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大幕正式开启，毫无疑问，今年武汉的相关代表和企业家是两会关注热点之一。近日，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到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行情000988,诊股)董事长马新强，作为全球光模块产品核心供应商，他向记者分享了关于建设武汉创新中心、“芯屏端网”产业集群发展等建议。 华工科技疫情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也受到关注，马新强介绍，一些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正在逐步被消化，华工科技现在是满工超产状态，一季度订单、发货均同比增长30%，恢复情况良好。 支持武汉打造 “芯屏端网”产业集群 今年两会，马新强带来3份建议，均是和武汉密切相关。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支持武汉市打造世界级“芯屏端网”产业集群的建议，关于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体系的建议，以及关于支持建设武汉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议。 马新强指出，武汉拥有良好的科教优势，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基地，聚集了一批具备相当实力的企业，主要业务涉及光纤光缆、光芯片、光电器件、光接入设备等多种类别，具备一定规模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在中国光通信产业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他也指出，目前武汉的光电产业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包括具有世界影响力，在资本输出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位居世界行业头部的总部企业数量不多，品牌影响力有限，产业链条还需进一步完善等。 而且马新强还表示，由于中高端芯片大都用在高端通信产品、工业设备、存储设备中，一旦芯片出现问题，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大多数国内客户不愿、不敢使用，难以完成“进口替代”。 为更好地在5G、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建设中承接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地方产业优势，确保芯产业链安全，助力武汉市、湖北省对冲疫情不利影响，形成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马新强建议支持武汉打造世界级“芯屏端网”产业集群，包括建议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创新平台、集聚产业发展的智力要素资源；利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重点建设开放式硅光子工艺平台，提升流片效率；支持华中科技大学等“985”高校创立微电子一级学科，创新现有研究生培养模式，建设应用型微电子国家级人才培养高地；构建有利于武汉芯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等。 另外，作为武汉本地企业，马新强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长江经济带省市密切合作，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构建一体化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体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疫情影响正在逐步消化 华工科技作为全球光模块产品核心供应商，以激光技术及应用、传感器为主营业务，近年来形成了从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到激光器到装备再到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完善的产业布局。据马新强介绍，华工科技核心客户涵盖ICT、3C、汽车、工程机械、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家电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作为武汉本地企业，疫情以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也备受关注。 马新强介绍，从2月上旬开始，华工科技核心业务经政府批复后分类分批推进复工复产，3月20日实现全面复工复产，4月初产能恢复，现在是满工超产状态，一季度订单、发货均同比增长30%，恢复情况良好。 马新强表示，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使华工科技，也让大部分湖北省企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测试，从一些企业已发布的一季报来看，除与疫情相关的设备、医疗企业、线上教育等企业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他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影响了一季度的发展节奏。总的来说，一些直接影响正在逐步被消化。 华工科技相关业务也与两会期间的热点“新基建”密切相关。马新强称，从信息基础设施这个角度，随着5G网络、数据中心建设的加速推进，会直接拉动公司光通信业务发展，间接拉动激光装备业务发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 如果新冠疫情过去了，全球经济就会持续恢复向上吗？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来看，即使没有疫情，经济本身也是处于下行通道。再加上内外复杂的环境下，国内政策上很难看到强刺激、走老路。 除了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认为，近期的一些事件表明，外部风险已经大到不容忽视。短期应该防范风险资产回调，避险为主。而利率债和黄金类资产的牛市或远未结束。 1、即使没有疫情，经济也在下行。无论是从量还是价的指标来看，经济从2018年就已经处于下行通道，疫情只是加速了下行速度和节奏而已。在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触底、没有到最差的时候之前，不要轻言经济见底。往前看，经济的走势大概率是先上后下；而不是一路向上。 2、没有强刺激，没有走老路。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政策上并不是要进行强刺激、走老路的姿态，而是更加强调底线思维，尤其是做好“六稳”、“六保”，更加强调“新发展理念”。既然没有了经济增速的硬性目标，强刺激的动机有限。之所以如此，是由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的，建房子、修路，都难以解决技术进步的问题。 3、外部风险不容忽视，利率债、黄金牛市很长。从近期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来看，外部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今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前，局势大概率都会更加紧张。我们认为，考虑到经济和政策、内外环境，我国利率债市场的牛市或远未结束。同时，只要经济不稳定下来，各国纸币超发的节奏将不会慢下来，黄金很难会进入熊市。 1 即使没有疫情，经济也在下行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之大，甚至让大家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经济的下行完全就是由新冠病毒导致的，而只要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彻底好起来。 但事实上，即使没有疫情，经济增速也是要下行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完全没有疫情的时候，在市场上第一家提出“中国的降息周期才刚开始”。无论是从量还是价的指标来看，经济从2018年就已经处于下行通道。也就是说，经济的下行并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疫情只是加速了下行速度和节奏而已。 不仅仅是中国，全球经济也是如此，经济指标的下行也是从2018年开始的。毕竟过去十几年，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所以我国诸多经济指标都是领先于欧美的。 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仍是房地产。经济增长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居民财富有6成以上都直接或间接配置在房地产领域，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依然很依赖，房地产仍是我国经济边际走势的主导因素。 经过连续几年的天量销售后，房地产市场已经过度透支了需求空间，面临较大的均值回归压力。当棚改“QE”的政策逐渐减退，居民“追涨”买房的热情趋于冷静，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压力从2018年就开始不断暴露。 在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触底、没有到最差的时候之前，不要轻言经济见底，要谨慎看待我国经济状况，过去大家预期了很多次，但事后来看都是错的，发现都只是经济短期的波动而已。 除了房地产方面的压力，新冠疫情的短期冲击可以很快过去，但居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企业退出市场，这些偏中长期的影响难以快速消退。更何况现在疫情还未完全过去，防控措施还不能完全撤出，居民对疫情依然心存担忧。经济需求比生产恢复得慢得多，导致工业品库存大量积累，通缩压力明显增大。 去年我们发专题提出“从来就没有库存周期”，现在来看确实如此。需求才是主导因素，不管库存再低，如果需求不好，就不会补库存，库存不会因为水平低而自发的补库存。之前库存水平已经很低，但今年疫情来了以后，需求大幅走弱，库存水平相比需求迅速达到了高位，还没有来得及补库存，又要去库存了。 所以综合来看，即使疫情完全过去了，经济要想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能也是很缓慢的过程。再加上经济本身就处于下行通道，往前看，经济的走势大概率是先上后下；而不是一路向上。 2 “没有强刺激，没有走老路 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政策上并不是要进行强刺激、走老路的姿态。3.6%的财政赤字率，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的专项债，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考虑到经济的回落幅度，以及单纯抗疫开支的增大，从财政加码的量来看，并没有要走“四万亿”强刺激老路的意思。 不仅量上的增加相对有限，对这些财政资金的用途也有要求，不一定会全投到基建上去。例如，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增加的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专项债也是重点支持新经济领域，例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我们认为，政策没有要进行强刺激的意思，而是更加强调底线思维，尤其是做好“六稳”、“六保”，更加强调“新发展理念”，也不再设定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既然没有了经济增速的硬性目标，强刺激的动机也有限。 之所以如此，是由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的。从内部来看，房地产泡沫已经足够大，进一步刺激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基建刺激尽管可以短期托底经济，但持续时间很短，一旦刺激力度减退，经济下行压力就会再度出现，解决不了长期问题。而且过去十多年的基建强刺激，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过大，加杠杆空间有限。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内部问题过大的情况下，会不断向外部转移矛盾。我们只有做好自己的事，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长期挺过外部压力。建房子、修路，都难以解决技术进步的问题。 3 外部风险不容忽视，利率债、黄金牛市很长 从近期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来看，外部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特朗普面对选举压力，会继续更大规模的向外部转移矛盾。11月美国大选结束之前，局势大概率都会更加紧张，大国之间的摩擦会进一步升级。这种风险，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 我们认为对于风险资产，短期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近期市场的调整，恐怕只是开始。 尽管国内利率债经历了短期调整，但我们认为，利率债市场的牛市还远没有结束。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通缩的风险大于通胀，货币会进一步放松，降准降息政策仍会推出，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的条件也已经成熟。每一波利率债市场的短期调整，都是好时机。 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纸币不断超发，只要供给速度较慢、能够长期存活下来的资产，其以纸币标价的名义价格都将受益。再加上风险事件增加，我们继续看好黄金类资产的表现。只要经济不稳定下来，纸币的快速超发将不会停，黄金就很难会进入熊市。
5月26日，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路演开启。据悉，博汇科技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此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20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不低于25%。公司拟募资3.66亿元，主要用于产品升级与研发测试展示能力提升项目及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同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0年3月25日，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孙传明、郭忠武。孙传明持有公司23.47%股权，郭忠武直接持有公司8.70%股权，并通过博聚睿智控制公司7.63%股权，孙传明、郭忠武合计控制公司39.80%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开资料显示，博汇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视听大数据领域的信息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涵盖视听业务运维平台、媒体内容安全和信息化视听数据管理三个主要领域。博汇科技自成立以来相继参与了载人航天工程信息化显示项目、上海进博会安保指挥调度工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4K媒体应用实验室建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可视化展示工作，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国庆阅兵、十九大的安全播出保障任务。且值得一提的是，博汇科技的客户资源已覆盖我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和大部分的市级行政区。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博汇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1.5亿元、1.96亿元、2.84亿元、2.7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21亿元、0.31亿元、0.55亿元、0.51亿元。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媒体传播渠道不断延伸和多元化，使媒体内容的监管范围日益扩大。 目前来看，博汇科技已经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视频内容AI识别等先进算法，满足相关政府管理机构加强对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监管需求，公司先后承担了北京市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云南省新媒体监管平台、兰州市互联网监管平台、杭州市移动互联网监管平台、青海省广播电视综合监管智慧服务大数据平台项目等的建设。
作者 | 黄海 5月25日，格力地产复牌后涨停，报收5.83元/股，总市值120亿元，换手率仅为0.01%。 三天前，格力地产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告透露，格力地产拟向珠海市国资委、城建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免税集团100%股权。 据了解，这笔交易的具体股份、现金支付比例将由交易各方在正式协议中予以协商确定。 公告还显示，格力地产拟向中国通用技术下属公司通用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8亿元，且不超过格力地产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免税集团股权交易价格的100%。 格力地产表示，此次募资发行价格为4.3元/股，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86亿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30%。 停牌十天后，随着重大资产重组和战略投资方相继公布，格力地产的转型布局浮出水面。 月内两笔跨界收购 据公开信息，此次交易标的珠海免税集团成立于1987年9月，具备国务院批准的免税品经营资质，系全国最早开展免税品经营业务的企业之一。销售免税品的品类涵盖烟类、酒类、香水化妆品等多个品类。 天眼查信息显示， 此次交易之前，珠海免税由珠海市国资委持股77%，城建集团持股23%。据统计，珠海免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有35家，旗下包括拱北口岸、横琴口岸、九州港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以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境免税店共5大免税经营地段。 凭借政策优势，2019年珠海免税实现营业收入26.69亿元，同比增长18.29％，归母净利润9.44亿元，同比增长55.42％，毛利率50％。 珠海免税面前，格力地产的业绩相形见绌。格力地产2019年年报显示，当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5.26亿元，仅为珠海免税同期净利润的56%。 今年一季度，格力地产经营数据进一步下滑，仅实现营业总收入6.7亿，同比下降60.9%；实现归母净利润5551.7万元，同比下降75.8%；按行业营收贡献划分，其房地产营收占比一路降至55%。 一边是地产业绩一降再降，另一边格力地产的跨界收购动作却未停止。 在此次重组收购之前，格力地产还曾进行过另一笔跨界收购。5月10日晚间，格力地产发布了一则购买资产公告。 这则公告显示，格力地产全资子公司珠海保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购买League Agent (HK) Limited持有的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9586.30万股股份，占科华生物总股本的18.63%，一跃成为科华生物的第一大股东。 据了解，上述交易对价17.26亿元，折合每股18元，相比科华生物5月9日的股价，16.90元/股，溢价约6.5%。 科华生物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24.14亿元，主营利润10.62亿元。近三年数据显示，科华生物经营业绩逐年走高，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约23%。 据格力地产发布的补充公告，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方式将持有的科华生物股权份额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将不会发生变化。截至目前，科华生物无实际控制人。 格力地产实际上颇具野心，对于暂时将科华生物录入投资收益，其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拓展生物医药和医疗健康产业，力求与科华生物业务形成积极协同效应，增加公司营业收入。” 上述两笔收购完成后，格力地产内部免税业务、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以及房地产业三大板块也初具雏形。按两家标的公司2019年的盈利数据计算，格力地产应占权益已超11亿元，为格力地产当年归母净利润的两倍。 格力地产将收购行为定义为多元化布局，申银万国研究团队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收购后格力地产免三大板块之间协同效应并不强，预计经营上会保持相对独立。 格力地产需要一支“润滑剂。” 通用技术集团携资入场 5月22日的一系列公告中，格力地产提及了一位战略投资方，通用技术集团。 披露文件显示，通用技术集团深耕贸易与工程承包业，各子公司市场遍布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逾千亿美元。 通用技术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多年的出口经验以及关系网络正和格力地产心意，后者在公告中直言，通用技术集团能够为珠海免税在商品采购方面提供市场、渠道、品牌等战略性支持。 此外，从通用技术集团的其他业务范围来看，其还是格力地产免税板块和健康板块的连接点。 据格力地产披露，通用技术集团为医药工业领域前五十强，系医药商业领域国内第五大分销集团。此外，通用技术集团拥有近百家医院，接近三万张床位，在综合医疗服务领域拥有一千多家医院客户和六十多家国际顶级医疗机构合作伙伴。 而格力地产正寄希望于通用技术集团帮助其打通健康板块。 公告中，格力地产列举了与通用技术集团的合作方向，除了包括医疗器械、药品分销等方面外，格力地产还希望通用技术集团在医疗仪器融资租赁、新药开发、医院产品供应等环节提供支持。 此次引入战投或将解决格力地产的“燃眉之急”。 今年3月，格力地产曾因“出口1亿片医用口罩”传闻被上交所指出存在信披违规问题。彼时，格力地产方面表示，出口1亿片口罩实为高格医疗的生产经营计划和发展战略。而截至今年3月，高格医疗尚无具体出口订单和出口行为。 先后打出重大资产重组、引入战投两张牌后，为了保证上市要求，格力地产控股股东珠海投资下场。 控股股东定增方案引上交所关注 5月22日，格力地产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对外透露控股股东拟对其他股东进行部分要约收购。 公告显示，此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珠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而玖思投资实际为格力地产控股股东珠海投资的全资孙公司。截至5月22日，珠海投资持有格力地产8.47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41.11％。 据悉，此次要约收购需以现金支付，收购价格6.5元/股，要约收购数量18.32亿股，对应格力地产目前总股本比例为8.89％。 按此计算，收购总金额约为11.9亿元，收购有效期为5月27日至6月29日。要约收购完成后，玖思投资和珠海投资将最多合计持有格力地产10.3亿股股份，占格力地产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0.00％。 控股股东12亿元入局收购的操作随即引发上交所关注。5月23日，格力地产公告称，已收到上交所有关要约收购事项的问询函。 这份问询函中上交所提及，格力地产此前曾公告称，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时，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曾与定增方签署《附条件远期购买协议书》暨兜底协议。 近半年内，格力地产又先后发布公告表示，因与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定增方的合同纠纷，控股股东所持41.11%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 据此，上交所要求格力地产核实截至目前股权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分析其是否可能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产生影响。上交所还要求格力地产进一步补充核实，控股股东是否与前述几家定增股东存在利益安排，或是通过要约方式为定增方实现保底利益。 除此外，因此次格力地产选择将要约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同步进行，上交所还要求格力地产评估此轮交易是否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截至发稿，格力地产尚未回复。
近日，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到投融资便利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提出相关改革措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兼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此次《意见》的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大湾区金融深度融合正在由‘规划图’向‘施工图’演变，这是资本项下自由流动的明确‘施工图’。” 湾区资金流通 向“施工图”演变 资本自由进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全球最具有影响力金融中心的基础，目前大湾区内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外汇经常性项目已经放开，香港与珠三角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也较为普遍，但出于对外汇平衡、稳定汇率、防止资本外流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国家相关部门仍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定外资进入内地准入条件和门槛。 此次《意见》关于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出台了12条举措，包括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向港澳地区的机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等，让市场决定在多元化金融中介渠道中的资金流向和流量等具体要求。 任志宏向记者表示，“这是个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我国资本项下管制的根本性突破，以前都是原则性描述，规划蓝图，没有具体的落地实践政策，尤其是产品、服务等类别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但现在《意见》中明确提出两地居民可以互买理财，由于香港是全球自由贸易金融中心，这就意味着大湾区居民可以到香港购买全球资产，这个政策是双向开放的，港澳居民也能享受大湾区改革开放的红利，大湾区跨境理财是个突破性举措，正在有限尝试下逐步打破资本项下管制。这就是资本项下实现资金自由流动的明确‘施工图’。”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绿金委）主任马骏认为，此前我国宣布取消QFII额度限制，现在又决定在大湾区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表明我国已经明显强化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提升了用弹性汇率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资本管制的必要性正在逐步降低，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正在提速。 不过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宏观金融稳定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健眼里，最大的问题还是额度，因为不可能把额度完全放开。在他看来，整个资本流动风险依然存在，短期内资本的大进大出是不允许的，但是跨境理财机制如果在若干条件限制下应该是可以的，“允许大湾区的居民投资，但是这个钱确实要是在大湾区居民的钱，不能说这个居民的亲戚朋友，也都借用这个通道去投资，那就完全沦为一个资本外流的渠道了。”王健说。 针对跨境理财的额度问题，中泰国际（香港）分析师颜招骏认为，届时跨境理财产品设计上可能会仿照互联互通机制，在同一管道下进行资金流通，又能防止资本外流，资金可能会由两边结算中心进行清算。 “总体而言，虽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已经具备了大湾区实行内外资金自由流动、双向放开的基本条件。”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张思平表示。 另据记者了解，香港金管局正与内地相关部门探讨在大湾区内先行先试跨境“理财通”的计划，以满足区内居民快速增长的跨境理财服务需求，这将是继沪深港通、债券通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另一项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 推进资金融通 渠道多元化 《意见》提出，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而言，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共同设立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按规定参与相关基金。吸引内地、港澳地区及海外各类社会资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行政总裁兼集团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行政总裁洪丕正向记者表示，《意见》进一步落实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港股00737)规划纲要》，明确了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决心和措施，渣打银行计划在大湾区加大投入，相关大湾区项目将于近期陆续推出。大湾区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互联互通，无论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物流快递系统，建立科技创新中心，培育创新和新兴产业都需要大量融资，也离不开大量融资，离不开金融支持，也更能给扎根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带来发展机遇。 但大湾区发展真正要做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前提就是要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通。目前大湾区有三种货币、三种汇率制度、三种资本流动管理方式，而要实现大湾区内的资金流通亟需制度创新来打通三地金融体系。 马骏表示，《意见》的亮点之一就是“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允许跨国企业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令跨国企业资金调拨方式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营商环境优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 马骏认为，《意见》还提出了“支持内地银行向港澳地区的机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开展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支持设立人民币海外基金、允许港澳机构通过QFLP在大湾区参与设立PE和VC基金”等措施，这些都属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举措，一旦取得好的经验，就可以在全国许多地方推开。
意见领袖丨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这两天大家都围绕着政府工作报告展开讨论和解读，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按照建国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的传统，报告中要明确说明GDP增速的目标。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不设定GDP增速目标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和经贸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了聚焦“六保”工作的落实，而不让各级单位在简单的实现GDP增速目标的传统做法中妨碍“六保”政策的落实，故今年暂时不设GDP增速目标。 同时，总理反复强调，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保居民就业，保民生、保经济主体等等一系列的经济目标都要求经济要有很高的增长。所以，我们解读这一做法时，要认识到今年遇见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冲击，而这个冲击力不仅仅导致整个经济增速出现回落，更为重要的是疫情本身以及应对疫情的各种政策带来了超级不确定性。如我们所看到疫情在今天展现出“超级黑天鹅”属性，谁都没有预测到，疫情会给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从1月份到现在全世界已经发生了四个史诗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超过了常规的想法和常规的操作模式。下一步疫情会怎样，以及各个国家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外部环境、内部运行发生的一些变化，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目前世界银行、IMF、WTO、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OECD等国际机构都在不断的调整他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的预测，于此同时，在目前结构调整、大冲击、大改革的时期GDP这种总量指标很难精准反映经济面临的风险、问题和矛盾。目前我们以“六保”作为着力点，是因为“六保”体现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央统筹的思想。我们一定要理解，在这种超级冲击下，我们的超常规的应对举措是加强底线管理，而底线管理要以“六保”作为应对核心。 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不设定GDP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相反一下几个方面设定了目标，即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目标不等于我们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不设定GDP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对于就业目标设定的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调查失业率6%，登记失业率5.5%，按照我们团队的测算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今年的GDP增速依然要达到4%左右。如果GDP增速要达到4%的水平，仅仅按照常规性的“六稳”政策就很难达到，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很明确要进一步加大“六稳”的力度，同时要将“六稳”的工作着力点以“六保”为核心。这意味着要完成“六保”就要采取超常规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增长速度方面就有一定的保障作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不设定GDP增长速度就是不设定目标，恰恰相反，这里面要求的更多，要求要更加凝心聚力，将各种宏观政策形成一揽子的统筹力量。 我们要从这几年整个宏观形势和宏观目标的发展来理解“六稳”与“六保”之间的关系。前年我们提出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去年三季度，我们提出了“六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判断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地抬头。因此，“六稳”在本质上是一种稳增长的分解，是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抬头的进一步反映。今年4月份在“六稳”的基础上的提出“六保”，是应对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停摆的产物。“六保”本身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着眼于增长本身，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世界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各种冲击、风险和超级问题而进行的布局： 第一，我国面临大规模失业，大规模民生问题，大规模市场主体破产，供应链、产业链断链，粮食和能源超级波动，还有基层运转不畅等问题。每一个问题相互联系，都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所面临的超级挑战。“六保”是我们在超级状况下所采取的精准应对的政策举措和政策目标。因此，要想达到“六稳”，必须以“六保”作为前提和着眼点。我们在政策目标和政策转换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危机救助和危机复苏过程中，第一核心就是保生存，保生存体现在：1、保证民生的基本运转。2、要保证经济主体的基本运行。疫情救助很重要的落脚点就体现在这两点。 我们今年把稳企业、保就业作为优先选项，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我们开展的行政性复工复产，也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把就业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业优先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政策都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就业的政策是应出尽出，增加岗位的办法是能用尽用。这就更加明显地凸显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家看到，我们的目标里，城镇新增就业9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6%，登记失业率5.5%。这里面大家没有真正地涵盖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没有涵盖874万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测算，就业压力是超级大的。 就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往往会演化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要想阻断公共危机向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进行蔓延，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和保证民生。因此，我们在保就业上面，第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必须要使复工复产加速进行；第二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必须加大稳企业、扩需求的力度，使经济循环常态化。 因此，第一，我们需要一揽子宏观政策举措，来扩大我们的有效需求，来使我们的供需循环常态化，从而稳定各个市场主体，稳定就业。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就业政策来缓解目前就业供需之间的缺口，所以我们采取了比如大学生招生、中职和研究生扩招等方式来解决200万就业问题，通过给予很多企业贴息贷款，各种保岗就业的补贴，使很多没有效益的企业能够稳产保岗。 第三，可以通过社会安全网来缓冲失业率上升所产生的冲击。如果我们没有把以上三个方面的轻重缓急以及工作重点把握住，我们在就业落实上面的工作就会做得不踏实。所以，我们要理解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我们目前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时强调就业优先的战略部署。 政府工作报告定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适度，二是风险可控，三是非常规操作，四是中期可持续。 第一，规模适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曾提出今年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方案的规模应该在5.5到6.5万亿。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一揽子方案中财政资金新增规模是5.6万亿：第一，通过减税降费减负2.5万亿；第二，地方专项债新增长1.6万亿；第三，财政赤字提升1万亿；第四，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一共6.1万亿，与我们提的5.5-6.5万亿的区间基本吻合。根据前期的测算，这一揽子的财政刺激计划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的水平。 今年整个政府可支配的资金有多少？今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可能会达到18万亿。去年我国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是19.1万亿，根据财政部刘昆部长的预测，今年财政收入可能会降低8000到9000亿，所以，我们估计在18万亿左右。政府性基金收入去年是8.5万亿，今年由于我们进一步减税降费，部分基金收入会相应减少，但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核心主体是土地出让金，从目前四五月份的运转来看，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已经很快，所以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能够保证。此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方面，去年对于国企利润进行了一次性上缴，增加了一万亿，我们希望国家进一步增加一万亿。28万多亿再加上6.1万亿的新扩张规模，政府可支配的资金规模接近35万亿。这个规模应对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充分的，也是适度的。 第二，风险可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会导致宏观杠杆率出现急速的提升。目前，全世界的财政刺激规模达到9万亿美金，初步测算，导致债务水平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十几。目前来看中国的可控性比较大，债务上升的幅度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高。 第三，非常规操作。财政政策是非常规操作，即特别国债的发行，疫情转移支付的特别机制的安排，同时货币政策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规操作，要研究和创新可以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当然目前很多市场人士也在猜测，这种工具到底是什么？中央银行是不是会直接向我们的一些企业进行直接贷款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央银行法第30条规定不允许这样，但是可以向国务院批准，向特定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由特定金融机构来进行发放。前段时期，这个专项款项已经发放了3000亿，它是直接向相关企业进行发放的，未来，这一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加大。当然还有一个是目前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的模式，由财政出钱，货币进行配套，再以疫情基金的这种模式直接发放给相关的主体，可能下一步会借鉴各国的一些最新的创新，对我们货币政策来进行一些操作。 第四，中期可持续。总书记在4月17日讲到，我们必须要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做好疫情应对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一揽子方案目前是疫情救助和经济复苏，但下一步要面临的问题很多，不确定性很强。因此，我们要为下一步经济复苏和应对下一步的超级不确定性留足空间，从而使我们的市场保持良好的信心。 改革扩内需，改革提信心，只有改革特别是市场化、开放化，提振综合治理能力的这种改革，才能化危为机，才能使我们的“六保”能够做得扎扎实实，能够把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的发展结合起来。 本文原发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意见领袖丨威廉·布伊特（花旗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对于那些急于寻找工具以维持自身经济正常运作的政府来说，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非常诱人但又危险。该理论的鼓吹者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声明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在谈到英国目前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时，她指出：“他们将出现巨额赤字，这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在于尽管这一判断当前没什么毛病，将来却未必如是。事实上，我们大概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封锁结束后的第二年，可能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彻底破产之时。而英国将面临的是通胀的爆发。 就算排除这一特定结果，那些采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犹如在悬崖边跳舞： “制造赤字，无视赤字。只管增加公共支出或削减税收，然后将由此产生的失衡货币化即可”。 无可否认，现代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该理论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视为国家的单一单元的组成部分。财政部是央行的受益拥有人（或者换句话说，央行是财政部的流动性窗口），这意味着央行独立性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在涉及到财政和准财政操作方面。 现代货币理论正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可以印制货币或利用央行创设商业银行存款，因此它可以随意发行基础货币。同时由于这一货币基础是不可赎回的，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负债（即使其肯定会被持有者视为一项资产）。只要国家发行的非货币债务是以本币计价，主权债务违约便是一个选项而非一种必然操作，因为债务总是可以被偿还的。 但如果主权债务违约是一个选项，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主权违约。如果需要货币化的赤字足够庞大，或是公共债务的利息占据了该赤字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维持主权债务偿付能力所需的货币融资可能会导致政治上无法接受的通胀。在那种情况下，主权国家可能会选择一个“不那么罪恶”的做法：对以本币发行的债务实施违约。 要想直抵问题的核心，那么请不要考虑债券融资这类事务，而是直接着眼于国家将如何通过创造货币来为赤字融资。假定公共支出和税收都是按实际（排除通胀后）价值计算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赤字将等同于私人部门在每个时期必定愿意吸收的基础货币实际存量的增加量。 基础货币需求存在两种“体制”。首先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处境：身陷一个名义政策利率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的流动性陷阱中。在当前接近零的无风险短期名义利率下，对真实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是拥有无限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应该遵循一个简单的信条：如有疑问，必消灭之。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直升机撒钱”（将公共支出或减税所产生的增量货币化）的做法就是一项适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只要利率停留在有效下限水平，派发现金就不会引发通胀。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影响金融市场或实体经济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可以使一个国家迅速脱离其有效下限的高位，继而下降到政策经济学家所谓的常态货币体制，即政策利率高于有效下限。随着日本在过去20年间一直停留在有效下限或附近水平，“正常”的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尽管如此，如果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中性利率（在充分就业且通胀达标时经济中普遍通行的利率）将徘徊在零附近并以此设计政策，那就有点不顾后果了。 在第二种常态情境下，只要经济拥有过剩产能（闲置资源）就不会存在通胀威胁。但如果对货币基础的需求受到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可以通过收入或消费来衡量）的限制，那么国家赤字的无限制货币化最终将耗尽那些回旋空间，进而为通胀带来上行压力。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会对相对于需求的供应产生持久影响。尽管在疫情持续情况下的投资疲软和预防性储蓄增强可能会压低中性利率和市场利率，但我们也应该为社会隔离措施的松绑以及供应链的至少部分恢复做好准备。为此各国政府将不得不相应调整自身财政状况及融资手段。 而现代货币理论则忽略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水平，从而为自身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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