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的深圳，在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我所看到的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期间，《基因传》《癌症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同《生命密码》作者、华大基因CEO尹烨展开了跨国连线，就基因、生物科技及基因诊断和治疗的前景、基因编辑技术和伦理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本文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发布。 图：尹烨与穆克吉展开跨国连线，华大基因大众传播部总监项飞担任嘉宾主持 什么是基因？ 主持人：第一个想抛出来给两位老师的问题是，您在科普过程中是如何解释基因和核酸的？ 尹烨：其实核酸、DNA、基因，这几个东西物质基础是很相近的，就像大家看到的水、水蒸气和冰，其实本质上都是由同样的东西构成。我们首先说核酸，DNA是属于核酸，核酸和DNA这两个概念很近，核酸可分为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英文的翻译缩写。 我们每个人由30亿个这样的碱基对构成，用扑克牌举例，这30亿对的碱基在我们的细胞里被分成了23摞，每一摞就相当于一条染色体，男性的染色体是XY，女性的染色体是XX，爹一半妈一半，所以我们是有23对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称为一个人全部的遗传物质。从染色体层面上讲，我们管它叫做染色体组，从基因层面上讲管它叫基因组，组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基因在一起，这些染色体也罢、基因也罢都是由DNA构成的，基因就代表其中一段有意义的序列，当然还有一些是调控序列。 我们还用扑克牌举例，比如每人抓了23张扑克牌，不是随机怎么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10，J、Q、K、A”这是一连串的顺子，都出完就打赢了。假如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9、10、Q、K、A”，这个就不是顺子了，就可能造成了出生缺陷、肿瘤，包括各种传、感染疾病，所以整体来讲基因，即基本的因素，构成了我们生命活动物质上最基本的生命语言，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物质基础以及所携带我们生命世世代代得以保留的信息。 悉达多·穆克吉：我很喜欢尹烨先生刚刚的比喻，我稍微展开讲一下。DNA是一种化学物质，里面只含有四种元件，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长绳，人类的每个细胞中都有46根这样的绳子，23根绳子是由父亲提供的，另外23根是由母亲提供的。最终组成一条非常长的长条。这个长条有四种元件，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条绳上面的四个颜色的珠子，名字可以简化为A、T、C和G，它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也就是说由两股更细的绳拧在一起，也就是一共有46根双螺旋的长绳。 遗传学是一种将这种长长的化学物质转化为物理、化学或生物特征的机制，也就是说，DNA只是一种化学物质，而基因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DNA。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体内的细胞里面都有一套机制，它可以把这些化学物质的信息进行解读，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些功能性的表征，这些表征就体现在你眼球的颜色、你的发色和身体的其他特征，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所携带的信息在你的体内被解读成为你身体的某种物理的、化学的或者生物的特征，那么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就是你的基因。这就是基因的粗略定义。 现在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惊讶——整个学界仍然在争执如何对基因做准确的定义。我们知道DNA是化学物质，但是如何定义基因，今天仍然没有定论，我们应该基于它的功能来定义吗？基因是不是一定要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呢？一个基因是只有一种功能呢，还是可能有许多种功能？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基因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功能。我们以前曾经认为，人类的细胞里面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基因，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DNA里面大约有23000个这样的功能元件，由DNA编码。 你可以把基因想象成写在百科全书里的生命密码。你可以想象，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来说，我的基因组又是由4种字母ACTG拼写而成的，那么这套百科全书会填满整个房间。除非有人读懂百科全书里面的内容，并把这些信息转化成有意义的句子，否则这样的百科全书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百科全书里读出来的意思就是基因的功能。 比如说，我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本书就是用ACTG这几个字母写的，但在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从整个百科全书拿到不同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转换成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五个手指，我的头发是黑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百科全书里面被转换出来的信息，转换出来的东西就成了我身体的特征，这就是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解释，就像我说的今天的生物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如何给基因下定义。它必须有一定的特性，一定的化学特性、物理特性。我就不再讲那些复杂的细节，但是大家都知道概念本身。 《基因传》《癌症传》 基因与癌症治疗 主持人：悉达多·穆克吉写过肿瘤相关的书籍，在《癌症传》当中如果您读过应该有所了解，肿瘤的发生跟基因的突变是有关系的，肿瘤治疗的过程也有很多基因的疗法，尤其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基因编辑，是否可以用基因治疗的方式在未来五到十年让大部分的肿瘤都可以被治愈呢？ 图：嘉宾主持项飞 悉达多·穆克吉：我想从一些比较基础的开始讲起，以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 刚刚大家已经了解了基因是什么，我也用了很多次同样的比方帮助大家理解。人类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里面有30亿个不同的字母——ACTG等等。当这些字母在细胞内发生变化时，就发生了突变，引发癌症。 我说突变就是其中一个字母或者两个字母甚至更多的字母串可以改变，可能因为不同事件或者原因产生改变，有可能是环境引起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致癌物。比如说香烟，香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变化。这时产生的致癌物质，它可能会把一个字母、五个字母变成其他字母等等。你的基因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继承到一些突变，病毒也会引起突变。有的时候，细胞在基因的复制和随后的分裂过程中，也会改变几个字母。 所以这四种因素——环境或者说致癌物质、遗传、病毒和错误的复制都可以带来你自己细胞里的基因百科全书中的变化。大多数的变化可能不会有任何功能上的后果，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基因变化会让其中一个细胞没有办法正常地分裂。 举个例子：当你割伤自己，你的伤口会自行愈合。细胞在修复过程中会开始分裂，当它们完成后，伤口的愈合过程就会停止。你不会再长出新的手，也不会变成两个人，这是因为细胞有信号。当你发现割伤了自己会有信号，通过细胞分裂来修复伤口，然后修复过程完成了，也会有信号。这些信号来自启动和停止分裂的基因。 刚刚我讲到，如果在这个ACTG发生了突变，使负责通过细胞分裂来愈合伤口的基因或者通知细胞停止分裂和愈合的基因失效。再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细胞会不断地分裂下去，那么这个伤疤愈合的时候，细胞的分裂不会停止，而是不断继续的进行分裂，这是因为这本百科全书里的基因序列出了问题，这就是癌症的本质。 您问我的问题，就是CRISPR技术能够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CRISPR这种技术使我们能够破解这本百科全书，并且精确地将这种非正常的变化给它扭转回去，这是我们可以精确决定的一种干预方式，可以看到百科全书基因序列组里面哪些不对，我们可以改变基因组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基因。 使用CRISPR这种遗传学方法来治疗癌症的问题是，癌症发现的时候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发生突变，为了纠正这种突变，我们现在需要让每个肿瘤细胞都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其中一个细胞成了漏网之鱼，就是说CRISPR基因编辑漏掉了哪怕一个细胞，那么这个细胞会重新占领病灶，产生新的癌症，之前的肿瘤就会复发。 就好比一个有许多许多个头的怪兽，可能你用这把叫基因编辑的宝剑砍掉了它99%的头，但是其中有1个留下来了，这1个会产生无穷后患。这就是CRISPR编辑技术在治疗癌症中所面对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在看如何能够将癌症巨兽的几百个头全部铲除，或者也可以在肿瘤发生之前去进行修正或者复原，后面这点可能是用CRISPR技术来治疗癌症的一种新的机制。 但是前面所说的去改造每个癌细胞的基因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这样你就要把肿瘤所有细胞里的变异全部修复，也就是必须要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有一个没有消灭的话都可能重新死灰复燃，这就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问题。 CRISPR当然是很有前景的一种技术，不过首先你要很好的了解癌症，这样就可以在真正出现肿瘤之前进行修复性的编辑。我们在实验室里就这一技术和机制也发表了不少有趣的论文，可以在癌症出现以前阻止它，所以我说答案不是千篇一律斩草除根，除非你能真的将数百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全部修正，否则就实现不了治疗癌症的目的，因为只要其中有一个突变细胞还存在，肿瘤就会卷土重来。 主持人项飞（左）和嘉宾尹烨（右）在活动现场 尹烨：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对人类疾病或者死亡谱有一个迭代更新的概念。 比如，今天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主要致死疾病目前是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加在一起的时候超过了肿瘤。但也有人会说，是不是非洲环境好，所以非洲同志们不得肿瘤？但实际上，今天非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五十几岁，主要的致死谱是传染病和感染病，所以当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国家，它的主要死亡谱转成肿瘤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个种群长寿了——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是超过70岁的。 如果大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5岁以上，我相信肿瘤就不再是众病之王了，我们可能会迎接更多衰老性的疾病，比如神经性退行——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等这些就会变成主要的致死谱。 今天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肿瘤五年生存率，美国大概67%，中国大概是37%，我们有30个百分点的差别。如果要细分的话，你会发现，美国高发的肿瘤排在前面的除了肺癌以外，主要是前列腺癌、乳腺癌，而这两个又是非常容易治，甚至是在治愈疾病的早中期。基本上中国的乳腺癌一发现都在三期以上，而美国的乳腺癌很多都是一期甚至是零期。所以，如果我们想群防群控肿瘤，最好的方式是不要等癌细胞已经发展到亿级，应该在更小的时候，通过防大于治的方式把它遏制住。 图：华大基因CEO尹烨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宫颈癌，2008年，科学家发现宫颈癌就是由一种高危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前几天刚提出这可能是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肿瘤。所谓消灭不是没有，而是发病率是低于十万分之四，我们就认为这个疾病基本上被消除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宫颈癌就是被人乳头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导致的，所以怎么做呢？ 对付一个病毒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推荐15岁以下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接种HPV疫苗，这也直接带来的是，最近发达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的一个很好的结果。 第二，要做大规模人群的筛查，特别是适龄的女性，我们通常指大约是30岁到60岁，这个阶段每三年做一次HPV的筛查，如果持续阳性就应尽早地进行治疗，这些要素都跟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大概率地消除因为HPV带来的宫颈癌。同样的方式可以放到今天的结直肠癌、乳腺癌、甚至像肺癌上。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目前人类肿瘤致死率前十大癌种的50%，我相信我国整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会超过80岁。这就是今天日本，或者西欧、北欧国家的水平。所以在我来看，防大于治，是更好的方式。 我们讨论用哪一种精准的技术去精准地治疗某一个肿瘤时，要考虑可及性，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治不起。这次我们看川普得了新冠又被治愈，其实他用了几克的抗体，这种治疗费用可能要达到上千万人民币，这不可能是老百姓享受得起的。而我们中国在防止新冠的方式是让更多的人方便地检测，我们做到了“应检尽检”，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来对抗一种公共卫生的疫情。我相信肿瘤也应该用类似的方式做。 还有最后一点，实际上在过去，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包括曾经对很多90岁以上的自然死亡的女性做乳腺的切片，发现都有癌细胞，但是她们并没有死于癌症，这就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要更好地学会与癌症和平共处，我们要很好地去带瘤生存，它也是一种新的物种，只是跟我们共生了。如果你可以忍受得了脚气，这是一种真菌的感染，也大概能够接受我们体内携带肿瘤，长期去带瘤生存，跟它保持一种平衡。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理解，我们如何面对罹患肿瘤的态度，不管是病毒还是肿瘤，并不符合一个生态的观点，毕竟我们人类的身体携带了人类细胞大概9倍的微生物细胞，我们有40万亿个体细胞，我们可能携带有400万亿的微生物细胞，所以人类归根结底是一个生态系统。要更好地在这个生态当中跟所有的细胞和谐相处，不管是面对传感染疾病、面对罹患肿瘤、面对自然界，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跟自身的自洽、和生态的自洽、和自然的自洽。 下一个众病之王会是什么？ 主持人：那如果有一天肿瘤不再是众病之王的话，您认为下一个众病之王可能会是什么？ 悉达多·穆克吉：当人们衰老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种新的疾病威胁。我们有一些人能活到一百岁以上，但是这样长寿的人很稀有。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不是得癌症死的，一般情况下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失调，也就是说他们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崩溃了，然后他们得了一些传染病——比如说肺炎——然后致死，另外这些超长寿的人群还有一个死亡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骨质疏松，他们在跌倒的过程中骨头坏死。此外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老年痴呆症等等，这些是他们的死因。 研究这些超长寿人群会发现，即便是排除了心脏病或者是肿瘤这样的一些极端致命的疾病，你还会遇到别的问题，包括传染病，一般是一些少见的传染病，还有第二个是他们的骨骼或者肌肉的退化，第三则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包括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等等。 此外还有全球的流行传染病。我们现在的全球疫情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思维，我们认为如果目前的世界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的话，那这种传染病大流行也应该被加到上面这个致死疾病的名单中间。所以即便是我们能够治愈癌症，我们可能又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这个新的传染病也许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失灵，比如新冠疫情。我们现在发现，对于新冠肺炎来说，70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比35岁的患者要高10倍还多。 每一年我们都会接收到新的信息，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观点是：即便是疾病之王癌症被治愈了，我们的寿命可能会变长，但是更长寿的我们又会有新的威胁，等待我们去攻克。 尹烨：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在很多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结它的一般通用性的规律，都从科学发现开始，到技术发明，到工业扩大，再到产业普及。比如我们今天用到的电，首先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然后通用电气GE就把这个电器做到全世界去，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到电带来的便利。 所以当我们1953年知道DNA双螺旋的结构，1983年知道核酸检测PCR方法，再到今天的中国，大家差不多花几十人民币就可以做核酸检测，这个过程恰好是验证我们从科学到技术、到工程、到产业的完整过程。一旦准备好了，科学到位了，技术成本到位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知正确——大众必须对核酸检测、基因检测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基因不是万能的，核酸检测不是万能的，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可以起到很有效的做法。新冠病毒相对于2003年SARA有什么特点呢？刚才穆克吉博士也讲，这个病毒在老年中致死率非常高。其实这个病毒变得更加狡猾了。感染SARS后的疾病叫急性重症呼吸症，感染后病人人体温度很高，我们只要用温度检测，不吃退烧药是过不了关的。而新冠呈现出一种高感染，但是对于年轻人低致死的生态。你要知道一个聪明的病毒是不能把人都杀死的。因为寄主没了，它也不在了。所以流感病毒很聪明地变成了一个和我们共生的病毒。 尹烨的《生命密码》系列 很多人说，2003年SARS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用核酸检测，第一个是做不上，第二个是做不起。2003年时，一个最好的实验室一天只能做几十例核酸检测，做一个检测大概一两千块钱，而且没有今天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防护服也是没有的，中国是在SARS之后才进一步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些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一次又一次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学挑战中才逐渐派生出这种能力。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实际案例就是在14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基本控制住了疫情，虽然还会零散地发病，因为呼吸道病毒很难完全不发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地通过隔离、隔离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来预防疾病的蔓延和发生。 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疾病的预防，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就是抽孕妇的外周血5毫升，就可以准确的预知到肚子里的宝宝会不会罹患唐氏综合症，应该说深圳已经告别这个疾病，这在其他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怎么做到的呢？实际上这个检测在香港要7000块钱，今天在中国的河北只要360块钱，在深圳已经纳入到医保，这就是我说的“渠道可及、认知正确”。就像用了疫苗让我们告别了人类历史上的重病天花，天花加鼠疫这两个传染病大概至少杀死了5亿人，而所有的战争加一起都没有杀这么多人，所以说微生物是地地道道的战争之王。我们是怎样让人天花远离人类的呢？1979年人类消灭了天花，不是我们会治天花，而是我们通过了疫苗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不得天花。 一样的方式应该用在出生缺陷上、应该用在肿瘤防控上、应该用在防止传染疾病上，只要以治病为中心转到预防为中心，全世界的医疗负担就会大幅度下降。要知道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所以同样的方式，宫颈癌要筛查、结直肠癌要筛查，不用大家做肠镜检查、先测粪便就能有90%的敏感性、特异性来决定会不会罹患中晚期的结直肠癌。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其实在中国或者很多国家都有很悲哀的事实，我们一辈子的医疗投入有80%花在了最后8个月，健康的时候不体检，体检的时候不健康，一发现就中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真正要给大家普及的是我们建立起“防大于治”的意识，这种意识如果普及到位的话，不管我们的已知圈、未知圈如何扩大，我们在下一个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正确的认知总是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去应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挑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课题组：本课题组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课题牵头人为屠光绍、李扬；课题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包括：董昕皓、胡浩、蒋一乐、李峰、王江、吴婷、严弘、曾刚、张春、仲文娜、朱克江、朱宁 经过持续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面临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在对过去建设推进过程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建设全球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系统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新任务，本报告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远目标、支撑体系和十四五期间发展重点的相关建议。 一、新发展格局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任务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应放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来统筹考虑，明确新任务，实现新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出新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自由贸易推动下，过去一轮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及力量对比呈现出趋势性变化。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阶层之间利益的分化，有些国家针对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面临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加速了全球化体系原有脆弱性的暴露，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带来重大冲击。同时，全球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则受到挑战并面临重构，也给全球治理的前景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益代替规模和速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将面临新的变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重要环节改革任务仍很艰巨，重大资源配置效率亟需改善，重点领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英明论断，这是对我国“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调整，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循环的关键是畅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是经济的基础要素，金融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金融要素高效流动配置、金融服务辐射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人民币融通全球是实现畅通循环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循环迫切需要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三者相互配合以及对内对外相互协同，以此更好地服务于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目标，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体系开放和国际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重要连通器，以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进一步开放促进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繁荣，以制度准则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国际化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以密切对接实体经济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枢纽面临着历史性的新要求和新使命。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新任务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过程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面对新发展格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的“四大功能”为指导原则，积极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浦东新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的作用，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全面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明确今后的战略任务：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在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支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在加快确立并巩固其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地位、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在促进国内国际金融资源有效配置、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1、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动力，助力国内金融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 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优化金融结构是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着力聚焦以下方面： 一是加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发展，优化融资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二是加快发展各类金融服务形态和金融机构，满足企业和居民多样化金融需求。 三是提高金融市场功能和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多样化金融产品体系，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并降低融资成本。 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完善金融法制与监管，为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高效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2、以扩大金融开放为导向，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 提升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人民币全球地位是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突出以下内容： 一是加快金融服务业，尤其是资本市场服务领域开放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功能提升。 二是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三是建设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功能的先行区，形成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连接点和转换器，为金融中心“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四是拓宽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建设渠道，以“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依托，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增加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和投融资领域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3、以国内国际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引领，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促进国内和国际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互动： 通过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地位，为更高水平的开放创造条件；通过增强在全球范围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提升人民币资产中心的全球地位，为促进国内经济稳健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多国际资源；通过促进全球金融资源内外循环畅通，在服务中国高质量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促进全球金融格局的完善和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和基础支撑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期目标（2021—2035） 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领先亚太辐射全球、以开放的现代化金融市场为核心、以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为标志、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 这一目标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板块，新兴经济体和亚洲需要一个自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全球经济格局，从体量来看主要有三大板块：欧洲、北美和亚太。欧洲和北美板块随着其经济的现代化都已拥有各自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亚太板块有中国、印度、东盟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巨大，其在经济体量和发展空间上都已超过欧美，无论从需求还是从前景上都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凝聚核心金融功能，构筑和引领本板块的金融网络，体现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中的地位，在促进新兴经济体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活力。 这一目标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一个与自己在全球地位上相匹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支撑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从这个角度上讲，上海应该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既是全球人民币资产的生成、交易和定价中心，又是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孳息、存托和清算中心，还应是全球人民币资产在进行结算清算和风险对冲时的流动性保障中心。 这一目标是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的核心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门类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也有明显的提升，金融发展环境、人才储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持续改良。根据中央的要求，上海正在不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这“四大功能”，以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集聚能力、配置能力、辐射能力，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核心驱动。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 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期目标，需要有坚实的支撑体系，为服务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基础。 1、建成充分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 提高上海现有金融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定价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拓展各种场内和场外市场，完善市场结构，增加交易品种，打造健全的衍生品体系，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价格影响力。继续打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强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快构建开放高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通过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功能。 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加速聚集银行、证券、保险及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完善各类机构基础功能，并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推动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吸引超大型、功能性、国际化金融机构在沪集聚，尤其是引入国际资产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等直接投资机构，增强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和综合实力。扩大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提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为重点，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定价能力。 完善跨境投融资服务体系。推进合格境外机构在沪发行债券和股票，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沪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人民币金融产品。鼓励境内外主体开展跨境投融资，拓宽和扩大境内外主体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渠道和规模，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2、打造国际领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和金融科技体系 积极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支付、登记、结算、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统筹规划金融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互联互通，加强信息共享，全面提升业务系统的专业化水平，助力金融服务能级提升。加强对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的统筹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各行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提高传统金融行业的科技化程度，推动科技与场景的有效结合。优化上海及各地区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布局，打造并完善金融科技全链条生态系统。构建多层次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培育提升机制，大力引进和培育金融科技引擎企业与独角兽企业，构建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金融科技企业等合作互惠的共生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圈。推动监管科技发展，完善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3、完善与国际对接的金融法治监管体系和现代化金融系统风险防范体系 提升金融法治水平，健全法律制度。争取中央直接制定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关条例，或授权上海制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关法规，试行完善后修订上升为国家法规。建设并形成专业化的审判机制，国际化的仲裁和调解机制，形成完善的、国际化的金融法治环境。 完善金融监管和工作协调机制。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监管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对中心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协调推进中央与地方以及上海本地各区的政策执行，形成信息共享、定期会议的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地方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统筹金融行业监管、改革开放、风险防范等重大事项。运用监管科技汇总全行业金融数据，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 在浦东尤其是临港新片区推动制度创新。赋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政策制定权。在金融法治监管与金融开放政策等层面先行先试，推动“监管沙盒”等前沿技术和创新模式的运用。在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对标国际一流的金融法治水平。 建设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体系。提供系统性风险监测工具和防范手段，提高金融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水平。以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为重点，在浦东尤其是临港新片区推行更有效的风险压力测试，使之充分发挥制度创新试验田作用。促进金融风险管理市场的产品系列、交易规模、参与者成熟度、市场开放度及相关规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使之更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4、形成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一流人才队伍 从法律服务体系、城市管理服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方面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完善法律服务体系：通过健全公正的司法审判系统，为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权利保护、鼓励移民、吸引人才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完善企业纠纷解决渠道，推动市场秩序的完善，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行为；推出完备的对标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个人数据保护法等。完善国际化城市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城市开放度，加强政治文化交流和经贸投资往来，促进城市形象国际化；推动城市管理国际化水平，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便利国际金融服务，推进城市功能国际化。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持续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维护信用信息安全，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打造专业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引进更多国际知名会计、审计、法律、仲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和融资者营造稳定、高效的金融发展和公平竞争环境。 大力完善金融人才政策。完善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政策与配套措施，进一步简化外籍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入境和居留手续。加强国内金融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充分发挥户籍政策在国内金融人才引进集聚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对紧缺金融人才采取有竞争力的税收优惠制度。集聚高水平紧缺金融人才，打造高度国际化的人才高地和支持服务体系。 为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体系支撑，须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内容的“6个中心与1个系统”为重要抓手。应继续完善升级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六大中心和金融生态系统，以服务于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十四五”建设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也是向长期目标推进的关键阶段，做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并加快推进意义重大。紧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围绕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支撑体系，根据问题和需求导向，本课题报告对“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八个方面提出共33条相关建议。 （一）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资源配置功能 1、进一步统一交易所和银行间国债市场，增强债券市场流动性和定价功能 ——逐步推动交易所和银行间国债市场的统一。根据国债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交易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不同，进一步明确各管理主体的职责。继续整合银行间与交易所的债券交易、登记、托管与清结算功能，以提高市场效率。 ——完善银行间市场的做市商评价体系。鼓励做市商积极发挥做市功能，淡化报价量和成交量考核，建立对指示性报价回复率的考核机制。 ——调整国债税收制度。对各类金融机构交易国债的资本利得征收统一税率的增值税，并对资本利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以避免定价扭曲，并提高流动性。 2、加快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丰富市场的投融资功能 ——明确各类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特殊目的载体（SPV）统一的独立法人地位，并赋予其充分的融资和上市功能，以加快各类证券化资产（ABS）和不动产（REITS）产品的推出。 ——在积极推动公募证券化资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大力开放私募证券化资产市场，形成风险可控的实验田和孵化器，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的全生态。 ——确立特殊目的公司的资产信托/管理职能和相应的税收中性待遇，避免证券化资产的额外税务成本。 ——建立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SPV及其资产的信息披露平台，提高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减少市场中关于SPV和基础资产的信息不对称，吸引更多的海外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同时建立明确有效的破产隔离法规和实施流程。 ——针对资产支持证券二级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取消对机构参与的限制，以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功能。 3、丰富各类衍生品市场品种，扩大投资者参与度 ——积极建设利率和信用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场外利率和信用衍生品市场，如利率掉期、信用违约掉期，为银行和企业提供规避利率和信用风险的有效工具，提升市场对利率和信用风险的定价机制效率。建立相应的清算结算中心，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 ——丰富人民币产品对冲工具。率先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人民币汇率期货。以人民币兑美元期货为起点逐步推出境内外汇期货产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继续推出人民币兑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货币的衍生品，使中国外汇市场逐步拥有完善的即期、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 ——推出中小市值股票、科创板和行业指数等权益类指数的期货、期权产品，同时推进场内、场外市场发展。 ——健全大宗商品衍生品体系。支持上期所推出成品油、天然气等期货品种，形成健全的能源衍生品体系。 ——鼓励多种类型投资者深度参与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全品种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允许进口黄金等大宗商品直接参与期货交割，促进实物黄金等大宗商品在期货、现货市场间顺畅流转，提升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4、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 ——设立高收益债券市场，以完善信用债券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探索高收益债券的发行方式，包括债券要约交换/债券置换、折价发行债券、债务人占有（DIP）模式下的融资等。 ——加快相关市场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的建设，规范债券信用评级标准，出台针对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交易制度，以满足低评级债券、违约债券、结构化融资等的交易需求。 5、发展特殊资产市场 ——支持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等在沪设立专注特殊资产交易处置的分支机构或事业部，积极培育各类特殊资产投资机构。 ——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通过设立或参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各类特殊机会投资主体等方式，参与境内特殊资产投资、交易及处置。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全球性特殊资产机会基金群。 ——允许民营、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参与不良资产的一级市场，以促进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机构多元化，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支持金融科技引擎企业设立特殊资产智能化互联网平台，建设运营中国特殊资产大数据服务中心。培育集聚为特殊资产行业提供咨询、法律、评估、税务、审计、处置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构建与特殊资产中心相匹配的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体系。 6、完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 ——加快实现上海现有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全国碳市场交易平台等）之间的联动与合作，共同服务绿色生态相关企业。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现有的绿色指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绿色金融细分指数产品。 ——以长三角地区为试验田，推动全国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的完善，作为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的基础。推动试点绿色金融产品通用基础标准、绿色金融服务标准、绿色信用评级标准等。 7、加快完善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功能，提升数据资产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以长三角地区为突破，通过数据互联互通、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的覆盖。 ——推动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与各类金融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提升数据资产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数据资产的金融价值，将上海建成全国数据金融产业中心。 （二）健全金融机构体系，支持直接融资和科技创新 8、试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 ——在上海试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以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和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在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以防范混业经营风险和监管套利。 9、发展保险、资管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 ——依托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尽快完善技术手段和制度框架，推动保险再保险业务结算的便利化安排。借助保交所已搭建的国际再保险、国际航运保险等业务平台，大力引进国内外大型保险机构，丰富各类保险再保险产品，促进境内外保险再保险业务发展。 ——积极引进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在业务准入、税制、财政扶持、运营便利化等方面，支持境外资产管理机构在沪发展业务。重点发展以财富管理、保险资金、养老金为主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吸引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聚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投资机构。 ——聚集一批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大力吸引会计、法律、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 10、建立国家政策性科技银行 ——在上海设立专门面向科技企业的国家科技银行，并制定特别政策，放宽业务范围，为高科技产业和高成长性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实行特别监管体制，建立符合科创企业发展需求特征的业务流程、审核标准，形成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核机制和风控体系，探索金融支持创新的新途径。 ——拓宽银行资本金渠道，通过国家注资和吸引国内大企业、基金机构和保险公司投资等多种方式，解决银行资本金来源问题。 ——开展银行业务创新，设立多元化、专业性的投融资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票据、结算、托管等一整套商业银行服务。扩展投贷联动业务，通过“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方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 ——引进保险机制，加强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联动，运用保险和再保险手段，为科技企业信贷资金和投资资金提供安全保障，促进科技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 11、扩大外资机构业务准入范围 ——进一步扩大外资机构业务准入范围。推动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以及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取消外资私募在可转债配售、跨境ETF等业务上的投资限制；落实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对新增QDII额度的享有权。 ——取消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PFM）的双重注册，避免监管主体不一致问题。 ——对外资机构的资质审核综合考虑其境外母公司的规模和业务能力。 12、推动境外企业在境内交易所上市 ——试点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直接挂牌上市或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重点推动境外科技类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3、逐步开展各类人民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 ——在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可转让资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产转让、融资租赁资产转让、非贸易融资资产（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转让。 ——引入开放的人民币资产池概念机制，以池内资产未来现金收益为基础向境外发行债券，进一步拓展资产转让范畴。 14、建设亚洲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 ——建立亚洲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托管清算制度。先行建设的功能包括：扺押品管理、企业行动（包括投票、派息、赎回、税务安排等）、共享托管机构、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币种的债券结算交收。 15、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依托跨国公司资金池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支持中外资企业集团开立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资金池，开展全球资金集中管理业务。明确当前外汇局版资金池与人民银行版人民币资金池的关系，推动两个资金池合并，建立统一的额度管理体系。 ——依托跨国公司资金池，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提高资金池内外债与境外放款可兑换的限额；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的框架，资金池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资本金的流入、结汇、利润汇出、减资清算等环节无需事前登记，直接凭相关真实性材料进行资金的收付和汇兑；对于资金池内跨境担保，实行成员企业自主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资金池内成员企业作为担保人参与跨境担保，无需事前登记，如发生履约则需要占用资金池内外债或对外放款额度。 16、推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增强上海全球交易中心功能 ——建立白名单机制，根据数据保护对等和数据跨境执法权力对等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地区纳入可自由流动名单。 ——将国际社会广泛引用的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 Agreement）、公司绑定规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标准合同范本（Model Contracts）、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等国际认证规则纳入数据跨境流动安全体系。 17、推动建设上海ESG投资国际合作促进机制 ——建立“上海国际ESG发展合作组织”，吸纳全球相关组织和机构加入，将上海打造成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 ——结合国际国内已有的ESG治理评估体系，推动形成兼顾统一性和包容性的ESG信息披露标准、ESG评估体系、ESG评级标准等。规范和促进ESG投资咨询、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助力中国构建国际一流的由资产所有者、资产受托机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和实体企业组成的ESG生态体系，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改善经营行为，强化ESG信息披露。 （四）依托临港新片区功能，建成全球最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先行区 18、试点本外币合一离岸账户体系 ——建立一套本外币一体化、账户内可自由兑换、独立离岸银行账户体系。在资金核算以及平盘清算上，建立完整的业务流程。离岸账户采用独立的准入、业务监督管理准则。 19、加快推进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 ——在临港新片区组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股东包括全球各大交易所、金融机构以及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本。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境内外交易品种，并向“一行两会一局”进行事前报备。交易所全面对接离岸账户。 ——逐步扩大境内外合格投资者范围。金融监管部门按国际规则，对市场的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防止内部交易等施以监管，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 20、推动金融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与国际高水平接轨 ——对标国际一流的监管标准，强化事中、事后监测和监管。密切关注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罚。 ——临港新片区金融机构采用国际通行规则为境外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与在岸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向监管部门报备。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贸港，实施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对离岸金融业务主体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离岸金融业务减免增值税。 （五）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金融科技高地 21、完善国际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打造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骨干网。推动境外机构及其分行尽快接入CIPS，从而扩大CIPS的覆盖范围，并依托CIPS形成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骨干网。加强CIPS系统与境内外更多清算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 ——进一步贯通股票、债券、期货、外汇、黄金、大宗商品等金融交易市场的跨境资金结算通道，提高跨境交易直通处理率，提供账户和流动性管理等服务，提升CIPS 系统跨境支付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连接融合各支付清算子系统形成支付清算子网络：以落户于上海的CIPS系统为核心骨干网，连接证券结算系统、证券黄金交易所系统、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银联网络、以及各家银行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系统，以提高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中各支付清算子系统间的连接度和融合度。 22、加快建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加快推进上海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建设。以此研究中心为创新引领，带动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金融科技企业及相关产业的联动，深化产学研合作发展，促进上海金融科技产业的快速聚集和金融基础设施的跨越升级，推动上海建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23、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数据库 ——在上海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数据库。以长三角地区为试验田，汇总已有的各地金融信息子数据库，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形成基础金融信息数据库，并逐步扩展至涵盖全国金融信息。 ——依托以上基础数据库，搭建面向全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综合信息服务，通过金融供给方与金融需求方在平台上充分展示，实现客户筛选、评级、定价、风险控制线上化和交易实时化。对于绿色金融、小微金融、三农金融等设立专业服务区，满足各类规模企业的业务需求。 （六）完善金融法治和监管，构建完备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24、在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 ——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公正高效审理涉外金融纠纷。优化涉外金融纠纷解决程序，提升纠纷解决的便利化程度。 ——在临港新片区探索建立国际金融法院。加快形成与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专业化金融审判机制，建立健全金融审判专家陪审员和专家辅助制度，提升涉外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重点围绕外资企业、外籍人士的跨境金融与商务纠纷，探索由港、澳、台同胞担任陪审员，响应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和境外投资者的诉求。 ——建立案例指导的规则和体系。国际金融法院可探索建立“测试案例”机制，推动临港新片区内市场主体就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纠纷提起测试诉讼，以明确权利义务分界，及时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可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重点高校等联合建立实务研究平台，定期发布中英文典型案例。制作类案裁判指南，逐步建立契合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的金融司法案例库，为跨境金融纠纷解决提供稳定预期。 25、在科创板试点建立更完善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 ——尝试在科创板建立更完善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将虚假陈述特别是财务造假类案件作为重点考虑的案件类型，提高科创板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试行“选择退出”规则，证券诉讼的集体成员在规定时间内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的，将被法院排除在诉讼之外，如果未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则自动成为集体成员。试行胜诉酬金规则（即律师风险代理制度），集体成员方的代理律师垫付诉讼费用，且仅在集体胜诉或达成和解取得收益时才可收取代理费用。 26、争取中央赋予上海更多金融管理权限，支持市场创新 ——争取中央赋予上海包括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更多的地方金融管理和立法权限，为上海金融创新提供政策空间，并建立与其它金融监管部门（如一行两会、外管局等）的反馈机制，以便推出各类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交易平台、账户体系等。尽快形成对境内外金融集团的整体监管机制和监管安排，多部门合作，严防风险跨机构跨部门传递。 ——扩大金融机构与市场组织推出金融产品和参与金融市场资质的备案制范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市场创新活力。具体推进可从上海自贸区或临港新片区起步并逐渐扩展到其它区域。 ——探索“监管沙盒”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从监管、法规和技术层面支持各类金融开放及创新试点，继续扩大“监管沙盒”的参与主体和业务场景。通过监管科技推动金融监管创新，以适应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业态发展。 27、建立全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 ——在上海建立全金融市场的交易报告库，集中整合各类金融市场与交易所（包括衍生品市场）的完整交易信息，遵循穿透到底层资产的原则，通过标准化的科技手段形成报告，加强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间的交流与互动，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监测与防范金融风险。 ——汇集涵盖各金融行业子行业的数据信息，建立全信息风险管理系统，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使用统一标准进行压力测试，为监管机构管理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依据。 （七）加大人才资源集聚，提供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28、完善高端金融人才政策 ——推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高端金融人才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海外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入境和永久居留手续，为其提供落户、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最优支持。 ——对上海紧缺的高端金融人才采取个⼈所得税“先征后补”的方式，实施所得税率15%的优惠政策。在现有人才认定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以年薪等为参考标准的市场化人才资质认定方式。 29、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全国率先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形成知识产权快速协调保护机制。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高水平建设上海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强化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健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证据规则。 ——建设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对接平台。在上海建立国际知识产权评估中心、交易中心，推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的有效接轨。 30、建立数据资产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 ——制定数据资产识别、确权、保护、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和促进在上海设立和发展有助于识别、确权、保护、交易数据资产和个人信息的新业态。加强上海企业对于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产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推动上海企业对于数据资产资本化以及个人信息的合法合理利用的尝试和探索。 31、完善政府服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政府部门基于规则办事，对国企、民企和外资机构一视同仁；允许企业与机构对政府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价，并定期公布和回应。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利用政商数据库，健全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体系；并在上海加快推动个人破产法的实施。 （八）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形成多方建设合力 32、高度重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引领和统筹作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长期战略，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规划的引领和协同。在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纳入国家规划体系的同时，加强对规划推进和落实的分析与评估，加大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推进指导。 33、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工作协调机制 ——健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与上海市政府紧密沟通的工作协调机制，在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更有效的协同效应。 ——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牵头，加强长三角地区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推动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发展。
一、从2020看未来经济，金融趋势的三个重要因素 大家好，我是香帅。 时值今年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未来。 “我所看到的未来”这个词听上去有点抽象，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场景来讲，就是在金融市场和资本世界里我所看到的未来。 1.2020年的经济与资本 对于魔幻的2020年，大家都已深有体会。 经济方面，哀鸿遍野，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速下行至-6.8%，是中国经济近20多年历史首次出现负增长。 此外，全球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而且在第二季度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失去的时间是4亿小时。 资本方面，资本市场一眼望去春暖花开。美国纳指在不断地创出新高，数字化巨头如亚马逊等公司的财富也在暴涨。 2.特斯拉股价的秘密 在资本市场的胜利号角中，声响最大的是一个很小的车企，特斯拉。 全球第一大车企是丰田，其年产量和销量是1000万辆。虽然特斯拉2020年在上海、德国建立了工厂，但销量也不过80万辆。 但是，就是如此小型的一家车企，今年的估值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全球第一大丰田才是2000亿美元，特斯拉的估值超出丰田2倍之多。 这真的让人大惑不解，到底是市场错了？估值模型错了？还是汽车行业的时代变了？ 其实，特斯拉的股价里包含着，关于未来经济、金融趋势的三个重要因素：增长分化、负利率和颠覆性的叙事。 二、增长分化成为趋势 1.分化是增长的负产品 分化这个词听上去很扎心，实际上自人类有增长以来，分化就跟我们如影随形，可以说分化是增长的附产品。 从人类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过去30年这样，分化得如此严重。 1978年时，美国社会被喻为纺锤（枣核）形，中间阶层特别稳定。当时，美国财富版图上1%的人，占有全球财富的比重是20%，今天这个数字是37%。 前10%的人，即所谓的富豪阶层或精英阶层，当时大概占据30%多的比重，今天是67%——10%的人口占据67%的财富比重，这不仅是美国的现状，而且也是全球趋势。 另外，在美国财富版图上有50%的人基本不存在，即财富为0，而这批人在70年代还有3%。 原因除了2008年次贷危机外，还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让他们的财富版图直降为负数，这意味着他们家里没有资产，只有负债。 2.数字化是一种高度偏向性的技术进步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分化？ 就要回到一个让人愉快的词语叫“技术进步”，或称之为数字化。 每个人对数字化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过去三十年通过技术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演变，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逐步得到改善，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但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是一种高度偏向性的技术进步。 过去我们有种错觉，就是以为只要是进步就像阳光一样，是普照大地式的，但是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还有树荫、楼房产生的巨大阴影，还有看不到的地方。 数字化就是这样一种技术进步，实际上会让很多人受到损害，我称之为 missing middle(消失的中间层)。 比如，美国的精英层和富豪层一直在增长，而位居中间自以为是、坚忍不拔（占比50%—90%）的中产阶层，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再到今天，他们的财富占比从37%一路下降到22%。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中国乃至全球。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数字化、信息化后，过去所谓的白领工作，比如文书处理甚至基本会计（标准的中产工作），都在现代的技术冲击下慢慢变得可编码化，慢慢地被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替代。 3.赚钱能力也在极大的分化 ① 劳动力市场的极化 之所以中产阶层被挤压得非常厉害，因此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极化的现象，要么中间层不见了，要么就上升到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企业的高管等一些具有创意型的工作。 上升的这些人收入越来越高，另一些低技能的人就只能下沉，虽然他们保住了工作岗位，但是收入越来越低。 例如，80年代，美国的普通职员与企业高管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大概是10倍左右，而现在已接近100倍左右。这也是全球趋势，欧洲稍微好一点（Piketty和Saez（2003）指出，1970年，美国前100名CEO的薪水大约是平均薪资的40倍。到2000年，这些CEO的收入几乎是平均工资的1000倍）。 ② 企业组织形态的渐变 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以外，数字化还改变了企业组织形态（是指企业的组织形式，存在状态和运行机制）。 如今，大家生活在一个平台主导的年代，例如出门用滴滴，吃饭用美团，网购用拼多多或淘宝，社交用微信，这些都可以统称为数字化平台。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企业的形态也渐变得不同以往。 在我今年的新书里有讲到，数字化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规模化和标准化，而标准化的下一步就是规模化。看似简单的步骤，却发挥着极大的马太效应，使组织形态真正实现越大越强且大而不倒。 平台是一个具有自演进能力的组织形式，平台越来越大，而平台的所有者的收益会越来越高，而其他小的企业存活就越来越难。 “每一个乌云都镶着金边，每一道阳光也都带来阴影。” 数字化发挥着它的两面性，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人们赚钱的方式和企业增长的方向业已分化，只有在数字化轨道上的企业和个人才有机会获得上升的路径，增长的机会和果实也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企业和个体身上。 ③ 在股市看了热闹，却涨了寂寞 2014年之前，纳斯达克（代表科技企业）和道琼斯（代表蓝筹企业）是同涨同跌，只不过幅度大小不同而已。 但是，从2014年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纳指一路向上，而其它的股指涨幅微弱似停止。其中，纳指的涨幅基本是集中在头部企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点。 即便纳指又创新高，但其上升曲线也是呈分化状的。 现在有一个词语叫Big Five，类似谷歌、脸书、苹果等五大数字化企业，和标普500其余的495个企业分化为两层。 纳指的涨幅，基本上集中在这五家企业，一共涨了47.6%左右，近一半之多，而其他企业却基本上没有变化。不难看出，分化越来越严重。 不但行业分化，而且同一个行业里会趋向那些巨头再继续分化。 三、利率下行，从未停歇 1.消失的财富矫正器 低利率化也是过去30年大家在见证的事，而且我们很快也会面临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时代。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低利率意味着货币的价格更便宜。 财富累积到一定的阶段后，会产生激烈的分化。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越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富有。 虽然人类财富的增长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会出现一些机制进行矫正。 大半个世纪以来，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和平年代，二战后全球已无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听上去像灾难的战争、瘟疫是人类面临的大麻烦，尽管我们在感情和伦理上不愿意接受，但它们却一直都是人类财富不平等的矫正器。 死亡、大规模的瘟疫会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资源价格，还有就是破坏存量资本（不论拥有40间还是4间房屋，一场战火过后全都回到同一个起跑线）。 如今在核武威慑的年代，这些矫正机制已消失无影踪。 2.逆周期调控经济策略 70年代左右，人类又解锁了一项新功能，步入信用货币时代，央行及政府机构掌握了更大的逆周期调控经济的权力。 当危机（猪流感、埃博拉及新冠肺炎）来临，经济停滞时，央行进行逆周期调控，放更多的水（货币）到市场上。 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供给增加，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降也就是利率下降。而这些操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屡见不鲜。 1999年至2000年，在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开始刺激经济，利率一路下行。而美国作为全球利率的领头羊，全球利率也随之下行，欧洲的经济增长放缓，也是采取量化宽松的手段。 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2年的欧债危机，依旧是采取大水漫灌的刺激措施。 2020年，新冠疫情措不及防来临，全球各国的央行、财政部又加大力度放水。 今年3月到6月之间，美联储释放6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是2008年的两倍之多。欧洲也一样，这意味着为了应战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全球也制定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 资产的价格等于现在和未来创造的现金流折现价值的总和。 贴现率是根据市场利率决定，利率下行，分母越低，意味着资产的价格越高。利率越下行，越有利于富人的资产价格爆涨，利率下行有利于谁，已是不言自明。 今年，我们做了一次财富调研，得到的结果是：后疫情时代，很多家庭收入遇到了问题，但是整个家庭的财富并没有受影响。其所补偿来自两个部分，第一是房产价值的上升，第二是金融资产价值的上升，当然，这些也是源于利率下行。 前面说过，增长是分化的，尽管资产依然存在分化，但不是所有的资产都涨。 科创板、创业板涨得厉害，大蓝筹却不涨，本质上就是增长分化，而增长源于数字化轨道上正在进行的企业。 3.分化成为趋势，选择成为必须 城市也在分化，我在《钱从哪里来》里也有提道：2019年真正上涨的只有六个城市，深、广、北、上、成、杭，是六大A类城市，其他城市的表现非常平庸，三线以下小城镇的房价反而跌了——资产价格涨了，却挣不到钱。 同样逻辑也体现在股市，2007年99%的股票都在上涨，2015年牛市期间，97%的股票都在上涨。 所以，哪怕是一只大猩猩参与到股市里，也有97%到99%的概率可以赚到一点钱。 2020年，即使涨得最“凶”的一个月也有一半的股票在亏钱。这说明资产利率下行并没有汇集到所有的资产上，仅是部分资产有收益。 所以，无论是数字化，还是利率下行，都加大了分化的趋势，这就是历史的潮流。 2020年的疫情将数字化往前大幅地推进，将利率往下“推”行，分化将更加极端。 当分化成为趋势时，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哀叹该怎么办”，还有一种就是“去找到、去选择哪些可能成为上行的道路”。 四、颠覆性的叙事创造价值 1.“特斯拉叙事”的价值创造 增长分化与负利率集中体现于特斯拉。 车企是工业时代的最后一道壁垒，汽车行业被称为工业时代的皇冠上的明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而是集中了很多的技术，从发动机到组装，都包含着工业时代最高的技术水平。 所以，如果在汽车行业能够有颠覆性的变化，比如从燃油时代进入到电动时代，只有颠覆性的叙事在大行业发生，才能支撑起巨大的价值创造。 而汽车是为数不多、以万亿美金来计算的巨大行业，同时大约能够支撑起1000万到3000万的中美工人的数量。 巨大的叙事颠覆力，支撑起特斯拉的5000亿美元市值，甚至很多人畅想它能飙升到万亿美元的估值。 特斯拉代表着增长分化里最上层的胜利号角，也占据了增长分化上端的地位。更大更强，负利率对它反而有利。 负利率分母接近0时，意味着对拥有资产的估值来说，只有天空才是上限。 2.叙事是人类经济现象的一个部分 叙事这个词很有意思，人们总以为价格都是理性的，其实信念本身，就是资产价格或者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例如，人工钻石和天然钻石没区别，在硬度和纯度上都没任何区别，天然钻石也不属于稀缺性品类。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一颗小小的，以克拉计算的钻石，动辄数万、十万或上百万的价格？ 因为叙事的存在，“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成为了坚贞爱情的叙事，依然有足够多的人相信。 只要社会上有足够多的叙事来支撑相应的价值，就有成功的叙事引领经济现象的案例。 还有一个是比特币，也是经济和金融市场特别成功的叙事。比特币是以反抗传统的货币体系，追求民主自由，倡议要有隐私货币体系出道的。 因此，这个叙事得到了如此多的拥趸和支持，流传得也越来越广泛。 3.特斯拉叙事中的金融思维 特斯拉靠着自身的优势，增长分化到金字塔尖，构成5000亿市值甚至可能会到万亿市值的一个估值。 特斯拉的股票和发展的未来我无法预测，但是它的叙事及其背后闪耀的要素，将会长久的伴随着我们。而且，我们也会不断地在其他金融资产上发现特斯拉叙事的影子。 这些是我一再强调的，未来的资产世界就是分化的时代，找到选择的路径会变得更加重要。 特斯拉叙事里包含着金融学最重要的思维，如果我们把看待特斯拉的思维依次拆解，也完全可以放在人的身上。 把人看作一个金融资产，如何使人的价值更大，找到更低的贴现率，让你成为你想象中和大家预想中的人，守住风险底线，愿意承担高风险，善用杠杆和复利的思维，以及构造自己的信用体系。 在这么一个金融深化的年代，尤其在不可抗拒一直向前的2020年，我们要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在分化年代如何做好选择。 希望今天的金融思维可以伴随着大家，更好地站在高处理解财富，用身边的金融现象以高维视角重新理解经济。 更重要的是，能把这些金融思维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站在高处重新理解自己的人生，在分化的年代找到自己向上的那条路。
又一家科创板公司被举牌！ 山石网科12月25日晚间公告，鸿腾智能于11月18日至12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36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权益变动后，鸿腾智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奇虎科技合计持有公司901万股股份，约占总股本的5%。 据公告，鸿腾智能、奇虎科技的控股股东均为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六零系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和手机安全产品及服务供应商，主要从事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及网络安全产品的设计、研发、运营等。 山石网科与三六零业务范围高度重合，一直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前沿技术的创新，提供包括边界安全、云安全、数据安全、内网安全在内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并为用户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举牌“同行”所图为何？公告称，本次权益变动系鸿腾智能基于战略发展考虑，拟通过投资山石网科，加强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合作。 此外，鸿腾智能还初步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山石网科股份，增持比例预计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但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增持方式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在此之前，铂力特被朱雀基金与平安信托“相中”，成为首家被举牌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12月8-10日，36氪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WISE2020新经济之王大会——崛起与回归」。本次大会是WISE大会的第八届，2020年也是36氪成立的第十年。在新资本分会场，我们邀请到了天使基金、VC/PE、市场化母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平台等各路资本方，汇聚了万亿级的创投资本，以「穿越季候风-金钱涌向哪里」为主题，聚焦投资策略、探索价值发现、前瞻市场未来。 在本次大会的第三天，明势资本合伙人焦腾先生以“科技创业投资的最好时代”为主题分享了明势资本在科技领域的投资逻辑与思考，并给出明势资本最核心的投资策略：坚定地投中国，尤其是投中国的科技企业，投中国的顶级创业者。从历史视角来看，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的风险投资正在回归硬科技投资，从投资角度讲，今后10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时间。 明势资本合伙人焦腾先生 以下是焦腾先生的演讲实录，经36氪整理编辑： 感谢36氪的邀请，去年也过来做了一个分享，实际上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发生了很多事情，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技创业投资的最好时代”，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即使是今年疫情叠加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全世界的资本市场依然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姿态，我也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机构今年的一些工作和小的收获。 了解明势的小伙伴们可能也都知道，我们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关注在科技投资和孵化领域。我们合伙人也经常讨论，客观地讲无疑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踩中了大的潮流，我们2014年创立以来管理4支美元基金和2支人民币基金，今年刚完成美元四期的融资，包括美国前十大大学捐赠基金中的三大基金首次布局中国早期科技基金就选择了明势；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最大的家族都继续重仓明势。 我们看今年的资本市场在上周发生了一件全球市场都很震惊的事件，整个全球股市市值第一次超过了100万亿美金。我们回归看中国的A股市场，截止到这周A股今年申报IPO大概有530家企业，我们团队对530家企业做了分类，这里面80%都是面向科技、To B的企业，和我们机构的整个投资方向非常契合，这个趋势我们判断未来将持续十年时间。 这个是我们自己投资企业的一部分，同时代表我们投资方向。明势整体有三块很强的标签，第一类是通用技术，企业服务工具、人工智能、大数据、IT基础设施，包括光纤基础设施；第二类是垂直行业，物流、供应链、智能制造、智能出行、医疗健康、零售科技，每一个板块都跑出很好的企业；第三类虽然只占投资金额的20%，但是我们投了不到十家企业，每一家企业发展都很好，明年还有好几家上市企业，都在这个板块里出现。 大的投资逻辑是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2018年人口出生率大幅下跌了12%以后，这件事变得很严峻了，有效劳动力人口受到双重挤压，冲击了我们有效的劳动力人群。同时，又遇到人力成本增加，中国最近十年平均工资涨幅在12%。 对于劳动力的成本和大家对工资收入继续提升的预期，以及整个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我们认为只有科技能帮助各个行业提升效率来弥补这个差距。 从去年我们就开始提的新基建应运而生，从数据回溯来看，我们判断新基建的拉动会超过1：10，现在国内头部的投资机构都在布局科技赛道。 简单举几个我们项目和投资方向的例子，今年在7月底上市的理想汽车，上市之后现在市值也突破了2000亿人民币的大关。让我们更欣喜的是李想对产品力的定义和深刻洞见，销售数字很清晰地证明了理想汽车的成功，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超过100倍的可退出的回报，我们会继续持有，整个销量增长还是非常迅猛。 第二个是我们在两年前上市的小牛电动，是新能源出行的典型代表，解决了续航里程的问题，从原来铅酸电池提升到动力电池200公里，解决了车和电池容易丢的问题，产品虽然卖的贵了一点，但是消费者还是拿脚投票，今年的销量增长迅猛，公司已经在拓第二产线。这个项目也为我们带来了超过100倍的回报，所以理想、小牛还有后续一批项目都是我们整个基金一二期投的。我们的一期基金现在已经有七倍的回报，二期现在已经有六倍的回报。 刚才只是两个项目的例子，我们围绕着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除了理想、小牛整车，还有上下游自动驾驶，汽车网联的芯片。 第二个板块是工业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简单的投资逻辑。我们从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在边缘端、硬件端持续布局，以及到中间层、数据连接层、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以及到最上层的各个场景、各个应用，有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包括现在对企业提质降本最明显的场景我们都很早就有了布局。现在几十家企业中大部分都已经跑成了行业最头部的公司。 简单举两个小例子，新扬新材是我们在江苏投的项目，它的明星产品之一是无人机，我们投的时候对材料行业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三年多时间，今年已经获得很高的净利润，马上要申报科创板。 全应科技，很多同行都问我们，为什么包括明势大家都会投这么一个传统的锅炉场景？这家企业就是通过物联网和云端的算法结合提升锅炉的燃烧效率，我们很看好这些领域，因为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普遍的燃烧效率都是比较低的。企业用云端的算法加边端物联网结合的方式，提升锅炉燃烧效率，可以每年减少几百万的成本，是非常好的工业加SaaS的模式。 前面两块新能源汽车、工业是很多同行对我们了解比较多的，我们还有一块相对比较软一点的，像人工智能、大数据、企业服务，在我们成立之初就开始布局。我们一直强调研究驱动，对这一块的研究很深入，我们一直很相信企业服务就是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的固化和输出，就像当年的SAP服务了大众、戴姆勒、西门子一样，沉淀了头部企业的管理理念做出最好的工业管理工具，这件事儿在美国发生，在中国也在快速发生。 我去年年底在36氪主场做过一个2020年企业服务的十大投资机会，今年回溯里面很多个方向都跑出了很多很好的公司，我们也在里面做了很好的布局。包括像今年最火的开源、RPA、低代码，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做了很好的布局。神策数据，做了现在中国最头部的大数据行为分析的平台和产品，这家企业我们投的时候几千万人民币的估值，三年时间成了独角兽的行业，我们有超过100倍的回报。类似企业服务的项目还有很多。 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你们能在2014年之初就坚守投资中国的早期科技企业，我们相信中国政策的稳定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有最好的工业基础，这就是我们对早期科技投资最大的红利，所以我们机构最核心的投资策略就是坚定地投中国，尤其是投中国的科技企业，投中国的顶级创业者，真正给社会、给我们的出资人带来好的回报，相信未来所有优秀的企业都是科技企业。 谢谢大家。
【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大小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基本管理问题之一，而控制权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低，通常有全资控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四种类型。从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目标、发挥协同效应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母公司应尽可能选择对子公司的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50%以上）。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母公司能够全面、有效地贯彻其战略意图，有效避免各子公司独立行事和各自为政的倾向。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相对控股和参股的情形下（通常为上市公司），尽管母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子公司，但存在在二级市场上被收购控股的可能性。在后两种情形下，子公司往往游离在母公司战略布局之外，难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有效控制风险。总之，除非是为了财务目的或其他目的，母公司应尽可能争取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的方式，以达到基本控制子公司、达成战略目标的目的。 子公司是否分拆上市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子公司分拆上市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而言有诸多益处。如，可以为子公司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然而，子公司分拆上市也存在风险和不利因素。即便在绝对控股情形下，也存在公开市场上被某些机构增持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按照上市公司规定予以披露，且要确保定价公允，不能利益输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协同效应产生制约。而控股公司整体上市则有利于统一规划资本资源，从整体上安排财务资源，包括开展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金管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 采取合理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地达成增强协同效应、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采取合理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大致分为几类：独立子公司、协同子公司和事业部制。 在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各子公司在业务运作上基本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控股公司有统一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经营目标，但母公司对子公司给予充分授权，基本不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子公司的董事层和总经理虽由母公司任命和考核，但却拥有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组织架构的安排，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以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主，而子公司则可能“五脏俱全”，拥有各自的前中后台部门。相比较而言，独立子公司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能力，协同效应则处在一般水平。 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子公司虽然也是独立经营的，但各经营单位即子公司之间更加注重实现良好的业务协同。母公司通常以两种方式来组织推动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是搭建整体性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的客户和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整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业务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协同性。二是在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母公司可以构建统一的业务处理和IT系统等后台支援系统对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驱动母公司的人力资源、预算财务和风险控制部门为子公司之间的协同业务行为提供支持。三是母公司通过严格的考核来督促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包括运用约束和激励两类手段。可见，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明显好于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 事业部体制机制是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水平最高的制度安排。在该体制下，母公司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依照功能来划分事业部，如将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起来，分成企业金融、消费金融、金融市场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性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管辖若干业务单元或子公司。与前两种体制明显不同，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子公司并非是利润中心，各事业部才是利润中心。在这种体制下，子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而依照功能划分构成的事业部才是实体所在。很显然，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则为事业部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初衷来说，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的独立性偏强，不应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首选的内部体制机制。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以协调子公司体制机制为主，少数有良好条件的母公司则可以探索运作事业部制。 从战略层面重视协同运营机制构建 为了有效发挥内部协同效应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控股公司除了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外，还应构建相应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效应方面包括战略协同、激励考核、后台共享等机制。 控股公司应从长远的整体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联动，将提升业务联动功能作为控股公司的重要工作目标。通过各种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使各业务板块、子公司以及前中后台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业务联动的重要意义，摒弃本位主义。在细化目标市场的基础上，应强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子公司间的业务联动，持续提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强化业务联动作为“必选项”写进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发展计划中，并建立联动情况的互评考核，将业务联动性作为各自公司的重要考核指标。 搭建客户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协同运营机制的重要举措。控股公司应建立面对全集团开放的客户信息管理平台，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都应将其客户的重要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在符合监管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控股公司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客户需求体现、业务发起、风险控制等各相关流程都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控股公司依托覆盖面较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引导和推动各子公司和业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合作，实现各经营单位共享客户信息资源，有效推动跨公司、跨地域、跨条线开展客户互介，扩大业务联动收入规模。 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加强子公司联动，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较为有效的方式。项目团队可以包括不同子公司和业务部门的前中后台人员，尤其是中后台人员可以长期介入。通过建立内部专家库、内部人才市场以及自愿报名和审核把关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专业人员，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可由客户部门即前台部门牵头成立和负责运营，实行专项激励、专项考核和专项资源配置。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内部资源协同和效应协同的有效方式。 统一的后台共享机制是发挥业务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等中后台部门应改变部门化的运作方式，提升协同化、条线化和专业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和前台业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一种协同水平较高的模式是向子公司派驻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预算财务等人员，实行双线管理。控股公司应逐步构建统一的后台业务处理中心，实行集中化运作和管理。有条件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尝试构建统一的IT系统，实现内部网络化运作，提高内部运行和管理效率。 激励考核机制是促进控股公司内部协同和业务联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可以借鉴国际银行业的成功经验，将以业绩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调整为“业绩+行为”评估的考核办法。既考核客户经理做了什么，又评价是怎么做的。从活动绩效、风险控制、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综合性地进行考核，引导客户经理着眼长远和全局，主动、积极地开展业务协作，培育业务联动的文化，确立相应的价值观。为鼓励各子公司之间开展交叉销售，控股公司可以制定促进交叉销售的激励考核体系，将交叉销售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控股公司应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和引导多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动和协作，充分利用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应建立全面、细化和完善的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建立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较为特殊，包括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等。为了达成协同效应，控股公司及其各子公司通常是统一客户、统一品牌、统一后台，很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在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容易蔓延。其具体传导的途径主要有声誉传染和流动性传染两种。当一家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时，其他子公司的声誉和形象也会下降或受损。当某家子公司出现严重流动性问题时，通常控股公司会动用资金或调集子公司的资金来拯救该子公司，从而可能带来整体性的流动性风险。 通常，控股公司各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相互划拨、相互担保、关联贷款甚至转移利润。其中有不少出于业务的协同需要，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但也有部分关联交易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应加以防范和管理。有的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复杂，有的还相互持股，从而就会存在母子公司重复使用同一资本的现象。这意味着控股公司整体的净偿付能力可能低于其总的、名义上的偿付能力之和。高杠杆风险往往与资本重复计算有关。由于控股导致同一资本来源在控股公司内部被同时用于多个法人投资，控股公司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潜在风险。 鉴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控股公司需要从风险文化和偏好、风险管理架构和风险隔离机制三管齐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控股公司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将控股公司整体的认识统一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上来，推动风险文化向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渗透，将稳健经营的理念有效融入政策、制度、系统、流程和工具之中。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使风险文化的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成为所有员工共同的行为指引和自我约束。从基础理念、业务技能、专业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全体员工实行差异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培训，持续推进风险文化养成教育。合理制定与控股公司战略相适应的审慎风险偏好，将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解传导至所有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控股公司层面应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控股公司整体进行风险管理，主要责任包括确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建立统一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客户授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开发，等等。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也应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人员首先要对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同时向本公司负责人、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这种以垂直为主、横向为辅的矩阵式风险管理架构对母公司的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对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以防止风险管控过度阻碍业务发展。 为有效应对交叉传染和关联交易风险，控股公司需要打造一套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包括资金、业务、信息和人事等四个维度。资金隔离是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和流动加以限制，以防止这类资金流动对客户利益带来伤害。除了股权投资以外，应严格禁止在母子公司之间随意调动资金，尤其要阻止银行资金不合规地输入证券和保险类子公司。业务隔离是对多子公司开展联合营销、交叉销售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加以适当限制，其主要举措包括：坚持商业原则和公平投标，防止利益输送以及实施总量限制等。信息隔离是对母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流动加以适当规范和限制。各子公司内的信息共享应仅限于服务客户所需的相关信息，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应禁止共享和流动。人事隔离是指对各子公司的人员相互兼职和流动加以规范和适当限制。除了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高管可以相互进入对方董事会外，其他人员应禁止相互交叉任职，这方面应严格遵守监管规定。风险隔离机制设立要注意把握好度。隔离过严会阻碍业务协同，降低经营效率；隔离过松则会带来风险隐患，不利于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符合监管要求，不能突破监管红线。在此前提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子公司的行业特点来制定满足自身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推动内部协同的规范和原则，并适时进行调整。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培训、评估等配套措施，确保风险隔离措施合理有效并落到实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0年第12期。
日前，国立科技在东莞总部举办20周年庆，公司董事长邵鉴棠回顾了公司二十年的拼搏奋进：“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工厂，发展到今天拥有5000余名员工的上市企业，期间经历无数的坎坷，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才有今天的国立科技。”资料显示，国立科技是一家专注于高分子新材料及其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邵鉴棠表示：“未来，国立科技将继续秉持初心，保持对事业的追求和梦想，牢记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继续征途，不懈奋进，努力做优主业、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回馈股东，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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