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2020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发言人您好，从您刚才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继续改善，经济运行恢复态势是否达到了预期？此外，对4月份经济表现您如何评价？谢谢。 刘爱华： 谢谢你的提问。从我刚才介绍的主要数据和情况可以看到，4月份总体经济延续了3月份以来恢复改善的势头，主要指标呈现了积极变化。4月份经济运行主要的特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总结： 第一，复工复产扎实推进。国家统计局4月下旬的快速调查显示，截至4月25日左右，规上工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半以上的企业接近85%，规上服务业企业超过70%，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超过60%。从市场预期看，也呈现环比改善的势头。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50.8%，处于景气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53.2%，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是59.7%，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是52.1%，均比3月份有一定幅度的回升，说明企业的预期在环比来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善。 第二，生产需求逐步好转。从工业来看，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从上月下降1.1%转为增长。从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了同比增长，增长面是扩大的；从产品看，统计的612种商品中60%实现了同比增长，产品的增长面比上个月扩大超过20个点；从相关指标看，4月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6%，上月为下降2.8%。从服务业看，服务业的降幅也在缩小，当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4.5%，比上月收窄4.6个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行业收窄幅度大于整体幅度。从投资看，投资活动呈现回暖态势，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8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收窄的幅度都在4到8个百分点左右。从市场销售来看，市场销售也呈现改善势头，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7.5%，比上月收窄8.3个百分点，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特别是通讯器材类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增长12.2%。从出口看，当月出口超出预期，出口同比增长8.2%。 第三，转型升级态势持续。1-4月份，和互联网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继续保持逆势增长。1-4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6%，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24.1%，比去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从工业来看，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这个速度也比上月加快1.6个百分点，一些高技术产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比如光缆、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增长都在40%以上，工业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增长26.6%，保持了高速增长。 第四，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当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0%，比上月小幅上升0.1个百分点，月度之间波动比较小。从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情况看，25-59岁的人群调查失业率是5.5%，比平均失业率低0.5个百分点。从物价来看，物价保持了平稳回落的态势，居民消费价格当月上涨3.3%，比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主要是食品价格回落比较多。当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4.8%，比上月回落3.5个百分点，其中包括猪肉、鲜果鲜菜等主要农副产品价格都出现了涨幅回落，或者降幅扩大的态势。 从这四个方面来看，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3月份恢复改善的势头。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指标的改善有一定补偿性恢复的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从1-4月份主要指标的运行情况看，主要指标仍处在下降区间。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4.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9%，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6.2%，进出口下降4.9%。从这些累计的速度看，整体还处在下降的区间，说明整体经济还没有回到往年正常水平。当前境外疫情正在蔓延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还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内的稳定复苏也面临很多新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我们还要坚持底线思维，把困难拿得更充分一点，持续深化逆周期调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更大力度地推行助企纾困，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发展全面回归常态。这是我对这个月总体经济情况的概括，谢谢。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朱民、潘柳、张娓婉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续以指数和波浪式爆发，封锁措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全球经济萎缩，各国面临着抗疫情和保经济的艰难选择。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必然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平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居民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要抓紧利用当下已经创造的时间窗口，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严控输入风险，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以实现精准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 新冠疫情还在全球持续蔓延 （一）全球疫情波浪式持续发展 3月6日起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在严格举措和迅速行动下得到控制，但海外疫情却开始指数爆发。欧洲各国从3月中开始先后“封城”落实程度不一，整体疫情的有效控制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要到今年6月份才可能达到整体控制。美国从3月底才开始“封城”，各州执行标准和实施力度不一，持续的波浪型发展，使得美国疫情的要到6-7月份以后才能得到初步控制。 欧美国家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都面临的疫情发展时间长且确诊平台居高不下的局面，以及疫情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蔓延和爆发，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出现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全球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可能。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全球抗疫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而疫情时间的延伸也给经济恢复和正常社会生活恢复带来巨大压力。 （二）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发展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并覆盖相当广地域，与此相对应的是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仍然面临不确定性。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国都迅速进入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流程，但研发环节同样面临层层困难和挑战。 对于适合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进展，全球医学专家认为12到18个月的时间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究都尚未进入耗时更长的临床III期大规模测试疫苗有效性阶段，即使全球统筹，广泛合作，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进度，在各期试验结果良好，失败率最小的情况下，最快也要等到2021年春季疫苗上市，而届时疫苗的实际防护率、不良反应，以及病毒的变异情况等因素还会增加实际效用的不确定性。 一、 经济压力导致封锁限制逐步取消，全球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新阶段 （一）经济冲击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大萧条担忧日增 封锁等遏制措施的实施通过控制平缓疫情发展曲线，有效地阻止大流行病的快速传播，代价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暂停。我在3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地经济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地金融危机。（朱民，2020a）。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IMF，2020），而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Jensen et al．， 2020）。 从国家看，新冠疫情及各国封锁措施对生产、消费和信心的直接影响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由于封锁措施持续时间和执行程度的不确定，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尚未见顶。OECD根据封锁措施对所涉及部门的直接影响初步估计，许多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消费者支出则下降约三分之一。严格的封城措施每增加一个月，产出下降的水平相当于损失年度GDP两个百分点，后续影响一个百分点，累计三个百分点（OECD， 2020）。这和中国第一季度GDP缩水6.8%基本相符，如果封城停产持续三个月，GDP可能会比原本降低6-10个百分点。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经济衰退已然突显，对是否会继续走向大萧条的担忧日益增长。衰退与萧条的区别关键在于经济萎缩的时长，1929-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长期负增长，连续萎缩时间长达43个月。欧美疫情在3月中旬爆发并陆续采取封锁措施，可以预见第二季度受到的冲击会比第一季度更严重，将导致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如果全球疫情不能在三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尽快将经济拉回平均增长水平，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对消费、贸易、就业等产生巨大影响，而最终演变成大萧条的担忧也会大幅增加（朱民，2020b）。 （二）刺激经济，各国政策空间枯竭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提供政策刺激经济，支持维护中小企业度过衰退期。但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各国政府常年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 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但2020年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全球合作抗疫的速度和力度，也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政策和抗疫政策的权衡制定。 （三）经济压力急剧上升，复工成为主线 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在衡量医疗负载能力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开始制定复工时间表，考虑逐步取消封锁措施，分阶段重新放开市场，谨慎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其实封锁限制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中期恢复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MIT学者通过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冲击，发现封锁限制更早实施或实施更久的城市在疫情后经济恢复速度更快（Correia et al．，2020）。但目前看，疫情的经济冲击已经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对重现1930年大萧条的担忧，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欧美各国政策转向，选择开放“封城”， 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预计进入5月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会逐步开放，社会经济活动缓慢复活，全球进入抗疫与管制和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动共存的新阶段。 （四）艰难的选择 然而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疫苗问世之前，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经济的放开将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 欧美各国面对疫情防控政策在延缓和遏制之间的摇摆正是“放开”管控的风险点。英国和美国抗疫早期都采取延缓策略，即通过感染病例居家隔离等最低措施减缓但不阻止流行病传播，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指出只采用延缓策略会大幅突破医疗系统负载，造成很高的病死率后（Baldwin and Mauro， 2020；Ferguson et al．，2020），英国和美国政府被迫转向抑制策略，通过关闭封城等严格举措逆转疫情增长，希望短时间内将病例数降至低水平，但是已经错过了抗疫的早期窗口，随后发生确诊病例数量指数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 一、 建立我国全面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我国在全面放开经济活动有独特优势，但欧美各国先后启动复工政策的新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已经开始的复工和继续抗疫提出了新的和严峻的挑战。为抵御外来疫情输入，防止疫情第二次复发，营造卫生安全的环境让企业和居民能全面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一）我国进入抗疫与复工共存新阶段 疫情直接冲击消费和总需求，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大于第三产业显示了疫情和停工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企业的冲击更大。 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2月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复工，包括货币政策提供市场和企业流动性，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商业政策推动物流启动，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习近平，2020）。 国家和地方政策协调发力，积极落地，最小化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复工复产进度，将经济反弹时间提前。抗疫和复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要全面推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全面放开“封城”让居民生活和社会活动回归正常，从而推进经济生活回归正常。继续抗疫也是必须的，构建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确保居民健康安全成为抗疫新阶段的重点。 在湖北和武汉的抗疫中，中央直接指挥，集中全国资源，从检测、追踪、治疗、隔离、小区管理、城乡交通管理，到组织人员、信息、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调配系统，实现了短时期内控制疫情发展的奇迹。 但各个省市发展很不平衡， 最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案例表明各地区都需要抓紧构建同样的有地方特点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全面放开的重中之重。 （二）严控输入风险 当中国境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时，境外输入疫情成为中国抗疫的主要风险。鉴于境外疫情仍然不断攀升，境外疫情继续波浪性爆发，建立边境口岸抗疫体系是严控疫情输入风险的重中之重。需要注重补充周边医院医护和社区力量建设，各省市地方疫情防控坚持常态化检测和隔离措施，共同构成输入疫情防控的防线。国际航运、陆地和水路边境口岸临近城市数量多，涉及人员广，流程长，在边境管控制度逐步放开之前，针对其中的漏洞和风险点，建立强有力的边境防控体系对于长期防控效果意义重大。加强制定应急预案、优化汇报决策机制、精细化流程管控、隔离场所规划、人员及检测资源补充等，有利于科学化体系化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配合经济恢复尽早实现航运、陆运和水运的动态开放。 （三）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 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是精准抗疫最重要的核心环节。在尚未研制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之前，快速且结果可靠的大规模检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也是解除社交隔离措施的先决条件。这次疫情中，我国在武汉和其他地区都迅速建立了检测、流调、追踪和隔离的系统，但各地发展不平衡，要抓住时间窗口把这一套系统制度化、科技化。 可以预测，在未来持续数月甚至经年的时期内，全面经济恢复将与或严格或宽松间来回切换的防控措施共存，直至疫苗使得人们具有群体免疫力，经济生活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在此之前，需要建立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产业全面筛查检测的理念，加快构建早期发现与社会监测体系。 病毒短期内不会消失，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需要以公众安全健康为前提，由于对病毒规律的未知产生不确定，在疫苗问世之前，对于二次疫情的防控准备是一场持久战。 二、 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长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抗疫下半场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利用当下的时间窗口，建立起“抗疫和复工中长期并存”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以保障放开和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可能的下一波疫情爆发时不采取全面封锁措施且有效控制疫情，实现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 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传递在抗疫加复工的各个环节具有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分别组织卫健委、海关、民航、外交部、财政部、央行、商务部、工信部等数十家政府部门，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和数据，极大地增加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借助这良好的合作机制，应尽快组织建立疫情相关资讯统一平台，推动我国打破政府部门间壁垒、公私机构壁垒，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机构间的大数据信息共享，最大化信息利用效率，助力抗疫信息透明与共享，夯实常态化抗疫机制的数字和信息基础。 （二）加快加强构设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 我们需要加大投资，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提高患者早期发现率。具备覆盖所在地人口的流行病收治能力，完善地方流向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 各地都要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 我们也需要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确保每千人病床数、医护人员数，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等医护指标达到流行病防治标准，同时对养老院及老年群体建立保护措施。 建立完善的患者管理系统，包括在每个城市建立患者管理系统、启动社区治疗中心、建立危重病人转诊制度，可快速识别高危人群，并实现对重症、轻症患者无缝衔接的医疗服务。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包括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医院监测、动物监测以及国际监测疫情监测和响应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的层层监测减少传播风险。 （三）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 反观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国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疗资源的调配严重低效。使得公众得不到广泛的检测，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护人员得不到有效的防护。当下是构建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的时间窗口，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包括口罩、检测制剂、防护用品，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储备：预先规划疫苗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和质量管理。 政府与制造商建立紧急应对体系，保证医用口罩的供给和调配。加强监管以稳定医疗物品的物价，依法执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四）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 企业是复工复产经济活动的直接主体，我们需要建立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包括构建保证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基本物流通畅的卫生标准和系统，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地域、聚集性和流动性等特征，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卫生标准指引，做到防控卫生有章可循；企业建立复工的内部卫生制度和条件，例如勤消毒，测体温， 隔间距，戴口罩，员工宿舍按新卫生标准改建，食堂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企业抗疫及卫生信息和企业所在社区、医疗机构、政府信息平台的信息网络，数据实时上报，有事及时处理。同时根据疫情发展做好企业疫情管理，包括员工检测、隔离及服务，并提前制定不同防控级别下的企业生产和管理应对预案。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是确保企业安全复工、经济活动快速反弹的重要内容。 （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在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和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和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社区在突发和常态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具体包括巩固完善社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常态化预案体系；补充社区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助理医务人员队伍、社工义工等基层力量和劳动力，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门团队；开展社区检测、感染接触者追踪的管理流程和技术培训，培养广泛检测、追踪和隔离的主要执行力量；加强基层网格化建设，尽早发现社区感染病例，与医疗机构匹配对接，及时隔离及时送诊；不断加强网络监测力度，不断扩大筛查检测规模，对社区人员健康情况和人员流动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来守住社区这道防线，是常态抗疫下实现内防扩散的重要路径。 （六）广为宣传，鼓励民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过去三个月的新冠抗疫期帮助民众建立了良好的防控意识和卫生习惯，疫情风险的长期化需要扩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保持对疫情的戒备和固化良好的卫生习惯。鼓励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继续通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手段降低传染率，切断疫情传播途径以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作。 （七）加强应用科技助力，政府和企业合作，常态化抗疫 我国抗疫过程中，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共享信息且隐私保护、准确追踪、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能起到强大的助力作用。在抗疫期间，通讯公司提供行程轨迹证明，支付宝开发健康识别码，多家公司推出患者交通工具查询等，对于检测和行踪查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平台数据的使用导致信息的不通用，追查效率低下，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合作，数据共享，建立全国通用的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海外国家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更为关注，公共政府和私营公司全面合作，利用技术也实现了防控手段的精准升级。新加坡科技局与卫生部合作开发手机应用TraceTogether，实现蓝牙记录、本地加密的接触者追踪，如果用户彼此之间相隔在2米以内，超过30分钟，数据就会被捕获、加密，并在用户的手机上本地存储21天。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卫生部将调查其过去14天的活动，以便追踪接触者。利用人工智能，新加坡卫生部控股属下的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和初创公司共同研发一款用于温度检测的人工智能App，可以自动分析热成像仪和3D激光相机捕获的图像，从图像中识别描绘出人体面部特征，测量人体额头温度，并自动标记在智能手机上。如果检测到发热者，该人工智能App将自动生成警报提示给工作人员，从而大大提升温度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韩国结合全国大数据和防疫系统实现快速行踪查询，利用云服务建立了口罩配给系统，通过限制购买数量来确保口罩分配公平合理，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和聊天应用程序Kakao利用药店分享的口罩库存数据在各自的地图应用程序中显示口罩库存，合理有效分配医疗资源。 国内国外经验中，公私合作、科技和数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也为科技应用发展提供了绝佳场景，结合数据隐私保护，加快推动科技应用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关键基础设施。 （八）构建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决策迅速的各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系统 疫情蔓延本身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使得经济结构产生变化，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产业被淘汰。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供给和消费各个层面的变化中。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较长期保持抗疫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灵敏度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体系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既能适应疫情的不断变异性蔓延，也能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动而变化。这就要求有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和决策迅速的机制。 我国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基本控制武汉、湖北和全国的疫情，依靠的是中央迅速而果断的决策。在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时候，疫情管理和决策的重心会转移到地方，要求各地也迅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包括完善网络直报系统、跟踪确定传播渠道、数字化升级追踪手段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 [2]．朱民：《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市场继续震荡，政治生态恶化》，第一财经，2020年（a）。 [3]．朱民：《全球经济衰退已板上钉钉，但讲大萧条还为时尚早》，财经杂志，2020年（b）。 [4]． Baldwin， R． and Mauro， B． W．， 2020，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Act Fas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CEPR Press VoxEU.org eBook． [5]． Correia， S．，Luck， S． and Verner， E．， 2020， “Pandemics Depress the Economy，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Do Not： Evidence from the 1918 Flu”， SSRN WorKing Paper． [6]． Ferguson， N． M．，Laydon， D．， and Nedjati-Gilani G． et al．， 2020，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eport [7]． IMF， 202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Chapter 1”， [8]． Jensen， G．， Miles， E．， and Davis， G．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s $20 Trillion Hit to Global Corporations”， Bridgewater Research． [9]． OECD， 2020， “evaluating the initial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economic activity” 潘柳、张娓婉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9%(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上月为下降1.1%。从环比看，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2.27%。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9%。 分三大门类看，4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增速比上月回落3.9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5.0%，上月为下降1.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2%，上月为下降1.6%。 分经济类型看，4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5%；股份制企业增长4.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私营企业增长7.0%。 分行业看，4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3.0%，纺织业增长2.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3.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4.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6.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4.3%，汽车制造业增长5.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5.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2%。 分地区看，4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中部地区增长4.5%，西部地区增长5.1%，东北地区增长2.8%。 分产品看，4月份，612种产品中有367种产品同比增长。钢材10701万吨，同比增长3.6%；水泥22347万吨，增长3.8%；十种有色金属493万吨，增长3.8%；乙烯168万吨，下降1.4%；汽车210.0万辆，增长5.1%，其中，新能源汽车7.7万辆，下降17.2%；发电量5543亿千瓦时，增长0.3%；原油加工量5385万吨，增长0.8%。 4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8.0%，比上年同月提高0.8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979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
中国金融网讯从2020年4月15日开始，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二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同时，人民银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统计局表示，从连续两个月的数据情况来判断，我对未来的走势判断概括为三句话：我们有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于我们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完备产业体系、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超大的市场规模。这些优势在严重疫情冲击下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抗疫情过程中甚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疫情发生以来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有挑战。确实现在境外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仍在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
从5月上旬用电量等先行指标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改善的势头是有条件、有基础的。但她也强调，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在演变中，我国经济复苏还没有全面回到正常水平，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比较多。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经济数据。 与人们的感受相一致，城市交通开始拥堵、外出餐饮消费日渐活跃，4月经济在继续恢复。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得到较好控制，从前期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防控，生产生活秩序更趋正常化。 4月的工业生产率先恢复至正增长，服务业、消费、投资等数据也在好转，降幅继续收窄。前期受压抑的大宗消费在加快释放，比如4月汽车类销售额已经追平去年同期。 由于餐饮、影院、旅游等聚集接触型消费恢复尚需时间，生产端数据恢复要快于需求端。这表现为1-4月份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指数降幅在个位数，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额仍然是两位数负增长。 海外疫情蔓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尤值一提的是，企业复工复产加快进程中，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反而出现小幅回升，反映当前就业面临一定压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从5月上旬用电量等先行指标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改善的势头是有条件、有基础的。但她也强调，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在演变中，我国经济复苏还没有全面回到正常水平，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比较多。 生产复苏快于需求 继出口数据后，4月工业数据也出现明显好转。 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9%，无惧疫情影响率先转为正增长。其中，制造业更是明显加快，当月同比增长5%。 工业数据的好转，与当月出口形势有关，当月出口交货值录得正增长。基建、房地产项目的开工，以及汽车消费的恢复等，助推相关工业品生产的增长，像4月挖掘、铲土运输机械产量同比增长40.8%，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1%。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4月以来国内疫情好转，全国复工复产促进工业生产逐渐恢复，生产类高频数据普遍明显回升。新经济、新产业增长较快，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通信等产品产量实现两位数增长。随着企业复工率和开工率上升，预计未来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保持小幅上升态势。 “工业增加值确实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是也要注意到，不论产品是否卖出，只要在报告期生产出来的成品，就会计入当月工业增加值。因此，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明显改善，反映了复工、复产有显著进展。但总需求是否有相应复苏，要基于同期的产成品库存情况进行修正。”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由于机械连续生产的优势，工业数据恢复要明显快于需求端。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9.1%，降幅在明显收窄，但距离正增长还有一定距离。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到10.3%，4月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6.19%。 互联网线上活动对线下的替代进程在加速。1-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6%，网上零售占比达到24.1%，这两个数据都在提升。 “线上实物消费、消费升级类以及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较快，带动消费增速回升。但整体外出消费仍然较为谨慎，餐饮、住宿等经营状况偏冷淡。疫情对服务业有明显的滞后影响，今年五一期间消费同比依然是负增长。预计消费将延续回升势头，但消费要恢复到正增长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学智表示。 一季度数据也呈现出需求端数据偏弱的特点。一季度GDP下降6.8%，但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超过16%，GDP数据要好于需求端这些指标。有专家指出，这跟口径有关，比如社零并不能完整反映消费状况。 徐奇渊表示，从3月、4月两个月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季调环比增长均在6%以上，投资已经有明显好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实际只涵盖了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两类经营情况，这两个大类受疫情冲击明显，实际消费数据应该会好于社零数据。 就业继续承压 多项经济数据均在恢复，但4月失业率出现小幅回升。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3小时（按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比3月份减少0.5小时。 国家统计局官方微信发表文章解释称，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可以相互转换。疫情期间，部分就业人口选择不外出找工作，就会变成非劳动力人口。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统一标准，调查时点前一周内从事了1个小时及以上劳动的人员，就属于就业人口。 言下之意，就业时长缩短、收入下降等情况，无法体现在调查失业率这项指标中。像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影院、旅游、餐饮等从业人员，若通过兼职或灵活就业方式取得收入，也属于就业人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就业质量有所改善。比如，农民工就业有所好转，4月末外出农民工规模已经恢复到往年的九成左右。城镇在职未就业人群比例，从3月份的18.3%下降至3.5%。 刘爱华表示，2月、3月、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6.2%、5.9%、6.0%，月度之间的波动比较小，整体是平稳的。但从更多指标来看，当前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人社部门统计的1-4月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105万人，说明新增就业规模在缩小。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4月调查失业率为6.0%，比去年同期高1个百分点。重点群体就业面临压力，像农民工就业虽有好转，但离正常水平仍然有距离；874万高校毕业生将进入就业市场，也面临就业压力。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认为，不仅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小幅抬升，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也减少，反映出实体经济用工需求有所减弱。这跟近期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的外需急剧收缩，出口企业新出口订单骤减是分不开的。 不过，当前“六稳”和“六保”工作排在首位的就是就业。目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稳岗援企、针对重点群体的积极就业政策。 刘爱华表示，在这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出口确实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对风险挑战有充分的估计。经济发展的走势还需要观察，但从推进复工复产进展来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基础把恢复改善的势头持续下去。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化逆周期调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更大力度地推行助企纾困，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发展全面回归常态。”刘爱华指出。
来源：中信集团 2020年3月20日，中信集团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一春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朱鹤新同志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常振明同志不再担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朱鹤新同志在讲话中表示感谢中央的信任，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和安排。来中信集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与班子其他同志团结协作，带领广大干部员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经济金融发展和国企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开创中信发展新局面。 常振明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中央选派朱鹤新同志担任中信集团主要领导，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信集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此坚决拥护。他对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历届中信领导同志的帮助和广大员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集团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员工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朱鹤新同志的工作。 中信集团党委委员、近三年退出领导岗位的集团老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京子公司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简历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系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专业学习 1991年8月至1993年6月，江苏省南通市第一印染厂职工 1993年6月至1997年6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国外业务部存汇会计科会计、副科长、科长 1997年6月至1998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开发区支行副行长 1998年2月至1999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国外业务部副主任 1999年2月至2000年2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主任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2月至2000年5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市场营销部经理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5月至2000年11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市场营销处处长兼国外业务部经理 2000年11月至2001年11月，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01年11月至2002年2月，任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2月至2006年11月，任交通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1年9月至2003年10月，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金融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6年11月至2009年1月，任交通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9年1月至2010年2月，任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0年2月至2011年10月，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公司机构业务部总经 理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其间：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中央党校第29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1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公司业务总监，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2年4月至2012年8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公司业务总监，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其间：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中央党校第53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 2015年3月至2015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任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6年6月，任四川省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8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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