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制的具有“风向标”和“晴雨表”意义的2020中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2020 China's Industrial Finance Development Index，简称2020CIFDI）如期发布。 据悉，中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从资金支持度、结构优化度、服务有效度和金融安全度四个维度，运用38项指标综合评价我国及31个省级行政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以期引导和推动中国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首期指数于2017年发布，其后每年发布一期，受数据滞后性影响，2020CIFDI使用的是2019年的数据。 2020CIFDI研究指出，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显著增强，迈向提速发展轨道；资金支持度增长最快，货币政策灵活适度；金融加快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创投投资规模下滑；金融服务有效度提升缓慢，金融业仍需增强内功；金融安全度得分持续下降，防范风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金融发展京粤沪稳居第一梯队，区域竞争异常激烈。 数据显示，我国产业金融发展综合评价得分达到137.84分，比上一期增长3.2个百分点。从近年来的指数变化情况来看，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缓慢增长、优化调整后，本期得分实现较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显著增强，迈向提速发展轨道。产业金融发展方面，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产业金融发展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广东、上海位居前三甲，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四川、湖北、重庆跻身十强。从资金支持度来看，京浙粤沪苏位居前五，浙江表现突出；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优化看，区域得分差距较大，北京上海并驾齐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我国金融总资产达到467万亿元，与经济总量比值达到481.4%，该比值迎来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其中，金融机构总资产与GDP的比值多年来持续下降，金融机构持续瘦身健体、脱虚向实，债券市场未清偿余额与GDP的比值稳步提升，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值显著提升。（张问之）
眼下已是严冬，但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公有村的农田里却生机盎然。不久前，村民们种下的“太爱萝卜”迎来了大丰收。“这种萝卜成熟快、个头大、不愁卖，这次产出5万余斤可以给村民带来近20万元的收入。”望着江北区“金桥行动”结下的硕果，公有村党支部书记陈国栋高兴地说。 公有村地处山区，位置偏僻，是江北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建制村之一。为进一步支持该村经济发展，在江北区金融办的牵线搭桥下，中国太保(行情601601,诊股)寿险宁波分公司创新帮扶思路，推出“太爱萝卜”项目，从去年起为村民提供有机萝卜种子并在后期包销。 近年来，江北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将精准帮扶作为“头号工程”，在“输血”的同时，更注重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的培育。“有的村民说这个项目是‘拔出萝卜带出幸福’，因为它切实地做到了授人以渔。”江北区金融办主任周春辉表示，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而农业转型升级需要金融“活水”支持。 “有了这笔20万元的助农贷款，我又能扩大养殖规模了。”近日，得知融资有了着落，江北区前江街道横山村甲鱼养殖户杨胡良说。自从在村子里承包了40亩农田养殖甲鱼后，杨胡良修建了10个鱼塘，加上买鱼苗的钱，投入上百万元，资金周转是最大问题。 “从甲鱼养殖场一开起来，杨胡良就是我们的客户了。”宁波市区信用联社洪塘信用社客户经理陈新章介绍，在得知杨胡良的困难后，他们在第一时间前往养殖场询问需求，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发放了助农贷款。“在走访中，我们又了解到他有意扩大养殖规模，我们就再次发放给他这笔助农贷款。” 近年来，宁波市区信用联社积极落实农户小额普惠贷款业务，全面推广“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及农户“银杏计划”，建立了快速服务响应机制，为农户提供流程简单、操作便捷的一站式服务，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所有行政村农户普惠建档覆盖率、行政村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100%，普惠贷款授信覆盖率达到95%。 为助力乡村振兴，江北区还持续推进农村基层党建“金桥行动”，在村庄与金融机构之间架起“金桥”，以联合党建、结对帮扶、共建共享等多种形式为依托，广泛组织动员辖区内金融机构分赴结对村开展支部共建及产业帮扶活动，同时鼓励辖区金融机构加大减费让利力度，持续做细做实金融服务。（经济日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张落雁）
记者：张铭研5G在今年将加速跑，在基础设施和应用两端同时前进。近期，三大运营商对5G基站采购招标全部完成，总额超过700亿元的。这意味着，中国5G网络建设正式进入加速跑。与基础设施一起推进的是应用场景，比如，北京西城区计划通过三年时间，结合5G覆盖在全区推动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垃圾分类等一系列项目落地，惠民便民。2020年底实现北京金融街区域5G全覆盖，2021年实现全区5G全覆盖。5G赋能：金融科技让金融服务真正融入生活其实，5G的应用将对金融行业产生深远的甚至是颠覆性影响，因为5G加速了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领先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具体来看，金融科技因为有5G的支撑，让金融机构从触客渠道、风控逻辑、产品形态、服务和响应效率等等方方面面重塑和提升,并且让金融服务融入到客户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不同的场景，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科技进行差异化定制。如在保险领域，保险公司依据更准确、实时的数据，可以提供采取基于使用量的保险的汽车保险、基于物品传感器的财产保险、基于可穿戴设备的人身保险等险种。如在银行领域，银行业在2019年多家银行开展5G银行网点。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列举了几项5G场景下银行业务的具体变化，如“在应用层面，5G网络的高速传输和低延迟性可以为金融业务流程带入更多的‘实时属性’，如人脸识别的更广泛应用、基于微表情的实时风控、新的支付手段、人机交互的普及甚至远程开户的放开等等，在5G环境下都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国家支持：2020年金融科技从战略走向落地走过元年，金融科技将从战略走向落地。众所周知，2019年，央行正式发布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第一次对金融科技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与论述,是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规划鼓励金融机构在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立健全企业级大数据平台、利用开放银行工具拓宽金融服务渠道、轻型化金融服务模式、监管科技等领域有适度前瞻性布局。2020年监管体系将更完善，区域监管创新可期。预计未来金融科技的监管将坚持持牌经营、合法合规、权益保护原则，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加大科技运用力度，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同时，监管将推动机构间、系统间的横向数据开放、创新成果共享等工作，在金融监管信息平台建设上将有新举措。天赐良机：疫情成为金融科技发展重要契机疫情期间，金融科技连接了金融机构和企业，成为实体企业的重要支持。同时，国家提出包括5G在内“新基建”的战略，将从底层变革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从金融行业自身发展来看，2020年也将成为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大机遇。因为银行的资产结构正发生变化，过去在资产端以国企、优质民营企业为主，现在小微、零售类资产比例会增加。银行必须利用科技拓展业务半径，挖掘长尾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而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央行与银保监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明确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显著增强了民众的金融服务获得感。金融科技帮助普惠金融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降低成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例如采集整合数据，自动获取信用记录，评估客户授信额度等。降低成本方面。比如在营销环节，金融科技企业以数字化营销代替传统金融机构人工获客；比如在风控环节，通过创新金融科技形成有效的智能风控，可以实现风险用户分层。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当然要用技术，用什么技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怎样用数字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普惠金融，不是为了发展数字技术。 所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不能只是在数字技术名词上打转，要研究普惠金融本身的金融问题，进而研究解决这些金融问题的金融方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 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首先必须明确普惠金融的目标人群。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我们不应该泛化普惠金融的对象，个人并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小企业也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总体上，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相对的弱势群体。 比如学生群体，是无收入群体，但不能简单地归入弱势群体，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家庭条件并不差。 数字技术要着力研究通过什么方式，收集什么数据去精准发现这些客户，并且把金融服务触达这些客户。 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提供的是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也说明金融服务是丰富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贷款。 每一个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或许需要不止一项金融服务产品，但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对象都需要所有的金融服务产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所需要的适当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 一些困难家庭、老弱病残人士，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的人群，银行账户、支付结算、社会补助、医疗保险等，才是他们需要的适合的普惠金融服务。给他们发放贷款，只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数字普惠金融要研究通过收集什么样的数据，精准地确认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真实和有效的需求。 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认识需求的合理性和提供服务的合法性及安全性。 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我认为既是针对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也是针对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 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当然要让服务对象承担得起成本，高利贷、过度服务等，有失普惠金融本义。同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成本金融机构自身也应该承担得起，确保自身能不断发展壮大，可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事业。 对于客户的需求，要进行合理性分析，这是提供适当、有效服务的前提。 以信贷为例。个人生活消费缺钱，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都是资金需求。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必须要贷款满足？我们还是要分析，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有效的。所谓合理、有效，就是具有还款能力的贷款需求。 再以学生为例，学生缺钱消费，不一定是家庭困难，往往是家长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给这样的学生贷款，显然是不合理的。有些学生确实是家庭有困难，这需要的是救助，不是贷款，因为他的家庭无法承担他的贷款本息。再进一步说，学生贷款的还款来源不是学生自己，而是家长，在没有征得真正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学生贷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数字技术应该要有助于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有一种说法，互联网金融服务了许多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服务的对象和覆盖不到的对象。现在来看，这个说法至少有失偏颇。覆盖不到的确实有，不愿意服务则不一定，实际上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了不该服务的对象。 找到了合理的需求，满足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就是对的、合理的？那也不一定。 首先，满足需求的方式需合法合规。作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必须是持牌机构。数字技术，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工具，给客户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不是技术，必须接受相应的金融监管。不能用“白马非马”的方式混淆视听。机构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的金融业务也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其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是在自身安全可控范围内的。 再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不可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总之，普惠金融，要对需求和供给两方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满足普惠的需求就是合理的，就应该鼓励。也不能因为应用了数字技术所以就认为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数字技术有助于分别合理与不合理需求，确保提供的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有效，而不是为普惠金融冠以“数字”的名头。 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技术可以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效率、成本、体验等，但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应用技术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区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性。以提供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为例： 首先，银行是基于客户高度信任的机构。客户把钱存到银行，相当于是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银行。所以，经营和维护信用是银行的第一要务，没有客户的信任，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其次，银行提供的大多数业务和服务都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一次性买卖，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转移或所有权转移，而是持续的服务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管理过程。简单的获客营销不适合于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更不能以流量考核搞所谓的降维营销。 第三，客户办理银行业务有很强的目的性。客户只有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才会到银行网点或打开银行APP，而且要办理银行业务一般也只会在自己的开户行办理。所以，一般企业的线上获客方式，对于银行业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四，除了支付结算，大多数银行业务对于客户来说不具有高频性。 数字普惠金融，银行数字化转型，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应用，不至于走许多弯路。 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的相关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包括数字金融，用什么技术不是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公共技术，关键问题是如何应用技术。如果经过这十几年的正反经验教训，我们还是以这些技术名词和口号来谈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 现在是到了充分、深入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只有研究透这些关系，各类技术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从而创新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前段时间关于大数据应用的介绍，往往失之于笼统模糊甚至泛化和简单化，大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也与此有关。 首先，要分析，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识别有效客户。进一步，要将数据分类，哪些数据在识别有效客户中具有普遍性，哪些数据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有效，哪些数据只针对某类客户群体才有应用价值。 其次，要分析，各类数据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在信贷额度确定和信贷风险评估中，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的强相关性和精准性才是关键所在。同样的，不同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在不同的客户群体中，其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进行精细的分类，形成不同的算法和风控模型。不存在所谓最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控模型。 再次，要寻找对于借款人还贷具有强约束力的数据。借款人有还款能力、过往的信用记录良好，都是金融机构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保证借款人今后有必然还款的意愿，因此需要有强约束条件。担保、抵押等就是此类强约束条件。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同样需要有这样的强约束条件，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准。因此，找到这些数据，还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四，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业务模式。一方面，所谓智能风控模型、算法模型，都需要在找出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及其相关性后才能建立。同时，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场景，各类数据的相关逻辑不尽相同，风控模型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风控模型没有最优，只有最具针对性。 第二方面，正因为客户群体不同、场景不同，业务模式也是不同的。有些业务从获客到风险评估、贷款、贷后管理到收回贷款，都完全可以在线上的闭环中完成。有些业务模式可能需要在线下获客，线下与线上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在线上完成贷款、贷后管理和收回贷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数字技术”概念。 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数字化创新的节奏。 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但监管必须追上市场创新的节奏，不能因为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就认为创新干脆不需要监管。 监管落后于市场创新的所谓落后，不是先进与落后的落后，只是时间顺序的先后。更何况，市场创新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提倡市场创新，不等于市场创新相对于监管有处于道德高地的基础。 对创新需要宽容，宽容不是不监管。对监管，同样需要宽容，因为监管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如果方向是确定的，那么，创新就要有接受监管的信心。前述关于收集数据的技术、确认客户的分析模型、风控模型等，都是应该透明可监管的。 对各类技术和模型，要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要进行技术运行安全性监管。这方面在IT系统监管方面已经有不少经验和机制；一些要进行数据逻辑的监管。 比如，客户标签参数设置是否合理、风控模型的设计是否符合逻辑等；一些模型要进行人格化监管，即模型也要持证上岗，运行中出现问题随时责令下岗，某些还需要与设计人员连带追究责任，比如智能投顾模型、风控模型等。 其他如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合规合法等，讨论很多，此处不赘。 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向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开放平台场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会产生更多面向不同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产生与平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必然现象。 所以，不能以传统产品、行业的垄断来看待平台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平台的垄断与否，不是看集中度，而是看平台的服务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作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平台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 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而言，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充分向金融机构开放，让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为平台上的各类主体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这是各类平台能够扩大发展、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有人或许会说，平台上的主体都是平台企业的客户，它们有需求，应该由平台企业来满足。和对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认识一样，这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对平台企业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缘故。 比如，某人到理发店理发，用银行卡付款，这时，他人在理发店，既是理发店的客户，也是银行的客户，两个角色互相并不冲突。当平台上的客户需要金融服务时，他们就是金融机构的客户。为了让客户更好地享受平台的服务，平台就应该向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开放。 平台企业可否为平台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当然可以，但必须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办不了的，还是需要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平台。开放，包括开放客户及相关数据。平台企业到处呼吁要打通信息孤岛，到头来自身却成了信息孤岛，这不得不说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 因此，数字平台的开放，或者说大型科技企业如何与社会相处，是下一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乃至整个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深入推进“百行进万企”升级扩面工作，坚持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方针，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巩固深化2019年“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成效，建立健全动态调整、稳步扩展、持续深化的融资对接长效机制，也是加强对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的重要抓手。建行相城支行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稳增长、调结构、稳就业、惠民生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2020年特殊疫情背景下，帮扶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具有重大意义。建行相城支行不断探寻社会民生痛点难点，把握民营及小微企业切实需求，全力为企业提供精准、有效、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好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建行相城支行聚焦降低门槛、简化流程、减少抵押等小微企业需求痛点，从交易、结算、纳税、采购等真实性高、可信度强的场景切入，积极响应“六稳”、“六保”政策，努力加深与各平台及政府间的合作，推广普惠特色产品，实现对普惠金融客户群体“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承诺。建行相城支行以推进“百行进万企”升级扩面活动为契机，积极安排客户经理逐户传导复工复产相关政策，关心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方案，及时解决企业资金需求问题。同时升级建设银行“复工助企”金融服务，开展“复工助企”在线沙龙活动，向企业宣传普惠金融18条保障举措，依托建行大学，特别打造普惠金融客户赋能在线培训，介绍建设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与重点产品。8月13日，建行相城支行举办第一期在线沙龙，线上邀约企业超200家，通过建行大学线上平台在线介绍建行“纾困助企”18条政策和普惠金融产品，对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安排专人对接，根据企业特点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在展示国有大行担当的同时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建行昆山分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痛点建行昆山分行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在今年疫情影响下，积极落实政府关于“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今年初春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小微企业艰难度日。在此背景下，昆山分行相应政府号召，广泛开展“百行进万企”活动，充分了解小微企业经营发展现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昆山某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该企业主要从事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以及销售，今年正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经营期间从未拖欠供应商货款，力求按时支付款项，但由于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延长付款期限，因此垫付资金也逐年增加。2020年年初以来，企业资金紧张，财务状况逐渐下行。建行昆山分行通过“百行进万企”升级扩面活动主动联系企业，了解到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并深入分析了企业的经营情况、下游客户付款情况，指导企业通过线上“建行惠懂你APP”渠道申请了190万元的信用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企业经营逐渐恢复正常后，银企关系进一步提升，建行通过履行大行担当，切实解决了小微企业的需求痛点，为企业提供了精准、有效、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建行张家港塘市支行打造优质金融服务建行张家港塘市支行立足区域周边，以重点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实体为切入点，积极主动服务客户，注重打造良好口碑，提升企业金融服务体验。建行张家港塘市支行网点负责人武冲，拥有建行张家港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的工作经历，在普惠部工作的这段经历，让武冲深刻领会到服务企业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精耕细作。一是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网点思想认识，强化使命责任，融于日常、明确落点，调动全员积极性，营造爱岗敬业、团结友爱、信誉至上、服务为本的良好氛围;二是紧跟战略导向和区域发展特色，秉持“客户至上，注重细节”的理念，加强网点全员的普惠业务能力，提升敬业、精进、专注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不断增强综合服务能力;三是利用“百行进万企”升级扩面的活动契机，迅速组织网点相关人员对企业进行分类对接，网点负责人武冲亲力亲为，定时总结反馈跟踪进度。在走访对接中，张家港塘市支行利用自身优质的服务，专业的知识，为企业提供精准、有效、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张家港某机电科技公司是张家港塘市支行存量客户，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线上申办100万元信用额度，后经了解，客户属于轻资产类型科创型企业，主要从事工厂车间智能化改造，由于今年承接新项目较多，资金存在一定缺口，且原筹资渠道综合成本较高，塘市支行网点负责人武冲在“百行进万企”走访活动中了解这家企业的相关需求后，立即组织客户经理设计授信方案，仅三天就为企业完成了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批复，不仅充分保障了企业未来一整年的经营资金需求，还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了精准有效的金融服务。今后，建设银行将持续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工作部署，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积极履行大行责任，进一步强化运营管理，不断健全服务机制，持续丰富服务供给，全面提升服务质效，努力实现“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持续提升小微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孙文予)
发展普惠金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又是普惠金融的重要领域。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成效显著，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态势。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显示，截至2019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全年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多增85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704万户，同比增长26.4%；当年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6.7%，较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6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小微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冲击，资金链紧张问题更加突出，也需要更多金融支持。对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务院金融委协调部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协同发力，从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增大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发展、提高小微企业信贷担保、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予以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小微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金融服务供给仍然不足，需要打通普惠金融堵点，以更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首先，创新金融产品，解决小微企业金融产品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行业地位、资产构成、经营模式等，决定了其金融服务需求具有自己的特点，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也需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如在信贷产品方面，需要结合小微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少，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占比较高的特点，更多地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更多地发展信用贷款产品，减少对不动产抵押的要求，让信贷产品更符合小微企业的资产结构和金融服务需求特点。 其次，增加科技运用，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不畅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采用人工服务方式，依靠传统物理网点渠道，不能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也不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服务成本。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在小微金融领域更多地加以应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完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把更多的金融服务往线上迁移，更多通过“非接触”的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让小微企业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 再次，完善数据共享，解决小微企业经营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小微企业财务信息不规范、对外披露不及时，金融机构无法全面有效了解小微企业，不利于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小微企业。受经营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简单依靠小微企业单方健全财务信息并强化对外披露，可操作性较低。因此，需要推动多维度替代数据的整合共享，统筹推进小微企业税务、电力、社保等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共享，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解决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不足进而影响其获得信贷支持问题。 最后，强化政策传导，解决小微企业支持政策落实不及时的问题。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国内出台了多项政策，需要及时有效贯彻落实。在这方面，也需要持续开展银企对接和交流，及时向小微企业宣传最新政策，让小微企业充分了解并运用优惠政策。同时，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金融资源是小微企业发展的必备要素之一，需要发展好普惠金融强化小微企业金融资源获取。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三方共同努力，多措并举，打通普惠金融发展堵点，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降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获取成本，切实让金融有效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娄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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