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林采宜、汤咏仪 深圳是目前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建城不过四十年，但无论是在吸引劳动力，还是在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方面都十分出色，由于城市本身年轻而富有活力，劳动力人口占比全国最优，因此拔得头筹。与之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北京、上海分别排在了第3、4、9位。 厦门、杭州、合肥是二线城市中的翘楚。厦门、杭州除了人口数量与结构方面的优势，其居民消费能力也远超其他二线城市，仅次于北上广深。合肥不仅常住人口增长迅猛，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28座城市中名列第一，其发展潜力在二线城市中引人注目。 上海、成都、重庆不同程度受到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 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由于老龄化严重，劳动人口占比仅66.28%，因此仅仅排名第九位。而渝、蓉二市除老龄化原因外，还有产出效率不高、消费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 一、人口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劳动人口的增量密切相关 自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凭借着庞大的劳动人口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重要地位，也因此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05至2018年，我国劳动人口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0.68。 在2010年之前，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呈波动性上升。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达到峰值74.47%，之后逐年下行，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2018年，人口总抚养比超40%，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23.68%，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6.77%。同期，我国GDP的年增长率也从10.6%降至6.7%。 2．年轻人口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人口结构影响社会消费总量和结构 年轻人口（儿童人口+劳动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人在幼年时只消费而不储蓄，是纯粹的消费者；在成年后收入增加，对于汽车、房地产的购置需求会上升，因此会增加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支出；步入老年之后，随着收入逐渐减少，除医疗保健外其他各方面消费需求也相应减少。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该国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增长动力。 从总量上看，根据2005-2018年间的数据，年轻人口增量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2010年以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猛，2004至2010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69%，2010年之后，随着年轻人口增量衰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进入下行通道，至2018年仅为9%。 二、从人口指数看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前景 同样，城市的发展前景同样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结构、人口的消费潜力密不可分。因此，我们选取了28个代表性意义的城市，从人口视角出发，编制了城市经济发展前景指数。 三、城市人口指数编制说明 1．人口数量（20%） 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和外来人口的流入。大城市凭借其资源优势，吸引大批来自周边乡镇或小型城市的务工人员，这些外来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生产力和消费力。从各城市常住人口变动情况来看，东北三个省会城市在28个城市中增长率最低，其中长春十年来几乎没有增长。吸引外来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合肥，常住人口变动率为58.57%，其后依次是郑州、银川、深圳，也都分别超过了30%。 2．人口结构（20%）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深圳是最为年轻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83.23%，比第二名郑州高出六个百分点。而上海、苏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难题，老龄化程度分别高达21.83%与21.02%，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7%）。 3．人口产出效率（30%） 我们以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衡量人口产出效率，前者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后者主要体现产出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及其转向消费的潜在能力。就人均GDP而言，苏州、南京两座城市已经可以与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比肩，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北上广深则稳居前四，苏州、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紧随其后。综合考虑上述两项指标，深圳、苏州、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在人口产出效率上遥遥领先。 4． 消费潜力（30%） 在城市消费需求方面，我们选取了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动率三个维度来综合考量。就人均消费水平而言，北上广深占据前四席位，这与当地人的收入水平以及城市消费环境建设完善度密不可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合肥、厦门、重庆、石家庄、武汉等二线城市的增速均超过了9%，消费潜力可期。 居民储蓄增长率则是一个负向指标。数据显示，深圳居民的边际储蓄率最高，为24.37%，这一数据背后一方面是居民的财富在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当下消费动机不足，人们更多偏好延期消费。 (本文作者介绍：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水木然 １ 穷人的第一个思维，是投入就立刻想要回报。 先举个例子： 我一个朋友，八年前跟我是同事，后来去北京从事广告策划行业，这么多年他经过三四次的跳槽，终于爬到了一份年薪30多万的策划经理的位置，然而他依然过的很压抑，因为他每天都要各种方案，忙着投标，比稿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五年前我去北京，跟他一起吃饭，鉴于他的情况，我当时给的建议就是，未来必须做自己的IP，做个人品牌。既然对广告策划那么有兴趣，而且也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不妨做一个关于广告策划的自媒体，坚持做原创内容，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这样不仅可以积累粉丝，还可以出一本书，出完书后在业内的地位就进一步提升了，其实就是做个人品牌，当时他也认为必须走这条路。 但是五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依然还是每天奋战在做策划方案的最前线，偶尔接个私活，一个方案可以挣个几千块，还经常被拖欠，或者反复修改，依然过着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他只有30多岁的年龄，却被工作折腾出了一身病，各种出差和加班让他疲惫不堪，情况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 我问他为什么不按我们当初的设定去做，他是这样回答的：做内容是可以，也很喜欢，但是这种事情不能立马变现，尤其像写一本书，要写一两年，也挣不到几个钱；做自媒体也是这样，粉丝得一个一个的增加，至少一两年后才能在广告行业形成影响力，但是他做策划不一样，每个月有工资，而且经常接点私活，按单个方案收费，尽管少点，但最起码可以看到自己每天挣了多少钱…… 他也知道这样下去永远都是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他就是坚持不下去做长期投入的事情。 我这样说他：你干脆去做钟点工算了，变现的更快，按小时给你计费。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只看到眼前的回报，不做长期的投入和规化。 美国有本畅销书——《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 但是结局都一样：阐述了底层贫穷的真相，并得出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这就是一个越勤劳越贫穷的恶性循环。 这本书里提出一个带宽的概念——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并由此形成一个带宽，带宽被占用的越多、留下的空闲就越少、去做更重要事情的精力和时间就越少。 很多人虽然日进斗金，但是被各种事务缠身，时间都消耗在应酬/会议/拜访/加班上，这种人挣得永远都是最苦逼的钱。 有些人整日忙碌奔波，却分文不值。记住：会赚钱不如让自己更值钱。赚钱会越来越辛苦，值钱却越来越轻松。赚钱是靠双手挣钱，值钱是用名字挣钱。 未来是个体崛起的时代，早一天树立个人品牌(IP)就早一天实现自由。然而人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只盯着眼前的收入，不愿意在品牌方面进行投入，因为品牌是长期建设的过程，它需要长期积累后才能看到效果。 ２ 穷人的第二个思维，是决策的层次太低。 穷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小事上仅仅计较，却在大事上稀里糊涂。 比如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穿的衣服都很简单呢？马云／雷军／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等，无不例外。 因为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大事情都决策上，他们总是把决策放在哪些更少／更有价值的事上。 因为这个时代对人们最大的考验就是：复杂。它让我们迷失了自己。世界选项越来越多，只要打开手机，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衣服款式、各种各样的外卖套餐、各种各样的酒店、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等等。 互联网将一切都呈现在我们面前，每天都有各种决策等着我们去做。当你每天要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的准确度就会被削弱，因此不如把你所有的精力分配在最重要的决定上，其它的决定都由他去吧。 再举个例子，比如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喜欢开车了，因为开车需要你额外的分出一部分精力，包括找路线、找车位、缴费等等，不如直接叫个车，或者配个司机，你坐在车上还可以继续工作，或者放松休息一会，然后把多余的精力都用在刀刃上。 谁送你到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见的是谁？你要去哪里？准备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 如果你为每天吃什么或者穿什么而烦心，只能说明你是典型的“穷人思维”，你每天做选择的层次都太低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富人则把时间精力都放在高层次的选择上，比如我今天见的谁，我该准备什么？ 再举个例子，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资产丰厚的人，大多衣着平平，甚至有意走“中庸”路线，而很多条件一般的人，非常注重外在的消费，比如头发、衣服、包包、香烟、手机、车子等等。 在谈论的话题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资产丰厚的同学聊的更多是小孩的教育、国外旅游见闻、经济、投资等比较抽象的话题。而经济条件一般的人，聊的更多的是衣服品牌、手机品牌、什么时候换车、多少年终奖等等很具象的话题。 说明穷人关注的大多是日常选择问题，都把精力放在生活细节上了。而富人关注的却是宏观的格局和趋势问题。 因此，提升自己层次的方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关注更高层次的选择就可以。比如原来你只是公司一个HR，负责招人和面试，现在你可以尝试着给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做合理的定位和规划，等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人力总监了。下一步你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合力发挥的更好，于是就可以成为副总了，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做到了CEO的位置。 记住，大事要清醒，面对最重要的决策上绝不可以出错，一定要快、狠、准。小事要糊涂，在很多纷杂的小事上切不可斤斤计较，否则你的层次永远都不能拔高。 而很多穷人恰恰相反，在大事上犯糊涂，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３ 穷人的第三个思维，只愿意吃重复的苦。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 其中两个回答获得了很高人气： 第一个回答是这样的： 学习的苦需要主动去吃，生活的苦却不一样，你躺着不动它自己就来了。 第二个回答是这样的： 生活的苦难可以被疲劳麻痹，被娱乐转移，无论如何只要还生存着，行尸走肉也可以得过且过，最终习以为常，可以称之为钝化。 学习的痛苦在于，你始终要保持敏锐的触感，保持清醒的认知的丰沛的感情，这不妨叫锐化。 有人这样分析其中的逻辑：生活的苦大多是可重复性的。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持续地经历同样的苦时间久了，痛苦的体验和效应会逐渐减弱，让人进入习惯性无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是特别舒服，但久而久之也不会特别难以忍受。 但是学习的苦是非重复性的。学习本就是认知边界不断扩宽的过程，需要你主动思考和汲取，而学习的内容往往是循序渐进，不如生活的痛苦那样重复，所以你无法进入麻木的状态，而是需要不断面对新的知识和学习目标。 前者可以通过眼前的娱乐来自我麻痹，让自己对痛苦的感知渐渐丧失。而后者却只能在长久的学习积累中，慢慢感受到知识带来的好处和力量。 一个是眼前伸手可得的快感，一个是延迟满足的精进过程。毫无疑问，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毕竟主动给自己找罪受的人总是少数。 但是世界的逻辑也是蛮有意思的：你要不主动找苦头吃，苦头也会自己找上门来，而且当他们找上门的时候，你得加倍奉还。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苦难守恒定律”：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特征，每一个人一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它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故产生，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人性使然，我们都选择吃生活的苦，而避开学习的苦，于是最后变的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生活的痛苦使人麻痹，唯有学习的痛苦让人清醒并提升，不选择主动吃学习的苦，就会一辈子吃生活上的苦。 为什么有一种快捷的修炼方式叫“苦行僧”？因为他们就是主动去寻找痛苦，比如炎热的夏天，他们赤着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就是寻找那种极致的痛苦，苦到极致，就觉悟了。 所以，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在用苦难修行。你受得了多大的苦难，才配的上多大的成功。 人穷不可怕，可怕是穷人思维，以上就是穷人的三大思维，你身上占了几个？ 水木然
在人民银行主导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扩容至6个市（区）后，相关工作近期开始提速。 昨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宣布，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启动。同时，市场还有消息称，杭州市也将在下周召开针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政策解读会。 在此之前，北京市率先试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作，首批有6个项目纳入“监管沙箱”范围。目前北京正在推动第二批“监管沙箱”入箱试点。 上海版“监管沙箱”来了 对于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为营造安全、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表示，将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实现创新和风控双赢。 “在设置创新应用刚性门槛的同时，也要设置柔性边界，利用信息披露、公众监督等柔性监管方式，让消费者参与到金融科技的产品创新中。在宽松适度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下，减少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障碍，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更多的创新方案变成现实并投入应用。”昨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刘兴亚在启动仪式上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还将构筑四道防线的创新安全网，提高行业积极性和整体竞争力。此外，还将提升数字监管能力，助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提升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 在参与主体上，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鼓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包括持牌金融机构以及符合条件的科技公司。其中，科技公司须由持牌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科技产品的金融场景支撑，申报项目可以是金融服务，也可以是科技产品，但项目必须具有业务普惠、技术创新、风险可控及监管支持等特点。 作为一种监管程序，“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最早由英国在2015年提出，主要是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件和相应保护措施，允许金融科技机构在真实市场环境中，向真实消费者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近些年，金融科技在国内发展迅猛，也为金融风险管控带来诸多挑战。从业界到监管部门，都对建立“监管沙箱”有过诸多讨论。对这一监管方式，各方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其不仅是监管方式的创新，更重要契合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实际，能更好地提升监管效率，实现发展与风险、创新与合规的有机统一。 北京推第二批入箱试点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并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为落实上述规划，去年12月，人民银行表示，要探索设计包容审慎、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划定刚性底线、设置柔性边界、预留充足发展空间，努力打造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提质增效，营造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并率先在北京启动试点。 据悉，北京版“监管沙箱”首批纳入6个项目，申请主体主要以持牌金融机构为主，包括5家银行，1家清算组织，两家科技公司等，涉及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PI等。 北京试点运转4个月之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扩容。4月27日，人民银行将试点从北京扩展到了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目前，除了上海宣布启动试点工作外，北京正在推动第二批“监管沙箱”入箱试点。此外，市场还有消息称，杭州版“监管沙箱”细则或在下周公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四大核心金融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美脱钩论盛行的当下，显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毫不动摇。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对城市群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意见》的发布，将推动大湾区在金融领域实现进一步开放，助推大湾区成长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笔者看来，《意见》的发布发出了四大信号，一是在逆境中坚持对外开放，迎接内外挑战，二是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三是粤港澳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利好，四是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信号一：逆境中坚持对外开放迎接内外挑战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果，在生产和投资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正逐步复苏。但考虑到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抑制出口、部分防控举措限制消费增长以及疫情反弹的风险未消，接下来的国内经济恢复之路绝非坦途。与此同时，外部政治环境依然复杂多变。1月中美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无疑对协议履行以及两国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曾几度面临外部冲击，但最终还是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都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创，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水平一路下滑至2009年最低时的6.4%。彼时我国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对外开放的脚步，抓住机遇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吸引高端人才，结果全球竞争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回到当下，在国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坚持改革开放仍然是是最重要的应对策略。面对美国越来越浓厚的保护主义倾向，中国始终坚持合作而不是对抗，开放而不是封闭，在金融领域不断扩大开放新空间。《意见》明确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这些举措释放出了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限制、加大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重要信号，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一个反击。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所说，《意见》的发布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因疫情的影响而放缓，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和决心。 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美股道琼斯指数在2月20日-3月21日一个月的时间内暴跌超过11000点，美元指数在3月9日-3月19日之间急剧拉升超过10%，NYMEX原油价格从1月初最高超过65美元一直跌到4月中旬最低不足1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WTI甚至跌入负值。在疫情大流行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推出系列重大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重大信号。 信号二：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 疫情蔓延给国际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多国封国封城给国际经贸往来造成负面影响。在此环境下，中国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6%，4月末外汇储备环比增加308亿美元，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吸引力。《意见》在人民币国际化、港澳与内地相互开放、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顺应了中国资本项开放的现实需要，显示出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意见》的重要政策指向，并在人民币境外流通、清算、兑换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港澳保险公司依法取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支持澳门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等。 《意见》积极促进港澳与内地互相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意见》一方面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另一方面鼓励内地投资者参与港澳资本市场。例如，既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也支持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意见》积极促进跨境资金流动，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在境内外成员之间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对跨境资金池业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同时对已经落地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进行优化完善，特别提出要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意见》同时就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强调根据收支形势适时逆周期调节。 信号三：粤港澳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利好 粤港澳三地各有特点，《意见》推出的系列政策措施，立足大湾区发展，打响了落地实施的信号枪，有利于充分发挥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对三地金融开放发展构成重大利好。 广东处于中国开放前沿，《意见》实施有利于推动广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国开放。《意见》给出了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的范围和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集团、再保险机构、保险代理和保险公估公司等；持股比例也充分体现了深化开放的态度，既可以是外资控股，又可以是不设外资持股上限。《意见》还要求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有利于促进广东金融科技、产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当然也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题中之义。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过去一年乱港事件扰乱秩序，但《意见》仍然提出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调了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帮助其在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建设方面持续发力。此外，澳门作为大湾区三角的另一极，是我国向葡语国家开放的“门户”，《意见》将澳门定位成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合作服务。 信号四：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广东在推进形成金融全面开放格局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自贸区建设，金融开放力度前所未有。目前，共有187家港澳资金融机构入驻广东，其中港资银行营业机构实现广东地市级全覆盖；人民币已经成为粤港澳跨境收支第二大结算货币；广东在香港上市的企业达到257家，全国第一。2019年，粤澳首次共同成立首期200亿元人民币的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落户横琴。这些都为广东拓宽境外融资渠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2019年国家先后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广州和深圳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支持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在深圳前海设立分支机构等。本次《意见》延续和拓展了金融业支持广东开放发展的诸多政策举措，必将更加有利于广东提升开放活力，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意见》是对国家战略中涉及金融业政策的细化落实，同时也是对以往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明确和推广，以加快金融开放步伐。以深圳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大力推进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外汇、银行、保险、基金、支付等金融领域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政策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地实施。例如试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支付审核便利化业务，试点QFLP、QDIE业务，开展香港代理见证开立Ⅱ类、Ⅲ类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试点业务，香港WeChat Pay电子钱包获批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等。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措施政策则正在持续推进，例如银行向优质中资企业试点开办驻海外员工薪酬便利化结汇业务，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确定落户深圳等。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等政策也正在积极研究落地。深圳还是金融科技的重要实践者。2018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即在深圳上线，成功实现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跨境融资、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等多项业务上链运行。随着《意见》推出的诸多金融开放政策加速落地，未来的深圳将为中国金融开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经验。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发展。在今年两会前夕发布《意见》，正是发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号，诚如大湾区发展规划所提出的，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有力支撑。笔者确信，在《意见》发布之后，粤港澳湾区的金融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城市协同都将随之再上新台阶。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主要群体就业总体稳定。1-4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05万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3小时，比3月份减少0.5小时。
“最好的公司，市场没有能力高估它。”在充满波动和不确定性的投资环境中，东方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许文波清晰明了的观点有点独具一格。 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剧烈波动让投资者反复高呼“见证历史”，但在许文波看来，产业仍然会遵循大浪淘沙、集中度提升的规律，从而使好公司不断脱颖而出。投资亦如是，以长期视角来看，选择好公司既是应对当前不确定性的最优策略，也是未来获取超额收益的制胜法宝。 吹尽狂沙始到金 “今年以来全球市场的一系列极端行情，让我想起凯恩斯的一句话：‘我隐约感到，有些风险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无法投保，所以担心也没有用。’”许文波告诉记者，我们几乎无力预知短期内即将发生的一切，正像科幻迷们经常讲的那样，光锥之内才是命运，光锥之外是不可预知的。因此，他的应对方法是：强调可知，减少预测，找到最强韧的公司。 “在疫情影响下，不同商业模式的抗风险和抗打击能力的高下进一步凸显，好公司在经营中积累了大量现金、有息负债较少，因此过冬的棉袄足够厚，体温也足够暖。疫情过后，产业大概率会遵循大浪淘沙、集中度提升的规律，行业内体质最强的公司将在经济复苏后获得更高的份额，当下的波动也给这一部分资产带来短期更理想的价格。”许文波表示。 “我始终坚持一点，最好的公司，市场没有能力高估它。”许文波说，如果回头去考证2007年市场力量最汹涌的时刻，我们买入那一批最优秀的公司持有至今，仍然具备相当强劲的复合回报。最看好的机会仍然是那些5年后、10年后还会存在，并且比现在发展得更好的公司——在这个市场上，仍然以看似合理，但是长期显著低估的价格在被出售，尤其是那些不会被轻易改变的优秀生意模式，以及不需要额外做过多现金投入的公司。 看长做长，是许文波作为一名专业投资人所体现出的最鲜明特征。他也坦言自己有着比较强烈的绝对收益取向，即在绝对收益类的产品中追求较低回撤的稳健收益。“风格转换、市场偏好最多能解释半年、一年的市场现象，而长期投资的关键还是选公司。当我们找到真正的好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无论是成长超预期还是后续自由现金流贴现的时间长度，最终都会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许文波表示。 立足中国优势 聚焦核心资产 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在哪些产业中能够找到好公司？许文波向记者娓娓道来。 许文波认为，一家企业商业模式的好坏最终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和净资产收益率上，可以通过ROE的质量（是否挣到了现金？增长是否需要不断再融资、资本开支等？）和ROE的路径（高净利率——产品溢价、薄利多销、高杠杆率）来确认。长期投资者应当更多地去理解商业模式和天花板，而不是追逐短期最迅速的所谓增长，应该反复打磨的技艺是选择公司，而不是择时。 应当在哪些产业中发掘龙头公司？许文波认为，放眼未来，内需市场可能被进一步激发，预计消费中的汽车、旅游及商业将迎来更多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公众投资和服务于内需的产业投资将刺激社会就业的回归。“内需的崛起将使中国的货币和资产的吸引力持续上升，因此，我们在行业配置和选股方面将坚持寻找具备中国优势、中国红利的产业，从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新基建的内在价值几何？许文波认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不同，所包括的5G、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的社会价值都不容置疑，但股东价值还需要看相关公司的质地、效率和生意模式，以及为长期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更多的民企、更多的新兴技术公司，必将带来不一样的价值属性。而对于市场热衷的科技股，许文波表示，科技板块从去年延续至今最主要的变化是更贵了，期待更多、更大、更好的科技类公司回归A股，带来真正的规律、秩序和回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数字货币，在现在金融服务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时候，是一个绕不过去，而且马上就要面对的货币现象，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定义，或以什么方式流通，它都会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我们要讨论的是，它的形式、内容、使用范围和如何去使用，以及如何与主权货币衔接或独立于主权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显示它比目前所有的传统货币、各类已发生的虚拟货币更科学，更有效率，更低成本。杨东教授编撰的《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做了一个重要的诠释。 进入21世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金融打开了智慧之门，科技助力金融效率提升、成本降低、服务模式改变的同时，由于金融特性叠加网络效应，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风险相较其他行业来说，传播范围更远、危害程度更大、受害群体更广泛，经历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人们，已开始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是不是所有从事金融的人都认识到了，未必。 数字货币，至少在舆论层面，堪称最炙手可热的金融创新概念。数字货币拥趸推崇的分布式去中介化、可信交易、加密价值储存，似乎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当下货币金融面临的难题。随着数字货币的内涵和应用不断丰富，社会的看法和要求也呈多样化，监管部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应该以更加理性、客观、全面的视角去观察这一创新货币业态。 以美国脸书公司宣布开发Libra币为例，相比国内的热炒，西方经济学界和金融领域并未出现轰动，Libra币仅得到来自货币管理和法律部门的较密切关注。但是，并不意味着Libra就此罢了，现实需要和新概念是勇于创新的人永远追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数字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共有属性并不“神奇”，具有这类属性的商品数不胜数。但Libra币要充当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角色，必须解决自身定位的“两难”选择：一是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在一定场景下支付、计价、流通，同时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也不会酿成重大金融风险。但违悖了 Libra 币将自己定义为“稳定的、无界别的数字货币”的初衷；二是不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替代央行直接发行主权货币。但这种操作不仅隐含极大风险，现阶段也不具备实现可能性——在线下经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时，目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仍是主权货币（黄金为最后支付手段）。 相对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建设更重要。Libra建立的是支付系统，用于取代美元现有支付系统。数字货币的开发与推广，着眼于数字形态下主权货币的全球支付系统建设可能更重要。我国目前正在测试的法定数字货币，正是试图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和可调控的货币支付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就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应该付息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讨论，如果付息，则央行等于创作了一种新的货币资产，其间涉及的宏观经济影响需要审慎对待。如果不付息，按照央行现阶段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仅替代M0，则建议从主权货币的数字化直接入手，转换成数字主权货币，逐步去替换传统主权货币，而不是去设计一种新的货币资产，此事说岀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货币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无论数字货币怎样设计，它被最终认可的程度，取决于创作数字货币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信用能力和水平。在疫情影响之下，我国举全国之力，采取科学果断地应对措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成为当前全球抗疫斗争最早的胜利者。我国作为最先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有能力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有计划地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而数字货币的概念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一书，凝聚了两位作者在活跃但喧嚣的金融创新中的冷静思考，恰当地运用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阐述金融创新的突破性。内容带有鲜明的法律和监管色彩，须知金融创新的生命线即在于合规，在厘清数字货币法律性质，确定数字货币金融服务法律行为的基础上，使i数字货币契合于监管框架，这无疑对于数字货币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本书的视角没有陷于书牍与空泛，而是以数字货币发展历史和重大事件为线索，在还原事物本原的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先见性思考，例如在讨论Libra时，不仅论述了全球稳定币及其支付网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Facebook对于数据争夺的野心，呼吁我国应有所应对。书中强调未来国家之间的数据争夺将会愈演愈烈，Facebook试图构建的国际支付体系便是一个和平的争夺数据的战略。 笔者提出应对Libra等数字货币挑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制度，来巩固中国已经取得的在数字支付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本来依靠移动支付的便利，换道超车赢得了领先，但是现在Libra也存在再次换道超车的可能性。不能以阻止技术发展的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让美国的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货币体系，能够威胁甚至超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这两个已经取得全球移动支付领先地位的中国机构。应当鼓励创新，尤其是鼓励支付机构、跨境支付机构大胆创新，为此，应该加大对这一方面的政策扶持，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书尤其适合在实践工作中需要对数字货币有所了解乃至需要在具体应对中寻求启发的领导干部阅读。同时，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是连贯的，作者也会能够就不断出现的新情势，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不断完善，使本书保持旺盛而持续的现实回应力。期待杨东老师及本书其他作者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学习、交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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