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12月22日，江丰电子发布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司本次拟募资不超过5.2亿元，主要用于惠州基地平板显示用高纯金属靶材及部件建设项目、武汉基地平板显示用高纯金属靶材及部件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江丰电子董秘蒋云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平板显示产业链加速向中国大陆迁移，溅射靶材作为上游原材料国产替代空间较大。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高纯溅射靶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近两年在平板显示领域靶材收入快速增长，但目前公司产能较小，为了把握市场机遇，急需扩大生产能力。” 平板显示产业链向国内迁移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是平板显示器生产过程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功能性材料，其能够保证平板显示器制造过程中大面积膜层的均匀性。由溅射靶材形成的溅射薄膜与平板显示器的分辨率、透光率等主要技术指标均紧密相关。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钱向劲告诉记者：“近年来，伴随着技术的创新突破及迭代，平板显示产业链呈现出向中国大陆加速迁移的趋势，产业链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华中、北京等地区或城市。尤其在各级地方政府支持下，众多平板显示国内外厂商加大了在我国大陆投资建设面板新产线的力度。”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显示器面板行业市场经营风险及市场盈利预测报告》显示，我国大陆在2016年以后达产的面板生产线共有31条，其中TFT-LCD生产线18条，OLED生产线13条，投资总额7690亿元。 该报告还显示，2016年我国大陆平板显示产能首次超过我国台湾地区，2017年又继续超过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平板显示产能地区，占比34%。2018年至2020年，我国大陆显示面板产能将持续大幅增加，预计至2022年，我国大陆产能占比达到56%，全球产能向我国大陆集中趋势不可阻挡。 钱向劲表示：“我国主要的平板显示器制造商在平板显示的技术指标方面不断革新，投入建设的G10.5、G11等高世代线均已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大幅提高了竞争壁垒，本土平板显示器制造企业的头部效应进一步显现。受益于此，平板显示用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的未来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 据赛迪顾问的预测，国内显示面板靶材市场规模2014年-2024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2024年有望达到291亿元。据西南证券预测，目前，我国主要平板显示制造商正逐年提高溅射靶材供应端的国产化率，今明两年主要平板显示制造商的靶材国产化供应比例有望提升至超过50%。 围绕客户建设生产基地 蒋云霞称：“公司是高纯金属溅射靶材行业的龙头企业，在技术研发、制造工艺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优势，使得公司可以充分受益于下游行业增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和产能布局，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据江丰电子本次可转债预案显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地包括广东惠州、湖北武汉。蒋云霞坦言：“在平板显示领域，公司已经进入了京东方、华星光电面板厂商的供应链体系，并实现了平板显示用靶材产品的批量供货。上述平板显示器制造商均在武汉建设了或正在建设自有生产线。此次公司围绕客户和产业集群建设生产基地，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配套及供应需求，有望进一步加深与其长期合作关系。” 据了解，惠州位于珠三角区域，已形成了从玻璃基板、面板、模组到整机生产的平板显示产业集群，并汇集了华星光电、LG等知名平板显示器制造商。同时，惠州周边的深圳、广州、福州、厦门等城市亦聚集了京东方、深天马、信利光电等知名平板显示器制造商。 蒋云霞还表示：“平板显示领域溅射靶材面积大、对均匀性及技术性要求高，并需与客户提供的背板焊接加工后供货，靠近客户建设靶材生产基地并配套供货能够有效缩短运输距离，降低靶材供应商在为周边客户送样评价、批量供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实现运营成本的优化。”
12月9日，由山西证券、森浦Sumscope、衡泰软件xQuant、腾讯QTrade四家联合举办的2020首届固收科技生态论坛在深圳圆满闭幕。 本届论坛旨在与生态圈内伙伴分享交流宝贵经验，携手并进、共谋发展。现场邀请到森浦Sumscope、衡泰xQuant、腾讯QTrade、云极、DM、中债估值、YY评级、德勤等多家科技公司前来参展。 山西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侯巍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拥抱科技、创新发展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占领未来行业制高点的不二选择。山西证券固定收益部目前已稳定服务近2000家金融机构，开发了一系列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业务管理系统，将固定收益业务和科技手段深度融合。 森浦Sumscope创始人王枫在发言中表示，目前公司服务全球超过6000家金融机构、数万名qeubee终端使用者。森浦将着眼人民币全球化进程，放眼金融市场，不断渗入海外市场并服务全球客户。森浦业务执行董事蔡剑也在现场分享了金融科技如何助力机构提升交易效率。 衡泰软件xQuant是中国领先的定量金融软件和服务供应商，致力于帮助客户“信息中洞察机会，机会中实现价值”，并于今年入选了IDC全球金融科技百强。公司产品涉及金融市场的前中后交易处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定价与投资分析、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等领域。此次论坛中，衡泰软件总经理戴洪波进行了“风险、创新、效率——迎接固收科技2.0时代”的主题演讲。 腾讯QTrade是中国最活跃的固收市场交易社区，利用前沿的AI与大数据技术，基于实时全量的债市数据，为交易员打造高效的交易对手发现和价格发现的智能工作台。腾讯QTrade总裁刘芳菲分享了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助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 此外，光大理财首席技术官张轶分享了“机器学习在固收投资的应用”、DM CEO杨阳带来了“信用债的2020”、安永资本市场咨询总监周轶珅描述了“下一个十年，科技重塑全球固收生态”的愿景等。 据介绍，本次论坛为固收同业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分享的平台，致力于通过行业协作，借助科技赋能，坦然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市场环境，实现生态圈内的共赢。（郭瑞坤）
近年来，教育培训市场需求旺盛，受到众多投资人的青睐，但在资本的热捧下，不少培训机构靠烧钱盲目扩张。 伴随着2020年初突发的疫情，很多线下机构无法正常开课，耗课难、用户退费、团队涣散、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机构“爆雷”，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小机构，不少老牌的全国连锁机构也赫然在列。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选择与银行合作，对培训机构的资金进行监管。 山西运城上线教培云 据财新网报道，近日，山西运城盐湖区教育局联合中国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运城分行推出“教培云”平台，开创了当地民办教育机构资金监管服务新模式。 该平台要求属地培训机构将收取的培训费用全部纳入该平台。预留最低余额后，教育局分三个月按比例将学费返还给机构。机构若临时支取资金要打申请，且每次金额有限。 据工商银行介绍，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教育培训市场规范发展的政策要求，工商银行积极与教育部门合作，探索建立教培机构资金监管体系。“教培云”平台分设教育部门监管端、教培机构服务端、学生家长服务端三大模块。其中，教育部门监管端提供机构课程与资金的全视图监管服务，协助教育部门全面掌握教培机构开班办学与资金收付情况，确保资金按履约进度从监管账户向机构账户划拨，帮助消费者避免资金损失。教培机构服务端为教培机构提供课程管理发布平台，涵盖课程发布、线上收缴、财务对账、优惠管理等服务，助力教培机构提升信息化办学水平。家长学生服务端为家长学生提供报班选课、缴费退费、纠纷处理、课后评价等服务，助力保障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 据四川在线报道，今年4月份，攀枝花市东区设立“教培云”监管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管”手段，对民办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资金开启“云监管”模式。 广大学生家长只需关注培训学校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缴费，培训学校收取的学费即被纳入监管并冻结。监管服务平台按照约定的周期，分期分批将培训费转至民办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在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内。此外，还将监督“大额资金异动”和预警“最低余额”，从源头上有效预警和管控民办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资金链断裂风险，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者的损失。 据工商银行官网显示，“教培云”平台已在全国30个省、75个地市、300余家教育部门投入使用。 目前在全国多地的教育体育部门都设立了类似的管理平台。比如今年9月30日，四川省自贡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防范化解办学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里面就提到“利用省教育厅建立的四川省校外培训机构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采取“互联网+教育”和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搭建管理端、机构端和家长端，实时提供机构情况、培训内容、课程设置、收费标准、教师和学生信息、年检年审、风险预警、舆情分析、群众投诉（建议）等多项功能，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公开化、透明化等，对办学过程实行有效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教育部门将开设资金监管账户与教育机构年审挂钩。 自贡市的《通知》中提到“逃避资金监管，拒绝开设资金监管专用账户者，当年不予年审，按年检不合格向社会进行公告，视情况纳入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 杭州市今年10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通知》中也提出“各地教育、民政等部门要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费收入是否纳入资金监管情况，列入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年审年检的重要内容。” 据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民办学校（机构）数量将达到28.52万所，年复合增长率在6.1-6.5%之间。2025年，民办学校在校生数量将逼近9000万人，民办教育市场规模将达到2.36万亿元左右，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近10%。 消费者需合法维权 今年10月，优胜教育疑似陷入“爆雷”疑云。彼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SOHO的优胜教育总部大门紧锁，无人办公。除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优胜教育部分校区也相续关停。学生无课可上，家长讨费无门，老师已被欠薪数月。 11月15日，优胜教育发布近阶段工作进展汇报，表示虽然目前资金链断裂，但从未想过放弃解决问题。 实际上，优胜教育并不是唯一一家“爆雷”的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来，教育培训行业“爆雷”事件频发。 2017年9月，知名钢琴培训机构“星空琴行”在没有通知学员的情况下，突然暂停全国近60家门店营业，所有门店及总部大楼大门紧闭，总部客服电话无人接听，多地学员组织线上和线下渠道维权。 2019年10月，创立于1998年，和美联、英孚、华尔街英语并称为英语培训“四巨头”的韦博英语因经营不善和严重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各大门店相继破产倒闭。据估算，全国范围内，打了水漂的学费或超亿元。 据法治日报，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此类事件暴露出教育机构预付式付款存在巨大风险。教育培训课程往往周期长、费用高，教育机构往往许诺众多优惠，吸引消费者缴纳数月甚至数年的培训费用，一旦教育机构跑路，消费者就会面临财产损失。 “此类事件暴露出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管理不够规范，行业监管有待加强的问题。教育培训机构预收的学费应当合理使用，却被盲目投资到公司的其他投资运营中，导致一旦出现情况，机构拿不出本应退还的学费退给消费者。”孙丽说。 孙丽建议，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时，应当保存好相应的培训合同、交费记录等重要证据，首先积极主动和培训机构协商退款，如果迟迟无法解决，则应向教育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起投诉，敦促教育机构解决问题。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机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取得胜诉判决后如对方仍不履行还应及时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资本市场论坛。本次论坛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意义十分特殊。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史，也是上市公司群体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上市公司既实现了量的增长，更取得了质的飞跃，折射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的成长蜕变。借此机会，我围绕上市公司发展与监管情况，与大家作个交流。 一、上市公司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上市公司起步于上交所的“老八股”和深交所的“老五股”，最初仅有13家，总市值不足100亿元；2020年底已超过4100家，总市值80万亿元，分别位居全球第三和第二。30年来，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优质企业相继发行上市，并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成为我国经济中最活跃、最富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为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作出了积极贡献。突出表现为“四个不断”： 一是上市公司群体经营绩效不断提升。目前，实体上市公司数量仅占全国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但利润总额相当于其近5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105%、净利润增长89%、净资产增长163%，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基本盘”、资本市场“动力源”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2020年，实体上市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率先复工复产，三季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1%和24.9%，增速较规上工业企业高出6.3和9.0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排头兵”，发展韧性进一步彰显。 二是上市公司群体结构不断优化。从控股类型看，上市公司从国企“一枝独秀”，逐步转向国企、民企、外企“百花齐放”。截至2020年底，民营上市公司共2627家，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其中科创板民营企业占比高达80%，体现了资本市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本方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鲜明导向。从行业分布看，上市公司从局限于少数传统行业，到逐步涵盖国民经济90个行业大类，战略新兴行业上市公司家数占比从2016年底的33.13%上升至目前的42.63%。从市值规模看，聚焦主业、稳健经营的大市值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多，2020年底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公司已达126家，较2016年底增长125%，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发挥了经济发展“压舱石”的作用。 三是上市公司群体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多年来，上市公司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应用，已经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2020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03%，研发强度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目前，上市公司共拥有专利数量165.2万个，约占全国有效专利量的14%。特别是科创板开板后，已上市各类高新技术企业200多家，汇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行业的优势企业，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产业的蓬勃发展。 四是上市公司群体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三会”运作，加强内部控制，完善激励机制，治理水平始终走在国内各类企业前列。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10.45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现金分红金额逐年递增、屡创新高，2020年达1.4万亿元，接近同期股权融资金额，回报投资者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9年扶贫投入458.9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捐款捐物超过75亿元，并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上市公司监管效能持续提升 监管与市场发展相生相伴。随着上市公司群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监管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改革中加强，形成了以辖区监管责任制为基础，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所“三点一线”协同配合的监管体制，统筹抓好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监管，努力给市场和投资者一个真实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突出表现为“四个持续”： 一是持续夯实法治基础，强化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保障。上市公司监管涉及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必须采用规则治理的方式。证监会持续推进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推动证券法修订，其中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推动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刑事惩戒力度；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治理准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沪深交易所配套完善相关自律规则。同时，会计、审计等领域的制度安排也不断健全。目前，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四梁八柱”初步确立，具体制度安排逐步优化，为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持续深化简政放权，纵深推进市场化改革。30年资本市场发展史，也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证监会坚决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持续减少和简化行政许可事项，有序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充分博弈优化资源配置。目前，上市公司日常监管领域仅保留3项许可事项，且审核效率大幅提高。2020年，全市场并购重组项目中经我会审核的仅占2.79%，平均审核用时37天，远低于法定的90天标准；科创板、创业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实行注册制，我会注册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简政放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交易规模稳居世界前列，资本市场成为并购重组的主渠道、盘活存量的主战场。 三是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全面提升监管震慑力。经过不懈探索，证监会建立了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密切配合、日常监管与稽查执法有机联动、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互衔接的执法机制，形成了持续监管、分类监管、精准监管、专业监管等重要理念。2006年，证监会在我国行政机关中率先设立独立的行政处罚部门，实行“查审分离”，提高了稽查执法质量和效率，树立了严格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2013年以来，证监会共做出涉及上市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132项，市场禁入199人，依法查处了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向市场释放了从严监管和“零容忍”的强烈信号。 四是持续加强风险防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占比达96%，客观上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弱，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开展了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化解工作，高比例质押公司家数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从高峰时的20%减少至目前的7%；积极推动风险公司压降，消除影响市场平稳运行的风险隐患。在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过程中，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多维度对上市公司进行画像，发现风险苗头和违规线索，监管的及时性、精准度不断提高。 三、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没有好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的永恒主题，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的一贯要求。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发布“新国九条”，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5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明确指示；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时隔15年再次就这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上市公司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是在“双循环”下强化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为此，要着力抓好“四个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基础制度带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强化制度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是2019年以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鲜明特征。证监会将继续推动公司法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制定，不断夯实监管工作的制度基础。同时，结合注册制改革进展与市场发展情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健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退市等各方面规则，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企业上市后，不仅获得了融资，还提升了规范性、透明度和市场知名度，这些都是投资者给予企业的支持。上市公司只有牢记回报投资者的初心，不断提升内在质量，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无愧于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上市公司及“关键少数”要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诚实守信，守法合规；完善治理，规范发展；专注主业，稳健经营；引领创新，防控风险，真正扛起提高质量的主体责任、第一责任。 三是进一步优化监管与服务。证监会将统筹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发展与安全、整体与局部等关系，一方面，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另一方面，严格履行监管主责主业，推动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落实“零容忍”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是进一步凝聚各方合力。资本市场具有涉及主体多元、参与机制多元、利益诉求多元的鲜明特征。发展好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各方主体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证监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不断强化与立法司法机关、宏观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的协作联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营造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最后，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机构力量是监管优先发展的，也是市场倚重的，可是如果机构凭借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不断推高股价，很有可能就会涉嫌市场操纵或者是在打擦边球，这是需要警惕的。 19年以来，A股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机构主导行情，从白马股到科技股和新能源，也可以说是从安防、到家电、白酒、芯片半导体、医药生物、医疗器械、新能源，从个股来说，只要是牛股，很多都是与机构抱团有关的，部分个股上涨遭遇市场质疑，有没有泡沫市场也存在分歧，机构抱团样式多样化，几十上百家机构持股、同一基金公司旗下多家基金持股、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多家基金持股，持股比例高低不同，10%以上很普遍，有的基金公司旗下不同基金持股就超过流通股的10%以上，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具有持股优势了，另外基金可以说是最有钱的机构，具有了持股优势和资金优势。 由于上市公司不会每天公布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这就给了基金一些操作的便利，比方说某基金旗下有五家基金持股，就可以通过卖出某家基金持股，然后通过另一家基金公司买进，达到拉高股价的目的，这样不断的在基金公司之间仓位转移，就可以利用持股优势和资金优势，不断推高股价，如果是自然人控制的账户之间这样操作就是对敲对倒，违反证券法规定的”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涉嫌市场操纵，可是基金之间这样操作，不同基金理论上分属于不同的投资者，算不上对敲对倒，但是与市场操纵的对敲对倒手法是一致的，毕竟是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操作，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退一步来说，也可以通过兜底条款“操纵证券市场的其他手段”来认定。 《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规定了持股优势和资金优势的认定标准，持股优势是指行为人持有的证券相较于一般的投资者具有数量上的优势，同一基金公司旗下多家基金持有超过10%的流通股显然具有持股优势，资金优势可以是显著大于一般投资者的买卖量，机构持股巨大，管理着几十亿元甚至百亿元资金也不是少数，只要机构出现买卖，动辄就是千万元级别甚至亿元级别，这是一般投资者无法达到的成交量，交易量显然就会显著大于一般投资者，而且这样庞大的买卖介入，就会带来相关证券价格明显偏离可比指数，像新能源部分个股上涨就明显偏离指数表现太多。 另外根据《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规定，一个交易日内交易某个证券两次以上，两个交易日内交易某个证券3次以上，就构成连续操纵，同一基金公司旗下多家基金，如果认定是同一控制人旗下的账户，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连续操纵，即使不能认定同一控制人旗下的同一个账户，也很难避免涉嫌连续操纵的嫌疑。 基金作为管理层倚重的而机构力量，秉承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本来应该成为市场的定海神针，承担起稳定市场运行的重任，可是在短期化业绩考核下，在做大规模的内在动力下，很多基金经理为了基金排名和获得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为以后职业生涯打下良好基础，往往利用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不断推高股价，反而带来市场的暴涨暴跌，成为市场巨大波动的隐患，上半年的科技股医药医疗、生物疫苗的大涨，下半年的不间断闪崩大跌，都与机构资金的大进大出存在关联，下半年大涨的新能源和部分其他个股大涨，也是机构抱团的杰作。面对股价非理性大涨，有必要核查机构是不是涉嫌股价操纵，如果存在操纵市场行为，有必要按照证券法处罚。 认定市场操纵，有必要对同一基金旗下多家基金持股进行严格的核查，对于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可以认定为同一控制人账户。
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的七大重要领域之一，一直被各方关注。近期，高澜股份成立了新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表示将加速推进信息与通信热管理业务。 高澜股份领先布局，服务器液冷方案获认可 作为国内领先的水冷设备供货商，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499.SZ，简称“高澜股份”）在拥有十几年电力电子节能冷却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早在2015年就开始布局进入数据中心节能冷却领域，进行研发和制造。 目前，高澜股份的服务器（数据中心）液冷产品有冷板式液冷和浸没式液冷两种解决方案，包括一体式服务器水冷散热器、服务器抽屉式液冷CDU、浸没式液冷系统等多种重液冷产品。其中，冷板式的运行原理是服务器主板上元器件通过冷板将工作中热量间接传递给封闭在循环管路中的冷却液体，由冷却液与外部冷却水交换热量；而浸没式则是服务器主板及元器件浸没在绝缘冷却液中，冷却液循环通过板换与外部冷却水交换热量。 今年，高澜股份持续推进服务器液冷产品的开发及市场推广，目前已与若干国内大型企业建立了业务合作。据了解，高澜股份的冷板式与浸没式液冷服务器解决方案都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已经被国内部分客户采用，已有成功应用案例。面对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行业加速跑马圈地的趋势，高澜股份顺势而为，于近期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立广州高澜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公司信息与通信热管理产品业务。 服务器液冷进入应用期，发展前景光明 大量数据吞吐和运算使得数据中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耗和散热挑战。一方面是服务器等IT设备的计算、存储等功耗非常庞大；另一方面用于冷却数据中心IT设备的功耗也在迅速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中，约有43%是用于IT设备散热，基本与45%的IT设备自身的能耗持平。 由此可见，通过散热的功耗来控制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已经势在必行。9月16日，阿里巴巴仁和数据中心落地杭州并采用了服务器全浸没液冷，PUE低至1.09，较传统数据中心约可省电7000万度/年。同时，该数据中心不仅是中国首座绿色等级达5A的液冷数据中心，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全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 目前，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均严控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与能耗指标。以PUE评价数据中心能源效率的指标PUE为例，北京严禁新建、扩建PUE值超过1.4的数据中心；上海要求新建、改建数据中心PUE值，分别在1.3、1.4以下。 液冷技术因能把PUE值能控制在1.1及以下，优势明显。而PUE值低至1.09的阿里巴巴数据中心落地，标志着IDC液冷技术进入应用期。对此，机构表示此次落地有望实质性推动国内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的发展，加速液冷技术在数据中心的应用的渗透，业内领先布局的液冷厂商则有望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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