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多措并举化解“融资贵”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维护企业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人士指出，疫情冲击之下，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诉求突出，此举将有力帮助更多企业缓解资金的压力，帮助企业化危为机、重塑活力。 20条举措形成“组合拳”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持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对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合理收费、贷存挂钩和强制捆绑搭售等问题依然存在。在疫情冲击之下，金融体系原有的“慢性病”对企业来说就成为“急问题”。 此次《通知》给出了20条针对性措施，要求自6月1日起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鼓励银行提前开展信贷审核。助贷环节，要求银行明确自身收费事项，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评估合作机构收费情况。增信环节，要求银行合理引入增信安排，从银行独立承担、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企业独立承担三个角度，对信贷融资相关费用承担主体和方式等提出要求。考核环节，对银行资金定价管理、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等影响融资成本因素提出要求，并要求绩效考核取消不当激励。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文锋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疫情给不少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资金压力，此时六部委联合出台的20条举措可以说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就是为了获取资金而付出的真实代价。在实践中，这种成本一部分体现为利息支出，另一部分就是服务费、贷款门槛等其它隐性代价。如果只是降低利息本身支出，而不考虑为了贷款而进行的其它综合支出，那么就难以让企业真正感受到融资成本的下降。”吴文锋说。 金融助力“六稳”“六保” 据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来，银保监会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优化疫情防控领域金融服务、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实施还本付息安排、引导银行持续跟进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需求等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相关数据也反映出金融助力“六稳”“六保”的成果：截至5月17日，银行机构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的信贷支持已超过3.11万亿元。截至4月末，银行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银行机构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提供日常资金周转支持22.4万亿元，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17.4万亿元；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79万亿元，同比增速27.34%，远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4.94%，在2019年基础上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抓好现有政策的落地。一是加强窗口指导、政策辅导、监测统计、总结评估，督促指导银行保险机构用好用足相关支持政策，加大银企沟通协调力度，确保政策落实落细，不断提高企业的获得感。二是根据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实际需求，调整优化金融政策，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实施期限，积极创设政策工具支持银行发放信用贷款。三是督促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卫生防疫工作，提升对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服务质效。”该负责人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认为，中国小微企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充满变化的时期。除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持续性作为外，现有普惠金融的外部环境还有一些障碍没有破除。韩沂建议，应该加快完善顶层政策设计，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金融企业、政府部门等协同发力，多渠道形成合力，才能取得实效。 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更大 除了服务企业复工复产，金融在帮助企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对外经贸合作等实体经济环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4月，中国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已为30多家中资企业提供境外债券承销服务、折合人民币1600亿元。2018年以来，工商银行已累计为450多家中资企业提供境外债券承销服务、折合人民币1.76万亿元。在支持物流企业快速复工复产方面，工商银行克服疫情期间实地路演困难的问题，为顺丰控股(行情002352,诊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了7亿美元信用债券；在助力制造业境外投融资方面，今年初，工商银行作为联席全球协调人，协助五矿集团成功发行10亿美元不可赎回高级永续债券，有效助力企业充实了资本实力。 “无论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还是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都离不开对企业这一最重要市场主体的呵护与支持。《通知》无疑进一步回应了这一诉求，体现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要求。”吴文锋说。 吴文锋指出，一方面，近期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落实政策方面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另一方面，《通知》等举措更多还是从行政角度入手，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如何平衡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控和盈利诉求等问题。因此，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确保资金供需双方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开展竞争与合作。（记者 王俊岭）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朱英
6月8日，猫眼娱乐发布公告称，委任程武为公司非执行董事，委任刘琳为独立非执行董事，2020年6月9日生效。 据介绍，程武现任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公告显示，自2013年3月起，程武担任腾讯副总裁，并自2015年9月起担任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腾讯影业、腾讯动漫及腾讯电竞的战略规划和日常运营工作，并负责腾讯集团市场及公关团队的管理，为腾讯在系统性IP价值构建等方面的业务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4月起，程武担任阅文集团CEO和执行董事，推动阅文更紧密接入腾讯新文创大生态，在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内容业务更深度联动，深入推动IP联动和新文创内容生态发展。除上述职务外，程武还担任华谊腾讯娱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副主席，该公司也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程武毕业于清华大学，持有物理学学士学位。他还取得了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EMBA学位。 此次获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刘琳，曾就职于美团点评担任高级副总裁、就职于腾讯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及总裁办管理咨询部总经理，现均已离任。刘琳于2006年12月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猫眼娱乐2019年2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同年7月发布“猫眼全文娱”战略，推出票务、数据、产品、营销、资金等五大平台为文娱行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各项业务进展显著。猫眼与其战略股东腾讯推出的“腾猫联盟”是两家公司生态层级的合作，从项目、数据、产品三个方面层层打通，在电影、剧集、音乐、IP合作等多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疫情期间，猫眼加大对数据、产品、营销等平台的投入，在智能宣发、视频营销、MCN等领域均取得了新的突破。据2019年财报显示，猫眼旗下小程序生态用户已超过3.5亿，MCN矩阵粉丝超过3亿。 公告同时披露，公司原非执行董事湛炜标、原独立非执行董事罗振宇已辞任相应职务，于2020年6月9日生效。
中概股回归，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020年注定是中概股回归元年。两个原因：第一，早在2018年，港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就已作好中概股回归的通道设计；第二，美国对华为及中国高科技的无底线、赤裸裸打压，已经严重波及中概股的生存，目前中概股在美国挂牌的成本与风险被数倍放大，甚至可能面临集体摘牌的风险。因此，以阿里巴巴、京东、网易为代表的中概股，已率先回归港交所，并搭建了中概股“第二上市”的通道，其他中概股也会纷纷效仿。 一、港交所赢得中概股回归先机 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8A章正式推出两项IPO新规：一是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二是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港交所要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赴港上市时，最低预期市值要达到400亿港元；如果市值少于400亿港元，则需要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港元。此外，港交所还进一步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制度安排，包括简化首次公开招股程序、缩短首次公开招股结算周期（T+5）等。 自上市新规实施以来，84家新经济公司（包括医疗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已在香港上市，共募集3，023亿港元，占同期香港整个新股市场总融资额的50.8%。 2018年7 月 9 日，小米集团-W（01810）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IPO发行价为17港元，净筹资240亿港元，成为港交所首家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上市企业。 2018年9月20日，美团点评-W（03690）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IPO发行价69港元，在香港净融资326亿港元。美团是港股市场第二支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 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SW（09988）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2014年9月19日（美国东部时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IPO发行价68美元，总募资超过250亿美元。此次阿里巴巴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发行价176港元，集资超过1000亿港元（约合13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股票简称后一个后缀SW，其中W代表同股不同权架构（Weighted Voting Right），而S代表第二上市（Secondary Listing）。 截止2020年5月底，港交所共有“第二上市”港股3只：阿里巴巴、宏利金融、南戈壁；另有3只“同股不同权”的港股：阿里巴巴、小米集团、美团点评。 2020年6月11日，网易-SW（港股代码09999）将正式回归港交所挂牌。2000年6月，网易挂牌美国纳斯达克。20年后，网易决定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2020年6月2日至6月5日网易计划招股，全球发行股份1.71亿股普通股，占公司总发行股本的5.3%，其中散户认购部分占比3%，最高公开发行价为每股126港元，此次网易的募资规模约245亿港元。 2020年6月18日，京东-SW将正式回归港交所挂牌，本次在港二次上市的募资规模或将高达30亿美元。2014年5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京东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京东首次公开发行9368.56万股美国存托股票（ADS），定价为每股19美元，每股美国存托股票相当于2股公司A类普通股。京东本次公开发行共募集17.8亿美元，是至今为止中国企业在美IPO第二大融资规模。 截至2020年4月底，在港交所IPO新规实施的两年间，已迎来28家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额达825亿港元。其中，共有16家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共募集397亿港元，占同期香港新股市场总融资额的6.7%。目前，香港市场共有146家医疗健康公司上市，总市值达1.85万亿港元，较上市新规生效前的2018年4月增长72%。过去两年，港交所已成为新经济公司上市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新经济公司融资额占同期香港整个新股市场逾50%；在港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市值目前已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7%。 根据彭博数据显示，港交所在过去十年上市的公司中，新经济公司市值的占比仅为3%，而纳斯达克、纽交所却分别高达60%和47%。不过，目前港交所上市公司行业结构正在摆脱以房地产、金融业为主体的传统格局，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港交所占比正在加速上升。按行业或概念划分，港交所涵盖了5G概念25只，半导体18只，区块链20只，软件服务127只；移动互联网32只，电讯18只，信息器材80只；生化科技17只，医药医疗120只，医疗服务31只；网络游戏25只，电影娱乐26只；腾讯概念24只，阿里概念17只，苹果概念12只，富士康系4只，银行54只（内地银行29只），保险16只（内地保险9只），其他金融175只，内地券商股19只，房地产256只（内地房地产121只）。 二、港交所的特色与优势 2019年2月，港交所发布《战略规划2019-2021》，它提出了“立足中国，拥抱科技，连接全球”的宏大战略定位；港交所的愿景是要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连接中国与世界。香港交易所已从中国首要的离岸股票融资中心转型成为内地投资者的首选国际目标市场，以及国际投资者首选的中国市场。境内投资者均可透过沪深港通和债券通，经香港轻松进行跨境交易。这一战略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港交所的特色与优势。 （一）国际化基因与“机构市”优势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具有离岸市场的优势，同时，港交所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成熟市场，它不仅有105家外国上市公司，而且外地投资者在港股交易额占比超过40%。这是一个“国际范”十足的成熟市场，它与NASDAQ具有同样的魅力。 截止2020年5月底，港交所共有红筹股178只，国企股281只（A+H股119只），B股转H股6只，港股通615只，ADR共有14只，台资股51家。此外，港股共有外国上市公司105家。港交所不仅是自由化程度极高的国际市场，而且其标价、交易、结算货币是港币，而港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因此，港交所具有更高的国际接受度，能更好地对接中概股的“第二上市”，以及未来的“转板”。 作为港交所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2019年9月11日，香港交易所宣布，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董事会提议，将香港交易所及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两家公司合并。这一提议后来被伦敦证交所拒绝。 实际上，早在2012年6月，港交所豪掷166.73亿港币成功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这个成立于1877年的世界最大有色金属交易所，成为了港交所全资子公司，我国交易所有史以来的首例成功的国际并购。据悉，LME基础金属期货及期权合约交易，交易量约占全球基本金属期货交易的80%，掌握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会员制商品交易所。 此外，港交所还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市”。近年来，机构投资者交易额比重一直高达85%左右，而散户交易额约占15%左右。与此相反，内地A股市场仍是典型的“散户市”，散户成交额同占比高达85%以上。从投资者结构差异来看，大体可以反映出市场的包容性及韧性差距。 （二）港交所是沪深港通的关键枢纽 2014年11月17日，连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场的沪港通机制启动；2016年12月5日，连接香港和深圳股票市場的深港通机制启动；2017年成功推出债券通；将来还会有基金通、期货通。沪深港通的开通，让投资者首次在不改变本地市场交易习惯的原则下，方便快捷地直接参与对方市场，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新时代。 随着沪深港三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内地投资者首次拥有了个人境外投资的机会。港交所不仅拥有内地投资者熟悉向往的投资标的，如腾讯、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美团点评等中国一流新经济企业，而且它还拥有内地投资者神往的交易机制，例如，T+0回转交易，不设个股涨跌幅限制，以及发达的便利的市场做空机制（股票期货、期权，股指期货、期权）。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南向港股通五年累计成交8.748万亿港元，累计9，870亿港元内地资金净流入港股。内地投資者透过港股通投资港股的持股总额持续攀升，由2014年底的131亿港元增至9，995亿港元。 与此同时，港交所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市场，它通过沪深港通机制将境外机构及国际资本直接引入内地A股市场，成为沪深港通国际化的关键枢纽。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北向的沪股通和深股通累计成交17.41万亿元人民币，累计 8，600亿元人民币净流入內地股票市场。香港和海外投资者通过沪深股通持有的内地股票总额不断增长，由2014年底的865亿元人民币，激增至12，212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8年年底，外资对内地A股的持股金额约为1，720亿美元，其中58%的持仓是由沪深港通贡献的。债券通运营至今的总交易额已经超过2，100亿美元，为内地债券市场贡献了10%的外资持仓。平稳运行的沪深港通和债券通与QFII、 QDII等机制一起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十年，来自香港的投资在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在中国内地资金的对外投资中，通过香港出海的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香港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企业上市融资以及为内地A股市场引入外资的独特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沪深港通开通5年以来，北向流入金额达到1.01万亿元人民币，外资持股达1.44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通开通2年多以来，达成交易超过3.8万亿元人民币。香港市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充当了中外联通的翻译机与转换器，为中国创造了重要的战略价值，也为自己赢得了持续的繁荣和财富积累。 （三）港交所“背靠内地”更显活力 事实上，由于A股IPO核准制门槛过高，大量互联网企业、新经济企业首选港交所和NASDAQ挂牌，尤其是最近两年，内地新经济头部企业首选港交所，而且再加上近期中概股首选港交所，这表明港交所对内地高科技企业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自港交所1993年开始接纳内地企业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对香港市场的重要性逐年增加，香港一直是内地企业首选的境外融资中心。 截止2004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主板和创业板共有1043家上市公司，其中96家为内地国企H股公司，72家属红筹企业，内地企业市值占港股市值的比例29%。 截止2007年10月底，港交所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为1220家，其中H股144家、红筹股91家、非H股内地民营企业162家。中国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非H股内地民营企业）的总市值占港股总市值的60.1%，成交则占市场总成交额的76%。 2009年港交所IPO融资金额高达3869亿港元，首次超越纽交所勇夺全球股市“集资王”的宝座。2009年底，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高达17.9万亿港元，比1989年的0.6万亿港元增长了30倍。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多达524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0%。从市值上看，内地企业市值占比已经高达58%，内地企业股票成交量占香港市场总成交量的72%。 截止2019年8月底，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企业已达2392家，总市值已达30万亿港元。其中，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企业已达1202家，包括275家的H股、175家的红筹股、752家的内地民营企业；来自中国内地企业的上市数量已占香港上市公司总量的50.3%，市值占香港总市值的69.1%，成交金额占香港总成交金额的76.1%。 根据《2018年全球中概股市场研究报告》中，2014年至2018年年底，中企赴美国上市数量仅为92家（纳斯达克57家，纽约证券交易所35家）。同期，中企赴港上市数量高达334家（港交所主板290家，港交所创业板44家）。2019年，共有117家国内企业成功境外IPO，IPO融资额15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内地企业选择在港交所上市。 2019年香港交易所总共通过163宗IPO（不包括转板上市），其中主板有151只IPO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新股数量比例由2018年的44%上升至59%，但融资总额贡献达74%，即大约2，295亿港元。2019年来自香港及澳门本地企业的新股数量仅占28%；2019年另有13%的新股上市公司来自外国。 三、内地A股市场未雨绸缪 曾几何时，中概股以“海外私有化-内地借壳上市”的路径回归A股市场，但须经历私有化、拆除VIE架构、厘清海外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和境内实体之间的股权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当然，目前A股市场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吸引新经济企业来此上市。 实际上，早在港交所酝酿IPO改革新政期间，内地证监会也在快速作出反应。2018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允许试点红筹企业按程序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存托凭证上市；具备股票发行上市条件的试点红筹企业可申请在境内发行股票上市。 所谓试点企业，是指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红筹企业，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创新企业（包括红筹企业和境内注册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或者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其中所称“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 2019年7月22日，上交所科创板正式开板交易。科创板注册制专为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及红筹企业开设了专用通道。2020年4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新规也复制科创板，专为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及红筹企业预留了IPO通道。不过，至今还没有一例中概股通过这一新通道进入沪深交易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020年4月30日，证监会公布《关于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进一步降低了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在境内股票市场上市的市值要求，以助力符合要求的海外中概股回归A股市场。文件规定：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的市值要求调整为符合下列标准之一：（1）市值不低于 2000 亿元人民币；（2）市值 200 亿元人民币以上，且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美国照样要打压中概股。2020年4月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LK.US）曝出财务造假22亿元的重大丑闻，导致当日股价暴跌75.57%，随后美国SEC作出瑞幸咖啡退市的决定。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丑闻，成为众多中概股加速回归香港上市的催化剂。 2020年4月21日美国证监会发布声明，提醒新兴市场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质量的风险。 2020年4月22日，美国证监会主席Jay Clayton在媒体上公开警示中概股风险，引发市场对于中美资本脱钩的担忧，也使得投资者对于中概股回归的预期升温。 2020年5月19日，纳斯达克修订上市规则提议，来自限制性市场的拟上市公司最低募资额为2500万美元，或者是最低募资额达到发行完毕后公司上市市值的四分之一，满足两者最低条件。同一天，瑞幸公告收到退市通知。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也称“肯尼迪法案”（KennedyAct），美国媒体戏称“中概股法案”。该法一旦实施，许多中概股可能面临摘牌的风险。2019年PCAOB曾列出一份最近两年拒绝接受PCAOB检查的境外上市公司，其中241家公司中，有93家来自于中国香港，127家来自于中国内地。 2020年6月5日晚，上交所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有关红筹企业可以申请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规定，尤其在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相关事项、信息披露要求及持续监管等方面作了细化规定，再次降低了尚未在境外上市红筹企业申请在科创板IPO的门槛。 截止2020年5月31日，约有244家中概股在美国挂牌，其中，164家在纳斯达克，80家在纽约证交所（63只ADR，17只非ADR），其中，除了阿里巴巴、京东、网易外，还有百度、好未来、58同城、陌陌、新浪、搜狐、携程、拼多多、腾讯音乐、携程、爱奇艺、唯品会、哔哩哔哩、新东方、中通快递、百盛中国、华住、前程无忧等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这些“新经济”中概股的回归，无论对港交所，抑或是内地A股市场来说，都将是十分重要的机遇，它会带来上市公司结构的重要改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计划》明确今、明两年，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以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为实施对象。 据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负责人介绍，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9亿，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总体来看，农民工就业具有总量大、稳定性差、保障弱的特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在疫情冲击下，劳动力市场阶段性停摆，复工返岗大范围延后，农民工就业压力明显上升，就业帮扶任务更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实施该计划是应对当前就业形势，加强广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大力推进就业技能扶贫的重要手段。”该负责人说。 《计划》明确了培训工作内容。以企业为主，组织开展在岗和待岗农民工以工代训，实现以训稳岗。支持各类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面向新吸纳农民工开展以工代训，并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以输入地为主，组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定岗培训和专项技能培训，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大力开展新职业新业态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以输出地为主，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促进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健全创业培训与创业服务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不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 据介绍，自2019年起，人社部组织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面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19年，共开展农民工各类补贴性培训近750万人次、贫困劳动力培训259万人次。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社部立即启动线上培训，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开展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支持农民工等群体参加线上培训。截至5月15日，线上实名注册学员已超930万人，开展线上培训超过790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稳就业促就业和复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北京电（记者常钦）近日，农业农村部和人社部联合召开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视频调度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到5月底，已安排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800多万。（记者 李婕）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朱英
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筹备和建立过程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我国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我国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重温当时期货市场创建者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过程，总结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他们对期货市场作用的期待，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与美国期货市场从建立、初期作用以及发展进程的异同点，对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所采取的不同的期货市场治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期货市场，以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商品的生产、消费以及价格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决策。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创建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和开创者，在探索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上，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凝聚了超凡的智慧，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没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规律，没有等待现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发育，而是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在很多人认为现货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推动和组织，跨过中远期交易阶段，直接开始了期货交易探索，这是一个奇迹。 （一）发现期货市场功能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此后，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 田源考察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田源先生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以下简称NYMEX），他了解到石油危机发生后，石油价格上下波动剧烈，搞了石油期货，就有了风险管理工具，相关企业便能够在石油价格上涨和下跌过程中保护自己。那时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不断波动，波动幅度还很大，比如玉米，价格涨了，城里人受不了，价格跌了，农民受不了。他当时就考虑期货既然能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中国去（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田源先生后来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 郑元亨调研伦敦期货市场。为了配合进出口贸易，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比较早的，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及后来的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987年10月，作为有色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总经理，郑元亨先生带着“办一个东方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梦想，第一次来到伦敦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LME）学习（郑元亨，“自下而上”的期货交易所创办探索，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当时，他在笔记本上留下这样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郑元亨先生后来成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朱玉辰研究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朱玉辰先生发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尝试性探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期货市场，建立什么样的期货市场，这个期货市场怎样运行。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因为这篇文章，朱玉辰先生不仅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期货硕士，后来还成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之一。 郭晓利找到日本期货市场。历史总是充满了偶合。还是在1987年的秋天，此时从1982年公派留学日本的我正在读研究生，为寻找一个国家急需却还没有国人在做的行业，而奔走在日本各行各业的企业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一则招聘“先物外务员”的广告把我吸引到了东京，有幸现场聆听了日本市况研究所所长岩井厳先生关于黄金期货的演讲，当得知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商品的价格，还能够转移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时，真是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吗？1988年3月毕业后，就在东京做期货，开启了我的期货报国之路（郭晓利，《我在日本做期货》，《中国期货》创刊号，1994年3月）。这使我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做期货的中国人，也使我有机会回国后和田源先生、朱玉辰先生成为同事，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 田源领导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先生考察美国期货市场回国以后，开始了建立期货市场的探索，“1987年下半年，根据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需要通过发展期货加以回避风险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1987年12月14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报的关于期货市场研究的计划，写信给中心主任马洪同志，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著，《中国期货市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期货小组由田源任组长、杜岩任副组长、常清为秘书长，朱玉辰等为核心成员，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座谈会，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期货市场工作座谈会。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同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但却迟迟没有批下来。 田源讲述国务院领导最后决策。1990年5月，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田源先生参加会议，他在发言时说，现在经济体制不一样了，我们需要研究新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让物价比较平稳，就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来帮助治理通货膨胀。国外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波动风险，非常成功，美国的农产品价格较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CBOT）大量的期货交易来实现的。李鹏总理听了发言后说，对，这个主意好，中国宋代就有期货，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一种期货，期货能保证农民利益，庄稼还种在地里，粮食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个办法好，我看可以试一试。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就这样定下来了（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第一步。 （三）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价格理论与实践和期货研究专家童宛生教授指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价格改革，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期货市场。”（童宛生，《难忘的期货岁月—谈价格改革与期货发展》，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在价格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在推动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度的过程中，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部委研究、推动，最后国务院批准的。没有政府的强劲推动，就没有可能在当时半市场化的状况下建立期货市场。政府推动成为后来各地建立期货市场的范本，只是推动和批准由国务院变成了国家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政府推动的动力源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利用期货市场解决商品价格市场化定价问题。如上海金属交易所是由物资部主导推动建立的，原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王立华曾经讲述这个过程，1992年初，物资部联合上海市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当时有些部委不同意合同自由转让，不同意计划内有色金属进入交易所交易，而国务院的批准需要每一个相关部委认可才行，柳随年部长觉得这样下去决定的时间太长，当即决定不等了，他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打电话，商定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两家共同筹建这个交易所。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在物资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组织和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了（王立华，《从物资部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是由大连市政府推动建立的，1992年，大连市政府批复文件要求，大连市体改委、商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粮食局、物资局、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等单位组成期货交易所筹建小组，1993年11月1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姜丽华，《繁荣之后忆往昔—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条件不具备的“早产儿”。面对期货市场试点后一哄而起的状况，1993年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李剑阁先生（后来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让期货市场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般来说，这些条件有的可以在建立期货市场的实践中逐步创立，有的则必须在建立期货市场之前就确立的。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决不能仓促上马，带病运转，否则后果可能凶多吉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远未发育。而没有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建议加快期货市场建立的前期工作，切忌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匆忙建立期货市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期货市场。”（李剑阁，《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月22日）。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四）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与质疑 国内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研究。朱玉辰先生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中，研究了美国当时和早期的期货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它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非生产性资本繁殖的工具，投机商不关心商品的实际交收，感兴趣的是从买空卖空中渔利，他们把标准化期货合同变成赌博的筹码，商品交易所变成了“希图以非生产方法繁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因而他们对期货市场的评价毁誉参半。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他这样描述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期货市场是通过商品交易所，以期货合约的方式交收现货商品，从事期货交易的大部分成员是商品供应者、实际用户和贸易商。他们利用商品交易所寻找交易对手，待合约期满时双方以现货交收来了结交易。那时的商品交易所主要是便于经营该商品的商人和用户确定商品的来源和成本，使他们能提前安排生产、运输、储存和推销。无疑这种期货市场不带有投机色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可见期货市场与投机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 美国期货市场起源于芝加哥商会。美国的期货交易所起源于商会，商会是个现货商组织，作为美国第九个商会的芝加哥商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在1848年4月3日，由83个商人在芝加哥南水街105号盖奇﹒海恩斯（Gage Haines）面粉仓库上面的怀廷（W.L.Whiting）办公室自发组织的。从后来的实践看，商会的成立推动了芝加哥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现货行业标准，推行了行业自律管理，提高了信用程度，促进了贸易的规范和快速增长，加快了市场发育与成熟的进程，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当然，这83位商人也不是一般人，在1836年至1860年间，芝加哥最早的20位市长中就有6位来自芝加哥商会这83位发起人。1851年3月13日，达成第一份玉米远期合约，商人们开始了远期合同的买卖，远期合同可以转让，逐步形成了中远期交易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副总裁威廉﹒格罗斯曼和作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的常清先生指出，“芝加哥交易所（CBOT）刚成立时，既不是一个现货市场，也不是一个远期市场，更不是一个期货市场，仅仅是为促进芝加哥工商业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商会。这也正是其创立者们在当初命名时并没有直接使用交易所，而是用了一个商会或贸易管理局名称的原因。”（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 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激发了交易商采用各种形式的远期合约的投机活动，战争之前，流通的仓单数量与未结算的合约数量之间总是存在直接关系；战争期间，北部联军需要饲养马匹的燕麦以及诺斯兄弟等士兵需要的猪肉，导致远期交割的合约中存在大量投机性的买空交易。燕麦提供了第一个大量的投机机会，1862年，燕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6美分跳至43.5美分，1863年3月31日，谷物仓单增加到4，688，722蒲式耳，10月31日，燕麦价格陡升至72美分。可以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阶段的时期。1865年10月31日，形成最早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这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以下简称CBOT）的由来（［美］威廉﹒法龙（William.D.Fallon），王学勤译，《市场的缔造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50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芝加哥商会（CBOT）的早期定位是服务现货市场，随着现货市场成熟而发生变化。商会推动了美国现货市场的完善，在按照市场规律有序解决现货市场问题过程中，作为商会成员的现货相关企业既主导现货市场，又主导中远期市场，同时也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商会成员的主导作用保证了三个市场一脉相承、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早期CBOT的定位完全是立足现货服务现货，推出中远期交易以及标准化合约交易是为了完善现货市场，更好地服务现货，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做生意。1995年，我曾到芝加哥访问，时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美国公司总裁张杭博士介绍早期的美国期货市场时说，100多年前CBOT最大的部门是运输部，有100多位员工，主要负责在各个集散地采集货源信息和运输能力信息，这也充分说明了CBOT与时俱进服务现货的做法。威廉﹒格罗斯曼和常清指出，“早期的期货市场主要是远期合约的签订和转让，目的是实买实卖，功能是稳定产销关系。现代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要功能在于回避价格风险和发现真实的价格。”（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现货市场发育成熟了，期货市场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成熟期货市场作为风险管理市场的定位。 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因为早期美国期货市场主要依靠自律管理，市场操纵事件频出，对市场功能作用的质疑时常出现，通过国会推动立法规范市场或是禁止期货交易的情况很多。例如，因为农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使得农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9世界90年代发生了Populist Revolt，这些以农庄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认为，CBOT应该对商品价格的波动负责，正是这些价格波动，经常使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农产品价格，由于农民运动的原因，美国国会自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期货领域的立法，在1880-1920年，美国国会提议了200多项法案以规范期货和期权交易。在1891-1892年，有好几个法案试图禁止期货交易，从这几个法案中有演化出《哈奇法案》（Hatch Bill），该法案建议对所有谷物和棉花期货交易征收禁止性税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1908年，在美国第60届国会（1908-1909年）上，一共提交了25项旨在禁止期货交易的法案。1909年，国会又试图对投机商号征税，但没有成功。在第61届国会又提出了7个类似法案，第62届国会上则有42个。1910年，美国国会举行了针对一项要求取消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法案的听证会，在听证中，CBOT和其他几家交易所成功地阻止了该项法案的通过。交易所在听证中着重引用了最高法院在反投机商号案中的裁决，在该案中，霍姆斯（Holmes）大法官接受了期货交易的概念。为了回应众议院的决议，1908年出版了一份有关棉花交易所的报告，这份报告促成了1914年《棉花期货法》的颁布，该法案没有对棉花期货进行大范围的规范，但建立了联邦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和商业分级定价体系。其他的立法还包括《谷物质量等级法》和《仓储法》等，都试图对期货合约相关商品的交割和储存进行规范（杰瑞﹒W．马卡姆著，大连商品交易所翻译组译，《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6月）。 （五）对我国期货市场作用的预期与质疑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回顾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大多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这些国家的现货市场发展水平并未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市场经济也在逐步完善，其相关条件，如金融服务、仓储设施、交通条件、风险控制体系、交易者素质、相关法规等并不完全具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期货市场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条件的成熟有时是相对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著，《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 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并不一定要有这样高级现代化的设施，而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包括投机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得干涉等。应当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期货交易所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在我国试办期货市场具备以下可能条件，包括现货市场、上市品种、市场交易者、设施条件、法律制度条件”（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但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法律是相违背的。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 从“早产儿”论和期货小组对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分析看，关键的争论在于两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前者认为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后者认为开展期货交易最重要的初级基本条件是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每年1000多亿斤的商品粮总量中，约有50%左右依靠政府调节，另外50%左右依靠市场调节，对部分已经放开的商品通过期货交易机制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逐步推动商品整体定价的市场化（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将我国期货市场称为“早产儿”，也强调的是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建立的期货市场。 另一个是法律法规问题，前者认为，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而后者认为，期货市场所必须的法律制度，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并逐渐完善的，目前世界期货市场已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法律制度，我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拿来借鉴。从世界期货市场产生的历史看，早期的市场多是边建设边发展边立法，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多是先立法后建设。借鉴成熟市场法律制度是后来者的优势，但如果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照搬成熟市场的法律制度也会出问题，这为后来我国期货市场的曲折经历所证明。按照市场规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推进的，期货市场理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而实现健康成长。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期货小组对试办期货市场作用预期。对于试办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是这样分析的，“在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应区别试办期预期效应、发展期预期效应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如果把发展期和完善期的期货市场预期效应，当作试办期的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就会脱离实际，期望过高，一旦达不到过高的期望，就会反过来否定试办的成果和意义，动摇试办的决心。反过来，如果仅仅把试办期的预期效应，当成发展期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也会过低要求期货市场的作用，或导致办期货市场无多大意义的结论，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发展。”对于试办期的期货市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指出，试办期货市场，是流通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推动力，将会为我国市场体系填补一个空白，提供一个局部改革小配套的尝试，可能为改革与治理相结合提供经验，探索解决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老大难问题的新途径，可以促进现货市场和期货贸易的发展，实现“一个发展，两个改造”，即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部分批发市场、贸易中心（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关于一般期货交易市场的历史作用，期货小组认为各个时期、各种期货市场不同，在经济上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期货市场能够减缓农产品价格波动，抑制农产品价格蛛网状波动扩张；有利于商流和物流适当分离，节约社会劳动和资金占用；有利于开展合理竞争，建立市场秩序；能够引发投资，繁荣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 期货小组秘书长常清先生指出，试办期货市场，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建立起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良性循环的机制。第一，期货市场通过合同的签订与买卖，可以使生产者按合同生产来减少风险。第二，期货市场的集中性和公开化原则，使分散在各地的供求集中，公开竞争，消除了各地垄断者操纵物价的弊端。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由于季节和 地域造成的价格波动，通过期货市场能予以解决，使价格波幅大大缩小。第三，期货市场是高度组织的常设的公开市场，它能集中大量供求，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价格，因此，使市场透明度大大提高。第四，由于期货合同的签订和买卖，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就知道未来的供求和价格情况，进行合理预测，以调节生产经营，这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大大减少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第五，期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第六，期货市场的建立，使我们不仅靠完善现货市场，而且用期货市场来组织农产品流通，在此条件下，推进农产品计划、价格、流通的改革（常清，《试办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改革》，1988年第5期）。 对作为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当地政府对其定位和作用给予厚望。在1990年10月12日，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同志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典礼上指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办的第一个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它的建立，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对于我们加强宏观调控，培育完善市场机制，合理开发和配置粮食资源，调节供求，稳定粮价，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交流都有重要意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目前从事现货批发交易，包括远期合同，待条件成熟，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出现质疑。期货市场建立以后，对当时的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不同的看法就开始出现。1994年1月，石雨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指出，应恰当估价期货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事实上，期货市场能够覆盖的商品不过一二十种，那些价格更不确定、市场风险更加大的制成品交易，市场机制一样起着很好的配置作用；在那些期货市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有些同志误以为期货市场可以稳定商品价格（其实价格的不确定性正是期货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波动问题。把期货市场的作用夸大到这样一种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会在政策上产生偏差，在实践中带来消极后果”（石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人民日报，1994年1月28日）。 在现货市场不发达、不规范的情况下，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极大地带动了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现货市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我国期货市场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期货市场在发现价格指导生产经营，在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在服务“三农”和推动产业发展，在促进产业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货市场这些积极作用，因为品种的不同，产业成熟度的不同，发挥作用的大小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但是，认为期货市场的作用是万能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把过多的重担压在期货市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期货市场难以承受的，不恰当的定位期货市场，反而会影响期货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美国早期期货市场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商会实现的，显然，我们在筹建期货市场时，对期货市场的期望值是过高的，超出了期货市场所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么认为可能有助于下决心开展期货市场试点，当试点期货市场出现了问题，对期货市场的作用出现质疑也是正常的，对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也存在了上百年。因此，深刻理解和认识期货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定位和作用，回归和遵循市场规律，准确定位期货市场，客观评价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对指导今后的期货市场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充分肯定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期货市场试点初期，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突出体现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连接的实物交割环节。铁路车皮是有计划的，铁路按照计划内各种商品指标安排运输计划，计划外的粮食没有铁路车皮计划指标的，没有铁路运输就难以把粮食从产地运送到交割仓库或是从交割仓库运送到消费地。为了解决实物交割环节的运输问题，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准备开展期货交易时曾请省领导支持，1993年5月2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期货交易准备工作情况和开业安排报告上批示，“请郑州（铁路）局张局长过问一下运输问题，要重点保证。”（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们以改革者的担当和智慧，以解决价格市场化问题为突破口，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和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很多人认为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在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绕过了无数障碍，建立了新中国的期货市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奇迹。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条件具不具备、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争论到什么时候。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这样肯定，没有当时期货市场开拓者、播种者“大胆试”的冲劲和闯劲，期货市场不知道要推后多少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社，2018年9月）。回顾中国期货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姜洋认为，一定要客观、历史、辩证地看问题，要感谢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期货市场都是宝贵财富，他们给后继者继续建设发展期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帮助后继者认识了成熟市场经验和中国特色（曲德辉，《“中国特色”监管者姜洋20年的期货亲历！感悟、感想的浓郁“表白”》，《期货日报》，2018年12月20日）。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初心和使命是需要历代期货人继承和发扬的。
作为一家以现代中药和植物药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康恩贝在2019年下半年对战略重新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了以大健康为核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实施康恩贝大品牌大品种工程和科技创新发展驱动工程，在打造大品牌大品种的过程中，构建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及能力。 大健康战略持续推进 记者了解到，康恩贝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以发展中药大健康业务为核心，拓展其他医药大健康业务，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双轮驱动，加快吸收和利用国内和国际先进的产品、技术、人才和管理资源，稳步推进业务的国际化，努力成为我国中药大健康产业的龙头，打造最具品牌价值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之一。 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公司内在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进一步聚焦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康恩贝从2019年6月开始对公司内部体系架构作了进一步整合。 2019年6月，公司完成受让康恩贝集团金华企管公司所持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完善公司在互联网电商以及新零售渠道的团队和平台资源建设。同时，公司以健康科技公司为平台设立新零售事业部，进一步统筹布局和发展公司新零售业务，康恩贝和珍视明品牌药品零售平台相继上线。 2020年3月，康恩贝设立大健康事业部，依托新零售事业部、健康科技公司及珍视明平台，多种品牌系列的健康产品进行全网线上营销，并加强英诺珐公司、康恩贝销售公司的零售市场团队建设，加大对药品零售端市场的开拓。 公司向记者表示，大健康事业部的设立将进一步促进康恩贝发展以现代中药、植物药为基础的大健康业务战略，抓住机遇，更好地规划、布局、开拓和管理大健康产品业务。这些工作为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及下一步加快消化不利因素影响、推动业绩稳定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围绕战略推进体系优化的同时，康恩贝还加强对政策影响程度较低的非医保类市场和非医院端市场产品的拓展，继续以大品牌大品种工程为抓手推进营销创新，加强与B端、C端客户的链接，进一步拓展产品在终端的份额。 2019年，康恩贝大健康产品业务发展良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34%。其中：康恩贝健康科技公司主要通过国内各大电商平台销售“康恩贝”、“宝芝林”、“养营堂”三大品牌系列保健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等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08%；珍视明药业公司主要通过电商B2C模式销售“珍视明”品牌眼贴、眼罩、眼部护理等健康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74%。 大品牌大品种贡献新动能 2019年，丹川注射液因列入国家有关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和医保目录调整等政策因素，导致销售快速下跌。面对药品集中采购招标降价的影响，康恩贝积极调整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在消化丹参川芎嗪暴跌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同时取得稳健成长。其中，公司的大品牌、大品种就发挥了重要贡献。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药品剂型包括片剂、胶囊剂、丸剂、滴丸剂、颗粒剂、散剂、注射剂、冻干粉针、口服液、糖浆剂、滴眼剂、滴鼻剂、滴耳剂、软膏剂等二十多个制剂，还有缓释、速释等新型制剂。公司的主要产品涵盖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治疗领域，大健康产品主要包括眼部护理等眼健康产品和保健及功能性食品等领域产品。 从经营数据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营收同比下降80.72%，计3.46亿元；公司剔除丹川注射液后的销售收入为15.96亿元，较去年同期同口径增长21.72%；其中，大品牌大品种工程销售收入10.96亿元，同比增长32.93%。 近年来，在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的驱动下，公司内生发展动能持续增强，规模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收入5亿元以上的大品种由1个增至3个，至2019年未销售收入过亿元的共有15个品牌或产品系列，全年纳入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系列产品累计完成销售收入48.26亿元，多数产品持续增长。
原油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被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由于原油是很多重要产业的基础原材料，往往处于很长产业链的最上端，其鞭鞘效应十分明显，终端需求的微小波动就会带来原油需求和价格的巨大波动。此外，由于原油投资者的广泛性，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原油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把握好原油投资的时机就显得非常重要。 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通常在每桶50至70美元区间震荡，在2020年2月跌破至每桶50美元关口。当新型冠状病毒在欧美迅速蔓延、石油出口国减产协议难产、原油存储超负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2020年3月开始以在美国上市的WTI原油期货为代表的原油价格出现了暴跌行情，到3月底国际原油价格跌到每桶20美元左右，已经低于全球原油生产成本的中位数。 不少海湾国家原油生产成本虽然很低，但是维持这些国家高福利的运转成本也不应忽视。如果原油价格长期低于每桶20美元，理论上全球将会有一半的原油生产停止，然而全球原油的需求不可能忽然减少一半，价格的下跌反而会刺激石油的需求提升，因此从中长期看原油价格必然上涨，对于非杠杆投资者每桶20美元以下必然是安全区域。那么对于有杠杆的原油投资品如何才能精准选择投资时机呢？ 和选择白银投资时机的逻辑完全相同，要耐心等待极端行情出现，当杠杆投资者被迫受到非理性斩仓时就是原油投资的好时机。2020年4月20日“负油价”的新闻充斥着各大财经媒体，斩仓盘史无前例的将WTI原油期货价格砸到每桶-37.63美元。原油百年不遇的低价，预示着原油百年不遇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时机已经到来。 实盘操作对原油投资时机的验证。在原油市场投资者极度恐慌之际，研究团队中的90后同事于经理，挑选出经历过在负油价压力的测试后依然能正常运转的某大银行账户能源产品，通过该银行手机APP开通交易权限，于2020年4月22日以均价每桶人民币81.34元（11.5美元）买入WTI原油，4月23日以均价每桶人民币124.15元（17.5美元）全部卖出，仅仅经过24小时就获利52.48%；2020年4月22日还以均价每桶人民币135.1元（19.08美元）买入布伦特原油，5月22日以每桶人民币256.58元（36.24美元）卖出布伦特原油。 大宗商品投资经验小结：第一，生产成本的中位数是确定大宗商品投资安全区界限的关键指标，牢记“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越简单的逻辑越有效。认清自己的能力圈，“只跨越1英尺高的栏”。第二，必须耐心等待斩仓盘大量出现从而造成市场价格极端扭曲的时机。第三，克服贪婪与恐惧，忽视中短线波动，避免踏空风险。第四，白银、原油和加密币的案例都反复证明，未来的投资机会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未来的投资机会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投资者通过不断学习，保持好奇心，利用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就能发现更多简单、确定、重大的投资机会。第五，只有充分掌握投资规律、充分了解自身能力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进而才能够在参与重大金融历史事件的同时，收获投资硕果、享受投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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