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一直以忧虑的心态去投资，就会对很多信息进行偏负面的解读。本周三A股出人意料地尾盘大跌，导火索竟然是一组罕见的CPI数据。 今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这是11年来CPI首次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猪肉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于是，市场出现了一种比较悲观的预期，那就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从经典的经济学分析，适度增长的CPI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刺激作用，因为CPI适度上涨表明产品价格处于温和上涨中，也表明企业利润率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也是欧美国家将CPI数据当作衡量经济是否健康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的CPI受猪肉价格影响较大，由于前期基数比较高，目前猪肉价格从高位稍微有所回落，对CPI的影响就立刻显现了出来。但是猪肉价格会持续下跌吗？目前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已经有所回稳，而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由于需求的增加，猪肉价格维持高位也不是没可能。 CPI只是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并不能全面代表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从环比看，11月的PPI（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就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1%。40个工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24个，比上月增加12个，上涨面达六成。这组数据说明制造业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此前市场人士大多预期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退出，就是因为经济增长比较好，但是当CPI数据突然出现负值时，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CPI数据和利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CPI数据高，存款利率上调的欲望就比较高，因为长期负利率将使居民存款意愿下降。但目前CPI出现了负值，则银行上调存款利率的欲望就不那么强了。如果利率不上调，那么广义上的宽松货币政策依旧会延续，这对资本市场反而是一个利好。 所以对于数据的解读用什么样的心态非常重要。用悲观的心态，我们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消息；用乐观的心态，我们就能看到“危”中的“机”。美国的经济数据非常糟糕，但它的股市却持续高涨，这是为什么？因为投资者看到的是时刻会出现拐点，都是乐观的预期。回到A股，我们也应该用乐观的心态去解读数据，不要老是自己吓自己。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过艰辛曲折的斗争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我们要从党的斗争实践和反复经验中汲取思想智慧，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部我们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积累了军事理论基础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形成重大理论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进行深刻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直接基础。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他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用于战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指导必须要符合客观情况，战争胜负虽然主要决定于客观基础，但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能力，因此必须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思想，总结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战术，如“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这些思想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作了理论准备。在推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逐步提出对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提出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936年7月在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对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性战争，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中国胜利。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洛川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实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全民总动员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支撑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例如，在洛川会议上，他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此后一段时间中，他密切关注和指导战争，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他在《论持久战》中就一直强调是以“抗战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深入进行哲学研究，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哲学指导和方法依据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研究。到达陕北后，他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集中阅读一批哲学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载了当时毛泽东研读哲学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当时，毛泽东研读批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他在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中都做了批注和笔记，这些批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层面，进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结。例如，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阅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理论建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937年7、8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两节内容后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名发表并收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掘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态。《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了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学说同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形态。这两个文献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深入进行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中阐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创立抗日持久战理论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突出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人民主体性。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全国总动员和实现进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抗战办法，必定是胜利的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和坚持各种反动政策的片面抗战办法，必定是失败的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他再次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强调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1937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因此必须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1937年11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谈投降论调，提出所谓的“和平路线”，积极开展投降活动；蒋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此后，他根据形势发展和投降主义的变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斗争，坚定人民的必胜信念。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错误，全面阐述抗日持久战理论。《论持久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果。“亡国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些人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论调；进入全国抗战后，汪精卫等投降主义者宣扬妥协论调，提出“再战必亡”的观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亡国论”再次出现，抗日阵线中也出现了妥协倾向。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速胜论”的错误也非常严重。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盲目乐观，认为日本军队不堪一击，完全可以迅速战胜；一些人过于相信国民党的正规战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开战了，战争很快就能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就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战，《大公报》社论写道，“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速胜论”思想危害极大，毛泽东予以深入批判，强调抗战的持久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明确了方向，确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综上可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的重要经典文献，它不是为了完成某种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创作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政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理论建构，而是对长期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是长期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原标题：从党的实践中汲取宝贵经验 ——《论持久战》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 金民卿
文：任泽平 熊柴 白学松 实习生姜文镪、杜光瑜等对本文有贡献 导读 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我们在前期推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潜力都市圈：2019》等系列报告，本篇结合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规划建设的19个城市群进行排名，并对五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逐次分析。 摘要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当前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 2）世界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美国东北部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3）基于我们在2019年4月《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27个指标分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流入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2万、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明显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NO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1）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2）长三角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3）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 NO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1）2018年珠三角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珠三角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3）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 NO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1）京津冀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2）京津冀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3）京津冀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 NO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1）成渝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2）成渝产业协同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3）成渝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 NO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1）长江中游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2）长江中游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3）长江中游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 风险提示：政策推动不及预期，公开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偏差。 目录 1.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NO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NO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NO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NO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NO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正文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行情000065,诊股)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9日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0年11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进行了解读。 一、CPI环比和同比均下降 11月份，随着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六稳”“六保”工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从环比看，CPI下降0.6%。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4%，影响CPI下降约0.53个百分点。食品中，随着生猪生产不断恢复，猪肉价格继续下降6.5%，降幅收窄0.5个百分点；鲜菜和鸡蛋供应充足，价格分别下降5.7%和1.6%。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1%，影响CPI下降约0.09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旅游淡季出行减少，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15.6%、4.4%和3.4%；冬装新品上市，服装价格上涨0.4%。 从同比看，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CPI下降0.5%。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2.2%转为下降2.0%，影响CPI下降约0.44个百分点，是带动CPI由涨转降的主要原因。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12.5%，降幅比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60个百分点；鸡蛋、鸡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下降19.1%、17.8%和10.8%，降幅均有扩大；鲜菜价格上涨8.6%，涨幅回落8.1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3.6%，涨幅扩大3.2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非食品中，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3.9%，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17.9%和19.6%；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继续保持稳定，同比上涨0.5%，涨幅已连续5个月相同。据测算，在11月份0.5%的同比降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新涨价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 二、PPI环比由平转涨，同比降幅有所收窄 11月份，工业生产稳定恢复，市场需求持续回暖，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从环比看，PPI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1%。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24个，比上月增加12个，上涨面达六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2.2%，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上涨1.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1.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0.9%。供暖需求季节性增加，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分别上涨2.8%和2.2%。金属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1%。此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纺织业价格分别上涨0.7%、0.5%和0.5%，涨幅均有所扩大。 从同比看，PPI下降1.5%，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1.8%，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8%，降幅扩大0.3个百分点。主要行业中，价格涨幅扩大的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4.1%，扩大1.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0%，扩大1.7个百分点。价格降幅收窄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29.8%，收窄0.6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16.3%，收窄2.2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3.0%，收窄3.0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2.9%，收窄2.6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11月份1.5%的同比降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新涨价影响约为-1.5个百分点。
中国肺炎疫情、美国流感、东非蝗灾、澳洲火灾，2020年初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提醒人类，灾难并不少见，它可能在下一刻就会降临。和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相比，普通中小企业抗风险的能力更弱，遇到一次“黑天鹅事件”，便可能元气大伤甚至破产“死亡”。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85%的企业现金无法维持3个月以上，而怎样帮助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下“活下来”，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01疫情之下，现金为王如果摊开一个企业的账本，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支出主要分为两块：人力支出，包括员工的工资、社保和公积金，这部分的支出占小微企业支出的比例会达到50%-60%；租赁成本，例如场地、设备、办公用品等等，这部分的支出也可以达到总支出的20%-40%。面对企业的实际负担，近日，人社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研究制定了《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明确了免、减、缓三项措施。蚂蚁金服区块链专家梁蓉认为，国家出台的政策非常止渴，但是就现阶段而言，小微经营主体的法人数量占国家法人经营主体的99%以上，又因为一些实际的考量，部分小微企业仍然面临非常大的困扰。“所以，从我们看到的小微企业账面上的现金流，能够抗住人力支出和租赁支出这两块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西贝的老总会有那样的结论。”成都中科大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大旗”）副总经理杨陈说到， “应对此次危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抗击打能力，而抗击打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现金。”中科大旗是一家深耕于旅游业的科技企业，主要为全国景区酒店开发智慧系统，年销售超亿元，是数字文旅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在它背后，有全国数百家小型厂商源源不断的提供硬件设备支持。疫情发生之后，旅游行业首当其冲。中科大旗很快便感受到景区客户的业务数据呈现“断崖式下跌”，在中科大旗的网络交易系统上显示，以往使用它产品的景区在假日期间能达到很大的业务交易量，而今年基本等于零。“原来春节黄金周光交易都要做到上亿，今年大家坚持了几天吧，就全面关停了，交易量跌至百万。”大年三十，在四川文旅厅值班的杨陈说。营收暂时归零并不是最可怕的，人们都知道当疫情过后，旅游业的业务数据一定会有爆发式的增长，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手握足够的资金熬过这个“冬天”。如果中科大旗下游的景区现金流崩溃，将影响到未来旅游旺季的营业额，最终会影响到中科大旗的产品销售；若中科大旗上游的数百家中小企业熬不过去，等到疫情过去，没有它们的设备支持，中科大旗等核心企业也很难快速的恢复到当初的水平。产业链上共生死，中科大旗以及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足够的现金度过这次危机。面对这个问题，杨陈说道，“疫情未发生时，景区只要开门营业，有门票收入就会有很多银行提供授信（贷款等）服务。但是一旦遇到这么大的疫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就有可能降低，这意味着它们将没有充足的现金支持。”02供应链金融成为“保命符”就像疫情下，人们需要足够的口罩，中小企业若能拿到足够多的银行授信额度，将成为他们在危机下的一张十分重要的“保命符”。供应链金融成为这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的希望。据工信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3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90%以上，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可以说，中小企业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边天。在整个经济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银行一般会为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可以满足这些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临时性、季节性）资金需求。但当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发生，考虑到中小企业资产匮乏、财报不规范、经营数据不完整等因素，银行更愿意对像中科大旗这样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提供帮助。酒类垂直电商1919董秘晋青海深有同感。因为1919也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起来，对整个的产业链上面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非常理解。“银行也希望为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但是苦于几点：第一，银行的风控管理体制；第二、银行的服务效率；第三、银行的管理要求。这几点导致很多小微企业很难满足银行的要求。”但是银行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蚂蚁金服区块链专家郑浩表示，流动资金贷款对于银行，风险等级很高，而供应链金融相比流动资金贷款，增加了贸易背景（比如中科大旗等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业务流水）进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掌握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来判断这些贷款是否能收回。通过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比如中科大旗）的征信被释放出来，匀给这个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只要这些“配套”的中小企业有真实的订单，有应收应付的款项，就能证明它们的信用等级，核心企业可以为它们授信，当核心企业也流转不开时，银行还可以发放贷款。当然，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仍然还未建立。虽然供应链融资能有效规避单一企业的信用风险，但却不能完全消除信用风险。而区块链的出现，正是解决“信任”问题最好的办法之一。供应链金融+区块链，为这些多方参与者提供了更安全、透明的解决方案，给人们留下的“空间”似乎变得更大。03“双链通”模式下的小微企业蚂蚁金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19年8月，蚂蚁金服和成都银行合作，用区块链技术改造传统的供应链金融，开创了“双链通”模式。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协作网络——蚂蚁区块链“双链通”全面升级开放，这一模式已在成都率先跑通。在“双链通”的创新模式下，核心企业“上链”后，买方的真实交易背景连同付款承诺生成一笔笔应收凭证，由卖方认领后，成为了可流转、可融资的资产。银行通览供应链上的信息，知道订单最终供应到哪家大型企业的产品线，知道借的钱将流向主营业务的正常供给，也知道你有偿还能力。贷款风险变得更加可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就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目前，已有超过3万家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融资服务。简单解释一下蚂蚁金服的“双链通”模式：链路上核心企业产生的付款，由核心企业来签发付款凭证，如果小微企业手里有付款凭证，就可以向“链上”的合作银行在线申请贷款。而且，小微企业不需要跑柜台去完成各种手续，而是全部线上化，最快可以达到秒级放款。这些小微经营者，只要根据双链通的产品要求注册“上链”后，拿着核心企业的凭证就可以在授信额度内找银行贴现。与此同时，贴现也非常灵活。梁蓉说到，“如果凭证的面值是100块钱，但是他只需要用一块钱，也完全没问题。所以，对小微经营者的金额小但非常高频的需求，能够完美匹配。”中科大旗是“双链通”上的一员。在交易的过程中，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使得银行和中科大旗都可以十分明确的掌握旅游景区线上交易的一些情况和流水。而中科大旗在上“链”这个过程中也受益颇多，在疫情下不仅帮助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共抗危机，还变相做到了资产穿透，向上可以核查投资者，向下可以识别合作的配套企业，使得自身的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郑浩表示，中科大旗这种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不仅“欠条”能帮小企业拿到贷款，还能盘活整个链条上的资金需求、融资需求和信用资产，“是区块链上的重要节点，供应链上的中流砥柱。”1919是另一家受惠于“双链通”的企业。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的1919，当年的门店只有70家，应收账款只有3亿多。2018年，1919的应收账款达到了38亿。1919董秘晋青海表示，目前，1919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线上以“1919吃喝app”为核心，线下布局全国500多个城市和1900多家门店，全国注册会员用户有1200多万。以1919为例，其上游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包括了茅台、五粮液、洋河、国窖以及众多的国外酒类品牌。对于这些顶级企业，传统的银行会将酒厂作为核心、酒厂的经销商作为N，实现“1+N”仓单的收取方式。但是，酒类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现款交易，对资金流的流通要求非常高。把产品供应到1919的平台上之后，酒类龙头企业希望快速周转、回笼资金。但是从春节开始，受疫情的影响，1919的1900多家门店有1/3开不了业。即使已经开业的线下门店，也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管控。从去年开始，1919就与双链通进行合作。在春节过后，1919已经给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提供了接近一亿的资金流量。晋青海说到，“上游的一线酒厂拥有大量资金，他们也希望参与到酒类流通的供应链金融当中。我觉得，从整个双链通的模式来说，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风控模型、性能体系，以核心企业为主整个产业进行赋能。”如果说，中科大旗和1919仍算是规模较大的企业的话，那么蔡世蓉的店算的上是真正的小微企业。蔡世蓉是成都百脑汇经营配件店的个体户，由于货源和资金都不足，目前只好卖些存货。销售直线下降，但人员开支、房租、税金等成本都不降，据估计第一季度的营收入将近“腰斩”。但蔡世蓉非常淡定，因为注册资本只有30元的成都百脑汇“冠勇专卖店”，已经和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的中科大旗一起在蚂蚁双链通上完成融资，她的手里攥着中科大旗50万的“欠条”。因为同在一条区块链上，即使对方“业务出现问题”，也不怕拿不到回款。如果遇到疫情等不可抗力，对方实在周转困难，区块链还为蔡老板们提供了一个“托底方案”——可以凭借“欠条”，也就是应收账款，向银行申请贷款。“双链通”真正做到了对小微企业的扶持。04渡过难关，等风来虽然疫情还未达到拐点，但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抵抗”黑天鹅事件“风险的能力受到了政府部门以及各大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利用区块链技术，供应链金融这一融资模式将被大大激活，信贷可得性、融资覆盖面会大幅度提升。目前，蚂蚁“双链通”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3万家中小企业，主流银行还在陆续“上链”。梁蓉说到，“我们注意到了小微企业这种经营困难的状况，对一些特殊的行业、特殊的企业进行了一些费用的减免或者优惠，也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和供应链金融的结合帮助这些因为疫情，资金暂时有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
如果对于横店没有足够的了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横店的一切都围着影视产业在运转。但到了横店就会发现，除了园区里忙碌的剧组，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影视公司招牌外，多数普通横店人的生活，跟影视产业的关联并不强。 真正与横店密不可分的是横店集团，从1975年起发展至今，扎根在这里的横店集团已经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其业务涉及电子电气、医药健康、影视文旅、现代服务等多个板块，旗下A股上市公司已达6家。 横店集团与影视产业的渊源始于1996年，当年为了支持《鸦片战争》拍摄，横店投资建设了第一个景区广州街·香港街，此后又相继建成了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等20多个影视拍摄基地。 如今，影视产业虽然只是横店集团庞大业务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影视文旅却成了横店最知名的标签，这正是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 近几年，在政策和市场的变化下，国内影视产业的发展并不顺畅。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影视拍摄基地，横店也深刻感知到了行业的冷暖。 今年的情况更为特殊，疫情下横店影视(行情603103,诊股)城是全国最先停工的影视基地，面对滞留的剧组和群众演员，横店影视城减免了部分住宿费用和摄影棚费用，同时给群众演员发放了生活补贴。 在疫情平稳后，横店影视城又成了全国最先复工的影视基地。谁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里，横店影视城接待的剧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可否认，目前的火热景象并不代表行业已经走出低谷，国内影视产业依然面临不少困难。但是在横店走访，能够深切感受到，行业里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坚持。 横店拥有数量庞大的群众演员，他们每天化着不同的妆，穿梭在不同剧组。有时候要扮演士兵，就得穿着沉重的铠甲，拍摄间隙只能坐在水泥地上休息。遇到记者，他们一边介绍当天的收入情况一边感叹，做群演累是真的累，但有趣也是真有趣。 从事影视器材租赁业务的公司，抱怨今年的客户大多是小剧组，这些剧组通常只有很少的预算，却想拍出最好的效果；转念一想又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小剧组也不错，租赁器材还是会给出一定折扣。 处于一切事务中心的横店影视城，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剧组，召回了驻外的工作人员，连轴转以满足剧组的各类需求；同时组织协调当地的器材、马匹、板材、车辆等供应商，为剧组提供一定优惠。 实际上，相比剧组数量创新高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横店的“大制作”比往年多了许多；近期到横店看景的剧组也多了起来，开机热潮或将延续至明年年中；而横店影视城的游客数量，也已恢复至七八成。 再过两年，通往横店的城际轻轨、高铁就要通车了，去往横店有了汽车之外更便捷的交通方式，而中国影视产业的复苏，或许已在路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坚持斗争的江西萍乡共产党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在组织江西萍乡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的同时，积极恢复发展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0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了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后，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布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并派中共东南分局委员、新四军军委分会副书记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具体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陈毅首先来到吉安，与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商定改编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办法。然后携带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文件前往湘赣边游击区，途经安福、莲花，于11月到达九陇山，找到了湘赣红军游击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镜山，与中共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面谈。经过陈毅和谭余保等反复研究，将改编整训的地址确定在莲花瑶坊的陇上村。这是因为此地不仅地形险峻，便于隐蔽活动，而且一直是湘赣游击队三年游击斗争的中心区域，群众基础特别好。地址选定后，陈毅立即下山赴莲花县城，与国民党莲花县政府谈判解决改编事宜，并决定在县城附近设一留守分处便于上下联系。陈毅离开后，谭余保召开临时省委和各游击队大队、独立团的会议，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有关文件，部署改编具体事宜。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11月底，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3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下山,在莲花瑶坊陇上集中，暂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并进行改编前的集训。集训在陇上进行，这里离莲花县城30余里，山深林密，有几栋杉皮盖的小屋。从瑶坊进村，石桥旁有棵黄桷树，小地名叫黄陂桥。石桥旁有两栋瓦屋，湘赣临时省委(后改为湘赣特委)即设在此。谭余保带一个特务中队住在黄陂桥，其他部队住在陇上村，两地相距500米左右。集训期间，陈毅、谭余保在茶攸莲中心县委的配合下，通过新四军驻莲花留守处多次与国民党莲花县政府当局会晤，经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帮助解决了游击队训练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和安全保障，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年年底，中共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选派了李忠民、张銍秀、彭汉元三位八路军干部，到陇上加强部队的训练和领导。他们到来后，立即召开游击队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具体研究决定训练的内容和时间安排。集训分为政治讲课和军事训练，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内容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军事训练科目有队列变换、基本动作训练、武器使用基本常识等。1938年1月中旬，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陈毅、曾山等来到莲花陇上看望整训的部队，并召开干部会议，给战士们作了报告，使大家深受鼓舞。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在上级的关怀和指导下，整编工作按时完成了任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上级指示，湘赣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大队长段焕竞、教导员李忠民、政委刘培善，下辖3个中队。不久，段焕竞、刘培善等率领整编后的部队告别了坚持斗争8年多的湘赣老区，前往安徽与南方各省同时北上的游击队会合，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按照上级指示，将湘鄂赣红军游击大队第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宜(春)萍(乡)赤卫队和中共萍乡县委机关干部及其所属游击队编入该团，由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全团共1100余人，200余支枪。部队改编后，从平江开至萍乡，乘火车开赴皖南。萍乡党组织浴火重生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战斗在安源的共产党员按照上级部署积极行动起来，和武汉、长沙、平江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1938年6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从延安派回共产党员、原安源工人袁学之等，以中共湖南省委工作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到安源恢复党的组织。袁学之回到安源后，深入矿井、工棚、机关和学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与老工人、红军家属、工人子弟、革命干部家属加强联系，发展党员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袁学之在安源矿山先后成立了九个党支部和一个党总支，有党员110多人。党总支书记姜福生、组织委员李长生、宣传委员甘仲儒、统战委员陈桂林，隶属中共湖南省工委。1938年11月，中共赣西北特委委派特委宣传部长吴继周到萍乡工作。此时，萍乡除安源党总支外，上栗、桐木、宣风、小洞等地也有隶属万载中心县委的党支部、党小组或个别党员。根据赣西北特委的指示，吴继周着手将萍乡所有各级党组统一起来，并入宜春中心县委建制内。12月，安源党总支部组织关系由湖南转入中共宜春中心县委。经过几个月的组织整顿，1939年4月，中共萍乡县委成立，由吴继周任书记，隶属中共宜春中心县委领导，并在安源、宣风设立区委（安源区委书记姜福生，宣风区委书记易义生），全县有党员约150人。中共萍乡县委成立后，按照“发展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组织党员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同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界人士支持和参与抗战，并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武装斗争。中共萍乡党组织建立恢复后，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在党内外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党内是以上党课为主要形式，向党员宣传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并向党员传授武装斗争的方针策略，组织军事训练。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战，安源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将各阶层民众组织起来，相继成立了“安源市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安源市青年服务团”“安源市妇女工作团”和“安源战时教育促进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力度，中共各级党组织给工人群众订购《新华日报》《抗日》《解放》等进步报刊。萍乡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的中共党员还开办了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进步报刊，编印出版墙报———《救亡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丑恶面目，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仇恨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安源工人也很快成立了一支100余人的“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们在萍乡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发表演讲，使萍乡各地群众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组织下，一批知识分子、工人参加了新四军，其中包括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吴运铎。随着日军进犯江西，国民党当局下令拆毁萍乡至安源的铁路支线，并破坏了萍乡煤矿，将矿工全部遣散。由于形势恶化，中共萍乡县委被迫暂时停止活动。中共宜春中心县委指示安源区委组织转移，安源区一部分党员输送参加新四军，另一部分党员则由姜福生率领，坚持游击斗争。此后，中共萍乡党组织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贯彻落实上级部署，领导群众同敌伪顽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迎来抗战的最终胜利。作者：吴昌荣 吴舟单位：江西省萍乡市政协、安源区委党校人民政协报 2020-11-19期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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