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均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在上升。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动荡，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此次冲击的性质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较多提到的原因是，当时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只是受到信心和疫情的暂时性冲击，这和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且，各国政府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在疫情冲击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其刺激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疫情冲击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恐慌情绪很快消散，随后资产价格出现反弹，甚至很多大类资产价格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顶点。 此后，尽管疫情出现反弹，也没有改变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也是兴致正浓。 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年初，如果再使用2020年年初的论据来否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太适宜。 与2020年3到4月相比，疫情不但在全世界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在蔓延，而且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也都大不如一年之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病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全球金融风险至少不会像2020年3月那时看起来那样遥远。 01 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50多个经济体已出现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经济体出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日本在2021年1月上旬还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种来自巴西的新型变异病毒。病毒变异后的传播速度加快，从全球范围来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屡创新高。 2021年1月上旬，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达到近86万人、日死亡病例数最高时接近1.7万人，分别是2020年4月局部峰值的10.6倍和2.4倍。 2021年1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此前一周全球新增病例近500万例；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动态趋势，疫情形势可能会比2020年更加严峻。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和封锁措施，并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有所延长。 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已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疫苗的普及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发达国家民众对疫苗存在信任问题，贫穷国家疫苗资源有限，疫苗在生产、运输、成本等环节面临问题。 2020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易普索（Ipsos）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合作对15个经济体的1.3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调。 结果发现，中国、韩国等7国的接种意愿比例高于70%，符合群体免疫的要求，其中中国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0%。美国的比例为69%，勉强达到群体免疫70%的接种率要求；而其他国家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德国65%、意大利62%、西班牙62%、日本60%、南非53%、俄罗斯43%、法国40%。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很多，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拒绝戴口罩的人群重叠。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疫情较为严重，并且民调显示，其接种意愿也较低。 在此背景下，2021年年初，欧洲经济较大概率会出现双底衰退；后续情况则取决于疫苗的普及、推广进度。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民调的视线范围，实际上其疫苗资源更为有限，经济承受力也更为脆弱，例如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国家，等等。 02 全球企业、银行和政府“负重”前行 受到疫情这个最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都下调了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其中，OECD甚至较大幅度调降了全球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成为现实，则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对于家庭、企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标普评级在2020年11月中旬的《全球银行业2021年展望》中指出，2020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处于持续飙升之中，而2021年，企业违约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将给银行带来重大风险。 该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03%，比2019年提高14个百分点。标普的另一份报告则预计，美国企业债违约率将从2020年9月的6.3%升至2021年6月的12.5%，欧洲将从4.3%升至8.5%。 2020年以来，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喘息的机会，比如停止计息、对贷款提供宽限期，等等。 如果是短期冲击，这种支持政策的后遗症比较容易消化，但是本轮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也遍布全球，有的国家疫情将持续一年、有的国家疫情持续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不良贷款只是被延后、被低估了，最终还是会充分暴露。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国家财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脆弱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压力更是十分巨大。 另外，标普评级还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97%，比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根据Trading Economics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主权信用评级的降级数量在2020年创下了1980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月，就有约14%的国家，主权信用遭到降级。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03 疫苗资源分配失衡带来局部金融风险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2021年年中大范围普及疫苗，其经济也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IMF近期的报告也支持这种判断。这虽然在总体上给全球经济增加了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局部范围的不确定性。 可以设想，2021年年中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及了疫苗，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相对受限，全球经济复苏将在有疫苗国家、无疫苗国家之间呈现双轨复苏，直到更晚的2022年年末，才有可能实现疫苗的全面普及。 在此期间的一年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恢复将滞后，企业经营情况、政府债务等，将继续保持不容乐观的态势。 从美国方面来看，2021年1月6日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拜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预计其推出强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将较为顺利。 受此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上升。同时，美国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美国经济在2021年的恢复可望表现出相对强势。 2021年1月以来，高盛也已经两次调升美国全年的增长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疫苗率先普及、美国经济恢复相对领先，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美元指数走强，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资本流动方向产生压力。 总体上，在失衡的、不同步的疫苗推广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率先走出疫情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疫情的困扰之中的话，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进一步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的风险。 而美元指数的相对强势，对于以美元负债为主的疫情严重的国家而言，将可能是沉重的一击。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际旅游业、侨汇收入，或是重债低收入的国家，其金融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即使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南欧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明显偏低，且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区和欧盟的救助机制效率也受限于其多边治理机制。因此，南欧国家的局部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2021年1月中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警告，金融危机并不总是伴随着雷曼兄弟倒掉这样的巨大冲击，也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并且会进一步损害到未来的全球增长潜力。 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发现，虽然其全面爆发是在2008年9月的雷曼时刻，但是2007年年初已经有贝尔斯登、新世纪基金公司的倒闭作为开端。而这一过程中，包括从对基础资产的腐蚀开始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次贷危机悄无声息地酝酿了一年半时间。 而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全球疫情同样也在侵蚀、消耗着经济基础。如果2021年疫苗的接种情况不及预期，而疫情的破坏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则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有可能继续恶化，并引发局部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只不过，疫情将导致的金融危机，是莱因哈特所描述的那种“悄无声息”，还是表现为惊心动魄，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范围和时间。 202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疫情本身。 本文源于《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合刊
“高毛利”时代结束 创新成药企突围必选项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国家医保准入目录谈判日前已告一段落，谈判结果或于年底前公布。过去一年，通过带量采购、医保谈判等措施，药品、高耗值药材价格大幅下降，患者负担显著降低，患者用药可及性大幅提升。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医保控费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医药市场不合理的“高毛利”时代已进入尾声，企业加速转型，创新药械成为企业的发力方向。 在博弈中让更多患者用得起好药 “某某药进医保了吗？降价了吗？我有卵巢癌，急需这个药，可又吃不起。”“你知道农村有多少癌症患者放弃治疗吗？我爸半年花了10万块，我都快吃不起饭了。”这些是某个医药公众号下的留言，也是目前癌症患者面临的现实。 12月16日晚上7时，随着最后一个治疗黑色素瘤药品的谈判完成，为期三天的2020年度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完成了最紧张的谈判环节。根据今年9月医保局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今年共有751个品种通过形式审查，涉及癌症、精神疾病、眼病、儿科等药品品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第五次开展国家医保准入目录谈判。为了让患者用上新药、好药，通过“以量换价”谈判准入的方式推动药费下降已经成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常态化操作。 2015年10月，我国首次组织开展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确定乙肝、非小细胞肺癌等治疗的5个药品，经过多轮谈判，3个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58%，最高降幅达67%。2017年，第二轮44个谈判药品中36个谈判成功，包括肿瘤靶向药、心血管病用药以及血友病等重大疾病的品种，平均降幅达44%，降幅最高达70%。 2018年启动抗癌药专项谈判，17个药品谈判成功，涵盖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慢性髓性白血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结直肠癌等10多种癌症治疗用药，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为71%。2019年11月，150个药品被纳入谈判范围，其中，70个新增药品和27个续约产品谈判成功，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临床治疗领域。此次目录新增品种，平均降幅67%，最高降幅达81%。 今年的谈判结果，国家医保局还未正式公布。从此前市场消息来看，最受关注的癌症免疫疗法治疗用药PD-1/PD-L1单抗价格有望大幅下降。过去动辄一年几十万的费用，让不少家庭对PD-1“可望不可及”。 另有消息显示，已覆盖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细胞肺癌、食管癌、肝细胞癌等4个适应症的恒瑞医药卡瑞利珠单抗作为疗效确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或以高达80%的价格降幅谈判成功。此前，一名患者每年使用卡瑞利珠单抗的治疗费用近12万元，若进入医保，按降价后价格，经过医保报销，每年每名患者实际支付费用只要1.5万元，这比此前纳入医保的信迪利单抗的2.9万元又低了近一半。 “以量换价”让更多百姓敢治病 “过去吃的降糖药，已经从65元每盒降到现在的不到6元每盒，算下来每年每个人的药费从此前的4680元，两个人近一万元，降到只要800多元。”山西李女士家中有两个糖尿病患者在服用降糖药，药价下降让她的经济负担顿时减轻了。 除了医保谈判，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更是将大品种的慢病及常见病用药、高值耗材虚高的价格水平降到了“冰点”。 8月24日，上海联采办发布第三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55个通用名品种成功中标，平均降价幅度超过70%，最高降幅高达98.7%。 其中，两个慢性病用药二甲双胍片、卡托普利报出低于1.5分的价格。奥氮平口崩片中，齐鲁制药从去年最低中标价的10元/片，一路降至0.45元/片，降幅达95.5%；康恩贝的非那雄胺片从2018年最低中标价1.88元/片，降至0.17元/片，降幅达90.76%。 据国家医保局测算，对于三批集采的112个品种，按约定采购量测算，每年药品费用从659亿元下降到120亿元，节约539亿元。按报销比例60%计算，可为患者节省216亿元，也为医保基金节省323亿元。其中，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和恩替卡韦两种药物年治疗费用从2015年的约20000元和9000元降低至70元左右。 随着药价大幅下降，用药可及性也大幅提高。据统计，我国慢病乙肝患者近3000万例，规范治疗率仅11%；高血压患者约2.45亿例，血压控制率仅17%。经集采大幅降价后，乙肝用药恩替卡韦在11个试点城市销量从6800万片增至2.07亿片，使用该药治疗的患者净增近两倍；高血压用药氨氯地平、厄贝沙坦、氯沙坦销量普遍增长1倍左右。 11月5日，我国开展的首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易生科技、上海微创医疗、乐普医疗等8家企业的10个产品中选，冠脉支架价格将从此前1.3万元左右均价下降至700元左右。 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冠心病患者植入心脏支架，预计到2021年，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患者植入中选支架，个人自付费用将降至2500元以下。 药企创新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医药行业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在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注册制度改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新药审批等一系列医药政策影响下，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与优化，药品、耗材原有格局与商业价值链被打破重塑，企业转型已是必然。 该人士同时表示，目前国家集采和医保谈判正推动中国医药市场逐步跟海外接轨，未来仿制药降价压力将持续，高值耗材集采才刚开始，国产创新药纳入医保放量值得期待。 信达证券首席分析师杨松也表示，此次医保谈判给予创新药更快的准入机会以及相对缓和的降价幅度，预计创新药仍是政策鼓励方向。 在政策的指引下，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某公司内部会上透露，未来几年其研发投入肯定不会减少，现在正是转型升级、把创新药全部铺开的时候，绝不能回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徐兵河近日在首届中国产业链创新发展峰会上表示，中国原创性新药的研发在飞速进展，研发周期快速缩短，不断迭代前进，例如中国CAR-T研究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新型细胞治疗药物上市。
1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我很高兴今年再次同本扬总书记同志通电话。在老挝党中央和本扬总书记同志坚强领导下，老挝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显著改善。近年来，我和本扬总书记同志积极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启了中老关系新时代。我们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使扶贫合作成为中老关系一大亮点。双方携手开展抗疫、抗洪斗争，共同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借疫情搞污名化，生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本扬总书记同志为发展中老友好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也同本扬总书记同志结下密切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习近平说，明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老挝党将举行十一大，步入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我们愿同老方一道，为新时代两党两国关系开新局、谱新篇。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双方应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不断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两党交往格局。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以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为契机，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和中老铁路建设，拓展文教、青年、旅游等领域合作，并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预祝老挝党十一大明年成功召开。 本扬表示，十分高兴在两党两国都处在重要关键时期同习近平总书记通电话。当前老政治经济、对外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老挝党和政府正全力筹备将于明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和第九届国会会议。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在老方发生疫情时及时向老方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诚挚祝贺中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下取得抗击疫情和脱贫攻坚等方面的重大胜利。老方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坚信中方将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明年是老中建交60周年，老方愿同中方继续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签署的老中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保持各层级交流往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发展，促进老中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摘要：在长期，均衡汇率取决于相对购买力，并可通过经常项目盈余或逆差反映。在短期，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均衡决定，国际货币汇率由其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所决定。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时，需将国际市场主体大量增持人民币资产及相应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纳入考虑。总体看，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中央银行应顺应产业对外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强调对外投资“本币优先”，鼓励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并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货币锚，对冲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更好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配置资源，更快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正文 最近，人民币汇率升值较快、幅度也比较显著，各界关心“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通道”并进行相关讨论很正常，也确有必要澄清认识并形成清晰的应对思路。在我看来，当前在分析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趋势时，一方面要回归本源，亦即回到汇率决定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并从短期和长期视角分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前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有效应对。 一、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水平取决于相对购买力 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取决于其相对购买力。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均衡汇率水平体现在两种货币的相对购买力上。货币购买力怎么表现出来？一种间接衡量标准是类似于“汉堡包指数”这样的参考指标。经常在中国、美欧之间穿梭生活、工作的人，对货币相对购买力会有深刻的体会。比如，在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购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某种日用品，住差不多标准的五星级酒店，吃一顿相似规格的晚餐，往往可以明显体会到货币的相对价格及其差异。 第二个间接指标通常可以体现在经常项目盈余上。货币相对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类商品在国际市场流通的时候更便宜。当人民币汇率低估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肯定更具有竞争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上一些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超市里，相当比例和数量的商品都来自中国。为什么？因为相对价格便宜，商品有竞争力。也正因为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将近4万亿美元。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经常项目盈余一定会镜像地反应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流出。国际收支表是一个会计平衡表，永远是左右相等的。由经常项目盈余导致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出，可由央行购汇并进行对外投资来实现。通过央行大规模购汇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般或多或少要借助资本和外汇管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可控，维护境内企业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央行不干预、不购汇，则需通过私人部门交易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通过私人部门境外资产增减以及相应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实现国际收支数量上的平衡。同时在价格上，这种调整将体现在汇率变动上，外汇供需数量上的变化会导致汇率水平不断地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呢？理论上，汇率应调整到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大体平衡的程度。这时，经常项目盈余国家不再通过经常项目对外输出储蓄，这时就形成了长期均衡汇率。 二、短期内汇率均衡水平由外汇市场交易决定 短期来看，汇率是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通过交易达到均衡的结果。异质性的市场主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外汇交易，主要出于以下几种目的。一是从外汇市场上获得该货币，用以国际支付或债务清偿。二是出于投资目的，用以持有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或其他资本品。三是进行流动性管理，确保随时具有一定的支付或清偿能力，并使之保持在合意水平。四是套期保值，当市场主体持有非本币资产后，需要管理好货币错配风险，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交易，规避汇率风险。 在外汇市场，市场主体出于上述目的产生了广泛的外汇交易需求，外汇市场主体是异质的，对升值、贬值的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不一样。一个成熟、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能够充分吸收和反映所有不同目的、不同预期、不同体量的市场主体的各种外汇交易需求。这个通过广泛交易形成的汇率，是一个均衡价格，就是短期内某种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不妨以大家熟悉的美元汇率为例来分析。关于美元汇率，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美元指数。近年来美元总体比较强势，多数情况下美元指数都在95以上，一度曾超过100，但近期美元呈贬值态势，最近跌破了93。美元指数是美元对其一篮子货币形成的综合指数，但具体到美元兑换每一种货币的汇率，比如美元兑欧元、日元的汇率是怎么形成的呢？从中长期看，也是取决于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元兑欧元或日元的相对价格。而从短期看，则取决于美元外汇市场交易。美元外汇市场是怎么构成的？总体看，美元外汇市场是所有分布在全球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基于其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需要进行广泛交易构成的。从数量看，美元的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约6万亿美元，其汇率就是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决定的，而且这是一个均衡汇率。大家想一想，有哪个国际对冲基金、国际机构能靠一己之力撼动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交易量呢？所以，美元汇率、美元指数的波动，都反映了所有异质性全球市场主体对美元的预期以及其风险偏好，反映了其对冲风险、管理流动性的需要。这是一个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比较透明、可预期的均衡汇率，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大幅波动。 再进一步考察其具体结构分布。在这6万亿美元的全球日均美元外汇交易量中，只有1.2万亿美元左右发生在美国本土，其余约4.8万亿美元都发生在美国境外，属于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因此从数量上看，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在美元汇率的决定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离岸美元交易脱离了美国司法管辖，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并不能直接管理或干预。可见，美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并不能决定美元汇率，或者说，美国当局并没有美元汇率的“主导权”或“定价权”。这实际上是任何国际货币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国际货币，由于非居民国际市场主体广泛持有和交易，其汇率由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价值判断、预期和流动性管理等因素共同决定，其货币当局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管理和决定其汇率的。 三、人民币国际使用对当前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波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近期一个讨论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他提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有1100多亿美元的流入，而资本和金融项下，证券投资净流入加上FDI约500亿，如果不考虑47亿美元的FDI，则证券投资项下就有420多亿美元的净流入，同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几乎没有变动。按照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经常项下的资金流入一定对应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出。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呈净流入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如何平衡？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的跨境资金流出的主要渠道是什么？怎么解释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明显升值？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我们判断国际收支及其平衡的时候，更多地考察国际货币，比如重点看美元的流量和存量。但在人民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国际偿付和投资手段时，在考察国际收支平衡表时恐怕要转换视角。当前，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日益提升，国际化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超过了40%。其中，在证券资本项目下，超过90%的跨境结算是用人民币来实现的；在直接投资项目下超过50%；在经常项目下比例相对低一点，约在15%-18%左右。这组数字的含义是，中国的国际投资贸易活动，尤其是资本和金融项下，已经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用人民币实现跨境结算的。这种情况下，考察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的时候就不能仅限于分析美元及其结售汇情况。 在国际收支中，在经常项目下实现盈余，必然表现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如果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外汇储备变动不大，这意味货币当局已退出了常态化的外汇市场干预。因此，经常项下1100多亿美元的盈余，理论上完全由私人部门实现净资本流出。问题是，证券投资项下420多亿美元和FDI项下的47亿美元又进一步增加了净资本流入。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实现的净资本流出应该达一千六七百亿美元。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不一定准确，尚未仔细验证过。这里，可能要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境外市场主体大规模增持人民币资产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年前8个月境外市场主体增持了差不多1万亿人民币资产，其中仅7月份就增加了5600亿人民币资产。 这里要注意到境外市场主体增持的10000亿元人民币资产（约1500多亿美元）的特殊之处。按现有规则，境外市场主体到中国境内市场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绝大多数都需通过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因此并非通过美元实现跨境结算，在境内市场不结汇，不体现为外汇头寸的增加或减少。如果考虑这部分非美元资本流入，实际境外资本流入可能远远不止前述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流入。这意味着如果要考虑经常项目下的盈余最终必然反映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那么这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资本流入，可能是与经常项下盈余对应的资本流出和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资本流入相抵消后的结果。这样，非居民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15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扣减掉1100亿美元的经常项下盈余，正好就是4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 不仅如此，这个过程由于主要由私人部门实现，因此其结果还必然反映在人民币汇率上，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明显抬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从理论上说，国际收支统计应该是本外币一体化统计的，但证券投资项下的本币跨境流动往往通过NRA账户实现，国际收支统计和跨境人民币收支统计口径不尽然一致，可能会导致统计数据出现比较大的漏损。另一方面，上述区别和抵消在国际收支统计上并不直接反映和可辨别，国际收支统计反映的是作为流量的净额，是最终结果，并不反映过程，当作为最终结果的净额不能具体体现相互抵消的过程时，就只能用“误差和遗漏”项来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或前三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有数额较大的“误差和遗漏”项。可见，在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货币，而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国际投资和储备货币性质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讨论要更多地考虑这一特征，并且是可以给出一些合理解释的。 四、人民币汇率趋势展望和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看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它是否进入了所谓的“上升通道”？综合上述货币相对购买力、经常项目盈余、人民币国际使用，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产生的外汇对冲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汇率决定因素的分析，我个人判断，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还有进一步升值空间。在中国加大金融双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更加重视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中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以及相应的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尽早考虑综合应对之策，确保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仍能较好维护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 总体看，当前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效果显著，经济率先复苏，出口形势较好，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加快。同时，人民币资产回报率总体较高，比较恰当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态势，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安全资产特征，被国际投资者广泛认可和持有。不仅如此，中国目前也是大型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我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货币政策空间还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储备中的、尚未动用的工具可资提供。而反观美联储，其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了如今超过7万亿美元。根据最近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表态，这条道路可能还远未走到尽头。为此，长期来看，对于相对货币购买力，我对人民币是比较乐观的。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若干个别年份有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中国没有出现显著的、持续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应该说国际上都是广泛认可的。 最终购买力是决定两种货币比价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有一些量化数据可以计算的。如果目前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大体平衡了，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最多的时候超过GDP的10%，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到了2%以下，甚至降到了1%以下，是不是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真的达到了均衡水平？管涛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强调，从经常项目盈余的标准看，现在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是1%-2%的水平了，所以长期看人民币已经进入了一个均衡区间。 但可能还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分析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要考虑经常项目盈余结构，以及背后的贸易活动是否受到短期的非市场因素影响，从而是否持续、稳定。如果可贸易特征更强的商品和货物贸易有大规模顺差，并通过可贸易程度不那么高、非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定价机制更为复杂的服务贸易逆差相抵消，这样的经常项目平衡仍然很难说是已臻于稳定水平。总体而言，在服务贸易及其产品供给领域，不管是从国内角度看，还是从国际视角看，都还有较多限制。 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经常账户盈余的镜像，即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是由哪个部门、怎么来实现的。具体而言，这个过程是由央行通过结售汇干预来实现，还是由私人部门通过外汇市场交易来实现？这决定了均衡汇率水平的动态演化趋势。在央行干预实现的情况下，汇率变化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波动。而在主要由私人部门交易实现的情况下，短期看，均衡汇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外汇市场交易，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跨境资金管理、外汇市场建设及相关制度安排，汇率变化往往会在一个相对稳态水平上遵循随机游走波动特征。因此，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可能在7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也可能在6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当然也不排除在其他合适的水平上。而从长期看，仍然是相对购买力起决定性作用，还需要有更长的期限来观察经常项目盈余是否已经真正达到了稳定水平。 （二）汇率升值的成本和竞争力损失分担机制——以日元和德国马克为例 依据上述分析，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可能会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还有向上升值空间，为此必然有个如何应对的问题。首先我非常认同，不管是当前中央银行采取的立场也好，还是过去经济学家反复呼吁的也好，可逐步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汇率，央行应非常坚定地退出常态化干预。因此，对于近期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货币当局应继续秉持坚定立场和淡定态度，把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不急着去干预。尽管市场已经有一些反应了，一些出口企业已经有这样或那样的呼声了，但我们要坚定，要赋予汇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相信市场有这个调节能力。 同时，作为一个开放大国和投资贸易大国，作为一个开放大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个问题要有长远规划，要有顶层设计。不妨回顾和对比一下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开始了漫长的升值过程，最终升值了差不多4倍。1987年卢浮宫协议后，德国马克也开始对美元持续升值，直到欧元诞生前，马克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同样汇率升值4倍，但结果截然不同。日元升值4倍，结果是日本产业持续的竞力衰退和转移，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但德国的情形大不一样，马克虽然也升值了4倍，但德国还是欧洲及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仍然占到GDP10%以上。 同样都是升值，幅度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我的一个分析结论是，取决于汇率升值的成本分担机制。总体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由是日本自己承担，而马克升值的成本，则是由德国带着其欧共体产业链上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回顾历史，当时欧共体各国货币汇率并不是锚定美元，而是锚定德国马克。因此当马克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都跟着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客观上与德国一道消化汇率上升产生的压力和成本，从而保持了供应链、产业分工的相对稳定。而反观日本，虽然1985年以后日本广泛推进全球布局，在东亚形成了所谓“雁型分工”产业格局，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其“雁型分工”模式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是盯着日元的。因此日元对美元的长期持续大幅升值从来都是日元自己的事情，其导致的竞争力损失一直都是日本自己在承担，日本产业对外转移恰恰是日元升值、日本竞争力下降的结果。 日元和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显示，虽然本币汇率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其最终结果还要进一步考察供应链、产业链上其他国家是不是跟着本国一起来分担。如果其他经济体跟着主要锚货币国家一起来承担锚货币汇率上升的成本和损失，以锚货币国家为中心的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产业分工可保持相对稳定。而且，由于价值链中心国家创新能力强、更具有竞争优势，还推动本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往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跃迁。我一直认为，理论界和业界都要好好研究日元和德国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 （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双循环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我们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下新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要调整、淘汰一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另一方面，近年来新的全球化形势和格局也必然要求中国尽早、尽快推进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考虑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供应链、产业链，近年来有一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始“抱团出海”，在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南美、中亚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对外进行产业转移和生产线、供应链布局。这些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在境外兴建的最大的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大多是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助推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和生产线，实现更高水准的全球价值链跃迁。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看得比较清楚。比如广东，最早提出“腾笼换鸟”战略。我最近到广东调研比较多，发现广东不管是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实现经济复苏，还是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都走得比较快，效果比较明显。再比如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省市的政府，对于产业转移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只要这些产业、企业最终并表到本地，它转移到天涯海角也不用过于担心，而且这恰恰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但也还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担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这些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往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对此，我觉得还是要基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研究、判断和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样，一方面，人民币总体看仍有持续升值的空间；另一方面，供应链调整、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已经在加速开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此过程中，怎么更好地消化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更好地推动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更好地维护本国竞争力和价值链跃迁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认识和顶层设计，就是要让处在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国家和地区跟我们一道，共同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成本和风险，就是人民币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的锚。当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的时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就跟着人民币一起升值、一起波动，一起承担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 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呢？我觉得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以中国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已广泛延伸到了很多国家，如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几乎是所有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主体在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往来中用人民币结算；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货币盯着人民币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其控制和降低汇率风险，也有利于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高速增长的好处。应该说，这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意义，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从短期内外汇市场交易决定人民币汇率这个维度看，在国际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遍布全球的市场主体需要围绕着其持有的人民币头寸和资产进行广泛的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和对冲交易，需要在当地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这些，都将有助于在当地外汇市场形成人民币对当地货币的均衡汇率，而且这是一个由交易决定和形成的均衡价格，充分包含了市场主体各种预期和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公允的、可预期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能否通过交易形成其货币对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深度，取决于交易的活跃度，取决于满足交易需求的人民币流动性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得以顺利进行并实现优化的最好手段。一旦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比如韩国韩元、哈萨克斯坦坚戈、越南盾等，在当地或者全球金融中心的外汇市场通过交易形成了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之间资本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利于改进双方投资贸易的稳定性、便利性，有利于提升双方的福利水平。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这些货币可能就不再盯着美元，而是盯着人民币了。这个结果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因为恰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贸易伙伴，其货币盯着人民币能更好地降低其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汇率风险，对其国内经济金融稳定运行、对便利双方投资贸易往来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基本原因。这个结论靠不靠谱呢？还是有些靠谱的。最近IMF发布了一篇论文，分析认为人民币已经出现了货币锚的特征，特别是在其周边国家，比如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韩元的货币锚。 （四）宜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在与中国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的国际市场主体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情况下，出于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的需要，这些市场主体需要针对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进行广泛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只要这些人民币资产不托管在中国境内，这些相应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就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境内，而须发生在这些境外市场主体所在国家的外汇市场，或者在一些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由于外汇交易是全球7×24小时的连续交易，境内境外往往有时差，有文字文化差异，有法律制度差异，也有交易结算清算规则的差异，让境外市场主体集中到中国境内来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不现实、不可行。因此，一旦我们下决定要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认识到，未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外汇市场一定是遍布于全球的，而且离岸市场规模、交易活跃程度最终一定大于在岸市场，其市场格局、汇率形成机制将和美元一样，是货币当局无法直接管理、干预和左右的，我们最终是要放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目前，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大概是284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1200亿美元的日均交易发生在中国境内，其他1600多亿美元都发生在离岸。须知，当前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比例仍然非常低，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基本在流通市值或托管量的3%左右；在全球储备市场，人民币储备资产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仅为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持有比例还非常有限、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在处在初期阶段，人民币外汇交易也呈现了离岸市场交易规模大于在岸市场规模的规律。尤其是在个别与中国有密切经贸投资往来、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外汇交易更为活跃的国家，更呈现了这一特征和趋势。比如在韩国，首尔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的日均交易量是上海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日均交易量的150多倍。再比如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在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的日均外汇交易量是中国新疆人民币对坚戈挂牌日均交易量的60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以来我都不太赞同在中国境内发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小币种的“直接挂牌”外汇交易市场，因为这些小币种货币及其计价的资产在国内需求和持有量非常小，外汇交易需求太小，不会有活跃度，更谈不上流动性保障，就不会有市场，不会形成均衡价格，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所以在境内那些小币种的直接挂牌或交易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其交易量和活跃度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的市场需求在哪里呢？一定是在对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主体愿意接受和持有人民币，需要进行广泛的人民币流动性和汇率风险对冲交易。因此，发展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小币种货币的直接挂牌和外汇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对方国家去。 进一步来说，中央银行对于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走势，一定要秉持开放的态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放手让外汇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总体而言，要相信市场和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要反映其国际购买力，短期则交给外汇市场交易、特别是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来决定。具体而言，中央银行还要明确以下几项相关政策选择。 首先，顺应产业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倡导产业转移用本币实现，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在新一轮供应链调整和产业转移中强调“本币优先”，鼓励对外投资用本币实现。这些本币对外投资除了投资对象国用于购买中国的生产线、机器设备和商品货物，可积极鼓励支持境外市场主体用以投资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时，不断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充分支持境外市场主体在当地投资持有人民币、在当地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障和基础设施支持，从而形成人民币对其本国货币的均衡汇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及其交易要有充分的流动性保障，这一点至关重要。须知，一个市场如果只有需求，没有供给，没有流动性保障，这个市场就不会有深度，交易不会活跃，无法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 其次，在此过程中，要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确保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打通，防止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决定过程中，出现具有显著偏差的境内境外两种机制、两个价格，造成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典型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只有加快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实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障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动员储蓄，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优化调整和布局。而且，也只有对标国际，真正意义上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须知，任何国际货币一定是一个可自由兑换货币。 第三，加快推动和实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不可能三角”作为货币政策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或其货币当局而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以及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中，通常只能选择两个，而必须放弃一个。过去中国中央银行在转轨过程中，围绕这三个目标，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不断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力求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似乎一直没有十分明确的定论。而现在，如果我们明确了上述分析框架，则意味着对“不可能三角”目标的日臻清晰。如果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人民币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人民银行最终要放弃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固定汇率目标。相应地，剩下的两个目标就非常清晰，那就是明确选择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这样，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就非常清晰：当央行不再受制于汇率目标的话，就可以一方面专注于坚守大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前，就表现为中国是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经济大国，央行基本上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常态化干预。另一方面，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推动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须知，这是1993年以来我们一直追求、一直想宣布的目标。 不仅如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乃至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而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又大大加快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进程。这时候，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实体经济含义，就在于推动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着眼于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和国际分工的调整，根据全球外汇市场交易形成的、相对比较透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优化生产布局和资源配置，稳妥推动产业更有序更健康地对外转移，有效推进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更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0月24日在刘世锦主持题为“人民币汇率是否进入上升通道”的博智宏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将在《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发表。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25日综合报道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自军为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免去郭卫民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天（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1015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预计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不断缩小。 如何评价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以及展望2021年宏观经济走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了相关解读。以下为观点概览： 放眼全球，中国经济超2%的增速实属难得，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从总量看，2020年GDP总量突破100万亿人民币大关，相较于1978年，中国GDP实际增长了约40倍。 对老百姓而言，2020年人均GDP约为1.1万美元，较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约27倍，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上涨了27倍。 如果我们将中国家庭按收入平均分为5个等分组，按照过去7年的真实可支配收入计算，中高低收入组的增速齐头并进，基本同步，这在全球也是极为难得的。 展望2021年，从内外部看中国经济还面临三大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金融风险的防控。 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2%-13%左右，之后逐季放缓至9%、7%和6%左右。据此，预计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8.5%。 01 GDP突破100万亿 可以从五个层面理解 GDP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陈玉宇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全球看，2020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段时间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量的国际通用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相较之下，中国经济保持2%左右的增长，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具有良好的韧性。如果分季度看，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 第二，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剔除通胀因素，中国GDP实际增长了约40倍，这是很罕见的。 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3679亿人民币，按照可比口径来推算（在对比不同时期价值指标时，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当前中国的GDP较改革开放之初实际增长约4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余年时间里，有大约70个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处在1-2%之间；处在2-3%的增长速度的国家有20-30个，美国属于2-3%之间；处在3-5%的国家有20个。超过5%的国家则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在8.0%左右。“中国式”高增长，是极其罕见的事。 第三，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有一定相关的：人均GDP越高，通常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越高，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GDP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1000美元，按照可比口径来推算，相较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约27倍，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上涨了27倍。 从消费端看，居民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幸福感也就更强。从生产端看，生产方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良性竞争往往还使得这些新产品新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从支出维度再理解GDP，除了消费外，还有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这些看似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长远看它们增加了国家未来生产能力和工作机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 中国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面，差不多每7-10年可比的人均真实收入会翻一番，因此中国每7-10年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美国差不多每30年人均真实收入才会翻一番。因此说美国每30年需求结构才会发生中国7-10年即会发生的事情。 第四，近些年来不仅人均收入在增长，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也在悄然改善。 陈玉宇教授研究分析了最近7年来的情况，先将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为5个等分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 研究发现从2013-2019年，高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约为7.9%，低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为8.4%，也就是说从年均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组甚至比高收入组还快了0.5个百分点，虽然只快0.5个百分点，却是难能可贵的。 过去几十年，世界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迅速扩大。包括美国在内，它的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几十年是没有任何增长的。这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让这5个收入组都能以较为均衡的速度增长，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跟我们的扶贫攻坚战、注重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第五，中国的快速增长发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我们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 虽然中国交出的这份GDP成绩单很亮眼，但是仍不能忽视我们和发达国家之家的差距。目前我国人均GDP约1.1万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约为1.5万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4，表明现阶段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未来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农业方面，美国仅有约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因为发达的农业技术的加持，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很高，只需1%的劳动力就能够满足全国粮食安全的需要，而且是国际粮食市场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未来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工业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拥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和企业研发能力，在很多方面还是领先于我国。虽然我国现在追赶速度也很快，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弥补。我们未来要立大的决心，有长远的想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努力改善和追赶。 02 2021年经济展望与挑战分析 2021年，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全球经济会全面恢复正增长。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意味着外部经济发展环境会有巨大的改善。机构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会恢复正增长，但是增长水平可能会比疫情发生之前要略低。世界银行预测增速会在4%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会达7.9%。 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陈玉宇教授更加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2020年一季度同比下降6.8%，假设2021年我们达到2019年的生产水平，那么将会增长7%左右，但通常情况下，我国不仅会把2019年损失的补回来，而且会力争再实现正常年份的6%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也意味着，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2%-13%左右。按照同比口径，之后逐季放缓至9%、7%和6%左右。据此，预计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8.5%。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陈玉宇教授认为在宏观政策方面，2021年会注重平衡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回归正轨两方面的工作，将经济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上，不追求短期内的快速增长，而是追求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会是今年的基本的政策态势。除非“黑天鹅”事件再爆发，产生经济增长速度比预期的要低的情况，那时政策力度可能会再加强；如果经济增长如预期水平，则政策的力度可能不会加强，只会更加注重平衡发展，当然也不会急迫地退出。 以上对全球经济预测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一是疫情防控对经济恢复的影响是否在可控范围内。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政府能力和资源有限，无法有力对抗疫情冲击，导致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可能会减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二是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是否会增加。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见底，近两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有所下降，但是对其它国家的出口却实现了快速增长。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缓和。但从中长期来看，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防范其带来的经济风险，仍然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内外两个风险。因此，2021年至少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压力：一是防范外部世界的风险，二是平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国内，我认为还有两方面的挑战值得注意。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到与新需求结构相契合的状态，这种调整在过去十年是比较激烈的。按照我的研究，预计这种激烈的结构调整还将持续10年左右，然后结构调整会趋缓。我们目前恰好处于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式依然很严峻。 未来，有些产业份额会下降，有些产业会兴盛起来，导致一些产业可能要面临不得不关门歇业的结局，同时将劳动力释放到新兴的行业中去。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比如，纺织业是一个份额在GDP中正缩萎缩的产业，但一个国家总要保留部分纺织业，那些留下来的纺织企业就需要提升效率，购买更好的设备，引入更好的技术，而这些这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二是防控金融风险。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速放慢。这些反映到实体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回报率变低——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降低，所以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同步下降，进而金融机构的资金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而选择流入到更加高回报同时伴随高风险的行业，或选择流入缺乏硬性预算约束的某些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这种流向和配置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风险。 近些年来，所谓“去杠杆”就是为了降低这种系统性风险。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要未雨绸缪，既要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使得经济恢复到正轨，也要对症下药“该引爆雷的地方就引爆”，不能让那种错误的金融活动持续增长下去。未来我们需要有力有效地推进改革，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03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寻找增长动力 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我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可以成为增长动力的来源。从供给侧来看，增长动力可以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意味着不符合需求结构的产业得缩小，符合需求结构的产业得扩张。在缩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淘汰低效率的企业，留下高效率的企业；要扩张的产业里也必须让其充满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说引导管理和促进好产业结构调整就会为未来增长提供动力。与此同时，还要注重促进支持制造业、农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发展高新技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在高新技术投资和研发发面的投入很大，这个态势要一直保持下去。因为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渗透和影响到其他行业，它所带来的动力也是很大的。 三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每年有800万左右的大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它不是负担，反而可以成为我们新红利，这为产业结构转型，开辟和创生新兴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动能所在。 从需求侧来看，增长动力可以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人均收入提高。收入提高会引发两个重要改变，即人们的消费支出和消费需求都会提升。需求结构的改变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变。在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落后的产业会被淘汰，产业整体效率会提高，也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 二是新兴消费群体的崛起。从上面提到的收入五等分组来看，各个收入组近年来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甚至低收入组比高收入组增长速度还略高。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收入排在后面60%人口，即8亿多中国人，会在在未来5-10年陆续地展现出他们的购买力，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 “十四五”期间，要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至少有以下几个着力点：第一，需要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要再上新台阶，而不是再去发展那些小而散、散而差的制造业；第二，促进以就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让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群；第三，促进服务于制造业、服务于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是新阶段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第四，需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投资；第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通过开放带来竞争，这会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两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尤其知识产权保护，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不够。最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现阶段我们应该要将“效率”和“公平”并重，这样才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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