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两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复苏，就像新冠疫情疫苗的分配一样，无法做到均衡。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经济风险仍然深重，这样的情况不仅适用于即将面临债务问题的前沿经济体，还适用于贫困日趋严重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新冠病毒远没有得到抑制，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政策常态化进程可能会不平均，这样的情况十分危险。 这样说不是为了否认过去一年中所有的好消息。有效疫苗在最短时间内问世，比大多数专家原本预测的早得多。随着大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出回应，疫情有望走向终结。而且公众已经学会如何更好地应对病毒，不管有无国家权力机关的帮助。 但是，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结果已经比人们在疫情早期预测的好得多，目前的经济衰退仍然是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和日本将在今年下半年才能重回疫情前的生产水平。同样，欧元区和英国将在2022年才能达到这一程度。 中国经济却远超其他国家，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将比2019年底增长10%。但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伴随着大规模的食物紧缺，将会导致额外的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这样差距悬殊的表现与疫苗供应的时间安排有很大关系。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疫苗预计将在2021的年中大规模使用，但在更贫困的国家，人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或者更久。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在宏观经济支持层面的惊人差距。新冠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中，额外的政府开支以及减税几乎平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贷款和担保金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反，在新兴经济体中，增加的政府开支和减税大约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贷款和担保金只占到3%。对于低收入国家，直接的财政支持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担保金几乎为零。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拥有相对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但在危机期间，但这些新兴经济体担负了绝大多数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并因此变得更加脆弱。要不是当时发达国家提供了接近于零的利率，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将会深陷困境。即使这样，当时仍发生了一连串的主权违约事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等国。 实际上，新一轮的“缩减恐慌2.0”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它发生了（或者说，当它发生之际），遭受冲击的将不只是新兴市场。2013年的“缩减恐慌”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开始暗示，有朝一日它将使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中外流。而这一次，美联储极力暗示，在长时间内它不计划提高利率，它甚至引入了一个新的货币框架，该框架保证了美联储将持续“加紧油门”，直到失业率达到极低水平。 这样一种政策完全合理。2008年后，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债务水平高且生产水平不理想的环境下，如果允许通胀率暂时高于美联储定下的2%的目标，这其中利远远大于弊。毕竟，最近一年内，美国已有900万人失业。 但如果美国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了其疫苗供应的目标，并且新冠肺炎病毒突变得到了抑制，美联储很有可能放弃其零利率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美国人民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储蓄储备，这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人选择将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存进银行。 世界各国的超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预防长期的负面后果，但对于包括“科技巨头”公司[1]在内的许多大公司来说，这些他们并不需要的经济支持却在帮助他们大幅抬高自己的股价。这必然会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从一些美国政客对最近“游戏驿站”股价战的反应就可以窥知一二）。 目前，通胀率可能会持续处于低水平，但如果需求猛增，也可能导致通胀率升高，从而使美联储比目前计划提前提高利率。这一举措给资产市场带来的涟漪效应将区分出强者与弱者，并且对新兴市场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时，各国的决策者（甚至是美国决策者）最终将不得不接受破产和重组的情况增多。经济复苏的浪潮必然会来，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水涨船高”。 Translated by Jingyi Zhao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本文来源于报业辛迪加
2月3日，记者从美诺华处获悉，公司制剂品种培哚普利叔丁胺片、普瑞巴林胶囊在第四批国家集中采购中双双中标。上述两产品分别于2020年11月份及12月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从产品获批到国家集采中标，仅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高效准入中国市场。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培哚普利叔丁胺片和普瑞巴林胶囊被首次纳入集采。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美诺华表示，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不仅增加了企业营收，还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制剂产品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及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
据国家电网官网消息，21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家电网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辛保安强调，要提前安排好“两节”保电工作，服务好基本民生，确保人民群众亮亮堂堂过节。辛保安预计2021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6.5%。 辛保安指出，要认真落实好公司出台的迎峰度冬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八项举措，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水库来水、电煤和天然气供应等情况，加强负荷预测分析，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做好供电服务和电力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度冬。 辛保安强调，要始终把确保大电网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防雨雪冰冻、防山火等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和生命线。要提前安排好“两节”保电工作，服务好基本民生，确保人民群众亮亮堂堂过节。要严格执行值班报告制度，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联动。要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辛保安还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用电量也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明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7.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关于大国兴衰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连锁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老大和老二的实力竞赛？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新洗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为显著的事件是以中国领衔的包括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醒目崛起，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美欧经济的相对衰落。 以中国的经济成就为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到99.1万亿元（14.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2019年中国出口达到24995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额13.2%（美国占比8.7%，德国占比7.9%，日本占比3.7%）；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万亿美元，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储备比重为26.3%（第二大储备国日本1.2万亿，占全球比重10.6%）…… 目前来看，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318亿美元，占全球38%，远远超过排在其后的中国2611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俄罗斯65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619亿美元、法国501亿美元、德国493亿美元、英国487亿美元。 新兴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新兴经济大国崛起及其后果的争论，中国威胁论、金砖四国、G2、中国经济模式、北京共识、中美贸易战等引起热议。 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调整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从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星球大战，广场协议，无不既是军事斗争的角逐，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地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地缘政治等领域广泛开展角逐。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间的兴衰变化。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而政治和军事目前还是美国一极主导的格局。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 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 “大国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同时是政治现象、历史现象、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 1、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技术创新、投资、制度、财产权、社会分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政策、公共物品的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冒险的态度、竞争与垄断等，并形成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归纳出了经济起飞、重工业赶超、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标准发展型式、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1986年；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等。 2、生物学：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都存在从朝气蓬勃到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导致国家衰败的内部原因包括规避风险、过度消费、创新能力下降、生产率降低、政府和公司官僚增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适应并抵制改革等；外部原因包括战争、过度扩张、残酷竞争等。但国家跟人不一样的是，在适当的外部刺激之后通过有效的内部反应，国家的生命可以重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3、历史学：过度对外扩张理论认为，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到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霸权国家而言，长期的对外扩张必将导致国力的削弱和霸权的旁落。对新兴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并非同步进行，大部分历史事例表明，二者存在“时滞差”。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社会学：文明先进程度是决定一国兴旺发达的关键，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八个主要文明板块构成，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和与自己有共同根源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差异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差异。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5、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并形成了“大陆均势说”“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陆权海权制空权”“高边疆理论”等分析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方法观点；地缘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从地缘的角度，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自身利益，通过经济手段或经济谋略开展国际竞争并处理国际关系。人类历史上以及当下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基本处在同一纬度区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基辛格，《大外交》；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6、政治学：政治科学试图研究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谁得到什么？谁有支配权力？权力如何配置？谁来监督？等等。 三、中国经验：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争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认为中国是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展开的，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开放型经济体，从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效的汇改和入世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2019年末），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旺盛。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轮番交替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典型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 更深层次地，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比如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94年分税制改革、98年房改、2001年加入世贸、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充分释放了农民、地方政府、民企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财富的活力。 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及后果 1、过去100年来的基本事实： 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先是从大西洋的东岸转移到大西洋的西岸，再从环大西洋地区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现在正从太平洋的东岸转移到太平洋的西岸。 2、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因：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经济霸权国最初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品制造者，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2年银行业危机）；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从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相对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 历史上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具有“生产性”部分的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转移，从而使新兴国家具备了进行后发追赶的模仿学习条件、大规模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 过去100年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蜕变。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由来已久，是生产性下降、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地区经济竞争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欧）、过度消费（美）等弊病长期侵蚀的结果，是昔日全球霸主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生动写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原因，正是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内部活力，扩大了外部发展空间，很好地承接了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欧老牌发达国家的衰落，正应了中国的古训，所谓 “成于勤俭，败于奢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 霸权国家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新兴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幼稚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 21世纪全球争霸出现新手段：经济战争，货币战争，地缘战争，软实力，巧实力。 4、2020-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演变的几种可能情景： 当前需要战略性地对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描绘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地缘格局。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7%。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五、中国经济大国崛起的挑战与未来 1、历史经验：世界新兴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成败借鉴 历史上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国崛起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足够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霸权的争夺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锦标赛。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霸权国的三种关系模式：竞争对抗、合作追随、韬晦孤立。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大国的关系模式。 2、机遇与挑战：中国能否持续进行经济崛起？ 未来面临的主要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经济大国持续崛起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能源安全、新的国际地位、新的全球责任等。中国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大国角色和全球规则，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难题？未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到哪里去寻找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如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制度障碍，持续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机会公平、过程参与、成果共享”的和谐社会？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让每个人都追求“中国梦”？ 3、“新战略”：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综合性大国？ 1）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制定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353战略，三大战略定力、五大改革、三大抓手）。改革开放40年，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基础技术、软实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和战略迷茫期。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即面对未来几十年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的韬光养晦。 3）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创新活力、企业家信心、减税降费等问题。 只要做好改革开放，只要勤修内政，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4）清醒冷静客观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定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是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5）推动五大改革，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中形成的新三角关系（以美国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日德为高端制造业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中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如何实现从“外围”走向“中心”，从制造业中心走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追赶走向局部领域领跑？ 展望未来，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五大改革亟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6）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等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未来中国成为综合性大国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勤修内政、增强实力，这是根本。同时，中国如何从全球视野出发构建自身发展的战略体系，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5、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 6、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 7、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 8、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 9、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10、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 11、基辛格，《大外交》。 1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14、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 15、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 1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 1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 20、H．线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 2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 22、刘易斯，《增长与波动》， 华夏出版社，1987。 23、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均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在上升。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动荡，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此次冲击的性质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较多提到的原因是，当时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只是受到信心和疫情的暂时性冲击，这和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且，各国政府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在疫情冲击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其刺激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疫情冲击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恐慌情绪很快消散，随后资产价格出现反弹，甚至很多大类资产价格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顶点。 此后，尽管疫情出现反弹，也没有改变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也是兴致正浓。 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年初，如果再使用2020年年初的论据来否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太适宜。 与2020年3到4月相比，疫情不但在全世界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在蔓延，而且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也都大不如一年之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病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全球金融风险至少不会像2020年3月那时看起来那样遥远。 01 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50多个经济体已出现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经济体出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日本在2021年1月上旬还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种来自巴西的新型变异病毒。病毒变异后的传播速度加快，从全球范围来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屡创新高。 2021年1月上旬，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达到近86万人、日死亡病例数最高时接近1.7万人，分别是2020年4月局部峰值的10.6倍和2.4倍。 2021年1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此前一周全球新增病例近500万例；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动态趋势，疫情形势可能会比2020年更加严峻。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和封锁措施，并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有所延长。 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已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疫苗的普及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发达国家民众对疫苗存在信任问题，贫穷国家疫苗资源有限，疫苗在生产、运输、成本等环节面临问题。 2020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易普索（Ipsos）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合作对15个经济体的1.3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调。 结果发现，中国、韩国等7国的接种意愿比例高于70%，符合群体免疫的要求，其中中国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0%。美国的比例为69%，勉强达到群体免疫70%的接种率要求；而其他国家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德国65%、意大利62%、西班牙62%、日本60%、南非53%、俄罗斯43%、法国40%。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很多，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拒绝戴口罩的人群重叠。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疫情较为严重，并且民调显示，其接种意愿也较低。 在此背景下，2021年年初，欧洲经济较大概率会出现双底衰退；后续情况则取决于疫苗的普及、推广进度。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民调的视线范围，实际上其疫苗资源更为有限，经济承受力也更为脆弱，例如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国家，等等。 02 全球企业、银行和政府“负重”前行 受到疫情这个最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都下调了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其中，OECD甚至较大幅度调降了全球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成为现实，则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对于家庭、企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标普评级在2020年11月中旬的《全球银行业2021年展望》中指出，2020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处于持续飙升之中，而2021年，企业违约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将给银行带来重大风险。 该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03%，比2019年提高14个百分点。标普的另一份报告则预计，美国企业债违约率将从2020年9月的6.3%升至2021年6月的12.5%，欧洲将从4.3%升至8.5%。 2020年以来，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喘息的机会，比如停止计息、对贷款提供宽限期，等等。 如果是短期冲击，这种支持政策的后遗症比较容易消化，但是本轮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也遍布全球，有的国家疫情将持续一年、有的国家疫情持续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不良贷款只是被延后、被低估了，最终还是会充分暴露。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国家财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脆弱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压力更是十分巨大。 另外，标普评级还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97%，比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根据Trading Economics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主权信用评级的降级数量在2020年创下了1980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月，就有约14%的国家，主权信用遭到降级。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03 疫苗资源分配失衡带来局部金融风险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2021年年中大范围普及疫苗，其经济也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IMF近期的报告也支持这种判断。这虽然在总体上给全球经济增加了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局部范围的不确定性。 可以设想，2021年年中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及了疫苗，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相对受限，全球经济复苏将在有疫苗国家、无疫苗国家之间呈现双轨复苏，直到更晚的2022年年末，才有可能实现疫苗的全面普及。 在此期间的一年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恢复将滞后，企业经营情况、政府债务等，将继续保持不容乐观的态势。 从美国方面来看，2021年1月6日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拜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预计其推出强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将较为顺利。 受此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上升。同时，美国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美国经济在2021年的恢复可望表现出相对强势。 2021年1月以来，高盛也已经两次调升美国全年的增长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疫苗率先普及、美国经济恢复相对领先，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美元指数走强，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资本流动方向产生压力。 总体上，在失衡的、不同步的疫苗推广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率先走出疫情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疫情的困扰之中的话，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进一步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的风险。 而美元指数的相对强势，对于以美元负债为主的疫情严重的国家而言，将可能是沉重的一击。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际旅游业、侨汇收入，或是重债低收入的国家，其金融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即使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南欧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明显偏低，且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区和欧盟的救助机制效率也受限于其多边治理机制。因此，南欧国家的局部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2021年1月中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警告，金融危机并不总是伴随着雷曼兄弟倒掉这样的巨大冲击，也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并且会进一步损害到未来的全球增长潜力。 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发现，虽然其全面爆发是在2008年9月的雷曼时刻，但是2007年年初已经有贝尔斯登、新世纪基金公司的倒闭作为开端。而这一过程中，包括从对基础资产的腐蚀开始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次贷危机悄无声息地酝酿了一年半时间。 而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全球疫情同样也在侵蚀、消耗着经济基础。如果2021年疫苗的接种情况不及预期，而疫情的破坏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则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有可能继续恶化，并引发局部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只不过，疫情将导致的金融危机，是莱因哈特所描述的那种“悄无声息”，还是表现为惊心动魄，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范围和时间。 202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疫情本身。 本文源于《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合刊
近日，美欧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 美国宣布从1月12日起对法德的飞机零部件等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欧这场始于2004年的航空补贴争端尚未看到停战的迹象，双方关于数字税的争端也在重燃战火。 这不禁让人发问，在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及经济衰退而自顾不暇时，究竟是什么让美欧两大经济体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互折磨到白头？ “数字税”的前世今生 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与航空补贴并列，数字税是美欧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 数字税最早被提出是为了缓解互联网跨国公司对非注册地国家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即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全球总体税负，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企业职能拆分、资产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从而造成区域税收分配不均矛盾。 以多数跨国公司曾经经常采用的“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结构为例： 总部位于A国的G公司在爱尔兰分别设置离岸公司E和实际经营公司B，通过签订成本分摊协议，将总部之外区域的业务收入和无形资产使用销售权转移至B公司，再借助位于荷兰的通道公司C将大部分收入由B公司转移至实际注册地位于低税区的E公司。 简单说来，就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 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逃避了大部分纳税义务，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而为该公司提供大部分利润的国家反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红利。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雅虎等公司过去都曾采用了这种做法。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薅羊毛行为。税基被侵蚀的各国纷纷抗议，并开始了反对BEPS的行动。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增税规则，认为一些在多国从事经营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并未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税收贡献。例如谷歌这种跨国巨头，其海外市场营收超过50%，在采用“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情况下，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 作为数字税的坚定拥趸，法国声称互联网跨国企业的此种避税行为不仅使当地政府蒙受损失，还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并率先于2019年7月通过了数字税法案，宣布对“数字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9年12月，美国对法国单方面发起“301调查”，实施关税报复，迫于压力，法国宣布暂缓数字税征收至2020年年底。2020年1月，美欧各方同意在OECD支持下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更广泛谈判，参与国家达137个。 随着欧盟对数字税征收立场逐步统一，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OECD谈判，并威胁将最早于2021年1月对态度强硬的数字税推动者——法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 时至今日，这场持续近3年的“数字税”之争仍未落下帷幕。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美欧在此问题上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且强硬的态度，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谈判，欧盟方面仍希望双方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致协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不久前表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谈判的意愿，并寄希望于拜登新政府。尽管美国频频退群，几次出手阻挠欧盟数字税实施进程，但显然也不愿放弃在该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直接利益。 数字税：一把重新分蛋糕的利刃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完全市场下，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也相应付出了一定的“信息租金”，因此，双方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海量数据(行情603138,诊股)和巨大用户流量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将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的边际“信息租金”只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互联网科技巨头还凭借着这一信息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形式将业务渗透到各个领域。2019年，全球市值前五大公司中，有四家为美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 如果说过去十年，跨国互联网巨头以社群生态为圈，以爆炸式数据体验为饵，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薅着世界各国互联网用户的羊毛，那么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线上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陷入财务困扰的电子羊群主人已回过神来，开始正视其手中的这一宝贵资产，试图重新掌握对羊毛利润分割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2021年1月1日，肯尼亚政府颁布的《2020年数字服务税收条例草案》（Digital Services Tax Regulations， 2020）正式生效，条例规定，对数字服务征收占总交易价值1.5%的税费，不遵守规则者将被限制进入肯尼亚市场。早在此之前，英国、意大利、南非、印度等国家就已设立数字税，并将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大型跨国互联网巨头纳入征税名单。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据人民网(行情603000,诊股)报道，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对跨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随着更多国家将数字税提上日程，这一队伍将继续扩容。 国际数字税征收方案比较及问题 从征税依据看，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显示，在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形态的数字经济下，用户数据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无论该数字平台在用户所在国有无实体，用户所在国均有权利向其征税。 也就是说，在该框架协议下，服务哪国的用户，用了哪国用户的数据，该国家就有“数字税征收权”。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税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于数字资产的再认识以及价值的再评估。从具体实践看，数字税征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目前，对于数字税的纳税主体、应税业务范围、税率，国际上各方经济主体并未达成共识，而是纷纷采取单方面措施，这给本就概念不明晰的数字税又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以下为部分国家数字税的征收方案： 总体来看，各国数字税征收税率从2%-14%不等，征税对象主要为数字服务供应商，征税业务基本涵盖了广告、电子商务、用户数据销售等方面。然而，从各国的税收实践看，各国数字税税基仍然较为笼统模糊，对数字税的理解及征收目的仍有较大不同。 首先，如何就细分业务进行界定和计算，各国并未有明确计量方法。印度、突尼斯、津巴布韦等国将跨国公司数字服务总收入作为税基进行征税；法国、肯尼亚、意大利的数字税征收范围则针对特定数字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并未将金融服务提供商纳入数字税征收对象中，这也意味着用户支付交易数据的价值并未被纳入征税范围。 除此之外，各国当前的税基设定似乎也并不能解决数字税成本转嫁问题。有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法国实施数字税，那么消费者将承受55%的数字税，平台商户将承受40%，而互联网企业本身仅需承担5%。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撰文称，数字税的税负分配与产品性质、市场格局、各方主体议价能力、市场控制能力等各类宏观、微观因素有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税制度，需要结合市场竞争、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考量。 其次，数字税税种及性质仍然难以确定。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国家对数字服务征税，但除了上述所列国家明确提出全新的“数字税”之外，其他国家则将数字产品和服务纳入现有的税种范围进行征税。例如早在2015年，日本就已将电子图书音乐纳入进口服务消费税，韩国则将外国企业向本国用户提供的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税种，新加坡2018年颁布的法案将外国数字服务纳入商品和服务税征收行列。由此可见，数字税目前并不能被称作一种独立的税种。 最后，数字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依然模棱两可。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下，数据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趋势潮流，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的收税依据，拥有数据，就等于拥有财富，如果将公民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进行征税，那财富主体是否均需要为此履行义务？ 从当前各国实践看，大部分国家所施行的数字税似乎需要加上一个“外国限定”的前缀，例如欧盟、英国、印度以及未明确提出数字税概念的亚太地区国家，其征税对象无一例外为非本国跨国科技巨头。以近年来频频强调“数字主权”的欧盟为例，其几年前就已提出要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监管，并将数字税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同时，又积极出台多项法案来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数据的跨境流动。由此可见，数字税不仅仅是“数字”税，更是数字经济下地区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体现。 马克思曾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在人类几千年的征税历史中，随着价值形态的变化，税收种类也在不断调整。数字税研究，是当前数字经济下市场秩序规则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趋势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如何守好网络这片天地，任重而道远。 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实习生文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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