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公司道富环球投资管理近期举办2021年全球市场展望媒体会议。该机构预期，全球各经济体最终会解除经济限制措施，短期内市场很有可能重新活跃起来，但长期前景依然没有明朗。在此背景下，该机构尤其偏好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较为看好中国成长和消费类股票。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瑞克·拉卡伊（RickLacaille）表示，尽管对2021年经济强劲反弹充满信心，但更加关注经济急速反弹之后的市况，投资者应该保持警惕和灵活性，因为经济在短暂反弹后也会出现新的未知增长点。 道富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新启动阶段，各国政府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如今年春季时严格，允许各经济体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运行。纵然企业盈利并未明显改善，量化宽松仍是支撑2020年股市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有别于历史先例，尽管通胀预期不断升温，但量化宽松政策似乎正在限制债券收益率。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全球副首席投资官洛莉·海内尔（LoriHeinel）表示，各经济体需要脱离货币和财政刺激而回归自主增长，但经济刺激措施的替代方案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仍有待观察。在此过程中，很有可能引发一些市场动荡，各政府、经济体和企业的韧性将在2021年再度受到考验。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道富认为，投资者明年依然能在市场中找到机会，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太区投资部主管安奇云(KevinAnderson)表示，2020年，中国是唯一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所增长的庞大经济体，全年经济增速约为2.5%，预计中国企业盈利增长韧性依然很强。其中，成长和消费类股票最具吸引力。此外，鉴于中国固定收益资产收益率回升和人民币拥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他认为两者均极具吸引力。
上海证监局网站12月30日披露了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影医疗”）辅导备案基本情况表，联影医疗已与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签订科创板上市辅导协议。 联影医疗成立于2011年3月，法定代表人张强，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医学影像诊断产品、放射治疗产品及高端生命科学仪器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配套智能化、信息化解决方案。公司的高端医学诊断产品覆盖磁共振成像系统（MRI）、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CT）、X 射线成像系统（XR）和分子影像系统（PET/CT、PET/MR）；放射治疗产品（RT） 覆盖 CT 引导直线加速器系统及直线加速器系统；高端生命科学仪器覆盖动物用MRI 及PET/CT。 联影医疗的控股股东为联影集团，实际控制人薛敏。截至目前，联影集团持股23.14%。此外，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8.64%的股份，上海影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8.31%，上海中科道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6.46%。
提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两个悖论：其一是高社融与低投资间的悖论，这表明当前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其二是低信贷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间的悖论，后者才真正反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偿债压力巨大的事实。结合这两个悖论看货币政策，一方面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依然不畅，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是稳中偏紧的。在经济依然面临重大内外部不确定性、复苏依然不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并逐步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2.5%甚至更低的“合意”水平。 一、货币政策现存的问题 202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迎来V型反弹，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中性，但是经济复苏的背后存在两个奇怪的现象。其一，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并没有带来高速增长的投资，低投资与高社融并存的现象让我们不禁发问：钱去哪了？其二，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走势分化，较高的信用债利率与较低的信贷利率并存，那么，究竟哪个利率才能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的融资成本？ 第一，高社融与低投资相悖。2020年4月份以来社会融资规模以不低于12%的速度快速增长，1至11月份社融增量达到32万亿，相当于2019年GDP的32%。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速放缓的长期趋势下，实体经济真的需要那么多融资吗？可以看到，当前固定资产投资恢复缓慢，2020年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为2.6%，不到2019年末的一半，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投资还在萎缩。此外，企业存在明显的货币窖藏现象，2020年1至11月份新增企业定期存款5.1万亿，较2019年全年多增2.5万亿。结合高速增长的社融和同样高速增长的定期存款，为什么企业会一边大规模借钱，还一边大规模的存钱？ 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因为投资而产生的新融资需求，二是以往存量负债的展期融资需求，前者对应着新增投资规模，而后者主要反映的是债务人难以按期还债的借新还旧规模。所以，高社融与低投资相悖的现象说明，当前的高社融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 第二，低贷款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并存。2020年3季度货币市场利率Shibor 1周和DR007基本回升至了7天逆回购利率附近，并进一步抬升了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从信贷市场来看，3季度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小幅上行5bp至5.31%，但是与2019年末相比大幅下降了43bp，明显超过了同期1年期LPR的降幅30bp。但是从债券市场来看，3季度企业债收益率基本恢复甚至超过了疫情前水平，1年期和10年期AAA级企业债收益率分别达到3.17%和4.28%，较2019年末仅分别下行1bp和上行8bp。这表明，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传导出现了明显分化。对于较低的贷款利率与较高信用债利率，到底哪个才能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的借贷成本？显然是后者。因为存量社融的展期需求可以方便地通过信贷市场、由债务人与银行一一谈判达成，但是，这在公开的债券市场难以做到。由于债券市场难以借新还旧，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肯定会在债券市场暴露，进而表现为信用债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虽可以通过LPR影响信贷市场，但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依然是分割的两个市场。总之，相比LPR，债券市场的利率才反映了实体经济真正的借贷成本。在社融高速增长的情况下，2020年4季度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债券违约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也佐证了上述看法。 二、对央行姿态的判断 在总需求政策中，判断央行的姿态无非是从“价”或“量”两方面。前者指基准利率水平，特别是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后者主要看央行“扩表”还是“缩表”，以及货币供应水平变动。 首先，从“价”来判断，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货币政策偏紧。2020年4月份起国债收益率攀升、期限利差收窄，国债收益率曲线呈平坦化上行（图1）。3季度国债收益率便超过了上年末水平，11月份1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高点2.97%，突破1年期MLF，出现短暂倒挂；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高点3.35%，与1年期MLF的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图2）。国债收益率与中期政策利率的利差变化，说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一般来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达到3%，实体经济平均的借贷利率将在5%以上，在PPI为-2%和核心CPI为0.5%的情况下，这又相当于真实利率高达7%或者4.5%以上。无论用哪个物价水平来计算，真实利率都超过或者接近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的复合增长率（5%左右），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必然发散。 图1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图2 中国国债收益率与中期政策利率（%）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其次，从“量”来判断，货币供应增速放缓，货币政策偏紧。与疫情以来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大幅扩表相比，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不大，2020年前三季度央行资产增量3600亿，远低于2009年及此后平均每年2到3万亿的增量。从货币供应来看，2020年6月份起M2增速从11.1%的高点开始阶段性下行，3季度央行提出货币供应规模从“合理增长”转向“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 11月份社融同比年内首降0.1个百分点至13.6%（图3）。政策转向之下资金面压力渐显。对此，2020年3季度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力度明显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MLF的投放分别达到5万亿元和1.7万亿元，较2季度分别增加3万亿元和1.3万亿元。 图3 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无论是从“价”还是“量”来看，当前货币政策都是稳中偏紧的。但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经济复苏基础不甚稳固，以至于社会融资的膨胀更多得是为了借款人“续命”，信用风险已经先行在债券市场中暴露。总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不宜过快上行，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转弯的时点与力度，谨防货币政策急转弯。 三、建议 第一，进一步压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持续深入推进LPR改革，深化LPR在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FTP）中的内嵌程度，加强贷款FTP与LPR的联动性，加快推进LPR衍生品业务发展。灵活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疏通短期利率至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着力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和利率引导功能，保持短、中、长期流动性供需平衡，降低利率波动，稳定市场预期。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金融机构的贷后管理，避免信贷扩张冲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存款向投资转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于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健全地方专项债管理体系，加强资金与项目的对接，提高专项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第三，加强金融稳定，维护内外均衡。进一步拓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坚持以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完善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避免财政风险与金融市场风险的双向传导。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还需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 第四，适应财政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国债占我国央行资产的比重远低于日美欧等主要经济体，不利于提高我国国债的安全资产地位。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以国债融资支持中央财政支出的增长，而央行则应该通过公开市场大力购买国债。以国债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可以形成从短期到长期的可靠的收益率曲线，打通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向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传导的渠道，另一方面，这可以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从而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粗略估算，在实际GDP增长率5%、核心通胀1%的水平上，能够保证全社会新增收入覆盖债务利息的“合意”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应该在2.5%甚至更低水平。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下一步，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抓紧研究提出明年重点工作安排，持续推动早期政策落地，着力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大力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不断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新成效。
12月31日晚间，科创新源披露，近日，公司与自然人岳国东、吴曦东、许健（以下简称“转让方”）及苏州瑞泰克散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克”）签署了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公司拟以5000万元自有资金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瑞泰克865万元出资额（瑞泰克100%股权作价14,545.45万元），并对其增资3000万元，其中519万元计入其注册资本，2481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创新源累计持有瑞泰克55%的股权，瑞泰克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于本次收购，科创新源表示，是为抓住5G及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丰富公司散热系列产品类别，推进公司散热产品战略的落地实施。 资料显示，瑞泰克成立于2004年6月，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致力于丝管冷凝器、吹胀式蒸发器、过滤器、散热板、均温板及吹胀式液冷板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通信、新能源 汽车、家电、LED 等领域。 目前，瑞泰克拥有国家各类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核心技术近60 项，与许多大型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主要客户包括LG、CATL、Panasonic、海尔、MABE、中兴通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中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瑞泰克已成为中兴通讯5G散热器用液冷板主力 供应商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液冷板供应商。 科创新源表示，本次收购将进一步丰富公司散热系统架构，增厚系列散热件及散热系统产品类别，属于公司现有业务的延伸发展，并将与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互补效应，全面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巩固公司通信产品市场的同时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广发证券(行情000776,诊股)首席经济学家 郭磊 博士 报告摘要 第一，六大口径经济数据（工业、服务业、消费、出口、投资、房地产）中，只有地产销售增速略低于10月，其余仍在继续加速。 第二，从发电量到平均工作时间，经济数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七个亮点： 1）工业增加值突破了高基数，发电量增速站上两年以来的高点。 2）出口交货值增速亦站上两年以来的高位。 3）汽车产销量增速依然在高位。 4）房地产单月销量增速依然在双位数的高位。 5）消费电子部门景气有所反弹。前期回落的手机零售增速大幅回升，同期手机、电脑出口增速亦有回升，对应计算机电子行业增加值也出现了连续4个月下行后的反弹。 6）制造业投资显著加快，11月单月增速已至双位数。 7）城镇调查失业率进一步降低，另一个证明供给端活跃度的指标是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近年最高。 第三，数据也有一些领域存在负向的边际变化，但目前尚不影响复苏格局： 1）基建投资单月增速有所放缓。 2）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单月增速较低。 3）限额零售和餐饮偏弱，防控常态化之下这些领域存在天花板效应，打开空间有赖于疫苗。 第四，我们再进一步对经济特征做出总结，数据比较符合经济复苏中期的内生特征： 1）基建地产投资有所减速，但制造业投资上升趋势较强，完成有效承接。 2）外需扩张对经济的带动力仍处于较为明显的阶段，增加值增速较活跃的行业出口数据亦较强。 3）必需消费表现一般，但可选消费均表现较强。 第五，这一数据所对应的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会略超前期预期，关注这一过程从经济、政策两个维度带给市场预期的影响。 正文 六大口径经济数据（工业、服务业、消费、出口、投资、房地产）中，11月只有地产销售增速略低于10月，其余仍在继续加速。 11月工业增加值单月同比增速为7.0%，高于9-10月连续的6.9%。服务业生产指数为8.0%，高于10月的7.4%。消费同比增速为5.0%，高于10月的4.3%。出口同比增速为21.1%，高于10月的11.4%。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6%，高于10月的1.8%。只有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为12.1%，低于10月的15.3%，但这一数据仍高于三季度的9.9%和9月的7.3%。 经济仍处于较为典型的加速期。 从发电量到平均工作时间，经济数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七个亮点： 第一，工业增加值突破了高基数，发电量增速站上两年以来的高点。前期引领工业反弹的主要行业依然处于高景气状态。1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基数明显抬升的背景下依然显著偏强；发电量增速为6.8%，持平于8月，再度站上两年以来高点。其中电气机械、专用设备、金属制品、化工制品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8.0%（10月17.6%）、10.5%（10月8.0%）、13.8%（10月14.1%）、9.2%（10月8.8%），前期活跃的行业依然处于高景气状态。 第二，出口交货值增速亦站上两年以来的高位。11月出口交货值增速为9.1%，站上两年以来高位，这与同期21.1%的出口增速比较匹配。 第三，汽车产销量增速依然在高位。社零口径汽车销售同比增速为11.8%，略低于10月12.0%但依然在高位。增加值和产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8.1%。 第四，房地产单月销量增速依然在双位数的高位。房地产是下半年经济的原发驱动力之一。如前所述，11月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低于10月，但依然高达12%以上。 第五，消费电子部门景气有所反弹。前期回落的手机零售增速大幅回升，同期手机、电脑出口增速亦有回升，对应计算机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也出现了连续4个月下行后的反弹。通讯器材销售单月增速为43.6%（销售额达823亿），较10月的8.1%大幅回升。11月手机出口增速为29.2%，显著高于前值的-20.2%；自动处理数据设备出口增速为18.6%，亦较前值反弹；在内外销共同影响下，计算机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为9.3%，这一数据今年高点是6月，逐步下行至10月后出现反弹。 第六，制造业投资显著加快，11月单月增速已至双位数。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为-3.5%，较10月的-5.3%显著回升，隐含11月单月增速已在双位数。 第七，城镇调查失业率进一步降低，另一个证明供给端活跃度的指标是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近年最高。1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至5.2%，这一数据已回到2019年底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这个指标走高至46.9小时/周的近年新高，周工作时间较高意味着需求端上升较快，已导致供给端偏紧。 数据也有一些领域存在负向的边际变化，但目前尚不影响复苏格局： 第一，基建投资单月增速有所放缓。基建投资单月增速为5.9%，低于10月的7.3%和5-10月平均的7.7%。这一点应和财政支出节奏有关，正常季节性之下广义财政空间已大致释放完毕。 第二，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单月增速较低。地产新开工、施工、竣工单月增速分别为4.1%、11.9%、3.1%，均比较稳定，施工甚至显著高于前值；地产投资单月增速为10.9%，小幅低于10月的12.73%。但土地购置单月增速只有-15.6%（前值-5.6%），明显较低，这一特征是否与“三道红线”的影响有关尚待进一步观察。 第三，限额以下零售增速变化不大，餐饮收入增速甚至低于10月。防控常态化之下这些领域存在天花板效应，打开空间有赖于疫苗。限额以下零售增速为0.9%，好于10月的-0.9%但仍属低位徘徊。餐饮收入增速为-0.6%，低于10月。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这些领域的修复存在一定的天花板效应，未来打开空间有待于疫苗落地。 我们再进一步对经济特征做出总结，数据比较符合经济复苏中期的内生特征： 第一，基建地产投资有所减速，但制造业投资上升趋势较强，完成有效承接。如前述数据，基建地产投资单月增速有不同程度放缓，分别反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脉冲高峰过去；但补库存补产能的驱动之下，制造业投资上升较为迅速，有效填补了FAI的缺口。 第二，外需扩张对经济的带动力仍处于较为明显的阶段，增加值增速较活跃的行业出口数据亦较强。电子、电气机械行业出口分别增长14.8%、18.3%；汽车、金属制品、专用设备行业出口增速分别为20.4%、13.8%、13.3%。 第三，必需消费表现一般，但可选消费均表现较强。11月粮油食品、烟酒、日用品等必需消费品增速均低于10月；但汽车、家电、手机、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可选消费均表现较强。 这三点比较符合经济“复苏中期”的特征。尤其是在内外需的联合带动下，制造业投资有效承接了政策部分（基建地产）的适度回落，它让经济增长内生性更强。 这一数据所对应的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会略超前期预期，关注这一过程从经济、政策两个维度带给市场预期的影响。 10-1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值为6.9%；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均值为7.7%；均显著偏高。如果从支出法视角来看，10-11月出口增速为16.3%；消费增速均值为4.7%；固定资产投资在10%以上。粗略看只有消费低于疫情前，而目前趋势下12月消费数据大概率会进一步加速，不排除四季度GDP会较前期预期偏高。 后续这一数据的落地可能会带来两个影响：一是复苏预期进一步确认；如果再考虑到目前疫苗尚未落地，市场会理解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二是政策稳增长的必要性进一步下降，财政、货币、金融政策收敛的预期将会进一步形成。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出席会议并在“高峰论坛”环节发表致辞。他指出，未来我国在提升权益类投资方面还有较大潜力。老龄化和低利率两个重大结构变化对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而言，既意味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资管行业须要为更多长期养老储蓄提供权益类资产配置机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关键在于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他表示，未来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 以下为致辞全文整理。 资管转型如何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我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首先，在美国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资管市场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当中，权益类的包括有一定信用风险的还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共同基金里面货币基金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来权益类的、风险类的资产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也包括一些另类的投资和一些特殊资产的投资。 从成熟市场看，资管资产的结构与金融机构表内资产结构有较大差异，表内相对来说是风险偏好相对适中的；表外的这一块，风险偏好比表内的明显要高。我看到有很多数据都反映出这个情况，比如国内所说的权益类等非标资产，大体相当于国外所称的另类资产，在国外大型资管机构中占有一定比重，这种情况在成熟市场比较普遍。 为什么资管市场的结构可以更倾向于具有一定风险的资产配置？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因为它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投资人自担风险，受托人则履行受托义务，投资者和管理人之间是信托关系；相反，如果是表内资产，投资者（存款人）和金融机构（银行）之间就是债权债务关系，此时的风险承担者是银行，其资金运用的风险偏好自然要低一些。同时资管相对于个人投资而言，又具有集合投资优势：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人就专门做这些，投研能力一般强于普通个人投资者；此外，它也是一个长期投资，我们看到国外的市场中，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是资管的重要资金来源。正因为是集合投资、专业投资、长期投资，资管的风险偏好可以更大一些，权益类等风险投资主要依靠资管特别是养老金等长期投资。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资管结构中低风险的或中低风险资产占比较多。比如，R1-R5这5级，相对来说R1、R2是低风险的，R3是中风险，这三部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我们的权益类资产比重，即使在发展较早的公募基金，只有10%左右，绝大部分还是货币类、固收类资产。中外资管结构差异，有很多复杂因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们的理财投资者或者资金来源中，个人普通投资人占的比重较大，机构投资人占的比重还较低，这和国外有很大不同；二是我们的长期资金比如各种各样的养老金，以及我们银行的长期储蓄，投入资本市场的还比较少。一方面，从我国居民资产结构来看，权益类等风险资产的比重在上升，但另一方面比重还很低，再加上房产的比重占比很高，居民广义储蓄真正投向资本市场的不多。无论是投资者的结构还是投资者本身的资产结构，跟成熟市场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未来的巨大潜力。 尽管资管增加权益投资是一个过程，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趋势。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推进，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支持，资管的权益投资比重将有一个较大幅度增长。 第二， 从全球宏观环境变化来看：一是低利率；二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两个重大变化可能在各个国家尤其在主要经济体当中都不同程度地正在发生并延续。 在这种情况下，资管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这当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一方面，人们的寿命在延长，养老储蓄需要在上升，当下可能需要储蓄得更多或者对我们当下储蓄的保值增值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利率尤其是无风险利率又在不断走低。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要求养老等长期储蓄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比重，以对冲长期储蓄增多叠加利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第三，资管增加权益投资，也是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正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的要求日益紧迫。对资管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言，都是在把储蓄转化为资本，但关键是什么样的资本。显然，适应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需要的，是更能承担一定不确定性风险的资本，而不只是需要获取固定收益的债务融资，我们更需要能够承担不确定性、承担风险的资本。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资本形成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是有一定技术创新、有一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资本。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再到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会议，都特别强调要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就是为了适应我们的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资管应更多地发挥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优势作用，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我认为这一点应成为资管转型的核心。 最后，我们的资管新规本着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准则，推行净值化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非常正确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我们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资管转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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