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物产中大发布分拆预案，拟分拆子公司物产环能至上交所主板上市。至此，发布“A拆A”计划的公司已达31家，其中28家发布正式的分拆预案，华宇软件等3家发布公告称，分拆工作正在筹备中，但未披露分拆预案和分拆上市目的地。 据记者梳理，目前，4家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到科创板上市有实质进展，其子公司已迈入科创板“考场”：2家已受理，2家进入问询阶段。市场人士预计，“A拆A”第一股有望在今年9月份发行上市。 对接国企混改 分拆上市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对母子公司理顺业务架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治理等具有积极作用。另外，分拆上市也是国企混改的一个方式。分拆上市对国企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股权激励、进行混改提供平台基础，有助于激发子公司内生动力。 如物产中大公告称，本次分拆物产环能独立上市，可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资布局，激发物产环能内生动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效推动国有资产做强做优做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从企业性质来看，上述31家计划分拆上市的公司中，国有企业有13家，其中地方国有企业10家，央企3家。另外，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分别有16家和2家。 据记者梳理，在28家发布分拆预案的公司中，物产中大是继上海建工和冠城大通之后，第三家计划将子公司分拆至上交所主板的企业。据公司公告，物产环能主要从事能源环保综合利用服务业务，所处行业包括煤炭流通行业、热电联产、资源综合利用等，属于传统行业。 另外，有16家上市公司拟分拆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9家公司的目标是科创板上市。由此可见，科创板和创业板依旧是分拆上市的主要目的地。从拟分拆上市的子公司来看，大多属于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国际科促会理事布娜新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分拆上市的资产都是优质资产，科创板、创业板的注册制环境和市场化定价对于企业比较有吸引力；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其对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认同感，愿意给企业相对高的估值。 从行业来看，上述28家上市公司中，6家为医药生物行业，计划分拆的子公司，亦属于医药生物领域，但是细分专业领域与母公司有所不同。这6家企业的分拆目的地，3家选择科创板，3家选择创业板。 “生物医药行业未来可期，我国医疗保健需求庞大，该类企业也具有高科技特征，符合科创板和创业板服务科创企业的定位，也符合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方向。”布娜新表示。 另外，据华泰证券研报测算，符合分拆上市条件的上市公司约1009家，主要分布于医药、地产、TMT等板块。 4家已入科创板“考场” 从分拆的进展上来看，目前4家公司分拆子公司到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得“准考证”。上交所官网显示，截至7月2日，辽宁成大旗下成大生物、生益科技旗下生益电子进入“已问询”状态，中国铁建旗下铁建重工、上海电气旗下电气风电处于“已受理”状态。 从募资规模来看，上述4家公司计划募资合计168.94亿元，其中，铁建重工计划募资金额最高，为77.87亿元。 从4家企业的进度来看，6月3日，成大生物就已经进入了问询阶段，生益电子于6月24日进入问询阶段。铁建重工和电气风电，分别在6月15日和6月19日进入受理阶段。 华泰联合证券执委张雷对记者表示，从过往经验来看，科创板IPO企业一般会经历两轮问询，从“已问询”到“上市委会议”历时两个月左右，“但是具体需要多久，主要是取决于发行人的成熟度和对问题的反馈，以及财务资料的有效期，快的话可能不到两个月。” 具体到上述4家已进入科创板IPO注册程序的企业，张雷表示，目前处于问询阶段进展领先的企业，如果财务资料有效期可以延期1个月，预计最快7月底之前可能上会。“顺利的话，8月份注册成功，‘A拆A’第一股9月份就可能发行上市。” 另外，除了上述4家公司已经进入科创板“考场”外，据记者了解，已有11家公司拟分拆的子公司已经在地方证监局接受上市辅导备案。这11家公司中，7家拟分拆子公司至创业板，3家拟分拆至科创板，1家拟分拆至上交所主板。 6月30日起，创业板已经开始接收新企业的IPO申报，业内人士预计，拟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也将较快迎来实质性进展。
过去十年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多个重要的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倡议，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则在提供快速、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7月2日举行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和全球一样，中国也特别重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面临众多挑战，包括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并保持简捷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等。 周小川认为，需要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到2019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专利发明权、超过60%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2015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 周小川也谈及了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体会。在他看来，六方面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这需要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等。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其次，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周小川说，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还要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周小川认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此外，周小川认为，需要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对普惠金融机构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周小川说，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加速。周小川认为，疫情加大社交疏离，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强大优势。 事实上，中国一直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周小川说，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编制全球普惠金融指标时就十分重视多类别的普惠金融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贷款。疫情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越性。 周小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 “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周小川说。 但周小川也指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编辑 | 梁昌均 7月2日消息，据36氪报道，新零售生态企业KK集团已于近日完成最新一笔融资，由CMC资本领投，黑蚁资本、渶策资本和部分老股东跟投，融资额约为10亿人民币。KK集团官方对此表示：“不予置评”。 KK集团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是连续创业者吴悦宁，主营零食、美妆、个护、家居生活和时尚彩妆等零售业务。目前，该公司旗下拥有KK馆、KKV、THE COLORIST调色师三个品牌，并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数百家线下门店。 此前3月，有媒体报道称KK集团管理层停工四处游走融资的消息，引发了零售圈和投资圈对其资金短缺的猜测。而在去年的3月和10月，该公司分别才完成两轮金额为4亿人民币和1亿美元的融资，加上此轮，该公司已融资六次，累计融资总额已达到23亿人民币左右。
在实控人易主为苏州国资不足四个月后，高科石化收购大股东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金控”）所持有的苏州中晟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环境”）股权的交易方案落地。 7月1日，高科石化对外发布《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称，公司拟以现金交易方式购买大股东吴中金控所持中晟环境70%股份，交易金额为6.31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晟环境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高科石化所处行业为润滑油行业，2018年至2020年3月底，公司净利润不足中晟环境净利润三成，此次跨界环保水处理行业，是否意在借大股东资产提振公司业绩？ 高科石化董事会秘书刘君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通过收购标的公司股份，上市公司将进入环保行业，实现双轮驱动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同时，通过本次交易注入盈利状况良好的优质资产，将明显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上市公司转型发展将实现突破，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为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更为多元化、更为可靠的业绩保障。” 所收购关联资产 溢价近4倍 中晟环境是一家以环保水处理业务为主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企业，主要业务包括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环境工程EPC、土壤修复及环境咨询服务等。2016年，中晟环境在新三板挂牌，2019年即终止挂牌。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一季度，中晟环境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18亿元、4.86亿元和6415.73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7734.10万元、1.07亿元和1887.59万元。 与中晟环境相比，高科石化在2018年和2019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813.08万元和1617.32万元，盈利水平较低，仅占中晟环境同期净利润的23.44%和14.95%。2020年一季度，高科石化的净利润为亏损510.5万元。 刘君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选择中晟环境作为并购标的，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标的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次评估结果采用的是收益法，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中晟环境净资产账面值为1.85亿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9.01亿元，评估增值7.16亿元，增值率386.0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比近年来企业并购重组的平均估值溢价率数据来看，此次并购的评估增值率虽然高于平均值，但仍在合理范围内。不过，高估值需要高业绩承诺作为支撑，如果并购后的业绩不理想，不但不会给股东带来收益，还可能出现标的亏损、商誉减值等风险，拖累上市公司的业绩。” 根据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承诺，吴中金控承诺，中晟环境2020年至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0.9亿元、1亿元、1.1亿元，且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总额不低于3亿元。若未完成业绩承诺，将以现金方式承担补偿责任。 现金资产 不足收购对价十分之一 高科石化自2016年登陆资本市场后，仅过了四年多的时间，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控人许汉祥就选择“让位”于苏州国资，并迅速注入大股东旗下的关联资产。 2019年2月份，许汉祥筹划转让9.42%公司股份给苏州吴中区天凯汇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凯汇达”），2019年3月份完成股份过户手续。今年3月中旬，许汉祥又转让7.06%的股份给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下属公司吴中金控。吴中金控与天凯汇达因同受吴中区人民政府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升至16.48%。当月，许汉祥还与吴中金控签署了《关于放弃行使表决权的协议》，放弃名下12.93%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并且，许汉祥将在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后，将之转让给吴中金控或吴中金控指定的第三方。 当时，吴中金控方面曾表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促使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12个月的期限刚过，高科石化就在4月9日发布公告称，筹划收购吴中金控持有的中晟环境部分股权。 在刘君南看来，环保水处理的建设及运营市场均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产业整合逐步展开，水处理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本次重组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及更好的资本回报。”刘君南表示。 据了解，本次交易方式为现金交易，交易价格为6.31亿元。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上市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仅为4325万元。 对此，盘和林分析称，“上市公司一季度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不足交易价格的十分之一，同时近年来净利润每年仅几千万元，与6.31亿元的交易对价相差甚远，加上2020年一季度又出现较大亏损，可以看出，凭借上市公司自身能力基本无法支付如此高额的收购对价。不过，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已在年初取得高科石化的控制权，交易对手方吴中金控也是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应该会有国资筹划资金注入，因此交易对价的支付问题应该不大。”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然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极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基于国别（nationality-based）估算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详见附图）。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学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100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58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31次是本币违约，比如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15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BIS的统计，从2016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2003年-2013年，14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15%上升到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外币外债占GDP比重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30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8300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83%（详见附图）。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整体风险可控。但BIS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4880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40%），而2021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800亿美元和165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参考文献 [1] Bertaut， Carol C．， Beau Bressler，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1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 Flows，”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ptember 6， 2019 [2] The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20）． “US dollar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IS． 18 June 2020． [3] Jeanneret， A．， & Souissi， S． （2016）． Sovereign defaults by currency denom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60， 197-222． [4] Du， W．， & Schreger， J． （2016）． Sovereign risk， currency risk， and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GIE Unit Working Paper， （17-024）．
近日，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发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近日成功竞得苏地2020-WG-4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成交金额7.93亿元，用地面积3.07万平方米。与这一地块共同公开出让的苏州主城区6宗土地，吸引了中海、绿地、复地等大型房企竞拍。 与一众房企大佬同台竞拍背后，是公司2019年营收稳步增长、毛利率远高行业平均水平的底气，同时，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转正，达到32.80亿元，同比大增超过211%。而其地产、商贸流通主业也将迎来收获期。 现金流大增 业绩企稳 上市逾20年，香江控股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城市产业发展、商贸流通及家居卖场运营为主的综合性集团，经历过转型和业务调整，业绩正在企稳。 2019年财报显示，香江控股营业收入为49.27亿元，同比增长18.35%。其中，主营业务之一的商品房、商铺及写字楼营收为33.6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32.8亿元，而2018年为-29.45亿元，同比大增62.25亿元。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整体放缓、政策调控趋严的大背景下，降负债之外，保现金流已经成为各大房企的共识。碧桂园、万科等都以正向的净现金流为荣。在今年的业绩发布会上，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就曾表示，“现金流是‘天晴’的时候就要着急，我们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注重现金流”。 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今年房企融资难度持续分化，大型房企融资难度会明显小于中小房企，推动行业整体集中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对香江控股这样体量的企业来说，如果想在房地产市场继续突进，充裕的现金流就显得尤为珍贵。 土储充足坐享核心都市圈红利 积极参与城市产业升级项目，香江控股的地产业务已随势而转。香江控股前董事会秘书王晶曾透露，“地产方面，我们早几年就预见到，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发展，所以开始布局转型，比如做科创孵化中心、康养小镇等。” 财报显示，香江控股2019年实现房地产签约销售面积约58.56万平方米，相较2018年增加23.32万平方米；2019年实现签约销售金额约为63.25亿元，比上一年增加30.72亿元。 房地产销售大幅增长背后，香江控股项目布局优势正在凸显。 根据财报，截至2019年底，香江控股持有的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约602.46万平方米，土储主要分布在天津和广州，两地规划计容建筑面积分别占43%和19%，其次是成都和鄂州，占比均在10%以上。这些区域正好覆盖了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及强二三线城市，概括来说，就是处于国家大力发展中的核心都市圈内。 在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之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都市圈必将迎来一波爆发式发展。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预计，未来10年，中国新增城镇化人口大约2/3将继续向都市圈集中。对香江控股而言，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浪潮中，以城市产业发展为导向的前瞻性布局，将使其收获一波都市圈发展红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江控股另一大业务商贸流通方面，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月11日，商务部办公厅、中国银联发文，共同制定《支持商贸流通发展促进居民消费工作方案》，强化对商贸流通领域支持力度。而香江控股的商贸流通业务，在去年实现营收超过10亿元，近三年营收超过42亿元。
7月1日上午， 季华实验室与广东远航酒业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佛山举行，双方在技术研发与升级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合作。 据了解，季华实验室是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之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围绕国家和广东省重大需求，集聚、整合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打造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领域国内一流、国际高端的战略科技创新平台。 而广东远航酒业集团，旗下九江双蒸品牌家喻户晓，酒类产品销往全球，多年来不断代传承双蒸工艺，古法酿造，坚持手工制曲。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远航酒业也不忘在技术研发上下功夫，集团拥有十项低醉专利技术、5位国家级白酒评委、在产品研发和酒体技术研究不断创新和发展。 记者从签约仪式上了解到，双方合作包括摘酒、酒液悬浮物智能检测、产线升级、酒类胶体化研究等8个方面，将结合季华实验室的创新平台优势及远航酒业的生产实践经验，共同开发基于拉曼光谱分析技术的智能装备，并利用原子力扫描电镜等先进装备，探索影响胶体形成的因素及其对酒类感官的影响、开发消费者大数据分析集成系统等，提高酒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 实际上，作为广东白酒的产业龙头和旗帜性品牌，远航酒业历来注重科技研发与创新。据了解，早在2015年，远航酒业就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等7家理事单位发起成立中国米酒研究院，以推动产品研发和酒体技术研究创新。 从行业角度来看，放眼白酒行业整体不难发现，科技对于行业的带动作用早已是行业共识，无论是全国性品牌还是区域性品牌，都在科技研究上开足马力。运用科技手段，茅台对产品的研究已形成从生物工程、蛋白质工程、化学、纳米科技、医学等多方面齐头并进的态势；五粮液（000858）早在2017年就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洋河把科技创新工作摆在了决定集团未来发展的战略位置…… 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的当下，白酒企业遭受重创，亟须挖掘新的增长点，当下更应该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新机遇，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毫无疑问，广东米酒作为广东的一大对外名片，实际上也是广东本土文化的符号与标志之一；致力于将优秀的广东文化和技艺传承，远航酒业正通过加码技术创新，把本土产品打造成为为全球认可的品质标杆，以米酒产品为载体，向全世界展示广东文化和人文魅力。文/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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