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正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0年全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比上年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2020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国同样受到影响，一季度经济负增长。不过，面对疫情，我国凭借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执行力，举国上下团心一心，共同抗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迅速控制住形势，而后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稳步有序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也都不遗余力地出台政策以提振经济，特别是通过发放消费券、给予各种优惠便利来推动消费市场的回暖。 而后，即便是局部地区仍会不时地零星病例，但我们依然能够迅速将其控制住，并且做到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两不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稳步复苏，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比如直播带货、云办公、在线教育等等。 再有，我国全年进出口和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在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凭借着疫情防控的高效与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很好地承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生产订单，并弥补了海外产能的缺口，这既带动了我国出口的逆势上扬，也展现出担当负责的大国形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我国经济韧性十足，产业体系完备齐全，内需市场庞大，高新技术产业与各项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壮大，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加快，这些都是2020年我国经济能够突破百万亿、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经济体的重要推动力。 这也印证了那番话：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小池塘，既然是大海，就会有风平浪静，也会有惊涛巨浪，有挑战，也有机遇。纵然狂风骤雨能掀翻小池塘，但却无法撼动大海分毫，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任何艰难险阻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战胜的呢？ 我们要为伟大的祖国点赞祝贺！展望2021年，我们更应该充满信心。 那么，我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问题呢？站在“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至少三方面堵点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占据多数，同时居民杠杆率日渐攀升，很多人都难以真正放下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进而制约我国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第二，我国在社会民生领域的投资依然存在短板，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第三，我国在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大，关键时刻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境况。 为此，我们接下来需要先从自身做起，进一步推动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继续从促进居民消费、推动新基建等方面着手，着手提升居民收入、优化市场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坚持“房住不炒”的理念，以此来切实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同时，要继续通过完善营商环境、优化外贸结构、主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兴市场等方式来助力稳外贸外资。 此外，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管理改进等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在增加研发投入、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予以发力。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2020年各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财政刺激与量化宽松幅度更大，央行的扩表速度达到历史新高。且从当前疫情演变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走向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 经验数据显示，在过去数年中，美日等大规模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均未出现显著的通胀趋势的倾向。这是因为（1）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生产成本使本土市场供给充沛，压低物价；（2）发达国家的流动性陷阱，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对资本的吸引小于金融投资品，流动性脱实向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本轮疫情过后，由经济复苏与量化宽松持续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回升，叠加劳动力增长拐点和逆全球化效应下生产成本的提高，各国债务货币化带来的狭义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一、疫情之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动带来流动性过剩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部分国家实体经济基本停摆、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跨国供应链支离破碎、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为了减缓疫情冲击，各大经济体先后推出多轮超常规经济救助政策予以应对。从救助方案的具体内容看，各国抗疫时期的经济策旨在支持物资供应，缓解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压力。大量专项补助不仅有助于帮助家庭和企业渡过因疫情期间停工停产带来的收入下滑造成的短期现金流压力，还能防止由此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带来的一系列违约风险，有助于防止转化为金融危机。 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和专项补贴支出造成各国政府部门负债的大量增加，与之相适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确保了政府高杠杆运作的可持续性。央行一方面通过大举购入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稳定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大幅降息，降低政府债发行成本，进一步支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 各大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显示：除中国外，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量化宽松力度大幅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美国为例，自年初新冠爆发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规模已接近金融危机后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总规模，至今扩表达金融危机时期的近三倍，12月末联储总资产同比增长76.9%。与此同时，日本与欧洲央行的扩表速度亦达到历史新高。 从目前抗疫进程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行进展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3月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失业人数在一个月内从737万增长至2250万，失业率从4.4%飙升至14.7%，其后，随着第三、第四轮救济法案出台，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成为重点救助对象，在近3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下，失业率逐步回落，目前维持在7%，12月末，美国两党达成一致的新刺激协议，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量化宽松、9000亿美元的流动性即将注入市场。 欧洲方面，年末疫情的再度爆发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欧洲央行于12月增加了50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额度，各国协调步调并采取更多政策刺激的需求同样迫在眉睫。 中国方面，有效的疫情控制使经济在4月份就步入复苏进程，因此政策刺激力度也相对温和。在经济发展首要目标从“快速修复”转向“稳定防风险”之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了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将更加稳健，但依然保证流动性充沛的信号。从货币供应量看，M1与M2的剪刀差持续收敛，反映出经济活力逐步提升。2021年，随着经济修复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活性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二、近十年来的货币洪水为何没有推升物价导致通胀？ 在传统经济学逻辑认为：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将指向通货膨胀。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美、日三国的央行总资产分别扩张2.2、7.8和6.7倍，基础货币量增长302.9%、613.2%、和670.1%，与此同时，以CPI和PPI为代表的通胀指数在十年内并未有明显的中枢抬升迹象。其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CPI和PPI指数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过去近20年中，随着生产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日益成熟，劳动力外包、生产资源的跨国流动和新技术的引入缩减了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进口商品低廉的成本和价格有助于压低本国市场物价，缓解通胀指数上升压力。 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的流动性并未完全流向实体经济。央行能通过扩表操作向商业银行投放货币以增加基础货币总量，但实体经济是否能够有效受惠还取决于银行的货币派生环节和实体经济部门实际的资金运用环节。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面对生产率下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缺乏吸引力的市场环境，向实体经济放贷的意愿相对偏低。新增货币一部分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重新回归央行（以美国为例，2008年后美联储开始为准备金支付利息，极大鼓舞了存款机构回存资金的积极性），另一部分则流向资本市场，导致股市的资产价格一路攀升，从2008至2019年，日经500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61%和123.2%，远高于其GDP增长幅度（3%、45.7%）。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流动性涌入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根据瑞士银行的统计，自08年以来，EM-103（10个新兴经济体代表）政府债券的非居民持有比例从约11%大幅上升至约32%，投资外流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倾向。因此，近十年来，虽然货币不断超发，中美日等主要国家的PPI和CPI却相对平稳。 三、后疫情时代 债务货币化可能导致货币废纸化 本轮疫情过后，由各国史无前例的债务货币化带来的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首先，本轮流动性投放的规模和速度远高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数据显示，2008至2018年，美联储共扩表3.5万亿美元，伴随准备金最大增长约2.7万亿美元。疫情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急速扩展约3.3万亿美元，准备金最大增长为1.5万亿美元。从各国救济政策的具体施行内容看，更多的财税支持将直接作用于企业与家庭部门，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显著提升。但由于隔离、停产等特殊原因对旅游、娱乐及商务消费形成阻碍，且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行风险中有所上升，导致消费需求没有出现相应的高涨，因此超发货币对物价上涨没有直接的作用。 2021年，在疫苗普及、隔离解除和企业复工复产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拜登政府推出的1.9万亿刺激计划大概率将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货币流通速度也将因此得以快速回升，而欧美等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短时间内不会立刻退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通胀快速上行。 其次，全球各主要区域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增长率下滑和老龄化迹象。以过去半个世纪来持续为全球规模化生产提供劳动力支撑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为例，其劳动人口增长率已由90年代的15%跌至1.3%，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加上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和跨境贸易的影响，也将打破原有的供求关系，抬高商品价格。加剧通胀风险。 最后，尽管货币洪水不一定会直接推升CPI与PPI指数等典型通胀指标，但资产价格上涨在所难免。而房价、股指等资产价格的上升会影响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判断，水涨船高将是资产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必然的联动效应。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15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相比去年增长2.3%。分季度来看，除了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出现负增长之外，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回暖，分别实现了3.2%、4.9%和6.5%的增速。 结合国家统计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初步估算，2020年我国GDP在全球总量的份额达到17.6%，相比2019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相对与美国经济的规模也由2019年的66.7%，提高至2020年的70.8%。 2020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得益于韧性强、灵活度高、具有充分自生恢复能力的产业链 在海内外遭受百年难遇新冠疫情冲击、外部经济普遍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疫情防控果断得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普遍性地抬升了各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而且明显增加了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不确定性，系统性地改变了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逻辑。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成为宏观经济能否恢复的重要先决变量。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国以果断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为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二是宏观政策灵活有力。疫情爆发之后，我国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实施了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围绕“六保”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以及若干政策直达机制，有力地缓解或缓冲了疫情的影响。总体来看，我国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宏观政策相对较为温和，货币政策仍处于常规区间，正规政府债务率仍不高，为未来留有较大余地。 三是复产复工及时高效。及时高效的复产复工，反映了中国经济产业门类完整齐全、产业链韧性强、灵活度高、自生恢复能力强的优势。这使得即便产业链上个别企业因疫情原因“掉链子”，相应的替代方案很快能够补上，避免了对产业链造成长期、严重的冲击。这在其他大部分国家是难以做到的。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看，出口的超预期增长是2020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出口超预期正是建立在复产复工这一前提基础上的。 总而言之，2020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充分印证了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强的一项突出能力——具有较强韧性、灵活性和自生恢复能力的产业链。不仅如此，即便受疫情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反而逆势转型升级，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些也为加快构建“内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底气，积聚了动力。 宏观供需格局正在高度结构化，2021年面临四点新挑战 2020年第四季度6.5%的同比增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潜在增长率水平附近；受基期因素和翘尾效应的影响，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大概率还将继续冲高。对此，应当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应当认识到这种高增速是疫情冲击之后形成脉冲反应的一部分，是对前期经济缺口的“填补”。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宏观经济所处的周期形态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尽管消费仍未完全恢复，但像去年一季度那样普遍性的需求不足和负向产出缺口已经不复存在，转而出现了高度结构化的宏观供需格局：一些领域需求反弹势头强烈，价格快速上行，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上游能源原材料行业体现尤为突出，以煤炭、石油、铁矿石、螺纹钢、铜、铝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出现了普遍性的价格上涨行情。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领域，如旅游、住宿、餐饮、线下教育、线下娱乐等，需求尚远未回复，处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状态。 高度结构化的宏观供需格局，将使得中国经济在2021年面临不同于2020年疫情期间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将显著推升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再通胀压力应当引起重视。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21年所处的宏观周期相位可能类似于2016年下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对PPI带来上行压力，并沿着产业链向一般消费品价格传导。而且，由于疫情在最终消费端的影响尚未完全褪去，届时下游中小微民营将面临“两头挤压”的局面，形势比2016年还要复杂。 二是金融风险形势复杂化，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受分子端和分母端的共同作用，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较快，大约提高了27个百分点。由此造成的压力将在接下来几个季度逐步显现。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须要未雨绸缪，信用债市场违约事件的扩散倾向也值得警惕。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刚性，中西部部分地方“三保”压力较大，也增添了今年财政政策力度把握的难度。 三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仍将对消费恢复形成制约。而资产价格上涨对少数高收入群体带来的“财富效应”，一方面难以形成有效需求，不利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着贫富差距和经济社会的“K型”分化。 四是随着出口增速触高回落，加之前期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影响，部分出口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会逐渐凸显出来。由贸易项目主导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原先“汇率-贸易收支”之间的自动平衡机制逐渐被打破，“资本和金融项目-汇率-贸易收支”新平衡正在重塑。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历提醒我们，这一转型之路并不平坦。2021年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节点性年份，对此，我国的宏观政策制定者、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都须做好充分预案，审慎应对。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5%，推动全年经济增速修复至2.3%。这一超出市场预期的总量性增速，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改善，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已经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展望下一阶段，从经济视角来看，居民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的加速回暖有望进一步增强内生增长动力，叠加经济政策的“不急转弯”，有望为2021年迎来复苏的暖春，进而为全年经济的平稳运行奠定基础。从金融视角来看，2021年的投资逻辑有望从“流动性驱动”转向“基本面驱动”。对于人民币资产而言，2021年风险类资产有望跑赢避险类资产，其中对接周期性的部分料将在上半年表现出众，而对接成长性的部分在下半年或值得长期布局。 中国经济，基本康复。在总量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0年四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同比增速为6.5%，较三季度抬升1.6个百分点。基于此，全年经济增速修复至2.3%，料将使中国位列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在结构层面，一方面，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3%，升至2019年3月以来的峰值，标志着供应链的修复基本完成，有望在全球疫情回潮的背景下维持供给侧的出口优势。另一方面，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4.6%，较三季度提升3.7个百分点，表明需求侧的修复正在逐步摆脱上半年相对滞后的状态。在民生层面，得益于2020年“六稳”“六保”政策的支持，单位GDP增速对就业、民生的托底作用有所加强。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去年同期相等，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过了2017-2019年疫前常态下的年均增长目标，表明疫情对社会民生的冲击正在加速褪去。总体而言，上述数据显示，四季度末中国经济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基本面韧性进一步巩固，这与我们2020年10月的预测报告相一致。 二零二一，暖春重归。我们此前的预测报告曾指出，2021年居民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有望加速回暖，从而强化“内循环”的复苏动能，引领中国经济的强势反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述逻辑正在得到进一步验证。其一，从居民消费来看，2020年12月就业数据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均与上年基本持平，有望进一步削弱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促使居民消费信心延续2020年8月至今的上升趋势。四季度消费升级类商品的销售提速，叠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的收窄，预示着伴随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农村地区的下沉，新的消费增量有望打开。其二，从制造业投资来看，四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0%，重归近年来的最高值，较2017-2019年均值水平的增幅进一步扩大。至12月， PMI新订单指数维持高位，而产成品库存指数则从近年来的低位逐步反弹，“主动补库存”趋势渐显。趋紧的生产能力，叠加2021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向好预期，有望推动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渐次反弹。基于上述两大引擎，同时考虑到全球疫情时代供给侧优势所支持的中国出口韧性，以及经济政策的“不急转弯”，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料将在一、二季度强势冲高，然后逐季回归至长期中枢水平，全年增速预计在9.2%左右。立足于此，虽然海外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新一轮刺激政策或将牵动美元指数的反复波动，但是人民币汇率预计将在双向浮动中保持总体平稳，年内有望触及6.40。 投资逻辑，因时而变。从经济看金融，由于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康复”，2021年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逻辑或将“与众不同”。有别于全球疫情时期的“流动性驱动”，2021年随着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逐步正常化，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逻辑或将切换为“基本面驱动”。如前文所述，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先冲高、后回归长期中枢。同时，作为“双循环”和“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新一轮的改革红利有望在下半年开始落地释放，而在监管新政策进行正本清源之后，数字经济的创新步伐有望在正轨上再度提速。因此，2021年上半年，以经济“深蹲起跳”为主线，人民币资产中对接周期性的部分将有更好的表现；下半年，以改革红利、数字经济为主线，富含成长性的部分预计将更具长期布局的潜力。总体而言，2021年人民币资产中的风险类资产有望跑赢避险类资产，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青睐有望进一步巩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历经艰难险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的结果。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过5年持续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会议强调，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只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议强调，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会议确定，明年要抓好以下重点任务。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要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要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 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大力提升国内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 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要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会议指出，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继续艰苦奋斗。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要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分类调整优化，留足政策过渡期。 会议强调，要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合理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要依靠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好农业生产，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要加强污染防治，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会议指出，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督查、督导等工作要规范进行，讲求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要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自觉赶上时代潮流。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继续深化社会治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疫情防控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严防死守，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要安排好“两节”市场供应，确保基本民生，做好困难群体兜底工作。 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2020年宏观经济：一波三折 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全民居家隔离导致消费冻结、工业生产停滞、工地停工，出口订单也接不了，春节备货产品积压，库存被动积累，企业预期也悲观，资本开支和产能的动力几乎没有。 所以一季度GDP只有-6.8%，部分第三产业更是因为没有人员流动成了重灾区，比如一季度批发零售的GDP同比是-17.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14%，住宿和餐饮业是-35.3%。 当时相对确定的只有金融业和信息技术行业，前者要多放贷款支持实体，后者有巨量的线上办公的需求，所以他们一季度GDP分别为6%和13.2%，受到的影响最小。 而且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年后第一个交易日大幅下跌，第二个交易日开盘下跌，但随着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而且都在家里不上班，没什么事只能把储蓄换成金融产品，所以股票市场很快就恢复了，尤其是创业板，不少股票陆续创新高，因为受益于线上工作替代。 到了二季度，国内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生产率先恢复，从4月开始多数企业复工都回到了2019年同期的8成以上。消费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出行受到了抑制，线下服务消费仍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疫情在海外爆发，出口的不确定性陡然提高，短期不少出口加工企业的订单出现了-30%以上的降幅，企业预期仍然不稳定。 不过经济总算是比一季度好了，但由于一季度单边宽松预期太强，货币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导致债券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传统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均不达预期，部分产品因净值化改造还出现了亏损，理财刚兑的神话有了动摇。由于经济基本面环比改善了，理财、信托、P2P等金融产品刚兑接连打破，投资者发现，股票其实挺好，所以巨量资金开始往股票市场转移，6-7月股票放量大涨。 就在大家对基本面都悲观的时候，转折突然出现了。 出口突然好了起来，出口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从大的角度看，因为中国疫情防控得好，生产能力也在一季度保住了，与国内对应的是，海外疫情持续扩散，又有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消费需求起来了，但由于工厂都是劳动密集的，没办法开工，所以全部转化为中国的出口。 出口从过去的极度恐慌变成了订单不足，产能高度饱和，不少订单都排到了2021年年中，在出口好转和美元持续下跌的驱动下，人民币汇率开始明显升值，集装箱也找不到了，运费价格持续上行。 在出口增速持续上行的同时，基建却频频低于预期，5月基建当月同比还能有10.8%，但后续就持续下行了，也就7%左右的水平。虽然专项债、特别国债和赤字扩大对财政有支持，但专项债对项目要求高，资金和项目必须一一对应，资金使用流程繁琐，导致项目需要的资金和专项债能提供的资金是割裂的。只是在7月开了棚改的口子后，专项债的资金使用才有加速。此外，经济顺周期动能增强后，逆周期措施逐步退出，对地方隐性债务治理高压也约束了基建投资。 虽然基建动力不强，但房地产开工的需求还是很强的，，一方面是因为一季度耽误了工期，后面有较强的赶工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房企对未来融资政策收紧有预期，于是加紧赶工，让房子能够达到预售条件，让前期没有交付的房子能够交付。 到了四季度，由于出口、房地产持续好转，前期库存明显去化，由于此前企业预期不稳定也不敢补库存，但现在突然发现库存不够了，而且经济一直强势运行，企业的预期也发生了改变，不得不主动补库存，订单不足、产能饱和企业也开始加速扩大产能，制造业投资终于企稳回升。 在经济内、外需均旺、主动补库存周期的推动下，四季度GDP同比6.5%，而2019年四季度GDP增速只有6%，不少地区还因为经济复苏出现了“电荒”，可见，2020年四季度经济恢复得还是不错的，也超过了市场6.2%的一致性预期。在四季度GDP高增长推动下，全年增长2.3%，同样超过预期值2.2%，中国也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全球一枝独秀。 要分析四季度GDP，先具体看一下GDP分项。 第二产业同比6.8%，在第三季度6%的基础上继续往上走，第二产业增长恢复得可以说非常好了，这与工业增加值高增长的趋势是一致的，11月工业增加值到了7%，而12月的工业增加值有7.3%，2019年工业增加值最高的当月同比增速也才6.9%。 工业产出的高增长必然需要经济总需求支撑，支撑工业产出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出口、制造业投资、汽车以及主动补库存需求等。 出口带动了下游的医药、家电、纺织、化工以及计算机电子产品，出口订单饱和和产能不足驱动了制造业投资，而制造业投资带动了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等。 2020年汽车持续受益于消费需求旺盛、政策利好和新能源车降价等红利，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 尽管推动四季度增长的主要是顺周期动能，但地产开工在融资收紧的预期下，仍有抓紧赶工的需要，再加上主动补库存推动，所以黑色、有色、非金属建材、上游资源的产出均有明显修复。 看完第二产业再来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同比6.7%，也处于加速复苏的态势，不过第三产业内部分化十分明显。 金融业和信息技术是第三产业主要的驱动项。金融业GDP受益于银行信贷投放多，而且股票市场成交很活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是第三产业另一个支撑项，海外疫情居家办公需求上升导致线上电子产品的订单（比如手机、平板电脑一类的）高增长、工业互联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也会推动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统计局给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推测，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与上年持平，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9%、7.0%，增速分别快于第三产业14.8、4.9个百分点。 但是，线下服务消费应该是没有恢复的，预计只能到去年同期的7-80%，类似批发零售、交运仓储、住宿餐饮等行业的GDP预计仍维持低位，而且现在局部地区的疫情似乎又有反复，各地春节也倡导不要返乡，看起来，线下服务消费的复苏还任重道远。 尽管四季度GDP同比6.5%，确实属较高的增长，但经济回归正常化仍路漫漫其修远兮。 主要是小微企业有被挤出的压力。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运费、限电和上游价格快速上涨，小微企业利润被明显侵蚀，能够转移成本的往往是有规模的大企业，因为规模优势可以转移成本，或者是有品牌或者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但小企业往往没有规模也没有品牌和技术壁垒。微观调研的时候，有不少小企业抱怨有单子但没钱赚的情况。更何况有些行业连订单都还没有明显改善，比如前面提到的线上服务消费。 从数据来看，12月PMI大、中型企业PMI均为52.7，但小企业的PMI只有48.48，较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的扩散分项持续维持在42.5-43之间，该指数扩张得快的只有融资分项。 小微企业生存难也约束了消费的扩张。小微企业好了，给老百姓发工资，才能让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有较快的修复。小微企业不好，受益的只是大企业或特定行业，再加上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资产价格上涨，只会加剧消费分层。体现在数据上，就是除了少部分高价奢侈品行业消费较为火爆外（比如白酒尤其是茅台持续涨价），大众消费品修复的速度是要慢于生产恢复的速度的。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因为小微企业目前还有恢复，贸然采取总量收紧的政策，没有了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支持，小微企业会倒一大片。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不搞“急转弯”，尤其是保住中小企业结构性政策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小微企业面临的状况有点像2017年，但政策在避免2018年“一刀切”的金去杠杆出现（当然，导致隐性债务扩张和流向房地产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要控的）。所以，近期可以看到，对中小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以及优惠税率都还在延续。 2 2020年12月经济数据解读 分析了全年和四季度GDP数据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2月单月的经济数据。 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11月的7%还要强一些，同样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市场预期的值不到7%，可能会在6.5%-7%之间。因为从高炉开工率、耗煤量、半钢胎开工率、PTA产业链负荷率等高频指标来看，12月是有放缓的，而且12月PMI生产指数分项也放缓了。 那么，工业增加值为什么会比预期要好呢？ 首先，工业增加值之所以走强，与经济主动补库存需求密切相关。所以超市场预期的主要在上游，比如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增速较11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 其次，制造业投资支撑了工业增加值。比如，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的工业增加值还在加速上行，再比如金属切屑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也维持高位，这均与制造业扩产能或设备更新改造密切相关。 最后，疫情反复的不确定和线上办公需求支撑了医药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高增长。 不过后续工业生产需要关注上游价格上涨带来的反噬效应。12月工业增加值在数据上已经体现了这一点，比如中下游的纺织、橡胶、汽车等行业的增加值12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行。 前面提到过，前半年，经济预期都是偏悲观的，经济主体的库存都比较低，生怕库存多了会卖不出去，按需生产。但由于经济需求恢复得比想象中得好，库存变得不够了，再加上企业预期也没那么差，就开始着急补库存了。 但上游库存也是有限的，有的是因为海外生产没有恢复或者有些贸易纠纷，比如铁矿；有的是因为冬季环保限产，比如焦煤焦炭；有的是觉得经济不好所以产能太保守导致应对不了现在井喷的需求，比如汽车缺芯片，汽车缺芯片这个事件算是较为典型的案例。疫情爆发后，由于对汽车产量预期悲观，全球芯片供应链储备是下降的，但万万没想到中国汽车产销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销能这么好，于是，汽车找不到芯片了。 当旺盛的主动补库存需求来了以后，上游只能选择不断加价了，如果实在没货，也就真发不出去了。由于上游缺货和涨价，开始挤出此前旺盛的生产环节，于是上游反噬生产就开始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小企业压力加大了，因为小企业转移成本定价能力比较弱，很有可能利润就直接被上游涨价给吞噬掉了。 再来看需求端。 房地产销售虽然继续反弹，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积同比分别为2.6%和8.7%，均高于前值1.3%和7.2%，不过从30城市高频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复苏的特点，一线城市表现较好，上半年是深圳，下半年是上海，都出现了成交量放大和二手房价格上涨的行情，但整体的房地产销售是一般。 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分化与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关。房地产表现好的地方，往往也是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受益于货币宽松和资产价格上涨，有财富效应。而大多数二、三线房地产市场萎靡是因为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特征，小微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没完成，买房压力就要大一些。 尽管房企融资政策收紧，预期变得不稳定，所以房企拿地的溢价率不高，而且拿地结构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倾斜，好在房地产销售目前还维持高位，内部现金流不缺，再加上部分城市也在年底集中供地，所以土地购置12月明显反弹。从数据来看，12月单月土地购置同比20.5%，土地成交价款22.9%，尤其是土地购置面积，较前值-15%明显反弹。 在房企融资收紧的预期下，只要房地产销售不出现剧烈下行，房企大概率会选择加快施工，符合预售条件后回笼流动性，以降低杠杆，提高安全垫。同时，由于前几年，房企的快周转模式导致新开工和竣工之间出现明显裂开，交房压力也会让房企推动施工维持高位。所以，房地产投资能维持7%的高位，新开工、施工面积增速也在加速上升的趋势当中。 至少看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撑不会快速走弱。但需要注意的是，短期来看，随着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复，有些地区已经提前遣返农民工返乡，工地已经停工，所以玻璃、纯碱、螺纹等建材相关的周期品价格在1月均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压力。 基建投资同比3.4%，基建投资继续低迷，持续低于预期，财政存款下降9000多亿，也低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基建持续低于预期的原因一方面是专项债提供的资金与项目所需的资金不匹配，导致资金淤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隐性债务严控和融资端被卡（非标压降、永煤事件后信用债发行下降）。 从明年来看，基建投资还是很难看到起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了隐性债务风险，而控隐性债务核心在于“严控增量、化解存量”。今年无论是赤字还是专项债规模，大概率都低于去年，再加上影子银行监管、城投发债分类指导、债券发行正规化等措施也会在融资端约束基建扩张。 2021年经济增长动能至少在上半年主要还是靠的是顺周期推动，逆周期调节措施应该是逐步退出的。 制造业投资累积同比3.4%，继续回升，但当月同比10.2%，较前值12.5%略有下行。不过从与制造业投资对应的工业产品产量和行业增加值来看，制造业投资继续向好的趋势问题不大。未来制造业投资取代传统的地产-基建产业链，成为驱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之所以这样判断，和主动补库存的道理是一样的。前期因为预期悲观，产能压得低，但出口好转后，订单过度饱和，然后企业才发现产能不足，海外产能也没完全恢复生产，所以只能由国内制造业企业做产能扩张，或者做存量设备升级改造。 更关键的是，美国财政刺激和房地产的复苏还会进一步加强，疫情这一时半会结束不了，海外工业产能大概率继续受限，再加上明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的基数也非常低，所以，制造业投资大概率会继续上行。 如果说2012年-2015年对制造业来说，面临着艰难的产能过剩、现金流枯竭压力，2016年供给侧通过去产能调整，活下来的基本是一批国内制造业龙头。到了当下，显然最需关注的是，在海外需求刺激和供给跟不上双重利好下，中国制造业即将出海，面向世界，一批世界级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正在孕育。 从12月消费数据来看，消费表现得较为低迷。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4.6%，前值是5%，增速下降了。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了4.0%。 从结构来看，无论是可选消费还是必选消费，12月较11月增速均有下行，可选消费同比7.4%，弱于前值11.2%，必选消费4.4%，也弱于前值6.3%，扣除汽车的可选消费是4.9%，也要弱于前值的7.7%。 消费增速不给力与居民收入增长修复得慢高度相关，消费的好转仅局限于部分奢侈品消费，而这是与资产价格挂钩的，与大众相关的消费与整体经济复苏挂钩，尤其是与广大中小企业复苏挂钩，但这块修复的进度显然是偏慢的。 而且随着局部地区疫情反复，部分区域疫情防控加码，线下消费和外出旅游消费春节还会处于冻结状态，12月非限额以上的餐饮收入就终结了此前持续回升的走势，同比从9.1%降到了6.3%，预计餐饮消费的萎靡还将持续。 消费数据的结构性亮点体现在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上。比如家用电器消费同比从5.1%提高到11.2%，再比如家具从-2.2%提高到0.4%，建筑装潢材料从7.1%提高到12.9%。很明显，房地产销售好，需要装修，需要买家具家电，房地产相关的消费成为了消费数据仅有的亮点。 总体来看，在小微企业好转，小微企业景气度向居民就业传导之前，消费都有可能是经济复苏的短板，先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恢复修复了资产负债表以后，才能看到消费的全面复苏，这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也意味着结构性宽松措施还能维持，政策搞急转弯的概率不大。 3 市场含义 经济确实处于强势的复苏进程当中，短期可能有疫情反复和上游价格涨太快的反噬效应，但海外财政刺激、房地产复苏并没有终结，看起来疫苗对抗疫情的影响也不是一回的事，所以，中国经济复苏的顺周期动能出口-制造业产业链至少在上半年还会延续。 全球库存目前还处于低位，而且由于前期企业对经济预期打得太悲观，但真实的经济需求表现得比企业预期的要好，所以，后续产能扩张也会修复此前悲观的预期。 从强势的经济表现来看，政策应该退，毕竟主动补库存带动物价上涨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由于小微企业压力仍存，消费复苏不及预期，结构宽松的政策措施又还会维持。 那么，在这一背景下，过度宽松预期肯定不可取，比如前期市场预期的降准就被证伪了。因为不搞急转弯不代表不转弯，虽然不提去杠杆，但宏观杠杆率的整体基调是稳定，这意味着信用扩张增速会与名义GDP考虑，而去年对抗疫情，GDP增速低迷而信贷快速扩张导致流动性外溢到金融市场的趋势很难看到了。 既然没有过度宽松，金融市场就不会有超额的流动性，投资者就不能对市场的整体回报率有太高的预期，机会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出口-制造业-进口替代自主可控的趋势下，一批世界级的制造业龙头正在孕育，这是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的。 既然市场过于宽松的预期消除，隔夜回购已经从1%以下回复了，回归中性。经济又处于确定的复苏趋势状况当中，疫情短期有扰动但又改变不了中期复苏的趋势，所以债券市场还是得谨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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