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天谌 一旦美联储铤而走险选择负利率，非但不能挽救今天脆弱不堪的美国经济，还将扩大本文所述的所有恶果，为将来更严重的衰退埋下隐患。特朗普反复鼓吹的负利率“神器”，不过是他又一次忽悠选民的谎言。 2020年3月起，美联储开始了一系列历史空前的政策调整，显示紧急降息至接近0的水平，又推出了无上限量化宽松（QE）等措施。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大声呼吁，又将负利率的可能性引进了公众视野。 本轮美联储救市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力度空前，远超过2008年危机。截至5月13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达到6.9万亿美元，两个月便扩张2.7万亿美元，已经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1.2万亿美元增幅的2倍。相比之下，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2、3轮QE，每年平均增幅不足1万亿美元。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空前 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 在零利率和无上限QE推动下，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在4月强劲反弹。然而企业并未停止裁员，失业潮势不可挡。不到两个月内，美国失业初请人数超过3千万，4月非农失业率飙升至14.7%。机构研究显示实际失业情况更加糟糕。美国财政部长表示，失业率或将超过20%。 本文将用一系列历史事实数据讨论在经济危机时，为何降息与QE对于实体经济促进效用极其有限、且副作用显著，而负利率将为一切埋下更大的隐患。 负利率看似是个新发明，本质上只是降息QE手段用至极限的结果。大多数人并不会真的遇上借钱的人反而赚利息这反常的一幕，但货币政策的影响将传导至经济和市场，从而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美联储称，降息QE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压低的利率会刺激公司的投资需求；资产价格的升高，会创造所谓的财富效应，使资产持有者因为资产增值增加消费；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则会有力推动就业和健康通胀。美联储称多年来历次QE对经济的累计贡献高达3%。 事实远没有美联储宣称的那般美好：经济惨淡时，降息QE对金融市场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实体经济效果有限。美联储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显示，08年危机以来三轮QE的累计贡献只有0.5%到1%。由于难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对降息和QE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相当困难，本文在有限篇幅内将使用较为粗浅的定性分析来评估降息QE的作用。 首先，降息QE使利率低迷，但并未有效推动投资。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回报率的高低，因此当回报前景黯淡时，企业不会把低息资金大规模用于投资、雇佣或涨薪，而会回购股权和派发股息。美联储经济学家对首席财务官的调研发现，即使长期利率更低，大部分公司也不会追加投资。在低迷的前景面前，企业不会把廉价的资金大规模投资于经营业务，雇佣更多工人或提高工人工资。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增速远不如此前几个经济周期，然而股市却屡创新高，各大公司回购股票的规模是上个周期的两倍以上。 观察2008年以来三轮QE的效果也可发现，在QE1推出之后，美国信用利率迅速回落。因为当时金融恐慌，金融机构流动性严重不足，美联储直接购买债券增强银行的流动性有助于短时间内稳定市场，提振信心，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的购买也稳定了地产市场。但QE2对利率的影响不及QE1，未能逆转利率升高趋势。之后的QE3效果也不显著，利率降低程度远不及QE1。 QE导致联储资产、基础货币和超额准备金飙升，但对工商贷款增速却影响不大。实际上，QE3宣布前的2012年三季度，美国实际私人投资同比增长还在11.0%的水平，QE3后的2013年四季度则下降至8.7%。影响私人投资的因素还有很多，但这一数据可以说明QE对于投资的提振效果并不如美联储所宣传得那般神奇。 其次，降息QE推高资产价格，却未能有效推动消费增长。降息QE的财富效益主要体现在推高股市债市价格，以及低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利润。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美国私人所持国债中近一半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里。但这些持有资产和企业的富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不会把资产增值的大部分用来消费推动实体经济。 第三，降息QE加剧贫富分化，会抑制民众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富人资产飙升的同时，迫切需要提高消费的普通民众却难以受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经济学家最新研究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财富危机后大幅反弹几乎全部收回危机中的损失，而底层90%的家庭财富则倒退回了25年。桥水达利欧反复强调，如今美国的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仅次于上世纪30年底大萧条时期。 由于社会整体需求仍是由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决定，贫富差距的扩大会抑制需求的增长。在2008危机结束后的QE期间，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左右，远低于危机前30年里2.5%的平均水平。 最后，降息QE对促进健康通胀的效果也十分有限。早在QE1出台之时，部分美国著名学者和政客曾质疑表示QE增加了基础货币数量，会引起大幅通胀。然而直到QE结束，通胀指标（核心PCE）依然远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理想水平。 这是由于所增基础货币并没有通过投资和消费进入实体经济，反而主要在金融市场内空转，也就不会助长通胀。有人担心这笔钱在将来会进入实体经济引发恶性通胀，但短期内通胀乏力才是经济的主要病症，不利于降低实际债务负担和增加企业盈利。即使长期内通胀真的成为威胁，美联储也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有效抑制通胀，包括提高利率或抛售手中的巨额债券来收回流动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美联储空前放水之际，4月份美国通胀率骤降0.8%，为08年以来最大幅度下滑。 过去美联储长期的宽松政策导致债台高筑泡沫严重，极大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自2008危机以来，美联储基准利率长期停留在零点，再加上3轮QE压缩长期利率，使得美国实际利率空前低迷，投资者大量涌入高风险资产，显示经济泡沫严重而降息救市空间狭小。美联储研究显示，危机前实际利率越低，危机时情况越严重，持续的时间也越长。 实际上，美国公司债的规模和质量都比2008年“次贷危机”还要恶化。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占GDP的比例由2008年危机前的69%上升到74%，而低质量贷款的占比由2008年的不到20%上升到近40%。这将引起严重的债务危机。 一旦美联储铤而走险选择负利率，非但不能挽救今天脆弱不堪的美国经济，还将扩大本文所述的所有恶果，为将来更加严重的衰退埋下隐患。欧洲若干个国家已在过去两年尝试过负利率，然而经济仍然低迷，瑞典央行已在2019年12月结束负利率。特朗普反复鼓吹的负利率“神器”，不过是他又一次忽悠选民的谎言。 (本文作者介绍：AICPA/CFA持证候选人，供职于毕马威资产管理部。毕业于维克森林大学会计、历史系双学位，经济系辅修学位。)
中国金融网讯 邮储银行2月18日发布公告称，今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邮储银行郭新双任职资格的批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郭新双先生担任本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郭新双简历： 郭新双，中国国籍，1963 年出生。 郭新双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2019 年 12 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曾先后担任国家 开发银行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副局长、考核评价组专职副组长， 吉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综合计划局负责人，规划局局长兼规划 院常务副院长；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 长，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黑龙 江省第十一届省委委员；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局局长；中国光大（集 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等职务。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朱民、潘柳、张娓婉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续以指数和波浪式爆发，封锁措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全球经济萎缩，各国面临着抗疫情和保经济的艰难选择。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必然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平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居民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要抓紧利用当下已经创造的时间窗口，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严控输入风险，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以实现精准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 新冠疫情还在全球持续蔓延 （一）全球疫情波浪式持续发展 3月6日起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在严格举措和迅速行动下得到控制，但海外疫情却开始指数爆发。欧洲各国从3月中开始先后“封城”落实程度不一，整体疫情的有效控制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要到今年6月份才可能达到整体控制。美国从3月底才开始“封城”，各州执行标准和实施力度不一，持续的波浪型发展，使得美国疫情的要到6-7月份以后才能得到初步控制。 欧美国家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都面临的疫情发展时间长且确诊平台居高不下的局面，以及疫情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蔓延和爆发，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出现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全球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可能。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全球抗疫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而疫情时间的延伸也给经济恢复和正常社会生活恢复带来巨大压力。 （二）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发展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并覆盖相当广地域，与此相对应的是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仍然面临不确定性。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国都迅速进入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流程，但研发环节同样面临层层困难和挑战。 对于适合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进展，全球医学专家认为12到18个月的时间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究都尚未进入耗时更长的临床III期大规模测试疫苗有效性阶段，即使全球统筹，广泛合作，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进度，在各期试验结果良好，失败率最小的情况下，最快也要等到2021年春季疫苗上市，而届时疫苗的实际防护率、不良反应，以及病毒的变异情况等因素还会增加实际效用的不确定性。 一、 经济压力导致封锁限制逐步取消，全球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新阶段 （一）经济冲击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大萧条担忧日增 封锁等遏制措施的实施通过控制平缓疫情发展曲线，有效地阻止大流行病的快速传播，代价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暂停。我在3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地经济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地金融危机。（朱民，2020a）。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IMF，2020），而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Jensen et al．， 2020）。 从国家看，新冠疫情及各国封锁措施对生产、消费和信心的直接影响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由于封锁措施持续时间和执行程度的不确定，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尚未见顶。OECD根据封锁措施对所涉及部门的直接影响初步估计，许多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消费者支出则下降约三分之一。严格的封城措施每增加一个月，产出下降的水平相当于损失年度GDP两个百分点，后续影响一个百分点，累计三个百分点（OECD， 2020）。这和中国第一季度GDP缩水6.8%基本相符，如果封城停产持续三个月，GDP可能会比原本降低6-10个百分点。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经济衰退已然突显，对是否会继续走向大萧条的担忧日益增长。衰退与萧条的区别关键在于经济萎缩的时长，1929-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长期负增长，连续萎缩时间长达43个月。欧美疫情在3月中旬爆发并陆续采取封锁措施，可以预见第二季度受到的冲击会比第一季度更严重，将导致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如果全球疫情不能在三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尽快将经济拉回平均增长水平，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对消费、贸易、就业等产生巨大影响，而最终演变成大萧条的担忧也会大幅增加（朱民，2020b）。 （二）刺激经济，各国政策空间枯竭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提供政策刺激经济，支持维护中小企业度过衰退期。但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各国政府常年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 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但2020年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全球合作抗疫的速度和力度，也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政策和抗疫政策的权衡制定。 （三）经济压力急剧上升，复工成为主线 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在衡量医疗负载能力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开始制定复工时间表，考虑逐步取消封锁措施，分阶段重新放开市场，谨慎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其实封锁限制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中期恢复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MIT学者通过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冲击，发现封锁限制更早实施或实施更久的城市在疫情后经济恢复速度更快（Correia et al．，2020）。但目前看，疫情的经济冲击已经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对重现1930年大萧条的担忧，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欧美各国政策转向，选择开放“封城”， 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预计进入5月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会逐步开放，社会经济活动缓慢复活，全球进入抗疫与管制和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动共存的新阶段。 （四）艰难的选择 然而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疫苗问世之前，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经济的放开将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 欧美各国面对疫情防控政策在延缓和遏制之间的摇摆正是“放开”管控的风险点。英国和美国抗疫早期都采取延缓策略，即通过感染病例居家隔离等最低措施减缓但不阻止流行病传播，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指出只采用延缓策略会大幅突破医疗系统负载，造成很高的病死率后（Baldwin and Mauro， 2020；Ferguson et al．，2020），英国和美国政府被迫转向抑制策略，通过关闭封城等严格举措逆转疫情增长，希望短时间内将病例数降至低水平，但是已经错过了抗疫的早期窗口，随后发生确诊病例数量指数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 一、 建立我国全面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我国在全面放开经济活动有独特优势，但欧美各国先后启动复工政策的新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已经开始的复工和继续抗疫提出了新的和严峻的挑战。为抵御外来疫情输入，防止疫情第二次复发，营造卫生安全的环境让企业和居民能全面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一）我国进入抗疫与复工共存新阶段 疫情直接冲击消费和总需求，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大于第三产业显示了疫情和停工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企业的冲击更大。 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2月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复工，包括货币政策提供市场和企业流动性，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商业政策推动物流启动，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习近平，2020）。 国家和地方政策协调发力，积极落地，最小化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复工复产进度，将经济反弹时间提前。抗疫和复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要全面推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全面放开“封城”让居民生活和社会活动回归正常，从而推进经济生活回归正常。继续抗疫也是必须的，构建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确保居民健康安全成为抗疫新阶段的重点。 在湖北和武汉的抗疫中，中央直接指挥，集中全国资源，从检测、追踪、治疗、隔离、小区管理、城乡交通管理，到组织人员、信息、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调配系统，实现了短时期内控制疫情发展的奇迹。 但各个省市发展很不平衡， 最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案例表明各地区都需要抓紧构建同样的有地方特点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全面放开的重中之重。 （二）严控输入风险 当中国境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时，境外输入疫情成为中国抗疫的主要风险。鉴于境外疫情仍然不断攀升，境外疫情继续波浪性爆发，建立边境口岸抗疫体系是严控疫情输入风险的重中之重。需要注重补充周边医院医护和社区力量建设，各省市地方疫情防控坚持常态化检测和隔离措施，共同构成输入疫情防控的防线。国际航运、陆地和水路边境口岸临近城市数量多，涉及人员广，流程长，在边境管控制度逐步放开之前，针对其中的漏洞和风险点，建立强有力的边境防控体系对于长期防控效果意义重大。加强制定应急预案、优化汇报决策机制、精细化流程管控、隔离场所规划、人员及检测资源补充等，有利于科学化体系化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配合经济恢复尽早实现航运、陆运和水运的动态开放。 （三）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 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是精准抗疫最重要的核心环节。在尚未研制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之前，快速且结果可靠的大规模检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也是解除社交隔离措施的先决条件。这次疫情中，我国在武汉和其他地区都迅速建立了检测、流调、追踪和隔离的系统，但各地发展不平衡，要抓住时间窗口把这一套系统制度化、科技化。 可以预测，在未来持续数月甚至经年的时期内，全面经济恢复将与或严格或宽松间来回切换的防控措施共存，直至疫苗使得人们具有群体免疫力，经济生活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在此之前，需要建立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产业全面筛查检测的理念，加快构建早期发现与社会监测体系。 病毒短期内不会消失，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需要以公众安全健康为前提，由于对病毒规律的未知产生不确定，在疫苗问世之前，对于二次疫情的防控准备是一场持久战。 二、 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长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抗疫下半场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利用当下的时间窗口，建立起“抗疫和复工中长期并存”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以保障放开和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可能的下一波疫情爆发时不采取全面封锁措施且有效控制疫情，实现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 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传递在抗疫加复工的各个环节具有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分别组织卫健委、海关、民航、外交部、财政部、央行、商务部、工信部等数十家政府部门，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和数据，极大地增加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借助这良好的合作机制，应尽快组织建立疫情相关资讯统一平台，推动我国打破政府部门间壁垒、公私机构壁垒，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机构间的大数据信息共享，最大化信息利用效率，助力抗疫信息透明与共享，夯实常态化抗疫机制的数字和信息基础。 （二）加快加强构设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 我们需要加大投资，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提高患者早期发现率。具备覆盖所在地人口的流行病收治能力，完善地方流向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 各地都要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 我们也需要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确保每千人病床数、医护人员数，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等医护指标达到流行病防治标准，同时对养老院及老年群体建立保护措施。 建立完善的患者管理系统，包括在每个城市建立患者管理系统、启动社区治疗中心、建立危重病人转诊制度，可快速识别高危人群，并实现对重症、轻症患者无缝衔接的医疗服务。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包括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医院监测、动物监测以及国际监测疫情监测和响应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的层层监测减少传播风险。 （三）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 反观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国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疗资源的调配严重低效。使得公众得不到广泛的检测，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护人员得不到有效的防护。当下是构建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的时间窗口，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包括口罩、检测制剂、防护用品，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储备：预先规划疫苗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和质量管理。 政府与制造商建立紧急应对体系，保证医用口罩的供给和调配。加强监管以稳定医疗物品的物价，依法执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四）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 企业是复工复产经济活动的直接主体，我们需要建立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包括构建保证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基本物流通畅的卫生标准和系统，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地域、聚集性和流动性等特征，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卫生标准指引，做到防控卫生有章可循；企业建立复工的内部卫生制度和条件，例如勤消毒，测体温， 隔间距，戴口罩，员工宿舍按新卫生标准改建，食堂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企业抗疫及卫生信息和企业所在社区、医疗机构、政府信息平台的信息网络，数据实时上报，有事及时处理。同时根据疫情发展做好企业疫情管理，包括员工检测、隔离及服务，并提前制定不同防控级别下的企业生产和管理应对预案。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是确保企业安全复工、经济活动快速反弹的重要内容。 （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在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和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和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社区在突发和常态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具体包括巩固完善社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常态化预案体系；补充社区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助理医务人员队伍、社工义工等基层力量和劳动力，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门团队；开展社区检测、感染接触者追踪的管理流程和技术培训，培养广泛检测、追踪和隔离的主要执行力量；加强基层网格化建设，尽早发现社区感染病例，与医疗机构匹配对接，及时隔离及时送诊；不断加强网络监测力度，不断扩大筛查检测规模，对社区人员健康情况和人员流动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来守住社区这道防线，是常态抗疫下实现内防扩散的重要路径。 （六）广为宣传，鼓励民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过去三个月的新冠抗疫期帮助民众建立了良好的防控意识和卫生习惯，疫情风险的长期化需要扩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保持对疫情的戒备和固化良好的卫生习惯。鼓励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继续通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手段降低传染率，切断疫情传播途径以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作。 （七）加强应用科技助力，政府和企业合作，常态化抗疫 我国抗疫过程中，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共享信息且隐私保护、准确追踪、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能起到强大的助力作用。在抗疫期间，通讯公司提供行程轨迹证明，支付宝开发健康识别码，多家公司推出患者交通工具查询等，对于检测和行踪查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平台数据的使用导致信息的不通用，追查效率低下，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合作，数据共享，建立全国通用的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海外国家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更为关注，公共政府和私营公司全面合作，利用技术也实现了防控手段的精准升级。新加坡科技局与卫生部合作开发手机应用TraceTogether，实现蓝牙记录、本地加密的接触者追踪，如果用户彼此之间相隔在2米以内，超过30分钟，数据就会被捕获、加密，并在用户的手机上本地存储21天。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卫生部将调查其过去14天的活动，以便追踪接触者。利用人工智能，新加坡卫生部控股属下的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和初创公司共同研发一款用于温度检测的人工智能App，可以自动分析热成像仪和3D激光相机捕获的图像，从图像中识别描绘出人体面部特征，测量人体额头温度，并自动标记在智能手机上。如果检测到发热者，该人工智能App将自动生成警报提示给工作人员，从而大大提升温度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韩国结合全国大数据和防疫系统实现快速行踪查询，利用云服务建立了口罩配给系统，通过限制购买数量来确保口罩分配公平合理，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和聊天应用程序Kakao利用药店分享的口罩库存数据在各自的地图应用程序中显示口罩库存，合理有效分配医疗资源。 国内国外经验中，公私合作、科技和数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也为科技应用发展提供了绝佳场景，结合数据隐私保护，加快推动科技应用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关键基础设施。 （八）构建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决策迅速的各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系统 疫情蔓延本身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使得经济结构产生变化，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产业被淘汰。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供给和消费各个层面的变化中。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较长期保持抗疫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灵敏度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体系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既能适应疫情的不断变异性蔓延，也能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动而变化。这就要求有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和决策迅速的机制。 我国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基本控制武汉、湖北和全国的疫情，依靠的是中央迅速而果断的决策。在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时候，疫情管理和决策的重心会转移到地方，要求各地也迅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包括完善网络直报系统、跟踪确定传播渠道、数字化升级追踪手段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 [2]．朱民：《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市场继续震荡，政治生态恶化》，第一财经，2020年（a）。 [3]．朱民：《全球经济衰退已板上钉钉，但讲大萧条还为时尚早》，财经杂志，2020年（b）。 [4]． Baldwin， R． and Mauro， B． W．， 2020，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Act Fas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CEPR Press VoxEU.org eBook． [5]． Correia， S．，Luck， S． and Verner， E．， 2020， “Pandemics Depress the Economy，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Do Not： Evidence from the 1918 Flu”， SSRN WorKing Paper． [6]． Ferguson， N． M．，Laydon， D．， and Nedjati-Gilani G． et al．， 2020，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eport [7]． IMF， 202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Chapter 1”， [8]． Jensen， G．， Miles， E．， and Davis， G．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s $20 Trillion Hit to Global Corporations”， Bridgewater Research． [9]． OECD， 2020， “evaluating the initial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economic activity” 潘柳、张娓婉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来源：中信集团 2020年3月20日，中信集团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一春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朱鹤新同志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常振明同志不再担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朱鹤新同志在讲话中表示感谢中央的信任，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和安排。来中信集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与班子其他同志团结协作，带领广大干部员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经济金融发展和国企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开创中信发展新局面。 常振明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中央选派朱鹤新同志担任中信集团主要领导，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信集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此坚决拥护。他对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历届中信领导同志的帮助和广大员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集团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员工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朱鹤新同志的工作。 中信集团党委委员、近三年退出领导岗位的集团老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京子公司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简历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系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专业学习 1991年8月至1993年6月，江苏省南通市第一印染厂职工 1993年6月至1997年6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国外业务部存汇会计科会计、副科长、科长 1997年6月至1998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开发区支行副行长 1998年2月至1999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国外业务部副主任 1999年2月至2000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主任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2月至2000年5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市场营销部经理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5月至2000年11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市场营销处处长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11月至2001年11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01年11月至2002年2月，任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2月至2006年11月，任交通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1年9月至2003年10月，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金融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6年11月至2009年1月，任交通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9年1月至2010年2月，任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0年2月至2011年10月，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公司机构业务部总经 理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其间：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中央党校第29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1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公司业务总监，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2年4月至2012年8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公司业务总监，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其间：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中央党校第53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 2015年3月至2015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任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6年6月，任四川省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8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马泓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两份重要文件。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我国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两份重要文件的颁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政策导向是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和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步伐向高质量发展。 一、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意见》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明确了“五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响应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及的经济发展新理念。而“重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见》首次提及数据要素。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到如今“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必将促进新型基建发展，其涉及七大领域，包括5G、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意见》将土地要素放在首位，并指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建设用地集中审批制度将进行改革，若如此则可能是历史性的突破。与此同时，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将进一步增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念，具有很强的战略导向性。不仅如此，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更高水平上流动，给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带来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 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任务》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任务》明确要求增强城市集聚效应，完成户籍城市化目标，进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户壁垒。比较去年文件来看，《任务》的要求又进了一步，提出要取消落户限制从100万以下提升至300万以下城市，并取消大城市郊区新户落户限制。《任务》强调要落实总体性目标，2020年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5%的目标。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户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4.4%，按照过去两年平均增加1600万人口来看，2020年实现目标没有问题。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任务》要求更广泛的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内需潜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符合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任务》提出要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首次提及中央预算投资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基金在城乡融合中所起的作用，以补缺传统城市发展的“盲点”。农民加快步伐进城和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可以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动力。未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束缚这两大动力运转的因素，让这两大动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总体而言，《意见》提出了两个“加快”、两个“推进”和一个“引导”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而《任务》则重在举措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步转为慢变量，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技术要素将作为重要的增量，推动土地和资本加快步伐向市场化迈进，将为“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的重要支撑。 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六大趋势 在要素市场配置优化的基础上，未来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时代将是大势所趋。习总书记在去年年底《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提出“通过破除资源流动阻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中央文件和总书记的相关阐述，在《意见》和《任务》等相关政策文件的引领和推动下，未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趋势。 未来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将进一步被拆除。其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以促成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过往的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普遍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依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人口转城镇市民的空间依然巨大，按照联合国预测来看，假设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那么未来十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6亿。全面、深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劳动参与率最有效的手段。《任务》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意味着未来户籍制度改革会加大力度持续向前推进，未来劳动力要素流动将变得更为便利和灵活，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在新的城乡格局下实现再平衡，为新型城镇化带来持续不断的动力。 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强。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但依据国际经验，真正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往往是100万-1000万的大中型城市及其城市群。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不够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人口聚集程度与日韩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口聚集程度可能会相对低于日韩这类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无论如何不到30%是明显偏低了。《任务》进一步明确了300万以下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将加快破除制度壁垒，持续推动人口向优势区域持续集中，城市群和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 人口更多流入要求大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背景下，补短板、盘活存量资源成为传统大城市未来发展的新路径。疫情下，城市公共管理的诸多潜在问题逐渐暴露。城市建设已度过了修路、拆迁、盖楼等相对粗放式发展的时期，政策供给将更多服务于新时期下的内生性需求。增量改革涉及公共卫生、公用设施和智慧城市建设，包括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市内进行旧区改造、开发“褐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商圈。未来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将会获得持续提升。 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未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将成为重要趋势。纵观全球城市化发展进程，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结果，突出的特征便是区域内通勤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正处在制造业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型城市扩散的阶段，功能上侧重于纾解核心城市的压力。新时代都市圈建设需要破除不同行政辖区的行政管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上满足新进都市圈人群的需求。都市圈建设将是未来财政预算支出和基建投资的新领域，相应地也会带动部分配套的房地产需求。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要求不同区域行政管理上形成新的一体化机制，来适应都市圈发展，而不是让旧体制继续束缚其发展。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理念的核心是集约化，是建立在要素自由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等基础上，都市圈同城化建设较传统城镇化建设要来得效率更高。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势必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未来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将加快。这一点《任务》中的表述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及其交易属性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障碍将会减少；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实施推进，将促使城乡结合地区间要素流动更为灵活，农村对工商业资本的吸引力也会上升。这必然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步伐。 “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将逐步落地，重点在于改革建设用地体制和投融资制度。这方面政策旨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借助资本的力量，助力农业人口进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劳动力和持续提升的消费需求。“人地钱挂钩”的配套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5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也是城市增量土地供应的标志性改革。重点城市所在地政府将获得更多对土地供给的自主权，“因城施策”的基调将不仅限于房地产市场，未来建设用地将逐步摆脱“均分”的理念，向着人流、产业聚集的方向配置，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会获得较大的土地配置份额。城市投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革，将增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增加民生支出占比，并借助更多产业基金来撬动地方投资；扩大发行企业债、鼓励开发性政策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金融支持。“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落地将有力地提升要素配置水平，促新型城镇高质量发展。 三、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 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财税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必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人随资本和产业走，房地产则跟着“人地钱”走。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逐步摆脱过去“人地分离，供求错配”的时代特征。新的要素配置方式和方向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人口流入加大势必带动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房地产行业比重上升。未来，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匹配程度将会上升。农地转城镇土地的推进系城市土地供给的增量改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资源的调配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2003年以来，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给了人均GDP比较低，地处中西部的人口流出省份。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一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2003年的1.69倍，二线城市比例为2.17倍，三线城市比例为2.20倍。而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是其他城市级别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高质量城镇化建设将扭转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随着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要多的土地配置指标，相应的房地产行业占当地GDP的比重有可能上升，房地产市场仍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根据《意见》和《任务》两份文件所揭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安排，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将不仅限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成渝、长江经济带、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都可能成为劳动、生产要素流入的重点地区。而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也极具潜力，房企将相应增强上述城市群的布局力度，其房地产市场仍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诸如大型搬迁安置区、重点城市群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房地产业依然可能有不错的生机。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提供多元化土地供给方式，抑制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随着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链调整，过往大城市产业迭代后留存下大量低效的土地，诸如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工业锈带”等地块，在新政下此类城市存量用地将增加流通属性，为城市土地供给增添新的来源。尤其是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可能带来更多存量土地的释放。这将有可能较好地满足当前缺乏足量新增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线大城市的需求。允许更多大城市和重点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入市，将丰富都市圈土地供应体系；亦有助于农村地区实现本地化、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形成多元化土地供给新格局。 这种土地供给新格局的形成有助于核心城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基础松动，为这些城市房价长期平稳运行做出贡献。与房地产行业长期供需错配问题对应的是房价。房产本身是商品。如果流通环节变得更加市场化，土地供给随市场需求而动，则至少能够满足基本面供需平衡，房价上涨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炒房”的基础可能仅存在于货币化层面。在货币供应增速处于长期平稳或下行通道的背景下，非核心城区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投融资体制多元化，优质房企融资前景将更为广阔。《意见》和《任务》都提及了改革现有与房地产行业有关的金融体制，相应地未来房企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以外，未来房企将更有条件的增加直接融资比例。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政策，绝大部分房企都将面临融资压力，这对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而直接融资因市场化定价和来源多元化，更符合优质房企的需求。最近几年债券融资逐渐成为房企新增融资的渠道，2019年房企在内地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和ABS合计5400亿元，仅占全年开发资金来源的3%。未来在“扩大债券市场发展”的基调下，优质房企有望获得更多、更便宜的资金来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展望未来，基于改革深化后“人地钱”要素流动加快的趋势，整个房地产市场流通、交易环节的活性将会增加，房地产行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近2次土地市场改革的时间节点为2008年、2012年，政策出台后的12个月房地产销售均出现明显回升，不出意外的话2020-2021年房地产销售也有可能重拾增长，进而房地产投资也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从中长期来看，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首次置业和改善性置换的需求。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5月11日，央行公布了2020年4月金融及信贷数据。整体而言，在经历一季末的天量投放之后，新增社融和人民币信贷在4月均有季节性回落，总体符合预期；但仍显著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尤其前四月社融和人民币信贷分别合计新增14.17万亿、8.8万亿，均为历史同期之最，表明当前总体延续了中国国内全面复工复产背景下、融资需求持续恢复的态势。在笔者看来，疫情之下金融及信贷数据持续表现强势，当前中国货币及信贷政策的宽松发力基调已十分明确。 随着全球疫情发展与防控形势的变化，一季度的国内供给侧冲击已经过去，当前最大的问题已是国内消费恢复滞后、海外出口订单减少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当前，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宽松之外，更需要积极财政的发力，5月两会对财政政策的部署显得尤为关键。 一、人民币信贷继续发力，结构调整不断向中长期倾斜 4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1.7万亿元，与3月相比呈现出季初较季末投放明显减少的季节性规律，但较去年同期仍大幅多增6800亿元。 结构来看，居民短贷当月新增2280亿元、同比多增1187亿元，中长贷则与3月水平大体相当、新增4389亿元；与国内防控措施已很大程度上解禁、居民消费和房地产销售活动步入加速回暖通道密切相关，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4月环比回升超15个百分点。 企业方面，票据、短贷、中长贷4月分别新增3910、-62、5547亿元，同比分别多增2036、1355、2724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4月下旬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已接近90%，企业全面复工之下，融资需求恢复态势延续。此外，中长期贷款的占比继续有所提升，政策引导下金融对实体的中长期支持力度在强化，或对投资回升形成一定支撑。 二、债券发行延续火爆，社融保持强势 4月社融新增3.09万亿，同比大幅多增1.42万亿，贷款和债券发行成为双支柱。其中，社融口径下人民币贷款当月新增1.62万亿。 债券一级市场持续火爆表现，企业债券融资新增连续两月接近万亿。近期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使利率走廊下限下移，资金市场利率总体下行，企业发债需求旺盛、投资人配置意愿强烈。当然，从信用债发行统计数据来看，低评级债券仍占比极低，发债资金主要流向大中型企业，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仍须拓宽。 其他分项来看，第二批专项债额度的下达保证了4月发行力度不减，当月地方政府债券新增3357亿元；股票融资当月新增315亿元。非标贡献仍然有限，委托和信托贷款仍在收缩通道，尤其资金信托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压缩后者的存量空间。 三、天量投放助M2创2016年12月以来新高 货币政策宽松和融资需求持续恢复之下，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货币派生不再受到经济暂停的制约，供需双方动力均较为充足，4月M2同比增11.1%，为2016年12月以来新高。结合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的最新定调，M2增速未来有望进一步走高。 四、货币政策宽松已至，下一步关键是两会财政政策发力 总体而言，疫情以来中国货币及信贷政策的基调已十分确定，即在总体宽松基础之上，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大中长期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仍是核心任务。 然而，想要尽快促进实体经济的恢复，仍须财政政策发力支持。尤其是，防控措施逐步解禁以来，中国生产端正在迅速恢复，截至5月9日五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升至54.27万吨，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但消费端的恢复仍明显滞后，加之二季度外部供需中断的冲击将接踵而至，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已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足。上述背景下，5月两会对财政政策的定调显得尤为关键。 笔者在此前文章《再议破除“四万亿”恐惧症》中已经明确表达了观点，即当前政策面财政应加大力度，尤其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例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来扩充财政资金来源；重点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以保民生、促消费；加强对就业基本盘即广大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配合货币政策强化金融支持如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创设融资担保基金；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张晓晨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总是骨感的。”4月17日美国公布经济重启指南至今，市场对于美国复工成效的期待持续高涨，助力美股创下1987年以来最强单月表现。但是随着5月的开启，美好的预期正在迎来现实的检验，其结果也将主导美国经济金融的未来走势。围绕这一焦点，我们构建了两步测算模型：首先从复工后的居民活跃度推导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化，进而演算季度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研究表明，一方面，复工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提振有限，即使在相对理想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仍将受到深度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压力尚未真正消退，复工的持续性依然存疑，加速复工或将适得其反。有鉴于此，我们维持此前预判，即在3月份的“信心冲击”之后，美股仍将遭遇源于经济基本面的“实体冲击”。市场此前对复工成效的过高预期料将渐次迎来修正，并催化“实体冲击”下资产价格的调整。同时，由于复工在短期内难以显著降低美国经济金融风险，6月份美联储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可能性亦将上升。 资料来源：我们的测算 复工的经济影响：两步测算法。对于美国复工的经济提振作用，美好的想象难免走向偏颇，基于现实的推算将更具前瞻意义。沿循这一思路，我们构建了两步测算模型：首先从复工后的居民活跃度推导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化，进而再演算季度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具体的推导逻辑和指标体系如下： 第一，从居民活跃度到经济活力。一方面，基于我们此前研究中国复工的经验，交通数据能够敏锐反映防疫封锁力度和居民活跃度的变化。自疫情爆发后，谷歌定期发布美国社区交通数据。基于此，我们采用其中的购物、娱乐、迁徙、工作、旅游五大领域的交通数据均值（以下简称CMI），以刻画居民参与经济活动的强弱，从而追踪和前瞻美国经济从封锁走向复工的详细进度。另一方面，我们采用纽约联储的周频经济指数（以下简称WEI），以刻画美国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动。这一指标基于十类主要的日频、周频经济数据编制而成，信息更为综合全面，并且有效滤除了噪音干扰。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详见附图），美国疫情爆发至今，CMI与WEI的周频走势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计量模型中，CMI对当期和滞后一期的WEI均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2个和0.1个单位，并且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R2达到0.97。由此可知，通过对CMI的追踪和前瞻，能够相对合理地推断美国经济活力的未来边际变化。 第二，从经济活力到增长表现。美国周度的经济活力变化，能否准确推导出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每季度的周频WEI进行平均值处理，得到推算出的季度同比增速（以下简称WEIA）。从历史数据看（详见附图），这一推算增速与官方公布的实际增速走势高度一致。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表明：其一，在以官方GDP增速为被解释变量、WEIA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截距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要剔除，这与许多现有研究中的直观判断不同；其二，在剔除截距项的干扰后，WEIA每变动1单位，官方GDP增速的变动亦接近于1单位，模型R2达到0.86。有鉴于此，美国经济高频活力和季度经济增速存在直接、精确的对应关系。我们提出的“居民活跃度（CMI）→经济活力（WEI）→增长表现（GDP增速）”的推导链条，在逻辑和实证上均能成立。 复工的未来走势：现实料骨感。基于上述的两步测算模型，我们可以推演出不同情景下的美国复工进程和经济影响。研究显示，不同于当前市场高涨的预期，美国复工仍将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预计难以有效舒缓二季度经济所遭遇的深度冲击。 第一，复工的短期效果有限。对于疫情时期的复工进程，中国经济提供了目前唯一完整的经验参照。以此为基础，我们需要针对美国国情，做出两方面的关键调整。其一，初速度调高。中国的复工是“冷启动”，春节假期加上堪称全球最严的防疫封锁，导致了复工真正是“从零开始”。从历史数据也可以看到，中国复工初期较为艰难，到中期才明显提高了速度。与此不同，美国防疫封锁较为松散、经济并未完全“休克”，因此复工属于“热启动”，初速度料将更高。其二，加速度调低。中国是在基本控制疫情后，集中全国之力推动复工。与之不同，美国疫情仍未迈过拐点，加之各州的政策差异和政治博弈，因此复工速度预计提升较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认为，在基准情景下，5-6月份美国复工的速度均值预计达到中国复工中期速度的70%，即每周恢复疫情停工总量的7%左右。由此根据两步法模型推算，至6月末，CMI修复至-13.2%，WEI修复至-4.2%，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同比增速预计为-7.9%左右，环比折年率预计为-31%左右。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对理想的状态下（即复工平稳推进、不发生疫情回潮），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仍将受到深度冲击。 第二，复工的稳健性成疑。上述经济影响的测算建立在复工能够稳步推进的基础上。如果因防疫封锁放松而触发疫情回潮，进而导致复工停滞甚至倒退，那么就可能出现复工经济成本大于收益的负效应。事实上，目前两重因素正在共同加大这一潜在风险。其一，从疫情演进来看，虽然近期欧洲多国疫情已经迈过拐点，但是相似的疫情进程未必能照搬至美国。从牛津大学的评估数据来看（详见附图），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等疫情趋缓的国家，其防疫封锁措施的严厉程度均明显高于美国。与之相比，美国疫情规模更大、封锁措施更弱，因此未来疫情走势是否能跟随上述欧洲国家，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二，从复工进程来看，即使是作为防疫“优等生”的德国、法国，亦在谨慎的反复斟酌中多次放缓复工步伐。日前，法国参议院否决了政府最新提出的解封计划，德国经济部亦敦促各地区不要急于解封。与之相比，美国的防疫“成绩”明显落后，近期每天新增病例数量仍在3万例左右宽幅波动。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提速推动复工，或将操之过急，进而抬升疫情回潮的风险。 当理想撞向现实，当预期走向修正。目前，美国复工的落地力度、节奏和成效仍有较多不确定性，无疑增加了对其经济影响估算的难度。我们也将持续跟踪这一进程，并在两步测算法的框架下不断更新后续研究。基于本文的分析，至少从现有数据和信号来看，市场的预期与复工的现实已存在深刻冲突。因此，以下三个要点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第一，二季度经济冲击依然沉重。虽然美国复工提速开启，但是其短期效果有限，持续性亦不稳固，因此料难扭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颓势。即使在相对理想的状态下（即复工平稳推进、不发生疫情回潮），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同比增速预计为-7.9%左右，环比折年率预计为-31%左右。因此，至少在三季度到来之前，美国的经济金融风险仍将维持在较高位置。 第二，市场或再度修正预期。倘若上述的要点一如期兑现，则意味着二季度经济冲击的强度将是2008-2009年危机期间经济谷底的两倍以上。在此重压之下，美股EPS的降幅预计将大概率高于2008-2009年危机期间。由此，我们维持4月下旬报告的观点：3月份的美股剧震是“信心冲击”，而展望未来，经济基本面恶化将引致美股新一轮的“实体冲击”。此前市场对复工效果抱有过高期望，期待其能够消弭“实体冲击”，并且这一预期在美股4月份的强劲反弹中已经提前反映于价格之中。未来，随着这一预期的修正，以及“实体冲击”的到来，美股的二次探底亦渐行渐近。 第三，6月美联储或将推出新工具。由于复工进程短期内难以稳定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因此在6月份的FOMC会议上，美联储料将讨论或推出新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较之于负利率工具，以收益率曲线控制（YCC）进一步管理各期限利率目标，料将是概率更大的下一个政策选择。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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