元的双边汇率来看（图2），1971年之前与之后的经验存在显著差异。1971年之前，马克升值并未扭转德国贸易竞争力上升的势头。1971至90年代末，贸易份额与马克汇率大起大落，很难说二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因为这其中存在滞后效应。90年代以来，马克兑美元汇率基本在1.5至2之间水平波动，但德国贸易份额却呈现出下行趋势。 日本的经验相对较为明确（图3）。1971年之前，日元汇率低估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它也确实是日本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工具。1971年之后，日元渐进升值，分别在1971-1973、1975-1978和1985-1987三个时段大幅升值，90年代初开始波动向上。日本的世界贸易份额基本呈现出倒U型，1985年《广场协议》是重要拐点。 德国与日本的经验有明显的差异。德国马克升值并未明显降低德国出口的份额。这是因为，汇率只是构成价格性竞争力的一个要素，其它非价格性因素有效对冲了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供给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TFP，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求侧保持国内相对紧缩的信用环境和克制的财政政策，使德国的物价水平涨幅显著低于欧美核心国家。从1950年到1960年，德国物价涨了22%，法国72%，英国49，美国27%；从1960年到1970年，物价涨幅分别是：30%、51%、49%和31%。从1950到1995年，德国平均通胀率仅为2.87%，低于美国的4.11%和日本的4.57%，在23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图4）。 结构方面来说，1948年，德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煤炭和木材，到1955年，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德国出口中的比重就已经很低，而具有价格刚性和高收入弹性的产品，如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化工制品等占比不断提升。1955年，占德国总出口的一半，远高于北美的1/3，欧洲大陆核心国家的1/4和日本的1/6。1950至1973年，这些行业占联邦德国GDP的1/4。 早在50年代末，德国就超过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也正是在此时，关于德国马克要不要升值的话题也开始在德国热议，1961年3月马克升值5%，这并没有缓解经济过热的态势。到60年代末，马克升值逐渐达成共识。马克汇率低估被认为与过度工业化有关，尤其是出口部门的过度工业化。所以，马克实际汇率的升值，被认为是阻止数量继续扩张的手段，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汇率升值是倒逼产业和价值链升级的一剂“苦口良药”。 德国经验充分说明了供给侧——创新、质量和产业升级对于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扩大贸易盈余和提升贸易条件的有效手段。价格性竞争力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汇率升值也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手段。“当马克真正升值时，联邦德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国际贸易中模仿性更强、劳动更密集但竞争性更弱的生产活动……贸易部门的未来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通过提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作为创新条件，为这些活动提供最大支持。”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应对汇率升值的挑战，德国保持了宏观政策上的克制，用非价格性竞争因素保持了出口市场份额，而日本则采取的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欲以内需扩张缓冲外需收缩，结果却使经济走向泡沫化，泡沫破裂之后走向停滞。 汇率是一国在贸易上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汇率低估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常用手段，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着眼点都是内部均衡：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虽说外部均衡常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也是内部均衡增长的一个条件。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一定的贸易盈余。其代价就是消费需求、劳动要素、非贸易部门等受到了压抑，还直接导致了金融抑制的政策环境。显然，汇率低估已经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环境，也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因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消费是战略基点。 市场选择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或代表一种好的结果。物竞天择，良药苦口，事在人为！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双循环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结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并作出判断：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 赵昌文分析认为：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发展环境的变化来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现在的一件大事，而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从发展条件的变化来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 “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赵昌文表示，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既有助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也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三大失衡，还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他特别强调，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data-link="">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一、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首先谈谈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第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平衡，就是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美国的制造业目前占它GDP的比重只有11%，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9%，除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外，还有少量的农业，建筑业和采掘业等等。这么大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差异，就决定了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上，必然是有巨大的经常项目（商品贸易）逆差，同时也必然有比较大的服务贸易顺差。这个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由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构成所决定的，即便它不进口中国的货物，它也要进口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货物，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就决定了它有发动贸易战的借口。 其实从美国的比较优势来看或从全球的福利来看的话，美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服务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国际分工。每个国家如果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那么贸易会促进总体利益最大化。但是，总体利益最大化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可能影响就不一样。比如说制造业如果外迁得比较严重，那么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就业机会确实就减少了。 假如特朗普连有能力改变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或者认可这样的国际分工，就没有必要发动贸易战；但如果既无能力改变，恰恰又希望将此当作发动贸易战的理由，那就造成了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地跟各国增加贸易摩擦的原因——这其实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性所决定。 美国经济第二个的不平衡，就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具体产业、区域、人口分布上的不平衡。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总体是不错的，但是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加州的硅谷，西雅图，或者纽约、新泽西、波斯顿等等这些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主要是电子信息产业、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创新药这样一些产业。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是由少数地区、产业驱动的增长，一些中部的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没有享受到足够多的新经济增长的就业或者收入增加效应。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占比已经从高峰的70%以上，逐步回落到50%。 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当中，少数地区，少数产业，少数人口更多地享受了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而有70%—80%的失落的大多数，在新经济主导的增长中受益是不够的。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靠制造分化、煽动分裂，获得失落的多数人的支持，特朗普在四年前成功地当选为美国的总统。现在马上就到11月美国大选了，很多人都在做预测，到底是特朗普赢，还是民主党的拜登赢？但这不仅仅是喜欢或者是支持特朗普还是拜登的问题，而是美国各个不同的地区、产业、阶层的人口，决定继续选择分裂、分化、单边主义、逆全球化，还是选择重新回到包容、多元化、全球化的道路上？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这种不平衡性，造成的对内利用分化、制造分裂，对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肯定双边来决定，但实际上在双边的关系当中，真正起主动和主导作用的，实际上是美方。很大程度上是美方的国内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对然有一定主动权，但主要是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关于四个中美关系的的粗浅判断供大家参考： 第一，大选后贸易战会有所降温。如果拜登当选的话，他已经明确表示会取消特朗普搞的这些关税政策，他认为这些关税最后都是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所以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种拥护自由贸易主义或者全球化的人来看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拜登当选，毫无疑问贸易战会降温。而且拜登当选的概率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大的，哪怕他是比较平庸，这个阶段也许美国更需要一个平庸的领导人而不是继续折腾。假设特朗普当选，贸易战也会有所降温。因为这几年他该使的手段也差不多了，对贸易伙伴该榨的东西也榨出来了，榨不出来再榨也没有用了。所以我觉得大选以后，不论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贸易战都会有所降温。 第二个预测，科技战会升温。不管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特朗普已经非常成功地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无二的战略竞争对手了，这个事情短期没法改变。即便是拜登当选了，他也会继续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把中国当成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科技战必然是主要的手段。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或者外交竞争恐怕很难淡化或调和。 第四个中美关系的判断就是热战可控。即便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总体也会保持在一个理性和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热战不符合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利益，不论是美国的几大科技公司，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美国的消费者、跨国公司，都不会受益，可能只有少数美国军工企业会受益。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一旦发生冲突以后会迅速回到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这四个基本判断的前提下，谈谈中国的大循环和双循环。 大循环和双循环是中国在当前全球战略背景下的一个应对性的选择。刚才说了中美关系是双边关系，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美国主导，那我们被动地也得有个应对。我们会继续保持对外改革开放，但是在需求、供给方面，都得有足够强大的内循环的能力：如果海外的某些市场，采取比较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让我们出口受阻，那我们要有能力让它在内部循环起来，在需求市场上有内循环的能力；如果某些国家，对我们采取供应链断供的措施，那不能被人家卡脖子，供给方面也要有内循环的能力。 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在于国内消费市场。中国在2019年的GDP总额是大概13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0万亿美元，但两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经相差无几：按照去年底的汇率计算，美国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去年，中国5.55万亿美元，当然美国对服务的消费会多一点，而我们还在成长过程当中，中国未来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所以所谓“内循环”，就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量，应该是靠国内市场的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出口要存量上要减小，甚至是出口转内销，很多商品转内销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每年向海外出口的鞋子将近100亿双，衣服300多亿件，转内销回到国内是不可能的，消化不了。所以就是还必须得继续的扩大改革开放。另外在一些进口的产品上，我们也摆脱不了对国外的依赖，比如说石油，还有一些能源铁矿石等等。该进口的还得进口。 所以说既要重视内循环，也要重视双循环，还是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哪怕是遇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受阻，哪怕把厂子开到海外去，也要扩大改革开放。但是未来市场的增量，可能更多在国内，而国外的贸易顺差会逐年地降低。 2015年，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新高，是5500亿美元，然后逐步回落到4500亿美元，现在稳定在4000亿美元左右这么一个水平，我们认为这个趋势还会持续，持续到比如2030年，有可能达到一个贸易平衡。所谓贸易平衡什么意思，贸易平衡就是顺差是零，这个是个历史规律。英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一开始也是巨大的经常项目出口的顺差，后来变成平衡，然后变成逆差；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也是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的增加，制造业占比的降低，产业的外移，那就变成经常项目的贸易平衡，然后也就贸易逆差或者赤字，那中国的话早晚也要走过这个长期顺差的这么一个过程，到贸易平衡，然后再到有可能是逆差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国内市场的成长空间是足够大的。目前来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只有4亿人，那换句话说，剩下的那10亿都是中低收入群体——如何把中低收入群体变成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地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那么中国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更大。 所以中国内循环为主体是有基础的，但是对外开放还是要坚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 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处于总量上加快恢复的趋势中，但结构上也有明显的“不平衡”。 短期的经济恢复不平衡，首先是疫情受控以来，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中国是全球率先复产复工的，现在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工率超过99%了，但是需求远远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增长水平。 供给本身的也有不平衡，就是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这个是很大的问题。2019年我们制造业的占比是27%，服务业占比是53%，如果服务业的恢复滞后的话，那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还是有问题的。 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可能不平衡的情况更加严峻一些，主要是投资的恢复和出口的恢复比较快，而消费的恢复比较慢。 其中投资比较快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拉动。房地产投资8月份跟去年同比大概12%左右的增长。1到8月份的累计房地产增速是4.6%。那这个房地产投资，到底还能不能够长期和持续地快速增长呢？从房地产商拿地的速度、融资情况、居民购房热情消耗来看，可能到四季度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增速的顶部。 基建投资可持续性有多强呢，有可能持续到比如明年上半年。今年地方专业债3.75万亿，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可能八、九万亿，可以持续个一年半载了，但是长期来看可持续性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可投资的项目，二是有没有钱。从项目来看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少，经过几十年的投资，东部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都已经饱和了，虽然从理论上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有很大的空间、从物理空间上西部也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但是作为经济项目来选择，真正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回报的，越来越少了。从财政资金看，疫情期间支出增减，收入减少，也不能长期支撑基建投资的高增长。 今年除了投资高增长，连出口都超预期高增长，出口从二季度就变为正增长，七、八月份都是按人民币计价都是10%以上增长。为什么出口会超预期的增长呢？一是我们率先复产复工，填补了国外的供应缺口，二是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很多发达国家为了稳经济都执行了大量的刺激消费计划，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因而也刺激了中国的出口。所以就是海外对消费的刺激，加上中国供应链的率先恢复，双方合力，促成了今年中国出口的高增长，这个高增长还可以继续持续，持续到四季度没问题。 总之，靠房地产投资拉动，靠基建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长期都很难持续，真正的增长应该依靠的主力是消费。而恰恰消费的恢复，最近这几个月都低于预期。6月份的话很多人认为消费有可能变成正增长，结果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5月份的-2.8%，只涨到了6月份的-1.8%，还是负增长。7月份大家以为是正增长，结果7月份是-1.2%，还是同比负增长。8月份大家认为肯定是正增长了，结果同比只有正0.5%，剔掉物价的影响以后，实际增长还是负1.1%。1到8月份，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只有23万亿，距离去年全年的41万亿人民币还差17万亿元——后面四个月能够消费17万亿吗？那不可能的，真的后四个月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得跟去年同比增长16%才行。也就是说，今年消费有可能是负增长可能已成定局。 如果今年消费负增长，那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去年我们的增长结构中，投资占31%，消费拉动57%，出口拉动11%。今年这个数还没出来，但投资贡献对经济的拉动肯定在80%以上，出口的贡献在2、30以上，消费是负贡献。如果国内消费恢复力度不够，中国经济这个内循环怎么循环的起来，长期的增长怎么能够可持续呢？这是个大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经济恢复不平衡的状况呢？毫无疑问是疫情的影响了。但是疫情影响下为什么投资可以高增长？因为是我们在稳投资方面有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决策优势。今年主要是3.75万亿的地方专用债对基建投资的推动力度比较大。假设换一种思路，比如说不是用3.75万亿的专项债搞投资，而是把3.75万亿给老百姓发钱，给中低收入者，比如给6亿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的人口发钱，能不能通的过？在中国的当前这个决策体制和决策模式下，恐怕很难通。 很多的学者、决策部门都认为给老百姓发钱是“打水漂”了，修了桥、修了路、修了大楼，才看得见摸得着，既增加供给又增加需求。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把这样的事实摆出来。在中国通过一项3.75万亿的投资很容易，但通过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几乎是不可能。这是决策观念、决策体制问题。当然，欧洲和美国也有它的问题，欧洲、美国说决定给老百姓发钱很容易，发个几万亿美元没问题。但特朗普说搞个万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提了几次都无疾而终。美国没有那个决策体制，他怎么去搞投资？他也没有一套报项目、选项目、审项目、上马项目的决策机制，尽管欧洲、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了，但是他们的决策体制通不过这样的基建投资提案。 不管什么原因，消费增长的滞后，与我们提的内循环主体的、靠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是不符合的。所以如何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是我们下一步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当然，除了短期疫情恢复的不平衡，需要重视的是，中国经济有可能也会像在过去十年出现长期增长的不平衡。从产业上来看的话，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新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新经济的增长，它跟过去四十年增长的普惠性不一样了，不能期待在西部或者中部某个小城市出现一个阿里巴巴，或者出现一个字节跳动。所以过去十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平衡体现在少数产业的增长，少数地区的增长，少数人口的增长，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别无选择地是这样不平衡的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以上观点，供大家批评讨论，谢谢！ 以下为问答互动： 问：如何看待目前的股市情况？有没有可能涨到3400点 滕泰：预测中国的股市点位的跟算卦差不多，但是如果算卦的话，只算一个3400点的话，那目标也太小了，中国的股市这十年都没怎么涨，要涨的话肯定会超过3400点。股市必须得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情况，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率先复产复工，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大国经济。虽然有很多不平衡性，总体来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恢复的趋势。一季度是负6.8%大家知道，二季度是正3.2%，那么三季度总量有可能到5%以上，四季度更快，有可能搞到7%以上。明年一季度跟今年一季度比的话，同比增长可能到12%以上。从货币供应来看的话，M2的增速这些年一直是偏紧的，现在到了10%以上，所以M2增速货币供应相对这个宽松的程度，我觉得也能保持到明年一季度。 所以，虽然点位又不好预测，总体还是要乐观一点。 问：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看到有观点认为以后不应该将房产作为资产配制，您如何看待？ 滕泰：房价的变化一般受到土地供应的因素，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居民收入的因素，房地产金融的因素，还有资产配置因素等这五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居民收入来看，房价永远跟居民收入正相关，居民收入涨得快房价就涨得快，居民收入如果增速回落，那房价也涨得快，今年居民收入增速比往年显著回落，不支持房价上涨。 第二个城镇化，或者是人口迁徙，澳洲、新西兰、包括中国过去几年过去房价涨得都不错，全是因为人口。每年百分之一点几的人口进城市，总量上它会支持房价的上涨，现在看人口进城市的速度会放缓，可能未必支持房价的上涨。 房地产金融现在来看是受控的；土地供给方面，可能今年、明年大家会看出来其实是增加的；最后一个资产配置因素，房价涨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房子，这是一个正向因素，房价不涨了，大家就不买了，是个负向因素。 所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再去把配置房产作为一个投资肯定不再是好时候，但是也不排除局部的某些区域的房价还会持续上涨，比如像大湾区的地区，经济有活力，教育、文化环境也都在改善，但是珠海、中山、佛山、汕头，这些地区房价相对于长三角的无锡、苏州要低很多，类似于这样地区还是可以关注的。 问：您觉得目前应该降息，但是有观点认为穷人更在乎利息收入，您怎么看待呢？ 滕泰：大家都在乎利息收入，但是如果全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利息从哪里来呢？降息是个宏观决策问题，既刺激消费，又刺激投资。1到6月份的时候，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9万亿人民币，因为大家对未来感觉到不安全，花钱的地方太多，收入在降低，所以边际消费倾向在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降息就是鼓励储蓄，那么消费起不来；消费起不来，经济循环不起来，内循环不行，那就业不行收入也必然受影响，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疫情冲击下个各国都大幅降低了利率。 问：前一阵子一个演讲当中提到了说美国制造业占比虽然只要有11%，但是如果加上生产性服务业，就占到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0%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滕泰：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环节的产值在GDP中占比下降相似，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发达，生产制造环节产值在经济中占比下降与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不矛盾。正如年勇先生演讲中所述，在美国占经济总量81%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最近几年已经提高到48%左右，因而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实际达到60%左右。所以，一方面单纯生产环节体现的制造业产值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与生产环节相关的服务业产值却迅猛增长。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确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虽然美国制造业在GDP占比仅为11%，但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强国。同样，虽然德国、日本制造业占比仅为20%左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实都很强大。 不过，“生产性服务业”这个概念也很值得讨论一下，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是不是为中国的手机组装车间服务的？微软公司，是不是为那些使用windows的制造业工厂服务的？耐克公司没有工厂只有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和管理，那耐克也是为他在中国、印尼、墨西哥的加工厂服务的？还有特斯拉总部是为上海的制造厂服务的吗？到底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为谁服务？ 答案是，苹果公司的研发、设计、品牌创造了价值（客户消费的主要也是这些价值），大量制造业都想为苹果公司服务；耐克的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创造了价值，大批制造企业都行为它代工服务——那些用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管理创造价值的现代服务业，不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恰恰相反，制造业为他们服务，在苹果、耐克等完成了价值创造的80%以上之后，制造业只是完成剩下的20%的硬件价值来提供一个载体。 我们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没有错，但是制造业的重要性既不体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上，也不体现在所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那些能够独立创造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的现代服务业的规模上——这些现代服务业所引领的技术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产值越大，单纯制造环节的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就会越来越低。 制造业占比降低，但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并不低，只是服务业的规模超过了制造业的规模。历史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虽然压低了农业的占比，但并没有损害农业的增长，而且工业技术还推动了农业的产出增长；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零售、新金融等行业的快速成长，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虽然压低了制造业的占比，但并不曾损害过制造业的增长，而且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制造业产值的提高。 问：最后一个问题，国内当前比较关注消费低迷的趋势，您觉得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降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建议吗？ 滕泰：消费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疫情，疫情是造成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疫情受控了，社会秩序恢复了，消费为什么还不恢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同时，美国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每天新增加病例几万人，但美国的消费6月份就正增长了，8月份又创新高，这个是怎么回事？ 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受损失，人们收入的减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增加，所以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了。如果没有一个外部变量来打破，它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回到之前那种增长。那么，这个外部变量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有呢？短期能影响消费的主要就是利率和收入，收入除了工资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不论从哪里着手，都应该在稳消费上多花点资源和工夫了。 来源：经济学家圈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年前有多少人想到了微信能够普及到并频繁与高效地应用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年我们的前瞻性及想像力是多么贫乏吗？实际的情况将很可能是， 我们今天的前瞻性及想象力若干年后将被事实证明为过于贫乏，而非过于丰富。所以，对于信息经济的将来，我们必须展开高度的前瞻性思维及想像； 如此，对于信息基础设施， 进而”新基建“的发展空间就不会质疑了。 “新基建”正日益成为政府的政策重点和市场的关注热点。此概念提出后的初始阶段，关于其定义和涵盖范围有很多争论， 一度七大领域的说法占主导。后来， 国家发改委对此定义与范围作了公开的说明与解释。国家发改委的全称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其前身是号称为 “小国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在的职责范围虽没有其前身那样大至涵盖国家及各省市经济发展指标的制订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立项及审批，但专注于社会、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规划，是国家长远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政策的制订者。“新基建”窄义而言是国家新的产业政策，广义而言是有关今后我国社会、经济与产业整体发展的新政策集合，所以应该是由国家发改委来定义、设计、规划与实施的。这就是说，关于“新基建”，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是最具权威性的。 根据发改委的权威说法， “新基建”的定义为，以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与市场上的定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更系统、准确与清晰，其中的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更凸显了信息网络在“新基建”中的基础地位。更重要的是“新基建”的涵盖范围，发改委的权威说法是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製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等。由此可见，“新基建”的核心是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设施的建设。 那么如此定义的“新基建”， 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即，到底代表多大的投资规模，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有多大呢？对此很多人抱有疑问， 也是市场关心与争议的重点。 关于代表多大的投资规模，由于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目前很难有一个准确的估算，市场上的一些估算都不全面。应该说，当前这一规模不会太大但也不是太小。但关键是，随着“新基建”的大力推进，此规模从今年开始可望呈现持续性的跳跃式增长，从而在若干年后逐步扩大到主导固定资产投资的地步。如上所提，“新基建”的核心是信息基础设施；如果相信信息经济将是今后经济发展方向的话，则这一指望就是现实的。当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四大项目为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窄带物联网（NB-IOT）和北斗导航；每一大项目都意味着庞大的投资。仅就5G而言， 据《2019年中国5G产业市场研究报告》预测，今后15年全球5G产业的投资额将高达3.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约30%，并将创造出1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 至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还应该或更重要的是看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包括在上游与下游两个方向上的带动。在上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平台、物联网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网络、区块链网络等，都是由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组成的，这些网络/平台/中心的建设需要购买这些设备，必将带动这些设备的投资；这些设备又是由各种元部件组成的，又将带动这些元部件的投资；元部件又将带动金属/非金属材料的投资，…。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有人会说，每一个行业的投资都会带动其他行业的投资，都有如此的乘数效应。的确如此，但必须看到，带动不同行业投资的力度，即乘数效应的大小是不同的。信息技术产品是由各种不同类型且数目庞大的元部件组成的，上游产业链长而又粗， 所以带动其他行业投资的力度，即乘数效应大于一般行业。如上所述，其将直接地带动信息设备制造、电子元部件製造，包括集成电路，与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制造，包括半导体，同时还将间接地带动很多其他行业，如机械、化工、黑色和有色金属采掘、封装、物流及信息服务等等。 在下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后将大大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及效率，如”互联网+效应”。从信息经济内部开始，5G网络将大大提升智能化水平从而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普及，大大提升万物相联的能力从而促成物联网，包括车联网的实质性崛起，大大提升VR/AR的效果与效率从而将VR/AR嵌入实体经济与人民的生活。这样， 智慧工厂、智慧办公室、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将从梦想变为现实，信息经济将惠及整个经济及社会，或者说整个经济和社会将信息化。比如，根据赛迪顾问发佈的《2018年中国5G产业与应用发展白皮书》预测，之后5年5G将直接拉动智能网联汽车1.3亿辆，物联网连接数124.5亿，VR/AR设备出货量2，356.2万台。以金额计，仅是物联网连接数124.5亿，一个传感设备的价格如果按100元算就是1.245万亿元，按1，000元算就是12.45万亿元，而按10，000元算的话则是124.5万亿元，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从而对经济是一个多么大的拉动。 如此下来，今后蓝领和白领都将分别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办公室中生产和工作，而人们的户内与户外生活都分别在智慧家庭与智慧城市中度过，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象，而这一景象又需要多么庞大的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设施来支撑。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及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而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当然，这一景象目前还在憧憬阶段，还需要有高度的前瞻性思维来想像。有人可能会批评这样的思维与想像过于丰富。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年前有多少人想到了微信能够普及到并频繁与高效地应用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年我们的前瞻性及想像力是多么贫乏吗？实际的情况将很可能是， 我们今天的前瞻性及想象力若干年后将被事实证明为过于贫乏，而非过于丰富。所以，对于信息经济的将来，我们必须展开高度的前瞻性思维及想像； 如此，对于信息基础设施， 进而”新基建“的发展空间就不会质疑了。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