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建议》，让住房公积金再度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到如今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应的改革也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原标题：制度功效衰减，资源错配致闲置浪费……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住房公积金：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建议》，让住房公积金再度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到如今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应的改革也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加重民企负担、抑制社会消费以及制度功效衰减等三大问题。 他强调，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每年数千亿公积金余额隔离在消费之外 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在5%~12%之间，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公积金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玖平向记者介绍，住房公积金作为企业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对建制企业来讲肯定会加重企业经济负担。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客观上难以承受，不得不选择逃避强制缴存法定义务，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同时也面临因欠缴住房公积金产生的职工投诉，大量民企在是否缴存的生存压力与违法风险间陷入两难。 除此之外，公积金缴存收益率较低这一问题，也遭到多位专家诟病。 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8万亿元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年利率只有大约1.5%，难以跑赢通胀，实际上会造成公积金的贬值。 徐玖平认为，由于完全依赖互助性缴存提供流动性支持，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强制性、互助性和专用性等要求，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住房公积金余额相对于缴存人事实上被“冻结”，也被隔离在社会消费之外。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于计划体制时代，能够充分享受制度福利的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及国有资源供养并提供单位配缴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公积金是他们工资增长机制的一部分。 当前，由于住房问题大多已逐步得到解决，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与住房无关的刚性福利。而真正拥有巨大住房消费需求的新市民，则很多都未能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合理的住房刚需受到抑制。这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和闲置浪费。 改革应实现“强制”向“自愿”转换 现行公积金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中央近期也释放改革信号。 本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是中央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最有权威也是最新的定调。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徐玖平进一步解释说，应当通过创新住房公积金融资方式、构建金融化融资机制，让绝大多数缴存人的个人公积金账户资金可以成为可支配收入并被投入到社会消费之中，这对当前应对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玖平认为，住房公积金由“强制”向“自愿”的过渡可能会有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但改革已时不我待。 基于此，应尽快制定过渡期政策，并在过渡期内实行“强制”与“自愿”的“双轨运行”：一方面在暂时保留机关事业单位强制缴存的同时，取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强制缴存的规定；另一方面抓紧建立并试点基于新市民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住房公积金自愿缴存政策体系。 “双轨运行”核心是取消民营企业公积金缴存的强制性，企业直接按可承受的人力成本向职工发放工资，让职工工资回归市场定价，而有贷款需要的参与自愿缴存，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以弥补“低存”损失，激励长期存储，最后实现低息贷款。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上述两个草案，分别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 下午3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25日上午举行视频会议，委员进行大会发言。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习近平指出，“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常态化疫情防控，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习近平作出最新部署。 “摆在湖北面前的紧要任务” 湖北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多年积累的综合优势没有改变，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 当前，摆在湖北面前的紧要任务，就是全力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要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要切实做好“六保”工作。要高度重视化解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症”。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对湖北疫后重振支持力度。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强化各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职责，督促落实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责任，健全疾控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 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要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及时研判风险，加强传染病等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建设和培训演练，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适应现代化疾控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增强一线疾控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优化科研攻关体系和布局，抓好《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组织落实。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 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意识。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密集集中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入持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两会上，总理又强调了一遍“房住不炒”，会下，大家纷纷向高房价开炮。 前两天，北京炒了一阵子的学区房，上千万买个老破小，终于官方看不下去了，21家房产中介被查处，全国也开始了一通中介专项整治。 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的董事长莫天全也炮轰了高房价，“低收入人群无法负担高总价”，不过他最后的落脚点，指向了中介行业，“要预防部分城市逐渐形成的中介机构高市场占有率的垄断格局”。 他举了北京的例子，最大的中介公司二手房市场占有率超过50%，有垄断的风险，有炒房的嫌疑。这话在说谁，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都只是在声讨中介，有些地方更狠，中介被全行业“连窝端”了。 01 最近，河南永城，一个新的“中介单位”——永城房产信息中心挂牌成立了。 与一般中介不同，永城房产信息中心是由永城市房地产管理局主办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中介机构。 谁跟他竞争呢？没有。 早在2018年，永城进行了一场打击“黑中介”的行动中，永城房管局公布了全市67家中介机构没有取得《房地产经纪备案证书》，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中介”。 更惨的是，剩下的10余家“合法中介”在证书到期后，也没有拿到证，也就是说，全市的中介机构就成了“黑中介”。 “拉黑”了市面所有的中介机构，官方自己下场了，永城房产信息中心就成为了永城唯一的“中介机构”了。 此前疯传的是，永城房产信息中心仅收取卖家50元的登记费，成交后收取1%的服务费，但是很快永城方面就发布了官方辟谣——信息中心是本着“房住不炒”原则，“为广大市民搭建一个买房、卖房、房屋租赁信息发布的免费平台”。 但实际上，免费的项目只有“发布信息、房源核验和资金监管”，根据永城本地论坛上流传出来的信息中心挂牌的收费标准，信息中心还是传统中介的模式，买卖佣金以房屋成交价为基数，买卖双方0.3%，也就是总共0.6%的佣金。 当然，这个价格在0.5%-2.5%的中介收费区间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水平。永城二手房房价已经快7500元了，一套100㎡的均价房，佣金收入只有4500元，如果再加上贷款服务费、权证代办服务费、评估费，如果成交量过万的话全年收入也能过亿。 以前这钱被中介赚走了，现在，这钱进入了政府的口袋。 02 中介这个行当，历史也挺长的，汉唐就有，明清的 “宅行”已经开始专职做土地、房屋的买卖了。 而当代的房地产中介，是从1996年的《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开始的，随着房地产的兴旺，中介这个行业发展越来越快。 中介的本质其实就是撮合交易，消除更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中介相对比较专业，对政策信息了解比较全面，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成了市场中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 但是在运行了24年之后，中介这个行业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有人一月买奔驰，有人几个月拿基本工资，为了撮合成功，赚最高额的中介费，各种套路也就出现了。 “没有被中介坑过，都不算在北京漂过”，这话其实放到其他的城市依然适用。 2016年以前，被坑最多的是租房，假房源、坑押金，业务简单粗暴，技术含量不高； 坑租金成了行业必备技能之后，有些中介开始搞起了群组，提高单位面积效应，安全事故不断； 2016年之后，长租公寓火了，主流的技法成了租金贷了。 在高潮的时候，房源是你挣我抢，房租是节节攀升，等他们撑不下去了，被坑的人一大堆。 武汉的信诚基业倒了，受害者数百，遍及武汉三镇；杭州鼎家倒了，4000租户踩雷被贷款；北京的昊园恒业倒了，坑了数万北漂青年。而统计内的25家长租公寓倒闭，最后坑了数十万的房东和租客。 这么多年了，中介行业一直是整顿重点，像去年北京一共查处违规房产中介公司221家，受害者可以说是遍布北京城。 03 当然，现在很多中介是看不上租房业务的，他们更喜欢卖房，因为更赚钱，可以用的手段也更多。 在不少中介手里，挂牌的房源中，都是半真半假，假房源的价格通常都是低于市场价十个点左右。目的是吸引客户，毕竟捡便宜的事情，大家都想干，但是客户一旦到了看房的阶段，你盯着的那套房一定是买不到的，不是不卖了，就是已经卖了，然后手里真房源才能闪亮登场。 到了带看阶段，一套房子可以两边忽悠。 因为，一个小区里面，对自己房子行情最熟悉的，肯定不是业主本人，而是小区周边的中介。 买房的有意向却定不下来，好办，找人来看，制造房子抢手的假象，顺带着敲敲边鼓，“你不买可就别人买了”、“今天不买，明天就涨了”。“上涨预期”是很厉害的手段，你越紧张，中介就越有可能卖出高价。 而对于着急卖房的人，中介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你不断压价，要不没人看房，要不光看不买，反正最后都逼迫着业主主动降价。 很多大中介挣钱最多的环节不是佣金提成，而是利用信息优势炒房。像猫哥的业主群里，一个月时间里，同样的户型一个买房的花了1050万，一个卖房的却只卖了880万，他们通过的都是一个中介公司，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可不小，比如，先趁你着急卖房低价收房，然后高价售出，这可比挣佣金爽多了。 一手托两家，双方通吃，只要能成交或者高价成交，赚的就不少。比如中介费，有的是暗地里收双方费用，也有直接明码标价式的双方开价，没有遮掩。 如果在限购城市，中介还热衷于做符合限购政策的“假材料”来达成买房的目的，当然，这些材料都是收费的，像西安这样的城市，6000到1万就能搞定，为了促进成交，这些中介啥都敢干。 04 而中介最令人不满的地方，恐怕还是被认为是炒高房价的推手。 在永城取消中介前，永城的市民就已经向中介喊话了，“炒房团的中介们，能不能别把房价抬太高”。 作为商丘市代管的县级市，永城的二手房房价，涨得比商丘市本身还要狠，商丘均价5903元，而永城已经高达7417元，谁看不都得倒吸一口气。 但是房价高涨这事儿，中介需要背锅吗？可能要。 虽然全国各地房价有所不同，但是不少中介对于炒房这事儿还是非常热衷的，因为成交价越高，拿到手里的提成就越高，在一线城市里面，一套房产生的中介费用，高达数十万。 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网红户型“跑道房”吗？在前一阵子热播的电视剧《安家》里面，类似的户型被女主角卖出去了，当然卖出去的原因也不是靠户型，而是靠装修和情怀。 但是很多人的疑问是，一套430万的房子，那么长的过道，房似锦在说“我觉得这个过道其实并不浪费面积”的时候，良心会不会痛？ 这不是什么诛心之论，因为，都是套路，而电视剧里面只是艺术创作，现实可能更加残酷。 中介们青睐独家房源，一方面独家房源可以是中介机构的最佳资源，而且佣金也比较高，而另一方面，独家房源方便炒。 有的中介会和业主商量，将业主认可的挂牌价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中介负责将房子卖出去，烂户型装修好了，讲点故事，同样能卖高价，中介费照赚，而比原价格高出来的部分，双方按比例分成，这算是中介与业主的合谋了。 对于那些市场占有率高的中介，理论上确实可以决定某些小区的租金价格和房价。 05 为啥中介为了促成成交啥都敢干呢？ 因为交易通常都很隐秘，很少被抓到了，即使被抓了，也只是罚款了事，靠自律？那中介还咋吃饭啊。 所以，永城市取消中介，全国一片叫好。 但其实，永城的“公办中介”还是缺少根本性的变化，很多人担心，现在是“免费”或者“低价”，未来呢？ 这不是一个本该市场化的行业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只是很多从业者搞得太出格了，如果永城的方案被很多地方效仿，那这样的国进民退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还真不好说。 比如，房地产中介这个行业虽然门槛不高，但是你要不懂的话还真的是很麻烦，很多环节完全搞不懂，费时费力还有可能掉坑里，很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政府出手干这事，服务能力和效率都是个考验。 如果政府出资成立官方背景的公司与市场其他参与者展开竞争也无可厚非，但先把全行业清理掉再搞个一家独大的公司出来，消费者未来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 中介该怎么搞？各种观点都有，欢迎大家说出你的看法。
5月10日，越秀地产公布今年1至4月未经审核的营运数据。4月份，越秀地产实现合同销售额54.9亿元，同比下降约20%；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3.4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约23%。 2020年1-4月，越秀地产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额145.98亿元，同比下降约31%，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约58.1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约35%。 截至四月末，越秀地产累计合同销售金额仅占2020年合同销售目标的18%。 三分之一时间过去，五分之一的目标还没完成。 此前一个月，越秀地产公布2019年财报，2019年度共实现营收383.4亿元，同比上升45%。毛利率34.2%，同比上升2.4%。归母净利润34.8亿元，同比上升27.7%。 回顾过去五年的业绩表现，越秀地产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分别为14.74%和36.17%。 年报显示，越秀地产的营业收入从2015年221.16亿元上升至2019年383.39亿元、同期的归母净利润从10.13亿元上升至34.83亿元。 过去五年，越秀地产毛利率持续提升，数据显示，越秀地产2015-2019年的毛利率分别为21.07%、20.79%、25.67%、31.75%以及34.21%。 越秀地产表示，毛利率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越秀地产的销售均价自2015年以来持续处于上升通道，结算业绩的毛利润率持续上升。 区域布局方面，越秀地产以广州为大本营，近几年逐渐向全国扩张，其中销售增速最快的是环渤海区域，2019年增幅为36.8%。 财报显示，2019年越秀地产华东区域、中报区域、环渤海区域分别实现营收168.8亿元、71.7亿元、56.2亿元，分别占销售额的23.41%、9.94%、7.79%。 三费方面，2019年，越秀地产的销售及营销成本达10亿元，同比上升53.7%。 然而，2018年以来，越秀地产存货周转率下滑明显，2017年存货周转率为0.32，2019年已降至0.23。 未再提千亿目标，排名从31位跌至52位 年报显示，越秀地产2015-2019年分别完成合同销售金额248.5亿元、302.5亿元、408.7亿元、577.8亿元和721.1亿元。 虽然逐年增长，但与其2017年提出的2020年千亿目标，差距甚远。 在3月30日的业绩会上，越秀地产董事长林昭远宣布，2020年销售目标为802亿元，增速降至11.21%。林昭远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越秀地产2020年冲刺千亿的目标不会改变。” 林昭远坦言，这个目标是综合考虑疫情做出的客观安排。相比2019年销售额的24.8%增速，其增速目标已下滑超一倍。 近两年，“稳健”是外界赋予越秀地产最常见的标签——稳健的销售增长、稳健的财务表现和稳健的销售目标，但稳健的另一面也意味着相对停滞。 2014年，与其体量相近的保利置业销售额为245亿、阳光城为230亿、旭辉为223亿，当这些房企已跨进千亿阵营时，越秀地产的销售额却还未突破800亿元。 据克而瑞数据显示，2014年，越秀地产以220亿销售额位居行业31位，而在2019年，越秀地产排名已跌落至第52位。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减速”前行的质疑，越秀地产2019年加大了土地投资，拿地支出同比增幅达88.68%。 一增一减之间，越秀地产2020年的发展轨迹是降速求稳还是蓄势待发？ 2020年，越秀地产的激进还在继续。5月18日的公告显示，，越秀地产以74.92亿元总价拿下广州番禹长隆地块，溢价率16%。 事实上，自2016年起，越秀地产就开始扩储，土储增速逐年上涨。数据显示，2016-2019年越秀地产土储从1462万平上升至2387万平。其中大湾区约占51.7%，华东区域占15.8%，中部区域占18.9%，环渤海占11.7%。 数据显示，2019年，越秀地产新增土储771万平方米，销售面积349万平方米，二者比值达到221%，超2018年的182%。 根据年报显示，越秀地产预计2020年土地款支出及拍地保证金300亿元，其中包括工程款支出140亿元，利息40亿元，税及费用120亿元。 相较之下，越秀地产2018-2019年的拿地预算分别为159亿元和179亿元，今年公布的拿地预算几乎为去年的翻倍。 此外，“轨交+物业”模式是越秀地产土储大幅扩充的关键。 去年三月，越秀地产宣布以84.82亿向母公司越秀集团、以56.26亿向广州地铁集团收购广州地铁13号线官湖站上盖两处物业51%股权及35%股权。 同时，越秀地产向广州地铁以每股2港元发行30.81亿股认购股份，认购完成后，广州地铁将持有越秀地产19.9%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广州市地铁建设规划，至2023年将从400公里达到800公里。在修建过程中，都有上盖物业来支撑地铁资金，这个过程中广州地铁成为我们的股东，我们在获取轨交领域，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这也是我们获取土地的重要渠道。”林昭远这样描述与广铁结盟的意义。 “在2019年的新增土储中，‘轨交’、国企合作两种模式增储达到464万平方米，占整个新增土地储备的60%。” 越秀地产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姜永进表示。 截至2019年底，越秀地产总土地储备达238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23.0%。其中大湾区占51.7%，华东区域占15.8%，中部区域占18.9%，环渤海占11.7%。 负债三年翻番，经营净现金流同比下滑37.73% 伴随着拿地力度的加大，其资产负债率也在逐渐走高。2014年越秀地产资产负债率为67.5%，2015年为71.91%，2019年进一步增长到76.48%。 财报显示，越秀地产2016年负债总额为909亿元，到2019年增至1795.05亿元，三年时间负债翻番。 截至2019年年底，越秀地产账上拥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及监控户存款总额约301.9亿元。平均借贷成本为4.93%，净借贷比率为74%。 相比2018年同期，越秀地产的净借贷比率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其中，越秀地产非流动负债中的借贷金额由2018年底476.2亿元上升至2019年底638.84亿元。 但与此同时，虽然越秀地产2019年的净借贷比率上升明显，但其2019年的财务费用却出现明显减少，金额由2018年20.02亿元下降至2019年11.61亿元，降幅超过四成。 年报显示，这主要是越秀地产加大了利息资本化的力度，导致2019年资本化利息同比增长55%。 在土地市场上的激进出击后，越秀地产的经营现金流也大幅下降。年报显示，越秀地产2019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63.7亿元，同比下滑37.73%，去年同期为102.3亿元。 越秀地产表示，经营性现金收入及已承诺银行融资资金为公司主要流动资金来源。 整体看，越秀地产截至2019年底的总借贷金额约710.2亿元，相比2018年底的534.1亿元同比增长近33%。对于一家没有跨进千亿门槛的房企来说，如此负债量级并不小。 从负债结构看，越秀地产3-5年期的负债占比是最高的，达到55%；其次是两年内的债务，占比为29%。 这意味着，从2021年起越秀地产的长期债务会逐渐到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考验越秀地产的再融资能力。
在中国金融业的各个子业态中，信托业经过十年狂飙，终以超20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但狂飙之后的信托业正在回归理性，行业增速放缓已成定势，转型成为行业共识。 据了解，平安信托在去年下半年便启动净值化转型，在总部建立了专业化的产品中心，该产品中心涵盖了ABS、家族信托等服务类信托业务，以及资本市场、阳光私募、消费金融、创新投行等标品投资业务。 平安信托总经理助理张中朝表示，信托业已经进入转型的深水区，接下来各信托公司将把“非标转标”作为业务重点。“‘非标转标’这四个字涵盖了投资、投行、风控、产品、资金等各方面的创新和转变，是信托公司比拼专业能力的舞台。究竟谁的水平高，谁能够突出转型重围，就各凭本事了。” “非标转标”市场大有可为 2018年颁布的资管新规，使“标”与“非标”间的模糊地带消失，更对非标类资产提出了严格要求。那么，非标资产何去何从？ “非标转标”成为不少信托公司共同的答案。 “我们一直在思考‘非标转标’的模式，发现信托业牌照的很多优势，可以让我们继续在‘非标转标’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张中朝认为，信托公司的“非标转标”业务主要有以下三个切入点： 一是投资业务层面，信托公司可以将传统的非标融资转化为私募债、ABS（CMBS）、REITs等标准化产品的投资。在张中朝看来，信托公司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前期在非标领域的资源优势可以帮助我们锁定更多优质资产，确保现有存量客户不会流失。” 二是投行业务层面。张中朝直言，投行业务虽然利差不大，但是可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信托公司也应逐步提升在投资端的主动性，增强控盘能力。 三是在“非标转标”过程中，风控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注意到业内也开始进行一些探索，但有些探索是以牺牲风控标准为代价的。我们认为，可以在不降低风控标准的前提下，结合平安集团的综合金融优势，通过股权投资、特定产业基金等业务模式来完成‘非标转标’。”张中朝表示。 作为平安信托分管产品中心的高管，张中朝思路清晰。在他看来，持续趋严的监管环境对行业来说是个好事，能够为转型提供良好契机，催生新的业务机会。 重点布局资本市场业务 今年以来，疫情对信托业造成不小冲击。数据显示，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发行及成立规模均处于缩量状态，共有63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6735款，发行规模为6420.06亿元，环比减少17.13%，募集资金5535.57亿元，环比下滑6.34%。 在此背景下，平安信托却显得较为从容。“我们很幸运，前期就做好了产品线的布局，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传统业务，创新业务、标准化业务反而得到快速成长，后续将重点布局固收类产品和资本市场业务。”张中朝坦言。 他认为，2月以来固收市场火热，而且由于境内客户资产配置需求日益旺盛，境内固收产品供给有所减少，跨境市场带来的风险溢价和套利空间明显提升，中资美元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配置领域。 据介绍，今年以来平安信托的固定收益和资本市场团队的收入增幅均超过100%，并推出了业内首单跨境主动管理类美元债券投资产品。该材料主要投资债券类资产，包括境内债券以及中资企业在境外发行的美元债、点心债、定制债及其挂钩工具。 另外，资本市场机会逐渐显现。对此，张中朝认为，信托公司不应缺席。因此，平安信托近期引进了多位拥有券商、投行经验的人才，借资本市场的东风培育信托业新的增长点。
作者 | 佟亚云 5月26日晚，分众传媒针对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其年报发出的问询函，发布回应公告。 此前问询函曾要求分众传媒全面自查是否存在配合客户虚增广告费用的情形，是否存在广告收入后，又以其他方式将所返还客户的情形。 对此，分众传媒回应称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形。对于媒体质疑其作为“瑞幸咖啡”广告供应商质疑，是否配合客户虚增广告费用的事宜，分众传媒进行了重点核查。 公告称，瑞幸咖啡自2018年起分别在分众传媒电梯媒体、影院媒体发布广告以进行品牌营销和产品推广。 2018年、2019年，分众传媒从瑞幸咖啡处计得1.67亿元和2.04亿元的含税楼宇媒体销售收入；计得995万元和1699.98万元的影院媒体销售收入。 今年一季度，分众传媒从瑞幸咖啡处计得6853.45万元的楼宇媒体销售收入，两年一期的合计销售收入为4.66亿元。 图片源自分众传媒公告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分众传媒对瑞幸咖啡的应收账款余额为6500万元，全部来自于楼宇媒体广告。 公告称，截至目前，分众传媒已收回两年又一期内对瑞幸咖啡实现销售收入的全部款项。除上述业务外，与瑞幸咖啡之间无其他业务合作，也无除销售收款外的其他资金往来。 随着瑞幸自曝财务造假事件发酵，分众传媒也受到“波及”。 此前浑水发布的做空报告指出，瑞幸将2019年第三季度的广告支出夸大了150%以上，而瑞幸咖啡在分众传媒曾大量投放广告。分众传媒曾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将瑞幸咖啡列为新兴品牌的客户代表之一。 今年4月，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向分众传媒董秘提问瑞幸咖啡事件的影响。董秘回应称，分众传媒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积极进行客户调整，目前公司客户结构多元化，单一广告主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发布的回复公告显示，针对瑞幸咖啡的销售收入，分众传媒在原有审计工作的基础上追加了若干核查程序，包括：查阅分众传媒与瑞幸咖啡签订的二年又一期的所有销售合同、广告发布明细表；从金税系统导出所有分众传媒对瑞幸咖啡的开票数据；获取分众传媒与瑞幸咖啡的所有银行回单单据；获取分众传媒主要银行账户交易流水，筛查是否存在除上述收款以外的与瑞幸咖啡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等。
作者 | 陈天伦 5月27日，针对“旗下两款止咳药对新冠肺炎有效遭核查”一事，贵州百灵工作人员对搜狐财经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药监局的通知，这一事件也正在核查中，暂时不方便做出回应。“如果有了进一步的情况，我们会尽快做出说明。”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已关注到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州百灵”）官网发文称两款独家苗药对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有效，将核查。 在此之前，贵州百灵官网曾于5月25日发文称，公司自2020年1月份启动的针对新冠肺炎防治的药品筛选及评价试验近日陆续完成。多项试验结果显示，贵州百灵独家苗药咳速停糖浆、咳清胶囊两款药品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和普通型）有利于疾病痊愈和新冠病毒转阴，可缩短咳嗽时间，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该文章透露，贵州百灵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启动治疗新冠肺炎相关药物筛选研究。3月4日，该研究团队在《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发布的首篇论文中，单独介绍了贵州百灵咳速停糖浆、咳清胶囊两款苗药的研究成果:咳速停糖浆、咳清胶囊两款苗药具有明显抑制冠状病毒作用；对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病证结合模型小鼠的肺部炎症损伤及病毒核酸表达、细胞因子风暴都具有减轻的作用；同时还可调节机体的免疫机能，减轻肺组织损伤。 贵州百灵官网列出了咳速停糖浆和咳清胶囊按Ⅳ期临床标准开展的治疗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相关的临床研究。其中提到，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向好，新冠肺炎患者数量锐减，该项临床试验原计划招募72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参加，最终共入组30位患者，未能达计划招募数量，致使客观性受到一定影响。 目前，贵州百灵官网已无法找到上述文章。 资料显示，贵州百灵是一家从事苗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于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代表产品包括维C银翘片、咳速停糖浆等。 去年，贵州百灵录得上市以来最差成绩，营收首次负增长、净利润腰斩。年报显示，贵州百灵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8.51亿元，同比减少9.13%；实现归母净利润2.91亿元，同比减少48.27%，扣非净利润2.3亿元，同比下降58.53%。 与此同时，贵州百灵还在5月15日收到深交所关注函，要求详细列示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原因、发生时间、每笔占用金额、日最高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是否已归还及归还时间等。据悉，2019年贵州百灵累计向其实际控制人划出资金20.86亿元，累计收回资金21.44亿元（含利息），该资金占用性质为非经营性占用。 而就在5月23日，贵州百灵公告称，鉴于《关注函》中问题所涉及的事项较多、工作量较大，回复工作需要协调公司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做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对关注函作出延期回复。 此外，贵州百灵还牵涉到了一起行贿案中。据该案件判决显示，2017年4月，贵州百灵董事长姜伟向贵州食药监原药品注册处处长罗志行贿10万元，希望罗志在百灵集团申报“糖宁通络”国药准字文号及工艺登记等相关事项上提供帮助，罗志予以收受并表示同意帮忙。 受一系列利空消息影响，贵州百灵股价连跌数日。然而，从5月25日起，公司股价大幅拉升，当日逼近涨停，此后又连涨两天。截至午间收盘，贵州百灵报9.17元，今日涨幅为3.15%，总市值129.4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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