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六稳”、“六保”工作，2020年8月26日下午，人民银行召开跨境人民币便利企业贸易投资工作座谈会。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主持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参会企业认为，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人民银行快速反应，果断应对，及时出台了支持防疫保供和企业复工复产的跨境人民币政策措施，有力支持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汇率风险、避免汇兑损失、锁定财务成本，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呈逆势上扬态势，便利企业贸易投资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参会企业围绕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等方面，对跨境人民币使用提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委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对更好完成“六稳”、“六保”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及离岸清算效率，助力各类企业健康发展。 相关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企业、银行负责人参加会议。（完）
人民银行8月14日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指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不同开放渠道进一步整合，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对外联通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便利，参与境内金融市场交易有望继续快速增长。 目前，境内金融市场股票和债券已成境外主体增配人民币资产的主要品种。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规模同比增长48.6%，其中持有债券托管量占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总量的2.3%，持有股票市值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3.6%。2019年，境外主体新增的境内人民币资产中，股票占比为66.6%。 报告称，国际重要金融指数吸纳中国债券和A股，充分反映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认可，将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际投资者与中国经济合作共赢。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 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下水到渠成的过程。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贸易、金融及经济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仍保持韧性并呈现增长。未来，人民银行将继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坚持市场化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展望，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将不断增强。在当前国内企业向周边国家转移产能的背景下，随着跨境人民币政策进一步优化，各项改革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主体，接受以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新的增长点。 同时，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将进一步显现。报告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外货币合作持续加深，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中国金融市场渠道继续拓宽，投资代理服务不断优化，入市流程和周期大幅缩减，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的意愿有望进一步上升。 人民币计价货币功能将有更多发展。报告指出，人民币在政府涉外统计、核算、管理中的计价职能进一步增强，发展成熟的期货市场陆续引入境外交易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种类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廖群博士为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显然，这一新发展格局是因应正在加速的中美脱钩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所提出来的。鉴于中美脱欧是美国出于其霸道本性的执意之所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不愿意看到但也只能坦然面对。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美国在这方面会走多远，尤其不知美国总统大选后会怎么样，长远而言，做好大规模脱钩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迎接，或准确地说，打造这一新发展格局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上述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和国外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话，新发展格局的要点或关键之处有三，一是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循环要相互促进。 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一方面是相对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标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相对于自身目标而言，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31,000元人民币，但我们的目标是人均GDP和收入都在今后20-30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同时也意味着内需有进一步做大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外需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帐户，净外需体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2019年我国这一净出口为顺差14,80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49%，在国际标准的2%以内，应该说是不高的，进而内需在GDP中占比为98.51%，与很多其他国家相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进、出口贸易量都很大且其中加工贸易仍占25%左右，从而形成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如果将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与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分开来看的话，二者分别占GDP的21%和19%左右，相对于内需是较高的，因而内需是相对偏小的。所以，内需本来就应该进一步做大。现在面临中美脱钩的新形势，自然就必须进一步做大了。 如何进一步做大呢？在宏观结构层面，内需包括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人认为内需仅指消费，俗定而成并无大碍，但准确或专业地表述，应该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做大消费，应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应加快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为此应加速城镇化，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地位，提升就业率及提高失业、退休及残障人士的福利水平等；应切实减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做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尽快启动新基建，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基础建设，并从产业、地区及科技角度对传统投资补短板。实际上，内需进一步做大还有赖于其加速循环。 内需要加速循环，是一个大课题。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于外力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外需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运动有前有后，有上有下，人们追求的当然是往前和向上，即增长，则其结果就是内需的进一步做大。问题是，内需如何能加速循环呢？这需要新的思维和思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初步思考，内需加速循环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或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加速市场机制的优化，必将加速内需循环。首先是经济体制对内进一步开放。内需加速循环有赖于经济与金融资源更有效与迅速地得到配置，这就要求在国民经济中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的比重，相应地增加更有活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比重，赋予她们更强的市场地位，使她们进入更多的产业领域，包括垄断行业领域。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进一步改善，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科技及商品／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 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势必加速内需循环。当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加快向信息或智慧型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催生智慧型消费和智慧型投资，而智慧性消费和智慧性投资又衍生出并改造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及产品。衍生的包括新型电子材料、电子元部件、信息设备制造、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机器、信息配套设施等一系列的信息产品，改造则为“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平台改造各个产业及产品。如此的转型必然是消费和投资，即内需的大循环。加速这一转型，即加速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升级，必会加速这一大循环。 三是加速地区结构的升级，也为加速内需循环创造重要条件。我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也处在升级过程中，主要是城市群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必向大城市流动玉聚集，大城市挤满了便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卫星城市流动玉聚集，从而形成城市群；而随着人口聚集于城市群，经济的内需便集中在城市群。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就是内需的重新配置过程，也就是内需在空间上的循环过程。我国正在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 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至于内需与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内需大循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循环，而且还希望内需循环能够加速外需循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这是过虑了。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从中央最近的多次表态来看的确并非如此。至于不得不放弃，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若从经济角度，这个问题不值得担忧，因为外需的存在，即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是我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然，若美国纯粹从遏制我国崛起的政治角度，强行与我国并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那我国的外需会减弱很多。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已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所谓盟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正在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现有外需并开拓新的外需市场。为此，应巩固与美国及其几个紧密盟友以外国家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盟、俄罗斯及中亚、部分欧洲，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 外需与内需循环的确可以相互促进。在出口方面，以内需循环中催生的更加优质和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产品，如5G、北斗、高铁、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家具及家电、无人机等开拓新市场；进口方面，内需循环做大的内需吸收更大规模与多样化的国外产品，除了能源、粮食及其他原材料等商品外，也包括更多高档的工业品和消费品，提高内需的质量，也加大外国对于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与内、外需循环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值得重视，即在一些外资撤出时如何保住外需的问题。要知道，外资撤出的供给变化与出口转移的需求变化不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国内企业应迅速收购欲撤出的外资企业，或迅速新建生产线以替代撤出的企业，以使外需并不随外资撤出而转移。这样不仅抵消外资撤出对于外需的负面影响，而且增加国内企业的并购机遇，还将阻止外资的进一步撤出，可为一举多得。这是我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外资加快撤出时应该精心设计的应对之举。当前我国企业的资金、科技及管理水平都可以说能够接管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力争促成国内企业填补外资撤出的供给缺口以保证出口需求变化最小这样一种局面。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岂不是坏事变好事吗？内需与外需循环如何相互促进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待于今后深入进行。
植信投资研究院今日发布7月宏观月报表示，7月出口保持正增长，进口可能重回负值。贸易顺差可能扩张带动外储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升值。 出口方面，报告认为，在全球疫情发展导致的各主要经济体恢复进一步分化的大背景下，欧洲、日韩等海外经济体需求进一步回暖，防疫物资对出口整体形成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口罩出口有下降之势，医疗器材出口也进入平稳期，结合去年同期出口基数较高，预计7月出口增速可能继续保持正值，为1%左右。 进口方面，报告认为，由于不少主要经济体因疫情影响，出口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出口检疫标准提高和去年同期进口基数较高等各方面因素，预计7月进口增速可能重回负增长，退至-2%水平。总体判断，7月进出口顺差约为500亿美元。 该报告称，外汇储备可能因汇率和价格等因素受益。因为外汇储备存量中配置了大量美元资产，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会影响外汇储备规模。此外，近期美股指数回温，美元资产价格上涨可能带动存量外汇储备增加。 同时，7月美元指数快速下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又进一步带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规模增长。报告认为，结合外贸、直接投资、短期资本等因素，外汇储备可能延续6月增长态势，并进一步扩大至31300亿美元左右。 该报告称，7月，在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处于小幅升值态势，由月初7.06左右至7月9日“破7”，目前在“7”上下徘徊。7月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净额都可能有较大增幅，将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推动作用，同时美元指数下跌也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趋势。报告预计，至7月末，人民币汇率将升值至“7以下”，区间在6.92至7.08之间，取中值6.99。
重庆出台45条政策措施进一步助企纾困 新华社重庆7月28日电(记者黄兴、张翅)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进一步助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政策措施》，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强化稳企金融支持等方面推出45条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助企纾困。 具体来看，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方面，共有10条政策措施：将阶段性下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免征部分行业增值税、缓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捐赠免税等政策，全部延长执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同时，延长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允许企业继续缓存住房公积金、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等。上述政策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逾300亿元。 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方面，共有12条政策措施，包括加大减免房租力度、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水电气成本、缓缴减免项目建设领域相关费用以及农业、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财政补贴政策，预计全年降低企业成本、缓解资金压力超过110亿元。 在强化稳企金融支持方面，重庆提出继续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转贷应急周转、降低贷款利率等，预计全年为企业节约资金超过16亿元。在促进稳岗就业创业方面，重庆推出稳岗返还兑现、开展以工代训、职业能力培训补贴等政策措施，预计全年稳定就业岗位70万个、发放相关补贴超过15亿元。 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方面，重庆将支持文旅业共渡难关，提振汽车消费、绿色智能消费、夜间经济消费、线上线下消费，并开展房交会等；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方面，重庆将强化生产服务保障、稳定加工贸易、助力外贸企业金融纾困、强化出口转内销等。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据银保监会网站23日消息，20日，银保监会召开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等。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银保监会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全力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坚决惩治重大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坚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赃挽损、弥补短板、重塑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紧盯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全面推进廉政风险排查防控，规范系统工作人员个人投融资行为等。 会议指出，要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有前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出清。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事件，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丰富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加大惩治力度，提升处罚效率。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立足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战略主动，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充分准备。 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从制度上组织上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强股东资质审查，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强化“两会一层”履职监督，督促提升董事专业性独立性，强化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加强高管层履职行为规范。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建立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公开常态化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压实相关各方责任，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保持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信社或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进一步优化保险监管机制，加快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强化保险在灾害防护体系中的作用，加快发展巨灾保险，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扩大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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