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男生都有一把瑞士军刀，买的时候，总想着有这一把就够了，牙签、剪刀、平口刀、开瓶器、螺丝刀、镊子、钥匙扣，应有尽有。可需要剪刀的时候，我们会找真正的剪刀。从用户运营的角度看，瑞士军刀属于典型的大杂烩式APP：下载量很高、使用率很低，既没有颠覆剪刀，也没有颠覆镊子。很多大银行，正在把自家的APP打造成这样的瑞士军刀：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却从来不用；注册用户数屡创新高，月活用户一直在低谷。瑞士军刀这两年，APP建设讲究一站式、讲究生态布局，尤其以支付宝为代表，早在2015年就定位于生活服务平台，开启了广连场景之路。晚几年起步的大中型银行，也纷纷走上一站式生态之路，辛辛苦苦建场景，却收效甚微。有人说错失了先发优势，不尽然，应该是方向出了问题。一站式平台，走的是融合之路，融合不同的场景，满足用户各类需求。但融合战略，未必是对的。如果融合一切是正确的战略，那微信应该能融合一切，为何人们还会去抖音、快手看短视频，会去天猫、苏宁购物呢？当然，如果说融合战略是错的，又无法解释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毫无边界的扩张，还一个个建立起了庞大的生态家族。显然，融合战略，非真理也非谬误，要讲究前提条件。瑞士军刀式的融合战略走不通，究其原因，缺乏差异化亮点。要走融合之路，总要有个核心，就像支付宝的支付、微信的社交、美团的外卖、头条的资讯、苏宁的零售，或者像超市里的生鲜、商场中的潮牌店，人们为拳头产品而来，顺便消费其他品类。银行APP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这样一个拳头功能，功能虽多，哪个拎出来都不强，就像瑞士军刀，剪刀比不过剪刀、镊子比不过镊子，用户虽然会买下来备用，一年也未必用一次。瑞士军刀，只要卖出去就行；可银行APP，若用户只下载不使用，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支付”是个陷阱银行APP，必须要找到一个核心。注意，是寻找，不是创造。去哪里找呢？去用户心里找，“在用户的心智中做到与众不同”。根据定位理论，占领用户心智只有两招，要么把握品类分化机遇，把品牌打造为新品类的代名词，如支付宝之于第三方支付，很多用户已经把支付宝等同于第三方支付；要么只能“调动用户心智中已有的认知，重新连接已经存在的联系”。后者，要困难很多。就金融APP而言，云闪付还有希望开创一个新品类，既不同于银行，也不同于第三方支付；所有的银行APP，只能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找机会。很多银行的APP运营思路，却是拼命地打造支付功能，意图把自己塑造成第N个支付宝，怎么可能成功呢？用户的心智模型中，想到支付，就只想到微信、支付宝，银行APP花再多钱补贴，也不可能扭转用户认知。定位理论中有个“二元法则”，认为用户心智中只能为每个品类留下两个品牌的空间。第三个品牌要想成功逆袭，非常困难。就好比在用户眼里，可乐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非常可乐花再多钱打广告，甚至打民族牌，也不可能逆袭。所以，若做不到第一第二，最好开辟新的品类。如瑞幸咖啡，抛开财务造假不谈，其成功就在于开创了新的咖啡品类，定位于外卖咖啡，与星巴克、Costa的“第三空间”（非家非办公的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区隔。对银行APP而言，虽然支付是高频功能，但支付品类名花有主，纠结于“支付”定位无济于事，最应该做的是回归“银行”定位。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寻找新的机会。银行没有品牌线下时代，很多银行塑造了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如零售金融之于招行，小微金融之于民生，同业金融之于兴业、资管理财之于光大等。但这些定位，主要存在于同业的评价中，不在普通用户头脑中。所以到了线上APP时代，在产品服务层面，用户心目中依旧不存在明确的王者。比如，提到信用卡，用户会想到哪家银行？是招行、广发、浦发、兴业，还是工农中建交呢？真实情况是，无所谓。办哪张卡，取决于开卡大礼包，用哪张卡，取决于积分和补贴。虽然银行业努力经营数十年，补贴优惠无数，但还没有哪张信用卡牢牢占据用户心智，并口口相传。在用户心中，有信用卡品类，无信用卡品牌。投入巨大品牌营销资源的信用卡尚且如此，存款、理财、消费贷、车贷、房贷、转账支付等更是如此了。银行产品，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用户被价格和便捷吸引，唯独不关心是谁家的产品。用户没有粘性，没有忠诚度。这个时候，当互联网巨头杀进来，并成功占据支付品类心智时，简直就成了无敌般的存在。支付也就算了，尤其让人诧异的是，明明很多银行的宝宝理财比余额宝收益率高，用户还是把钱存在余额宝里。不仅仅是支付便捷问题，也不仅仅是用户不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低，这里面还涉及到用户忠诚度。在《品牌的起源》一书中，作者艾·里斯就认为：“顾客忠诚度意味着你的顾客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即使他们能在别处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品质）买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就是明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不高，用户就是懒得折腾、懒得换，真是愁坏了银行APP的运营同学。不是用户懒，是说到金融APP，用户就想用支付宝，恰好支付宝里有个余额宝，那就用一下吧。能奈用户何呢？当然，产品才是核心。用户忠诚度是非常短暂的现象，收益率上不去，终究会把用户赶跑。比如，在2010年，既便你是十年的诺基亚铁粉，也会毫无内疚地去买台iPhone4。银行APP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差异化的体验优势，然后不断强化、放大、讲给用户听。寻找差异化说到差异化，又是银行人心中的痛。一般消费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既可以从款式、原材料、工艺等方面找差异，还可以从品牌、潮流、定位上找差异，没有差异还能塑造差异。比如，奔驰的用户印象是“乘坐体验好”，宝马就强调自己“驾驶体验好”。普通用户哪分得清二者在乘坐、驾驶中的细微差别，但在这种品牌认知下，自己开车倾向于宝马，若有司机就买奔驰。在刻意的品牌塑造下，奔驰成为“名望”的代名词，宝马则化身“超级驾驶机器”。但金融产品补贴，你非要给用户安利自家的贷款产品如何与众不同，除了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外，其他就无计可施了。利率接近的两款贷款产品，再高明的营销策略也不可能做出“白领专用”、“蓝领专享”的品牌区隔。一款智能手机，可以用“黑科技”吸引用户；一款消费贷款，给用户讲大数据风控是没用的。只能在“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四个要素的狭窄空间里定位，产品迟早会陷入同质化，利率接近、额度接近、申请体验接近、使用场景接近。前两年，在信息流资讯中的贷款广告中，经常能看到 “下款快、30万额度、日息万分之五、纯信用”等关键词，那个时候，这些特征是一种优势，现在已成为行业标配。标配之外，无法添加新的元素，让产品与众不同。最终，走向了信用卡的老路：靠积分、立减优惠、场景渗透等争抢用户，本质上在打价格战。现在，很多银行APP的拉新促活策略，就是靠补贴、优惠、羊毛三板斧，购物商城、餐饮立减、充值优惠、活动积分等，莫不如此。这种同质化的补贴促活，让银行内部看不到破局希望，导致执行层面摇摆不定，陷入一种间歇式运动：补贴几个月，停几个月，再补贴几个月……仗着财大气粗，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运营着。在这种无力感下，可还有银行梦想着靠APP打个翻身仗？路在何方？悖论在于，没人敢放弃APP，一旦放弃了APP，也就放弃了业务发展的自主可控性。零售金融领域，正在重复消费品领域走过的路，即随着竞争加剧，会出现一条从工厂到渠道商的权力转移路径：行业初期，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环节为供应链核心，用户和渠道的意见无足轻重，一如福特先生的名言，“你可以要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行业中后期，产品供应过剩，用户掌握了决定权。终端渠道离用户更近，掌握了产业链核心权力，即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如当前的天猫、苏宁。谁离用户更近，谁就能掌握核心权力。零售金融领域，这一规律也在显现，流量平台正集聚起更多的权力，且向头部平台集中。前两年，用户还敢于在各种APP、信息流中申请贷款，很多人踩雷高利贷、套路贷，苦不堪言；这两年，学乖的用户只敢在头部平台点击贷款广告，求个心安。小的流量平台在市场规范中被洗牌，大的流量平台乘势推出自营贷款品牌，再以联合贷款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各类贷款产品圈进来，美其名曰“开放平台”，最大化承接用户红利。中小银行，普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专心做产品，做流量平台背后的资金方和供货方；不甘屈尊的大银行，发愤图强，立志要“以我为主”搭建多元渠道体系，但过去几年自建APP生态的努力并不成功。问题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毫无差异化的同质竞争，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入口越来越集中。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小流量平台退场、中小银行APP式微，现在剩下二三十家大银行依旧活跃，但还能撑多久呢？在《金融业让利1.5万亿：谁将吃土，谁能吃肉？》一文中，我曾讨论道“当前，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行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多挑战……越来越多的难题，等着解答。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不幸的，因为有这些难题；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些难题。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一眼望到头的结局，看似无解的困局往往潜藏大机遇。一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于20世纪的物理学，只要能往前迈出实质的一小步，整个行业就会打开一个新天地。参考资料：1、（美）艾·里斯（Al Ries）,劳拉·里斯（Laura Ries），《品牌的起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创新改革的不断深入，绿色金融作为亮点愈发受到关注。根据2016年央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实现资金要素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显著，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业务发展先于标准制定、标准工作碎片化、研究泛概念化等问题。因此，作为保障绿色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技术支撑，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十分必要。 ●绿色金融标准化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迅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不断转变，加之逆全球化浪潮来袭，我国金融业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服务功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开展紧跟形势、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要。2017年，央行等五部委共同发布了《金融业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旨在进一步优化金融业标准体系，提高金融业标准水平。绿色金融作为维护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新业态、新领域，同样需要开展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也被《规划》列为五项重点工程之一。 早在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央行及银监会就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绿色信贷规范性政策，此后，国内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随后的十余年间里，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标准及相应的统计制度，并在信息披露规范和信用评价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与此同时，区域性绿色金融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地方性的绿色金融标准。例如，浙江湖州2018年发布了首批涵盖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企业评价规范、银行评价规范以及专营机构建设规范的四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区域性探索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发展迅速。但是，绿色金融标准在实践过程中也在统一性、覆盖范围、组织形式等方面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一● 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能够产生环境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被称为“绿色项目”。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是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中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明确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范围。目前，不同的绿色金融标准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建设工作开展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有《赤道原则》《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标准》等。而我国还处于绿色金融标准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外标准不统一之处在于，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并未对绿色项目的技术指标作出具体要求；而我国为了更好地引导产业发展，在划定绿色项目目录时对技术指标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我国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的绿色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顶层设计无可厚非，也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和实用性，但随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与开放，更为灵活、客观的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值得探索。 对于我国绿色金融标准间对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是针对同一种绿色金融产品，不同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存在差异。例如，“核能的开发利用”在发改委发布的《绿色债券指引》中属于绿色项目，但是在央行的《绿色债券公告》中却没有被认定为绿色项目。这种差异不仅影响标准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同时容易形成套利空间，不利于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权益。第二种是针对不同的绿色金融产品，不同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也不一致。例如，央行发布的《绿色债券公告》与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在支持项目的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带来重复性的认定工作，增加业务成本；同时还将导致标准相互割裂、衔接困难，为绿色资金的流动设置障碍，降低绿色资金所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短期来看，绿色项目认定口径的不一致会对绿色金融的业务开展产生负面影响，增加监管难度；而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外延与拓展。 ●促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 有国内学者认为，解决目前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思路是主管及业务开展部门互相承认对方的绿色项目名录，但这种做法要求金融产品发行人及投资者对所有的绿色项目名录都清楚了解并能够清晰辨别，不仅增加了发行人及投资者的负担，也不利于市场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一种思路是国家指定负责机构牵头，组织其他相关机构和专家，研讨制定一个通用的绿色项目目录，所有支持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都以此通用目录为标准。后者能够促进市场形成对绿色项目的统一认知，也较前者更为简便。但随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依照通用目录进行项目筛查缺乏灵活性，同时还有可能引发权力寻租等问题。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中对于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十分重视，这为我们探索绿色项目认定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赤道原则》为例，其并未限制支持项目的所属行业，但会依据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及风险程度分为A、B、C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条款。这种项目分级管理的模式，使得绿色项目的认定与管理更加立体化、多维化。将客观、严格的项目潜在环境影响以及风险程度评估报告作为该项目是否能够获得绿色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能够有效统一绿色项目的筛查口径，同时保证客观性和灵活性，这不失为探索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统一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国情特点，因此在完善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盲从国际标准。例如，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同国际标准一致将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使用等项目排除在绿色项目范畴之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对于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总体来看，统一绿色项目的认定模式和口径，促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将有力保障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准确性、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而准确引导资源配置、把控资金流向、保障市场秩序、防范市场风险，精准地为绿色环保、污染防治、清洁减排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动能，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助力我国生态 注：本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这是蚂蚁针对支付宝母公司启用新名称“蚂蚁集团”的最新回应。 6月22日，市场消息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蚂蚁的全称已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字眼变化，最关键之处在于——去“金融”，变“科技”。尽管蚂蚁在回应中强调技术初心，但其低调的更名举动，在近几年互联网巨头（BATJ）所谓“去金融化”趋势中，仍被市场部分解读为互联网金融浪潮的终结。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告诉记者，这是大势所趋，但不是去金融化，只是更突出科技属性，并不会因此削弱金融业务。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 对于更名，蚂蚁在回应中说：“新名称意味着我们将全面服务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升级的需求，但蚂蚁还是那个蚂蚁，坚持创新，用技术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级明星企业，不想成为“大象”的蚂蚁，仍然成了巨无霸——业务涉及支付、银行、消费信贷、保险、基金、征信、评级、金融云、数据库等。最新一轮融资后，市场对其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其最重要的板块——支付宝用户数超过12亿。 数字化升级，是蚂蚁今年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刚刚结束的陆家嘴论坛上，蚂蚁掌舵人井贤栋说，当前正是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的时刻。尤其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全域数字化、全链路数字化的趋势，数字化生活习惯正在更广泛深入地养成，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全面走向数字化，城市治理、城市运营正在全面数字化。 基于这样的判断，在今年3月，蚂蚁已将支付宝升级为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全面向B端商户开放。 为数字化升级，蚂蚁着手做了一系列准备——5月，蚂蚁重新整合支付宝搜索业务，首次独立为事业部；6月，蚂蚁又将数据库产品Ocean 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欲将科技产品商业化。 上述种种举措得以“乘风破浪”，背后在于蚂蚁所强调的技术基因，这也可理解为本次更名的源头。 以支付服务起家的蚂蚁，早先有着浓烈的金融色彩，手持多张金融牌照。而科技定位的明确，是发生在井贤栋接任董事长的次年。 2017年3月，蚂蚁首次宣布，蚂蚁金服未来会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并首次向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次月，蚂蚁又向外解释，目前申领牌照所从事的金融业务，目的不在金融本身，是想通过这些试验田去沉淀底层技术，这些技术也会开放地去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 此后，蚂蚁开始向外界不断强调技术基因，用“Tech Fin”来定义自己，逐步撕去金融标签。 绕不开的监管因素 至蚂蚁金服更名完成，传统上的四大互联网巨头（BATJ）中除了腾讯外，其他3家都已经从名字中剔除金融元素。 2018年9月，京东金融更名“京东数科”。当时公司称，数字科技更能体现集团整体定位。京东金融CEO陈生强当年4月曾表示，将把原有的金融业务不断地转给金融机构，定位为一家服务于金融机构的科技公司。 但无法否认的是，巨头们着手转型，更多强调自己不做金融，只做服务和技术输出，绕不开的是互联网金融严监管。 如果回溯时间线来看，互联网巨头的金融布局大概始于2013年前后，“去金融化”则从2017年左右开始，恰与2016年互联网金融严监管启幕吻合——从网贷、银行、基金、互联网资管、小贷、消费金融等，无一不在整顿之列。 市场分析认为，布局宽泛、横跨多个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公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不得不弱化金融属性，回归科技服务机构。 剔除“金融”二字，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巨头不做金融，金融业务仍将是重要业务板块及盈利来源。有数据显示，蚂蚁2018年收入中，60%来自支付接入费用，技术服务费与金融收入相当。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报道，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著名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21日向特朗普的竞选顾问询问其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集会的情况，华莱士称“大批的人们没有出现”。 华莱士向特朗普竞选顾问梅赛德斯·施拉普询问20日在塔尔萨的竞选集会，此前有消息称有100万人申请参加活动，然而当天到场的人却远低于这个数字。塔尔萨消防部门称，约6200人参加了这场竞选集会。 华莱士指出，当天的照片显示，原本可以容纳19200人的BOK中心，当天满座率不超过三分之二。 施拉普称由于担心示威者进入集会，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没有出现。当天有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在街上游行，只有一人因擅闯安全区被捕。 华莱士说：“抗议者没能阻止人们参加那场集会。事实是，人们就没出现。”他还提到，特朗普把参加集会的人数当做衡量自己支持率的标准，“他说他能让场地爆满，而乔·拜登做不到。” “我很想看看拜登的竞选集会。让我们拭目以待，因为这不存在竞争，” 施拉普说，“那些知道自己想和总统在一起参加活动的人加入了我们，他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但还是想出来和我们在一起。” 华莱士则表示：“我们这里展示的照片，它显示巨大的空荡荡的区域。坦率来讲，当你们否认真相时，这让你们看起来很傻。”
《今日美国》6月14日刊发题为《医疗偏见：从止痛药到新冠肺炎，种族歧视在医疗系统中日益严重》的报道称，不论是在临床医疗，还是在医疗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美国医疗界一直存在或显性或隐性的种族歧视现象，且正在日益恶化。而这种种族歧视导致新冠肺炎“杀死了”更多的有色人种。以下为原文选编：《今日美国》网站报道截图黑人在医院被当垃圾工和瘾君子艾莉西亚·科尔（Alicia Cole）是一名女演员。2006年，她做了一场小手术，却在术后患上了三种危及生命的抗生素耐药性感染。但是跟身体上经历的痛苦一样，科尔依然清楚地记得她在医院里遭受到的种族歧视。当时，她刚刚切除了两个小肌瘤。由于术后感染，她整整住院了两个月。而她的父母每一天都守护在其病床旁。于是有一位护士便开始问，她父母是做什么谋生的？他们整天陪在医院里不去干活，如何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科尔说，白人患者是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的。科尔说，每次当她父亲拿着她的伤口敷料走进医院大厅时，几乎毫无例外，总会有人把这位已退休的前福特汽车工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误认为是医院里的低等工作人员。他们总是会试图将脏衣服或垃圾交给他。2016年，科尔患上了鼻窦炎，随后又发展成为坏死性筋膜炎和脓毒症，她又住院了。她弟弟去药房帮她拿强效镇痛剂吗啡。但是药房显然是将她弟弟当成瘾君子了，因为他是黑人。于是药房拒绝让她弟弟领取吗啡注射液，并称处方不合法。直到医院打电话去解释。。2006年，艾莉西亚·科尔在父母陪同下坐轮椅出院。医疗保健领域的专家也同意称，无论这种种族歧视是否是有意的，是否是明显的，是制度性的还是研究方面的，当新冠肺炎来临时，这种巨大的医疗偏见导致更多的有色人种被感染或死亡。是否缴纳了保险，是否有人照料，是否有房产，是否能够获取健康的食物和便捷的交通等，都会对疾病如何影响每一个族裔起作用。科尔认为，当受到歧视时，人们会选择离开医院，而试图在家里接受治疗。黑人妇女的子宫更容易被切除在子宫肌瘤的治疗领域，种族歧视尤为明显。而黑人妇女深受其害。黑人妇女却远比白人女性更容易得子宫肌瘤，同时被鼓励做有风险的手术，将子宫肌瘤切掉。而通常被推荐的就是子宫切除术，哪怕对适龄产妇有时也如此。乔伊·库珀（Joy Cooper）博士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接待过很多非裔子宫肌瘤患者。而库珀自己也曾是一名子宫肌瘤患者。当时，库珀顶着像怀有6个月身孕一样的肚子过完了她的住院医生实习期，直到她能切除子宫肌瘤，而手术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我是白人女性，应该会有很多方法来预防或者治愈子宫肌瘤，”库珀说，“但是因为是黑人女性，大家做类似研究的兴趣不大。”有些医生认为，种族歧视是黑人妇女在看医生前就让子宫肌瘤如此严重的部分原因。而当这些妇女来到索伊妮·霍金斯（Soyini Hawkins）的诊所时，她们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她们在此前医生办公室里的经历听来让人如此沮丧。“病人告诉我，她们觉得自己被排斥了，所以对医生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就再也没有去看医生。” 霍金斯说。非裔为主要患者的疾病被长期忽略泰德·洛夫（Ted Love）博士最了解当黑人是某种疾病的主要受害者时，这些疾病是如何被忽略的。镰状细胞病在100多年前就被发现了，其病因被了解也已有约50年历史，但对该疾病的相关投资和创新却远远落后于其他所谓的罕见病。洛夫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研发了一种针对镰状细胞病的新疗法。而全球在近20年里针对该疾病仅开发了两种新疗法。赫兹·纳泽尔在自己的画室。今年46岁的赫兹·纳泽尔（Hertz Nazaire）在六个月大时就被诊断出患有镰状细胞病。今年12月，纳泽尔开始使用洛夫公司开发的这种新药。在这之前，纳泽尔和其他镰状细胞病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吃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输血或干细胞移植。而干细胞移植不仅有风险，还需要能够找到与患者配对且健康的捐献者。于是，纳泽尔不得不频繁地与医护人员见面，但是医护人员认为他表现出“寻求毒品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痛苦。“人们自带偏见，并且在他们认识你之前就对你品头论足。跟我一样肤色的人，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人。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他们不会像对待一个独立的个体那样对待我。” 纳泽尔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疗管理系统 如果你问黑人医生或者病人，他们是否认为在医疗系统中存在种族歧视，很多人都会一笑置之，认为这些只是个案报告。但问题是这种报告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对于有色人种最易患的一些疾病，目前市面上也缺乏相关的研究和创新，从这些证据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端倪。也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医疗系统中本身就存在不公正待遇。去年10月，《科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多家医院使用的一种算法错误地计算了病重的黑人患者所需要的医疗护理。《卫生事务》杂志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非裔美国人更有可能参与那些不要求填写“知情同意书”的研究，于是没人向他们描述参与该研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玛格丽塔·阿里西亚（Margarita Alegria）是一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和心理学家，并在麻省总医院领导对医疗偏见的研究。她说，医疗系统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植入了偏见，因为这种管理方式鼓励医生通过看更多病人而推动利润最大化。阿里西亚说，如果你不将病人按族群分类，你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这样会导致“归因错误”，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信息，以便他们能够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你只能根据病人所属的族群来对病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归类。”医疗偏见是慢性瘟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Howard Koh)说，新冠肺炎是一种迅速传播的瘟疫，而美国的医疗偏见则是一种慢性瘟疫，后者使得前者火上浇油。高京柱说，研究显示，即使是最善良的医生，或者医护人员，都会在照顾他人时显示出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来。即使是那些已经得到公众关注的疾病，治疗结果也有可能因种族而异。比如，乳腺癌是妇女最易患的一种癌症。但是研究人员发现，黑人女性被诊断出患有晚期乳腺癌的可能性更大，使得治疗更困难。2017年，一份针对密苏里州26331名患有乳腺癌的妇女的研究发现，黑人女性被诊断出已经是晚期的概率比白人女性高出30%。玛丽娅·姆沙里（Marya Mtshali）是哈佛大学的一名讲师，从事妇女和性别研究。她说，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医疗差异其实在他们踏入医院或者诊所之前就开始了。非裔和拉丁裔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概率更高，所以面对高昂的医疗账单，患者自己可能就会退缩，或者治疗时被区别对待。很多时候，黑人社区配备的医疗诊所或者医院较缺乏，或者缺少一些关键的医疗服务，比如产房。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黑人妇女死于怀孕相关疾病的概率是白人的2到3倍。姆沙里说，在一些医疗偏见案例中，因为同时存在性别歧视，所以导致的结果更加糟糕。她引用一些个案称，一些患有诸如流感或者剧烈腹痛的黑人女性，还会花费额外时间在穿着上，以便在治疗时得到尊重。而这些行为背后潜在的担忧，就是担心自己去医院或者诊所时不能得到同等的治疗。“当一个人已经疼得直不起腰来，却还在担心自己的仪容仪表，这里面就已经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担心自己走进医疗机构时，不会得到同等的治疗。” 姆沙里说。“医院对有色人种并不友好，无论医院自己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详细地记录了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高京柱说。
6月22日，周黑鸭宣布正式开放单店特许经营，加盟硬性条件为拥有优质的铺面资源三年以上稳定租期、自有资金30万元以上。注意到，相比周黑鸭去年年底推出的“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单店特许经营门槛大大降低。仅初始资金一项，城市特许模式的加盟商门槛就在500万以上。此前，周黑鸭曾坚持直营17年，2019年营收、净利双降，再加上今年疫情的冲击，让周黑鸭加速打开了特许加盟的大门。开放单店特许经营 加盟门槛大大降低周黑鸭表示，此次放开的单店特许经营模式主要面向目前直营门店区域，将依托直营体系的管理和供应链，从选址评估、供应链物流、门店设计装修等多维度，周黑鸭均为加盟商提供支持及辅导，加盟门槛将大大降低。去年11月，周黑鸭启动特许经营，将商业模式升级为“直营+特许经营”。初期开放的“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除了要求加盟商拥有高于500万元初始资金外，对加盟商拥有的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也有要求。其签约的首批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广西铭和食品有限公司，是广西知名零售连锁企业南城百货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国内知名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商场，以及高铁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均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周黑鸭特许经营负责人谢军曾表示，特许经营必须是“四有新人”：具有优质的物业以及选址资源、具有连锁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具有当地社会资源、具有足够的资金条件。“今年上半年遭受超级黑天鹅新冠疫情影响，特许经营招商受到一定冲击。”周黑鸭对外透露，截止今年6月15日，已签约19位发展式特许合作伙伴，覆盖全国51个城市和地区。同时，2019年底周黑鸭门店已正式进驻全国各地高速公路服务区。2019年营收净利双降 疫情期间1000家门店暂停营业作为总部位于武汉的企业，周黑鸭这次在疫情中损失惨重。周黑鸭2月份发布的公告显示，全国共有约1000间门店暂时停业。而截至2019年末，周黑鸭在全国共拥有1255家自营店，被关门店的占比达到80%。华中地区也是周黑鸭的主要市场。2019年，华中地区收入约15.9亿元，占到总收入的60%左右。事实上，疫情之前，其营业收入已经连续两年下滑。2017年至2019年，周黑鸭营收分别为32.49亿元、32.12亿元、31.86亿元，同比增长15.35%、-1.15%、-0.79%。净利润方面，2017年其归母净利润为7.62亿元，同比增长6.43%，2018年归母净利润下滑29.09%至5.4亿元，2019年再次下滑24.56%，达到4.07亿元，相比2017年近乎腰斩。门店数量远低于绝味 直营模式受考验周黑鸭面临的困境，与其直营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第二大休闲卤制品，周黑鸭于2018年4月在港交所上市。不同于以加盟为主的煌上煌和绝味食品，周黑鸭此前一直坚持直营模式。其创始人周富裕回忆创业经历时曾提到，2006年时周黑鸭为了发展放开加盟店，但加盟店售卖假货的行为为品牌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至此周富裕决定收购所有加盟店，采用可控性更高的直营，这一改周黑鸭坚持了17年。直营让周黑鸭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毛利率。2019年，周黑鸭、绝味、煌上煌毛利率分别为56.54%、33.95%、37.59%，周黑鸭稳居第一。但其门店数量却远低于另外两家。以加盟模式为主的绝味食品、煌上煌分别拥有门店10954家、3600家，以直营模式为主的周黑鸭门店数量为1255家。仅2019年一年，绝味食品门店数量增加了1039家，同比增10.48%。绝味食品、周黑鸭、煌上煌2019年营收分别为51.72亿元、31.86亿元、21.2亿元，净利分别为8.01亿元、4.07亿元、2.2亿元。绝味食品凭借其规模优势再次登顶第一。不过，绝味食品同样面临着加盟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数家门店销售的鸭脖屡次被检出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超标等问题。2019年8月，周黑鸭迎来了新任CEO张宇晨，扭转周黑鸭下滑趋势成为张宇晨面临的最重要考验。张宇晨在去年年底表示，未来5年规划中，周黑鸭特许经营的门店将超过自营店。“周黑鸭目前在加快开店速度，以达到年度目标。”朱丹蓬对记者表示，但扩张的速度越快，周黑鸭面临的供应链考验越大，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来源：Electrek 6月22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发布推特表示，暂定于9月15日在弗里蒙特工厂召开特斯拉年度股东大会和“电池日”活动，活动将包括参观电池生产系统。 特斯拉“电池日”活动原本计划在今年4月举行，但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这一活动被推迟到了今年5月份。马斯克前不久表示，因7月7日前仍不能进行大型集会活动，将不得不推迟年度股东大会，如今这一活动再次被推迟到9月份举行。 此前路透社报道称，特斯拉将在“电池日”活动上公布其“百万英里”电池的细节。这种电池是一种锂离子电池，采用新一代“单晶”NMC 532阴极和一种新的先进电解质，能让电动汽车的全生命周期续航里程达到100万英里（160万公里），并使电池成本降低到100美元/KWh以下，该价格可以让电动汽车与燃油车达到同等价格。 现阶段特斯拉车型所使用的电池寿命仅为50万公里左右，远没达到160万公里。新型电池生产之后，意味着特斯拉电动车的使用寿命将会比现有寿命延长了至少两倍，电池寿命将不会成为电动车的发展瓶颈。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特斯拉的“百万英里”电池是和宁德时代联合开发的。将首先在中国推出，该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在中国推出一款采用新的成本更低、寿命更长电池的Model 3，然后将在北美等其他市场推出。 早在2月份，路透社就报道，特斯拉正在与宁德时代商讨在中国工厂使用无钴电池的事宜。兴业证劵分析称，特斯拉即将在电池日上宣布“无钴”电池，大概率为收购Maxwell生产的采用新型高镍正极+预锂化负极+干电池技术+超级电容的新型锂离子电池以及采用CTP技术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两款产品。 “我们希望在电池问题上掌握自己的命运”，特斯拉技术副总裁德鲁·巴格里诺说。去年股东大会上马斯克也表示：“如果我是外部投资者，会高度关注特斯拉扩大电池生产规模、降低单位电池成本的规划。” 欢迎关注未来汽车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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