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巨一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公司此次拟募资20.03亿元投向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等项目。巨一科技专注汽车等先进制造领域，公司是具备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主流供应商。客户星光熠熠巨一科技成立于2005年1月，注册资本1.03亿元。公司致力于围绕汽车行业的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产品主要包括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和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产品。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方面，公司主要包括汽车白车身智能连接生产线、汽车动力总成智能装测生产线、动力电池智能装测生产线，融合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运营管理系统，为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动力电池等领域的客户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柔性化和智能化提供解决方案。电驱动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公司拥有包含电机、电机控制器、集成式电驱动系统在内的完整新能源电驱动系统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产品供应商。凭借深厚的研发实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巨一科技与知名国际整车企业、合资整车企业、造车新势力、国内整车企业、外资零部件企业、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了行业内主流客户的广泛认可。公司的国际整车企业客户包括德国大众汽车、美国特斯拉等；合资整车企业客户包括北京奔驰、一汽大众等；造车新势力整车企业客户包括特斯拉（上海）、蔚来汽车、理想汽车等。毛利率存下滑风险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6月，巨一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12.25亿元、14.14亿元、17.26亿元和7.59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87亿元、1242.78万元、1.50亿元和3129.76万元。公告显示，巨一科技建立了强大的研发技术团队，始终围绕客户需求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积累了较强的技术优势和研发优势。公司在汽车白车身智能连接生产线、动力总成智能装测生产线、动力电池智能装测生产线、数字化运营管理系统以及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等应用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储备。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12125.16万元、13861.20万元、15246.41万元和7845.74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90%、9.80%、8.84%和10.34%。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2.33%、26.54%、24.34%和22.24%。公司表示，随着同行业公司数量增多及业务规模扩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整体利润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同时，由于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项目执行期间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等会出现波动，公司毛利率存在下滑的风险。此外，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业务存在下游应用车型批量生产上市周期长、产品应用车型终端销售存在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在产品规模化销售前，相关研发、市场开拓及生产准备投入较大。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业务收入分别为39165.77万元、48202.78万元、56023.83万元和3686.93万元。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业务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夯实主营业务公司本次拟募资20.03亿元投向主营业务，具体项目包括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项目、汽车智能装备产业化升级建设项目、通用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公司表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解决产能瓶颈，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和市场份额，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未来战略规划方面，公司表示，将围绕VR/AR等提升设计开发的智能化水平；围绕机器视觉、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决策等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通过5G、大数据管理、工业互联、边缘计算等提升运营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公司表示，将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并形成以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提升智能装备的技术内涵和竞争力，在立足于汽车行业基础上，积极向半导体、医疗器械、3C等领域拓展。同时，与国内外知名车企合作，提升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持续建设国内一流的电驱动系统开发和制造基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成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行业领军企业，并适时拓展其他核心部件业务，持续做大做强。此外，持续推动全球化战略，积极建设全球化布局的研发和业务体系。
掌握全球最大的硬岩锂矿、参股全球最大的盐湖矿，锂业巨头天齐锂业(行情002466,诊股)（002466，SZ）原本希望成为新能源时代的沙特阿美。 但站在杠杆上起舞的这位锂巨头，却因为缺失支点，从高处跌落。让它失去支点的，则是超过18亿美元的贷款债务。 原本，11月29日便是天齐锂业最后的债务偿还日。在关键时刻，银团允许天齐锂业贷款展期。但要解决债务危机则需拿出真金白银，天齐锂业要么放弃锂矿，要么放弃盐湖。一番博弈拉锯，最终达成一个折衷方案——一家澳洲矿企入股天齐锂业旗下澳洲锂矿公司泰利森的间接母公司TLEA（但天齐锂业仍保持对后者的控股）。 经过这番入股与展期，天齐锂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蒋卫平似乎迈过了一个坎。但这一结果，毕竟与天齐锂业此前两次“蛇吞象”并购的成功结局，截然不同。因此，这无疑也给出了一个深刻教训：周期低点的豪赌和周期高点的豪赌全然不同。行业景气度高，可带来巨大的现金流，债务风险被迅速对冲。而一旦周期反转，现金流枯竭叠加债务就是两座大山，令公司不堪重负。 如今，天齐锂业看似危局缓解，但公司毕竟也因陷入债务泥沼而错失了两年宝贵的时间。未来，天齐锂业又当何去何从？ 迎来曙光 11月14日，仅剩半个月时间，天齐锂业的18.84亿美元债务就要到期。18.84亿美元占其净资产比例达179.35%，昔日十倍大牛股，如今却倍感债务之压。 但债务压力并非起始于11月，天齐锂业的危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天齐锂业举债完成收购SQM时，那波起始于2015年的新能源红利已消失殆尽，整个锂行业进入下降周期。产品价格下滑带来的影响是，2019年天齐锂业实现营收48.41亿元，同比减少22.48%，净亏损高达59.83亿元，同比减少371.96%。 天齐锂业2019年业绩爆雷 “大白马”业绩爆雷，市场哗然，而公司亏损的另一主要原因，正是对SQM的减值计提。 内忧外患之下，天齐锂业终在今年11月再迎“大考”——逾18亿美元的债务即将到期。 摆在它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如当年国内“钾肥之王”盐湖股份一样破产重整，资产清算，另一条就是债务展期，给一个筹措资金的缓冲期。 但选择的主动权不在天齐锂业，而是以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为主的贷款银团。如果债权人执意天齐锂业恪守两年前的借贷契约，或将酿造今年最轰动的全球矿业巨头破产案。 靴子落地前的静籁时分，天齐锂业濒临极限的压力从各方面溢出。公司和外界打交道的人谨言慎行，每说一个字似乎都斟酌万分。天齐锂业子公司高管亦保持静默，对一切讳莫如深。 最实诚的还是股价，11月16日~19日，天齐锂业眼巴巴地望着对手赣锋锂业(行情002460,诊股)，撞线千亿市值，而它的股价却下跌超13%，大有跌破前期平台之势。一个趋势向上，一个破位向下，锂电双雄的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天齐锂业与赣锋锂业2020年股价走势对比 天齐锂业的融资手段已非常有限，增发、H股上市、债转股、配股……要么已经用过，要么已经夭折。最现实的莫过于天降“白马骑士”，可它在哪里？ 6000亿元市值的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斥资百亿砸向产业链，但“朋友圈”里没有天齐锂业。背靠四川省能投集团的川能动力(行情000155,诊股)，已把重心放在亚洲最大锂辉石矿李家沟，也没有和天齐锂业传出“绯闻”。 国资和民企不愿成为“白马骑士”，并非天齐锂业没有吸引力。 “窟窿太大，战投有疑虑。”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说。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当中存在估值分歧，毕竟，能以最小代价拿到全球最优质锂辉石矿、阿塔卡玛盐湖的股权，才是攫取利益的最优良机。 “只要想还钱还是有办法的，就看老蒋（天齐锂业实际控制人）舍不舍得了。”资深的行业分析师这样点评道，他所说的舍得，意指开发阿塔卡玛盐湖的SQM和泰利森。阿塔卡玛盐湖，有冠绝全球的碳酸锂储量；泰利森，拥有世界上正在开采的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矿藏——格林布什锂矿。 这全球两大稀缺资产，是天齐锂业手里人人皆知的底牌。在天齐锂业的自救局中，蒋卫平打的是“明牌”，要么保锂矿，要么保盐湖。 选择保锂矿，则意味“锂矿+盐湖”的双头战略破产，举债收购SQM成了白折腾。选择保盐湖，那就是整个上市公司核心估值逻辑的崩塌，毕竟那无法控股的盐湖，怎么能支撑起公司300亿元市值？ 两难之间，12月8日晚，利好消息终于到来。天齐锂业那晚宣布，其子公司引入澳大利亚战投IGO。其自救路径选择了一种折衷方案，允许外部投资者染指泰利森的间接母公司TLEA，但天齐锂业仍手握控制权。 天齐锂业债务危机的阴霾渐渐散开，子公司一名高管于9日发了一条朋友圈：“迎来曙光。” 喘息时间 战投IGO，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采矿和勘探公司。2018年财年~2020财年，IGO分别完成营业收入37.96亿元、38.23亿元和43.42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则为2.56亿元、3.66亿元和7.55亿元。 根据拟签署的《投资协议》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天齐锂业全资子公司TLEA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IGO，后者以现金方式出资14亿美元认缴TLEA新增注册资本3.04亿美元。 引入IGO前后的TLEA股权结构 由此，天齐锂业将持有TLEA注册资本的51%，IGO持有TLEA注册资本的49%。 战投增资的14亿美元一解燃眉之急，并紧扣下一环——银团展期。 银团方面表示，将本该今年12月底还清的18.84亿美元贷款展期至2021年11月底，同时在TLEA完成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且通过该交易偿还贷款本金不低于12亿美元等情形下，该期限可自动延长至2022年11月底。与此同时，将另外一笔12亿美元的到期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由此前的2023年11月底展期一年至2024年11月底。 在墨柯看来，天齐锂业还谈不上走出困境，但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天齐锂业“打明牌”且招数有限的情况下，“白马骑士”IGO的到来超出预期。一是保住泰利森控股权，未让另一巨头雅宝行使优先购买权，二是IGO没有强求锂精矿的货权，天齐锂业锂矿供应路径犹在。 但一位资深行业分析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整个投资协议顺利完成，债务问题才算是解决。IGO和天齐锂业的投资协议涉及诸多的先决条件，且均为充分必要条件。 较为核心的先决条件包括： 天齐锂业的一家孙公司将其持有的TLA之100%股权转让给天齐锂业全资子公司TLEA； 天齐锂业与并购贷款银团就展期签署与《条款清单》基本相符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且不晚于今年12月28日达成该等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 内部重组取得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及澳大利亚相关税务部门的审批。 上述第一条，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让IGO也得以通过TLEA间接持股TLA。但TLA还不是目标，其持有100%股权的TLK，或更像是IGO看中的资产。 TLK系天齐锂业为实施澳大利亚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而设立的公司。它的投资项目包括澳大利亚两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氢氧化锂是更高阶的锂盐，较碳酸锂生产工艺、锂精矿纯度有更高要求。据Roskill推算，NCM811（三元锂电池开发路线之一）的占比将从2019年的2.1%提升至2025年的27.4%。2020年氢氧化锂需求增幅高达71%，是氢氧化锂的需求爆发元年。目前，TLK正在建设的奎纳纳氢氧化锂项目处于暂缓建设状态。天齐锂业将把IGO一部分的增资款用于偿还并购贷款，另一部分则作为氢氧化锂工厂的运营和调试补充资金。 这样看来，IGO不仅看重了天齐锂业的泰利森，还看重氢氧化锂。 无论如何，65岁的蒋卫平迈过了一道坎，这一把牌玩得谈不上赢，但起码比至暗时刻的处境要好。 三把赌局 牌桌上说，难的不是赢一把，而是把把赢。蒋卫平不能免于此论。 他这一生已有三次豪赌，第一次是49岁。 1992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锂盐厂在射洪县诞生。当时尚未大红大紫的章子怡为当地沱牌酒厂拍广告时，这家锂盐厂还在年年亏损。到2004年改制前，射洪锂盐厂累计亏损超6000万元，濒临破产。天齐锂业是射洪锂盐厂的供货商，代理进口锂辉矿供应给对方。客户破产，供应商将焉附？蒋卫平决意接盘射洪锂盐厂，并承诺接过全部债务。 从锂化工的代理商到生产商，蒋卫平的天齐锂业有了基本盘。但这个基本盘要面临原矿的卡脖子领域。智利矿业化工SQM、美国的富美实（FMC）和洛克伍德，以及澳大利亚的泰利森，四家巨头囊括了全球超过90%的优质锂资源。当年国内矿石提锂厂商使用的锂精矿，有90%从泰利森进口。同泰利森的价格谈判就像小媳妇进婆家，两头受气。2011年泰利森将锂矿价格提高10%，2012年1月再次涨价15%，十足的有矿“任性”。 诺贝尔化学奖的“锂电池之父”古迪纳夫曾向全世界发出警告，锂资源的重要性不亚于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一旦锂资源开采出现瓶颈，可能会跟石油一样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正如丘吉尔在一战前夕的一句名言：“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也就得不到谷物，得不到棉花，得不到许许多多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的商品……” 在锂的“白色石油”时代，各国的巨头都在找矿，泰利森更是被垂涎已久。 2012年8月23日，洛克伍德公司突然宣布全面收购泰利森，若收购成功，洛克伍德将控制全球锂辉石矿产能的54%。全球锂矿格局将成为铁矿三巨头的翻版，下游企业为垄断定价者打工。 2012年正处于中国新能源(行情600617,诊股)革命前夕，王传福刚刚推出第一台量产纯电汽车——e6，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曾毓群方才火急火燎地创立宁德时代。一旦锂矿上游联手涨价，缺乏替代弹性的中下游将是一片哀嚎。 此时，57岁的蒋卫平决定出手，第二次赌上全部身家。 当时，洛克伍德资产接近400亿元，年收入150亿元左右；标的泰利森，资产总额21亿元，营收9.3亿元。而天齐锂业2012年净利润不过4000万出头，总资产15亿元出头。 要阻止洛克伍德收购只有一个办法——3个月内凑足30亿元的并购款。 15亿元的体量要拿下8倍于己的大块头，蒋卫平后来回忆道：“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我把公司的有效资产和自己的家产全部押了上去。” 背水一战，没有退路，现代版的“大卫和歌利亚”为天齐锂业套上悲壮色彩。更有人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称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真正意义上的“中原之战”。 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2014年，天齐锂业通过精心设计的收购方案吃下泰利森，成为能够左右全球锂业格局的巨头。洛克伍德则被雅宝收购，全球锂势力完成新旧替代。 天齐锂业收购泰利森后，负债率从20%出头增长到45.82%。但对于有色矿企来说，这一负债比率中规中矩，符合业内惯性。 消化泰利森的四年后，蒋卫平开始了第三次豪赌，这一次的目标是SQM。 SQM拥有的阿塔卡玛盐湖，是号称90年不下雨的全球最大盐湖。通过卤水提锂，较矿石有更高边际效率和更低的边际成本。一吨碳酸锂的成本在7000美元之上，盐湖提锂成本则不到它的一半。 阿塔卡玛盐湖是智利的稀缺战略资源，内部纷繁复杂的体系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因素。全球最大的化肥公司加拿大钾肥公司（以下简称加钾公司）一直野心勃勃，但方法用尽也没拿到控股权。2017年10月18日，加钾公司突然对外公布，将在未来18个月内剥离其所持有的SQM的32%股份。加钾公司的放弃，是一次机会成本选择，要么放弃SQM，要么放弃和另一家钾肥巨头合并。 但对于SQM的外部投资者，特别是新能源产业链的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竞购、当地法庭反垄断审查等波折，2018年5月28日，天齐锂业发布公告称，将以40.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SQM23.77%股权。 众所周知，这40.66亿美元是天齐锂业向银团借的，且按SQM历史高位溢价接盘。 2017年，天齐锂业的总资产只有178.40亿元，但为了这个交易机会，蒋卫平管不了那么多…… 至此，作为全球最大硬岩锂矿控制者，全球最大盐湖的第二大股东，天齐锂业晋升全球锂业三巨头之一。 但代价同样巨大，截至2019年期末，天齐锂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0.9%。 周期规律 两次蛇吞象，第一次吞下去，第二次却差点吐出来。仔细观察蒋卫平两次加杠杆所处的行业环境，这印证了一句话，个人的奋斗要结合历史的进程。可以说，锂电行业前后完全不同的市场处境决定了蒋卫平两次不同的命运。 2011年，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e6续航达到300公里，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实现技术突破。同年，曾毓群解决电池隔膜问题，另一技术路线三元锂电池实现突破。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的另一端，马斯克剧透了Model S，特斯拉的时代即将来临。 之后，蔚来汽车、理想汽车、威马汽车等造车新势力纷纷登场，锂的需求迎来大爆发。 2014年8月，工业级碳酸锂价格在4万元/吨出头。一年后，碳酸锂价格暴涨到18万元/吨。 2016年，天齐锂业净利润顺着周期利好，同比增长510.03%。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而蒋卫平的这个十年，充分“享受”了一场新能源革命。 天齐锂业子公司一名总经理曾向记者描述当时的盛况：很多客户提前打预付款进来，就是为抢货。 并购带来巨额的现金流贴现，蒋卫平被打上成功的标签，光芒万丈。 在周期高点起的楼，多在低点楼塌。当周期逆转，天齐锂业顿显黯淡。2017年，碳酸锂价格高位来临，之后，便从17万元的高点跌向4万元。一波杀跌击穿锂矿运营商成本线，西澳高成本矿山停产新闻层出不穷。 收入不再能覆盖财务利息费用，高杠杆的天齐锂业面临现金流枯竭的绝境。再加上锂价处于高位区间时，天齐锂业的产能扩建等四面出击行为，更使之雪上加霜。 天齐锂业的案例，着实让人见识到了并购这把“双刃剑”的威力。行业“戴维斯双击”把它送上天，转眼又狡黠一笑，最后因“戴维斯双杀”回到人间。 蒋卫平的理想远大，但须知，任何理想都离不开可调配资源的支撑。经济学家米塞斯说，行动人通过投入和产出比确定行动效果，经济计算是对未来行动预期结果的估计。全球锂资源稀缺，这意味着可获得的代价昂贵。 任何商业行为要有经济核算的约束，无视这一法则将会受到因果律的惩罚。 目前，天齐锂业的债务危机看似得以缓解，蒋卫平对未来也带着乐观。 在12月9日接受调研时，他说道：“通过这次交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从81%下降至约63%，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公司资产负债率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将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还将继续积极推进降杠杆工作，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从而摆脱因高负债而影响公司后续发展的困境。” 所幸，现在锂价回暖，有色产业整体拐头向上。 墨柯表示，锂价今后可能进入上行通道，现在要的就是时间。有了时间，资产的生产过程不会被中断，钱可以一点一点还。 但如果不牢记教训，这一次过了关，下一次呢？ 记者手记｜逆势而为不如伺机而动 写这篇稿子很容易让人想起2015年9月，那时天齐锂业市值不过百亿出头。产品碳酸锂价格暴涨，天齐锂业股价天天爆量拉涨。财报出来后，业绩得到证实——70%的毛利率还带高成长，是货真价实的大白马。 然而天齐锂业走到现在的境地，着实令人唏嘘。“白马失蹄”，是因为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在周期高位的赌局——产品价格下跌叠加债务的加强版“戴维斯双杀”。 如果蒋卫平能再等一等，或者再等待新时机，结局可能不会这么糟糕。诚然他有很宏大的“锂想”，但谁没有梦想呢？ 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逆势而为将承受巨大代价，而它也可能成为压垮上市公司的一根稻草。天齐锂业的案例再次说明刚性财务纪律和经济核算的重要性，经济法则不可违背。
1月4日，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召开国常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以下简称《印花税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根据《印花税法草案》，在涉及到资本市场关注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事项上，主要有两点。一是总体保持现行税制不变，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纳入法律规范。二是草案规定买卖、技术等合同和证券交易的税率维持不变，也即证券交易印花税仍维持成交金额（卖出）的千分之一的税率不变。 此外，根据2018年11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或者税率调整，由国务院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因此，一旦《印花税法草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上述三点就将成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新政的重要内容。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纳入法律规范，这是资本市场重要性的体现，也是资本市场近30年发展的结果。因为资本市场不再是试验田，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行为规范同样也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这是对资本市场发展的一种肯定，它表明了资本市场重要性的提高。 其次，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或者税率调整由国务院决定，这对于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因素。如果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是走立法程序的话，这个流程就比较漫长，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及时性就没有保证。比如股市低迷，管理层希望通过降低印花税来激活市场交易，如果是走立法程序来修改印花税法，这没有一、两年时间都很难修改下来。但如果是由国务院直接决定，其程序就简单了很多，调整的效果也会好很多。 当然，从短期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新政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表现为中性。因为《印花税法草案》明确规定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率维持不变。所以，从目前来看，《印花税法草案》获国常会通过，这只是税法完善的过程，不存在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因此不对股市形成太大的影响。 而实际上，从目前的股市来看，市场对印花税调整的呼声也不高。毕竟目前的税率总体上来说还是市场可以接受的。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是2008年9月19日确定执行的，当时正逢全球金融危机，A股持续大跌，管理层将证券交易印花税1‰的税率由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即向卖出方征收印花税，而买入方免征印花税。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了现在。这一税率之所以得以长期执行，这也表明了这一税率总体上是在市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当然，从与国际市场接轨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有取消的必要。毕竟国外一些成熟的股市，大都是取消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如美国，早在1966年就废止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德国1991年废止；日本1999年废止；新加坡2001年废止，证券交易零税率。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虽然目前还征收印花税，但税率普遍较低。当然，是否进一步降低或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这是资本市场下一步或未来可以考虑的事情。并不是A股市场的当务之急。 就资本市场的税收来说，当务之急是应该取消红利税的征收。因为对于A股市场来说，红利税是一个不合理的税种。比如，它只向个人投资者征收，而个人投资者明显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并且个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以投资亏损居多。又比如，A股市场很多上市公司本身就缺少投资价值，而红利税的征收进一步削弱了这些股票的投资价值。 尤其重要的是，红利税的征收让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回报变成了一种“投资惩罚”，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越多，对个人投资者的“惩罚”就越重。比如上市公司每股分红0.50元，投资者按10%扣缴红利税，则每股交税0.05元；如果每股分红1元，投资者每股交税0.10元。由于上市公司分红在市场上本身就要进行除息处理，这就意味着红利税征收部分就相当于投资者的损失，上市公司分红越多，投资者的损失就越大，这显然背离了价值投资的准则。因此，借《印花税法草案》获国常会通过之机，本人再次呼吁资本市场能尽快取消红利税的征收。
证券时报记者 刘宝兴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股份”）即将登陆科创板。据悉，天能股份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是一家以电动轻型车绿色动力电池业务为主，集电动特种车绿色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汽车起动启停电池、储能电池、3C电池、备用电池等多品类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内绿色电池行业领先企业之一。据了解，天能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铅蓄电池及锂离子电池等绿色电池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围绕“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新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智能化、全球化、平台化”战略为方向，以客户体验为中心，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了“铅蓄电池+锂电池”为主的绿色电池产品体系，现已成为国内铅蓄电池行业的龙头企业，电动轻型车锂离子动力电池行业的优势企业。天能股份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电池产品。一方面，基于天能股份稳定优良的产品品质、系统化的售后服务及强大的市场基础，“天能”逐渐成为知名的动力电池品牌，“天能”商标随之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并于2019年12月入选2019中国品牌强国盛典榜样100品牌，天能股份品牌逐步实现高端化。另一方面，天能股份与帅福得（SAFT）合资，双方在储能电池、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技术、市场领域将深入合作，有利于促进天能股份品牌的国际化。此外，天能股份持续加强其品牌宣传。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天能股份开始实行“去产品化”、“年轻化”、“C端化”、“全球化”等品牌战略，着力打造品牌吉祥物泰博，首创“8.19”电池节，进一步横向拓展品牌影响力的辐射范围、纵向加深品牌传播力度。未来，天能股份将以多年在绿色电池行业积累的技术优势、制造体系优势、市场渠道优势、品牌建设优势及信息技术体系优势，打造铅蓄动力电池的国际龙头地位，进一步扩大锂离子电池的产品竞争力及市场布局，积极拓展起动启停、储能等领域业务，持续探索燃料电池及等下新一代电池领域的技术，做到“应用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力争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商。
8年前，陈蔓（化名）的生父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后被判处死刑。父亲杀妻后准备卖房，但买主在交了55万元购房款后，房子没能过户。2020年10月，河南郑州中院终审判令9岁的陈蔓“替父还债”55万元。 因无法还钱，11月25日，法院向她发出限制消费令。领着低保的陈蔓对此一无所知。生活在陈蔓周围的“亲人”中，唯一和她有血缘关系的是外公王某某。 近日，该案件引发广大网友高度关注。 12月16日凌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声明》。金水法院表示，立即对案件进行了复查，郑重地对大家说一声：“我们错了！” 金水法院指出，对未成年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不符合相关立法精神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是错误的。该院已依法解除了限制消费令。该院就此错误向当事人和网友诚恳道歉！ 15日，光明日报客户端发表署名为同济大学法学教授金泽刚的评论称，9岁孤女无力还父债被限制高消费是机械执法。 这篇评论文章称，就房产本身而言，买房人付款行为发生在2012年，2017年起诉要房。这五年房价肯定上涨了。法院以擅自处分共同财产为由不把房判给购房者，对女孩的保护无疑是有利的。在其他继承人都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即使背起这55万的债，受益人也是女孩。如果如报道所言，杀妻的丈夫拿走的55万有一部分用于抚养孩子，那孩子也是客观上的受益者。 但也有人同情买房者，认为买卖合同无效，买房者拿不到房，法院判决陈蔓还钱也没钱还，除了限制高消费，买房人没有其他救济途径。 诚然，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要解决申请人如何讨还被骗的购房款问题。由于债务人死亡，依据法律规定，应该以其遗留的财产进行清偿，但当财产仅仅只是一套房产，且有人居住时，拍卖房产还债就是个难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但本案陈蔓作为房产继承人似乎又成了义务的承担者，不符合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条件，这或许正是其作为被执行人的理由。 不过，仅依民诉法规定将9岁的陈蔓作为被执行人，与民事实体法明显相悖。因为根据民法总则规定，9岁的未成年人在民法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陈蔓继承财产利益可以，但涉及财产被执行之类则不行。 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将9岁的未成年人作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决非规定之本意。如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可9岁的陈蔓哪里理解执行通知书意义何在，她又怎能实施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 还有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令由人民法院院长签发。限制消费令应当载明限制消费的期间、项目、法律后果等内容。可见，限制消费令是一种很严肃的法律措施，适用一个9岁的孩子极不严肃。 最后，第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可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对于9岁的陈蔓又能适用吗？姑且不说她是否违反规定，即便是违反了，也不适用拘留，更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亦是基本的法律常识。 所以，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规定根本不适用于一个9岁的孩子，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顶多是一次机械执法而已。解决父亲的债务纠纷只有等到陈蔓成年以后，依据继承房产的情况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不仅如此，基于国家监护理论，今后，有关部门还应该时刻关注着陈蔓的生活，适当的时候介入救助。从报道看，陈蔓仅有外公照顾，但在小陈蔓的印象里，外公大多数时间孤身坐在电脑旁搜资料、看文书，特喜欢打官司，“很神秘，每次和人说话都关着门”。一旦失去外公的照顾，有关部门就应当担负起监护的职责。 即将于2021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应该只是停留于静止的文字表述，而是要落实到鲜活的个案中。让该法规定的社会保护、政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不是止于空谈。
12月16日，在荣耀七周年纪念日当天，荣耀CEO赵明发微博称，今天是新征程的第一站，荣耀的新品将很快与大家见面。 从华为独立后，当前的新荣耀正发力构建更密集的线下渠道网络，为开打销路做铺垫；同时，在最为关键的芯片供应上也取得突破。本月初，美国芯片大厂高通曾表示，目前已与荣耀方面开展对话。 以下是赵明公开信原文： 全球的荣耀用户和朋友们：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荣耀的关爱和支持！ 今天，荣耀迎来了七周岁生日，而今年荣耀开启全新征程，也让这个生日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荣耀真诚地感恩每一位使用荣耀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感恩与我们同舟共济的渠道和零售伙伴；感恩始终坚持高质量提供元器件和生产产品的供应商、制造商伙伴；感恩荣耀的所有同仁，因为你们，荣耀可以把一切可能都变成现实；感恩所有让我们成长的人。 不忘初心，方能致远。七年的成长，创新、品质和服务已经成为根植于荣耀血液中的文化，未来我们将持续为消费者打造设计惊艳、性能卓越、体验超凡的产品。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荣耀的新品将很快与大家见面，为消费者打造最好的产品，永远是荣耀前行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再创荣耀！ 据了解，新荣耀的管理层除赵明外，还有董事长万飚。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我们提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广为采用的经典分析框架，人口人才是区域经济和各行各业兴衰的根基。我们在前期系列报告中提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逻辑，指出人口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趋势。 摘要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约630万；其中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在求职者中，约四成为流动的跨城求职者。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高峰均在春节后的3月。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37%，高学历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 榜单概览：上海连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为衡量不同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其中，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和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2019年应届生和海归人才流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14%、13%、7%、7%，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活力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大；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持续稳定净流入，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信息技术产业等发展吸引人才；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2017年“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 风险提示：样本偏差；简历投递与实际人才流动可能存在一定出入 目录 1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2 榜单浏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 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2.2 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聚集、京津冀人才流出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3.1 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3.2 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正文 1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但当前能够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例分别在2011、2013年见顶，标志着过去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消逝，中国亟需转向人才红利。并且，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随后进入负增长。在此背景下，2017年以来全国约10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既是抢年轻人口更是抢人才。一般可通过官方常住人口数据分析人口流动，但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特别是在非普查年份。为此，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态势。 数据说明及特征：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个人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630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为的用户中约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2015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四成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的流动人才。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求职高峰一般在春节后的3月，2019年3月求职人数和流动人数占比分别为11.3%、13.1%，2018年分别为12.1%、12.3%。 1）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智联招聘平台求职人才中男女比例为54：46，其中流动人才男女比例为60：40，说明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4：46、64：36，2019年流动人才的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2）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2019年求职人才中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岁及以上分别占比30.2%、34.5%、20.5%、8.8%、3.4%、2.6%；流动人才中各年龄段人才分别占比30.7%、34.1%、19.6%、8.8%、3.7%、3.1%，求职人才和流动人才的年龄结构较为吻合，18-35岁分别占比85.1%、84.4%，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86.1%、78.6%，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18-35岁。 3）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7%，表明高学历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2.5%、13.0%、38.4%、41.5%、4.7%，其中流动人才各学历分别占比为2.1%、10.4%、36.8%、45.0%、5.7%，流动人才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比重均高于整体水平，2019年流动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0.7%、较求职整体的46.2%高出4.5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0.5%、47.5%，说明本科及以上的求职者职场竞争力较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4）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工作年限为1年及以下、1-3年、3-5年、5-10年、10-20年、20年以上分别占3.1%、21.1%、19.4%、30.3%、22.3%、3.8%，流动人才中各工作年限人才分别占比3.3%、23.0%、19.3%、28.2%、21.9%、4.3%，其中工作5年以下的分别占比43.6%、45.7%，说明部分职场新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愿景尚有较大不确定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3%、40.4%，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5年及以下。 5）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求职人才中月收入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0元以上分别占比29.3%、30.8%、17.2%、9.4%、8.0%、5.3%，流动人才中各收入人才分别占比26.4%、28.8%、18.1%、10.6%、9.6%、6.5%，其中6000元以上的分别占比39.9%、44.8%，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9%、45.8%，说明收入更高的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6）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19.4%、14.9%、13.9%，合计占比48.3%；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也是上述三个行业，分别占比19.0%、17.5%、14.8%，合计占比51.4%，说明流动人才分布更加集中，且流动人才在房地产|建筑业的分布远高于求职人才。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教育/培训/院校、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酒店/餐饮，合计占比33.7%；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则略有不同，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合计占比34.7%。 2 榜单概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为衡量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人才净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其中，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不在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该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为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其他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指现居住地和简历投向地不一致的人才。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应届生流动人才/应届生流动人才总量，海归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海归流动人才/海归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市人才吸引力指数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持续第一；由于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人才政策吸引力强，2016-2019年深圳排名第3、3、3、2位；北京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排名为第1、2、2、3位，有所下降；广州则始终为第4位；杭州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连续四年稳居第5；南京为第6、6、7、6名；成都2019年为第7名且近三年较为稳定；济南2019年为第8名，比2018年的第14名有所上升；苏州为第7、8、9、9，较为稳定；天津为第8、10、12、10名。2019年前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33、6、8、3个；一二三四线分别有4、32、14、0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数量的100%、91%、17%、0%；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有12、7、5、2、3个。 2019年应届生、海归将简历投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整体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集聚。从应届生看，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4.5%，高于北上深广的人才流入占比20.2%；应届生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西安、天津，前十合计占比45.2%，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6.1%，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应届生人才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2019年流入北京、武汉、成都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下降0.5%、0.5%、0.4%，流入济南、深圳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上升0.3%、0.2%。从海归看，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8.7%，高于北上广深人才流入占比的20.2%；海归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杭州、成都、南京、天津、苏州、青岛，前十合计占比44.6%，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5.5%，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海归人才也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一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流入北京、成都的海归人才占比分别下降0.9%、0.3%，流入东莞、深圳、长沙、无锡的人才分别上升0.3%、0.2%、0.2%、0.2%。 2.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 人才净流入占比是人才吸引力指数的核心指标，等于（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 1）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不含三沙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分别有87、80、95、34个。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4.2%、63.2%、60.8%、61.6%，均超六成但稍有下降，意味着全国流动人才超6成向东部集聚；中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西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和流出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0%、5.9%、5.3%、5.3%，逐年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8.2%、8.2%、8.3%、8.5%，逐年上升。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分别为7.8%、6.2%、5.7%、5.8%，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中部分别为-4.0%、-3.2%、-2.4%、-2.4%，虽逐年上升但人才仍然净流出；西部分别为-1.6%、-0.7%、-0.3%、-0.2%，人才净流出但逐年上升至基本平衡状态；东北分别为-2.2%、-2.3%、-3.0%、-3.2%，人才净流出且幅度扩大。 2）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我们把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二线城市35个，三线城市81个，四线城市176个（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呈下降趋势，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二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44.9%、46.3%、47.9%、46.4%，呈上升趋势且约半数人才流入二线城市，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三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0.5%、19.3%、18.6%、20.8%，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四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12.2%、11.6%、11.6%、12.6%，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分别为0.8%、-0.5%、-0.9%、-2.7%，受京沪控人影响一线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开始由正转负；二线分别为0.6%、3.2%、3.6%、1.1%，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分别为0.4%、-0.3%、-0.3%、1.8%，较为平衡；四线分别为-1.8%、-2.5%、-2.3%、-0.3%，人才持续净流出。 3）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长三角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为22.6%、17.6%；珠三角人才流入占比较为稳定，人才流出占比分别逐年微降，2019年分别为13.9%、11.1%；京津冀2016-2019年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14.3%、16.2%、17.0%、17.3%，逐年上升；成渝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较为稳定；长江中游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2016-2019年分别有64.6%、64.7%、64.5%、63.1%的人才流入五大城市群，均超6成。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长三角分别为4.7%、4.6%、4.6%、5.0%，人才净流入且占比高于其他城市群，人才大量向长三角集聚；珠三角分别为1.7%、2.0%、2.2%、2.8%，人才净流入且逐年上升；京津冀分别为-0.4%、-1.9%、-2.9%、-4.0%，人才净流出且流出规模逐渐扩大，主要受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大幅下降影响；成渝分别为-0.7%、-0.2%、0.3%、0.0%，流入流出基本平衡；长江中游分别为-1.3%、-1.0%、-0.3%、-0.5%，流入流出基本平衡。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从重点城市看，我们选取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作为观察对象，并根据一二线城市对其划分进行具体分析（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5月报告《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 3.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四个一线城市北上深广分别为-3.9%、0.5%、0.2%、0.6%，广州最高、北京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的趋势变化看，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而逐年下降，分别从-0.7%、1.3%降至-3.9%、0.5%；广州逐年上升、深圳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3%、-0.2%升至0.6%、0.2%，主要因为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大学生数量全国最多，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人才吸引政策力度大。 1）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增量逐年下滑，2011-2018年从57万降至-17万，2019年缩窄至-1万，2017-2019年连续3年为负，2016-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始终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6-2019年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7.2%、7.3%、7.1%、6.3%，但人才流出占比持续攀升，分别达7.9%、9.6%、9.9%、10.2%，北京的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出均居全国城市首位，但流出逐年攀升、流出明显大于流入，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从来源看，2019年人才向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郑州、深圳、廊坊、石家庄、西安、成都、沈阳、武汉，合计占比达44.7%。其中，京津冀城市有3个，合计占比达15.6%。人才流入北京主要因为北京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GDP规模达到3.5万亿，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同时13个行业中北京有8个的薪酬位于所有城市之首。从去向看，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深圳、成都、廊坊、济南、杭州、广州、石家庄、西安，合计占比达42.5%。其中，流出北京的人才中7.7%流向上海，流出上海的人才中13.1%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北京流向上海和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流出北京的人才增多主要因为北京控制人口、疏解产业。2013年北京开始严控人口，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2020年及之后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根据北京市发改委，截至2019年底，北京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2.28万件；2014-2019年北京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759家，疏解提升市场631个、物流中心122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2018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累计减少489家。2019年北京流出人才的29.7%来源于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深圳外的其他8个重点城市，也高于北京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23.4%。 2）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2011-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增量从44万降至4万，其中有两年为负。2016-2019年上海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3%、6.1%、5.6%、5.2%，持续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4.9%、4.9%、4.7%、4.8%，流入大于流出，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从来源看，人才向上海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苏州、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合肥、郑州、成都、武汉，合计占比达48.1%，显著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45.7%，上海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北京占比15.1%，而长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16.3%。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位列全国城市第一。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13个行业中上海有4个薪酬位列第一、8个位列第二，其中商业服务位列第一。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苏州、深圳、南京、广州、合肥、成都、郑州、无锡，合计占比达51.6%。其中，长三角城市有5个，合计占比达25.9%，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有分流作用。人才流出上海主要因为上海控制人口规模和产业转移，2016年上海“十三五规划”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5-2040）》均要求2020年及之后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8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666家。2019年上海流出人才的7.6%、7.4%来源于服务业和金融业，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也高于上海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4.4%、5.7%。 3）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才政策有吸引力；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从2014年的15万大幅上升至60万，2015-2018年平均增量为56万。2016-2019年深圳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9%左右，分别为4.8%、5.1%、5.0%、4.7%，但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为5.0%、4.9%、4.6%、4.6%。从来源看，人才向深圳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北京、天津、东莞、上海、成都、长沙、武汉、惠州、佛山，合计占比达52.8%，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50.4%，深圳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珠三角城市有4个，占比22.9%；流入深圳的人才中13.1%来自广州，流入广州的人才中17.4%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来源城市的第1位。人才流入深圳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和人才政策有吸引力。2019年深圳GDP增速6.7%，高于全国平均的6.1%，也高于北京和上海的6.1%、6.0%；2016-2019年深圳平均GDP增速为8.0%，高于广州、北京、上海的7.0%、6.6%、6.6%。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等众多著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吸引大量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逐渐放宽，且补贴幅度较大，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16年深圳将全日制本科生、硕士、博士的租房相关补贴从6000、9000、12000元分别提高至15000、25000、30000元，2017年落户门槛放宽至35岁以下专科学历人才，对新引进的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分别给予300万、200万、160万的奖励。从去向看，深圳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东莞、上海、北京、惠州、佛山、长沙、杭州、武汉、成都，合计占比达53.9%，低于2018年前十去向地的56.4%，深圳人才流向的方向更加分散。其中，广州占比达15.0%，珠三角城市有4所，合计占比32.3%，深圳和珠三角地区人才流动频繁；流出深圳的人才中15.0%流向广州，流出广州的人才中18.6%流向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 4）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人才净流入且持续稳定增长，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广州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4万升至40万。2016-2019年广州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2%左右，分别为4.2%、4.3%、4.2%、3.9%，2019年略有下降，人才流出占比持续下降，分别为3.9%、3.8%、3.6%、3.3%，流入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逐年上升。从来源看，人才向广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北京、佛山、东莞、上海、长沙、成都、武汉、珠海、郑州，人才流入占比合计达50.8%。其中，深圳占比17.4%，珠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29.6%。人才流入广州主要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较低。2019年广州GDP增速为6.8%，高于北京、上海、深圳的6.1%、6.0%、6.7%。广州的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根据英国经济分析智囊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北京、广州分别排名49、68位；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7.8、21.5、23.8、14.8年，广州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9年广州流入人才的13.3%、5.3%流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以及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从去向看，广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佛山、东莞、北京、上海、珠海、杭州、中山、惠州、长沙，人才流出占比合计达57.2%。其中，深圳和佛山占比分别为18.6%、12.1%，珠三角城市有6个，合计占比44.9%，与北京13.6%的人才流向京津冀都市圈、上海25.9%的人才流向长三角都市圈和深圳32.3%的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相比，广州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的比重显著更高。一方面是因为珠三角多为粤语城市、文化相近，另一方面是广州高校数量较多，广东省人才为求学向广州集聚，毕业后从广州回流至省内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广州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7、6所，分别排名第5、6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广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108.6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3.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6个重点二线城市杭宁渝汉津蓉分别为1.4%、0.9%、0.3%、0.1%、-0.1%、-0.7%，杭州最高、成都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变化看，杭州从0.8%逐年升至1.4%，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且薪酬相对较高；南京、重庆、武汉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8%、-0.1%、-0.3%升至0.9%、0.3%、0.1%，南京经济增速在十城中排名第一且2018年实施“宁聚计划”吸引人才，重庆的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武汉2017年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留住人才；天津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从0.2%降至-0.1%，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在十城中倒数第一，成都在-0.3%至-0.8%区间波动，主要由于薪资水平相对较低。 1）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2013-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从4万逐渐增至55万，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杭州排名全国第一。2016-2019年杭州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0%、3.3%、3.3%、3.4%，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2%、2.3%、2.1%、2.0%，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逐年攀升，2018-2019年居全国之首。从来源看，人才向杭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合肥、宁波、郑州、南京、广州、苏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6.6%，明显高于2018年杭州人才前十来源地的44.0%，杭州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上升。其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23.6%，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且杭州前十来源地有5个来自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1%。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增长15.1%，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14.6%，均高于杭州GDP增速6.8%。2019年杭州流入人才28.8%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其中，12.8%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二级行业，高于除重庆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同时杭州薪酬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高于广州，其中13个行业中杭州有1个位列第一（交通|运输|物流|仓储），1个位列第二，2个位列第三，7个位列第四。从去向看，杭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宁波、南京、深圳、苏州、嘉兴、绍兴、广州、金华，合计占比达44.9%。其中，有7个去向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32.3%。 2）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和上述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常住人口增量相对稳定，2011-2019年始终在2-10万区间波动、2019年为6万。2016-2019年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1%、3.0%、2.9%、2.8%，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3%、2.1%、1.9%、1.9%，均逐年下降，但人才流出明显大于流出，使得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基本稳定。主要因为落户条件放宽且电子通信、制造业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2018年“宁聚计划”即《人才落户实施办法》实施，不再以就业为落户前提，年龄条件也从35岁放宽到40岁。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南京GDP同比增长7.8%，不仅高于全国的6.1%，也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2018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的6.2%，其中，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53.1%、108.9%、29.6%，高于全国的66.2%、6.4%、11.2%。从来源看，人才向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合肥、杭州、西安、深圳、徐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5.7%。其中，有5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8%。从去向看，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苏州、北京、无锡、杭州、常州、徐州、合肥、扬州、镇江，合计占比达49.5%。其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40.8%。南京和长三角的人才互动非常频繁，部分因为南京高校较多，长三角人才为求学向南京集聚，毕业后从南京回流至长三角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南京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4、10所，分别排名第6、3名。 3）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对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重庆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高位，2011-2019年增量平均为27万。2016-2019年重庆人才流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3%、1.3%、2.0%、1.8%，人才流出占比在2016-2018年均为1.4%、2019年上升至1.6%，导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逐年上升且2018年由负转正。从来源看，人才向重庆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西安、长沙、上海、深圳、天津、贵阳、广州、武汉，合计占比达62.8%。其中，成都流入重庆占比达26.4%，高于大部分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电子产业等具有较强吸引力。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25.7%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杭州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也明显高于流出人才从事该行业的比例13.1%，其中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14.4%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二级行业中，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重庆电子商务企业个数2013-2018年从640个增加到2545个；重庆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个数2008-2017年从68个增加到540个。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重庆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2019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速的20.8%。从去向看，重庆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杭州、贵阳、武汉、昆明，合计占比达51.0%。 4）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2011-2019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平均为16万人，常住人口保持较高增长。2016-2019年武汉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1%、2.2%、2.7%、1.9%，人才流出占比2.3%、2.1%、1.9%、1.8%，逐年下降，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主要因为2017年开始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根据武汉市委组织部，2017-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2017年确定的五年达到100万的目标。从来源看，人才向武汉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郑州、长沙、成都、广州、西安、杭州、襄阳，合计占比达45.0%。从去向看，武汉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长沙、南京、成都、郑州、宜昌，合计占比达45.1%。 5）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天津常住人口增量呈下降趋势，2011-2019年从56万降至2万。2016-2019年天津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2%、2.2%、2.3%，较为稳定，流出占比分别为2.0%、2.1%、2.3%、2.4%，逐年上升，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从来源看，人才向天津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沈阳、石家庄、廊坊、深圳、唐山、保定、西安、郑州，合计占比达55.1%。其中，北京占比高达31.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从去向看，的天津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石家庄、廊坊、济南、广州、杭州、重庆、保定，合计占比达54.5%。其中，北京占比22.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去向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北京工作机会多。人才流出天津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低，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天津2019年GDP增速为5.3%，在十大重点城市中倒数第一；2017-2019年GDP同比增速平均为4.0%，不仅远低于2010-2016年的平均增速12.6%，也远低于2017-2019年杭州、南京的平均增速7.2%、7.9%；同时天津薪酬较低，2019年4季度平均月薪为7813元，在十城中排名倒数第一，13个行业中天津有10个在十城中位列最后。 6）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成都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2万升至25万，2016年变动较大、高达126万。2016-2019年成都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8%、3.7%、2.9%，流出占比分别为3.2%、3.1%、4.0%、3.6%，流出始终大于流入且差距在2017-2019年逐年增大，使得人口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净流出成都的人才较多是因为薪资水平低，2019年4季度成都平均月薪为8326元，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二，13个行业中有7个在十大城市中薪资水平排倒数第二。从来源看，人才向成都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重庆、西安、上海、深圳、绵阳、长沙、广州、郑州、贵阳，合计占比达47.5%。从去向看，成都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重庆、北京、深圳、西安、上海、绵阳、眉山、广州、德阳、南充，合计占比达46.2%。其中，流出重庆的人才中17.9%流向成都，流出成都的人才中13.6%流向重庆，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成都流向重庆和重庆流向成都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5%、0.4%，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2019年成都流出人才的30.6%来源于房地产|建筑业，显著高于其他9个重点城市，且远高于成都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13.1%。 智联招聘课题组专家李强 王一新 周培 李小丽 北京大学黄玉致、伦敦大学学院闫婧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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