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 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 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 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 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 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 1 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 2 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 （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 （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 （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 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3 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 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 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 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 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 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
分析人士表示，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三大变化释放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的清晰信号。岁末年初，流动性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双保险”托底，“两节”前后流动性总体无忧。 12月21日，央行逆回购操作大举放量，且14天期逆回购现身。股债市场同步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三大变化释放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的清晰信号。岁末年初，流动性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双保险”托底，“两节”前后流动性总体无忧。 逆回购挑担 年底降准无望 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央行21日开展1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包括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平；此外还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35%，与前次持平。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公开市场操作出现新变化。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这三大变化释放出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力度的清晰信号。自12月9日以来，央行单日逆回购交易量均维持在200亿元及以内的“地量”，突然增加的操作量直观刻画了央行资金投放力度的加大。同时，时隔近3个月，14天期逆回购操作再现身，其中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以2020年为例，此前央行只在1月中下旬（春节前）、2月上旬、6月下旬（半年末前）、8月下旬及9月中下旬（三季度末前）开展过14天期逆回购，尤以春节前、季末前频率最高，凸显投放跨季跨节资金基本定位。此外，在此次逆回购操作组合中，14天期逆回购操作占大头。上述情况表明，央行正加大流动性尤其是跨年流动性投放。 实际上，跨年流动性投放大幕从本月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落地时就已开启。15日，央行开展9500亿元1年期MLF操作，较全月到期MLF多3500亿元。据机构分析，这次创纪录的MLF操作，除有助于缓解银行负债压力外，亦带有稳定年末流动性的考虑。 “相比MLF，重启14天期逆回购的动机更‘纯粹’。”有债券交易员认为，继央行开展大额MLF操作后，本周公开市场操作开始放量，表明央行跨年流动性投放大戏将迎来高潮，当然，这也意味着年底不再可能采取降准等举措。 “两节”前后流动性充裕 从2020年底到2021年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往往是资金面易出现波动和紧张的时段。今后两个月，“两节”因素将给流动性造成一定扰动。不过，据市场机构分析，后续流动性不太可能大幅偏离紧平衡的轨道。 年底流动性供给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的“双保险”托底。谈及年底流动性供求面临的挑战，天风证券(行情601162,诊股)孙彬彬团队认为主要有两点：政府债净融资额超往年，银行负债端存压力。 Wind数据显示，12月以来国债和地方债发行总额已超8000亿元；本月有1.97万亿元同业存单到期，目前发行1.51万亿元，尚不及到期规模。从资金供给方看，天量MLF操作有备而来，加之逆回购交易放量，央行维稳年末流动性态度明确。年底还是传统财政资金集中投放时点。过去两年，12月财政存款均下降1万亿元以上。考虑到财政支出多集中于月底几日，在财政资金到位前，央行开展流动性投放可起到衔接作用。在央行支持与财政投放保障下，跨年资金面不会出现大波动。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地方看到机会，纷纷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4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打造四个“100+”，即集聚100+创新企业、推出100+应用场景、打造100+品牌产品、突破100+关键技术。除指出无人工厂、远程办公、在线金融服务、新型移动出行等发展重点外，在保障措施方面，方案还要求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探索新型人才从业评价等。 9月，北京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强调，将北京市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化大都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到2022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55%；突破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瓶颈，建立数字贸易试验区等。11月，广东也就《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开始征求意见，提出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明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除了地方层面，中央各部门对新经济发展也有部署。比如，国务院此前发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政策举措支持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日前也召开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要求加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精准施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构建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促进新经济守正创新 一方面，新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泉，应着力培育，助力新经济发展壮大，释放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比如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对监管的包容审慎要求越来越高；新经济对数据的应用涉及方方面面，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问题逐步凸显；新经济既可能让数据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加剧行业垄断…… 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要关注被数字鸿沟阻隔的群体，也要应对好由于新经济加剧市场竞争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比如，新的商业模式可能对相关传统行业造成冲击，带来线上线下模式收入分化。新经济也可能存在“赢者通吃”问题，加大收入差距。政府应扮演好制度建设者和社会兜底者的角色，让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跃洲建议，监管和规制需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配合，对新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围绕互联网平台形成的生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行为及时跟进、认定并进行相应干预。 另外，新经济当中的隐私保护问题也值得关注。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监管部门要对数据链条进行梳理、科学分类，明确数据权属，从而对企业利用数据的行为进行监管。还要把数据运用、数据收集和完全以加工整理数据为基础的公司分开，启用专门数据监管机构发放牌照，使数据收集、运用、加工、整理、销售、服务成为专门业态，从现有大公司里分离出来。
01 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 近十余年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日益凸显。 受益于冷战结束、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加深，全球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稳定增长、低通胀和低风险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风险较低，虽然中间也曾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拉美金融危机等局部风险，但并没有演化成全球性衰退，经济也很快就修复正常。可以说，宏观经济对决策者、企业、个人的影响并不明显，人们生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全球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中各类系统性冲击连续接棒出现，市场风险明显加剧，加之技术红利收缩、老龄化加深和全球化止步，使经济进入到一个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陷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无法快速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财政政策上政府债务和赤字率普遍扩大，导致了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明显加大。这使得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因此中国企业发展和投资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开始上升。 在各类宏观风险乃至黑天鹅事件冲击下，无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加之常规政策空间收缩，这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宏观经济调控走向未知领域。因此，无论企业的生产与投资，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消费与投资，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的逻辑，变得更为重要。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下图给出的近3年中国股市和汇率的波动情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风险。实际上，引起金融市场呈现趋势性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只有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深刻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才能使金融市场发生长期单向变化。比如，2018年中国股市全年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7年底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风险的重点是防金融风险。这使市场进入到以资管新规为标志的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周期，流动性明显收紧。政策周期传导到实体经济，形成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行的经济周期，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预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了股市跌幅。 再比如，从2020年5月底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7%，进入到了升值周期。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宏观经济与政策。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极度宽松，而中国政策相对适度，这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将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的市场利差。另一方面，中国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二季度起经济就呈现了稳定快速的复苏态势，2020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疫情再次爆发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市场风险加剧。此外，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和金融制度不断深化改革，也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入，推升人民币汇率。 因此，为了更加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变化，非常有必要加深对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运行逻辑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中国要防风险去杠杆，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零利率，宏观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利率和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实体经济运行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在日益加剧的市场波动中赢得先机，占据优势。 02 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 《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助力企业与个人的发展。 虽然市面上经济类书籍较多，但为零基础读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书籍，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一些国外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虽然提供了很系统扎实的理论模型和详实丰富的案例，但是并没有系统介绍现实中的具体数据，令读者难以应用理论模型去实际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哪怕是美国经济；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内容专门介绍中国经济与中国政策，更缺少中国宏观数据的详细解读。国内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在理论上基本沿袭了国外教材，并没有专门讨论宏观经济理论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对现实经济的解读也多是专题性的，缺乏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政策与逻辑的系统性总结。 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读者学习了数学公式图形建构的宏观理论模型，但没能深刻理解经济机制与运行逻辑，在应用理论思考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只感受到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而无法深入看清现实经济所体现的理论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读者由于没能系统学习中国宏观的现实数据与具体政策，在市场中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在决策部门制定现实宏观政策时，感到运用所学无从下手，需要另找各类资料，难以短期形成系统性框架。 因此，面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现状与问题，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希望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 本书内容分为“实体经济数据”、“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共五个部分十八章，全面覆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理论与模型，并系统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政策与事实。 相对其他相关书籍，本书篇幅更为精炼紧凑，文字深入浅出，读者的可读性较高。 本书目标是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综合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结构和分析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政策权衡。本书既适宜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和MBA等各层次宏观经济学的通识教材，也可以成为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零基础读者的学习参考。本书具有以下三点鲜明特色。 特色之一：注重精炼内容，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本书为中国经济的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分析逻辑等归纳了基本框架，以简洁明了的图形进行展示，便于读者直观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整体逻辑关系。比如下图全面展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的主要数据及其关系。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状况可以由生产（也就是供给）方面数据、需求方面数据、劳动力市场数据和一些侧面指标数据等来衡量。在整体把握逻辑关系结构基础上，读者可以进一步深入阅读本书，了解每部分数据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什么具体情况。本书在五个部分最后，分别用一图给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逻辑”、“中国货币、财政和价格数据结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逻辑”、“中国对外经济数据结构”。 特色之二：注重经济机制，淡化数学模型。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宏观经济的主流理论和机制，突出经济直觉，使读者建立科学系统的宏观分析逻辑。数学理论模型是为了让读者理性而有逻辑地思考现实经济，但学习理论模型更应关注模型背后的经济机制，如果只关注于模型本身的曲线变化而忽视了背后的经济变化，就会本末倒置，脱离现实。在本书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第四部分“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模型，但在介绍模型中更加注重梳理清楚模型背后的理论逻辑。 特色之三：注重现实经济，强化中国特色。本书综合系统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和政策，突出中国案例，使读者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特征。本书把宏观经济学从概念、数据到模型的成体系的内容中密切结合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和政策，基本涵盖了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数据、主要政策工具，并且对数据的一些结构性的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介绍理论模型时，本书也注重讨论理论模型如何应用于分析现实经济，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在理论模型中得到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实体经济数据”、第三部分“货币和通货膨胀”、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宏观经济的主要概念和中国数据、政策，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事实。 本书由厉以宁先生亲自作序，著名经济学家蔡洪滨、刘俏、黄益平、宋铮推荐。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过去，“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与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是一直以来的传统。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牛年春节，因为疫情发生了改变：政府部门倡导“就地过年”，热门地区火车票、机票大量剩余。而在线上，浙江、上海、广东、河南等地出现了“淘宝式拜年”：过年不能回家，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购买年货，快递到亲友家中。 在河南的乡村，村长在大喇叭提醒村民们劝说孩子别回家，拜年“人不到礼到”。 在被称为广州“河南村”的棠下村，往年此时，这里的数万河南务工人员都在准备回家的行囊，今年很多人选择了就地过年，网上购买年货寄回家。不论是广州特色佛跳墙，还是过年的羊肉腊肉，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都能方便地买到，直接寄到老家。 淘宝式拜年成为新年俗，尤其在疫情下，成为传统拜年方式的有益补充。“淘宝式拜年”的兴起，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全国对疫情防控形成共识，从大城市的白领到乡村的农民，都积极响应和支持“就地过年”的倡导。二是国内消费者已形成了网购习惯。农村以及老年群体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了电商农村等“下沉”市场的渗透。三是政府部门鼓励和助推。商务部联合各大电商平台发起了“网上年货节”，减少人员聚集；各地政府发放大礼包，鼓励市民“就地过年”，减少人员流通。四是电商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随着物流体系的成熟，“洋货进村，土货进城”变得更加便捷。 在这个新趋势下，因此而诞生的“无接触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新衍生形态，并且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商务部最新数据表明， 2020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8万亿元，逆势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4.9%，我国连续8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面对年初疫情的冲击，以无接触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对于激发消费潜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零售业客流量显著下降，居民出行因疫情受限，而无接触经济通过线上平台，将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联系在一起，无接触外卖、无接触物流配送等等克服了客观的不利条件，保障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如今，海外疫情不断扩散，国内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不能掉以轻心，相应的人员流动和基于面对面的市场交易都将再次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无接触经济在供给侧和消费侧再一次发挥重要作用。 从生产端来看，无接触经济模式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也给传统产业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以传统外贸制造业为例，海外疫情形势严峻叠加国际关系变动风险影响了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而无接触经济则给了这些企业一个出口转内销融入内循环建设的机会，充分释放了国内原外贸制造产业链的产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制造水平、具备较为完整产业生态的产业带。比如在双十一、双十二期间销量惊人的浙江诸暨袜子产业带等等。 从需求端来看，无接触经济成为调动市场活力，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工具。根据近期公布的2020年GDP数据可以发现，需求端的恢复速度慢于生产端，提振需求刺激消费仍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动作。无接触经济给了人们一个满足消费需求的渠道，结合目前平台提供的多种优惠，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购买和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无接触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无接触经济除了能够优化现有产业激发市场需求以外，还可以创造出许多新的产业。作为数字经济一部分，无接触经济对新基建相关科技研发、设备制造、服务完善具有引导作用，可以进一步丰富新基建相关产业链。同时，因为无接触经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网络等平台完成人与人、人与物间经济活动，所以一些新兴服务业纷纷出现，包括远程医疗、视频会议、在线教育、电子政务等等，并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综上，窃以为，今年流行的“淘宝式拜年”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其背后的无接触经济模式将进一步通过平台串联供需，发挥产业带动和需求刺激作用。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江苏省迎来了历史性一刻！ 1 1月26日，江苏省省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2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为10.27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元的省份，并大幅度领先于排名第三位的山东（7.3万亿元）。 1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富可敌国。 如果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来计算，江苏省2020年的GDP约为1.49万亿美元。 这一数据放在全球是什么水平？ 眼下，202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不过考虑到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其他国家普遍负增长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我们不妨采用2019年与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加以对比。Wind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与中国高居世界各国经济排行榜前两位，日本、德国、印度、英国紧随其后；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分别位列全球第12~14名（见图1）。 可以清晰地看到，江苏2020年的GDP数值超过了2019年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直追2020年的韩国。如果江苏省有资格参与排名的话，那么它应该处在全球第13位，凌驾于世界180多个国家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经济在2020年并非一路坦途，与其他地区一样，江苏也经历了新冠肺炎的冲击。不过，凭借着超强的社会动员力与执行力，江苏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本土确诊病例零增长，再用不到一个月实现了本土病例全部治愈清零，为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与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回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据显示，江苏2020年第二季度就实现了GDP增速的由负转正，全年更是创下了3.7%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2），彰显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不仅如此，江苏还坚持全国“一盘棋”，始终积极参与全国和国际抗疫，在抗疫大局中展现出了名副其实的大省担当，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年中时期的雨季，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形势，江苏再次展现出众志成城和科学调度的精神风貌，夺取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将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 “苏大强”，果真名不虚传。 2 江苏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如此雄厚，省内各城市的贡献不容忽视，而“万亿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 所谓“万亿俱乐部”，是指全年GDP达到或者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虽然“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硬指标，GDP突破万亿仍然是令许多城市梦寐以求而又倍感荣耀的事情。 与此同时，当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不仅在吸引人才、集聚资源以及辐射周边等方面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还将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公共服务、交通、环保等民生领域，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万亿俱乐部”的意义所在。 全国“万亿俱乐部”榜单上都有哪些城市？这里简单做个盘点： 上海、北京、广州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 2011年，深圳、重庆、天津、苏州跨进万亿行列； 2014年，成都、武汉突破万亿； 2015年，杭州突破万亿； 2016年，南京和青岛超过万亿； 2017年，无锡和长沙突破万亿； 2018年，宁波与郑州携手撞线； 2019年，佛山突破万亿； 2020年，泉州、南通、福州、西安、合肥和济南6座城市成功迈过万亿门槛。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座城市的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它们个个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23座城市里，江苏占据4个，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和南通，数量在全国一马当先，比头号经济大省广东还要多。而这四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各自“身怀绝技”，很好地支撑了江苏全省经济的发展： 苏州，享有“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工业实力雄厚，GDP刚刚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体量甚至盖过了贵州、山西、黑龙江等省份； 南京，省会城市，坐拥雄厚的科教实力、全面的产业布局与繁荣的消费市场，现已形成了地跨苏皖两省、覆盖8个地级市32个市辖区的南京都市圈，影响力极大； 无锡和南通，都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前者乡镇企业充满活力，后者则背靠上海完成“逆袭”。 更令人称奇的是，除了以上4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外，江苏省内还不乏多点开花的“潜力股”。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10000亿元量级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常州（7400.9亿元）、徐州（7151.4亿元）、扬州（5850.1亿元）、盐城（5702.3亿元）和泰州（5133.4亿元）。 相比之下，隔壁的浙江GDP过5000亿元的城市，除去“万亿俱乐部”的杭州和宁波，只有4个，而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吉林等诸多省份，更是有着极为明显的“一城独大”特征。 不仅如此，江苏还拥有实力雄厚且令其他省份艳羡不已的县域经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单中，江苏占据其中的23个席位，全国十强县中更是独占6席，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牢牢霸占了榜单的前四位，足以佐证江苏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笑傲全国各省。 “多极驱动+县域支持”的经济发展格局，赋予了江苏经济强大的增长动力，也是江苏经济的可怕之处。 3 当然，江苏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讨论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省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以来，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2019年各城市数据来看，苏南五市（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的经济总量占全省GDP的比重高达57%，而苏中和苏北的八个城市只占有43%；从城市来看，苏北的宿迁在全省经济排名中垫底，其2019年的GDP尚不及苏州的1/6；从人均GDP来看，201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同样差距悬殊。此外，在人才吸引力、政策倾斜、企业活力、工业总产值、科教资源等诸多方面，苏南地区也明显占据优势。 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江苏省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多是依靠苏南地区的引领，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要落后得多。 然而，若是换个角度来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江苏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伴随着发达城市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市场的逐渐饱和，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更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进入高速增长期，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省份的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也意味着，今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苏中与苏北，明天很有可能会成为推动江苏经济持续发展新的动力引擎。 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苏中和苏北会强势崛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15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相比去年增长2.3%。分季度来看，除了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出现负增长之外，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回暖，分别实现了3.2%、4.9%和6.5%的增速。 结合国家统计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初步估算，2020年我国GDP在全球总量的份额达到17.6%，相比2019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相对与美国经济的规模也由2019年的66.7%，提高至2020年的70.8%。 2020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得益于韧性强、灵活度高、具有充分自生恢复能力的产业链 在海内外遭受百年难遇新冠疫情冲击、外部经济普遍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疫情防控果断得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普遍性地抬升了各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而且明显增加了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不确定性，系统性地改变了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逻辑。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成为宏观经济能否恢复的重要先决变量。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国以果断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为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二是宏观政策灵活有力。疫情爆发之后，我国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实施了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围绕“六保”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以及若干政策直达机制，有力地缓解或缓冲了疫情的影响。总体来看，我国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宏观政策相对较为温和，货币政策仍处于常规区间，正规政府债务率仍不高，为未来留有较大余地。 三是复产复工及时高效。及时高效的复产复工，反映了中国经济产业门类完整齐全、产业链韧性强、灵活度高、自生恢复能力强的优势。这使得即便产业链上个别企业因疫情原因“掉链子”，相应的替代方案很快能够补上，避免了对产业链造成长期、严重的冲击。这在其他大部分国家是难以做到的。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看，出口的超预期增长是2020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出口超预期正是建立在复产复工这一前提基础上的。 总而言之，2020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充分印证了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强的一项突出能力——具有较强韧性、灵活性和自生恢复能力的产业链。不仅如此，即便受疫情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反而逆势转型升级，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些也为加快构建“内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底气，积聚了动力。 宏观供需格局正在高度结构化，2021年面临四点新挑战 2020年第四季度6.5%的同比增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潜在增长率水平附近；受基期因素和翘尾效应的影响，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大概率还将继续冲高。对此，应当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应当认识到这种高增速是疫情冲击之后形成脉冲反应的一部分，是对前期经济缺口的“填补”。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宏观经济所处的周期形态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尽管消费仍未完全恢复，但像去年一季度那样普遍性的需求不足和负向产出缺口已经不复存在，转而出现了高度结构化的宏观供需格局：一些领域需求反弹势头强烈，价格快速上行，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上游能源原材料行业体现尤为突出，以煤炭、石油、铁矿石、螺纹钢、铜、铝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出现了普遍性的价格上涨行情。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领域，如旅游、住宿、餐饮、线下教育、线下娱乐等，需求尚远未回复，处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状态。 高度结构化的宏观供需格局，将使得中国经济在2021年面临不同于2020年疫情期间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将显著推升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再通胀压力应当引起重视。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21年所处的宏观周期相位可能类似于2016年下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对PPI带来上行压力，并沿着产业链向一般消费品价格传导。而且，由于疫情在最终消费端的影响尚未完全褪去，届时下游中小微民营将面临“两头挤压”的局面，形势比2016年还要复杂。 二是金融风险形势复杂化，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受分子端和分母端的共同作用，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较快，大约提高了27个百分点。由此造成的压力将在接下来几个季度逐步显现。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须要未雨绸缪，信用债市场违约事件的扩散倾向也值得警惕。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刚性，中西部部分地方“三保”压力较大，也增添了今年财政政策力度把握的难度。 三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仍将对消费恢复形成制约。而资产价格上涨对少数高收入群体带来的“财富效应”，一方面难以形成有效需求，不利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着贫富差距和经济社会的“K型”分化。 四是随着出口增速触高回落，加之前期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影响，部分出口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会逐渐凸显出来。由贸易项目主导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原先“汇率-贸易收支”之间的自动平衡机制逐渐被打破，“资本和金融项目-汇率-贸易收支”新平衡正在重塑。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历提醒我们，这一转型之路并不平坦。2021年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节点性年份，对此，我国的宏观政策制定者、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都须做好充分预案，审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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