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7日，云南上市公司沃森生物（300142.SZ）发布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多项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涵盖募集资金用途、发行授权与制度修订等内容。 此次沃森生物若成功登陆港股，将成为云南首家“A+H”类型上市公司。 或成云南首家“A+H”上市公司 “早在2020年10月，公司董事会就已审议并披露了关于H股上市的计划和方案”，沃森生物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此次董事会审议的则是与公司H股上市有关的其他议案和H股发行后适用的规章制度。” 公告显示，在2020年10月21日，沃森生物已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具体方案；在2021年1月6日，沃森生物的董事会决议中，审议通过的议案包括：H股上市的资金使用计划，发行授权与制度修订等内容。 沃森生物董事会同意此次发行所得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加快推进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临床试验及产业化建设、扩大运营规模、开展收购交易（如收购新技术、新项目等）、对外投资、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上述负责人表示：“公司此次实施的港股上市计划是公司全面国际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成为‘A+H’类型上市公司，对公司主要疫苗产品走向国际化以及得到国际资本支持有重大推进作用。” 华律网的张强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不仅可以进一步走向国际化、提高国际竞争力；还能吸引国际性的资金注入企业，这对加速企业成长或是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都有很大的帮助。” 沃森生物港股上市已有“先行者”。同样在2020年10月，沃森生物参股公司JHBP（CY）于当年10月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号：06998.HK。JHBP（CY）赴港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速推动几款核心肿瘤药物和自身免疫药物的研发步伐。 沃森生物负责人表示：“公司目前已完成H股上市计划董事会层面的审议，下一步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携“三大重磅产品”走国际化之路 2016年4月，“中国制造”疫苗企业才逐步开始进入全球疫苗供应商名单，当时通过世卫组织（以下简称“WHO”）疫苗预认证的国产疫苗寥寥无几，而通过WHO疫苗预认证，是获得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疫苗采购的前提条件。到2019年，中国已有20多个疫苗产品正在或有意向申报WHO预认证。 沃森生物副董事长黄镇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沃森生物正在积极布局国际化市场，为此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申报WHO疫苗预认证，其中包括沃森生物的几项重磅疫苗产品。”沃森生物在进行疫苗的国际化之路时，生产方面也曾遇到过瓶颈，例如：国际市场要求疫苗需要能够大剂量、大批量的生产，国内的疫苗生产标准与国际生产要求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如今，沃森生物的玉溪疫苗生产基地的建设已解决了产品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问题。 玉溪生产基地目前已布局了三大重磅产品，一是已经实现产业化生产的13价肺炎结合疫苗（以下简称“PCV13”）；二是正在申请上市许可的二价HPV疫苗，该疫苗已于2020年12月31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来的《注册现场核查通知》；三是正处于临床阶段的mRNA新冠疫苗，该基地正在建设国内首个mRNA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公司已有充足的底气进军国际市场 沃森生物负责人表示：“mRNA新冠疫苗是公司目前研发的重心之一。”该疫苗生产线于2020年12月21日举行奠基仪式，预计开工后8个月内将建成投入运营。mRNA新冠疫苗产业化建设项目投资2.8亿元，一期产能为1.2亿剂/年。 记者曾去沃森生物的玉溪生产基地参观，在生产现场了解到：该疫苗生产基地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已达到业内较高水平。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疫苗生产线已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此外，从沃森生物近期的动作来看，公司正持续提升其在关键领域的聚焦度，其在新技术平台的构建、新产品的开发上也在提速。2020年12月27日上午，沃森生物新冠疫苗基地落户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成为沃森生物第二个疫苗基地。
2021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可能还是来自美国。2020是股市大年，2021是房市大年。A股有结构性机会，但对普通投资者意味着没有什么机会，或者风险大于机会。对于很多人而言，2021应该卖掉股票买房子。 2020年已经远去，但这一年已然成为了历史的分水岭。 2020年是经济的“修复年”、政策的“宽松年”、改革的“加速年”、投资的“爆发年”。得益于有力的疫情防控和科学的逆周期调节，中国经受住新冠疫情和中美摩擦的双重挑战，经济触底后快速修复，政策宽松后适度克制，改革明显提速加码，各类资产全面开花。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2020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但却是投资较好的一年，全球大宽松推升资产价格，比特币史上首次突破4万美元，黄金突破20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创业板指更是凭借65%的投资收益位居全球之首。 和2020年不同，2021年是经济的“复苏年”、政策的“回归年”、改革的“深化年”、投资的“分化年”。疫情并未完全结束，疫苗成效尚待验证，美国新政府上台在即，内外不确定性依旧存在。相对确定的是经济复苏还在延续，政策逐渐回归常态化，改革力度也会明显加强，虽然整体投资机会不及2020年，但还有结构性机会，只是资产表现更加分化。 1 2021年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仍然来自美国 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拜登以绝对的优势当选，新政府于1月20日宣誓就职，中美关系也将进入新阶段。理想情景是，作为建制派代表，拜登的政策更加稳健，更具预测性，第一要务是防控疫情、修复经济，修正已经偏离的外交政策，全球局势有望迎来短暂的修复窗口期，中美关系短期也会有所缓和。2021中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大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合作”。美国外交政策上不再是“新冷战”思维，会加强与中国对话。中美双方暂时搁置争议，开启新一轮谈判取消加征关税，并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应对等非核心技术领域展开合作。但在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领域仍会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的打压策略。 第二个关键词是“竞争”。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双方关系很难有明显改善，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大方向不会变。这背后既有经济原因，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近，也有政治动因，是大国目标冲撞的必然结果，G2很难和平共处，No.1是一种不可分享的利益，竞争不可避免，特别是5G通信领域。 第三个关键词是“对抗”。虽然拜登上任后，中美摩擦会有阶段性缓和，但也没有那么友好，大概率是缓而不柔。因为建制派精英同样注重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在意识形态、人权等领域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民主党甚至比共和党更极端。只是方式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会从退群到加群，联合盟友对抗中国，重塑美国领导力。 疫情发生后，中国大概率会缩短超过美国所需的时间，G2很难利益共享，矛盾会越来越凸显，中美关系质变和博弈仍是大势所趋。从目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安排来看，对华更大的压力正在积累。2021中国面对的灰犀牛事件可能仍然来自美国。 虽不至于脱钩，但肯定不如之前那么顺畅，国际贸易和合作方式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出现大国冲撞下的“平行世界”或者说是半球化。中国和美国都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贸易伙伴体系，互相之间都在拉拢一些国家。RCEP已经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会有更坚实的基本盘，也会更有底气，拥有更多的主动性，未来平行世界会越来越明显。 2 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世界， 但大病初愈，仍需休养生息 疫苗接种提速，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边际减弱，需求逐步回暖，2021年全球经济共振复苏已成为共识，中国经济复苏的大方向不会变，依然会领先全球，数据表现非常亮眼，但实际效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并没有表面那么美好。 从节奏上看，和2020年相反，前高后低，逐季回落，且降幅较为明显。其中一季度最高，大概率超过12%，也是本轮复苏的拐点，主要是前期刺激效果显现和翘尾因素影响；二季度后开始回落，但有投资和出口韧性，仍处于相对高位，甚至会出现局部过热风险；下半年逐渐回归常态，乐观估计四季度回到疫情前正常的经济运行水平。 从结构上看，需求侧改革启动后，经济内生动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制造业和消费接棒传统投资和外需驱动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新基建和新消费会催生新动能。一方面，需求回暖库存回补，新一轮主动补库周期已经开启，供需两端进一步修复，制造业持续好转，特别是与新基建相关的制造业投资会明显加码；另一方面，内循环主体地位确立后，消费将成为需求侧改革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复苏，消费意愿明显增强，消费回补成效继续显现，社零同比增速有望超过10%。 从力度上看，经济好转但难言反转，持续性不强，只是短暂的弱复苏。2021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缓解，基本面在好转，GDP增速也会有显著的抬升，预计全年增速超过7%，创下2014年以来新高。但这绝不是反转，倒很像是快进版的2016年，复苏拐点在一季度末。待前期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效果减弱、低基数效应消退后，萧条性因素重回主导，脆弱性逐步显现，问题根源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3 政策宽松的边界和资产泡沫的极限 仍在相互博弈，通胀是决定因素 实体通胀预期升温，CPI和PPI有上行空间，但整体压力不大，持续性不强。特别关注PPI，一旦出现过热风险，会引发货币转向。具体来看，CPI前低后高，PPI冲高回落。CPI受猪价下跌拖累和翘尾因素影响低位震荡，之后缓慢回升后再回落，总体波动不大，预计在1%附近。PPI则由于企业主动补库存支撑工业品价格上行，降幅持续收窄，年初有望转正。之后在低基数效应和需求回暖的推动下显著上行，预计二季度末迎来峰值，预计在3%左右，一旦过高出现过热就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下半年会有所缓解，随着经济回归常态而逐渐回落。 值得关注的是资产通胀风险，特别是核心资产泡沫化值得高度警惕。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启动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大宽松，货币宽松叠加资产收缩，资产荒再现。股市和楼市都有不错的表现，特别是以头部股票和一线地产为代表的核心资产价格持续攀升，资产泡沫化风险再起，会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宽松的边界和泡沫的极限还在激烈地试探和博弈，一旦经济复苏到一定程度，通胀走高，货币政策收紧，资产走势将出现明显的变化。 由于资产价格未能在通胀度量体系中充分体现，单靠CPI和PPI会对货币政策取向有些误判。2021年是每五年一次的CPI基期轮换期，年初CPI构成权重会有所调整，适当提高资产价格比重，避免受猪肉扰动过大，从而更真实反应通胀水平。 4 2021货币政策易紧难松， 信用上边际收缩，投资上要抢抓预期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的定调是“不急转弯”，明确表示不改变当前的政策方向，总体政策取向中性偏紧，宽松力度明显不及2020年。 货币政策会比较克制，流动性易紧难松，信用开始收缩。货币整体维持紧平衡，既不会大水漫灌，加息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除非二季度经济出现明显的过热。大概率是稳货币和紧信用组合，暂停降准降息，应特别关注逆回购和MLF操作。同时社融已经见顶，信用收缩通道开启。由于2020年信用快速扩张，M2、社融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相差太多，名义GDP仅为5.5%，M2增速10.1%，社融增速13.3%，偏离较为明显，信用收缩可能会比预期更猛烈。 财政政策主基调还是积极，但稳中偏紧，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国债估计不会再有了，赤字率、专项债规模预计和2020年持平。当然积极财政也会持续发力，但会是更加精细化的定向宽松，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先保障基本民生。 2021年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改革了，这也是未来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量。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全面提速，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会重点突破。一是户籍改革，通过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加快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二是土地改革，盘活土地存量资产，缩小城乡差距，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三是放松管制，适度放开对文化、娱乐、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的管制，引入民间资本，优化资源配置；四是释放内需，加快国产替代实现生产自主可控，通过国企利润划转社保引导公平分配，完善基础设施畅通流通渠道，丰富供给体系挖掘消费潜力；五是对外开放，适度降低外资的投资准入门槛，通过开放改善供给，提升效率。 5 出清接近尾声，违约风险仍然不可小视 2017年以来，强监管、降杠杆、破刚兑、反垄断等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后，整体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市场经历了一个残酷、剧烈的出清过程，我们一起见证了一部中国金融市场的“出清史”。疫情倒逼货币宽松后，政府、居民和企业三大部门杠杆率同步攀升，但金融部门杠杆率却在持续下降，金融产品和机构风险有序释放，“雷”一个个被拆掉了，这也标志着金融出清接近尾声。 当然本轮金融出清并未完全结束，2021年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信用收缩后，信用债集中违约仍会再现，但最危险的午时已经过去，不至于出现雷区集中式爆炸。其实金融出清并不是坏事，破而后立，引导无风险利率下行，资本市场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但2021年仍旧存在多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风险：一是疫情风险，如果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仍然存在。二是数据风险，新一轮省市县换届后，本地经济数据会被重新检视，有些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三是疫苗风险，疫苗被证实有效后，全球货币政策会有边际上的收缩，将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6 IPO大跃进，股票持续供应，A股走向港股化 自2019年第十八届发审委上任后，审核、核发双提速，过会率和过会量显著提升，近两年都是IPO大年，2020年更是创下十年新高。2021年主板、中小板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后，上市企业数量将维持高位，IPO持续大年。 注册制消除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价差，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企业上市选择权交还给市场，未来能够满足市场化市值要求的企业才能IPO，进而真正被市场认可。这对企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表明未来股权投资将逐步回归本源，重塑价值，在技术研发上有优势、在价值模式上有创新的企业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特别是新《证券法》实施后，一系列配套制度创新接踵而至，史上最严退市新规落地，上市企业资本价值越来越市场化，新股破发也越来越常见，分化进一步加剧，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7 A股有结构性机会， 但对普通投资者意味着没有什么机会， 或者风险大于机会 长期来看，在两股力量的驱动下，A股慢牛格局逐步形成，中国依旧是全球资产高地，有最好的投资机会。一个是推力，全球的零利率和负利率越来越近，而中国还是正利率，境内外利差还在，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另一个是拉力，注册制改革的红利还在持续释放。 短期来看，2021年A股还有结构性机会，风格快速切换。分析逻辑是内看经济复苏和货币宽松，外看中美关系。2021年经济复苏已十分确定，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位运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正处于上行通道，顺周期板块业绩改善明显。货币政策维持紧平衡，虽然边际在收紧，但大方向还是宽松，特别是上半年流动性合理充裕。中美关系虽难以逆转，但拜登时代开启后，中美摩擦会出现阶段性缓和，对A股的扰动降低。综上所述，经济复苏还在继续，货币宽松不转急弯，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牛市尚未终结，只是处于后期，风格快速切换，机会不及2020。配置主逻辑从估值驱动转向业绩驱动后，上半年周期股、金融股和部分消费股等顺周期资产更值得期待，中长期关注大科技、大消费和大健康三大赛道。 A股的结构化、机构化特征也会不断强化。2020年三大指数涨幅均超过13%，最高更是接近65%，但全部A股涨跌幅中位数不到3%，46%的股票不涨反跌，预计这种分化的趋势还会延续，结构性行情也是未来A股的显著特征。预计2021年个股上更偏向核心资产和龙头绩优股，沪深300、漂亮50等价值指数将继续跑赢市场。在居民财富从房地产腾挪到金融资产的过程中，A股逐渐从“散户市”转向“机构市”，机构主导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机构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已经从2014年的38%提升至2020年的48%，占据了半壁江山。2020年新发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相当于过去3年总和，公募基金发行火爆的局面还在持续，年初就频频出现爆款基金。 不过，机构抱团从来就不靠谱，核心股票的泡沫化越来越严重，抱团的集体行动很容易在某些触发事件之下崩塌。而很多股民的悲哀在于，总把自己当机构看待。这大概相当于，你自己是游击队，还非得按照正规军的打法。把游击战搞成阵地战，亏钱也就是宿命了。 8 债券投资的机会更多来自于 抓住流动性松紧的时间差 最近债市是反弹而非反转，可作为底仓配置。虽然最近一个多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20多个BP，牛陡特征明显，但这只是年末流动性充裕推动的小反弹，反转还为时尚早。2021年经济好和政策稳对债券市场本就不是好事，再加上政府债供给压力较大和信用债接连违约影响还未完全消散，债市难言乐观，大概率会维持震荡行情，投资策略还是以防守为主，整体仓位不宜过高。 配置机会还需等待，优选高评级的中短债。关于配置时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2个月滚动社融增速相关度较高，社融增速拐点已至，10月见顶，债市配置机会逐渐临近。关于期限选择，当前市场锁长放短明显，长线资金相对稀缺，而短线资金相对充裕，且信用拐点正在临近，所以结构上来看，中短期利率债的配置价值要高于长端。关注资质选择，虽然经济在复苏，企业盈利能力好转，融资也不算太难，但是偿债高峰期还没结束，信用债违约风险虽有缓解，但仍不容小视，谨慎下沉评级，精选高评级高票息个券。 9 2020是股市大年，2021是房市大年 股市好了，没见过房市不好的 对于很多人而言，2021应该卖掉股票买房子 宽松之下，地产无熊市，货币宽松是短期房价异动的主要推动力。基本规律是政策宽松引导房贷利率下行，推动房价上行，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区域反应和涨幅会有差别。2020年货币宽松后，与房贷利率挂钩的5年期LPR利率下行了15BP，一线城市房价率先反应，深圳二手房涨幅超过20%，上海新房涨幅超过10%，二手房成交量创下四年新高，北京房价开始企稳回升，广州成交放量。这和过去房地产周期中一线城市表现一致，金融属性最强的深圳最快反应，接着是上海，最后是北京和广州，然后再向新一线城市传导。 对北上广深以外的新一线城市居民而言，2021是房产投资的比较好的时机。高净值群体一般没有买房的需求了，2021需要降低对委托投资机构收益率的预期。 2021年加息可能性不大，房贷利率仍处于相对低位，房地产市场会继续回暖。特别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下，核心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还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另外与前几轮不同的是，当前房地产主基调是房住不炒，居民“五限”调控较为严格，房企“三道红线”限制融资，银行“两道红线”严控房贷，地产已不再是大部分人最适合的投资标的，特别是人口流出、产业衰落、供应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投资价值急剧下降，房价很难有上行机会。 10 大宗商品牛市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 但上游对下游的挤压也越来越严重 2021年经济延续复苏，上半年大宗商品牛市机会较为确定。其中的逻辑十分清晰：从宏观层面看，由于美国实行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并存，美元还会有一定的贬值压力，美元指数已从2020年3月最高103跌至89，跌幅超过13%，弱美元周期已经开启，利好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从商品基本面看，主要看供需。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需求扩张，带动上游的大宗商品需求回暖；另一方面，海外受疫情影响供给恢复较慢，国内经过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过剩产能已得到有效的清理和消化，供需较为平衡。所以，一旦经济复苏提振需求，大宗商品价格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弹。 以原油为例，由于OPEC+减产，页岩油开工率不高，供给增长有限，需求虽然短期难以回到疫情前水平，但会因为经济复苏而重回增长。由于供给比需求收缩地更快，原油价格中枢会有一定的抬升，预计会上移至55美元。同时考虑到美国新任总统上任后，美俄、美伊、中东问题仍是焦点，地缘政治风险依旧存在，油价波动会加剧。
记者12月16日从财政部网站获悉，财政部日前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突出主业，回归本业，“清理门户”，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和关联交易，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国有金融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多元化发展，实际上实现了金融控股的架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涉及业态太多又缺乏相应的规范，可能会形成过度风险承担；如果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则无法发挥该机构应该发挥的作用；另外，业态太多也会形成很多潜在的内部关联交易，不仅在金融层面容易隐匿风险，也容易造成监管套利空间，降低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效力，”他说。 针对上述情况，《通知》做出了一系列规定。《通知》指出，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明晰发展战略，按照突出主业、做精专业、内部分业的要求，审慎有序开展金融综合经营。竞争性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建立产业目录，扶优限劣，坚决退出偏离主责主业、长期无财务回报的领域，推动资本向核心主业集聚。除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及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外，国有金融机构境内控股或实际控制的持有同类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同级子公司原则上只能为一家。 《通知》还称，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在内部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对所属子公司之间的交叉任职、同业往来、信息共享、运营后台、共享营业设施等进行合理隔离，有效防控风险。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建立关联交易报告制度，确保关联交易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不得通过各种手段隐匿关联交易和资金真实去向，不得通过关联交易开展不当利益输送、规避监管规定，不得违背公平竞争规则、破坏市场秩序。 “可以说，《通知》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的规范与央行此前出台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内涵和取向是一致的。央行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针对的是全部金融机构，财政部《通知》主要是从出资人角度来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规范。二者都强调了建立内部防火墙机制，并对关联交易严格监管，最终目标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曾刚说。 《通知》指出，本通知实施前，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国有金融机构，应于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的时间表、路线图，报经财政部门认可后实施。国有金融机构应每半年一次将整改情况作为报告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张莫)
2021年伊始，随着潍柴集团战略重组雷沃重工事宜官宣尘埃落定，潍柴集团在世界一流大型综合性集团之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1月6日，记者从潍柴集团战略重组雷沃重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双方已于2020年12月1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于12月29日正式完成交割。根据协议，潍柴集团持有雷沃重工60%股权，天津雷沃持股38.62%，潍柴集团成为雷沃重工的控股股东。 山东重工集团、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表示，此次战略重组完成，标志着潍柴集团正式迈入农业机械装备制造领域，同时也拉开了山东农业装备的整合大幕。“未来，雷沃重工将聚焦高端农业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农业装备集团。”会上，谭旭光接受记者提问时还特别提到，雷沃重工作为一个股份公司一定是要上市的，也会尽快启动整合后的雷沃重工的上市进程。 潍柴正式迈入农机装备制造领域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10月份，潍柴集团就经山东省市政府、国资委批准，受让了雷沃重工20.84%的国有股权，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委派两人为雷沃重工董事会成员。在以国有股东身份入驻一年多后，发动机龙头潍柴集团对中国最大的农业装备公司的重组终于尘埃落定。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业装备生产大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机械现代化，全面推动山东农业装备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谭旭光开宗明义潍柴集团战略重组雷沃重工的背景与深意。 而潍柴集团也早就提出进军农业装备战略转型的目标。五年前，潍柴动力就启动了大型拖拉机高端核心动力总成研发，目前已掌控了农业装备CVT（无级变速箱）动力总成关键核心技术，一举打破国外对中国的垄断，实现中国制造CVT动力总成的零突破。在产品市场转型中，潍柴集团的农机动力也已从三年前的零配套跃升到2020年的20%的行业占有率。 “雷沃重工是中国农业装备品牌的龙头企业之一，收割机械、拖拉机等业务连续近20年保持全国领先。”谭旭光介绍说，2020年雷沃重工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元，累计销售农业机械8万台，是国内唯一能够为现代农业提供全程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的自主品牌。 谭旭光表示，双方重组完成后，潍柴集团正式迈入了农业机械装备制造领域，承担起了农业机械装备迈向现代化的重任。重组后的新潍柴，完整的工业装备集团雏形已经凸显，也是目前全球战略资源最丰富的工业装备集团之一，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下一步，潍柴将依托自身高端非道路全系列发动机、CVT动力总成和液压动力总成等核心产业资源，为雷沃重工和全行业装上高效可靠的动力‘心’，补齐动力总成严重缺失的短板。”谭旭光说，同时，潍柴也将发挥自身在电控、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新科技领域的优势，与雷沃进行高效协同，为推动我国农业装备智能化、打造智慧农业建立核心竞争力。 而面对记者提出的重组雷沃重工成为整车整机企业后，如东风农机、中联重机等整机企业是否还会购买潍柴的发动机的问题，谭旭光笑言，“我不喜欢吃独食，我的动力总成是独立的，是为全行业服务的，我们会为中国农机装备迈向高质量发展做出潍柴的贡献。” 重塑行业格局 雷沃重工瞄准世界一流 “中国的农业装备普遍缺失动力‘心’，农业装备发展到今天，要适应乡村振兴，这个短板就非常突出。潍柴集团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动力系统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此时与雷沃重工进行整合，对推动整个国家农业装备核心技术的提升，具有战略意义。”发布会上，谈及此次重组的目的，谭旭光对等媒体记者说。而具体到“十四五”期间提出要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山东省，谭旭光表示，此次重组目的还在于开启山东省农业装备的升级换代。 据了解，作为农业装备生产大省，山东省有2000多家农机企业，生产7大门类、3500多个品种产品，可低端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量亟需提升等问题同样突出。谭旭光认为，目前国内大马力高端农业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多功能农业装备严重缺失，其核心是动力传动系统不能满足整车整机的要求。因此，推动中国农业装备向大型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据悉，潍柴集团战略重组雷沃重工后，将携手加速CVT动力总成产业化落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助力雷沃重工和全行业大型农业装备迈向高端，在山东潍坊打造全国最大的高端农业装备制造基地。同时也启动对全省农业装备按市场化的要求进行整合，这次重组也标志着山东农业装备整合大幕正式开启。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洪暹国对等媒体记者说，“潍柴集团战略重组雷沃重工是农机行业一个重大事件。潍柴的CVT、液压总成资源不但可为雷沃重工提供可靠的动力‘心’，也可为整个农机工业、为拖拉机行业，为联合收割机行业补齐动力总成的短板。” 而对于重组后的雷沃重工的发展，谭旭光描绘的战略愿景是“聚焦高端农业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农业装备集团，2025年前实现营业收入500亿元，进入全球行业第一梯队，成为潍柴集团新的发展增长点。”远期“十五五”期间，则要达到1000亿目标，也就是进入全球前三。“雷沃重工要成为潍柴系一个重要的战略板块。”谭旭光说。 对于2021年，谭旭光表示，预算目标已经确定，雷沃重工要完成200亿元的收入目标。“增长的前提是，利润增长优于收入增长，附加值增长高于收入增长，要聚焦做高端。” 此外，谭旭光还在现场针对记者提及的雷沃重工未来上市计划的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雷沃重工是一定要上市的，但有几个条件要先满足。”谭旭光说，雷沃重工是股份制公司，全体股东、董事会要先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公司要满足上市需要的各项条件。在此基础上，雷沃重工会尽快启动上市工作。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财政部网站16日消息，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突出主业，回归本业，“清理门户”，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严格并表管理和穿透管理，规范关联交易，加强商誉品牌管理，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专家认为，《通知》有助于加强国有资本管控力，确保金融资源能最大程度用在“刀刃”上，切实有效支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 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 在国有金融机构对子公司出资方面，《通知》明确，国有金融机构及其所属各级子公司之间不得进行虚假注资、循环注资，一般不得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除财务投资外，国有金融机构所属各级子公司不得反向持有母公司股权，国有金融机构所属各级子公司之间不得交叉持股。 在突出主业方面，《通知》要求，竞争性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建立产业目录，扶优限劣，坚决退出偏离主责主业、长期无财务回报的领域，推动资本向核心主业集聚。除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及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外，国有金融机构境内控股或实际控制的持有同类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同级子公司原则上只能为一家。 财政部强调，本通知实施前，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国有金融机构，应于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的时间表、路线图，报经财政部门认可后实施。国有金融机构应每半年一次将整改情况作为报告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确保金融资源用在“刀刃”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通知》总体思想是让金融机构主导的集团体系更加审慎、精干、高效、可控、产权清晰，让经营更加稳健，从而减少和系统性风险共振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一是理清股权。股权明晰就是产权明晰、管理责任明晰，可以部分解决国企管理者缺位问题。二是去除旁支、关注主业。“清理门户”，扶优限劣，优化金融集团架构体系，轻装上阵。三是提高治理水平。只有管理能力提升，控制能力增强，才会在风险到来时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目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动能转向创新驱动的阶段，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助力薄弱环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功能。国内金融行业要在专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提升服务效率，在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金融行业整体风险。 周茂华强调，通过引导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加强国有资本管控力，提升监管效率，确保金融资源能最大程度用在“刀刃”上，更切实有效支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 “目前，我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避免国有金融机构盲目‘铺摊子’，减少国有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加快推动多元化差异化良性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建设。”周茂华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口和人才是区域经济兴衰的基础。深圳不断吸引外来年轻人，成为中国创新之都；东北人口不断外流，人口老龄化加重，经济衰败。美国硅谷不断吸引外来移民，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中部地区人口外流，成为铁锈州。 2017年初以来，一二三四线的约6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城市的人才竞争刚刚开始。“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城市“抢人”大战：抢人才，抢年轻人口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总的来看，本轮城市“抢人”大战主要有如下特点： 1）抢人区域：一二三四线城市均有涉及，海南等省也参与其中。本轮城市“抢人”大战已蔓延至东西南北，既有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二线城市，也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有不少三四线城市。2018年海南、四川、江西、山东、吉林、云南等若干省份也先后加入，使得“抢人”竞争更加激烈。 2）“抢人”对象：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包括中专生，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武汉、成都、天津等多数城市以引进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高规格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及各行业杰出人才；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不少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与此前多数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相比，本次“抢人”大战范围广、规模大、门槛较低，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 京沪户籍政策放宽仅针对顶尖人才。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开辟“绿色通道”，对科技创新、金融等7类人才加大引进力度，落户标准高（例如，科技创新人才年收入超过平均工资15到20倍），配偶、子女可随迁。上海提出打造“人才高峰”，向13个领域的全球人才给予“量身定制”、“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3）“抢人”政策：“零门槛落户”及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等。其中，多数城市对学历型人才进行大额补贴或买房打折、提供人才公寓等。针对普通学历型人才力度大的购房补贴一般在1-10万之间，力度大的租房补贴一般在1500-5000元/月之间。比如，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临空港经开区首批392套大学生安居房以6800元/平方米出售。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其中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从对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来看，部分城市除了对高层次人才有高达百万元至上亿元的支持外，对大学生创业也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而且，西安、成都等部分城市在短时间不断加码优化引才政策，比如西安从2017年3月至今已八度升级。 4）“抢人”目标：武汉、长沙、西安等多地提出引进百万青年人才计划。比如，2017年2月，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2017年6月，长沙提出未来五年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到长沙就业创业。2018年1月，西安在前期人才新政基础上，正式实施“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创业5年行动计划”。2018年4月，南京提出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每年吸纳20万以上大学生在宁就业创业。2018年5月，海南省出台《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各类人才20万人左右，到2025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 5）“抢人”效果：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新落户人数暴增。深圳市2017年常住户籍人口增量49.7万，较2016年增长65.7%。西安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后，2017年新落户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政策进一步调整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只凭身份证和毕业证办理落户，一季度已迁入户籍人口24.49万。成都市从2017年7月发布人才新政后，至2018年5月中旬累计落户已超过18.7万人。武汉2017年新落户大学毕业生14.2万人，是前一年的约6倍；2018年一季度又新增落户大学毕业生3.9万人。特别是2018年5月天津启动“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后，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掀起一波“抢人”高潮。 2 为什么城市“抢人”：少子化老龄化、人才竞争、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京沪控人 城市为什么“抢人”：1）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2）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向发达的大都市圈外流。3）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但人才供需“僧多粥少”。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4）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1600万左右。5）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 2.1 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严峻，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 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由于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观念变化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至超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考虑到低龄人口漏登问题，当前总和生育率实际在1.4-1.6左右，不仅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5和高收入经济体的1.67。2011、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绝对数量先后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已过，表明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约3100万，00后再少约4100万。在未来10-2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年轻人口大幅萎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背景下，多数城市均同样面临着年轻人口大幅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但也有部分城市受益外来年轻人口大量涌入，老龄化程度一定缓解、人口依然较为年轻。2016年上海、北京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6%、16.4%，远超全国的10.8%，但因之前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降至13.2%、10.6%。而在深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13.4%，较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分别为83.23%、3.37%，分别较2010年下降5.1、1.6个百分点。深圳市人口结构虽有所老化，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 2.2 人口流动明显放缓，人口集聚大幅分化 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几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2001-2005年、2006-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同比年均增长分别为4.0%、8.5%，到2015-2017年则转为负增长，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降至2.44亿，较峰值2014年下降900万。在外出农民工方面，虽然其总量仍在上升，但增速已由2009-2011年的3%以上降至2014年以来的1.5%以下，特别是2015-2016年更是低于0.5%。并且，2009-2017年省外外出农民工占比从51.2%降至45.3%，基本持续下滑，表明农民工更偏好在省内流动。 在人口流动放缓背景下，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人口集聚大幅分化，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2001-2010年，一线、二线、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3.4%、1.9%、0.6%；到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4%。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已低于当前0.5%左右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其人口开始外流。并且，在二线城市内部，也有不少城市人口开始净迁出。比如沈阳2016年人口仅比2015年多2000人，哈尔滨2017年常住人口较2015年减少5万，乌鲁木齐2016年人口较2015年减少3万，天津2017年人口较2016年减少5万。 2.3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到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浙江提倡的“以亩均论英雄”等。在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亲资本偏好，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做大GDP；在当前及未来人口红利消逝时代，随着土地和税收优惠竞争日趋规范化、同质化，地方政府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人才，争取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全国高学历人才比例虽快速上升，但人才供需仍是“僧多粥少”。1990-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9.5%快速升至27.8%，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4%升至12.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从适龄儿童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看，中国为13.5年，仍然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人均15年以上的水平。 城市之间高学历人才比例差异明显。2015年北京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40%，西安、南京、厦门等超过30%，杭州、上海、郑州、广州、长沙、天津、深圳等等在20%之间，石家庄、宁波则低于20%。对于人才比例较低的城市，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争夺不可避免。 2.4 第三轮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 除十九大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外，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人才争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2003-2010年的1600万左右。在2016年初推行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万、较上年增加191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表明第四轮婴儿潮很弱。一般而言，人口在19岁高中（中职）毕业、23岁本科毕业，加上工作前几年多未安家定居，当前至2023年前后将仍处于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的“抢人”时间窗口。 从毕业生情况看，2004-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从239万快速增至795万，预计2018年将达820万，之后将在800万以上的高位持续一段时间。研究生毕业人数从2004年的15万快速增至2017年的57.8万，后续将逐渐突破60万、甚至接近70万。此外，2017年还有48.1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以及500多万高中未升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多数城市均不愿错失从这难得的人才盛宴中分一杯羹的历史机遇。 并且，京沪近几年大力控制人口、广深大力承接人口外溢，引起其他城市效仿，这使得城市人才争夺战在近两年爆发。北京、上海自2013年左右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常住人口增量在2014开始明显下滑，2017年双双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分别为2171、2418万人。北京市要求到2020年及之后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要求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人口增量空间较小，特别是上海仅余82万人。 广州、深圳在2011-2013年常住人口年增量不到10万，2014年双双跃至15万左右的规模，2015-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量更是高达40-60万人。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分别达1450万、1253万。《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将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000万左右，人口增量空间巨大。当然，近期广深常住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不只是京沪控人，但很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 2.5 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很深，是房地产发展的最大获益者。根据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任泽平、夏磊、熊柴，人民出版社，2017）的研究，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益巨大，除高额土地出让金外，还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多个税种，以及利用土地融资等。根据测算，仅土地出让金和上述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中央正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在中短期地方政府仍将继续对土地财政的巨大依赖。 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可增加房地产需求。在去库存政策刺激下，2016年以来部分人口外流的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开始暴涨。根据WIND统计，百城房价中的二、三线城市住宅均价分别从2015底的9984元/平方米、6740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底的12684元/平方米、8335元/平方米，年均涨幅分别为12.7%、11.2%。从人口和收入看，部分城市的房价可能存在上涨过快、缺乏支撑的风险，亟需人口流入支撑。 3 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 城市“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但非零和博弈。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1）城市“抢人”大战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一般规律，提升效率助力创新、推进服务业发展。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2）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虽然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但在“抢人”过程中面临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长远任务，这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福祉。3）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生机构，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增量。此外，“抢人”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部分城市对新入户人员无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短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推高房价。 3.1 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崛起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1980-2015年全球1000万人以上城市个数从5个增至29个，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从1.9%升至6.4%，上升4.5个百分点，在各类规模城市中提高幅度更大。并且，到203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个数有望增至41个，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上升8.7%，上升2.2个点，上升幅度也将继续位居各类规模城市之首。 此外，在美国，1950-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1884-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城市“抢人”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提升效率、推进服务业发展。当前“抢人”结果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与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国际相比，中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明显偏少。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论，2016年中国1000万人以上城市有北上广深4个，500-1000万城市9个，300-500万城市14个，100-300万城市61个。而在国际上，联合国统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不含中国），对应人口约60亿人，比例为0.40∶1。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约13.9亿人，比例仅为0.29∶1。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在10个以上。当前，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9个。近几年来，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表现活跃、正在崛起，城市“抢人”大战将促进新千万级城市的加速形成。 3.2 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实现人口自由流动。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 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存在此消彼长关系，但在“抢人”过程中竞相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等之时，提升整个社会福祉，已经超越零和博弈。特别是在人口落户之后，城市更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否则花费大量成本“抢到人”却留不住人。人口流动往往体现出“用脚投票”的特征，拥有更好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各式各样落户和补贴政策频出的“抢人”大战背后，真正能“留人”的因素依旧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不同城市也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创业等领域提出了与“抢人”配套的“留人”政策，如合肥的“养人新政”，长沙的高层次人才“绿卡”，沈阳的“人才新政9条”，南京的“安居政策”等，都不同程度的在落户和补贴政策以外，加强了针对人才的基础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从现实来看，外来人口规模大、比例高的城市往往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也较高。 3.3 生育政策有望全面放开，“抢人”之后或将是鼓励“造人” 计生机构取消，未来或将全面放开生育。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我们在3月18日《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一文中判断，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峻背景下，计划生育机构名称取消或意味着中国生育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生育权有望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 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未来增量。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至少16年、成为人才更是需要磨练。相比“抢人”效果立竿见影，“造人”工作培养周期长、花费成本高，并可能面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迁出风险。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地方政府也有较大可能竞相出台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3.4 “抢人”在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 落户获得购房指标、购房打折补贴等“抢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变相松绑房地产限购政策。由于库存不足、新房限价且与周边二手房价格倒挂，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数千人乃至万人抢房、买房队伍绵延数里的奇景。 4-5月住建部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先后约谈了12个城市。5月15日，成都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并规定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且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才可在成都市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成都市房产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此前执行的限购措施对新入户人员没有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 于文静)针对近年来一些地方扶贫产业发展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农业农村部着力编好规划、选准产业，发展加工、延长链条，突出特色、打造品牌，促进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在会上表示，随着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每个贫困县形成了2至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在产业扶贫支撑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 “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不会出现过剩，是不是都搞同一种产品，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成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农业农村部一直在研究。”刘焕鑫说。 据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魏百刚介绍，农业农村部重点采取了以下三方面举措： ——编好规划、选准产业。组织中西部22个扶贫任务重的省份和832个贫困县，每省、每县都编制了产业扶贫规划，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确定产业。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832个贫困县对扶贫主导产业进行系统梳理，依托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对排在前列等主导产业，逐一编制了产业发展指引。 ——发展加工、延长链条。引导加工企业到贫困县、贫困村建立加工基地，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832个贫困县累计建设农产品初加工设施4.3万座，新增初加工能力828.8万吨。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起步晚，同质化往往体现在卖‘原字号’农产品。你产黄金梨，我也产黄金梨；你发展大枣，我也种大枣。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避免卖原料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也创造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和就业岗位。”魏百刚说。 ——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支持贫困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支持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832个贫困县累计认证“两品一标”农产品1.2万个。一些企业品牌也越来越亮，有效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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