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注册制来了！意见领袖重磅解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奥平（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伴随着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的落地，2020年3月1日新版《证券法》的实施，以及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中国资本市场正式迎来了全面的注册制改革。 2020年5月19日晚，瑞幸咖啡公告确认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通知，被要求从纳斯达克退市。此消息基本宣判了瑞幸咖啡在资本市场上被判“死刑”，资本价值将彻底崩塌。5月20日，被要求退市的瑞幸咖啡复牌，市值由最高点130亿美金跌到仅剩7.1亿美金，低于其2018年4月A轮融资时估值为10亿美金。从成立至今，不到三年，创造了最快上市与最快退市双纪录的瑞幸咖啡坐了一次“资本过山车”。瑞幸事件背后，体现出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核心上市制度的两大核心。 核心一：上市价值化 注册制弱化了对企业的财务指标要求，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上市条件更加多元化，采取市场化的询价定价方式，所以，如何在理性市场的状态下满足上市的资本价值要求是企业注册制下实现IPO的核心。瑞幸咖啡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实现登陆资本市场，其核心便是在上市前已完成了估值为30亿美元的B+轮融资，资本价值在一级市场得到市场化股权投资机构的验证，在IPO阶段，其价值再次得到了市场化投资机构的认可，便高效的实现发行上市，创造了最快上市记录。 核心二：强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实行注册制的资本市场，其核心灵魂便是强化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要求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在注册制下，监管机构重点的监管职责便是严禁企业的重大财务造假、虚假信息披露等行为。瑞幸咖啡在2020年4月2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在2019年二季度至四季度期间虚增了22亿人民币交易额，相关的费用和支出也相应虚增。”如此高额的财务造假、虚假信息披露行为无疑是在资本市场上“自废武功”。纳斯达克作为注册制为核心的全球性资本市场，也必将会对如此恶劣的财务造假行为进行严重的处罚，目前，纳斯达克上市资格部已书面通知将瑞幸咖啡的证券从纳斯达克退市。 伴随着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的落地，2020年3月1日新版《证券法》的实施，以及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中国资本市场正式迎来了全面的注册制改革。注册制给到了更多处于快速成长期企业在A股实现IPO融资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将会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不具备长期真实资本价值成长能力的企业将逐步被资本市场所“淘汰”。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5月22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阳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把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作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议案》。 《议案》指出，长期以来，民办教育在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超过14万所，在校生突破4000万人。充分认识民办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客观的立场和更加长远的时间尺度。 林腾蛟认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需要。2019年5月以来，谷歌、英特尔、高通等美国高科技企业停止与华为合作。对于华为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难、惨烈斗争的开始。中美科技战已经展开，华为今天的处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科技产业与美国之间差距的现实。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所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 以中美大学为例，美国有4298所，其中私立2672所，占62.2%；我国目前1245所，其中民办419所，占33.65%。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中，美国29所入围，其中私立18所，占62.07%；中国12所入围，均为公办大学。此外，国际上众多科技发明源自民办大学和企业。我们应该看到，民办教育有着天然的灵活机制、创新基因和竞争优势，理应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把发展民办教育提升到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有利于优化学校管理与人才培养机制，从而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增强“四个自信”。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民办教育坚守初心，培养“爱国家、有情怀、敢担当、善作为”的时代新人，这是民办教育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担当。让民办教育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充分发展，这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彰显。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解决财政供给不足的需要。据统计，2018年国家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36990亿元，比2002年的3491亿元增长了10倍，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性经费更是增长了15倍。而民办教育基本不占用公共财政资金，却为社会提供了20%的公共教育服务。如果目前民办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转由公办教育来承担，预计公共财政每年要多支出7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因中国人口众多、底子薄，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政府投入财力解决。当下教育部门掣肘民办教育发展，将让我国教育刚刚出现的良好形势，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利局面。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民办教育是在市场经济的磨练下成长起来的。在此过程中，民办学校不仅接受政府政策规范、评估检查，还要面对公办学校天然优势的竞争，只能通过努力提升办学实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民办学校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品质致胜”意识。正是依托优胜劣汰的机制，保证了民办教育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一些优质民办学校将现代管理智慧运用到办学实践中，创新学校管理，创造更加丰富的公共教育产品，有效解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广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民办学校，让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择校自主，更有利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因此，针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林腾蛟提出三点建议。 建议一：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支持民办教育做大做优做强。 只有把教育办好，民族才有未来。民办教育不是拾遗补缺，而是不可或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国家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民办教育代表的教育运行模式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制约民办教育不但降低全社会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质性提升。他建议，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趋势中，民办教育应该更有作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建议二：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创办综合性大学和基础教育。 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华为、阿里、腾讯等这些有实力的民营世界500强企业办教育，特别是创办应用技术型大学；同时筛选一些有办学实力、发展潜力的民办高校，助力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让大企业的科研经费实力与大学的人才、研究资源紧密结合。 他认为，一方面是产教高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让中国更多企业像华为一样参与国际竞争、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充分开放的市场才能更好避免“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在基础教育方面，让更多的民办学校在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资源、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展开广泛实践，才能保持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培养教育创新土壤，避免“万校一面”同质化发展与“一刀切”简单化管理给我国教育带来不可挽回的深远负面影响。 建议三：依法保障民办教育的办学自主权。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规定“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在实践中常常难以落实。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一刀切地剥夺民办学校自主招生权与人民群众适当的择校自主权，造成激烈的社会争议，甚至引发对政府契约精神、违法行政的质疑。 在这方面，林腾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司法部启动对地方招生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保障教育领域法治建设成果。同时，建议教育部给予地方更多政策空间，引导各地合理调控民办学校比例、办学门槛与办学方向，确保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精神，‘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推动民办教育蓬勃发展。”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邓志超、马泓、张秉文、许珂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2019年和今年以来政府的工作进行全面回顾，肯定了以往的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新冠疫情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冲击。《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对就业和民生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字里行间渗透着政府对于疫情冲击下“六稳”、“六保”工作的高度重视。《报告》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扩大财政支出，同时还强调中央政府带头、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可谓诚意满满。植信投资研究院根据《报告》，整理如下要点点评，供参考。 一、实事求是，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各项不确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虽然中国较早走出疫情，生产、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但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依然较大，这使得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可能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局面。今年要努力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最终的达成可能与预期之间会有一段距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今年可以基本达成目标的可能，关键还是要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体现了政府对总体目标考量上的审慎，使得后续政策可以相机抉择。而另一方面，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也为疫情后缓解、恢复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了更多的空间。《报告》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二、财政赤字留有空间，大力度支持地方财政 《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从总量上来看，似乎低于市场预期。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特殊时期做了特殊安排。中央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的国债融资全部发放至地方基层，此举印证了日前市场一直在讨论的“中央财政加杠杆”的应对疫情冲击的方案。同时，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正在积极努力盘活已有的财政资源，特别是中央带头承诺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并压减50%以上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费用，以此要求各级财政大力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而从赤字率安排上来看，“3.6%以上”给出的是赤字率的下限，此举应该是为后续的财政支出留有空间。如果全球疫情失控，未来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负面冲击，那么还需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报告》对财政赤字率给出了下限，因为还需要保存“弹药”，以备非常有可能的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再考虑到中央特别转移支付的2万亿，今年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积极配合国债发行 《报告》对货币政策的指示基本符合植信投资研究院4月月报的预测。此前，市场一度认为，货币政策刺激空间已经不大，央行很有可能就此“踩刹车”。而从《报告》的表述来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说明货币政策仍将继续逆向调节，货币政策还没有到踩刹车的时候。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释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考虑到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都需要商业银行来购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增加银行可用资金，支持财政发债。同时，《报告》对于利率的要求也非常明确，要推动利率继续下行。现阶段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主要是要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货币政策会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端降低成本上下功夫。未来，央行可能继续下调MLF、逆回购、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工具利率，引导LPR等融资利率下行。必要时，也不能排除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以缓解商业银行成本压力的可能。 四、新老基建同步发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今年将扩大内需，重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快信息现代化建设。从去年的培育、发展市场到今年投资落到实处，新基建将为托底经济提供新动能。 《报告》提出要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与去年相比，增加了城镇旧区改造的要求，明确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向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建设迈进。传统基建重大工程方面并为如去年般设置具体投资额，但增加了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额度。总体而言，2020年基建将提速。 从《报告》来看，房地产市场调控基调依旧是“房住不炒”，但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将助力房地产行业向健康发展道路前行。《报告》在2020年工作任务部分中，新增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该内容也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此举乃增量改革，也是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提及，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将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预计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更多的土地配置指标，因城施策政策意图逐步体现，对应房地产行业占当地GDP的比重可能上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五、以“六稳”和“六保”为主线，发挥消费的主要拉动作用 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更多。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 面对困难，下一阶段我国将加大“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工作力度，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回升，同时提高投资的有效性，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我国在2019年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取得的成绩，其中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上一年度的“进一步增强”到今年的“主要拉动作用”，作用和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72260亿元，增长9.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消费部分特别强调了“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保就业方面，不仅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电价、宽带等生产经营成本，同时也强调了要加强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对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的特别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将通过脱贫攻坚行动、上调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等举措，提升重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品，让更多人有能力、有信心消费，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提升消费需求的同时，国家也将通过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等方式，培育新的消费领域。报告指出，国家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债券3.75万亿元，重点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等新性基础设施，激发新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新型城镇的服务性功能，让偏远地区的居民更多到城镇消费，也能让产品通过新型城镇作为中转。通过新型物流产业传递到更多的农村地区，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
5月22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进表示，在今年两会上，他将提交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的思考建议，从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的角度建言献策，以加快我国智能经济形态的构建，引领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王先进在这份名为《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的思考建议》的提案中指出，工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考验。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应对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生产制造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韧性。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进 趋势：AI与工业深入融合是现代工业发展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前瞻性、战略性技术，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王先进看来，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多层次系统化平台体系初步形成，应用持续深化，从局部突破走向垂直深耕，“总体上来看，人工智能与工业的融合成效初显，但与美德日等先进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并且人工智能与工业领域细分子行业融合度差异较大。” 他认为，我国工业正处在智能化升级的重要阶段，以复杂机械装备仿真设计、制造工艺优化、产品质量（瑕疵）检测、智能仓储物流、能耗管控、安全管理等应用场景为切入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既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人工智能带来更为广阔发展的空间。 人工智能与生产制造融合，对生产质量与效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以德国海德堡的ABB公司智能工厂为例，该工厂部署了7种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能够根据前序工段特点自动调整工作模式，确保工厂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最终使工厂生产效率提升了3%，产品种类也增加了3倍。 同时，基于AI的智能在线检测技术还能提高产品检测速度及质量，减少因漏检、误检所引起的损失。如旷视为某摄像头模组企业提供的智能质检解决方案实现了产品的在线实时检测，能够及时发现产品划伤、折痕、油污、破损等缺陷，缺陷检测率同比提高90%，降低85%以上人工成本，整体维护成本降低10%。 挑战：人工智能关键基础共性技术亟待突破 但在实际操作中，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的问题和挑战也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关键基础共性技术亟待突破、成功应用案例示范效应不明显、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缺乏协同、工业企业数字化基础依然薄弱。 “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关键基础共性技术层面，我国缺乏完善的主流框架的人工智能基础平台，大部分人工智能企业依托谷歌、脸书等国际巨头开发框架开发中下游应用，对外部基础技术依赖度高。”他分析认为，“AI+工业”的组合，在诸多工业细分领域也没有适合切入的应用场景，而现有成功案例多集中在超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缺乏示范推广效应，“更为致命的是，智能化改造项目平均需要约3.5年时间，投资超过9000万元，这无疑加大了工业企业的经营风险。” 从产业链及行业的角度来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顺畅、端到端解决方案能力不足、生产系统数字化率低、工业企业数据不规范等问题，也进一步制约着人工智能与工业的深度融合。 对此，王先进表示，人工智能在工业细分领域的应用差异化特征显著，只有通过搭建通用型人工智能操作深度学习开发框架，实现场景化算法的快速构建，才能快速响应企业差异化需求，降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成本和部署成本。因此，构建深度学习框架级开发能力，也成为人工智能与工业加速融合的必要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批国内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的不懈努力下，以MegEngine（天元）、PaddlePaddle（飞桨）、Jittor（计图）、MindSpore等代表的国产深度学习框架的开源，也为我国人工智能与工业加速融合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旷视于今年3月正式发布新一代AI生产力平台Brain++，并开源其核心框架天元（MegEngine），其中天元也是国内唯一自主研发并全员使用的深度学习框架，可针对不同垂直领域的碎片化需求定制丰富的算法组合，以更少的人力和更短的时间开发出各种新算法，为产业智能解决方案规模化落地提供技术保障。” 建言：四大核心关键点加速“AI+工业”深度融合 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的深度融合？王先进在建议中认为可以从以下四大核心关键点入手： 支持自主框架，夯实核心技术能力 在基础技术研发方面，要继续支持以旷视、百度、华为等重点企业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开发框架以及芯片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减少对国外开源框架和GPU芯片的依赖，同时在工业领域推广应用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框架和芯片，提高工业生产安全性。 同时，还应加快推动国内人工智能行业标准体系建设，探索成立开源基金，这不但能够积极引导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发展方向，不断提升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能加快构建自主开源生态。 推进融合应用，提升实体经济效率 在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示范方面，重点针对智能产品与装备、智能工厂与产线、智能管理与服务、智能供应链与物流、智能监控与决策等领域梳理需求，定项支持加速解决方案落地，遴选典型案例示范推广。同时，打造深度融合标志性产品、平台和解决方案。 在政策扶持方面，鼓励人工智能“应用先导区”和“创新发展试验区”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的支持，探索设立地方专项资金支持工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建议相关部门能够为典型行业、典型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加速行业示范人工智能应用项目的落地，同时加大对已落地案例的推广，更好地发挥成功示范效应。 鼓励产业协同，打造产业生态体系 支持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和人工智能与工业融合发展相关联盟、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行业和跨行业交流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跨行业协同创新。同时鼓励产业园区搭建跨行业交流平台，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商与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加强合作，加强工业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交流合作，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人工智能应用集成。 破除行业壁垒，打造融合发展环境 要优化数据治理规则，推动行业间数据流通，建立可执行度高的数据监管条例，为人工智能应用研发和应用提供充分的数据资源和环境支持。构建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下一代互联网、5G通信网、工业互联网、超算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降低行业融合成本。推进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建设，优先针对智能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发展和应用需求，推动相关接口标准化。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提出财政政策更积极，赤字率首提“3.6%以上”；强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强调推动利率下行；提到减税降费加大力度，重在中小微企业帮扶等，这都传递了什么重要信号？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八大特点： 1、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今年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经济增速目标很难设定，过高难以达到且可能加剧内在风险，太低又打击市场信心且不利于潜力释放，不设目标增加灵活性。新增就业下调至900万+（去年为1100万+），调查失业率上调至6%（去年为5.5%），反映就业压力很大，今年各项政策聚焦稳就业。 2、财政政策积极，赤字率首提“3.6%以上”，为今年加大财政力度预留了口子。今年财政赤字增量1万亿（赤字率3.6%以上）+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专项债增量1.6万亿（全年新增3.75万亿）。3.6万亿增量全部用于地方政府，主要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以及“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意味着下半年地方政府每月比去年多增5000亿左右的资金，地方财政比上半年有明显改善。 3、减税降费加大力度，重在中小微企业帮扶，保障就业民生。今年在2019年2.36万亿实际减税降费规模上继续增加，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其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缓至明年。 4、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强调推动利率下行。报告强调“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截至4月，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为11.1%和12%），“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今年以来LPR利率累计下调30个bp至3.85%），说明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 5、强调推动消费回升。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复工复产带动供给侧反弹，但需求回升缓慢。“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成为支持消费的发力点。此外，预期未来扩大“消费券”使用范围，并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也将是推动消费回升的重要手段。 6、强调扩大有效投资。3.75万亿专项债重点支持新基建（5G、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新消费）、新型城镇化（公共设施服务、旧改）、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但房地产政策不会调整，仍然延续“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7、改革方面，较去年新增“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配合前期文件下发），并提及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8、民生方面，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作为抗疫特别国债用途之一）、“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纳入农民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西双版纳5月22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西双版纳报》消息，5月17日下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许家福当选为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家福简历 许家福，男，彝族，1964年11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89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景洪市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西双版纳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西双版纳州政府秘书长，勐海县委书记，西双版纳州委常委、秘书长，西双版纳州副州长，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等职务。 2020年5月当选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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