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逆差2076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845亿元，服务贸易逆差3281亿元，初次收入逆差681亿元，二次收入顺差41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含当季净误差与遗漏）顺差2076亿元，其中直接投资顺差1043亿元，储备资产减少1754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逆差297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64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70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98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6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含当季净误差与遗漏）顺差297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顺差149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51亿美元。 按SDR计值，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逆差221亿SDR，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96亿SDR，服务贸易逆差349亿SDR，初次收入逆差72亿SDR，二次收入顺差4亿SDR；资本和金融账户（含当季净误差与遗漏）顺差221亿SDR，其中直接投资顺差111亿SDR，储备资产减少187亿SDR。（编辑 乔川川）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王春英介绍，总体看，2020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仍保持在基本平衡的区间内，经常账户呈现小幅逆差，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 一是货物贸易保持顺差。受年初假日因素叠加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264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4685亿美元，同比下降11%；进口4420亿美元，同比下降2%。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缩小。2020年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470亿美元，同比下降26%。旅行和运输仍是主要的逆差项目。其中，旅行逆差416亿美元，同比下降28%，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出境旅行明显减少；运输逆差117亿美元，同比下降6%。 三是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2020年一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149亿美元，主要是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336亿美元，体现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兴业具有长期意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87亿美元，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稳有序。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然坚实。（编辑 上官梦露）
本报记者 李勇 扶持企业上市融资，辽宁省下大力气，肯花“本钱”。《证券日报》记者日前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辽宁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累计发放上市专项资金8999万元。 五一小长假后第一天，科创板上市企业芯源微披露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1551.61万元，其中辽宁金融监管局发放的支持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就有1500万元。对于政府部门给予的资金补助，芯源微副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李风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不算发行费用，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费用基本都可以覆盖掉。 “太给力了！对企业的作用是相当大。”李风莉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申请费用的过程也不繁琐，支持政策里都写得很清楚，哪个阶段需要哪些资料，要求都很明确，资金下拨的也很快。” 李风莉讲到的相关支持政策就是辽宁省政府201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上市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从加大企业上市扶持力度、优化企业上市服务环境、完善上市工作保障机制等方面共提出16条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发展的具体举措。 辽宁金融监管局资本市场处张艺处长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2019年设立科创板、证券发行注册制的背景下，“支持更多企业上市，扩大辽宁上市公司队伍”的理念，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和省直各部门层面日益成为高度共识。 “科创板的推出，是推动科技企业上市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抢抓改革机遇，从去年年初开始辽宁金融监管局和辽宁省财政厅就深入企业实地调研需求，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张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主要考虑企业上市过程中成本费用比较高，需要沟通接触的政府部门比较多，从降低企业上市成本，为企业上市提供服务支持以及建立上市工作机制的角度出台了该《意见》。”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根据该《意见》，辽宁省级财政设立了“支持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对辽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和股权融资、证券交易所发债融资等给予扶持，用于冲减企业上市部分费用，降低企业上市成本。其中，对科创板拟上市企业按照完成股改、辅导备案、正式申报、完成注册等阶段给予总额1500万元的补助；对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拟上市企业按照完成股改、辅导备案、正式申报等阶段给予总额1000万元的补助；对在境内借壳上市并将注册地迁入辽宁的，给予一次性补助1000万元；对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给予补助150万元，挂牌后实现股权融资的，按照当年融资额的1%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对在沪深交易所实现公司债、双创债、资产证券化等债券融资的，按照当年融资额的2‰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我们不是企业最后上市成功才能拿奖励，而是从分担费用的角度来考虑，分阶段给予企业补助。”张艺表示，“针对企业上市过程耗时长、成本费用高的特点，辽宁针对上市前的不同环节分阶段给予支持，有效帮助企业分担了上市各阶段的成本和风险。” 记者了解到，2020年是辽宁省政府上市扶持政策落地的第一年，截至4月末，辽宁金融监管局和辽宁省财政厅完成了上市专项资金的发放工作，向沈阳、鞍山、本溪、锦州、营口、辽阳、朝阳7个市符合条件的企业共发放补助资金8999万元，东软医疗、何氏眼科等27家企业分别获得300万元—1000万元不等的资金补助。 “上市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地方政府都很支持和重视，市长还曾多次召开协调会，工商、环保、社保等相关部门都提供了服务便利。”扶持政策正式落地，也让许多企业切身感受到了好处。李风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公司从申报到上市就五个多月的时间，省、市、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服务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么‘给力’的协调，企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起来，肯定不会这么快。” 李风莉表示，辽宁的支持政策，不仅覆盖了上市前期费用，减轻了企业负担，也是很正向的信号，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机构到辽宁开展项目，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步入资本市场，增强企业上市发展的信心。 近年来，辽宁省金融监管局全力推进全省资本市场发展，积极培育后备企业，持续开展宣传推广、上市现场指导、资本市场对接、后续中介服务等一系列的长期基础工作。目前，辽宁已有芯源微和神工股份两家企业实现科创板挂牌，截至4月末，全省辅导备案企业已达26家，预计今年还将有10余家企业申报材料，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出台支持政策，就是要帮企业搭上改革的‘班车’，从长远来讲，进入资本市场，企业就打开了融资渠道，品牌效应得到提升，也会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未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张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政府来说，企业上市，培育了财源，解决了就业，也增加了税收。从培育地方竞争力的角度，通过推动企业上市，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宏观到微观层面都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编辑 田冬 孙倩）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5月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要继续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扎实推进复工复产复学，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其信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输入性病例的增长势头逐渐减弱，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极大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部署，并就加快疫苗研发、审批和使用，强化重大疫情防控科技支撑，加强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深入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习近平强调，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风雨与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号召广大成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联系广泛优势，组织6万余名民主党派医务人员投入疫情一线，围绕防止疫情扩散、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等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思想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同时号召广大成员踊跃捐款捐物，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大家在发言中对我国抗击疫情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中共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表示赞同，并就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 习近平强调，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行动，各地区各部门立即响应，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程度提高了检测率、治愈率，最大程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全国各族人民都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了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了抗击疫情强大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我们统筹运用综合国力，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我们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及时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多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扬，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充分展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我们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暴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要精准有效做好外防输入工作，抓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和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群众的自我防护和管理意识，严密防范疫情出现反弹。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3点希望。一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四个自信”，继续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共克时艰。二是继续为防疫情、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提出真知灼见，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三是协助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密切关注社情民意，及时开展解疑释惑工作，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发出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黄坤明、蔡奇、尤权、王毅、肖捷、赵克志、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谢经荣、邵峰等。
本报记者 于南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即便疫情突袭，也不能阻挡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坚定步伐。 日前，国务院扶贫办官网刊出的一篇题为《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的文章提出，将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的80%用于设置扶贫公益岗位。 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能否成为脱贫攻坚的又一“利器”？ 此前的4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帮扶工作情况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一级巡视员吴华在谈及“鼓励引导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重点部署推进的“四个一批”工作时，曾着重介绍“利用光伏扶贫的收益开发扶贫专岗，可提供一百万人就业”。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相关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10日，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资金到村17.47亿元，设置公益岗位61.42万个，吸纳贫困劳动力59.9万人就业，发放岗位工资金额4.60亿元。 在业界看来，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是对光伏扶贫“造血功能”的再升级，效力的再提升。 “光伏扶贫能够被广泛认可、取得成绩，其核心逻辑在于，光伏扶贫既发挥了我国光伏产业的优势，又调动了企业积极性（EPC收益、组件等销售），最终形成了充分利用光伏发电特长，又契合扶贫需求、企业利益的‘一举多得’的长效扶贫机制。”光伏行业咨询机构智新咨询首席分析师曹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则设计，完全可以规避这些年来光伏扶贫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相信光伏扶贫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光伏扶贫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业95%以上为民企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自2014年启动试点，光伏扶贫就被寄予厚望，认为其是资产收益扶贫的有效方式，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成为了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2014年至今近7年的实践证明，光伏扶贫成效显著。据2020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截至2019年12月份的最新数据，我国已累计下达光伏扶贫规模1910万千瓦（19.1GW），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是堪比高铁的中国优势产业、国际名片。正是中国光伏制造，在10年间，促使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94%，光伏电站建设成本下降90%，太阳能利用才广受全球电力需求青睐。 不仅如此，中国光伏制造也凭借多年占据全球组件约70%的份额，以及全球前10强光伏组件企业中的7至8个席位，赢得了市场尊重，掌握了话语权。 而外界也许并不了解的是，缔造上述堪称“奇迹”的中国光伏制造大军，95%以上为民营企业。 也正是这一支民企大军，在祖国吹响脱贫攻坚号角后，勇于投身产业扶贫事业，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仅大幅让利，更积极开拓出了诸多更为有益的光伏扶贫模式。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光伏组件厂家给予产品25年线性功率保证（25年不低于标称功率的80%），即光伏发电收益，理论上可持续至少25年。 在光伏发电环保且具有较长收益周期，十分契合精准扶贫、长效扶贫需求的基础上，中国光伏产业还充分运用了光伏发电可分布式建设（符合能源发展趋势），并可与荒滩荒坡、屋顶、建材、农业、水面等结合的特点，探索出了例如“光伏+农业+扶贫”模式，让贫困户能够在享受发电收益的同时开展农业经营（光伏大棚、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不仅实现了增收，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这一探索，令光伏扶贫由产业扶贫、长效扶贫，升级为“造血式”扶贫，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光伏扶贫不仅可精准、长效、造血扶贫，还兼顾了对环境友好、产业有利，理论上能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在实践中不断纠偏 促使光伏扶贫一举多得 实现理论上的“一举多得”，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在实践中不断纠偏。在光伏扶贫成绩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不尽人意的问题。 例如，根据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对已纳入第一批国家财政补助目录中的15696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能力进行的评估，其中有37.1%的电站发电能力不足理论值的80%。 对此，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发布的《关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情况的通报》将其主要原因归咎于建设质量不合格、运维主体责任未落实、运维管理不到位等。 针对以上问题，2018年3月份，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上文纳入国务院扶贫办评估范围的电站均于2018年11月30日前并网），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光伏扶贫电站是以扶贫为目的，在具备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贫”的主旨，且进一步规定，村级扶贫电站规模根据帮扶的贫困户数量按户均5千瓦左右配置，最大不超过7千瓦，单个电站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00千瓦，具备就近接入和消纳条件的可放宽至500千瓦。村级联建电站外送线路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建设规模不超过6000千瓦。 最为关键的是，《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要求光伏扶贫电站由各地根据财力可能筹措资金建设，包括各级财政资金以及东西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捐赠资金。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设，企业不得投资入股。 “个别光伏制造业的‘害群之马’，贪图一己私利，在光伏扶贫项目中偷工减料或者与相关利益方同流合污，给中国光伏摸了黑。应该说，《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规定对遏制光伏扶贫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具有很好的效果”，上述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政策也有‘副作用’，其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光伏+农业+扶贫’模式的发展，比如企业不得投资入股，较高效的农光互补商业模式就很难建立；另外，电站规模受限，也会导致项目分散，给运维增加成本。” “农光互补商业模式无法建立，其实也削弱了光伏扶贫的造血功能，因为不与农业等结合，仅仅是电站运维，就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如今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生态护林员、护路员等扶贫公益岗位，实质就变相弥补了受到限制后的光伏扶贫在就业岗位提供上的短板。” 多部门协作 加强契约精神 推动光伏扶贫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建设质量、运维管理外，在光伏扶贫多方合作的格局中，也存在着契约难以履行的问题。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9年6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利集团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婉转表述，公司2017年切入扶贫电站建设领域，是造成其应收款占营业收入比较上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中利集团上述公告阐述的光伏扶贫导致应收款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由于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不允许贷款的政策变化（即上文提及的《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导致扶贫项目的应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其二，国补资金未足额发放，导致交易对手方资金流紧张，难以按期回款。 中利集团董事长王柏兴此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利创新推出并在合同约定这些电站产权是归政府的，建成并网后政府可以拿资产去贷款或融资租赁，但这份文件（《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发布，贫困县不能获得贷款了，中利集团的回款也就受到了影响。” 所幸，根据中利集团相关公告，2019年8月份以来，中利集团光伏扶贫应收账款问题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重视，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相关省份抓紧归还光伏扶贫项目拖欠企业工程款的专题会议，要求高度正视问题、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及积极主动履职尽责。而最新的中利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期内公司光伏扶贫应收款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光伏板块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6.88亿元。 只是，中利集团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此前《证券日报》记者就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信息中注意到，协鑫能源工程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申诉，公司于渑池县、镇平县、遂平县建设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装机规模分别为9.79MW、80MW、10.8MW，但截至目前，在三个项目均已全额并网及通过竣工验收，甚至部分质保期已届满后，其仍合计拖欠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约1.3亿元，其中部分欠款已超2年。 《证券日报》记者就此致电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确认了上述欠款情况，表示公司目前在积极协调回款，只是仍无法预期。 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1.3亿元的欠款对企业来说，尤其是对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公众公司来说，就不只是1.3亿元的问题了，其还将牵扯出坏账计提、资金成本升高、股价波动等一系列的风险。“这种影响是一连串的，再叠加疫情，给公司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曹宇看来，光伏扶贫中的一些参与方发生欠款确实存在主观原因（例如恶意欠款等），但也有客观原因，例如河南省之所以有较为突出的光伏扶贫欠款情况（上述三县均属河南省），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河南省大量的扶贫电站未录入国家补贴目录（未能及时获得国家补贴，影响项目收益）。 《证券日报》记者查询发现，早在2018年6月27日，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加强光伏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显示，截至当时，河南省录入国务院扶贫办光伏扶贫信息系统的光伏扶贫项目装机规模为2.15GW（2017年已建成1.1GW+“十三五”计划1.05GW），但是仅有185MW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纳入率不到1%。而同期内蒙古自治区共计1.6GW光伏扶贫项目纳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补贴目录，占全国11.2GW的14.3%。 而今年2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显示，录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总量共计11.18GW，其中，河南省光伏扶贫项目仅有20.9MW进入目录，即纳入比例仍然较低。 但无论无论如何，协鑫能源工程公司向记者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18年6月30日并网发电至今，上述渑池县9.79MW光伏扶贫电站已完成累计发电1911万度，按照光伏扶贫电价0.85元/度计算，累计收益达到了1624万元。而垫资建设该电站的协鑫能源工程公司，至今仍索要欠款无门。 “这恐怕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当然也需要加强契约精神。但只要各方及时纠偏，相信不会形成阻碍光伏扶贫发展的大问题。”曹宇认为。（编辑 上官梦露）
本报记者 包兴安 随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更多外资增持了中国债券。5月7日，中央结算公司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债券706.71亿元，为连续第17个月增持。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间市场债券托管规模为646652.96亿元，同比上涨12.98%，相较上年末上涨3.88%。其中，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债券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011.36亿元，同比增长30.45%。 另外，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银行间市场现券交易数据显示，4月份，境外机构投资者买入债券3817.60亿元，卖出债券2773.96亿元，净买入债券1043.6亿元；本年累计买入债券12864.53亿元，累计卖出债券10389.16亿元，累计净买入债券2475.37亿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外资连续增持中国债券，说明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吸引力正在上升。原因有多方面：一是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快，外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渠道畅通；二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得到控制，经济复苏脚步加快，人民币汇率趋稳，人民币资产安全性较高，避险作用凸现，外资对中国市场信心较足；三是全球开启量化宽松政策，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外债券利差相对较高，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实施多项举措，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程度不断加深。 今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债券市场方面，提出要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加强债券市场评级机构统一准入管理，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5月8日，我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103.6万亿元，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丁臻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品种不断丰富，出现很多创新性的债券，比如扶贫专项债、绿色债券、小微金融债、“双创”债等。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有助于更好满足境内外投资者投资债券指数型产品的需求，有助于促进债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丁臻宇表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形成了由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3个子市场组成的统一分层的市场体系。其中，由机构投资者参与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交易场所，近年来，其债券托管量和交易量占整个市场的九成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上交所发布的上交所总经理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上交所将稳步推进国际化战略，推动沪伦通东向开通，推动出台交易所债券市场跨境互联互通方案，以及公司债等信用债券品种逐步纳入全球主流债券指数。 盘和林表示，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一方面要继续优化制度设计，完善交易、托管、清算等核心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各项制度“短板”，解决债券违约处置方式不统一、效率低下的问题，形成债券市场统一监督及管理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继续加大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程度及市场化程度，可以从利率、本金等债券构成要素入手丰富债券品种、培育多层次的投资者、加强监管协调。 丁臻宇认为，目前，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互联互通已有实质进展。未来可考虑建立统一的结算托管体系，从解决转托管效率低的问题入手，形成统一的托管结算规则，最终建立统一的托管结算体系。除此之外，在债券市场发行交易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投资者保护机制方面进一步统一规则，构建统一的监管制度框架。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8日，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190多亿元的消费券。这些“促消”措施取得明显效果，实现了聚焦人气、增强信心、提振消费的目标。 消费券提升中小微企业业绩 发放消费券是个“技术活”，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在实名制、有经验、多场景的数字化生活平台上发放，确保政府补贴落实到老百姓。支付宝作为其中代表，就积极配合各级政府“促消”。 支付宝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截至5月6日，浙江、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内蒙古、四川等近30个省份的100多个市（区）政府选择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消费券，预计发放资金过百亿元。仅五一小长假期间，支付宝消费券就直接拉动消费近50亿元。其中，杭州消费券五一假期核销金额超过6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金额超过10亿元，杠杆撬动比例超过1：15。 记者注意到，消费券受益商家中，九成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据支付宝公布的《中国小店经济五一报告》显示，在消费券和五一小长假的双重刺激下，中国上千万家小店正在快速恢复“元气”。五一期间，有800万家小店的单日收入超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500多万家小店单日收入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以上；有八成小店店主表示，消费券刺激效果很明显。 以杭州市上城区的可莎蜜兒近江店为例，门店店长郑沙沙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3月27日（杭州消费券正式发放），近江店支付宝成交的营业额与上周同期相比增幅达44%，客单价也上涨了14%。消费券促使老客回流也增加了新客入店的概率，对提升门店销量具有重要作用。”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发放消费券，既刺激了短期消费，又精准地支持了相关行业的复苏。具体而言，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在特定期限内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经济运行压力。 “羊毛党”盯上消费券 需要警惕的是，就在全民掀起抢券热潮的同时，“羊毛大军”也闻风而来，迫不及待地“薅消费券羊毛”，利用不法手段将消费券兑换成现金。 《证券日报》记者电话咨询了某市的王女士，她朋友的微信群里就有人出售自己抢到的消费券。“由于首波优惠券没有限制收款方必须是商户，所以‘羊毛党’只要有某平台的付款码，互扫就可以套现，压根不用消费。后来平台方开始用技术手段拦截作弊行为，‘羊毛党’转而将‘黑手’伸向有资质的商家，与商家合作套现、互相分账；或者‘羊毛党’干脆以消费券票面价值5折-6折的价格转卖给他人。” “发放消费券的本意是为了提振居民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如果被‘羊毛党’用来投机牟利，不仅破坏了用户公平健康参与的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给地方政府、企业和广大居民都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付一夫表示。 有人质疑，同样为了促进消费，发消费券和发现金有何不同？与其让“羊毛党”沾了光，为何不直接给居民发现金呢？ 国际新经济研究院经济行为与中国政策研究中心博士郑磊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之所以采用发放消费券形式，是因为消费券不会像现金那样进入银行体系循环，因而不具有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而是让其进入消费流通渠道，以促进消费、激活经济。 付一夫也认为，与直接发现金相比，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消费效果更明显。此外，消费券还可以显著改善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并为后续促消费、扩内需的长期政策落地打下较好的基础。 为防止消费券被恶意“薅羊毛”，行业专家出谋划策，希望真正杜绝“羊毛党”对消费券的侵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两个有效方法。首先，在设计发行上堵住漏洞，加强处理交易风险，如可使用区块链监控交易过程，制定识别策略进行线上适时打标和拦截，提供信用绑定，设置营销活动和处罚流程；其次，对违规和套取资金行为实施处罚和取消合作单位资格，或不给予消费补贴资金。 付一夫提出多方合作的建议，“这类恶意‘薅羊毛’现象必须要坚决打击。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惩处力度，相关平台要不断升级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壁垒，用户一旦发现此现象也应及时举报，唯有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配合，才能创造使用消费券的公平绿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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