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汉中5月22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陕西省纪委监委对汉中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党振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党振清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证据;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违反廉洁纪律，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住房、车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反工作纪律，在工作时间多次外出从事摄影活动;违反生活纪律，追求低级趣味，长期与私营企业主打麻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嫌受贿犯罪。 党振清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三观扭曲，目无法纪，肆意妄为，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甘于被“围猎”，大肆收受贿赂，践踏法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之后仍肆无忌惮，不知敬畏，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党振清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党振清简历 党振清，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陕西汉中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 1980年9月至1982年7月，陕西省商业学校会计专业学习； 1982年7月至1984年12月，汉中市百货公司、百纺公司干部； 1984年12月至1991年4月，汉中地区经委干事； 1991年4月至1993年2月，汉中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 1993年2月至1993年10月，汉中地区行署政办科副科长； 1993年10月至1995年2月，汉中地区行署机关团委书记； 1995年2月至1997年7月，汉中市政府办公室接待科科长； 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汉中市政府机关事务处主任（副县级）； 1998年12月至2001年8月，汉中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机关事务处主任； 2001年8月至2006年6月，汉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接待处处长（正县级）； 2006年6月至2011年6月，洋县县委书记； 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汉中市委秘书长； 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汉中市副市长、市委秘书长； 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汉中市副市长； 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汉中市委常委； 2019年4月，汉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颜色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一、事件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二、点评 此次两会亮点在于没有明确提出GDP增长目标，而将政策重点转向稳就业与保民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扶贫和社会保障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第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实体企业与低收入群体亟需政策扶持。虽然两会并未明确GDP增长目标，但我们认为GDP仍需保持2-3%左右增速，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体现为通过稳企业来保就业，优先支持民生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与个人。财政政策一大亮点在于在财政收入受减税降费和疫情冲击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更加积极有为但仍保有节制，优先支持民生与社会保障，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以确保“六稳”“六保”。同时仍注重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两新一重”，以稳住中国长期经济基本盘。货币政策着重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为企业降融资成本提供融资便利，以保住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广泛热议，资本市场也有所反应。我作为连续三届的地方人大代表，可能比一般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是件好事 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居民更关心本国的GDP增长目标了，这也使得海外媒体也格外关注我国的GDP目标。每年年末，我们都要预测下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目标，去年年末，我预测的GDP增长目标是6%左右，CPI为3.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我相信这两大预测结果都能应验。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并蔓延到全球，尽管中国疫情得以顺利控制，但全球下半年疫情能否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故不设目标合乎逻辑。 实际上，笔者认为全社会长期存在对GDP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和过度解读问题。昨晚我与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泰证券李玮董事长沟通，询问他什么时候拿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他说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拿到，与媒体直播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全国人大的会议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关注度过高使得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披露的时间被严格规定。 地方开两会，通常在开幕式前一天，人大代表们就已经拿到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纸质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保密材料；而且，在正式报告发布以前，人大代表们和社会各界提前约一个月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六天前，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所在的城市刚开完两会（因疫情而延迟），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居然为6.5%，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啊。我解释说，该城市有它的苦衷：省里的两会疫情前就开过了，确定的GDP目标为6.5%，该城市不能“拖后腿”，而全国两会还未召开，不知道会定什么目标和怎样力度的政策，故该城市只能与省里之前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保持逻辑一致。 事实上，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通常分两类，一类叫约束性目标，另一类叫预期性目标，前者必须得完成，后者不一定要完成。 例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有13个约束性指标，也就是说，必须完成的全都是涉及资源环境和民生福祉方面。在民生福祉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都被列入约束性指标。 另外12个指标属于预期性指标，如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等。这表明，这些指标需要去努力完成，但不是必须实现的。 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早就把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应该去关注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执行情况，这才是硬指标。 因此，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说不定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目标而去做一些“重复建设”等事情；不设目标则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和“六保”，从而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小微企业、关注民生、关注就业。 从其他目标反推GDP“隐含目标”：3-4% 虽然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但报告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目标”。一方面，报告仍然设定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从往年情况来看，1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对应新增就业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221.6万，中泰宏观首席梁中华据此认为，今年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在3-4%之间。 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根据财政赤字率反推的名义增速约为5.4%，按照GDP平减指数在1-2%之间，那么实际增速大概也是在3-4%左右。 那么，靠什么来实现新增就业900万和对应3-4%的GDP增速呢？我认为还是靠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主要靠基建投资，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新基建。在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的情况下，更不要期待房地产政策有什么放松，而且报告也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说明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虽将比去年有所下滑，但幅度不会过大。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由此推测，今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靠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估计要达到7-8%左右的增长，才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3-4%左右的增速。 中泰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判断，医疗卫生领域仍将是建设重点。因为新冠疫情显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未来大的趋势将聚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对具体投向都做出了明确要求；（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 在稳消费方面，报告提出：“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说明稳消费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是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二是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社保标准，让老百姓敢消费。 货币政策空间大于财政：降息仍会持续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地方专项债的规模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而且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的提升大幅放缓，也为今年政府加杠杆腾出了空间，但考虑到仍有很多隐性债务存在，以及地方到期债务压力巨大，故丝毫不能放松支出的口子。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节约财政”，财政要“提质增效”。这在今年各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即要大力压缩政府部门的日常开支，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中小微企业的减负和民生投入。 在两会之前，学术界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如今，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发国债的规模之和也就2万亿，不会给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挤出效应”，只要央行继续降准和发放再贷款就足够让“流动性适度和充裕”了。因此，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层希望财政支出能够“细水长流”，倒是货币政策的空间稍大。 之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有以下理由：自2018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设定具体目标，2018年的表述为“合理增长”，2019年的表述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今年的要求为“明显高于去年”。假设今年的名义GDP为5%，M2为10%（去年为8.7%），那么M2-名义GDP高达5个百分点，相比19年的1个百分点，大幅上升。 此外，目前某些期限的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已经出现了“倒挂”现象，适度下调存款利率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报告中提及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工具呢？应该是结构性的工具吧，旨在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产生各种套利。 随便提一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提及较少，只是分别就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分别提了一句话的要求：”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可见，今年经济重心还是放在重振实体经济方面。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中央支持地方，银行让利企业，富裕扶持贫困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稳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首先，在支持地方方面，“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样的压缩中央财政支出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又提到，“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支持地方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强烈，都十分罕见。 其次，在均衡社会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报告》的表述也十分明确：“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说白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全社会经营收入构成中的占比过高，早就成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了。以上市公司为例，所有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净利润占比接近一半。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6.8%，但金融业增加值居然达到6%。 为此，《报告》“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第三，扶贫方面的力度继续加大，因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扶贫是底线，今年必须“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GDP不设目标，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变，全面脱贫的目标没有变，一定要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此，提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根据蚂蚁金服运用大数据估算，中国个体经营户的就业人数约为2.3亿人，因此，在疫情之下，确保个体经营户能够活下来，就是保就业的最好办法。据统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0次提到“就业”，2020年则39次提到“就业”，提及频率增长30%。就业改善，对于全面脱贫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存量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分化，包括区域经济、居民收入、产业和行业、头部与非头部企业这四大分化。这也给全面脱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为此，我在去年7月参加克强总理座谈会的时候，建议“当前经济改革核心是重塑利益格局，把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及部门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和协调。”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大型企业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要与中小微企业共生共荣，银行则要向中小微企业适度让利。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体现了总理的这一理念。 通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并不觉得该报告超出或不及预期，该报告实际上与今年以来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非常一致，即保持定力，切合实际，底线思维，意在长远。而有些市场人士总是盼着大干快上，高举高打，短期纵然可以实现翻番目标，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带来三份建议，瞄准创新发展，提出《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建议》；聚焦消费回暖，提出《关于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的建议》，以及《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建议 一、案由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关联众多重点领域协同创新、构建新型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载体，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期，国家多个部委加快出台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法规推动我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在经济总量、研发投入、人才素质、汽车产业、交通网络、数字经济和相关产业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是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天然基地，更有机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开放式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的中心，引领全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完全可以结合区域内的优势，构建大规模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开发、测试和应用的先行示范区。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期间，由上汽、上港、中移动等企业联合实施的“洋山港区”无人驾驶项目，实现了“5G+L4级智能驾驶重卡”全球首次示范运营；同时，嘉定区也正在打造5G交通示范区。这些都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年2月，国家11个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了我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战略愿景和主要任务。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相关方案也正在加快制定过程中。通过前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感到，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仍然存在着法律法规限制、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进一步的实施细则，适当放宽法律法规限制，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在国内国际上率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之路。 二、案据 根据国家11部委联合印发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通常又称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多个部委加快出台《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等一系列发展规划、政策及标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同时，传统车企、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造车新势力、互联网公司、信息通信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都在积极加大投入，加快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在核心零部件与整车系统集成、信息交互、基础设施建设、测试区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均有一定突破。但需要清醒地看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落地应用受政策法规制约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流通、上路行驶、事故责任和保险、网络安全、地理测绘等环节，涉及约26部法律法规。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试车”，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城市快速路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参照高速公路管理的规定执行”。《公路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不得将公路作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地”。 2、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突破传统的汽车产业范畴，需要人、车、路、云、网、图等互联与协同发展，道路交通、信息通信、数据云平台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有待加大投入建设。以上海为例，在基础设施信息化、数字化升级方面，虽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着跨部门协调、跨产业协同难度大，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投资主体不明确等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影响建设进度，并面临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的挑战。 三、方案 基于上述的问题并结合上海先行先试的情况，提出两点建议： 1、建议在部分管制区域、部分限定路段试点法律法规突破，满足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需要。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如长三角），选择整体环境较好的区域（如上海临港(行情600848,诊股)东海大桥、嘉定汽车城），建设高度自动驾驶（L3级别以上）先行示范区，并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在示范区内试点突破法律法规限制，允许高度自动驾驶车辆上高速/高架道路进行测试及示范应用，在特定区域率先试点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载人、载货商业化应用。 2、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动智能汽车产业“新基建” 依托国家2020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宽带网络和5G领域），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从5G新型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系统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智能汽车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培育相关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上海为例，支持上海按照《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建设“一路一区”C-V2X规模示范网络（“一路”—洋山港-深水港物流园-上汽临港工作物流运输条线，“一区”—上海嘉定53.6公里开放道路），打造新型智慧物流和存量城市转型升级两大样板工程，并逐步向上海全域乃至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 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 一、案由 随着近年来私家车的普及，汽车保有量增加带来的道路拥堵和城市的交通管理持续优化成为一对长期相伴而生的主题。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了限购限行的措施。从当前科技进展和国外先导国家经验来看，充分利用国内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技术，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配合市场化调节手段，实现从车辆拥有管理到使用管理，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 二、案据 我国汽车市场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从乘用车千人保有量个位数增加到2019年147辆。虽然和成熟国家的千人保有量尚有差距，但中国一、二线城市高峰期对交通的压力很大，相继有8城市1省采取了限购限牌的管理模式。随着2018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增速28年来首次转负，政府开始逐渐出台政策鼓励汽车消费，放松地方的限购政策。2019年1月29日，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出台实施《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已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地方，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优化机动车限购管理措施。”2019年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再次强调“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2020年以来为了快速恢复疫情冲击后的经济，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地方性的政策，增加牌照额度。我们应该从汽车消费良性增长及城市交通管理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深刻审视目前中国城市限购限行产生的问题以及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 1、现有的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华东地区某城市，300万辆汽车保有量，2000公里城市道路，在日常监控中发现，当20万辆车辆上路，城市道路能保持通畅，但上路车辆增加到29万辆，道路就出现了明显的拥堵。从城市道路总量和使用状况来看，承载容量仍有不少空间。从身边驾乘感受来看，高峰路段路口拥堵，红绿灯的管理明显不能实现改善，在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却能更快疏通拥堵情况。可见，现有的交通管理仍有不少提升空间，特别是针对上路车辆规模的增加，“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更动态更灵活的交通管理体系。 2、中国城市特点，更需要精细更科学的管控体系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高，路网密度相对不足，道路资源和停车资源更需要高效实用。我国多个城市已经采取了限购限行措施，城市道路及轨道交通发展很快，但“当斯定律”（道路增加永远赶不上车辆增加，仅通过修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如影随形。而且中国的城市居住是封闭式小区为主和国外大城市的开放式街区相比，路网密度有先天的不足，所以只靠修路仍然不能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更精细化、更科学的城市交通管控提高有限资源的协调使用是重要方向。 3、日益严格的限购限行严重制约汽车的消费 部分一线、二线城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采取摇号政策。但摇号难、中签率低成为汽车消费的政策壁垒。放开这部分政策，对于促进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三、方案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成为汽车制造的强国，释放汽车消费拉动内需。建议改变现有的城市汽车管理方式，利用我国的大数据和智能网联基础设施的普及应用加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建设、从拥有管理转向使用管理转型。有以下的建议： 1、做好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的数字化积累，为科学管理打好基础。城市不仅需要静态的保有信息，还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上路车辆数、分布状况、通行状况进行积累；城市道路、各类停车资源进行总量、在用量和空闲状态建立城市级别的整体信息库，为后期的资源协调使用做好基础准备。 2、加速大数据、智慧交通管理的方式代替简单的限行，解决城市拥堵。中国在大数据及物联网的应用速度很快，市场化程度很高。在新基建的推动下，特别是5G及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会大幅提速，将互联网路况数据与交通管理数据融合，并且建立起一个车道级的超高精度的地图，就能进一步加强车辆的管理和调动，实现对人、车、路、交通设施、交通状况的透彻感知。同时可以通过划定电子区域，对拥堵区域进行动态管理，增加高峰时段的进入成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取代单双号限行、限制外牌等一刀切的简单方式。 3、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城市停车进行动态疏导和定价调节管理。城市各类停车位信息有效打通，加大各类停车场的智能化改造实现实时信息更新；有效发布相关信息，帮助汽车用户出行方便；在一些停车供需不平衡的区域和时段，考虑利用市场化调节手段，动态调节停车成本，有效利用起周边资源。 4、增加小区立体停车库改造及构建共享平台化解停车难。当前造成购车的重大障碍就是小区的停车位不足，特别是老旧小区的停车困难。2019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等补短板工程”，其中对老旧小区停车位的改造以及增加城市停车场是重要的内容。建议能充分研究不同类型的小区改造方案，增加立体停车库，同时利用大数据，构建同小区车位的动态管理及共享机制，解决小区的停车困难，为购车消除后顾之忧。 关于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的建议 一、案由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冲击，国内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全球疫情的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或在短期内继续承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带来挑战。中央提出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其中提振消费是重要抓手。目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各地开始有序恢复餐饮和文旅行业经营、发放消费券、开展大型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来经济形势仍有不确定性，都可能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的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公积金）的年度存缴额和总缴存余额均以每年12%以上的增速稳步上升，而年度发放住房贷款笔数和金额自2016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2018年的发放金额比2017年有所上升，但仍远低于2016年），越来越多的居民收入被纳入公积金账户，但却难以进入消费领域。 二、案据 公积金的主要目的是集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工购房提供便利的政策，自90年代广泛施行以来，为保障城镇职工住房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缴费比例偏高、提取难度大、使用范围窄、储蓄利率偏低等。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建金〔2016〕74号）、《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建金〔2018〕87号）等一系列文件，降低缴费比例、限制炒房行为。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开展优化公积金管理的各种措施，在部分领域放宽了提取限制。但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情况下，仍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1、公积金缴存余额逐年上升，部分余额成为“沉睡”资金。住建部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为1.37亿，缴存余额51620.74亿元，缴存职工平均余额3.75万；2018年末，全国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为1.44亿，缴存余额57934.88亿元，缴存职工平均余额4万。2018年的缴存余额相当于当年GDP的6.3%（2017年为6.28%）。 同时，为限制炒房行为，绝大多数地方均规定城镇职工使用公积金购房不能超过2次，2次以后其公积金账户内的资金只能到其退休才可提取（丧失劳动能力、出境定居等少数特殊情况除外），成为“沉睡”的资金。 2、近年来公积金的提取限制有所放宽，但公积金作为职工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可支配性非常有限，制约了部分消费潜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同时也规定“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201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知》（建金〔2015〕19号），取消了房租与收入占比限制。近些年，部分地区纷纷开始试点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的措施，如租房者无需提供租房合同或发票即可申请；特困、低保人员可申请提取用于生活开支；治疗重大疾病可申请提取等。尽管国家和地方已开始尝试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但从住建部的统计数据来看，2015-2018年，公积金的提取率（当年提取金额/当年缴存金额）基本都维持在70%左右（2015年以前的提取率更低），即每年约有30%的公积金被强制纳入了低息储蓄账户（2018年收益率仅为1.56%）。 公积金作为城镇职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考虑更好的利用该部分资源，进一步促进消费，为提振经济做出贡献。 三、方案 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阶段性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一种多赢举措。为此，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阶段性放宽公积金可提取的用途范围。在原有的购房、租房用途基础上，将其它家庭重大开支纳入可提取范围，如购买汽车、房屋室内装修、购买大型家电等。具体的提取条件和要求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 2、允许以家庭为单位因同一用途提取公积金。购买汽车、房屋室内装修等用途，往往涉及家庭多数成员，且支出金额相对较高。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承担消费支出，可以更加充分地激发消费潜能。 3、鼓励各地优化公积金的申请、审批和提取流程，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推广线上办理。各地公积金管理机构可建设线上办事平台，提高各项业务办理效率，为缴存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咨询、申请等服务，尽可能缩短放款等待时间。 4、建议该方案2020年6月至12月为试行阶段，后续可视情况进行调整。考虑到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建议先以半年为试行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后，再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南昌5月22日综合报道 江西省政府近日发布一则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经省政府研究决定： 陆伟锋任南昌工程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杨斌的江西理工大学校长职务； 免去蒋文定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张伟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李明斌的宜春学院副院长职务。 2020年5月11日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依斯瓦尔·普拉萨德（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院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伊森·吴（康乃尔大学学生） 世界经济正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边缘。经济活动、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信心都发生了暴跌。如果国际合作无法有所进展，我们还会看到更加严重的崩溃。 诚然，当前的剧烈衰退可能相对短暂，等到COVID-19传染曲线平缓下来，经济活动也会恢复此前的水平。但有理由担心世界经济正在迈向深度长期衰退。许多事情将取决于疫情的轨迹以及决策者的应对措施是否既能够遏制伤害，又可以重塑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迅速复苏希望不大。需求被破坏，制造业供应链遭受重创，金融危机也在酝酿。和2008-09年的崩溃是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而COVID-19危机是根本性的偿债能力问题，其影响到的企业和行业远远不止于金融业。 此外，此次冲击是全球同时性的。2008年危机期间及以后，一些新兴市场仍能够保持强劲增长，从而带动了世界其他经济体。但这一次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免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领导出口推动型复苏。今天的崩溃增加了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和金融风险，也给了大宗商品出口国沉重一击。首当其冲的石油价格迅速暴跌，因为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大量增产。 美国经济已经几乎停止，服务业大部分关门，工业活动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红火不再，几周之内，失业潮纷至沓来。美国的应对措施的反常规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这有助于缓解危机的直接影响。但后续需要定向刺激来缓解长期影响，特别是保护经济弱势家庭和小企业。 欧洲和日本在疫情爆发前便已面临经济压力，它们都有可能出现产出大幅下降和失业大幅增加。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相对美国而言）能够减轻危机对经济弱势群体的影响，但复苏之路阻且长。 中国经济已经部分恢复正常，尽管政府尚未采取货币和财政应对政策。1月和2月工业产出、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大幅萎缩，但似乎已经见底。从某些角度看，中国的指令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适合抵御这类重大冲击，因为国家调动国际资源的程度要高于传统红果经济工具，为企业和银行提供直接支持。但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随着事业的上升，国内和国外需求可能一直疲软，而疫情二次爆发也始终是一个威胁。 其他新兴经济体也进入了危险时期。许多新兴经济体卫生体系孱弱，城市人口拥挤，贫困率高企，这意味着在控制疫情和避免经济灾难之间的施展空间很小。更糟糕的是，其中一些国家还必须面对资本流逆转，货币贬值和出口需求暴跌。其他国家则面临着雨来越难以融资的可怕的债务负担。 印度政府此前便面临着严重的增长减速，现在采取了封锁政策，但仍将急需面临健康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巴西政府拒绝承认疫情可能在短期能够维持经济活动，但巴西金融市场和货币已经崩溃，表明最终仍很有可能采取封锁。 总而言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大屠杀将给全球经济留下深深的永久性疤痕。 至少中央银行正在迎难而上。美联储采取了反常规措施，通过资产购买支撑金融市场，并为许多外国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类似地，欧洲央行宣布将大规模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和其他资产，说“我们对欧元的承诺没有限度。”英格兰银行准备为政府支出直接提供融资。印度储备银行等新兴市场央行也在考虑量化宽松，以免金融市场被冻结。 但不能光靠中央银行抵御消费需求的下降和刺激投资。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财政决策者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精准定向的财政措施能够缓解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特别是中小企业，它们的财务缓冲垫往往最弱——从而有助于维持就业和需求。在这一绝望时刻，所有受益于低借贷成本的国家都应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即使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很高。 此外，卫生体系不够充分的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包括特许债务纾困。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世界都无法形成统一战线，这证明国际合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正在进一步摧毁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必须有所改变。世界急需信息共享，同时还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大规模刺激以减轻经济冲击，并在安全的时候谨慎地重启经济活动。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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